第2讲 财政经济上的变迀

    众所周知，清朝是从满洲偏隅之地入主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那么清朝入主中国前后，明朝的财政情况如何呢？我们有必要先做些了解。


    明末的财政


    财政问题是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明朝的征税方式十分烦琐。清朝的岁入岁出都以白银结算；而明朝的岁入岁出除了以白银结算，还可以用粮米、马料草等实物结算。一般来说，白银在中国不具有通货性质，但明朝真正的通货却是白银和部分纸币。明朝末年，纸币大幅贬值，除用于朝廷征收赋税和发放薪俸之外，逐渐不再流通。明初，一贯[9]纸币等于一两银；到明末时，一贯纸币竟贬至三厘[10]银。两下面的单位是钱、分、厘，所以三厘银只相当于三百三十三分之一两。也就是说，到明末时纸币只是名义上的通用货币，实际并不流通。不过直到万历以前，政府收支都有用纸币结算的部分。明朝实际流通的货币是铜钱和白银。由于铜钱运输不便，一般向远处运输军费时都会使用白银，因此白银占据着岁入岁出的主要部分。但因为明朝收支还有白银以外的结算方式，所以今天看来，明朝岁入岁出中的白银定额才会显得特别少。


    万历中期，据户部官员上奏，政府的岁入和岁出均为四百万两左右白银。到万历末期，政府支出急剧攀升，财政变得难以为继。其中的一大主要原因是日本征伐朝鲜时，明朝出兵造成了庞大的军费开支。万历年间，明朝四处征战，所耗费用中的最大一项就是出兵朝鲜的军费。这场战争历时七年，军费支出五百八十三万两白银，其余附属费用支出三百万两白银，总共支出八百八十余万两白银。这场战争对明朝财政影响极大，成为万历以后明朝国力衰弱的一大原因。


    明朝万历帝


    明代《平番得胜图》


    随后，满洲势力崛起。征伐满洲成为明朝的一大难题。仅征伐辽东，明朝就耗去了巨额军费。以往，朝廷的岁入和岁出均仅四百万两左右白银。可1619年时，朝廷岁出竟高达一千二百多万两白银。当然，政府的增收是通过提高赋税才实现的。到明朝灭亡时，朝廷岁出增至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白银支出增至定额的四倍以上，朝廷只好课以重税。最终，内乱四起，明朝在亡于满洲之前，先亡在了起义军的手里。


    清朝初期


    如上所述，财政问题是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随后，清朝入关，取代了明朝。清朝入主中原的一大有利条件是，不再需要开销明朝财政中讨伐自己的那部分军费。如此一来，明朝在万历到崇祯年间征收的重税便可一并免除。不过清朝在最开始时并未占领中国的全部省份，其岁入水平自然也不及明末，所以清初财政每年都入不敷出。但满洲偏安小国的野蛮之人入主中原做了泱泱大国的皇帝，就好比乡下穷苦农民突然来到京城有了百万身家一样，即使花销再大，也大不过明朝。明朝末年，皇室开销巨大。当然，历朝历代亡国前无不如此。清朝一方面来自乡野，另一方面以明为戒，所以皇室开销很小，财政也十分富裕。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a>帝，曾将明朝庞大的开支与清朝开国以来尤其是自己这一代节俭的花销进行过对比。


    宫廷的节俭


    明朝时期，宫廷开销巨大，宫内每年用银九十六万两。到清朝康熙帝时，宫内用银不及明朝十分之一，节省下来的都充作了军饷。明清两代不仅设有掌管宫中用度的光禄寺，还设有掌管营造工程事项的工部。光禄寺每年送到宫内的用度明朝时期为二十四万两白银，到康熙帝时则锐减至三万两白银。此外，清朝在柴炭、营造修缮等方面也很节俭。工部开销先是减到二三十万两白银，后来又减至十五万两白银。宫中仆人数量也少了很多。康熙帝在位时，据一个明朝时就侍奉宫中的老太监说，明朝宫中脂粉费用每年高达四十万两白银，顺治</a>帝入主北京以后将其悉数废除；明朝有宫女九千人，更有宦官十万余人，由于要给这么多人供应伙食，一不留神便容易漏发，所以宫中常有人因此饿死。虽然老太监的描述可能有些夸张，但明朝宫廷情形确实如此。而据康熙帝所说，清朝宫中男女仆人总共不过四五百人。因此到康熙帝时，光禄寺费用才能从明朝的六七十万两白银减至四五万两白银，工部费用也从每年一百万两白银减至十五万两白银。总之，如同乡下人有了百万身家一样，清朝皇宫上下厉行节俭，砍去了很多之前的花销。所以到康熙末年时，清朝国库便有了大量存银。至于库存数额，却有许多不同的记载。当然，中国的统计偏差较大是常有的事。据魏源</a>说，虽然康熙帝十分节俭，但1722年时清朝国库存银不过八百万两。还有人说，1709年时清朝国库存银已有五千多万两。虽然八百万两和五千万两相差甚远，但二者可能都不为错。或许前者只算入中央财政，后者还加入了地方财政，计算方法不同才导致如此差别。总之，清朝国库有了存银是不争的事实。


    中年时期的康熙帝


    如上所述，清朝厉行节俭，力图减轻人民的负担。当然，这可能也是因为清朝以外族入主中原，需要在笼络人心上下功夫。


    人丁税的废除


    清朝减轻人民负担的手段之一就是废除人丁税。人丁税始于明代，与人头税不尽相同。男子从十六岁到六十岁都会被课以人丁税，且不同地方的税额差别很大。人丁税低的地方，每人只需缴纳一分几厘白银；人丁税高的地方，每人则要缴纳四两白银，甚至更多。这种不均衡是明末动乱导致的。总之，每人平均需缴纳人丁税二钱[11]，相当于今天日本的二十五钱左右。1740年以后，人丁税废止，改为摊入地税一并征收。由于是摊丁入地，所以也称不上完全废除了人丁税。那为什么说它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呢？朝廷原本规定，征收人丁税时每五年统计一次人丁，对在此期间新增人丁征收人丁税。但1740年以后，五年一度的人丁统计废止，人丁税开始摊入地税征收。由于每年的地税是一定的，不会增加，所以人民的负担自然有所减轻。


    雍正</a>帝的财政政策


    清朝在减轻人民负担的同时，还设法增加国库收入。雍正帝执政虽然仅有十三年，却在财政方面功绩卓著。雍正帝精通禅学，为人严肃，喜欢搞密探政治。他当政时还有过这么一桩逸事。有一天，京城的一位大臣在家里和朋友玩骨牌时丢了张牌。三四天后，他上朝面圣时，雍正帝恰好问起他那天那个时辰在干什么。这位大臣如实相告，说自己当时正在玩骨牌，不胜惭愧。雍正帝听后龙颜大悦，直夸他诚实可嘉，还拿出那晚他弄丢的骨牌还给了他。显然，雍正帝在这位大臣身边安插了密探。雍正帝喜欢大搞密探政治，但同时他大力整饬财政，在位仅十三年，便使清朝财政变得十分富裕。雍正帝虽然与众兄弟之间的关系十分恶劣，甚至曾将自己的兄长处以刑罚，但仍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政治家。


    雍正帝坐像


    耗羡归公


    雍正整顿财政、增加收入的一大举措就是实行耗羡归公。如果税款中途减损，必会危及政府收入，所以，地方官在征税时会加收一份保险金，以防不测。这份保险金就是所谓的耗羡。在不同的地方，这项附加税差异巨大。加征少的地方，像浙江杭州一带，每两白银只加征四分；加征多的地方，每两白银则加征二钱。耗羡自古就有，算作地方税收机构的杂项收入。但实际上，耗羡收入均被地方官吏私吞。后来，雍正帝严令禁止官吏私吞耗羡收入，要求一律上缴中央。朝廷税收因此平均增加一成甚至一成二三分。作为补偿，雍正帝另给地方官吏发放一项补贴，即养廉银。然而，这并未根除官吏的贪污腐败。少了耗羡这项额外收入，官吏们自有别的办法横征敛夺，所以百姓税收负担依旧沉重。总之，这些措施使清朝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捐例和盐课


    自古以来，每逢重大变故，中国朝廷就会卖官鬻爵，谓为捐官。譬如，出几百两就给你一个知县来当。时局动乱之际，捐官之风更是大行其道。雍正帝时，朝廷认为捐官不过是捐个候补，实际能否上任都还两说，索性每年都开捐例。当时仅靠捐官一项，朝廷每年就可增收三百万两白银。


    此外，随着世道变得太平、人口不断增长，人们的食盐消费量也大幅增加。较之清初，乾隆</a></a>时期每年盐课增收多达三百万两白银。


    关税


    中国在自己的领土内设有关卡。日本德川时代的关卡主要是为了检查过往行人，而中国的关卡主要是为了对过往货物征收税费。虽然以前的关税收入只够关卡的经费开支，但天下太平、没有战乱之时，舟车络绎，货物流通，雍正乾隆时期的关税收入变得十分可观。这也是雍正末年朝廷收入大幅增加的一个原因。


    雍正帝时，国库岁入约四千六百万两白银，每年都有结余。雍正末年，国库结存六千多万两白银。但蒙古、新疆等地用兵花去一半左右。乾隆初期，国库只剩二千四百万两左右白银。


    乾隆时期的全盛


    乾隆时期虽然是清朝的一大治世，持续六十年之久，期间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征战。我们已经讲过，这些征战花费巨大——既因将领们私吞军费，也因战争结束以后朝廷赏赐极其丰厚。总之，乾隆时期的开销与清初形成了鲜明对比。乾隆帝为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用兵花费三千万两白银。可在此之后，国库仍然存余七千万两白银。1776年，长江上游险恶地段大小金沙江流域发生叛乱。朝廷为平乱花费七千万两白银。可同年的上谕中写道，支出这笔军费以后，国库存银仍有六千万两白银。到1781年时，清朝国库存银更有七千八百万两。而且乾隆年间，朝廷曾先后四次免除全国地税。虽然听来不可思议，但当时的朝廷账本《赋役全书》上所列的地税税额——每年本该上缴朝廷的三千五百万两白银——被悉数免除了四次。此外，清朝每年都会从南方七省往京城运送粮米，这项税收也曾两次被乾隆帝免除。实际上，虽然上缴中央政府的地税免了，但百姓并未享受到名副其实的恩惠，所以乾隆帝的这些做法也颇受争议。以前，地方官吏征税往往任意加派，中饱私囊。地税全免以后，正税没了，附加税自然不复存在，官吏收入必会大减。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政府收入减少确实不假，但地方官吏依旧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皇帝虽因减免赋税赢得美名，人民却没得到真正的实惠。总之，政府免除税赋确有其事，国库收入自然也有所减少。


    由于生逢盛世，国库充盈，乾隆帝十分喜欢四处巡幸。譬如，他曾以带皇太后领略江南美景聊尽孝道为由，不远万里从京城到南京、苏杭一带游玩。乾隆帝一生南巡六次，开支巨大，所到之处还一再减免租税。六次南巡花费加上此前普免全国地税、豁免南方七省漕粮，朝廷收入总共减少两亿余两白银。即便如此，1786年清朝国库存银仍有七千万两。总之，乾隆帝时期的国库十分充盈。


    此外，乾隆帝自恃天下太平、国家强盛，便增发武将士卒的薪俸，增补兵力。每年的军费支出因此增加三百万两白银。当时也有人提出异议。譬如，时任地方官的名臣阿桂</a>就上奏劝阻道：“增支三百万两白银救济穷困武将，若作一时之计并无大碍，但如果成为常例，每年就得额外支出三百万两白银，对以后的财政会很不利。而且国家收入基本确定，也没什么特别的增收，骤然增加三百万两白银岁出怕是不妥。”可乾隆帝坚持增加武将士卒的薪俸，称“岁入每年增加五百万两白银，而薪俸增支不过三百万两，并无大碍。”


    总之，清朝开国以来的这一百五十年间，朝廷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清朝进入全盛时期。只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吏千百年来都一个模样。百姓既不会因为朝廷的善政过得更好，也不会因为朝廷的恶政过不下去。只要不是连年战乱，人口数量就会不断增加。而且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荒地被逐渐开垦，国库收入就会不断增加。而国库收入增加以后，朝廷就会变得奢侈起来，开始大兴土木。文学也日渐繁荣，呈现一片粉饰太平的气象。因此，中国历朝往往都是在中间的第四五代时达到鼎盛——这并非因为某个帝王特别伟大，只是规律使然。


    乾隆帝南巡，护卫皇驾的队伍绵延不绝，耗费甚巨


    乾隆帝驾临苏州


    衰运


    清朝历经一百五十年左右进入全盛期，之后便渐渐走向衰落。历史学家就其衰落原因做过许多研究。研究发现，清朝由盛转衰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之一是岁出的增加。也就是说，乾隆末年到道光末年六十年岁出的增加，使清朝走向了衰落。


    皇族的增加


    清朝岁出增加的原因之一是皇族的增多。中国皇族人数众多，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a>叔伯一脉也是皇族，称为宗室。皇族族谱每十年编续一次，保存在奉天和北京宫殿，满满地堆在一个大库房里。而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祖父的兄弟一脉是准皇族，称为觉罗。宗室俗称黄带子，有系黄色腰带的特权；而觉罗俗称红带子，有系红色腰带的特权。清朝皇族数量庞大，刚入主北京时不过两千余人，到道光末年却多达三万人。这是中国的制度使然，不仅清朝如此，明朝也一样——明朝末年的皇族数量多达十万人。总之，清朝皇族人口不断增加，如今若再统计一番，想必数目更惊人。随着皇族人口增长，宗室俸禄自然不断增加，皇室开支也越来越大。不过，中国宗室的待遇远不及日本皇族优厚。常有北京宗室愿以每月五元、七元的报酬来日本教授中文。总之，皇族人数增加使皇室开支大幅增涨，成为清朝岁出增加的原因之一。


    地税的积欠


    清朝岁入减少的原因之一是地税的积欠。地税积欠事关重大，这也是清朝所谓的仁政所致。中国每隔十年左右都会清查拖欠地税，无望追加的便一概豁免。开此惯例以后，地方每遭遇灾难，便以灾情严重、无力缴纳为由，陈请朝廷准予延缓，拖上十年等着被一并豁免。有这等有利可图的仁政，地税积欠自然愈发严重。康熙至雍正年间，地税每年积欠六十万两白银；到乾隆道光年间时，地税每年积欠高达二百万两白银。如此一来，账面上虽有大量的应收税款，实际收入却在不断减少。而这都是清朝引以为豪的仁政带来的结果。譬如，天灾地变时不缴地税，开垦新地时也不缴地税等等。直到今天，清朝仍然根据乾隆帝时期修订的《赋役全书》征收租税。因此，即使某条河流发了洪水，使沿岸两个县城的面积一个变大，一个变小，两县地税也仍仿照旧例征收。而这必将造成面积减少的县城积欠的地税增多，面积增大的县城却无需缴纳新税。


    道光帝


    还有一个看似会造成财政收入减少，实则不然的情况。随着八旗人口不断增加，相关开支看似也会攀升，但实际并非如此。与日本德川时代的旗本制度一样，八旗的总体俸禄是确定不变的。所以即使八旗人口增加，朝廷支出也不会增加。


    我们从1845年到1849年的岁入岁出，就能看出清朝收入的减少情况。清朝岁入定额四千五百零十七万两白银，1845年时，清朝岁入四千零六十一万两白银；到1849年时，清朝岁入减至三千七百零一万两白银。收入大幅减少，支出自然也随之减少。由于经费支绌，兵饷发放便不按定例，只有七成八成不等。总之在中国，政府很少全额支付应付款项，以至于如有全额支付的情况还会在文书中特别注明。当然，这也是财政收入减少不得已的举措。以上就是清政府收支的相关统计以及清朝走向衰落的财政原因。


    物价的上涨


    此外，清政府财政遭受极大打击与物价连年上涨脱不了关系。距今三四十年前，大名鼎鼎的冯桂芬</a>对清朝的物价上涨做过调查。长毛之乱时，冯桂芬曾派上海士绅手持自己亲笔书函，乘坐轮船前往曾国藩</a>的大本营安庆乞求援师。曾国藩展信之后，对冯桂芬赞不绝口，称“东南大局，不出君一书也”。冯桂芬是中国改革派的先驱人物。如今来到日本的康有为</a>最早提出的变法主张大多取自冯桂芬之说。冯桂芬精通西方数学，绝顶聪明，曾为一甲及第的进士，后来加入李鸿章</a>幕下充当其谋士。冯桂芬就物价的上涨做过很多调查，在此我举例说明。康熙帝喜好西方学问，曾经命人编纂以介绍西方数学为主的《数理精蕴</a>》。在《数理精蕴》中，数学题目里的物价与编写此书时的实际物价大体相同。冯桂芬指出，注意到这点后再读此书就很有趣。譬如，春秋</a>两季祭祀孔子</a>时，会以羊作为祭品。据《数理精蕴》的题目可以推测，康熙帝时，每头羊的价格为一钱八分，相当于日本的二十四五钱。而冯桂芬所处时代，一头羊的价格已经涨至康熙时期的六倍。此外，冯桂芬还在韩桂舲家里看过一本旧账本。那是一本顺治年间的账本，当时清朝才刚入主北京。据账本所载，当时木瓦工匠的工钱一天约二十八文[12]，儿童工钱折半。但道光初年时，木匠的工钱为八十四文，是顺治时期的三倍。再到后来的咸丰同治时期，也就是冯桂芬所处的时代时，工钱竟涨至八倍于清初的二百二十文。总之，物价上涨也是造成清政府财政窘迫的原因之一。


    冯桂芬


    银价的变化


    银价的变化也对清朝整体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清朝初期，一两白银可以兑换七八百文铜钱。可据冯桂芬说，这些铜钱只够如今银价的十分之四。也就是说，顺治到咸丰年间，银价翻了一倍，给了清朝财政沉重一击。此外，清初兵饷是每日五分，相当于日本的六到七钱。长毛之乱爆发以后，乡勇应时而生，并被设为官军，那时的兵饷已经提到每日二钱，相当于日本的二十六七钱。如此一来，每逢浩大工程，清朝都需支出巨额费用。清初黄河泛滥，每次治理需花费一百万两白银。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每次治理黄河竟需花费上千万两白银。总之，政府花销日益增加，收入却未有太大增长。


    物价飞涨使清政府财政日益窘迫已经显而易见。那银价上涨为何又会造成清朝的财政困难呢？这与清朝的制度大有关系。中国百姓缴纳地税并非全以白银缴纳，还会用铜钱缴纳零头。官府将铜钱兑换成白银以后，再一并解送北京。假设官府按照银贱钱贵时一两白银折算两千文铜钱的官定比价征收税款（当然，若以铜钱缴税会有所加征），随着银价越来越贵，铜钱越来越贱，以前两千文铜钱可以兑换一两白银，如今可能需要三千文铜钱才行。这样一来，政府收入自然大幅减少，给清政府财政造成极大损失。


    银价上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主要原因是印度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导致白银外流。众多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大力提倡禁烟，最终引发鸦片战争，耗去巨额军费，也是其中的一大原因。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每年都有本币外流，和日本长崎贸易的情形是一样的。这种不平衡的贸易使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银价不断上涨。所以，早在太平无事的道光咸丰年间，清朝财政就已日趋枯竭。


    军费的增加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近来的局势了。前面也说过，当前清朝的最大问题就是军费开支浩繁。由于八旗、各省绿营等传统官军不堪重用，清朝只好招募乡勇。如此一来，朝廷除了要为八旗、绿营发放兵饷，还得给乡勇发放兵饷。平定长毛之乱时，清政府因为无力筹措军费，开始征收厘金税。


    厘金税


    厘金税是清朝在内地各省设立局卡[13]，对往来货物征收的一种过境税。自开征以来，厘金税收入不断增加，近年来收入高达一千万两甚至两千万两白银。起初，朝廷深知厘金税是一大恶税，再三声明一旦战事结束就立即停止征收。可仗打完了，乡勇却无法遣散，所以废止厘金税一事便不好再提。1894年以后，清朝开始寻求变革，在以往的旧式兵和义勇兵以外，又编练新军。这支新军名义上有二十个师团，自然还需要一笔新的开支。虽说绿营和义勇兵力在此期间都有所减少，但军费在旧有的基础上还得一加再加。就好比日本的本膳料理[14]，上完本膳 ，还有二膳、三膳等着要上一样。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储存鸦片的仓库


    英国鸦片走私船


    新旧制度的重复


    除了军事经费，清朝的行政经</a>费也逐年攀升。譬如，清朝国子监的经费由朝廷下拨；后来京师大学</a>堂开办时，便只能另拓财源，维持开支。诸如此类，在原有基础上兴办各种新式机构，必然会扩大开支，增加岁出。道光末年，岁入岁出定额均为四千五百万两白银，但实际收入和支出都只有三千七百万两白银。中日甲午战争时，岁入和岁出翻了一番，约为八千九百万两白银。当然，对外贸易当中增收一千万两关税、盐税增加等都是朝廷增收的原因。总之，道光末年到现在十八九年间，朝廷的岁入和岁出均翻了一番。近来，清朝全年收支均高达三亿万两白银，可见财政膨胀多么严重。日本财政虽然也在不断膨胀，但明治维新以后，财政政策早已焕然一新。近来财政依旧吃紧，政府上下不得不厉行节俭。即便如此，仍然有人主张整顿税制。反观中国，财政收支从四千几百万两白银增至八千几百万两白银，如今更是高达三亿万两白银。清朝财政膨胀如此严重，却仍旧采用以往那套财政政策，不见任何革新整顿。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纵观中国历史，每个王朝即将走上末路时都会发生一个现象，建国初期较之地方财政比例很小的中央财政，会在末路前夕极度膨胀，其中尤以皇室开支最严重。这几乎成了千古不变的铁律。明朝末年就是如此。明朝岁入定额四百万两白银，明末时期增至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都被用于皇室开支。譬如，1599年明朝太子大婚时，朝廷下诏称需要两千四百万两白银。可当时即使把户部翻个底朝天，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皇帝便令人严查各省积银。中国自明朝以来，各省都有几十万两的积银。尽管制度上规定这些归地方存留，可朝廷还是将其据为己有，用来为太子操办婚礼。后来，中央财政日益膨胀，皇室直到明末都还十分富有。所以，明朝征伐满洲兵败需要增派援兵，但户部又拿不出钱时</a>，还曾请求动用几十万两的皇室财产充当军饷。总之，中国王朝走上末路时，皇室财力一般都很雄厚。如今的清朝也不例外。


    皇室的资产


    如今清朝皇室究竟有多少资产不太好说。但我某天在报纸上看到，据袁世凯</a>调查，清朝皇室的金银不下几千万两。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皇室手头之所以如此富裕，是因为除常规收入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入项，譬如皇室从官吏手中收取的贿赂。通常，贿赂都是官吏向百姓索取的。可在中国，皇室也会带头受贿，地方大员几乎人人都向皇室行贿。尤其在西太后慈禧时期，各地官员为了讨太后欢心，更是年年献礼，而献礼主要是送钱。此外，知县等进京接受召见，竟也要由吏部登记入册，成为升迁考核的标准之一。而要想进京觐见，就得花钱铺路。如此一来，皇室就会直接从官吏手中收受巨额贿赂，自然会积攒许多与政府收入无关的私产。所以，西太后慈禧手中有个几千万两也不足为奇。


    此外，中央政府的费用近年来也大幅增加。1893年财政岁入八千九百万两白银当中，五千三百万两都划归中央，只留给地方三千六百万两。近年，岁入扩大到三亿万两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所得也仍与那时相差无几。总之，中央政府的经费不断扩大，占据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尤其是1900年以来，中国的中央集权更有日益加强的趋势，中央财政也因此不断膨胀。


    老年时期的西太后慈禧


    财政和国运


    紧随中央财政收入飙升、皇室收入膨胀而来的，一般就是王朝的灭亡。清朝的形势会如何变化，无论从财政还是兵力方面都很难说，但如果不及时对税收、货币制度加以整顿，从根本上改革财政政策的话，纵使政府以武力成功镇压革命党，不远的将来，朝廷也依旧会因财政问题而陷入一筹莫展、束手无策的境地。日本也有过一样的情形。胜海舟伯爵[15]认为，德川幕府的倒台并非因为败于萨长联盟，而是由于德川幕府末年时期的财政难以为继。胜海舟在幕府即将走上末路之时，十分关注政府的财政情况，这点想必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从这点来看，如今的中国与当时的日本幕府命运颇为相似，财政终有一天会不堪重负。


    以如今形势来看，一周左右清朝估计还是挺得住的。所以，下次我会视到时的情形，来讲讲清朝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