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法兰西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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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赛发生疫情——一名巴黎医生对蒙彼利埃疫情的记录——阿维尼翁遭受瘟疫重创——低地国家某教士对瘟疫后果的记录——教皇御医居伊·德·肖利亚克——瘟疫四散传播——南吉斯的威廉对巴黎疫情的记录——腓力六世问计于医生——诺曼底的疫情——亚眠的疫情——图尔奈圣马丁修道院院长吉勒·利·穆伊西斯的记录——西梅翁·吕斯记录的14世纪法兰西人的生活状态——瘟疫后阿拉斯镇困难重重


    瘟疫在意大利爆发时，也在法兰西南部现身。据1348年写于阿维尼翁的一份记录，瘟疫是由三艘热那亚船中的一艘带到马赛的。马赛人发现热那亚船将瘟疫带了过来，便迫使它们离去。因此，马赛瘟疫开始的时间应该在1348年1月的头几天，尽管有一份记录认为瘟疫爆发的时间是1347年的万圣节（11月1日）[1]。法兰西这个南方大港口城市的死亡数字与意大利人口稠密城市的死亡数字大体相当。据说一个月内，马赛及周边地区便有五万七千人因瘟疫而死[2]。一份编年史说，其间，“主教连同大教堂的全体教士，还有几乎所有的托钵修士、宣教士和小兄弟会修士，以及三分之二的居民都死了。”该编年史还说，海上偶尔可见满载着货物的船只随波飘荡，船上的舵手和船员都因瘟疫而死[3]。另一份描述马赛瘟疫后的景象的记录说：“死人太多了，该城就像从未有人住过一样。”[4]有趣的是，英格兰医生、牛津大学</a>墨顿学院的威廉·格里桑在这次瘟疫中得以幸存。当时，他在著名的蒙彼利埃医学院学医。瘟疫爆发时他正在马赛实习。两年后，也就是1350年，他去世了[5]。


    马赛


    马赛因受瘟疫袭击而死者遍地


    马赛市政广场上躺满了死于黑死病的人


    蒙彼利埃的疫情更加严重。当地十二名地方法官或执政官中有十人去世。无数修道院几乎无人幸免。当地多明我会成员众多，约有一百四十人，据说只有七人幸免[6]。巴黎医生西蒙·德科维诺可能目睹了蒙彼利埃的疫情。1350年，他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经历。西蒙·德科维诺的诗歌的寓意与薄伽丘作品的寓意相同。其作品的意义在于，西蒙·德科维诺和薄伽丘一样是瘟疫的目击者，并且因为西蒙·德科维诺受过医学训练，所以他关于病征的记录就至关重要了。西蒙·德科维诺将该病称为Pestisinguinaria，即东方的淋巴腺鼠疫。据其描述，病人先是腋下或腹股沟灼痛，接着灼痛扩展至心脏区域。随后，身体的重要部位高烧，心脏、肺和呼吸道成为主要感染区域，病人体力迅速下降，很快病入膏肓，不能对抗疫病了。


    西蒙·德科维诺注意到该病的一种独特现象。他写道：“每个人身上都可以看见瘟疫的印记。病人脸色苍白，令人恐惧的末日显示在病人的额头上。只要看看这些男男女女的表情，就能读出瘟疫侵袭的痕迹。病人面色苍白，说明已经染病。病人大限将至的预兆也会在脸上显现。气候对这种怪病毫无影响。无论天冷还是热，该病都在传播。无论地势高低，无论空气干湿，都会招致疫情。冬季至寒之日和夏季酷热之时，瘟疫传播一样迅速。”


    毫无疑问，该病具有传染性。西蒙·德科维诺写道：“一旦瘟疫入门，几乎全家遭难。”瘟疫传染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一个病人“能感染整个世界。触碰甚至呼吸都足以传染该病。”那些为病人提供服务的尽职尽责的人被感染了。“神父，这些令人尊敬的灵魂医生，在提供灵魂援助时，仅仅因触碰了一下病人，或吸入了病人呼出的气体，便被疾病抓住。神父甚至会在为之提供服务的病人前死去。”病人的衣服自然被当成了传染源，人们甚至怀疑病人房中的家具也能传播瘟疫。西蒙·德科维诺写道，这场天罚来临之际，蒙彼利埃的医生比其他地方多，但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染病而亡。可见医术对瘟疫的效果微乎其微，或者说没有效果。


    据西蒙·德科维诺对蒙彼利埃瘟疫的记录，穷人死亡人数最多，因为穷人生活艰苦，更容易感染疫病，并且穷人条件有限，不能像富贵人家那样去求医问药，从而获得一线生机。至于瘟疫的传播情况，西蒙·德科维诺写道：“因病而死的人远远多于劫后余生的人。现在（1350年），各个城市人口锐减。数以千计的房子大门紧锁，数以千计的房子四门大开，房主及住在房子里的人都死掉了。”最后，西蒙·德科维诺见证了瘟疫中幸存的人道德上的堕落。西蒙·德科维诺认为，这样的天罚定会对世人的德行产生不好的影响[7]。


    瘟疫从马赛向北沿着隆河谷飞快传播，向西经过朗格多克迅速传播。同样，瘟疫也从蒙彼利埃飞快地传播开来。纳博讷的瘟疫始于1348年大斋节[8]的第一周，据说当地居民有三万人死亡。确实，这次天罚如此可怕，致使这座古城再也没有从瘟疫造成的荒凉破败中恢复过来[9]。


    瘟疫进入法兰西后，很快波及阿尔勒，当地居民死亡大半[10]。早在1348年1月，瘟疫便抵达阿维尼翁。这是行事武断的教皇克雷芒六世在阿维尼翁任教皇的第六年。人们还没意识到这场可怕瘟疫到来的迹象前，加尔默罗会已经有六十六人被瘟疫夺去生命。瘟疫爆发的头三天，据说有一千八百人死亡。瘟疫在阿维尼翁肆虐了七个月，死亡人数达十五万，其中就有上文提到的彼得拉克的密友劳拉·德·诺韦斯，她死于1348年3月27日，当天正是受难节[11]。甚至连英格兰都注意到了阿维尼翁人的大量死亡，并进行了评论[12]。据说，大量犹太人因居住地卫生状况糟糕而死亡，而住在阿维尼翁的西班牙人因其优渥的生活而易病，死亡人数与犹太人相当[13]。


    居民的大量死亡很快引起了恐慌。一位描述教皇克雷芒六世在阿维尼翁生活的作者说：“几乎人人自危，不管是谁，只要身上长了溃疡或疖子，别人便离他远远的，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亲密。病榻之前，纵父子亦不再相亲。无论是谁家，只要有一人染病去世，其他人也很快被传染，一起进了坟墓。即便是家里的动物，猫啦、狗啦、鸡啦，也死去了。因此，出于对发生在眼前的一切的惧怕，能逃的都逃了。结果，一些本来能挺过来的病人因无人照顾而死去。还有许多人染了病，别人认为其回天无望，必死无疑，便将病人抬到墓坑埋了。所以许多人其实是被活埋的。”


    该作者注意到了教皇克雷芒六世值此危难之际展示出的仁慈。教皇克雷芒六世派医生去照顾病患。“因为平时的墓地不足以埋葬那么多死者，所以教皇购买了一大块土地作为埋葬死者的墓地。这里埋葬了无数死者。”[14]


    瘟疫在法兰西各个阶层传播，上至贵族阶层，下至平民阶层


    瘟疫吹起号角


    黑死病流行期间染病而死的人和动物


    低地国家[15]的一个传教士正在阿维尼翁。他给布鲁日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关于阿维尼翁疫情最重要最独特的记录。瘟疫爆发时，他随一名红衣主教正在去罗马教廷[16]的路上。他记录道：“疾病的感染过程可分为三种。首先，肺部和呼吸系统得病的人，只要这些部位腐烂，甚至只是稍微染病，无论如何也难逃一死，活不过两天。奉教皇敕令，意大利许多城市以及阿维尼翁的医生做过许多检查来确定病源。解剖了许多尸体后，人们发现，那些突然死亡的人都有肺部感染和咯血的现象。当时该疾病最让人恐惧的地方是它能够传染，因为染病的人死亡时，那些去问病的、去拜访的或其他与病人打交道的人，甚至抬着病人入葬的人，都很快随病人而去了。人们不知道应当如何保护自己。”


    “目前，除第一种形式外，该疾病还以另外一种形式流行。病人腋下出现脓肿，有这种症状的人死得也很快。同时流行的第三种形式是，无论男女，腹股沟处都长了肿块。与前两种形式一样，这种形式的疾病很快致人死亡。疫情实在太严重了。医生因害怕感染不敢为病人看病，即使病人乐意倾其所有，也找不到医生。父亲不去探视病中的儿子，母亲不去看望染病的女儿，哥哥不去问候病中的弟弟，儿子不去拜谒病中的父亲，朋友熟人亦是如此。事实上，不管血缘关系多么亲密，没人会去拜访病中的人，除非这个人不要命了或愿意马上随病人而去。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仅仅出于对别人的爱而死掉了。这些人本来能避免一死，但他们没有。出于虔诚和博爱，他们仍然去看望了病人。”


    修女们正在熬制药物治疗瘟疫患者


    医生解剖女性死者尸体寻找病源


    医生解剖男性死者尸体寻找病源


    “简而言之，阿维尼翁有一半人甚至一半多的人死去了。城墙之内，七千多所房子大门紧闭，无人居住，原来住在房子里的人都死掉了。城郊也难觅人踪。教皇买下了附近的一块地作为公墓。自3月13日起[17]，这里已经埋葬一万一千具尸体。这个数字不包括那些埋在圣安东尼医院墓地、宗教团体墓地及阿维尼翁其他墓地的人。我不得不提一下阿维尼翁周边地区。除了两个小门外，马赛所有城门都关了，这里五分之四的人已死。”


    “普罗旺斯省所有城市和乡镇都是这样。瘟疫已经穿过隆河，直抵图卢兹，在乡村和多个城市肆虐，愈演愈烈。由于这次大瘟疫，人们惧怕死亡，因而都不敢与那些有亲人死于瘟疫的人说话。因为人们都说家里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几乎所有的亲人都会随之而去，大家都相信这一点。病人没有亲人照顾，只有狗陪伴左右。健康的人将食物放在病人旁边供其吃喝，然后便飞快地逃离房子。人死之后，一些被称为“加伏提”的粗汉，会收取巨额报酬后将尸体运到墓地。亲友不会来探视病人，甚至神父也不会来听病人的临终忏悔或给他们行临终圣事。身体健康的人只知道关心自己。一些富人死后，那些粗汉将之抬到墓地。没有蜡烛。除了雇来的哭丧人外，没有人送葬。这样的事情天天都有。尸体过处，街上的人们纷纷往家里跑。那些抬尸体的加伏提尽管身强力壮，但也难逃一死。习惯于从富人那里领面包吃的穷人们都死了。于是，平日里富人们每天要施舍六十四袋麦子来做面包，每袋麦子能做五十条面包；现在每天只需施舍一袋麦子，有时半袋就足够了。”


    “据说从1月25日到今天（4月27日）三个月里，阿维尼翁共埋葬了六万二千人。教皇经过深思熟虑，于刚过去的三月中旬，将复活节前的时间定为特赦期。特赦期内，只要向上帝真心忏悔，即便突然因病去世，也能得到上帝的原谅。教皇下令每周要组织忏悔游行，唱诵连祷文。据说，有时来自周边的两千民众参加了忏悔游行。其间，男男女女赤着脚，有的穿着麻布忏悔服，有的在头上撒灰表示忏悔，泪水涟涟地走着，撕扯着自己的头发，用鞭子抽打自己，直至血流如注。有时，教皇也会亲临宫殿附近的游行。这一切从何而始，从何而终，只有上帝知道……”


    一座装满骷髅的房子


    “有些可怜的人因携有某种粉末而被抓。人们指控他们往水里下毒。许多人吓得连井水都不敢喝了。好些被指控携带粉末的人被判刑烧死，每天都有。这样做公正与否，只有上帝知道。”


    “人们一般不吃鱼，尤其是海鱼，因为人们说鱼都被肮脏的空气传染了。未放足一年的香料不用说吃，人们碰都不敢碰，因为他们害怕这些香料是上文提到的船运来的。确实，有许多次，那些吃新香料的人甚至吃海鱼的人突然就得病了。”


    “我的朋友，读了我的信，你就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危险了。如果你想安全，我给你的最好的建议是饮食要有节制，避免受凉，什么都不要过度，最重要的是，除了个别口气清新的人外，少和其他人说话，尤其是在这些日子。但你最好还是待在家里，直到瘟疫结束……”


    “你要知道，据说教皇近日已经离开阿维尼翁，去隆河边离瓦朗斯两里格[18]的斯特拉城堡了，教皇会一直在那里，直到瘟疫过去。教廷仍留在阿维尼翁，但假期已经延长到圣米迦勒节[19]。所有的稽核员、辩护律师和检控官，想离开的都离开了，有的死了。我把我自己交到上帝手中。我的红衣主教将跟随教皇离开，我也要跟着去。那云雾缭绕的山里还有一些没有出现瘟疫的地方。人们觉得活命的最后机会在那里。愿全能而仁慈的上帝能引导我们按照最好的选择行事，阿门！”[20]


    另外一封信可以作为这封信所描写的瘟疫情况的佐证。一位佚名的传教士在信中写道，从3月13日到4月27日，有一万一千具尸体埋在了教皇安排的新墓地里。这个数字可能略有夸大。另有消息说，从瘟疫第一次爆发的1月25日到此信写作时，三个月内有六万两千人死去。在记录这样大的灾难时，尽管人们常常夸大死亡数字而不是减小死亡数字，但作者给出的数字如此详尽，有零有整，所以这个关于阿维尼翁及周边地区死亡人数的估计很可能是准确的。这封信写于1348年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作者很清楚地说明大斋节期间的瘟疫最严重。德意志的一份编年史中有一句话可以证明这一点：“威尼斯乃至整个意大利以及普罗旺斯，尤其是沿海城市，无数人死亡。罗马教廷所在的阿维尼翁，在大斋节第四个星期日之后的三天里，有一千四百人被埋葬。”[21]1348年的大斋节第四个星期日是3月30日，所以，根据这份资料，3月的最后一天和4月最初两天里，每天超过四百五十人死亡。


    如果没有注意到居伊·德·肖利亚克及其留给后代的关于瘟疫爆发的记录，那么关于阿维尼翁这场瘟疫的描述是不完整的。居伊·德·肖利亚克是教皇克雷芒六世的御医。瘟疫期间，他全心全意地照顾病患。尽管居伊·德·肖利亚克亦被感染，但令人高兴的是，他因为照顾病人的善行而幸免于难，这使他能为这场瘟疫留下记录。居伊·德·肖利亚克说，瘟疫始于1348年1月，持续了七个月。“瘟疫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持续了两个月。病人持续发烧，吐血，三天内便死亡。”


    圣职人员与民众面对尸体祷告


    瘟疫流行期间，药店医生正在给一名患者递上调配好的药物


    居伊·德·肖利亚克


    “第二个阶段持续五个月。这个阶段的病人除了持续发烧外，还在腋下及腹股沟长痈或横痃，整个病程持续五天，传染得非常厉害（尤其是病人吐血时），在病人处逗留都能被传染，即便是看看病人也会被传染。因此，许多人病了无人照顾，死后埋葬时没有神父在墓前祈祷。”


    “父亲不会去看儿子，儿子也不会去看父亲。慈悲仁爱荡然无存。瘟疫太严重了，活下来的人不足四分之一。即便是医生，也因害怕感染不敢去诊病。纵使医生去了，也是无计可施，所以几乎所有染病的人都死了。只有在瘟疫末期，极少数人才能康复。”


    “至于我自己，我不敢不恪尽职守以免背上臭名，但我一直很害怕。”瘟疫末期，居伊·德·肖利亚克被感染，六周之内，命若游丝，但最后康复了[22]。


    在居伊·德·肖利亚克的建议下，教皇克雷芒六世将自己与他人隔离，经常在住所内燃一大堆火，正如教皇尼古拉四世[23]在上次瘟疫中做的那样。整个普罗旺斯地区的死亡人数很大。1348年的大斋节，据说有不少于三百五十八名多明我会修士死亡[24]。即使到了当年11月底，瘟疫还没有从阿维尼翁离开。11月23日，教皇克雷芒六世致函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25]，函中解释道，来函较晚的原因是“致命的瘟疫。这场瘟疫蹂躏了本地及其他地区，人口大量死亡，不计其数。它不仅按照上帝的旨意带走了我们的一些教友，也迫使其他教友离开教廷去躲避。”[26]


    教皇尼古拉四世接见汇报疫情的修士


    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


    1348年夏初，阿维尼翁灾情放缓，教皇克雷芒六世致函当时在维罗纳开会的小兄弟会总会，表达了痛惜之意。他说，世界陷入了痛苦，特别是“因瘟疫而突然离开我们的老老少少、穷人富人”更让我们痛苦。教皇敦促与会人士一同为结束瘟疫而祈祷，并且授予“参会及回程期间可能会死亡的与会人士”特赦[27]。据说，仅在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就有三万人死去。


    自1348年初进入法兰西以来，瘟疫四处传播。那个低地国家的传教士从阿维尼翁寄出的信中提到，瘟疫已经传遍整个普罗旺斯，并且在4月末向西传到图卢兹。1348年8月，波尔多显然也被波及了。爱德华三世的女儿琼公主[28]要嫁给卡斯蒂尔[29]国王的儿子佩德罗，但出嫁途中突然死于波尔多。


    法兰西北部疫情同样严重。里昂博物馆的一处碑文可作为该地曾发生瘟疫的证据。据该碑文记载，1352年，一个叫米夏埃尔·潘克索斯的市民建造了一座小教堂。小教堂要为市民们“死于1348年瘟疫”的家人做弥撒[30]。布鲁日某佚名神父保存着一份来自阿维尼翁的信，该信可能写于瘟疫时期，里面记述了瘟疫的过程：“1348年，我们所提到的那场瘟疫、传染病和大死亡，依照上帝的旨意，还没有结束，而是日见其盛，传向其他地区。在勃艮第、诺曼底及其他地区，瘟疫已经夺走数以千计的人和动物的生命，并且这种情况还在持续。”[31]


    爱德华三世的女儿琼公主。她死于瘟疫流行期间


    大约在1348年圣雅各节（7月25日）时，瘟疫传至诺曼底。福卡蒙修道院当时的一份手稿有如下记录：“1348年圣雅各节时，大死亡进入了诺曼底。瘟疫先传到加斯科涅、普瓦图和布列塔尼，接着传到皮卡第。瘟疫如此可怕，所到之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人口死亡。父亲不敢去看望儿子，哥哥不敢去看望妹妹，人们也不敢互相照顾，因为一旦吸入病人呼出的空气便难逃被感染的命运。当时已经到了找不到人抬尸体去墓地的境地。人们都说世界末日到了。”[32]利奥波德·维克托·德利勒[33]在另一份手稿中发现了关于诺曼底可怕疫情的进一步记录。瘟疫所到的城市或乡镇，大部分居民都染病死了。“当时，诺曼底死人甚多，皮卡第亦然。”[34]


    巴黎当然也受到了瘟疫的侵袭。疫情在巴黎显现的时间应该是1348年夏初。圣丹尼镇编年史记</a>录：“1348年，人们口中的大死亡在法兰西开始了，持续了大约一年半。巴黎平均每天有八百人因病而死。在一年半时间里，有人说巴黎人死亡达五万以上，圣丹尼镇死亡一万六千人。”[35]兰斯[36]的加尔默罗会编年史认为巴黎的死亡人数更多，达到八万[37]，死者中包括一名公主和一名王后——路易十世[38]的女儿纳瓦拉的琼[39]和瓦卢瓦国王腓力六世[40]的妻子勃艮第的琼[41]。


    瓦卢瓦国王腓力六世与死于瘟疫的勃艮第的琼


    巴黎被瘟疫侵袭时法兰西疫情最详尽的记录，可见于《南吉斯的威廉[42]编年史》的续编。《南吉斯的威廉编年史》很可能完成于1368年之前，其中写道：“同年（1348年）及次年，法兰西王国的巴黎以及人们提到的其他地区，男男女女大量死亡，年轻人比老年人死得多，以至于死人都无法埋葬了。有的病人得病不过两三天，突然就死去了。今天还是好好一个人，第二天就被抬到墓地埋葬。病人腋窝下或腹股沟突然出现肿块。一旦出现肿块，便必死无疑。这种病或瘟疫，医生称之为流行病。1348年和1349年死人数量之多，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简直就没有过这样的记录。疾病和死亡常通过人与人的交往而传染。健康的人探望病人后几乎难逃一死。许多镇子，无论大小，神父因为害怕退却了，把圣事交给更勇敢更虔诚的人去主持。许多地方活下来的人十无其一。”


    “巴黎主宫医院的死亡现象非常严重。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天有五十多具尸体被车拉走埋葬[43]。主宫医院虔诚的修女们无惧死亡，仍虔诚而谦逊地工作。她们工作不是为了追求世俗的荣誉。许多修女得到的‘回报’是被死神召走，与基督一同安息——人们虔诚地相信这一点。”


    编年史接着记载道，瘟疫传到了加斯科涅和德意志。“瘟疫从一个乡镇传到另一个乡镇，从一个村子传到另一个村子，从一家传到另一家，甚至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接着传到了法兰西，传到了德意志，但德意志的疫情比我们这边要轻一些。”


    编年史作者说：“1348到1349年大部分时间里，瘟疫在法兰西传播。瘟疫过后，许多城市、乡镇和村庄已经人死屋空。”


    巴黎主宫医院


    巴黎主宫医院的修女们无微不至地照顾被黑死病折磨的患者


    最后，作者说人们很快便寻求顺乎本性的补偿：“但是，天哪！世界并没有因为瘟疫而变得更好。瘟疫过后，人们变得更加贪婪，尽管占有的东西更多了，但仍贪心不足。他们愈加垂涎财物，为之吵闹不断，纠纷不停，争讼不已。”所有的东西都卖得非常贵，家具、食物及各种商品的价格翻了一番，仆人只为出钱多的人服务。“从此仁爱之心开始变冷，冷漠伴着邪恶肆虐。城里、村子里或家里，几乎找不到人来教小孩子一点基本的语法知识。”[44]


    疫情最严重时，法王腓力六世召集巴黎的医务人员会诊，让他们报告对抗疾病最好的办法。这些医生的讨论结果可能在1348年6月公布[45]。不幸的是，医生们尽管是严格按照腓力六世提出的问题回答的，但却不能提供任何历史细节。这些医生泛泛地讨论了瘟疫发生的可能根源，仅仅提了一些如何医治的建议，以及如何避免感染的方法。医生们非常清楚疾病的传染性，并强烈建议能远离病人的就尽量远离。医生们说：“主要是那些同住一处的人，尤其是那些关系近的家庭成员死了，因为这些人离病人近。我们建议这些人离开病人，否则大量的人会感染瘟疫。”[46]


    瘟疫此时正向法兰西北部传播。据说，亚眠有一万七千人丧生。瘟疫好像在次年也就是1349年夏天才达到顶峰。瘟疫自巴黎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诺曼底扫向沿海地区，可能于1348年7月或8月抵达加来周边。另一路可能因秋冬季节的到来而势头变缓，慢慢传向比利时和荷兰。


    1349年6月，腓力六世恩准了亚眠市长建造新墓地的奏议。据文献记载，亚眠的疫情非常严重，墓地爆满，不能再妥善安葬新尸体。腓力六世的信中说</a>：“该城死者甚众，病发与死亡所隔时间甚短，晚间染病，次晨便亡故，据闻更有甚之者。”[47]这是1349年6月的情况。刚到1349年9月，当地政府便要处理一起某制革厂工人“因人口大量减少”合伙要求增加工资的事件。市长反应之迅速以及工人要求提升工资之急切，足以证明人们认为该危机是非常严重的[48]。亚眠所遇到的难题，预示了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等地未来将要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源于瘟疫过后劳动力的短缺。


    图尔奈圣马丁修道院院长吉勒·利·穆伊西斯[49]的编年史详细记录了法兰西的疫情以及图尔奈自1349年8月发生瘟疫以来的情况。吉勒·利·穆伊西斯记录了自己经历的灾情，他说：“整个国家有多少人死亡，是不可能搞清楚的。路过该地的旅行者、商人、朝圣者都说，他们看见无人照看的牛群在田野中、城镇里、荒野上四处游荡。谷仓酒窖四门大开，房中空无一人，到处难觅人踪。许多原来有两万人的城镇、城市和村庄现在仅剩不到两千人。原来有一千五百人的城市或农村，现在只有不到一百人。许多地方的田地都撂荒了。这些事情是一个深谙法律的爵士告诉我的。这个爵士是巴黎议会的议员。腓力六世派他和一个主教去觐见阿拉贡国王佩德罗四世。他们返回时经过了阿维尼翁。他告诉我，在阿维尼翁和巴黎，许多值得信赖的人给他讲述了上面的一切。”


    介绍了一名去圣地亚哥的朝圣者提供的材料后，吉勒·利·穆伊西斯接着用诗叙述了1349年夏天他自己在图尔奈的经历。该诗首先谈及上帝展现的愤怒，描述了起于东方传到法兰西及佛兰德斯的瘟疫。和其他作者一样，吉勒·利·穆伊西斯说他有些犹豫，不愿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讲出，因为后代可能不会相信[50]。所有旅行者和商人关于这个国家糟糕情况的报告，都讲述了同样一个悲伤的故事：到处是死人，到处是悲痛。在诗中，吉勒·利·穆伊西斯对图尔奈的瘟疫描述最详。


    一名朝圣者遭到瘟疫的袭击


    图尔奈主教约翰·德·普拉蒂斯是最早被瘟疫夺去生命的人之一。他本来没有在图尔奈。圣体节，也即1349年6月11日这一天，他主持了阿拉斯的宗教游行。次日，他离开阿拉斯去坎布雷，但第二天就突然死了[51]。约翰·德·普拉蒂斯被葬在图尔奈。“时间慢慢过去了。”吉勒·利·穆伊西斯说，一直到1349年8月初，图尔奈都没有其他知名人物死去。圣约翰节[52]之后，瘟疫开始出现在墨尔登绍的圣皮亚堂区[53]，接着在其他堂区出现。每天都有多具尸体运到教堂，有时五具，有时十具，有时十五具。圣布里塞堂区偶尔会有二三十具。所有的堂区教堂里，助理神父、堂区执事和教堂司事[54]为了拿钱，整日整夜地敲响丧钟。整个城的男女老少开始害怕起来。


    城镇的官员最后发现主教座堂[55]教士团监理及神父们对目前的疫情无动于衷，因为疫情持续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可以从中渔利。官员们经过商议，发布了一些命令。命令规定，未婚但以夫妻名义住在一起的男女，要么结婚，要么马上分手。死者的尸体要立刻入葬，墓坑至少深六英尺。葬礼上不允许敲任何钟。尸体不再运往教堂做圣事。葬礼上，只把棺材放在地上就行。葬礼后，不得在死者房子里聚集。周六午后及周日全天禁止一切工作，同时禁止掷骰子作乐及咒骂他人。


    人们焚烧被黑死病夺去生命的人


    这些法令持续了一段时间，但病人仍然在增多。圣马修节[56]那天，法令又规定不再允许敲钟，任何葬礼不得超过两人参加，不允许穿黑色衣服。吉勒·利·穆伊西斯认为，当局的做法是非常有益的。他说，就他所知，许多原来同居的人结婚了，诅咒骂人的现象明显减少了，人们几乎不再用骰子了，制骰子的手工业者把“四四方方的骰子”制成“人们用来计算念了多少祈祷文的圆圆的东西”。


    吉勒·利·穆伊西斯尽力把自己知道的记录下来，“以便让后代相信，图尔奈曾发生过一次这么严重的死亡。圣诞节期间，我听许多人声称图尔奈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两万五千。并且非常令人奇怪的是，非富即贵的人死得尤其多。那些喝酒的、尽量远离污浊空气及避免探视病人的人，几乎都活了下来。但那些去过或经常光顾病人房子的人要么病重，要么死亡。市场上以及穷人所住的地方死亡数量要远多于广阔宽敞的地方。房子里一旦有一个或两个人死亡，房子里其他人马上或在很短时间里也死了。一家里十口人或更多口人死在一起的现象非常常见，甚至有的人家猫猫狗狗都死了。无论富人、中等人家还是穷人，没有平安无事的。每个人都在日复一日地等待着上帝的安排。死者还包括那些聆听死者忏悔、为死者主持圣事的助理神父或专任神父[57]，甚至跟着神父去探视病人的堂区执事。他们的死亡数量也很多。”


    河岸一侧的几个堂区的死亡情况和图尔奈一样严重。一般来说，尽管死亡是突如其来的，但大多数人都能接受临终圣事。圣马丁修道院院长用了与彼得拉克和薄伽丘同样的语言，来描述死亡来临得多么快。头一天晚上人好好的，还能一起说话，第二天便死了。圣马丁修道院院长特别提到了那些探视病人的神父的死亡[58]。他还提到，城墙外新设了两处墓地。一处在德瓦勒麻风医院附近的田地里，另一处在圣十字会修道院里。说来也怪，吉勒·利·穆伊西斯提到，新设墓地作为预防措施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吉勒·利·穆伊西斯说，人们之所以埋怨，是因为不允许把他们埋葬在自己家的墓穴里了，而且地方当局的立场非常坚定。随着疫情发展，当局在新设墓地挖了深坑，数不尽的尸体源源不断地被埋进去，每层尸体之间只盖着一层薄薄的土[59]。


    许多人怀疑，当时作者的记录一定过度夸大了欧洲人死亡的数字，并且怀疑14世纪中叶时</a>的欧洲人口没那么多，要低于他们所记录的死亡数量。一方面，很显然，大多数记录中出现的整数，至多只是对确切死亡数量的一个估计，1348年及接下来几年的瘟疫疫情严重，范围广泛，那些目睹了如此灾难的人，更倾向于将死亡数字夸大，而不是将死亡数字缩小。另一方面，尽管我们承认，大多数情况下记录的数字只是对实际死亡数字的猜测，代表了当时的人们对那场瘟疫危害之大的认识，但我们一定要承认，当时意大利、法兰西等欧洲国家的人口数量，要比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多。


    法国文物研究者西梅翁·吕斯专门做过一个大瘟疫时期法兰西人生活状态的研究[60]。这里简要引用一下其结论是非常有益的。西梅翁·吕斯的研究表明，1348到1349年的大瘟疫和英法百年战争[61]之前的法兰西总人口和19世纪法国总人口数量相当。在法兰西，数不尽的村庄曾星罗棋布，但现在已经看不到当时的痕迹了。法兰西农村人住的房子，更确切地说是茅舍，很少有石造的结构，大部分用黏土建成。墙有时用柳枝做衬，缝隙用干草或稻草填充。一般来说，茅舍仅有一层，尽管酒馆之类有时会有两层。屋顶用茅草、木头或石头覆盖。一般没有窗户，个别有窗户的也只是在泥墙上开个口，再用木窗板遮一下。即使是当时制造的粗糙、不透明的玻璃，一般农民也用不起，就连巴黎富贵之家也只是用蜡布或仿羊皮纸来糊窗户。茅舍的门用木门闩闩住，门上面一般会有木窗板以通风采光，卧室烧柴产生的烟也通过木窗板排出去。农村茅舍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农村地区的房子不能阻止瘟疫的传播了。这样的房子如果没人住，即便是很短一段时间，房子也会塌掉。大瘟疫过后，许多人都提到了农村房倒屋塌一片荒凉的样子，原因就在这里。


    英法百年战争中的克雷西之战


    英法百年战争中的纳杰拉-弗里萨特之战


    农村茅舍中的家具非常简单，和现在农村房子里的家具非常相近。当时的一份物品清单显示，大部分家里有铜制、锡制和玻璃器皿，没有个把件银制器皿的人家几乎没有。大部分人吃的是面包和粗磨粉做成的汤[62]。但即便是14世纪，人们也不知道白面包是什么东西。人们吃的肉主要是猪肉，猪养在林子里。各家各户几乎都有烤肉叉，偶尔会烤上一次腌制好的鸡肉。作料以芥末为主，大部分人家都用，尽管不是家家户户用。即使是最贫寒的家庭，吃饭时也会铺上桌布。喝的东西有乡间自酿的葡萄酒以及诺曼底盛产的苹果酒。饮料里一般会加上些许姜汁，铺天盖地的酒馆里更是如此。人们穿各式皮毛。大瘟疫时期，用亚麻衬衫做贴身衣服已经非常普遍了。人们睡觉的地方是黑暗无风的凹进处。脱去衣物后，人躺在草垫子上，有时在羽绒褥垫上休息。与许多有头有脸的人想象的不同，有证据表明，洗澡非常普遍，村民们经常洗澡。即便是个小村子，也有公共洗浴的地方。


    本章关于法兰西疫情的描写，可以以一两个瘟疫后农村土地所有权困境的例子作结。1349年8月16日，查理四世[63]向列日主教区圣特龙修道院的佃户发布谕旨，敕令他们服从教会管辖。谕旨提到，租用修道院土地的人及其他依附于修道院谋生的人现在为所欲为，要求自定租期，结果造成修道院院长及修道院成天世俗事务缠身[64]。第二个例子是拉昂的圣约翰修道院。法王查理六世[65]致修道院院长和修女的公函中说，圣约翰修道院收入减少，已经不能维持日常的教堂仪式。公函虽然写于14世纪末——1392到1393年，但却将修道院财政困难及衰落的原因追溯至“1349年发生的大死亡”及由此导致的什一税及其他收入的锐减。


    法王查理六世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1352年7月5日，阿拉斯镇的居民受赐救济，因为战争及世界上普遍发生的瘟疫，该地人口减少，房屋朽烂，收入及其他物品亦见减少，日益荒凉。”[66]


    * * *


    [1]菲利普·拉贝：《图书馆抄本新编》，第1卷，第343页。——原注


    [2]夏尔·安哥拉达：《大瘟疫研究》，第432页。——原注


    [3]《诺伊恩堡的马修编年史》，见于约翰·弗里德里克·伯默尔，《德意志史料》，第4卷，第261页。——原注


    [4]《罗勃多夫的亨利编年史》，见于约翰·弗里德里克·伯默尔，《德意志史料》，第4卷，第560页。另一份记录说，瘟疫袭击马赛后，“人口锐减”“邻近城镇死者数千”。《布拉格编年史》，见于《奥地利史料》中的《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卷，第395栏。——原注


    [5]让·阿斯特吕克：《蒙彼利埃医学院史》（蒙彼利埃1862年版），第184页。——原注


    [6]夏尔·安哥拉达：《大瘟疫研究》，第432页。——原注


    [7]当时人写的关于1348年瘟疫的小册子，见于《法国档案学院文献》，系列1，第2卷，第201到243页。——原注


    [8]大斋节，亦称封斋节，是复活节前为期四十天的斋戒及忏悔，以纪念耶稣在荒野禁食。——译者注


    [9]亨利·马丁：《法国史》，第4版，第5卷，第109页。——原注


    [10]阿德里安·菲利普：《黑死病史》，第103页。——原注


    [11]夏尔·安哥拉达：《大瘟疫研究》，第431页。——原注


    [12]雷纳夫·希格登：《诸国编年史》（史料汇编版），第8卷，第344页。——原注。


    [13]L. A.约瑟夫·米雄：《有关1348年大瘟疫的未刊文档》，1860年巴黎版，第22页。——原注


    [14]艾蒂安·巴吕兹：《阿维尼翁的教皇》，第1卷，第254页。一本关于克雷芒六世的传记（第274页）写道，公墓挖了许多大坑，将死者如“牛群”般埋葬。——原注


    [15]低地国家是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统称。——译者注


    [16]当时的罗马教廷在阿维尼翁，所以他们去的是阿维尼翁。——译者注


    [17]该信的寄出时间为1348年4月27日，距3月13日大约六周。——原注


    [18]旧时长度单位，1里格约为5千米。——译者注


    [19]西方教会每年的圣米迦勒节在9月29日。——译者注


    [20]《佚名教士的家书》，见于约瑟夫·让·德斯梅所著《佛兰德编年史汇编》，第3卷，第14到18页。——原注


    [21]《罗勃多夫的亨利编年史》，见于约翰·弗里德里克·伯默尔所著《德意志史料》，第4卷，第560页。——原注


    [22]夏尔·安哥拉达：《大瘟疫研究》，第413到414页。——原注


    [23]尼古拉四世（1227—1292），1288到1292年任教皇。——译者注


    [24]乔舒亚·巴尔内斯：《爱德华三世传》，第435页。——原注


    [25]路易一世（1326—1382），出身于安茹家族的匈牙利国王，1342到1382年在位，被尊称为“路易大帝”。——译者注


    [26]蒂纳：《匈牙利历史文献》，第1卷，第767页。——原注


    [27]卢克·沃丁：《小兄弟会编年史》（1723年版），第8卷，第25页。——原注


    [28]全名为琼·普朗塔热内（1335——1348）。——译者注


    [29]卡斯蒂尔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王国。——译者注


    [30]奥利维尔·德拉海：《1348年大瘟疫之诗》，乔治·吉格所作引言之第18页注释。——原注


    [31]《佚名教士的家书》，见于约瑟夫·让·德斯梅所著《佛兰德编年史汇编》，第3卷，第19页。——原注


    [32]利奥波德·维克托·德利勒：《内阁文抄》，第1卷，第532页。——原注


    [33]利奥波德·维克托·德利勒（1826—1910），法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34]利奥波德·维克托·德利勒：《内阁文抄》，第1卷，第532页。该记录到此突然中断，中断原因不详。——原注


    [35]亨利·马丁：《法国史》，第5卷，第111页。——原注


    [36]兰斯是法国东北部城市。——译者注


    [37]纪尧姆·马洛：《兰斯史》，第4卷，第63页。——原注


    [38]路易十世（1289—1316），法国卡佩王朝国王，1314到1316年在位。——译者注


    [39]亦称胡安娜二世（1312—1349），1328到1349年为纳瓦拉女王。——译者注


    [40]腓力六世（1293—1350），瓦卢瓦王朝的第一位国王，1328到1350年在位。——译者注


    [41]勃艮第的琼（1293—1349），亦称瘸子王后琼。——译者注


    [42]南吉斯的威廉（？—1300），亦称纪尧姆·德·南吉斯，法国编年史家。——译者注


    [43]编年史的所有版本写的都是“quingente（五百）”。许多资料都说每天埋葬五百具尸体。为法国历史学会续编《南吉斯的威廉编年史》的H.热罗认为这个数字当为五十之误，他引用了两份手稿，在手稿的页边空白处有如下笔记“L corps par jour a l''Hostel-Dieu de Paris”（巴黎主宫医院每日尸体）。因此，这里的五十很有可能引自该笔记。——原注


    [44]《南吉斯的威廉编年史续编》，H.热罗为法国历史学会编，第2卷，第211到217页。——原注


    [45]他们在文件中提到“在下个月——7月的17日。”——原注


    [46]L.A.约瑟夫·米雄：《有关1348年大瘟疫的未刊文档》，第22页。——原注


    [47]奥古斯丁·蒂埃里：《第三等级史未刊文献汇编》，第1卷，第544页。——原注


    [48]奥古斯丁·蒂埃里：《第三等级史未刊文献汇编》，第1卷，546页。——原注


    [49]吉勒·利·穆伊西斯（1272—1352），法国诗人，编年史家。——译者注


    [50]此次瘟疫中，所见的景象，我不敢说出。——原注


    [51]皮乌斯·博尼费修斯·加姆斯《天主教会主教名录》一书认为其逝世于1349年6月13日。——原注


    [52]每年的6月24日。——译者注


    [53]堂区是教会中的信友团体。——译者注


    [54]教堂司事负责管理教堂、教堂墓地、打钟和挖墓穴等事务。——译者注


    [55]主教座堂是施行主教制的基督教派（如天主教、东正教等）在教区中设立的具有特殊地位的教堂，内设主教座位，供主教主持敬礼仪式、教导信徒及总览教务，且通常其附近建有主教公署。——译者注


    [56]9月24日。——译者注


    [57]专任神父指受教会委托专门为军队、医院、学校等团体从事工作的神父，一些权贵人家的小教堂或私人教堂也会有专任神父。——译者注


    [58]有多少神父，因探视病人而命赴黄泉。——原注


    [59]《图尔奈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吉勒·利·穆伊西斯编年史》，见于约瑟夫·让·德斯梅所著《佛兰德编年史汇编》，第2卷，第279到281页及第361到382页。——原注


    [60]西梅翁·吕斯：《贝特朗·迪盖克兰传》，第1卷，第3章。——原注


    [61]指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译者注


    [62]当时，做面包不发酵，所以面包极硬，需要煮汤泡开食用。——译者注


    [63]查理四世（1316—1378），德意志国王，1355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64]夏尔·皮奥：《圣特龙修道院文抄》，第1卷，第507页。——原注


    [65]查理六世（1368—1422），1381到1422年在位。——译者注


    [66]卡尔·莱希纳：《德意志大瘟疫：1348—1351》，第93页。法兰西人口减少的情况可参见《腓力六世时期法国预算及人口》》，阿蒂尔·米歇尔·德布瓦利勒著，1875年版。——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