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意大利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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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那亚染病船只到达的确切日期——各种记录所述疫情惊人的相似——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对意大利疫情来源的记录——尤其是对热那亚和皮亚琴察的记录——薄伽丘对佛罗伦</a>萨疫情的记录——历史学家佐凡尼·微拉尼记录的疫情——意大利疫情的扩散：从比萨到帕多瓦、锡耶纳——彼得拉克信中关于帕尔马疫情的记录——威尼斯及城中的医生——波西米亚的学生记录了瘟疫后的荒凉景象


    1348年初，可怕的瘟疫传到了意大利。当时阿维尼翁的一份报告说，1月有三艘感染鼠疫的船驶入热那亚。但另一份资料显示，与此同时，有一艘船将传染从东方带到了威尼斯。瘟疫从这两个地方很快扩散到全国。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因有其特殊的信息渠道，对这场可怕灾祸初期的情况叙述最详尽。但近来有人认为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是上述将瘟疫从克里米亚带到热那亚的船上的乘客之一，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当时，意大利半岛诸多繁荣的大城市都有编年史来记载重大事项。疫情传播的情况，可以通过梳理当时非常详尽的编年史来了解。另外，薄伽丘在其《十日谈》的开篇中对佛罗伦萨遭受瘟疫侵袭后的惨状的记载，亦是广为人知。


    记录这场灾难的作者们性格各有特点，地域不尽相同，但他们描述眼前发生的事情时，遣词造句却多有雷同。详细查阅诸地关于这场灾难的记载时，这种现象不可不察。早就有评论认为，历史学家约翰·坎塔库津记录君士坦丁堡的可怕疫情时，引用了修昔底德的文字。但当时所有的记录中，都不约而同地有同样的思路、同样的语言。无论是恩格尔贝格[1]山谷中教士们简单的年志，还是圣丹尼斯[2]有宫廷气派的编年史，抑或公证员枯燥的技术性记录，都文字寡淡，难成谈资。无论是长于叙事的文豪薄伽丘，擅长表达的彼特拉克[3]，意大利某城有条不紊的编年史作者，意欲跻身历史学家行列的记录者，从医学角度记录此事的医生，甚至连那些拿黑死病这个奇怪话题当做主题写打油诗的蹩脚文人，关于黑死病的叙述并无二致，甚至看起来是在互相抄袭。对那些有“穷根问底”的科学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个绝妙话题。只有当我们审视关于疫情的所有证据时，我们才会意识到这场灾难的本质。黑死病所及之处，人人恐慌，不亚于一场世界性悲剧，即便是文学家的神来妙笔，也只能尽述此事之可怕。


    最重要的记录，也是时间上最早的记录，非加布里埃莱·德姆西的记述莫属，这里仅择要摘录。船离开卡法时——有的驶向热那亚，有的驶向威尼斯，有的驶向基督世界的其他港口——一些船员此时已经感染上这种致命的疾病。一人得病便传染全家，抬运尸体去坟墓的人也会被尸体感染。“嗟乎，西西里，及汝等海上诸岛，此为上帝之审判！嗟乎，热那亚，且为汝之所为忏悔！于吾等热那亚及威尼斯人，上帝之罚已降。呜呼！船入港口之日，船员已十无其一！抵家之日，亲戚高邻，不辞路远，皆来访之。悲哉！亲邻皆为吾所染！言语之间，拥吻之际，毒自吾唇出，伤亲如飞镖！亲邻各自归，疫病染家门，不出三日死，入葬墓为邻。访病者之神父，问病情之大夫，皆染病而殒身。噫！死神！何其残酷！何其痛苦！何其邪恶！亲戚离散，父母不再相见，兄妹妻子，从此异途！呜呼哀哉！痛矣！欲逃无处走，欲留诚惶恐！”


    威尼斯


    《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


    黑死病爆发前的热那亚港和热那亚城


    当发现就连死者的衣物也能传染疫病时，人们变得更加恐慌了。人们从热那亚附近的四个士兵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四个士兵在里瓦罗洛海边的一座房子里捡了一床羊毛床罩。当时，该地的人因病死光了。士兵带着床罩回了营地，晚上就盖着床罩睡了。次日上午，人们发现他们死了。仅有七分之一热那亚人幸免。据说，威尼斯一百个人中有七十多个死掉了，当地二十四名医生中有二十人很快就染病去世了。


    “但作为当地居民，我想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皮亚琴察上，这样人们就能够知道1348年那里发生了什么。一些热那亚人逃离了自己疫情肆虐的城市，来到了皮亚琴察。他们在博比奥停留并出售自己带来的商品。买东西的人和他们的主人，以及他们全家人和许多邻居，很快便染病去世了。某死者想留遗嘱，便叫来了公证人、告解神父和一些证人。然而，第二天，这些人便埋葬在了一起。灾情如此之大，很快博比奥几乎所有居民都遭了灾。城镇里剩下的只有尸体。”


    “1348年春，又一个染病的热那亚人到了皮亚琴察。他找到了朋友富尔希诺·德·拉克罗斯。富尔希诺·德·拉克罗斯把他带到自己家里。这个热那亚人死后，几乎同时富尔希诺·德·拉克罗斯及其全家乃至许多邻居也很快死去。接着，疾病就遍布全城。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了，到处是哭声，到处是哀悼。疫情如此严重，人们都不敢呼吸。死者不计其数，生者放弃了希望，随时准备赴死。”


    “墓地不够用了，人们挖沟来埋葬尸体。经常是夫妻、父子、母女，哎，都是一家人啊，被埋在同一个墓穴里。”


    “邻近的镇子和村庄也是如此。一个叫奥韦尔托·迪萨索的人从疫区回来，去小兄弟会的教堂里留遗嘱，他叫上了一个公证员、几个证人和邻居。这些人加上其他人共六十多个，都在很短时间里死去。还有多明我会虔诚的修士西弗雷多·迪巴尔迪，一个小心谨慎博学多知的人，一个瞻仰过我主墓地的人，与修道院的另外二十三名修士一同死去。还有那德才兼备的小兄弟会修士——皮亚琴察人贝尔托兰·考克斯阿多察修士，与另外二十四名修士一同去世。”奥古斯丁修会的隐修院七人死去，加尔默罗修会七人死去，圣母玛利亚会四人死去，皮亚琴察地区六十多名显贵及堂区主持人死去。贵族们也有许多人死掉，年轻人更是大量死亡。”


    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接着举了许多自己在意大利北部疫区亲眼所见的例子。病人独自在屋内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无人靠近。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也躲得远远的。医生没有去诊病，神父满心惧怕，颤抖着主持教堂里的圣事。那些强忍高烧痛苦的男男女女，祈求有杯水喝，他们哀嚎着想得到照顾，但无人敢靠前。父亲不敢触碰儿子的尸体，妻子不敢为丈夫操办葬礼，更不敢跟着自己的儿子或丈夫去墓地。没有祷告，没有葬礼，即便是最高贵的公民，也没有丧钟为其敲响。不分日夜，尸体仅是被带到瘟疫爆发时挖的墓坑里埋掉，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病人的房子随即废弃了，空空如也。门关着，没人在意，当然也没人敢进去。


    这便是瘟疫刚进入意大利时的景象，加布里埃莱·德姆西亲眼目睹了瘟疫造成的影响及大量的死亡，看到了疫情的飞速扩散。有人可能觉得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关于受灾城市恐怖景象的描写太夸张，这些景象都是他想象出来的，但就细节而言，他的描述是真实的。他对疫情主要特征的描写，意大利甚至欧洲其他地区许多独立目击者能作为佐证。所以，说他的描述只是文学性的描述，好像并非如此。


    佛罗伦萨的疫情因薄伽丘详实的记述而广为人知。这个繁荣城市的死亡状况之烈，竟使欧洲一度将该病称为“佛罗伦萨的瘟疫”。瘟疫爆发前一年（1347年）春天，当地经历了严重饥荒。虽然九万四千人得到了官方救济，但佛罗伦萨及周边地区仍有四千人因饥饿而死[4]。当地人因1347年的饥荒而变得虚弱无力，碰到瘟疫时必将更加容易感染。1348年春，可怕的瘟疫爆发了。薄伽丘写道：“无论是医学知识还是药物力量，在治疗瘟疫方面都毫无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瘟疫本身就是致命的，也可能是因为医生们（医生的数量，将庸医及女性冒牌医生也计算在内，是非常大的）查不清病因，从而开不出治病良方。染病之人几乎无人生还，病人一般都在症状初现的三天内死去，没有发热或其他情况出现。染病的人会将疾病传染给健康的人，并且疫情之严重与日俱增，如同火上浇油一般。不仅与病人谈话会染上疾病，离病人太近，甚至仅仅碰一下病人的衣服或病人摸过的东西也会染病。”


    诗人彼特拉克与平民


    黑死病来袭，活着的人集体出动埋葬死去的人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如果不是许多人亲眼目睹的话，我所讲的好像有些不可思议。如果瘟疫的情况不是诚实可靠的人讲给我听的，我都不敢将之诉诸文字。我要讲的是该瘟疫致人死命的特征。不仅人与人之间能互相传染，人或动物如果触碰上病人的东西，也会染病并在很短时间内死去，这就更令人不可思议了，但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专门举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贫苦人刚刚死去，人们把他的衣服扔到大街上，正好两头猪经过，它们就用鼻子拱衣服，叼着衣服晃。不到一个小时，这两头猪就倒地而亡了。”


    “幸存者自保的方法很奇特。尽管自保的方法各式各样，但有一点相同：自私自利，毫无仁慈之心。人们避免接触病人，避免接触病人周围的一切。每个人心中只有自己。”


    “有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自我克制，什么事情都不要过头。这些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节制地饮美酒、享美食，在家中以音乐或其他娱乐自娱，从不去听外面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其他人则认为纵情享乐才是防病良策，他们要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他们一个酒馆接一个酒馆地欢饮，或者去那些因主人遗弃而任人出入的住宅里痛饮。尽管他们的生活毫无规律，但他们非常小心，不会靠近病人。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人间的律法亦或上帝的律法已经无人执掌了，因为执掌之人或死或病或孤立无援。于是，人人都任性而为。”


    “另外一类人则取其中。他们既不像第一类人那样节制饮食，也不像第二类人那样肆意放纵，而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他们出去时会手持香花芳草，不时闻一闻，因为他们觉得空气都被尸体散发出来的恶臭玷污了。”


    “还有一类人，冷漠无情。他们说逃离才是最保险的治病良方。基于这种想法，大批心里只装着自己的男男女女离开了城市，放弃了财物，抛弃了房舍和亲人，逃到了农村，好像上帝的愤怒只会将惩罚降临在那些城墙之内的人，所以不能留在那块必死之所。”


    “但瘟疫的进程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所有阶层，都毫无例外有人感染。每个阶层并不是所有人都死去，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活命。那些首先抛弃其他人离开城市的人，现在深受折磨却无人照料。我更要讲讲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们如此恐惧，以至于兄弟分道，夫妻相离，父子互弃。病人只能从那些仍在行善的人那里得到帮助，或高价雇佣仆人来照料自己，但这些仆人只能做些递东西或留意一下病人在什么时间离世之类的活计。即使花钱，也不一定能雇得上仆人，那些因贪财而受雇的人经常付出生命的代价。富人孤独无助地离开了世界。无论何人死亡，几乎都没有朋友来挥泪送别。尸体只能雇人抬到墓地。这些人将停尸架扛在肩上，匆匆赶到最近的教堂，然后把尸体送到墓地，没有任何仪式。”


    “至于下层人士，当然还有许多中层人士，境遇更加凄惨。这些人中染病的数以千计，但无人照管，大部分都死去了。有些在大街上咽了气。有些人家门紧闭，当尸臭散发出来，死讯才为人所知。邻居要和自己能找来的帮手清理这些人的房子。每天上午把尸体抬出门去。两三具尸体放在一个停尸架上运到墓地。没有人跟在后面送葬，没人掉泪，因为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境地，死个人和死个动物没什么差别。即便是朋友也照样欢笑作乐，女性不得不先学会保命再论其他。”


    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一部分人靠酒精来麻痹自己的神经。这幅图描绘了一个满是惊恐的妇女拉醉酒丈夫回家的场景


    一名瘟疫患者在瘟疫的牵引下来看医生


    “墓地不再够用。于是人们挖了沟，将数以百计的尸体像船上的货物那样排成行，每层尸体中间稍微撒上些许泥土，直到沟被填满。周边农村的景象和城市里相同。贫苦的农人及其家人，缺医少药，孤立无助，在路边、在田野中、在自己家里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像头牛而不是像个人那般死去。农村人和城市人一样，慢慢变得放荡不羁，得过且过。他们觉得末日随时会到来，根本不考虑也不关心如何增加自己的财产，甚至会将之吃光用尽。牛羊被赶出家门，在无人收割的田地里游荡。夜幕降临时，它们会自己回家。”


    据估计，1348年3月到7月，仅城市里的死者就超过了十万。


    薄伽丘接着写道：“无论多么华丽的房屋，多么庄严的宫殿，都已经没有人烟。多少高贵的家庭全家罹难！多少财富遗留下来却无人继承！多少男男女女，正青春年少，上午被伽林、希波克拉底、埃斯库拉庇乌斯[5]一样的名医断为健康无比，中午还在和朋友欢宴，晚上却和朋友在另一个世界用晚宴了。”


    有人可能会怀疑，薄伽丘笔下所述的佛罗伦萨的惨烈疫情要么是出自想象，要么是为了讲述其《十日谈》中的故事而写的文学性引言，其记述没有过硬的事实基础。不幸的是，其他权威作者会用大量细节来证明薄伽丘这个佛罗伦萨诗人的生动描写是真实的。佛罗伦萨被瘟疫夺去生命的人之一是著名历史学家佐凡尼·微拉尼[6]。他的弟弟马泰奥·微拉尼继承了其历史事业，他的编年史开篇就是对瘟疫的记录。马泰奥·微拉尼见到的人员死亡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他告诉他的读者，自诺亚方舟时期的大洪水以来，没有比这更大的灾祸了。根据其记录，瘟疫席卷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只有米兰和伦巴第北部的阿尔卑斯地区幸免。瘟疫在各地都持续五个月之久，处处可见父母抛弃了自己的子女和亲人，“好像只有异教徒和野蛮人”[7]才像他们那样冷漠无情。至于佛罗伦萨，几乎没人愿意照顾病人。许多人从这个遭瘟疫袭击的城市逃离。佛罗伦萨的疫情从1348年4月持续到9月，马泰奥·微拉尼认为，佛罗伦萨及周边五分之三的人都死于瘟疫。至于瘟疫对幸存者的影响，马泰奥·微拉尼记录道，按常理，经历如此严重的天罚之后，人们本应该变得更好才对，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人们不再劳作，“沉溺于享受继承而来的俗世财富。”瘟疫结束之后，条件好的意大利人变得懒散放荡，暴饮暴食，举行宴会，在酒馆吃吃喝喝，花钱大手大脚，衣服花样随心所欲，说变就变。穷人则变得懒散，无意劳作。要知道，瘟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那些幸免于难的人本应该有足够的事情去做[8]。


    当时所有意大利城市的记录都有这样的故事。在比萨，可怕的瘟疫持续到1348年9月，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两到三个成员死亡。许多人家全家死光。城里每周至少有一百具尸体被抬到墓地，那些敢去病床边探视亲友的人恳请过路人帮忙埋葬尸体，但没人敢上前。“帮我们把尸体送到墓穴吧，”他们哭喊道，“这样等我们死了也会有人抬啊。”《比萨编年史》中这种因瘟疫导致的可怕的突然死亡，在同时代记录者笔下并不鲜见。上午还好好的一个人，傍晚就被抬到墓地了[9]。


    教堂牧师为瘟疫死难者祈祷并安慰死难者的亲人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


    一对夫妻死于瘟疫


    当时的帕多瓦编年史记</a>录道，一般来说，一人染病，整个屋子的人都会被传染。所以一旦疾病入门，所有的人都会得病，“连动物也会得病”。一个陌生人将瘟疫带到了帕多瓦，很快，全城人都感染了。瘟疫过后，该城剩下的人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10]。据当时的编年史作者阿格尼欧禄·迪·图拉的描述，锡耶纳的疫情始于1348年4月，持续到当年10月，能逃的都逃了。5月、7月和8月，死者甚众，即便是花钱也雇不到搬运工将尸体搬到公共墓坑去。阿格尼欧禄·迪·图拉说：“我，阿格尼欧禄·迪·图拉，亲手将自己五个年幼的孩子运到墓坑，许多人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可能会死掉。人们纷纷说世界末日已经到来，人们也相信是这样。据阿格尼欧禄·迪·图拉说，锡耶纳及周边地区七个月里死了大约八万人[11]。


    奥尔维耶托的瘟疫始于5月，很短时间内就有约五百人死亡，好些都是暴毙。商店关门，百业停顿。瘟疫在这里也持续了五个月，到9月结束，许多家庭全家死光[12]。人们注意到，里米尼的穷人最先染病，穷人死得最多。1348年5月15日，疾病首现，直到当年12月才彻底结束。据当地编年史作者估算，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去[13]。


    意大利当时某佚名作者这样描述该病：“快速发热，吐血，身上长痈或瘘。”他说，一旦染病，生还希望渺茫。病人通过身上的溃烂将疾病传染给健康的人，即便是谈个话也会传染。就因为与病人谈话，不知道有多少男女死掉被埋葬了。他说：“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一个人给我放血[14]，但血溅到他的脸上，当天他便病了，第二天就死了。靠着上帝的仁慈，我幸免了。我提到这一点是要说明，只和病人说一会儿话，健康人就会被传染。所以父亲会躲避自己病中的儿子，哥哥会躲避得病的弟弟，妻子会远离染病的丈夫，健康的人会非常小心地避开病人。神父和医生甚至因为害怕而不敢靠近病人。所有人见了尸体就跑得远远的。在许多地方，家中一人患病，家里的其他人很快就一个接一个死去了。死人太多了，原有的墓地远远难以承受。各处都开辟了新墓地。威尼斯有近十万人死去，到处都是尸体，几乎没人参加葬礼或为死者唱挽歌。瘟疫从2月持续到万圣节（1348年11月1日）。葬礼上，仅有男童给死者唱圣歌。这些没有好好学过圣歌、只靠死记硬背的男童，唱着圣歌穿过街道。”作者还注意到，瘟疫过后，人们普遍堕落。瘟疫让人们不再那么诚实正直，道德标准降低了[15]。


    除了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关于瘟疫肆虐的热那亚和皮亚琴察的可怕记录，以及薄伽丘关于佛罗伦萨瘟疫的描述之外，我们或许还可以读一下诗人彼得拉克行文流畅的信件。彼得拉克在信中为自己在帕尔马经历的势不可挡的灾难而悲叹。帕尔马人和其他城市的人一样，也想禁止人们与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受灾城市交往，以便将瘟疫挡在城门之外，但同样徒劳无功。帕尔马自我孤立的措施至少在开始起过一点作用，因为帕尔马直到1348年6月初才出现疫情[16]。但持续时间达六个月的疫情还是将帕尔马及周边变成了不毛之地。帕尔马及雷焦[17]有大约四万人被瘟疫夺去生命[18]。此时，彼得拉克是帕尔马大教堂的教士。他在阿维尼翁认识了劳拉·德·诺韦斯，并很快为之倾倒，因为劳拉·德·诺韦斯是一位典型的基督教徒母亲。她激发了彼得拉克写诗歌的灵感。劳拉·德·诺韦斯在瘟疫肆虐时死于阿维尼翁。一位叫路易的朋友给彼得拉克写了一封信告知劳拉·德·诺韦斯的死讯，该信于1348年5月19日送达身在帕尔马的彼得拉克[19]。一个月后，彼得拉克给自己在阿维尼翁的兄弟写了一封悲痛欲绝的信，他兄弟是蒙里埃的修士，其修道院共有三十五名修士，只有他一个人在瘟疫中幸免[20]。“我的兄弟啊！我的兄弟啊！我的兄弟啊！”彼得拉克写道，“尽管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21]一千四百年前曾用过这样的语句，但这里确实是一封新信的开端。哎！我的兄弟啊，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该从何谈起！我该去哪里！人人皆恐惧，处处放悲声！兄弟啊！我宁愿从未来过这个世界，或者在瘟疫爆发之前便已死去。我们的后代如何会相信，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天雷地火，没有战争屠杀，但整个世界却一人不剩！”


    “此种瘟疫谁曾听过？谁曾见过？哪本年鉴曾记录过？房子空空如也，城市横遭抛弃，农村无人问津，土地都盛不下那么多尸体。整个世界一片恐慌，人人倍感孤独。寻途于史家，史家无言；问计于医者，医者沉默；求教于哲人，哲人耸肩皱眉，手指触唇，让你不要再说。”


    “尽管这是我们的亲身经历，但如何才能让子孙后代相信这一切？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我们一直以为这是在做梦。走出门去，只见全城举哀；回到家中，家中空无一人。这时才知道，我们真的在悲伤，而不是在梦中。”


    黑死病的传染及死亡过程


    参加葬礼的圣职人员，走在前面的是唱圣歌的男童


    彼得拉克陷入沉思，寻找灵感


    黑死病肆虐期间人们发明的防护装备


    “哦，未来欢乐的人啊，你们不了解这些苦难，也许会认为我们说的只是假话。我们确实该受到这样的惩罚，甚至更厉害的惩罚。我们的祖先也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但愿我们的子孙能够幸免。”


    接着，彼得拉克说，灾难到处都是，足以让人觉得上帝已经不再关爱自己的子民，但如果这样想，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彼得拉克继续道：“无论灾难从何而来，无论灾难如何神秘，其结果已然显现。不要再为大众悲哀，想想自己的苦楚吧。这是我自意大利归来的第二年，今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算算这些日子，想想我们原来如何，我们现在怎样。我们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何方？哪里才能见到那些美丽的面庞？哪里才能听到他们的欢笑？哪里才能同他们亲密谈话？过去我们亲友如云，现在却孤身一人。”


    彼得拉克还专门提到了他的朋友、米兰人帕加尼努斯：“帕加尼努斯夜间突然发病。和朋友用过晚饭后，他还和我说了一会儿话。情谊满满，相谈甚欢。夜里，帕加尼努斯勇敢地忍受着巨大的病痛。次日上午，他便匆匆离去了。令人极度震惊的是，三日内，帕加尼努斯的儿子及全家人都跟着他进了坟墓。”[22]


    1348年春天和夏天，薄伽丘和彼得拉克所描述的悲剧同样在意大利其他城镇出现。因其地理位置，威尼斯最早发生疫情。疫情非常严重，死亡人数达十万[23]。


    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24]对威尼斯爆发瘟疫时医疗工作者的历史进行了研究[25]，其研究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疾病蔓延情况的有趣细节。尽管当时法律不允许理发师行医，但因为瘟疫导致了大量死亡，人人自危，亟需医生，一个叫安德烈亚·迪·帕多瓦的理发师获准行医，因为他及时相助，一百多人获救[26]。整个14世纪，威尼斯经历了大约十五次瘟疫。然而，在当时的编年史作者笔下，1348年的那场瘟疫是“大瘟疫”“可怕的死亡”。因此，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原来法律规定不允许的事情合法化了[27]。威尼斯官方向仍在坚守岗位的医生颁发奖状，这表明威尼斯第一次爆发瘟疫后很短时间内死亡情况是严重的。威尼斯城人口锐减，可以说已经空无一人。许多医生逃走了，没有逃走的则大门紧闭。手工艺人[28]甚至青少年承担起了医生的责任，使许多人康复了[29]。


    1348年3月30日星期日，威尼斯市政会组成了一个三人委员会来监视公共卫生状况。该委员会几天后命令，在某岛屿上挖若干深坑以埋葬死于医院的富人和穷人的尸体。为了将尸体运到岛上，该委员会安排了船只随时待命。


    富人逃走了，官员杳无踪迹，市政会的人也少了，最终都凑不齐法定人数来处理公务。公证人大量死亡，监狱四门大开[30]。瘟疫结束后，威尼斯参议会打算找三名医生为大家服务，但困难重重。威尼斯人马尔科·莱昂是一名好医生，本来在佩鲁贾行医。1349年1月12日，马尔科·莱昂自愿回威尼斯服务，因为“由于瘟疫，威尼斯缺少正直而有能力的医生，甚至可以说一个都没有。如果我能回乡服务，上帝会高兴。”[31]


    意大利的疫情可以从修道会的记录中窥知一二。1347年，橄榄会修道会修士们让贝尔纳德·托勒密担任终身院长。次年，也就是1348年，该修道会因瘟疫失去了八十名成员，占其成员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新推举的修道院院长也在死者之列[32]。


    在当时意大利的历史记录中，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大瘟疫有多么可怕，意大利半岛因瘟疫而荒凉破败到什么程度，读者可以通过这些细节作出判断。意大利年鉴中记载，每座城市，每个城堡，每处城镇，都是死尸遍地，一片破败。司法已无可能，罪犯为所欲为[33]。瘟疫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法院里人头攒动，为争夺死者遗产争讼不已。疫情波及其他岛上时，意大利面临着饥荒和萧条。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时竟有人在大肆挥霍。他们认为，死人给活下来的人留下了足够的财产。田地无人耕种，庄稼无人收割，生活用品价格高昂。市场停顿，城市乡镇不见人影，一片荒凉。据说意大利至少一半人在瘟疫中丧生。从当时许多关于疫情的记录来看，好像没有理由怀疑这种说法。当时一群波西米亚的学生从博洛尼亚回乡。我可以用他们在1348年意大利这场可怕瘟疫中的所见所闻来结束本章：


    “当时，”《布拉格编年史》记录道，“一些学生从博洛尼亚返回波西米亚。他们发现途经的城市或城堡生者了了，一些地方空无一人。许多家里，侥幸未死的人身体极度虚弱，互相之间连口水也递不过去，更不用说互相扶持。他们只能在极度痛苦中煎熬度日。为病人行圣事的神父和为病人诊病的医生都因染病而死去。许多人死前没有进行临终忏悔，也没有在教堂进行圣事，因为神父都死了。人们挖了又大又深又宽的沟来埋葬死者。好些地方的死尸因无人掩埋而腐烂。尸臭弥漫在空气中。这种空气比有毒的食物更致命。上文提到的那几名学生仅有一名活着回到波西米亚，他的同伴都死在路上了。”[34]


    基督教圣职人员受到瘟疫的袭击


    * * *


    [1]瑞士城市，该地中世纪时有本笃会修道院。——译者注


    [2]法国地名，在巴黎以北。——译者注


    [3]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学者、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译者注


    [4]让·查尔斯·莱昂纳尔·德·西斯蒙迪：《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史》，第6卷，第11页。——原注


    [5]伽林是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名医，称“医药之父”。埃斯库拉庇乌斯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医神。——译者注


    [6]佐凡尼·微拉尼（1271—1348），意大利历史学家。——译者注


    [7]《十日谈》引言。——原注


    [8]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4卷，第11到15栏。——原注


    [9]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5卷，第1021栏。——原注


    [10]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2卷，第926栏。——原注


    [11]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5卷，第123栏。此时锡耶纳人口超过十万，人们决定根据兰多·奥雷菲切的设计继续建造大教堂。工程因1348年的该城爆发瘟疫而不能进行，便暂停了下来，为建造教堂而募集到的钱捐到了其他必要的公共事务中去了。（吉罗拉莫·吉利所著《锡耶纳编年史》，第2卷，第428页）。——原注


    [12]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5卷，第653栏。——原注


    [13]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5卷，第902栏。——原注


    [14]放血疗法是现代医学诞生前人们治病的重要手段之一。——译者注


    [15]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6卷，第286栏。——原注


    [16]安杰洛·佩扎纳：《帕尔马史》，第1卷，第12页。——原注


    [17]雷焦是意大利南部城市。——译者注


    [18]《帕尔马史散记》，见于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所著《意大利史料集成》，第7卷，第746栏。——原注


    [19]朱尔·米什莱：《法国史》，第4卷，第238页。——原注


    [20]阿德里安·菲利普：《黑死病史》（1853年巴黎版），第103页。——原注


    [21]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古罗马政治家、辩论家、哲学家。——译者注


    [22]《家书》（1601年版），第8卷，第290到303页。——原注


    [23]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2卷，第926栏。——原注


    [24]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838—1889），意大利历史学家。——译者注


    [25]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300年的威尼斯医学》，见于《威尼托档案》，第25卷，第361页等。——原注


    [26]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300年的威尼斯医学》，见于《威尼托档案》，第25卷，第369页。——原注


    [27]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300年的威尼斯医学》，见于《威尼托档案》，第25卷，第377页。——原注


    [28]这里的手工艺人应该指理发师。——译者注


    [29]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300年的威尼斯医学》，见于《威尼托档案》，第25卷，第377页。——原注


    [30]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300年的威尼斯医学》，见于《威尼托档案》，第25卷，第378页。——原注


    [31]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300年的威尼斯医学》，见于《威尼托档案》，第25卷，第379页。——原注


    [32]塞孔多·兰切洛蒂：《橄榄会史》，第22页。——原注


    [33]拉法埃洛·龙西欧尼：《比萨史》，见于《意大利历史文献》，第4卷，第808页。——原注


    [34]约翰·洛泽斯：《布拉格编年史》，见于《奥地利史料》中的《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卷，第395栏。——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