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教育的开始
3个月前 作者： 伊夫林·沃
一
1910年的9月，当我快要到七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被送到了学校。三年前我哥哥在萨里上了小学</a>，回家后总是担心着校内的凉水澡、手杖和牛奶布丁；今后我也要去他那里上学了。同时，我被送到汉普斯特德一家名叫希思山的学校；最初只是打算让我在那里上一两个学期，但是到头来我很开心地在那里待了六年。我并不渴望离开家，或是像我哥哥吹嘘的那样体验节俭，而且我也没觉得与家长分离有多么痛苦，而这对像我这一类孩子来说本来是很常见的。
在希思山学校有六十个男孩，其中一大半都是走读生。有时候当我父母出国的时候，我会在学校住上几周；通常我都是早晚沿着那条路自己上学。这是一所比较古老的学校，自十八世纪末以来，已经换过各种各样的校长了，学校的财力也起伏不定。1934年，学校搬到了赫特福郡，但校名和校徽都没有改变，如今它在这里发展得很好，宿舍都已经盖到汉普斯特德这里了。
我在那里上学的时候那里的教室都还是希思街上的砖房。这些年教室又增加了一些，但我们当时是比较拥挤的。我记得当时只有四间教室。我们在体育馆、餐厅以及校长的“单独的餐厅”里面上课。
当时大家一致认为这里是附近最好的学校了。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在别处居住的家长也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上学。比如，有两兄弟从大老远的河间岛上来。为什么呢？希思山学校学费并不便宜，它不像汉普斯特德的另外一所学校艾尔弗雷德国王学校那样，虽然那所学校各项设施都很先进，十分现代化，却被人们所鄙视。希思山学校很传统，而且名气也不是很大。除了智力特别差的孩子外，这所学校当时的入学标准并不高；从没有过男孩获得入学奖学金的；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也没有的。学校的板球训练曾经很受重视，但后来非常地一般了。学校所有的事情都并不比其他五十所学校好，但却相当成功。
校长名叫格兰维尔·格伦费尔，一个在小说里面令人难以置信的名字，他是我父亲的校友，并且特别喜欢我。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将领，虽然本质上来说他只是一名陆上居民，但他却有着许多老水手才有的怪癖和习好，他胡须修剪得很齐，一身哔叽布料的紧扣制服；他时而会大发雷霆，时而又和蔼可亲，这也许是他从后甲板上学来的吧。他的书房里放满了课本，还有练习本，铅笔，机械削笔刀，一副滑雪板和一幅格伦费尔先生巨大的带框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戴着英国联合共济总会总导师的徽章。也许正是共济会的这点特质吸引来了学生。他是一个鳏夫，据说他在学校里的住处有一间是他妻子的房间，后来妻子在那间屋子里去世后被他锁上了再也没有进去过。我们曾试图通过窗户找出那间房间，但没有找到。那间死了人的房间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非常吸引我。我猜那里是郝薇香小姐(1)的新婚房，但那里现在一定是落满了厚厚的尘土，摆放着花圈，墙上的照片已经开始腐烂。
我在希思山学校的第一年，教我的女教师是教师名单上的最后一名，她几乎还不算是学校的正式教师。我们只在上午上课，保姆十二点半过来叫我们下课。从二年级起我开始在学校吃午饭，负责的老师们起初还令我感到不自在，甚至有些威慑的感觉，但他们对我十分温柔，从没大声吼过我或威胁过我。
每天上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学校体育馆墙边集合；听从队长的口令，他们总会用手轻轻拍拍我们；一次一个男孩被叫站了出来迎接老师们的到来。在喊道“注意了”的时候，队伍一下就安静了。格伦费尔先生走上三阶黄铜镶边台阶，说道：“同学们早上好！”我们一齐大声答道：“老师早上好！”之后我们背诵主祷文，1914年我们的祷文里加入了为那些在海上冒险的人祈祷的内容；然后通知一些事情，我们就解散回到各自的教室了。周六早上由于要训练军乐队所以不再集合了。
格伦费尔先生会拿着一个账簿，上面记着前一天下午教师会</a>议的内容。首先他宣读受表扬的学生名单。“小盖根，拉丁文获得三加。小盖根在哪？让我看看他。好孩子，小盖根……麦肯齐，数学和法语都是五加。继续努力麦肯齐，我对你很满意。”
然后忽然语调一转：“现在说说另外的事。这是什么东西？弗莱彻。弗莱彻一直比较懒散。站出来弗莱彻。”格伦费尔先生生气地瞪着他。弗莱彻缩着头。“这是什么意思？懒散？孩子，我们最好能够互相理解。你来这里不是懒散的。我要看到你学习。再这样懒散，弗莱彻，”突然他用手猛拍了一下桌子，接着说“我会狠狠教训你的。”然后他对站在弗莱彻后面的助理教员说道：“先生们，多盯着点弗莱彻。他要是再不听话，把他送到我这里来，他知道会是什么后果的。”
现在我意识到他那样发火并不是真的，但是训斥只是为了警告，之后他会很和蔼地给予教诲。我很少，事实上只有一次，被他训斥，之后他就对我很和蔼，因为就像我所说的，他很喜欢我。但是周六的早上总是会有些忧惧的：上周二的练习做得很粗心，感觉像是很久以前做的一样；我们甚至都记不起这一段练过没有了，书上有没有这一段呢？
格伦费尔先生很少打学生，只有在学生极为无礼的时候才会那样。撒谎和欺骗是我们大家公认的最邪恶的事情。当我读到我同龄人记述的他们小学里的老师和同学暴行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希思山学校有“非常好的基调”。
格伦费尔先生没有在社本上过六年级，获得了剑桥的学士学位。他从不炫耀学识，但他教高年级的几何课，而且教得非常好；也就是说，他教给我们的是合理的论点，证明完毕一个命题之后我们就理解了它的意义了。他的教学方法就是让我们在黑板前面坐成一排。如果前面的人答错了，而我们答对了就可以往前面移一个座位。这是一种智力游戏，不是记忆游戏，因为我们要有一连串的证明。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资，也很喜欢上他的课。答案了然于心，跃跃欲试时我们激动不已；一旦回答问题卡壳，便落落寡欢。“……下一题，下一题，好孩子，斯塔福德，真聪明，加油争取到最前面！”
我们只学到第三册书，此外诸如“比例”和“立体几何”之类究竟是何“东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之后我也再没自学过。直到我在蓝星上了六年级我才开始“专修”课程，我学着和在希思山学校一样的课程，二次方程，“根”，“圆周”，以及拉丁、希腊语法结构和不规则形式，英国历史、罗马历史，法语（当作一门消失了的语言来讲授的），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的作品选读，作文，有许多解读标注的拉丁六步格诗和五音步格诗，莎士比亚戏剧（其课本在某一学期是英语课的考试范围书）。这些课比起我们在蓝星上五年级时学得更深入，但实质上入学统一考试和学校证书没有太大差别。
助理教员来了又走，他们没有谁拥有大学</a>学位。有些喜欢孩子，有些不喜欢。根据他们的品味，他们以英国学术的方式体罚我们，抚摸我们，拍打或者并不残忍地揪着我们的头发。有些老师的体罚真的很折磨，有些人的手段似乎比较陈旧；有的爱开玩笑；但他们大多数都喜欢自夸。在那时甚至很多年以后，预备学校的老师都是从比较混杂、不确定因素很多的下层社会引进的，而那种社会虽然我了解很少，但我注定是要降格到其中去的。
有个恃强凌弱的人让我感觉惊慌不安，要不是每天晚上能够回家得以庇护的话，我会感觉非常痛苦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拉丁识字课本丢了，而且再也找不到了。
“沃，你的语法书呢？”
“丢了，老师。”
“胡说。怎么会丢呢。一定是放在什么地方了。找到它。”
第二天：“沃，你的语法书找到了吗？”
“没有，老师。”
“你找了吗？”
“当然找了，老师。”
“胡说，仔细找肯定能找到的。”
又过了一两天之后：“如果你再找不到书的话就不要来我班里上课了。”
我回到家里心里极度痛苦，想着要是找不到书的话就会被开除的。父亲问了我书的名字，答应我说他会让办公室的勤杂工再给我去买一本。但似乎除了那个讨厌的老师发给我的那册课本以外，那本书没有别处能够买到了。第二天我解释说父亲会给我买一本新书</a>，下一节课我就会带着书来啦，老师既高兴又不安起来。“像这样的小事就不必向你家长提起了。”
不久，另外一个小男孩的家长给格伦费尔先生写信，抱怨孩子的老师恃强欺弱的教育方式。校长训斥了他，于是在我们下一节课上，他表现出很少见而且很不体面的滑稽言行。我们当时正在学习“副词比较级”。“告诉我，”他对那个被惊吓了的男孩说：“feliciter这个词的比较级是什么？”
“是felicissime，老师。”（我们学的是当时的“新式发音”，其中字母C要重读。）
“不对。我不会亲（kissy）你的。”
我们都谄媚地大笑起来。但是这次食人妖魔也是有温柔一面的证明确实使他的恐怖形象大为减轻，而且在学期末他又一次在单调但总无止境的私人教育的循环中露了一手。那些被责骂过的老师跳槽后都非常严格地服从纪律。也许这个不为学生喜爱的老师想在我们身上报复他在别处受到的羞辱，也许不论他以后走到哪儿他的脸上都会挂着他那虚伪的微笑和他那关于felicissime的笑话。
如果一个老师不合适，格伦费尔先生会恳求我们仁慈一些。“同学们听着，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某某先生这学期就会离开了。他在这里不成功。现在我只恳求在座的各位公平地对待他，对他在这里剩下的几周里能够有礼貌。”
我们这些走读生总是想着家长的存在，他们就在附近，对我们很仁慈，是我们最后可以求助的对象，同样他们也很权威，这些住宿生们也都会间接地受到家长的保护。
还是会经常听到有这样的案例，愤怒的父母强行进入公立学校，责骂学校的领导，为自己孩子的不公正待遇抱不平。在希思山学校，我们有一种不易察觉但同样有效的方式来引诱父母的殷勤。学校里的老师都是未婚。一些住在学校里面，还有一些自己住。如果晚上有人邀请他们出去对他们来说是很惬意的。这些年轻朴素的人们也可以经常到极奢华的费斯琼斯大道和</a>弗罗格纳尔区那里用餐。我父亲时不时地会邀请他们，因此在人类社会这种贿赂的体系中，这样的方式很明显使得我在学校的生活变得顺利了。
一般英国的住宿学校每年都有一到两天的体育、音乐节。在那几天学校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掌控着学校命运的人会来这里视察，不过通常他们都是匆匆看一下就走了。走读学校则经常地被检查，因此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走读学校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宽广的文化，但与公学相比，却对孩子青春期忍耐力的培养不够。
我小时候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伊顿或者温彻斯特那里的预备学校会为了让孩子得奖学金而给他们灌输很多知识，如果我去那里一所学校上学的话，可以想象出我也能够得到奖学金。我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如果我能更早地适应学校里的暴力和艰难的话，我在十三岁面临这些的时候也就不会感觉那么孤独凄凉了。但同时我也是很开心的。上学仅仅打断了我在家的兴趣爱好而已。父亲为我读书，我和罗兰家的孩子们玩儿，我听哥哥讲述他的英勇行为，而且并不嫉妒他。我特别怀念秋天的晚上，我独自一人踢完足球后沿着落满树叶飘着篝火味道的路回家。家中客厅里为我准备了茶点、鸡蛋和水果，窗帘拉上了，篝火烧得很旺。这些收拾干净以后，我就在桌边等着吃饭了，直到厅里的仆人进来摆放好晚餐。
功课很少让我苦恼。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很绝望，我在记忆拉丁语异相动词最重要的部分，当时头脑麻木，那种心情在我一生的不同阶段都会出现。母亲看到我几乎要哭出来了。她不懂拉丁语，但她帮我寻找记忆的方法，越荒谬则越容易记。“molior，策划，设法做到”她说道。“记住鼹鼠（mole）设法打洞。”我再没有忘记过这个词。
父亲在浴室里换衣服。他出来后我进去洗澡，然后来到一间堆满了各式各样让我迷恋的宝贝玩意儿的屋子里面睡觉；母亲听到了我的祷告。我的房间是隐私和爱的世界，与大多数我这么大的男孩子所要面对的凄凉的宿舍截然不同。
二
父母把我留在家里是我在希思山学校最幸福的事，母亲也因有我陪伴而高兴，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考虑非常地经济。按我当时的年龄，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在一战开始时转到我哥哥上的预备学校。当时大多数商人都对即将发生的金融危机十分恐惧；我父亲也不例外。各类文学，不论好坏，都前所未有地流行，但那并不是公众的预期；出版业被认为是不稳定的行业，《每日电讯报》占了父亲收入相当大的部分，在1914年8月，该报社突然通知所有不是他们正式员工的投稿人，他们不再接受投稿了。
我父亲像往常一样雷厉风行，马上给格伦费尔先生写信说他可能无法为我付学费了，我不知道他脑海中还有其他什么为我提供教育的形式，格伦费尔先生回复他道，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让我免费继续学习。父亲有些严肃地给我读了这封信，并勉励我从那以后要成为一名模范学生。对我们来说，和其他人一样，钱变少了，不过好在我们后来没有沦落到贫穷的境地，父亲也不再需要做这样的请求了。这件事也使得他在喜欢格伦费尔先生的同时也对学校有了一份忠诚之心。我经常以更温和的方式表达这种喜爱与忠诚，但是我却不记得这样的感激使我变得更加勤勉、有序。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刚一爆发我就立即来到了米德尔威奇诺顿，高兴地数着主干线桥头上的卫兵。我跟着从蒙斯撤退到马恩河的部队，画了数不清的图片，展现德国装甲兵在英国步兵部队中冲锋的样子，血和火药到处都是。手枪队解散了。罗兰和我们家没有参与武装抵抗，我们通过收集、出售果酱瓶给红十字会筹集资金。我们还用油毛毡给受伤士兵粘鞋底。
没过几周，父亲就赶上了时代的热情。他在米德尔威奇诺顿作征兵演讲；我聆听了；用着巧妙的措辞和十足的真诚，他宣告如果独裁者胜利了，那么诺顿的矿工就永远不能玩板球了。
他经常在乡下度假，而德国军队经常从那里经过。他对每一座被毁坏的城镇都很熟悉，他用笔将这些表现出来，呼吁人们报仇。但这只是他简短的表达，并且不典型。伤亡名单在这之前已经使他感到厌恶了。
我哥哥在他的自传里面，对他在1914年返回学校做了很详细的记载。希思山学校的变化不大。有一两个老师应征入伍了，走的时候手上戴着发给他们的手表。两三个男孩的名字突然改得英国化了，比如一个叫凯塞(2)的男孩将名字改成了金斯利，我们对此并没有和他们纠缠太多。有个荷兰老师，我们觉得他一定是个间谍。还有两个比利时难民，我们真诚地和他们交朋友。学校里一下子没有了任何怨恨，而在别处则到处都是。汉普斯特德当时和现在一样，有着大量的外来人口。在希思山学校里，我们读完中世纪历史之后，分成了苏格兰派和英国派两派，尽管自己只有四分之一苏格兰人的血统，但我却热烈地拥护苏格兰派。我们和英国派都接纳名字一看就是来自外国的孩子加入我们自己的派系中。我们父母的经济状况也不尽相同。一些孩子在阴雨天坐汽车来上学，身上裹着厚皮毯，司机还会下车为他打开车门。而像我们这些穿着胶鞋艰难行走来的孩子都对这些优越性不看重，不论是尊敬还是怨恨。我想这些都是学校有一个“好的基调”的标志。
我参加了童子军，从附近的地方部队里筹集了希思山学校的巡逻队。我们的童子军比起巴登·鲍威尔书中组织的来说差远了。我想我们应该训练跟踪、木雕，以及在画军事图的时候如何标注敌人的要塞；我们应该被手枪队的至高的荣誉感所感召。事实上我们的进展极少。我们周六下午在一家商店的地下室里面进行检阅，然后行军前往希思山学校。然后我们分成作战双方，进行一种叫做“敲脚踝”的击剑对抗；如果受伤我们就不让再那样玩儿了，但是仍然有许多孩子偷偷地玩儿。中间我们会停止一段，去希思谷里的商店买茶和蛋糕。我们的测验也很草率。如果能带来一些食品罐头，并且有火能加热它们，就算通过测试了，这样的孩子叫做“二等童子军”。能展示出六幅以上花朵画作的都能受到“园丁”标志的奖励。由于我们学校的图画课经常画这些，我们只需将绘画本上交就行了。
在1915年的暑假，罗兰先生让我和他儿子去陆军部送信。我们坐在一间烟雾缭绕的私室里面，那里住着一个老兵，时不时地把一些文件从一个屋子拿到另一个屋子里。我当时的理想是为基奇纳勋爵效力。我经常从他办公室外面路过，但却从没见过他。我见过的最高级别的人是首席军队教士。罗兰先生中午经常带我们去他的俱乐部吃饭；我觉得自己满足为国王效力的要求；整个经过都非常地开心。我觉得自己应该得到个什么奖章，但实际上我从没有得过。
我在希思山学校交了很多朋友，但后来都和他们失去了联系。有些和我大学时在一起，但毕业后就再没见过了。有些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的讣告并不那么显著。没有人上台掌权；也没有人犯罪。没有人写过求援信，但其实这是学校老同学间最常见的交流方式了。格伦费尔先生所炫耀的海军军人，没有一个被送上过海军法庭。
有一个孩子现在是专业的摄影师，也是一位剧作家，经常在我去伦敦的路上见到他。他头发稀少，笑得很牵强，衣着相当花哨。我记得他曾是一个非常体贴，又非常漂亮的小男孩。他长长的睫毛上附着晶莹的泪珠，时常激起我们血气方刚的施虐欲。我和我的伙计们常常找借口修理他，谁让他出了名的爱上音乐课，还爱恋女音乐老师呢！我可以肯定这些说法对他是无辜的。我们仅仅是用大头针扎他，再没有别的比这更过分的方式了，而且我们都因为这样被狠狠地打了一顿。
还有一个男孩是我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他很早就遭受不幸，从巴黎一个臭名昭著的吸毒同性恋家的窗户上跌落身亡了。他比我有钱，也更熟谙世事。他小时候有一个保姆，踢足球中场休息的时候会用保温瓶给他送去柠檬汽水。他常去戏院，有那些节目册，而且对女演员的私生活有很多的了解。
一个周六他请我去他家里吃饭，并且很随便地说道：“我们吃过可以去看电影。”看电影对我来说是非常期待但又非常罕见的事情，看过之后我很久都不会忘记。我激动地去吃午饭了，但是当我问到他有没有座位的时候，他同样镇定地对我说，他还没有看的那些电影其实并不怎么样。
正是从这个男孩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下流的话，而且是非常温和的话，但是在发誓保密之后他才自知有罪地告诉了我。跟其他很多学生不一样，我们对厕所非常会假装正经。这个命运比较惨的朋友经常给我说一些愉悦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淫秽的五行打油诗，但我并不觉得好笑。
他还给我讲生殖的过程，以激发我的好奇心。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性行为都不感兴趣。妇产科让我们很迷惑，像成千上万的男孩女孩一样，在开设生物课之前，我们找一些相关的文字，到字典里面去查“子宫”、“妓女”这样一类的单词，查“妓女”这个单词时查到的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查“号啕”这个词，因为我看到了女人“在生孩子时号啕”。我们几乎是一点都不懂这些。穆里尔小姐给我讲的男女解剖学上的不同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给他讲了自己十一岁时对英国国教天主教派的兴趣。
我定期回到北角区那里服务。霍尔女士在那里用小风琴弹奏村子集会时的歌曲以及穆迪和桑基的圣歌。一些业余传道者，以及一个从汉普斯特德基</a>督教堂临时来的牧师，讲授的教义在非英国国教的教堂里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些实际上都是露西可以接受的。
露西走后，我和父母去教堂礼拜，他们带我去汉普斯特德郊区花园的圣犹太教堂，那是一幢勒琴斯(3)的宏伟建筑，由一名名叫巴兹尔·鲍彻的十分豪放的牧师掌管着。
他不自诩自己的教义就是正统学说。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口齿不清，在伦敦戏院外的小摊经常能见到他身着世俗的晚礼服。人们对汉丽埃塔·巴奈特夫人的理想都不陌生，对他教区那一流儿的居民也都不陌生。他广泛传播各类主张，名字经常在流行报纸上出现，问及他什么话题，他的观点都反复无常。他有着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是诺斯克利夫爵士的朋友，至少也是一位皇室成员的朋友。他对格雷厄姆街、玛格丽特街和基尔伯恩圣奥古斯丁那里的安纳甘大公教会恨之入骨。来他这里集会的人不仅仅是当地人。崇拜他的人从伦敦各地聚集过来。他的讲道富有戏剧性，涉及时事问题，不合常理，而且不带任何神学内容。据我父亲说，这些文章长期成为《每日电讯报》的主要文章的稿源，并且他的评论是最严厉不过的。
我已经提到过父亲古怪的教会行为。他从不会把牧师作为咨询对象或者榜样模范。他认为巴兹尔·鲍彻仅仅是一个笑话，而他却定期去坐在下面听他讲，从不对其中的惊喜失去享受的乐趣。我母亲只是冷淡地鄙视他。
鲍彻先生是一个十分荒谬可笑的牧师。他感觉愉快的时候就宣布一个节日，不论日历上面标的季节和场合。他着装整齐，到处游行，灯和香就走在他前面。当他情绪上来的时候，他为自己特殊的仪式即兴创作。一次，他站到了圣坛上面，穿着长袍，手拿盐罐。“我的人们啊，”他说道，“你们就是地球上的盐，”然后在我们面前的地毯上撒了一勺盐。他的服务是“圣餐”，而在北角区这里我们只有晨祷。撇开鲍彻先生过分的表演，我看到了一些更神秘的东西。
在米德尔威奇诺顿，我和一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副牧师成为了朋友，他去世前成为了天主教徒。年轻时他是个研习礼仪的人，甚至连康妮姑妈都觉得他有些极端了，但他却有着当时高教派的基本准则和虔诚。他教我在圣坛服务。我在其中发现了很多乐趣，而且在那儿绝不会装腔作势，因为我所从事的一项自己不喜欢的服务是“忏悔”。我需要大声领着稀少的人群吐露心声。这总是让我觉得很尴尬。但接近神圣标志，清晨的寂静，以及和正在上演的事情的亲密感都令我感到高兴。
从那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不再画打仗了，而受到中世纪古书上图案的启发，开始画圣人、天使。我对教堂里面的装饰和英国国教的等级也非常好奇——“新教徒、温和派、偏激派、顽固高教派”都是他们所代表的。那是本科生罗纳德·诺克斯半幽默、半虔诚地在乡下骑车游行时提出的这些疑问。我也在某种程度上被传染了，在米德尔威奇诺顿我在奇康普顿的表兄妹们也加入了这个探寻之中，在伦敦给我讲肮脏的五行打油诗的朋友也加入了。罗兰家的孩子们对这不感兴趣，那也是我们第一次没有一起玩的游戏。
在夜间育儿室里我在床边做了一个神龛，一共有三层，一层比一层小，每一层上面都挂有一个小罩巾。我还在上面安上了黄铜烛台、花瓶和一个我在宗教商场里买的圣人塑像。这些都是用白石膏做的。我尝试着用水彩使他们变得生动起来，但颜料很快就剥落了。工厂生产的彩色塑像让我爱不释手，可就是买不起。我在这些东西前面用黄铜烟灰缸点上锥形的香。
我对纽曼的《杰隆修斯之梦》印象很深，我是在一本展现新艺术派画作的书中看到的。在模仿的时候我还创作了一首海华沙(4)格律的悲情诗，名叫《来世》。诗所描写的是灵魂在肉体刚刚死后的经历。这首诗的手稿被拿给父亲的一个朋友看，他拥有一家印刷公司，并且经营得非常好。他想出一个好主意，把这首诗制作了几分附件，装订在一起作为送给我父亲的生日礼物。它们在家里传播开来。我不知道制作了多少本，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但这本书的存在让我感到很羞愧。
这个时候我开始表露自己想成为一名牧师的想法了。母亲在小时候看了太多牧师生活枯燥的一面，不支持我的想法。当我开始背诵大段十分虔诚的话的时候，她不再听我晚上的祷告了。这是她第一次不愿分享我的兴趣。
“兴趣”这个词用得对吗？我在考虑。这件事情的一切都很荒谬，但本质上，大人们的虔诚又有多少不是荒谬的呢？上帝通过很多人讲话，以无数不同的形式现身。是我自己住在一个自我想象的世界里，还是我和一个客观世界的联系比较模糊？把这些事实的预兆完全看成是异想天开而不予理会就有点太愚昧无知、以怨报德了。后来我对这些预兆的理解逐渐清晰，但仍旧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我在教会学方面的兴趣并不排除其他。我负责主编学校的杂志，名叫《犬儒主义者》。是我父亲的秘书为我们起的名字。杂志的内容很浮躁，一点也不愤世嫉俗；仅有的几个笑话显得十分无力。我收集了“战争纪念品”——一些弹片，空弹壳，一个德国头盔，这些都是从前线带回来的。我觉得在维多利亚车站有一个卖这些东西的市场，在那里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可以靠卖纪念品维持生活。但在战后的前几个月里，我对这一点都不感兴趣。我把这看作是一种生活状态。在战争的第一年里，食物短缺还不明显。一架高射机枪立在白石湖边，当齐柏林硬式飞艇从天空飞过时，机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没有炸弹落在我们一英里的范围之内，但当我被从床上叫起来享受野餐的时候，防空警报在此时响起是很惬意的。我对危险毫无感觉，其实危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花园里，有时候看见敌人探照灯下面的银杆。有一次极好的场面，我看到一个落下了，在火焰中缓缓下沉，和那些在外面路上欢呼的人连在了一起。
父亲不再购买《笨拙》周刊，因为他不喜欢那种轻松的爱国主义风格。当看到那些阵亡名单中的名字时他心情沉重，一年前他还在社本看那些孩子玩板球，并且在迪格比请他们吃过晚餐。母亲整天都作为志愿救护支队队员待在海格特的医院里面。很多和父亲同龄的人都成为了特种警察或给战犯打包裹，但这两者我父亲都拒绝参加。他经营着那员工已经走得差不多了的生意，写文学批评，观察着西线的僵局，预感到我哥哥最终会被吸引过去。
哥哥在社本的兴趣令人着迷。他同龄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各自的特性我都像熟悉希思山学校里的学生一样熟悉。板球比赛的比分通过电报接收得到。我哥哥在他的自传里清楚地提过，他总是麻烦不断，最终被学校开除了。要不是后来读了他的自传我还不晓得有这档子事儿呢。父亲绝对保密，亚历克的不规矩他心里很清楚。我在场的时候他从不提这些。有时我听到流言蜚语的时候，我非常气愤地否定了它们。亚历克穿着一身卡其布的衣服出现了，首先在军官训练团受训，后来又成了皇家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每周日晚上读诗都是心酸的一幕。这些诗歌变成了他用来打发等待回营休假列车的工具。他特别欣赏英国九十年代的抒情诗人；他们那正在消失的节奏总是他启程的前奏，父亲总是送他走到伦敦火车站的尽头。所以当我现在读这些诗的时候，出现在我脑海里的画面不是皇家咖啡馆里苦艾酒上的一缕胡子和狂热的眼神，而是绑腿布、大笨靴子以及在家里图书室玫瑰色的灯光下面一个年轻强壮的士兵端着一杯咖啡。
三
父亲和哥哥都写过由《青春的迫近》而引发的轰动和痛苦的文章，这是哥哥写的第一本小说，是一部自传，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记述了他的学生时代，这在当时是很独特的。一些报纸开始争论，许多甚至断绝了和父亲的朋友关系。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就是我被禁止去社本就读了。这本书一被出版商接受，还没有出版，他们就立即给我找了一所新的学校。因为很少留意，所以可选的学校有限。母亲更想把我留在家里，送到威斯敏斯特或者圣保罗那里或者是汉普斯特德的大学学院学校。但这些似乎对我父亲来说不自然，经过简单的商议，他选择了蓝星，一个他从没有见过也没有任何联系的地方。
那里是伍达德的基地之一，最初设计是为了培养高教士的，特别是牧师孩子的教育，也正是出于它这方面的名气，我们选择了这里。
我父亲的性格就是一旦决定了下来，就要立即实施。我参加了在复活节学期的入学考试，分数很低但通过了，下学期就去蓝星了。
我记得自己去的时候一点也不害怕。我所读过的学校里的故事，以及我在家里所听大人说到过的，使我感觉去公学上学能使我进入一个有着更多机会和冒险的世界。我应该为我自己一辈子上学都是走读生而感到羞愧。当时的传统是在9月份一学年开始时第一次把孩子送到学校，而且现在也是这样。后来我去了那里才发现我不应该去。我是父亲那种对所有的事都要完成的本能的无知受害者。如果我在希思山学校再待上一个学期的话我会更加幸福，但我对如此匆忙地把我送出去并没有心怀怨恨。
“送”这个词也不恰当。父亲把我带到蓝星。1917年5月9日，我们一同乘火车前往。那一天是我日历里黑暗的一天，是这样的，当时我一个口袋里装着一个日历，在上面我标出来了这一学期的日子，根据我的运势，有些日子会比其他日子更要黑暗，日历的边上我画了一圈锁链将它环绕起来。
春天天气又冷又湿。我们在布莱顿转车，午后时分到达肖埃汉姆，又乘出租车去了学校。
现在这一地区人口非常稠密，当时可不是这样。阿杜尔河的水位很低，露出了平坦泥泞的河床；河的一边有一间间军营小屋，另一边的一块空地偶尔被用作飞机场；河水从东边的海滩流过来，一直到布莱顿郊区都是一片荒凉；往西流向沃辛，沿途有蓝星和桑普廷几个村落、农场和耕地；正如父亲提醒我的一样，越过天空，是“丘陵的轮廓，光秃秃的却很宏伟”。
有许多画作描绘这里的乡村景色，有许多爱德华时代和乔治亚时代的诗歌赞美这里的景色。山谷因小诺曼底式教堂的存在而显得优雅，没有树木，修整得很好，零星地散落着几个蓄水池、羊圈和一些分散的有些荒凉的农场。出租车转过肖埃汉姆的大木桥之后，我们看到了在地平线上的校舍全景。
之后，父亲开始谈论它和社本的不同。学校围绕着中世纪教堂所建，里面也包括修道院的建筑；房子是家庭式住所，由老师的妻子掌管着，分散在购物街上；这里有一家非常好的酒店和一个主干线上的车站。学校的生活与祥和的西部乡村集镇生活差别不大，每个人都悠然自得。蓝星那里的生活是修道院式的中世纪式的禁欲的生活，而且严格来说是英国哥特式的复兴。学校的建筑连成一片，遍布白垩山丘的山坡一侧，呈阶梯状。远远望去，孤然耸立。我们收到了一些建筑的照片，但是面对这里小礼拜堂巨大的统治地位着实让我们没有准备。伍达德先生为了买下这里花了高价钱。房子的地基据说要比上面的防洪堤还要深。他希望他所有的学校都能够再度肯定英国圣公会的国教信仰。蓝星小教堂是他设计时代的顶峰之作，以最清晰的色调表达出他的目的。这座伟大的建筑并没有完工，但东边我们所看到的那一部分根本就看不出来受损的痕迹；那些被临时抛弃的房子就在后面。窗玻璃从外面看是绿色的，就好像走进了水族馆一样。来访的传教士经常将教堂半圆形的后殿比作一艘船的船头。据我所知在这个王国里，宗教改革之后，再没有比这座教堂更为壮观的宗教建筑了。
我们沿着私人车道向前行驶，教堂的中殿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门房是一间临时的小屋。我们在这里停了下来。看门人给我们指了指校长的住宅，我被带了进去。这里的人经过商讨，都觉得这幢房子应该让校长使用，因为它比别的房子更能体现出校长的高人一等。
亨利·波尔比，我父亲在牛津时的校友，是当时的校长。他又高又瘦，非常帅，只是当地凛冽的寒风吹过时他那狭窄的鼻子会被冻得通红。他走起路来有点跛，是因为当时他被送进牛津大学跨栏校队，不幸受了伤。他是一个学者，有着在讲话和写信中引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经典典故的老习惯，他对教育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希望能成为一名主教，这并不是特别无限制的野心。他父亲就是一名主教，他曾在约克郡的大主教身边做过牧师，在伊顿公学做过助理教员，这些经历都足以使他升迁到现在的职位。校长的职务是通往主教职位的后一阶段。到1917年他已经在蓝星八年了，也正是我在他那里学习的那段时间他意识到自己被忽视了。我后来听说他在伊顿公学并不十分受尊敬，据说他在那里在有名的学生父亲面前惹是生非，和漂亮的学生母亲、姐姐调情，这使得他自己非常荒唐。他的那一面，假设是真实存在的话，我们也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纷纷模仿他，因为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将“apostle”和“epistle”两个单词中的字母T发音的人，但我们对他比较敬畏，而他也对我们一直保持冷漠，虽然我们大家都认同蓝星没有伊顿重要，但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最显著的天赋体现在对下级的选择上面。我们对他任命的老师都非常满意。
波尔比太太是一个和蔼但有些糊涂的女人，特别容易在社交场合失言失态。这些事被夸张地反复流传，成了我们在学校里全部传说的一部分。也许正是她的这一弱点对她丈夫的升迁很不利。一天下午她让我们到客厅里喝茶，她说的话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说这茶是“爱国”的茶；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吃点心，因为这些点心都不是用面粉做的，而是用土豆、大米制成。
那段时间饥荒成为了主题，在后来的十八个月里又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作为我去学校之前对我的款待，我被带去苏格兰音乐厅看喜剧演员哈里·劳德的演出，他在唱完歌之后又给我们讲了讲这件事情。“当你给自己又切下一片面包的时候，”他说道，“看一看刀子，上面有血。是你拿刀子戳英国士兵的后背所沾上的血。”报纸上充满了警告，只有自愿克己的人才能将国家从羞辱之中拯救出来，我们嘲笑德国人，嘲笑他们国家控制粮食，但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希思山学校，粮食都没有缺过。1917年水下封锁生效了。二战时，青少年不再像一战时那样，政府定量给他们供应食物；我第一次来公学学习也正是我第一次感受饥饿。波尔比太太的爱国食品是我在暑假之前所吃过的最好的东西了。
很快父亲就要离开了；和他分开我没有感到痛苦。我那时坚信这将是一个全新刺激生活的开始。我从校长那里出来，住校导师接管了我。
对蓝星不了解的读者可能会想了解一下校长的办公室。校长在周日晚上朗读家庭祷文，有时会在各个宿舍念，就像部队的长官视察军队一样，时不时停下来对我们中的一两个人问候几句。那就是他对我们全部的个人关照了。其他的都留给住校导师来做。我那时一共有四个住校导师。这是给那些排队想获得房子的助理教员的职位，因此尽管我们自认为会拥有一些权威，比起其他房间的孩子来说，我们的确很不利，因为他们上学期间一直都由一个他们已经了解了的老师带着。英国孩子讨厌变化，对熟悉的老师，哪怕这老师十分讨厌，也会感觉很开心。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波尔比先生选的住校导师都是非常好的。
我的住校导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年轻人；特别是对新来的学生更为和蔼。他名叫迪克·哈里斯。他的哥哥在沃辛有一所名叫圣罗南的小学，那里的许多学生都来蓝星这里继续学习了。迪克的哥哥英年早逝，之后迪克继承了那所学校，并且一直维持着学校的繁荣。他和年纪小的孩子在一起时最好了。年纪大一些的孩子都说迪克是他们的恩人。在我来到一个新鲜刺激的环境里的时候，没有谁能够比迪克更让人感到放心了。尽管我不知道，但他在学期末的时候离开学校去了军队。他称呼孩子们的教名，这是一项1917年以前很早的传统。我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受到他的影响。第一学期这些快乐的痕迹都是迪克·哈里斯给我带来的。
一个周日的晚上，当迪克有了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他像布道一样朗读利·亨特的《阿布·本·阿德罕姆》。这正是他和蔼但又不成熟的性格特征。
他身材不大，穿着整洁很有活力；是剑桥校足球队队员，他眼睛蓝而清亮，皮肤白皙，待人直率、友好。离开学的时间还有一两个小时。迪克借给我一本书，是马克思·彭伯顿写的《钢铁海盗》，并把我带到了里间，那里有一张为</a>“新人”摆放的桌子。我自己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在最后的一年半里我在阅读的选择上变得早熟了。父亲的书我都拿来贪婪地阅读，没有人给我指导，理解得也不透彻。我最喜欢的书是马洛礼写的《亚瑟王之死》和康普顿·麦肯齐的《不祥之街》。《钢铁海盗》并不吸引我。我在一间布有橡木家具和一处空壁炉的长长的房间里，环顾四周，墙上挂有储物柜，屋里有桌子椅子，相框里的相片是一个运动队，玻璃柜里有银杯子，布告栏上已经有一些列表和订单，我没好意思看上面的内容。哥特式的窗户外是老师的花园，一个横幅上面用哥特体写着“Qui diligit Deum diligit et fratrem suum”。房间刚被清扫过，还带有微微的潮气。
最后来了两个男孩，说道：“哦，上帝啊。还是这个房间”；“还是同样的味道”；他们很不屑地看了看我，又看了布告栏。“还是这样的宿舍。”“他们把那个讨厌的巴恩斯利搬到了前厅角落了。”“马尔科森的天灵盖，终于进驻了新生斋。”他们惊愕地读着禁止奢侈的规定：从此以后禁止粮食包，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的机构叫做“淳茶居”。杂食店里面只卖水果。
最先大吵大闹的就数他俩了。去学校的火车到达了肖埃汉姆，两辆出租车不断地来往于学校和车站之间，每次运送六个学生和他们的手提包。大约四十五个学生住在同一间房间里面。他们在布告栏上按过印之后，向迪克报告，然后开始在屋子里大吵大闹，声音令人作呕，以此来警告新来的人。他们都无视我的存在。在离开格伦费尔先生那里时，他告诉我了一些极神秘的对待年龄大的孩子的办法。这一警告对我的境遇来说似乎并不合适。
最终一个大脑袋，说话温和，年龄和我差不多的男孩带我加入了“新人的桌”，他名叫小富尔福德。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还有一个哥哥在学校。他享受着来自圣罗兰的进一步好处。我认为我可能比他对权威更神志清楚些。从那以后罗杰·富尔福德先生撰写、编辑了一些令人欣赏的历史作品。他经常支持议会，并且在自由主义和皇室之间同样忠诚。当时他是三百五十个男孩中唯一一个我可以结交的男孩。两年后他和我成为了密友，但是我那时不会选择他做朋友，他也不会选择我的。
在蓝星的前三个星期里，按照惯例，大家要经历一个被低年级学生称为“入学教育”的阶段，在此期间管理、指导学生都要按规章办事。虽然我不记得这是否实施过，但在理论上，在这期间他可能招致所有类型的处罚。谆谆教诲的主要是如何着装，如何放置自己的脚这一类精心琐细，但又不是特别使人厌烦的东西。前两年的服装是非常单调的；然后彩色袜子允许穿；六年级可以戴彩色的领带。第一年里，手绝对不能插到裤兜里，第二年手可以插进去，但是夹克衫不能往后拉。二年级的人可以拉一个一年级人的胳膊，但反过来就不行了。草地，虽然里面的地面大都露出来了，但一般是禁止入内的；每块土地都是一些特权阶级的私人猎区，最神圣的要数“北苑”了，那里只有学校官员才许从里面走。所有这些以及和这同一类的，都向我解释了。同时我“听见了”我所烂熟于心的家庭祷告的形式。在这学期的第三个星期天，有一个人站在屋里的一张桌子上，唱了一首歌曲，在这之后他成了这一伙人的一员，并遭受高年级学生的使唤和殴打。所有这些细节我都毫无疑问、不费困难地见识到了，他们成了学校新鲜事情的一小部分。
在前三个星期里我熟悉了教学楼，包括两大栋四边形建筑，以前是修道院。宿舍在教学楼的两边。其中每一间有自己的储物间、宿舍和更衣室，但是不用做令人疯狂的家务。校长的妻子和我们分开居住，因此没有太多的来往。舍监都是未婚的，一半都是牧师，我们共同在餐厅吃饭，老师们像在大学学院一样站在讲台上，不同宿舍的寄宿生在不同的餐桌上用餐。房子是用燧石建的。一种古老和逐渐被废弃的苏塞克斯雕刻工艺在房子上面已经保留两代人的时间了。专家们经常来研究完美的餐厅南墙壁。窗口和曲拱上的网眼图案用的是不太耐用的材料，这种当地的石头已被猛烈的含盐大风不断腐蚀了。一位老石匠和他的徒弟终生都在修复朽烂的部分。屋子里使用的都是煤气灯作为照明设备。在那种战争时期，海岸地区会有部分停电，因此在天黑以后这里感觉阴沉沉的。在中间休息的一个小时时间里，有些朦胧，看不清脸庞的一对对学生在大厅和学校之间漫步。小教堂里由老师的座位上边走道的炉子提供照明；教堂中殿的屋顶在晚上就看不见了，并且在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脚上会映出各式各样如万花筒般稀奇的影子。
每个宿舍都有女舍监；在我们这儿的是波尔比孩子的前保姆，是一名令人敬佩，身材矮小的妇女，她对我们总是称呼“先生”，这样给了我们充分的自尊，她和其他宿舍的女舍监不同之处就在于此，那些女舍监直呼孩子家长的姓，而不加任何前缀。除了她们，以及整理床铺、倒马桶、在厨房帮工、在大厅和小教堂后面洗碗的“女用人”之外这里就没有女人了。还有一块奇怪的荒地，除了乐队在那里练习之外，别的人都禁止入内。那里有被遗弃的塔的地基、第一堵墙和拱门，有弹药商店，有堆积的棚子，里面弥漫着炖汤（看着就像人肉汤一般恐怖）和煮脏衣服造成的白色的云烟。我从不知道“女用人”们睡在哪里或在哪里娱乐。仅一位老师结了婚；一个牧师住在骑自行车可到的距离内，他也被看做有些怪异，在玻璃柜里面种了些味道奇特的烟草。我们未曾见过他的妻子。可能也有一些“站在时尚一边”的老师选择了独身，但是他们构成了下层社会，未曾被任命过有权威或有影响的职位。我们没有探寻他们的隐私，对于女性的影响和家庭生活的排除是绝对的。我们未曾进入一个人的住宅或看见了一个商店；对像我这样的直接从家来的男孩来说，这经验让人感觉不寒而栗。
在四十年以后写这些文字之时我再访了蓝星，略有颤抖和怀旧地在这里漫步。这里着实扩建了不少，但并不同于其他学校和学院，仅仅是出于对资金的考虑而只在维持旧有建筑风格和材料的基础上做了些许调整而已。枕梁，在我那时都是平的，在门厅台阶之上，雕刻得非常精细。讨厌的是岩石园艺，就在草坡上，离北苑几步远而已，我经常被叫去那里割草。教堂的内墙到处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画。宿舍屋子里装备了小隔间，一个男孩一个，是模仿温彻斯特的“玩具”而建的。男孩们不再穿黑色外套。J·M·尼尔的神学作品集从图书馆消失了。岩石花园和教堂里的图片再没有挑起大孩子们的抗议或悲叹。这是我来到郊区后令人吃惊的改变。红色的小房子到处都是，有些是学校的财产。创建者有意设计的这种分隔式的简单布局完全被打破了。其用意是好是坏（反正我猜是好意），谁也不晓得。
我看见一个小男孩跑在北苑的石渣边际上，而且我正在进入南苑时，我看到了在我的少年期较不可以想象的事情。一辆汽车通过塔楼大门，停在了桑德森的门口，从里面下来了一位年轻母亲和两个漂亮的孩子，他们是来去拿那个靠在墙上的踏板车的。
修道院被解散了。郊区居民驻扎进来并自主创办了教会组织。
在餐厅里有一些青年服务员，他们也在学校里住，但是享受我们没有的特权，比如使用自行车和烟草。有一群奇怪的“靴子人”，他们年龄大，不识字，身体残废，居住在学校下面的小暗室里，那里全是鞋油和毛发的味道。早晚他们出现，推着装满靴子的篮子，步履蹒跚地边走边小声对自己嘀咕着。他们没有任何休</a>闲娱乐。在他们蹒跚的步履范围之内没有小旅店。除那些女用人、侍者和“靴子人”之外全部奴仆工作都由“菜鸟新生”他们来完成，并且还有着严格的纪律，结果会被严密详细地检查，一旦有缺点就会受到藤条的惩罚。
宿舍里几乎所有的纪律都由级长和宿舍长一手控制；宿舍的头儿单独就能打，并且打三下是普通的处罚。更加严重的就由他们和教务长共同惩罚。很少有不公道之说。事实上盛行的是严刑峻法的准则。其他宿舍的老师报告过来的由舍监来打。多数男孩在他们的前二年期间至少一学期被打一次。
在我的第一学期期间，一个名叫菲茨杰拉德的爱尔兰男孩创立了一家保险公司。保险费是一个先令，并且每笔赔付有三便士的利率。他研究了保险统计的形式，他肯定是盈利的。我和富尔福德受其诱惑购买了，菲茨杰拉德的非法行为被认为在新男孩之中是比较坏的，通过这个公司他们很快就读过了一学期，没有受到处罚。后来企业戏剧性地毁灭了。
年纪最小男孩的宿舍叫做“新生斋”。我们八点四十五分上床睡觉，年纪大的男孩要在九点关灯，这是他的义务。关灯之后所有讲话和活动都是禁止的，强制执行这些规则是这个男孩的任务但我们不羡慕他。我并不是暗示我们的宿舍长很惹人烦恶或他做了许多暴行，但是在学期过了大约一半的一个晚上，突然许多人一起过来打他，我和富尔福德不解地站在床边，吓呆了，其他人压住他的头，拿皮带和拖鞋打。最终他从混战中冲了出来跑到了宿舍外面，穿过更衣室，后面的人仍然追着，下了塔楼台阶到了迪克·哈里斯的住处。打他的人得意洋洋地喘着气，等待着结果。不到五分钟迪克就拿着藤条出来了。没有调查。他简单地说道：“你们全都得挨打。按照宿舍顺序一次一个进更衣室。”其中一个共谋者说：“新的人与它无关，先生。”“现在不说这些。”
次日菲茨杰拉德付出了几乎三英镑，并且宣告破产。暴力受害者搬入了另一间宿舍，另一个年龄大的男孩被任命负责我们这学期其余的日子。我从不知道是什么挑起了攻击。甚至连比我更知内情的富尔福德也无法解释。后来我在蓝星时这样的事再没有发生过。这是这地方典型特征之外的一次插曲。
我感激迪克把我也包括在处罚之内。它给了我轻微的亲属关系感觉，以前我完全对此陌生。因为不论是当时还是在我的前两年任何时候我都不受大家的欢迎。
没有朋友起初不可避免地让我感到自己被隔离了。憎恶是个人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新鲜的经验。十三年来我只遇见了愿意喜欢我的人。经验告诉我，不是所有人第一眼看见我就会接受甚至喜欢我，但是我对别人对我的拒斥依然稍稍有点吃惊，这就是快乐童年建立的信心。
在蓝星反感是相互的。我不喜欢不断地接近这些大块头、大嗓门的大男孩。我这年纪，事实上是最坏的年龄，对于突然丧失隐私不能接受。我是一个吹毛求疵的孩子。长期以来我都觉得茅厕很恶心，因此特别怕去厕所。在希思山学校，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对这个问题都出奇地沉默。在蓝星，四座住宅楼组成了北苑和我们所说的“树林”，一个在教堂里经常激起欢笑的名字，当我们听到以色列国王和犹大轮流被命令砍伐树丛又被指责需要将这些树丛恢复的时候。树林是一个被粉刷的围场，中间被两排柏油小便池隔开。两边各有一个厕所，一个供南苑的学生用，另一个供北苑的使用，但数量并不充裕，我对那儿有一种微妙的毛骨悚然的感觉。厕所没有门，里面有一条水沟，会周期性地冲水，消毒，但是并不经常。早餐之后这里是一个说闲话的社交中心；这里是我们与其他宿舍交流最近的了。为了抢到位子，必须从正使用的人那里预定。经常会有人叫道：“在你以后”；“我在这三个中排第二”；“我接第三个人的位置”。我平时和陌生人说话总是感到害羞；但在那个地方我发现自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能书写二十五行文字，就可以在上课期间去树林，我发现我宁肯如此。
当时食堂的饭菜如果放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救济院里都会引起不满，但直到战争结束饭菜的质量都一直不断地下滑。在比较好的时候食物由杂食店和从家带来的菜篮子供应。在1917到1918年之间，所供应的食物仅够维持生存，没有任何可口的。我记得当时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名叫“蜜糖”，这是一种甜的类似奶酪的东西，这种鬼才知道到底是什么的化学品的副产物每个星期两次出现在晚饭桌上。食物有不含奶的可可粉和人造黄油，还有限量的面包。午餐通常主要包括炖煮的未剥皮的甘蓝和土豆。也许我们的餐桌礼仪就是一种不自觉地对这种监狱饮食的抗议。我们星期天换上的干净衣服，到星期二就已经脏了。文明家庭里来的男孩们似乎对这种野性更觉得荣耀，这比他们洒出来的食物更让我恶心。一些格外熟练的男孩能将黄油片甩到头顶的高橡木椽木上，整个冬天都会一直黏附在那里，直到夏天天热融化了，落在下面的桌子上。
我们每周会在晚上洗一次澡。那简直就是极乐。但是除了星期天外的每个下午也会被强制洗澡。每个宿舍有两个浴缸。前两个人洗完后热水根本不够再洗两个人。冬天踢完足球我们就等待着泡在不太热的“泥”里面。在我们等待轮到我们的时候，从里面爬进爬出用像桌布一样的毛巾擦干身上的水，在星期天身上还干净，星期二就脏了，我不敢想象这些赤裸身体之间的接触，毫无疑问我的反感自己就会表现出来。
我不仅规矩而且死板。聪明的小男孩会在大孩子洗的时候去做准备，这是很讨大孩子喜欢的。但我拒绝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这是不诚实的。比较识时务的人不仅会谨慎，更会宽容地服从。我的顾忌使我不受他们喜爱。
我发现自己并不是那段寒冷时间的孤独学生。我记得所有的都是不一致。例如，我十分害怕出风头。宿舍长的作用是分发信件。许多次他们把信扔给我，粗鲁地说：“又一封沃的信。”虽然父亲的信件能给我欢欣，但他们对我的态度足以使我要求他写得少一些。另一方面在圣餐礼上我公然违背习俗在耶稣神像前下跪，这是我在圣犹大教堂养成的习惯。在蓝星这是不妥的。在第一个学期里我与其他人站在一起。在我第一个假期中我感到很懊悔，好像我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一样。从第二学期以及几个学期之后，这些看上去似乎不太重要了，我便开始下跪了；起初心里充满忧虑，但是并没人对这稀有的方式发表评论。如果在蓝星没有忠诚的话，那至少还对宗教有一丝尊敬。嘲笑别人表示虔诚的形式是很不好的，那里实际上有很多个虔诚的孩子从未在这方面招致不欢迎。
我没有羡慕其他的孩子。我也不想和他们一样。但是，相反我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没有远大的志向，只渴望保持我自己，然后被接受成为这些令人厌恶的暴民中的一员。我无法解释，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我的想法。
或许我夸大了自己的反感，但是我知道在星期天的下午，当被关闭两个小时，我们都戴着草帽穿着黑外套出去时，我经常自己独自走着，或者和一些别的宿舍同样不受欢迎的孩子们聚在一起。
在我来这里第一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感觉最痛苦的一次是在耶稣升天节这天。这是一年里一个完整的假日，也是我迄今为止没有庆祝的一个节日。我无意中听到很多关于在那天将会发生什么的谈论，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晨祷之后整个学校就解散了。那些在这里有父母或朋友的孩子都被带到了布莱顿或沃辛。其他人走了到布兰伯，那里有河边茶园、一座破城堡和毛绒玩具贮藏库。一个旅馆老板的爱好是收藏毛绒玩具。他给那些毛绒老鼠摆舞台造型，仿佛它们在洞里喝酒打牌，结果被老鼠警官突袭，抓了个正着。一只双头绵羊还有一些其他奇形怪状的东西，在之后的几年里我都非常喜欢。第一年我谁也不认识，无处可去。整个学校好像得了瘟疫一样空荡荡的。我打听出当天食堂没有晚餐。食堂的人给了我几片面包和一些难吃的香肠肉。下雨了。宿舍像星期天一样是锁着的。图书馆也不让我进。我拿着那袋湿漉漉的食物瞎逛，来到一片叫蓝星圈的树林避雨。第一次也是许多年里的最后一次，我哭了。那天下午我听见假日游客回归的喧闹声时感觉是多么的舒服。
我后来教育我的孩子要对落寞的孩子更加关注。
除了星期天外，空闲时间是很少的。称作“俱乐部”的比赛和各种团体占去了每个下午。这些团体最让人厌恨了，我从不喜欢比赛。它们对那些擅长的人来说是激烈的竞争、渴望和责备的根源；但对那些不擅长的人来说，则是无聊与不适。
不过板球是个例外。玩得很好的那些人似乎很开心。他们穿戴着颜色漂亮的衣服并且享受着伟大的声望，但是对笨蛋并没有责备。那些能打好板球的人被认为拥有奇怪且令人羡慕的才能，但是在第三联合会里花上很多无聊的下午也不是可耻的。在其他体育项目上的失败是不齿的。“残骸”是蓝星对这样不幸的人的称呼。我并不完全算是残骸。因为在足球、拳击、游泳和八百米上我最终进入我们宿舍的队。但是第一年我表现得并不够好，因此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我未曾享受过竞争，并且很高兴逃脱，不觉得羞愧。
有比赛的时候，那些不在队里的必须观看并且要鼓掌，夏天穿着破衣服躺在岸边鼓掌，冬天则站立在边线那里欢呼。这是当时的惯例。现今在多数学校里更多注重学生想象力的培养。我在蓝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才有了一些娱乐消遣，但是我在那里的前两年里除了俱乐部之外，没有其他的休闲形式了。
记得在第一学期里，我观看了前十一场的比赛（都是与小富尔福德一起看的）。一个客队的板球击球手直接朝我们坐的地方冲来。一个体型巨大的男孩见此赶快跑开了。球速慢了下来，落到岸上，停在了我们的地毯上。技术更娴熟的孩子都喜欢掷界外球。我和富尔福德坐在那，注视着这个神圣又更加可怕的东西，不敢去摸它。一个满头大汗、怒气冲冲的人，脚穿鹿皮靴，靴底的钉子敲击路面发出咔咔声。他极不情愿地从我们装樱桃的零食袋旁边把球捡了起来。“你们这俩小虱子，”他说，“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都担心会遭报应。实际上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这事了。
我第一年最好的时光是在图书馆、教堂和学校里度过的。
图书馆是一个宁静的地方，藏书极多。在半假日和星期天的晚上对我们开放一小时。图书馆里禁止谈话。我们可以借阅书籍，也可以坐在那里读。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翻看“艺术”书的插图，特别是一套叫做《圣经中的艺术》的书，里面将每一时段的经文用图画重现了出来。这样我模糊地学会了辨认各类学派的特征。我当时和现在都偏爱十五世纪和拉斐尔前派的作品，中间还曾喜欢过布格柔、皮维斯·德·夏凡纳，但又回到了原来的喜好。鲁本斯和伦勃朗的作品看上去非常丑。
在学校里我起初是在迪克·哈里斯手下，他给我们读书，教我们的诗歌比我父亲介绍给我的更现代——弗莱克，鲁珀特·布鲁克，拉尔夫·霍奇森，以及所有艾迪·马什的年轻门徒。但是，哎呀，我以前的名次太低了。我不费力地就能每周排到前几名，并且在期中的时候进入了前四名，期中我依然总是排在前面，但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我想自己对待入学考试太草率了。那学期末我进入了高级班，在那里我找到了和自己在希思山学校第一阵营的相同级别的教育。
我们每天早晨和晚上各去教堂一次，星期天去三次。我听过有人抱怨说这太过分了。即使当我公开宣布自己为不可知论者时我也没有这样抱怨。圣公会和钦定本的《圣经》措词一直令我着迷。因为他们的高教士品质不是仪式主义的，在罗纳德·诺克斯时代盛行的天主教教义亦不是如此。牧师穿白色法袍而不是背心。圣坛上有两支蜡烛，没有香火；巴兹尔·鲍彻先生一点也不奢侈。牛津运动精神里要求的都有了。
早晨和晚上去教堂使得周围不再寂寞；和家里以及米德尔威奇诺顿联系，而不是天堂。星期天晚上我们诵读那些在战斗中丧生的老男孩们的名字。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讣告。通往教堂的通道里面挂着一排不断增加的他们的照片，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牧师提到这些牺牲的人是很常见的，因为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牺牲的。这并不是欺骗，据说这类训导词现在会遭人嘲笑，但在1917年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教堂里的音乐非常好。如果我是另外一种材料构成的，音乐也许会成为我额外的安慰。风琴师布伦特·史密斯享誉学校内外。星期天晚上有高音独奏的颂歌，之后有为那些留下来的人的风琴吟诵。有人特意从外面过来听，但是我更愿意去宿舍，那里，夜校官员允许我们读“文学”书，所有超过五十年历史的书都属于这一类之内。
学期延长了。圣徒纪念日这个假日是“蒙恩”日，那时候一学期有两个假期，可以和父母朋友一起出去。我在这个区一个人也不认识，也很难有机会去一趟伦敦，因此我留了下来，像以往所有的星期天一样孤独。终于假期结束，汽车出现在宿舍前面，我被一种不可容忍的打击所击倒，出现了腮腺炎的症状，症状太过明显，不可能是假装出来的。我第一个假期的前两星期是在疗养院度过的，小富尔福德陪着我。
一名叫巴布科克的女负责人没有做任何缓和我们哀痛的事情。她天生坏脾气，并且在自己假日被缩减时会大怒。（她有很浓的小胡子。一个俄国男孩提出要送她一把剃刀；他父亲向教堂送了一幅圣像，但与教堂的宏伟相对比显得格格不入。）几周以后我可以下床了，但是依然被隔离。家里人给我送来一只鸡，但被巴布科克的猫给偷吃了。巴布科克很不优雅地道歉，并且对没有关食品贮藏室的病区女仆喊道：“不要打我的猫；打你们自己。”
经过了几周的思慕我终于回到了家，那里对我再没那么亲切过了，但却没有以前快乐了。我哥哥被派往前线；帕斯尚尔战役正在进行中，每天都有大量的伤亡名单。父母对他的安危无比担忧。除此之外，父亲在接到哥哥的作品《人到青年》后感到焦虑不安，对许多社本老朋友的漠视感到深深受伤。母亲依然每天都来往于海格特的医院，我经常和她一起走，但她每天都有很长时间不在家。我在家从不感到无聊和孤独，但在这个假期以及这之后许多的假期，随着假期过半，假期最后的这些日子里我的幸福感也在衰退，忧郁和担忧要盖过任何乐趣。
我的第二学期是黑色苦难的。返回学校的时候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经历，只有令人讨厌的熟悉。我现在是传统五年级了吧，由一名专职牧师指导我，他叫何汇特，是一个虔诚的音乐人，绅士但又充满激情，他来到了蓝星，据说是在一个贫民窟教区里工作一段以后来这里调养身体的；学校的时间安排对他总很合适。而且迪克·哈里斯最后还做了一件善事，那就是任命我为“图书馆小工”。这使我解脱了所有的宿舍苦活。这项工作的任务就是把图书重新归架，并对还回的书做一记录。图书馆小工有着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图书馆的特权。这两件事是一种安慰，除此之外其他的变化都是不利的。迪克·哈里斯被一个以前教德语、有着海象一样胡子的人接替了。他十分无能，对宿舍所有的管理都是靠舍长还有严</a>格遵守纪律的人来完成的，这些人在和平时期仅仅只会是下属而且对于履行公职来说还太年轻了。意外地有一群新来的男孩住进来了，后来我和他们成为了朋友，但在他们刚来的两个学期里，宿舍固定的习俗是没有人能和他们接近。我能交往的还是只有富尔福德。食物变得更加稀缺；服务员消失了，引进来了一些战时服务的措施，由学生们轮流充当服务生；而且不单是低年级学生，除了最高年级以外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也使得野蛮的饭桌更加阴暗，因为给比自己级别高的人服务会被责备，高年级的给比自己级别低的人服务会把菜撒得到处都是以表不屑。天冷的时候就越发激烈了。当时的组队还算是可以，我们作为一个小队在乐队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操练。现在我们被分成一组。每周末要腾出半天休息时间来，正式着装，练习检阅。为了检阅我们得把步枪擦亮，把脸擦白，靴子上油。步枪是为六尺高的人设计的；背起来简直就是累赘。挖土豆也被加进了我们的爱国责任中。
早上我们匆匆赶往学校时，风雨交加，天空黑暗。冻疮肿烂了。我强烈恳求父亲把我转移到别的地方，而他却劝我再忍一忍。
我对这些苛刻不感到苦恼。读者也许能感受到集中营的恐怖。我只是说自己受到伤害了。在最初的十三年的岁月里我太温柔了。
我的哥哥和数以万计像他那样的人，比我大不超过五岁，正在战壕里面无比艰苦的条件下过冬。这些年对世界上一半的人来说都是凄凉的。我觉得对一个英国学生来说已是历史上最凄凉的时期了。
在十九世纪初的学校里，有许多著名的恃强凌弱的事情，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所缺少的粗鲁的人性以及多样性。八十年前，男孩都在乡下闲逛、酗酒，不是抽烟就是在火上烤野鸡；他们互相打斗，有时还把老师锁起来。在1917年和1918年两年里，除了一些在“新生斋”里独特且无法解释清楚的暴乱以外，蓝星这里在严格的管理下一切正常。
我听说在上世纪，罪犯被从肮脏腐烂的老式监狱里转移到新监舍里，虽说这样是为了对他们施以人道主义关怀，可许多犯人都疯了。当时英国的学校也在发生类似的改造。这种改造如果是由心存善意、富有想象和热情的成人和孩子实行，而且是在一个富足、具有美好前景的时代，其结果应该非常不错。但所有这些在当时的蓝星一概阙如。有权利的男孩太年轻了，老师又太老了。一切必需品都是代用品——我们穿的衣裳，吃的食物，学习用的书，以及应该教我们的老师。我们看上去是一群又冷又饿，衣衫褴褛，但又不是自由斯巴达，而是被围攻，无力又被忘记的驻军。
四
我圣诞节回家发现家里又有了一个新成员。我并不感到惊奇。之前他们已经以书信的形式告诉我了，但是之前见没见过新来的人，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我对她非常了解。她是巴巴拉·雅各布斯，我哥哥的未婚妻，他们之前刚恋爱不久。哥哥在自己的自传里详细描述了她。她比我大不到三岁，是一个温柔的女孩，虽然反应有点慢，但是干活娱乐都可以。我觉得自己就是她的兴奋剂一样。我听说当我在的时候她就不大会沉湎在白日梦中。她对身边所有的人和事都有一种轻微的荒谬感。她剪了短头发；穿低跟鞋子，并且着装很有艺术感；从不穿奇装异服，但是帽子手套和遮阳伞的搭配也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佩戴的有银和铜的天然首饰，还有珐琅，其他宝石还有琥珀，其中琥珀是伯克姆斯特德的一个胡子怪人做的。她有很多追求者，但是我未觉得她特别美丽或者有吸引力（我当时对和我同年龄段的女孩是没有钟爱的）。我非常喜欢她并且很喜欢她陪着我。她一定也很喜欢我，因为直到我哥哥从部队回来，她假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陪着我玩，而她最初仅仅是为了参加摄政公园里女子学院的讲座才来的。
在记述我受教育这一章节里面，巴巴拉理应享受到比单纯提到她还要多的权利。她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博学，但是她的知识和她尊敬崇拜的人我在学习中很少接触到。她的经历和成长与我的完全不同；她的口味，她读的书，她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其他方面又是互补的。她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一个社会主义者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我见到她之前，我的那几个未婚姑妈和英国国教牧师正处在主导地位；在巴巴拉那里我见到了新的时代。我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向它屈服，而是被这次相遇所刺激。我的父亲总是假设（就像我现在这样）新的事物可能是很令人讨厌的。巴巴拉在现代性中发现了特殊的魅力。她并不追求新奇；在时尚方面她并不是从旋涡派到达达派。相反，她本性极具颠覆力，像一只跟在她母亲脚后的小猎狗一样迷迷糊糊地懒散闲逛。我与她唇枪舌剑，但同时我也吸收了许多她的观点，之后的下一个学期我在随笔中对这些观点又进行整合，结果却受到了何汇特先生的谴责，这在我之后的岁月里也是很少的：“他必须学会‘赞同那些优秀的事物’，而不仅仅是超现代化。”
巴巴拉到伦敦最初的愿望是进入斯莱德艺术学院学习，并不是因为她在绘画方面有才能，而是因为那里可以释放自己。她父亲觉察出了她的动机并且禁止她去那里学习。在摄政公园的学校是专门的女校，没有被波希米亚所污染。我不知道她在那里能学什么。不过这的确是一条逃离吵闹家庭的捷径。
她是一个大家庭一对不般配的夫妇最大的孩子。
她的父亲雅各布斯是一个作家，中年时写的记叙文非常精美。当我注意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事业和名誉的顶峰，但是我并不为之所动。在希思山学校我们大声朗读他写的故事；但我并不把这些故事当作是“文学”；他们只是些“预备学校的东西”；他的孩子们亦不对他的成就有任何自豪感。大人们教他们把他看作是一个勉强养家糊口的人。最近他开始引起那些认真学习小说的学生的注意。我怀疑他是否会像他以前那样经常在年轻人中制造欢笑。
他是一个面色苍白，皮包骨头，尖嘴猴腮、长着水泡眼的人。像许多幽默作家一样，他在私人交往方面的幽默发掘得很少。他在丢失自己维平口音时几乎失声了，只能通过他薄薄的嘴唇说话，但语气总是偷偷摸摸的像犯罪的口气一样，在一个非常可敬，但其实令人生厌的人面前他会仓皇失措。他是一名世俗清教徒，是那些“谁没得到信念，就不会获得乐趣”当中的一个，并且他所有的观点都是诺思克利夫勋爵的。但是隐瞒在这个单调外表之后，我这样幼稚的眼神看不到的，是一位潜伏的纯艺术家。
他的妻子比他年轻很多，是一个诚恳又溢于言表的威尔士妇女，曾因作为妇女参政权论者打碎窗玻璃而入狱；是一个H·G·威尔士所描绘的“新女性”女主人公一样。她有着漂亮的眼睛，十分慷慨，常帮助受苦的人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但其实是个笨蛋。
两个人在每件事情上总会有连续而且激烈的争吵，特别是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记忆里有几个场合；我印象中雅各布斯太太经常带着从学校“抢”来的孩子来我们家，藏匿起来。
他们在伯克姆斯特德郊外一座大的叫做比奇克罗夫特的现代房子里居住。雅各布斯是当时收入最高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但是他们的繁荣却没有带来一点舒适，因为雅各布斯夫人认为作为妇女参与家庭管理是有损她的形象的。性别的区分对于她以及那些和她有类似想法的人来说，就像是她的孙子</a>女辈对种族和肤色的区分一样遭人反感。甚至母爱都被看作是一种殖民，男人靠剥削女人获利。在威廉·怀马克更有序的世界中，女人还要承受分娩之痛。
在所有家庭中，孩子总会站在母亲的这一边。巴巴拉在她第一次来与我们一起居住的时候，接受了她所有的观点。只有一两年之后，雅各布斯太太为了通神学而放弃了政治学，巴巴拉才开始怀疑母亲是否也容易犯错。
在之后的两年期间我去过比奇克罗夫特很多次，雅各布斯家里的人也经常来我们家。他们开始取代罗兰家成为我的假日朋友。
这段时间在伯克姆斯特德有一个和我相同年纪的男孩，他后来成为了我的一个有名的朋友，他叫格雷厄姆·格林，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雅各布斯家的两个孩子都是在那里上的学。他父亲和雅各布斯认识，但我在伯克姆斯特德参加的所有聚会里没有见到过他。这并不足为奇，只是可能会引起那些喜欢钻研小说故事来源及其构思过程的人们的兴趣。
我觉得我在小雅各布斯面前摆架子，把住宿学校严酷的生活和他温和的走读生活比较。然而这些吹嘘的话一定在伯克姆斯特德学校传播开了。格雷厄姆·格林对这一过程自己都没有察觉。但是一次又一次在他的小说里，当他希望刻画一个衣衫褴褛对小公学没什么特别多感情的人物形象时，他就会将这种感情归因于蓝星。我是他在蓝星唯一比较了解的一个大孩子。我们俩都看不出我和他那些悲伤小说有相似之处，但是小雅各布斯说有些事会间接或次间接地产生。
雅各布斯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妹妹，她皮肤比较黑但很漂亮，年龄比我小一点。我和她的友谊与我和巴巴拉的完全不同。她不会教育我，而是会十分尊敬地仰望我。在比奇克罗夫特有一个大的音乐室，里面的橡木地板很光滑，当地舞团经常借用这里。在这里有一种不定规则在黑暗中玩的小孩游戏。玩的目的就是要让一方从另一方的队伍中爬过去到达尽可能远的地方。在这光滑的橡木地板上，我和她互相追逐、摔打，有时则默默地紧紧拥抱、滚成一团。年纪小点的一看到我们被抓或逃跑，就兴奋得哇哇乱叫。我们就借口在打架。虽然我们从没接吻，但能够紧紧相拥就足以令我们欣喜若狂了。总之那份暧昧一切尽在不言中。游戏过后，灯亮了，我俩相视一笑，彼此心照不宣。每次不是她就是我提议要玩这种“暗中”游戏。
我和巴巴拉从未有过身体接触。我发现她是我在蓝星缺乏的一类朋友。同时我们一同探索了伦敦，之前我们谁对伦敦都没有任何了解。我们花费一整天在无计划地远征，随机搭上公共汽车，非常惬意。对于现代伦敦人来说，他们排长队，然后在有软座但却吵闹的沙龙里挤来挤去，对我们这样踏上开心之旅的更开心的一代人一定很奇异。那个时候公交车随叫随停，但年轻人以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跳上跳下车为豪。从露天平台上可以看到远处的地平线。不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去，下雨的时候就在座位后面系一块油帆布遮一下，因此对城市的地形也很了解了。
我们很少观光，我在建筑学方面的品味仍然是中世纪的，但是我们参观了许多画廊和画展。我们都对后印象派画家没有任何领悟和理解，但是巴巴拉对这些画很有同情，感觉它们是属于她那一时期的。有一些作品是美学转换，当眼睛看惯了传统的风格，突然看到了新发现，在那些以前看起来丑与乱的当中发现了美与意义。我从未有过那种经历。我欣赏着巴巴拉向我展示的最糟糕的作品，比如C·R·W·内文森的战争画作。我在梅斯脱维奇的木雕中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舒适，但是我承认我对未来主义学家的欣赏是假的。巴巴拉告诉我她觉得徒步旅行很愉快。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我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一本名叫《绘画》的杂志上。文章名字叫做《立体主义之辩》。我一本都没留，文章一定很蠢，因为我不知道什么运动的什么理论，也只看到过极少数他们的作品。看到它印刷出来我非常激动，我试着成为立体派画家，并寄给《绘画》杂志的编辑，建议他下一期应该把我的画放进去。那是我最后一次拥护毕加索。画很快就被退回来了，留言说我的作品不能算作一篇“文章”，而是一封“信”。
在这次被拒绝之前我和巴巴拉在原来的日间育儿室的墙上贴满了立体派的画作，也就是说，我们把原有的角度给缩小甚至变成平面的了。把这些画给那个马克·盖特勒看了之后，他很难用和蔼的语言来评论，他说我们的原创中运用了太多颜料——磁漆、油画颜料、黑色涂料以及海报颜料。
我很快又恢复了模仿十三世纪的手稿，画得尽量像比亚兹莱。
在青年人头脑的空缺中，相互矛盾的原则是可以做好邻居的。从比亚兹莱到埃里克·吉尔没有太远的距离，而且我对他的木雕有了持久不变的喜爱。我对他的教义没有兴趣，更喜欢巴巴拉介绍给我的塞缪尔·巴特勒的《笔记》，把它看作智慧的源泉。我没有研究过罗斯金的作品，但是我在某个方面吸取了他大量的观点；不管怎样，那些对他来说如同诅咒的作品我都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学习过，并且我的思想被一个观点所支配，这个观点就是所有的现代画作都是违背罗斯金的法规的。我在两个观点之间止步不前了，想着更加卖弄地把新的观点表达出来。实际上巴巴拉说我是审美伪君子。很多年后我才承认，巴黎画派以及所有由它衍生出的画派都是我憎恶的。或许巴巴拉是在摄政公园从《经济学家》上读到这些的。她比同时代的多数女孩对这样的主题都了解得更多。而我却对其一无所知，只是从她这里学来一些专业术语，在之后的不少年间冒充是社会主义者。（在其他一些场合里我主张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无政府主义以及世袭的社会等级。）我的愿望是能在巴巴拉完全无知的地方让她震撼。她公开信仰不可知论，对穷人充满了慈善和同情（虽然她对那些穷人了解很少，比起我母亲来说要少得多），坚信人类的完美性，渴望社会的平等；我公开信仰基督教，对工商业资本家不屑一顾，很喜欢证明他们就是反面人物。
复活节假期因为我哥哥在进攻鲁登道夫时“失踪”的消息而格外黯淡。父亲备受焦虑的折磨，而巴巴拉却十分平静。后来有电报出来的消息说他被关进监狱了。即使在胜利的时刻，父亲依然恐惧德国人会不会屠杀他们关押的囚犯。俄国革命的胜利对巴巴拉来说是十分振奋人心的，她确信德国军国主义已被摧毁，乌托邦即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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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狄更斯名著《远大前程》中的重要人物。
(2)原文kaiser，意为德国皇帝。
(3)英国著名建筑师。
(4)指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著名长诗《海华沙之歌》。海华沙为奥农达加（北美印第安人一族）领袖，曾组织易洛魁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