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父亲

    一


    我在前文提到过父亲，但一直没有单独对他进行描写。我对他的观察是缓慢的，并且理性和判断力也随之提升。和他一起生活了四十年，已经很难回忆起他在任何特定年龄时的确切样子了。


    正如我在前文中说</a>的那样，童年时父亲在我眼中就是一个侵入者。他总是在一天最高兴的时候从前门进来，用冲破天花板的声音叫道：“嘿！嘿！我妻子在哪？”母亲就这样被叫走了。（我最大的孩子对我的第一个记忆是一个穿着军装脾气怪异而又容易生气的人，在前一天晚上来到了她奶奶家休假，现在却又出现在她和表兄妹们玩耍的窗户下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来人把这些小孩儿带到别处的草坪上去吧。”）


    许多男孩子都觉得自己的父亲像英雄一样强壮、灵巧，像猎人一样英勇，并且精通各种机器。可我父亲却不是那样的，并且我也从来没有惧怕过他。他总是焦躁不安，而非积极主动。他的职业在我小时候看来是不光彩的。我应该更尊重一些像我叔叔们那样的士兵或者水手；抑或是有建筑方面的兴趣，会做木工活的人；再或是那些用会割到脖子的剃须刀刮脸的人。


    我出生那年他三十七岁；我开始留心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他在自传中对那一段日子是这样回忆的：“我一定是在伦敦跟我同龄人中最年轻的。”而我却觉得他很老。


    小时候我经常惹怒他，年轻时曾有一段我让他焦虑甚至绝望；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对我来说我越来越欣赏他的品质，并且和他在一起的乐趣越来越多。


    父亲个子不高，我和哥哥也都和他的身高差不多，但我们都没有父亲长得帅。他灰色的眼睛很大，有着雄辩的口才但又不乏仁慈幽默，浓浓的眉毛和头发，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地都变成了白色。他曾经身材消瘦，但大概在我出生那时他的体重开始上升，直到最后变得体态臃肿，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都是比较胖的。在穿衣方面他比较传统，也比较整洁，但即便是他在穿衣方面比较讲究，性格也很随和，他还是坚信自己很丑。他不喜欢照相，如果看到自己在镜子里面的样子就会立即避开，用《哈姆雷特》中鬼魂的声调喊道“哦，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样一些强烈反感的话语。


    他晚年出现的一些错觉又因为他自己说的话而更加严重了。就像他在科斯利的祖父一样，他经常谈</a>及自己快要死了。他常常称自己是“不可矫正的维多利亚人”。这些年来他一直被这样的病症所困扰，有时还患有哮喘和支气管炎。有时他说自己呼吸时感觉很“紧”，有一次问他身体感觉怎么样时他的回答很令人吃惊，他说：“今天感觉好多了。昨天一晚上紧死我了。”


    我对他早期的记忆是他饱受痛苦地喘气、咳嗽。在那时候他总会引用各种各样的名言，向天堂呼喊请求减轻他的痛苦。他在汉普斯特德看自己的墓地的时候感到非常满意，心里忧郁的感觉得到了简短而快速的释放。大部分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总是非常快乐。


    他天性好交际，殷勤好客，但在大型聚会上他却并不感到快乐，不愿在一群比他富有的人中走动。他不打牌，不下棋，除了板球之外对任何竞技类游戏都不感兴趣，板球也是在我出生前经常玩。但是对于所有的理论性的和表演性的游戏他都非常在行，因为这些游戏需要随机的创造性。


    他喜欢把自己放在一群普通人中说话，那样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他那生动的谈话上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听力逐渐衰退，他一个人的时候感觉最开心。他深受年轻人喜爱，从他们那儿赢得自信，从他们的激情里得到精神上的振奋，他很喜欢和年轻女孩保持一种亲密但非情爱的关系，通常是和朋友们的女儿，每天都会和她们见面或写信，为她们写诗，送一些小礼物。除了这些连续的钟爱的目标外，他会对认识的大多数人持一种亲切的嘲弄态度。


    我觉得他有点怕埃德蒙·戈斯(1)，这位亲戚也是他刚到伦敦时的导师。他会激动地期待戈斯并不经常来的拜访，出钱到汉诺威特勒斯那里吃饭，虽然很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但他总会兴致极高地回来，说自己度过了一个绝好的夜晚。


    我很鄙视戈斯。他那种优雅的取悦他人的艺术对小孩来说并没有效果。我记得他有一次跟我打招呼时说道：“你带着腿去哪里呢？”那时我大概有八九岁，我傲慢地对他说：“我想去哪它们就会带我去哪。”


    “年轻人真有自信！能够想象出一个可以达到的目的地！”


    我觉得这很荒谬，并且有挑衅的意味。


    比我有更高鉴别力的会更喜欢与戈斯为伍。在我看来，他体现了作家身上所有的卑劣之处。我在调查他和丘顿·柯林斯的争吵中发现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只匿名写过一本书。他在他勤勉的追随者中名声显赫，在他们中他为自己和权威人士、时尚人士的关系比和艺术家亲密而更感到自豪。不像他的继任者德斯蒙德·麦卡锡那样，他天生并不和蔼也不慷慨。他的长相令人生厌。我在小时候曾被这种装模作样所迷住。在我眼里，戈斯就是一个塔金霍恩先生(2)那样的人，步伐轻快，不引人注目，是这个大世界里坏脾气的住客，我渴望能有一个疯狂的女人将他干掉。


    我可以肯定父亲从没有伤过任何人。他完全没有野心和嫉妒心。曾经的对文学方面声誉的渴望也在他年轻的时候消散了。虽然受到的批评少之又少，但他对批评特别敏感，对于每一条琐碎的消息来源他都非常感激。他对别人的赞美却毫不吝啬，对于想尝试戏剧创作以及想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不管他们是否合适，他都会给予充分的鼓励和肯定。


    他会尽其所能，只要自己的条件允许，他都非常乐意慷慨地给予别人。他渴望乐趣和爱慕的愿望很难区分开来。他并无“憎恶贵族品位”的纰缪，对权力没有欲望，也不会老谋深算。他从不存钱也不借钱。


    他憎恶争论，在他看来所有的深思熟虑都有争论的可能。当出现讨论的时候，不管气氛多么和睦，而且讨论的话题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总会好像很痛苦的一样叫喊道：


    “让这场冗长的争论停止吧！


    鹅就是天鹅，天鹅就是鹅，


    他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你累了，最好安静吧”


    然后离开了房间，在走廊里大声说：


    “他们的声音盖过了你，用嘘声羞辱你，折磨你，


    有你当陪衬他们才过得更好……”(3)


    他的决定总是瞬间做出来，即使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每封信他都在收到的一小时之内回复。他回复那些不需要回复的信，比如别人收到礼物后写来的感谢信，所以如果他认识一个和他一样一丝不苟的人的时候，两个人的通信会一直持续到两人去世。


    他非常勇敢，对所有的麻醉药之类的东西都十分憎恶。他拔牙从不用麻醉。我记得他有一天晚上听说有一个贼藏在花园里的时候，后来证明那是条错误的消息，他独自拿着一根拐杖出去了，喊道：“出来，你个流氓！我看到你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都没有在空袭时隐蔽。


    我父亲在美学方面的刺激大都是口头上的。他并没有像他的两个儿子一样对音乐一窍不通。但他也不懂音乐，不喜爱音乐。他对绘画的主题比较感兴趣。他很喜欢看英格兰和国外的风景，同时他还很喜欢建筑，因为建筑和普卢塔克、莎士比亚以及斯科特所写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并没有去探寻历史真相的渴望，老实说他更喜欢其生动的形式。


    他不是那种有着坚强、一致观点的人。


    在政治方面他说自己属于托利党，但是因为他住在保守党选区，他不参加民意测验，除了和当时所有人一样对诺斯克利夫、劳合·乔治憎恨之外，他还是一个温和的和平主义者，没有什么政治准则。我从没听他说过当时的任何争论。他对经济、外交方面一无所知，并且一听到这些就烦。他并不反对帝国主义，就像在吉卜林和亨里作品里的韵律形式一样；也不反对爱尔兰民族运动，就像凯尔特流浪诗人所表达的那样；也不反对《什罗普郡少年》(4)里所表现出的悲观主义；也不反对天主教会，当他们通过克拉肖(5)来找他的时候。那些政治、哲学和神学领域中的普通术语在他看来都像是诅咒一样。语言就是一切。


    宗教方面他信仰英国国教，在读到钦定英译本《圣经》和克兰默的《公祷书》的时候他特别高兴。他很喜欢去教堂做礼拜，因为他喜欢教堂里面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仪式用品，每周日他都去，从不缺席。他总是去最近的地方，对神学观是否存在差异毫不在乎。在我出生的时候，他一度有一个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的阶段，经常去位于基尔伯恩的圣奥斯丁大教堂，我就是在那里接受的洗礼，那里也是改革运动的中心。但他对那里的教义并不严肃对待。在一群人集会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一个他认识的律师，为了赎罪，愿意被教区副牧师打。在我小时候父亲每天早上都要读家庭祷告。在1914年的8月，他终于不再每天祷告，因为这样“不再有效果了”。他对天主教会的抱怨主要是他们的教条太清晰了，而我怀疑他是否真的相信教条里的内容。他会以柏拉图哲学的方式沉思不朽和永生。对于他所受到的道德规范教育他毫无疑义地完全接受。


    我九岁的时候他给了我玛丽·麦格雷戈写的《罗马故事》。这本书里将亚克兴角(6)当作罗马历史上的最后一件大事。书上的题赠写道：


    他们告诉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是，伊夫林，在家再待上片刻！


    如果罗马的道路吸引了你


    去勇敢地行事，无畏地战斗，


    请记住，英格兰始终是最好的——


    她的心脏，她的灵魂，她的信仰，她的休息！


    我不知道最后这个单词的首字母为什么要大写。岛上的哪种安详是他想向小儿子推荐的呢？我只能猜想是坟墓。但是英国人的工作平淡无奇，正如他在十年后给我一位学校里的朋友关于追随文学事业的建议时说的那样：“对《圣经》、莎士比亚和维斯登（板球年鉴）彻底了解之后，你就不会出大错的。”


    父亲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戏剧风格，但是直到十六岁的时候一位成年的来访者向我指出时我才意识到。这个朋友我还会在后面仔细描述的。他对我说：“魅力，太有魅力了，无时无刻不是表演。”我向母亲讨教，母亲也完全认同这样的判断。我睁大眼睛看了看他，这个我长这么大一直都觉得很朴素的人，我看到了他展现给别人的样子。


    在他小时候，对于戏剧的了解全都来自布里斯托尔的哑剧，演出由唐赛德那里的男孩在学校里面的剧场上表演，他发现莎士比亚剧中的情节都被错误地改动了，并且女性人物都被剔除了出去；父亲一心想当演员。他有一个模拟戏院，给自己的木偶写剧本。在社本，在牛津，他更大地扩展了自己的视野。他在学校成绩糟糕，文学学士学位第一次考试和人文科学学位考试都不理想，均以三等生身份毕业。这都是由于学期中以及假期里的戏剧演出所致，他带着一个临时拼凑的业余剧团挨家挨户地表演。当时牛津大学</a>戏剧协会成立，但他并没有加入，而是和一群克莱斯特教堂的朋友们借用霍利威尔音乐厅演出了滑稽短剧，内容是鲍彻的《朱利尤斯·恺撒》。像所有的本科生组织一样，表演非常地平淡（请参照罗纳德·诺克斯的《十诫》），但却被认为是当时非常独特的设计。于是他带着唯一能给他增光的纽迪吉特奖（牛津大学设立的诗歌奖）来到了伦敦，在这里表演。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使得他无法做一名职业演员。在他前途未卜的那些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地和一个制作过《朱利尤斯·恺撒》的朋友合作创作，父亲写歌词和剧本，那位朋友作曲，因为轻歌剧的名气要小得多，根本比不上坎特伯雷板球周期间老艺人剧院作品的序幕和收场白。虽然校规令人十分恼怒，但他对戏院的热爱丝毫不减，直到他听力逐渐丧失，这种快乐的权利才被剥夺了。他是牛津大学戏剧协会所辖的一个剧团的主席，1914年前都在通过舞台表演支持慈善事业，并且经常去帮女演员化妆。后来，当汉普斯特德郊区花园里形成了一个表演巡游联合会的时候，他又成为了那里的主席。1918年他为在医院疗伤的士兵演了一出小短剧。我记得在一出由附近的牧师写的圣诞剧中他被分派扮演东方三博士中的一位。在另外一部不知道在哪创作的叫做《总督大人》的闹剧中，他出演主角。那一定是他最后一次面绘油彩，璀璨登场了。他总在看手势猜字谜游戏中获胜，这个游戏是我们家庭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圣诞节期间。


    我觉得，按照业余的标准，再加上天赋，演出已经成为了他业余私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他的演技可以称得上是比较精湛的。在对宾客表示欢迎时，他是哈德卡斯尔先生(7)；在对他那几个儿子的忘恩负义表示痛惜时，他又是李尔王。在这两种极端的人物中，狄更斯作品中可爱的人物有时会无意中给他提供可以担当的角色。埃伦·特里称他是“可爱的小匹克威克先生”。我不应该把不诚实归咎于他。很简单，他的本性要求他的每一个想法和感觉都能够立即要有演员般的表情。


    他从没有不高兴过。他情绪变化很快，一个幽默的词或者是一句欣赏的话都能使他从最黑暗的沮丧情绪中瞬间摆脱出来。甚至在他咳嗽、气喘的时候，尽管是非常地痛苦，他还是会放开声音，引用诸多名言表达自己发病时的痛苦，希望能够以死来获得解脱。他的叹息声足以能够让站在德鲁里巷后面的人听得到。


    他轻声唱歌，通常他会不住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觉得他唱的一些歌是他在米德尔威奇诺顿的马具间里面记住的。比如一首伤感的歌是这样唱的：


    “我是约翰·詹姆斯·克里斯托弗·本杰明·宾斯的鬼魂。


    由于我的罪孽我失去了权利。


    我一天只能出来一个小时


    当公鸡开始打鸣的时候，


    再见了约翰·詹姆斯·克里斯托弗·本杰明·宾斯。”


    他还会即兴创作，通常是圣歌的调子，嘲讽他认识的人或者他自己。在沮丧的时候他会唱一曲华尔兹：


    “没有人爱我。


    没有，没有人爱我。


    甚至没有人会关心我。


    人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可怕的野兽。”


    他还会一直不停地自言自语，不是走神那样地喃喃自语，而是炫耀地大声对假想的听众朗诵一般。他在经济上从没有过拮据，但他每签一次支票都会大喊：“这么多钱我从哪儿弄呢？它们会毁了我的。它们会让我穷死的。”他没有过狂怒，但却经常会被激怒，在享受、娱乐、感激和爱慕的情绪方面非常地奢侈。说哭就哭，说笑就笑。


    父亲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在表演方面的天赋都是我青春时代的财富，这些也在我一生中不断结出果实。他用精准的语调大声朗读，我所听过的朗读方面能超过他的只有约翰·吉尔古德爵士。八年里，每周有三四个晚上在家，他都会给我、我哥哥还有在家的其他朋友读他喜欢的作品，通常是读一个小时或者多一点，以莎士比亚、狄更斯、丁尼生居多，也有勃朗宁、特罗洛普、斯温伯恩、马修·阿诺德。一般都是为了娱乐，如《反之亦然》或《小人物日记》。有时会读一些他年轻时流行的剧本，比如《地方法官》，《快乐的奎克斯勋爵》，《学校》，《真诚的重要性》。读着读着他还会在房间里面踱步，仿佛是在体会这些人物在舞台上的样子。如果完成得不太好，父亲这个个子不高、过了中年但依然强壮的身体会去十分生动地模仿一些忘了名字的喜剧里面的女主角，十分可笑。实际上他的朗读十分令我们着迷。但我记得自己更喜欢他坐在扶手椅上，在红色灯罩的灯光下，身旁的桌子上有一小堆书；然后，他会避开所有的手势和戏剧效果，让这些台词的魅力自己呈现出来；他还会给我们讲述台词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快就记住了。他给我们读的东西并不深奥。他所喜爱的大部分诗歌都是从相似的诗选中选出的，或者是和他同时代跟他是朋友的作家的作品。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听，就像是做礼拜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背诵一样，其中的美，其中的意义都自然地显现出来了。


    通过背诵这些英语的散文和诗句，其中大量的词汇、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深深地浸在了我年轻的脑海里。因此我从没把英国文学当作一门学校的课程，分析的材料和历史的整合，而是一种自然的快乐的来源。这样的遗产是无价的。


    父亲活到了七十五岁，下面的这几行话是他经常聊以慰藉的：


    感谢上帝，在神经腐烂


    肌肉干枯的时候，


    头脑里人最坚硬的那一部分


    坚持了近七十年。


    二


    我曾尝试过勾勒出父亲在家里时的性格。现在我必须写一些对他来说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他的职业。


    在他从新学院毕业后的十二年里，他在伦敦拥有了自己谦虚但受人尊敬的地位，人们称他为“文人”。


    这一职业分类，就像是女仆一样，如今几乎要消失了。它包括喜欢书的人以及所有和书有关的人；包括有着良好语言能力和对英语语言有着敬畏之心，竭尽所能去使其免遭玷污和误用的人。他们的目标要比朝生暮死的新闻业更高，但是对文学又太过尊重，假装文学能够永生不朽；他们认为“作家唯一的功能是创作出杰作”，因此受到西里尔·康诺利先生的严厉叱责。埃德蒙·戈斯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如今，那种声势浩大、文雅流畅的潮流已经被分割了；时尚报纸的记者采访作家而不对他们的作品作一综述；电视的出现更加吸引人的眼球；还有一些国家训练出来的职业的批评家，他们语言尖刻品味刁钻；还有一些冒充者，穿梭于一个个国际代表大会之中，讨论着当今社会作家该如何生存的问题，但这些人根本就写不出好文章。父亲从没用上过电台，除了自己广泛的阅读和宜人的品味外没有准备批评，而且从没参加过任何一个文学会议。他写过传记，散文，书评，随笔，诗歌（吉柏特派的，丁尼生派的以及奥斯丁·多布森风格的）；他为出版商审阅过手稿，编过权威著作的新版本，并且给向他咨询意见的作家回信时从不吝啬。


    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他收到了一份查普曼及霍尔出版公司总经理职位的邀请，并且接受了它。那是一家权威但却衰老了的出版公司。从那以后，这就成为了他主要的职业，在我小时候他都是每天早上八点半出门，直到下午六点才回来。他依然坚持在写每周的书评。一战期间，《每日电讯报》减少了其文学方面的版面数，于是他就每一季度写一篇更长一些的文章，这些组成了他的第二部散文集《传统与改变》；在当时，据我所知，从没有一个人置疑过他这种出版者和评论家双重身份的合理性。


    后来他离开了出版者的职位，给人留下了他开心、忙碌地生活，一心投入工作的形象。回家后他总是抱怨自己工作太累了，经常用“被迫”来形容自己。“亲爱的孩子，刚才我是多么的被迫，他们一整天一直围着我，逼迫着我。我不知道该在哪里转弯了。”


    他工作从不耽搁，有什么需要做的他都去做。如果是不喜欢的工作他就会赶紧把它做完。


    查普曼及霍尔公司在科芬园（伦敦中心区的广场）的旁边有一处房子，面朝着汉丽埃塔大街，后面是梅登巷。父亲的房间，同时也是董事会会议室，占据了一楼大部分的地方。在他下面是一些职员，有的坐在高凳子上，有的负责打包，也有的坐在柜台后面直接售书给卖书的男孩，有时也会售给一些私人顾客。在他上面是他的秘书，以及负责“技术”部门的年轻人。父亲和所有的作者、艺术家、印刷商、装订工面谈，最后自己设计广告。他通过一个管道向勤杂工吹哨，告诉他自己要和另外一半的办公室的人交流。这里还有一个意大利人，留着胡须，只会讲一种语言，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炉口，就在楼梯的半中间。他最初被介绍来做狄更斯的石膏半身像的，并且不能被驱逐出去。他在那儿的一个小炉上经常制作许多辛辣的食物。


    公司每年的股东会议，通常只是一种形式，但却让我父亲痛苦整整一周，担心会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他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并不长，并且总是早于所有的员工来到。一战爆发后，他开始喜欢回家吃午饭，表面上看是为了节省，他十二点半离开办公室，两点之后再回去。夏天他通常四点就下班走了，在回家的路上在伦敦大板球场待上一个小时左右。冬天他经常会进到隔壁一家名叫“豪华电影院”的影院里。他所写的大多数私人报道都是在办公室里写的，并且他从不会让公务打扰自己的私生活。他拒绝在家里安装电话，怕“他们”会“逼迫”他。


    不可避免，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图书界的。查普曼及霍尔公司的许多作家都成为了他的朋友。有整整一架子的书是专门献给他的，这其中有他帮助过指导过的外国作家，还有W·W·雅各布斯，J·C·斯奎尔，奥斯丁·多布森，E·V·卢卡斯以及其他一些不需要鼓励的作家和一些不是他出版的作家。但他从没有邀请过任何人去他家里或者俱乐部里，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是作家或代理商；同样，他也很少去参加聚会，不期望在那里认识更多的名人从而丰富自己的人际圈。


    霍尔公司利润最大的客户之一是一家美国科技出版公司，他们为这家公司在英国做代理。父亲觉得这种联系有一些阴暗，并且美国公司的代表还不如一个二流诗人值得关注。科技书籍他理解不了。那些美国客户的到访，仅仅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交换一些礼节，然后移交给一个负责科学教育类的年轻人降级接待，对这个人他一直都把他当下级看，从没把他当同事看过。他从没邀请过那些赶了三千英里路程给他带来生意的人去家里坐坐。按照现在的标准，他就是一个疏忽大意的人，但在他工作的时候，他独自处理着现在需要四五个“执行官”才能完成的工作，并且在他所从事的行业里面他深受爱戴和尊敬。当出版界圈子形成的时候，他被选作第一任主席，也正是在他的引导下，查普曼及霍尔公司才得以有以下庆祝的韵律：


    各位先生，查普曼及霍尔公司


    从不发誓。


    查普曼先生同意就是同意


    霍尔先生的拒绝就是拒绝。


    随着比我出生略早的那些人的文学性回忆录的逐渐出现，我很高兴地一次又一次发现他的和蔼与慷慨的证词。他不嫉妒任何人；向他求助的人没有他不鼓励的；他并不总是精明睿智，但却在身后留下了一串感激和爱慕。


    三


    作为一个评论家，父亲最大的动力就是他深深地热爱他所真正热爱的对象。他不为势利所动，不会承认自己看不到的优点。他不懂德语，看法语也不自在。他脑子里面深深地印着英国文学是从希腊语和拉丁语传承来的想法。读诗，他读的是诗的旋律、思想表达的清晰程度以及“观点”。“感情，”他写道，措辞比较晦涩，“如果没有感情的话诗歌就太贫瘠，诗歌自身包含了一种间接提到它所能唤起的人们的情绪。诗人从人们已知的情感中发出一种，然后再用普世的观点来验证它。但是不可忘记的是观点是一首诗的萌芽；真理和观点的普遍性是一首诗好坏与否的验证；由于诗歌是从观点退回到情感上来，又从情感深入到情绪，诗歌越来越多地从有利地位退去，而这个时代的经典诗歌正站在那里的顶峰上俯瞰世界的方方面面。”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觉得当代的评论家很少有谁会对这一观点持有完全的异议。


    父亲的局限在于他没有足够的能力辨别出他所喜欢的品质，除非是以他所熟知的形式呈现给他。他很少被那些伪造的作品所欺骗，但同时也有很多真实的作品被他漏掉了。艾迪·马什选编诗集里的“乔治亚诗人”似乎大都非常大胆但却无法完成革命的重任。他认为T·S·艾略特和他的同行们明显很荒谬。


    “威尔弗雷德·吉布森先生，”他写道，“明显将英国古典时期的黄金法则抛弃在一边……拉塞尔斯·阿伯克龙比先生的无韵诗更加粗糙，音调不太悦耳……沃尔特·德·拉·梅尔的目标是比阿伯克龙比形式更加简单的幻想，一遍遍任性的做作和笨拙的倒装损坏了美好的想象……薄弱的想象被笨拙的格调所破坏……鲁珀特·布鲁克先生渴望以一种醒目的方式说出一件事，震惊了文学纯化论者，他们的关注甚至违背了他的意愿。”


    在另一篇随笔里他写道：“D·H·劳伦斯先生的艺术竭力想要坚持的是沐浴重要的想法。现在”（1917年）“他的幻想已经在一张恶臭的情绪温床上半睡着了。这是一个精力充沛充满阳刚之气的幻想，但似乎……被遗弃在了垃圾堆里面。也许一些充满生气的，高贵的，有人性的经历能够帮助拯救它的心灵。”


    1916年父亲被《意象派文集》所激怒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那本书的序言大力主张传统美德，引用了弥尔顿、德莱顿和阿诺德的话作为选集中作者的前辈。他写道：“意象主义者，我们被告知，他们的诗歌主要依靠的是节奏而不是韵律。他们将节奏定义为‘流动和节奏的完美平衡感’。这样一来他们就很难被称为暴力改革者了；埃斯库罗斯合唱队依靠的原则不是别的，就是斯温伯恩的抑扬格。”


    艾米·洛厄尔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砰！嗙！咚！


    裙子，


    袜子，


    鞋子，


    精神错乱地拍打着自己的大腿骨。


    这诗句并没有传递出弥尔顿、德莱顿和阿诺德的传统。


    关于T·S·艾略特这个很有名气的诗人，父亲了解的并不多，或者说仅仅是将自己知道的一点草草记了下来，他写道：“家里厅堂的一个经典的传统是在宴会最高潮的时候将一个喝醉的奴隶和家里的儿子们一起展示出来，他们为这不光彩的姿势感到羞愧，为了摆脱这种羞愧，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永远不被引诱到如此可怜的境地。这一传统有它的优点，因为这样现实的例子要比大量的说教和训诫更有助于年轻一代的智慧培养。”


    这是他为未来学院里偶像作用的预言。


    我引用他的这些判断，为的是展现父亲的局限，以及他对它们的忠诚。它们不是他所特有的，因为他的嗜好都是倾向和蔼的。只有当他看到他心爱的东西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他对英语诗歌的概念，他才会义愤填膺。新词新义，新闻用语，伦敦腔以及伪造的韵律学都会被他审查。如果能看懂文章的精彩之处他会为之鼓掌，那也是他最开心的时刻了。他审查时通常的习惯都是去发现作者想要做什么，这是有一定难度的，然后为作者行文的成功而喝彩。收到作者的感谢信他非常高兴。“我想我找到了那本书的心脏，”他会这样说。“作者写下来告诉我了。”


    他由衷地喜欢书，如今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品味了。我从没听到过他像我同时代的人一样，抱怨书评是降低身份的苦力。他唯一的抱怨就是编辑给他可选的范围太小了。他对每一本书都由衷地期待能从中获得乐趣，哪怕是一所公立学校校长讲话的选集。


    他自己写作，像他做其他事情一样，都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完成。他能像写信那样迅速地写出规律而且优美的诗体。在他的散文中他语气简单易懂。他从不写会有损他名誉的东西。除了极少的几次，他也不会写纪念性的东西。他自传中对那所位于巴思的由老妇人主办的家庭小学</a>的描写就是他最开心的锻炼自己有限能力的例子。他的伙伴是E·V·卢卡斯，现在估计也跟他一样被人忘记了，不过在其生前却比他有名。卢卡斯身体条件要比父亲好，而且很少顾家，因此他有着更加广泛的社交圈。但是两人读书的品味和能力却是几乎相同的。他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还曾经计划合作完成一项工作，但我父亲没完成自己那一部分。这也就成为了《毕墨登名人轶事录》。


    我父亲从没渴望过更高的地位，他也从未因自己不够优秀而心怀抱怨。他最原始、最主要、最本能的目标就是成家。


    有些时候我觉得他的成就有些单调乏味。现在我知道了，自己是多么地应该感谢他为我们创造出的稳定的生活，虽然我只是朦胧地理解了，但比起那些不如我幸运的人来说已经好多了。


    * * *


    (1)英国文学史家、评论家、翻译家。


    (2)狄更斯名著《荒凉山庄》中的一个阴险角色。


    (3)典出马修·阿诺德的诗篇《最后一句话》。


    (4)英国诗人、拉丁文学者豪斯曼最著名的诗集。


    (5)英国著名玄学派诗人，以其宗教诗集《通往圣殿的台阶》而闻名。


    (6)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此战胜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此次战役为其成为罗马最高统治者打下了基础。


    (7)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斯的名剧《屈身求爱》中的主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