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天下泰平

    宰相政治


    制作遗诏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穆宗驾崩，年仅十岁的皇太子登上了帝位，这就是神宗。皇帝驾崩自不用说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更何况当时穆宗不过三十六岁，春秋</a>正盛却溘然病逝，朝廷出现了只相当于如今小学</a>四年级学生的幼帝。因此对于皇帝身边的重臣们而言，此时正可谓是危急存亡之秋，但同时也是一展拳脚的绝佳时期。特别是大学</a>士张居正</a>（生于1525年，是明代后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在各方面都施展了独裁手腕）和高拱</a>，他们确有一种国家重任在肩、舍我其谁的自负。


    皇帝驾崩之际，遗诏会起到重要的作用。用俗话说这就是遗言，我们当中也没几个人平时就准备遗言，更何况是那些梦想着长生不老、与天同寿，祈望永远君临天下的皇帝了。他们大多数都不会认真准备遗诏。既然如此，那么到时候就只能由身边的人根据情况适当写一写了。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难找到先例。明朝负责制作遗诏的一般都是大学士，因此张居正和高拱等人趾高气扬也是情理之中。而且，这两人早在穆宗即位之时就结下了因缘。


    穆宗像


    大体上说，张居正跻身于政治的枢纽，也是始于遗诏的制作。明朝后半期的政治基本上由内阁左右，而内阁成员就是人称大学士的几位人物。六年前穆宗即位时位居大学士之位的有徐阶、李春芳</a>、郭朴、高拱四人。


    其中身居首席的是徐阶，在先帝世宗末年，他曾将贪婪无度、弄权舞弊的严嵩</a>赶出内阁，是一位被天下誉为名相的人物。严嵩倒台之后，他深受皇帝信任，一肩担起国家的重任。由于他多次请求增加阁臣，于是李春芳也入了内阁，郭朴、高拱两人也通过他的推荐跻身于大学士之列。


    但是随着世宗驾崩，穆宗时代来临，阁臣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穆宗还是储君时，高拱就负责其教育，所以他总是抬出自己穆宗旧臣的身份，屡屡反对首席大学士徐阶的意见，而郭朴也从旁协助，内阁当中的权力斗争已经表露无遗。徐阶对此简直怒不可遏：“这些人都是我提拔起来的，摆什么谱！”而李春芳此人则是个好好先生，根本靠不住。


    因此有关世宗驾崩之后要颁布的遗诏，徐阶最后还是倾向于与穆宗原来的老师张居正商议。徐在张的协助下完成了全部文章，恢复了由于嘉靖“大礼议”（参见“侧近政治”一章）等事而获罪的许多官员的职位，受到朝野上下一致称颂。而以此为契机，张居正在短短两个月内就被任命为大学士，成了内阁一员。自此，内阁形成了徐张派和高郭派的对立局面。


    徐阶和高拱的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当时弄倒对手的手段是指使类似于日本行政监察厅的官员去揭发对手，这些人一般被称作言官。最后，这两派言官互相揭发、弹劾对手，弄得朝廷鸡犬不宁。高拱眼看己方形势陷入不利，于是在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辞去了大学士之职。而徐阶也在第二年七月告老还乡，内阁终于平静了下来。如果仅仅到此为止，那么事情就简单了。然而实际上却事与愿违。


    隆庆维新


    徐阶卸任后，李春芳成了首席大学士。不过他依旧是好好先生，所以都是徐阶委以后任的张居正在风风火火地主持事务。徐阶卸任后的第二个月，张居正向皇帝献上了“天下急务六条”，这六条分别是：一、停止无用的争论，躬行实践；二、事情不可止于模糊，必须肃正纲纪，果断裁决；三、重诏令，明赏罚；四、明晰官员的任命，确实把握其成绩；五、国民乃国家之本，应安定其生活；六、严整武备。①


    通常来说，看到臣下奏上这样的意见，皇帝说一句“嗯，交给你好好干”就足可应付过去了。但是可能是张居正的干劲让穆宗也有所触动，于是他下达了命令：“朕好好读了，真是切合时弊的意见，朕非常感动。责成各个负责部门各自详细讨论并提出报告。”兵部对具体的武备情况进行了检讨，第二年朝廷就罕见地举行了皇帝的阅兵式。户部也检讨了如何改善国家财政等，可见张居正的意见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多大影响。


    1957年中国学者朱东润先生写了一部《张居正大传》，其中探讨了张居正奏上六条意见的真实意图，他认为：“他希望穆宗有主张，有决断，一切的诏令要实现，一切的政策要贯彻，一切的议论要控制。用现代的术语，他希望穆宗实行独裁政治。”②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张居正才痛感到唯今自己必须要行动起来吧！


    先帝世宗的嘉靖时代，南有倭寇侵略，北有俺答汗攻击，同时国内也是事件频发，不得安宁。到了穆宗的隆庆时代，徐阶和高拱又在政治中枢进行着激烈的权力斗争，一日不得安闲。这大概也是张居正的真实感受吧。


    但是，现在高拱离开了，徐阶也告老还乡，内阁的风波终于平息下来了。就是现在，终于轮到自己出场了！他的心情应该非常激动吧。“（这六条）有什么远大的政见？没有，这里只有平凡的见地，没有高超的理论。居正不是政论</a>家，他只是一个现实的大臣。一切的主张，都针对当时的需要。”③这是朱东润先生所言。但是站在张居正的立场上来看，当时的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也恰好是明朝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以来的第二百年，现在必须让皇帝亲自总揽政治大权，这种期待之心，以及自己作为皇帝辅佐人的责任感，都包含在了这六条建议之中。


    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全如张居正所料。第二年隆庆三年（1569年）八月，比李春芳和张居正等人资格更老的赵贞吉（1508年生，虽是大学士，但比起政治上的成绩，作为阳明学泰州学派学者的名声要更响亮）也进入了内阁。赵贞吉根本不把年轻一辈的张居正等人放在眼中。张居正对此倒也没有不愉快，但是实在抵挡不住长者的攻势，于是他又再次把高拱推了出来，让他对付赵贞吉。


    张居正和高拱同是穆宗童年时期的老师，彼此是同事，而且关系也不坏。只是此前张曾卷入徐阶和高拱的对立之中，对徐阶有所协助罢了。如今赵贞吉不把张居正放在眼里，他思来想去，认为只有把为人刚直的高拱推举出来才能对付。于是他便与宦官头子达成密约，向天子举荐了高拱，终于在隆庆三年十二月成功地将高拱请进了内阁。说白了，就是一个以毒攻毒的法子。在这之后大概一年，高拱和张居正都在不断地抵制赵贞吉，终于等到赵贞吉告老还乡，事情也平静下来了。然而，此时却发生了晴天霹雳一般的大事——穆宗突然驾崩了。


    张居正的天下


    穆宗自隆庆六年（1572年）春天以来就身子不豫，五月二十二日他正在朝廷上处理公务，突然就倒下了。一种说法是脑出血。当时侍奉在旁的宦官冯保马上上前将其扶起，张居正也上前帮扶，将其送入内宫，然后立即就召集大学士侍奉御前。二十五日，穆宗病笃，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被召至帝前，在皇后、皇太子、皇太子生母（皇贵妃）的簇拥之下，穆宗仿佛想说些什么嘱托后事，但是却发不出声来，于是由宦官冯保代皇帝宣布了遗诏。二十六日，穆宗驾崩，年仅十岁的皇太子在六月十日登上了帝座。


    但是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冯保过去只是个不起眼的边缘宦官，却趁着这场混乱在宫廷中确立起了自己的地位，甚至还扭曲穆宗的遗诏，抛出令人震惊的爆炸性言论——司礼监和阁臣同受天子顾命。④


    穆宗皇后像


    宦官和大臣一起被委以国家大事，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冯保却公然高声主张，这让朝廷上下都炸了锅。尤其是作为内阁首席的高拱，他怒不可遏地呵斥道：


    “这种荒诞的主意到底是谁出的？天子还是个孩子，肯定是你们这些宦官做的手脚吧！我要立刻将你们赶出去！”


    更何况，高拱与冯保在多年以前就势成水火，因此这回简直是忍无可忍。六月十六日，神宗有召，高拱有意趁此机会在群臣面前杀杀冯保的面子，于是意气风发地上朝去了。但是他刚刚就座，宦官冯保就高声宣读了皇后、皇贵妃以及皇帝的旨令：


    “故天子弥留之际，召内阁三大学士，与我母子三人一同亲受遗嘱。称东宫年少，需多扶持云云。然而大学士高拱一人独揽政权，独断专行，蔑视幼帝。因此我母子朝夕恐惧，战战兢兢，心中一刻不得安宁。现已不容我们再犹豫了，即刻命高拱还乡禁足。”


    有了天子之命，那只能是照做了。高拱惨败。⑤


    高拱离去之后，高仪很快也病故了，从此天下尽入张居正之手。


    有一种说法是，高拱为了打倒冯保，向其他大学士透露了自己胸中的计划。而张居正却悄悄地传话到冯保耳中，惊恐的冯保马上到皇后跟前哭着求情，于是才上演了这么一出戏。


    此外还有别的说法，说是冯保与张居正私交很亲密。穆宗患病的时候，冯保秘密地和张居正商量制作遗诏的事情，刚好这被高拱发现了。高拱当面指责张居正：“我是国政的最高责任人，你怎能擅自与宦官之流商量遗诏之事呢？”张居正只能涨红了脸一个劲儿地道歉。果然，张居正和高拱之间存在着遗诏这个嫌隙。


    帝王教育


    总之，天下的变化正如张居正所愿。他辅佐着十岁的皇帝，一手掌控着天下的政治。


    张居正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全力投身于对帝王的教育。他在先帝穆宗时代提出的“天下急务六条”当中，就已经强调要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独裁政治，只是由于事态的变化，此理想未能充分实现，一直拖到现在。但是这次绝对要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干！此时此刻，为了重建国家纲纪，必须将天下的大支柱——年幼的皇帝按照理想培养起来。于是，胸怀大志的张居正马上就开始对神宗进行特别教育。神宗即位后不久，八月份日讲就开始了，这成了张居正的第一要务。


    明代皇帝的教育有两种形式：被称作经筵的仪式活动和日讲。这些都是讲授儒学的经典《大学》《尚书</a>》，以及作为帝王规范的《资治通鉴</a>》和《贞观政要</a>》等书籍。只是经筵有众多朝臣参列，还要举行盛大庄严的典礼仪式，而日讲则只需要有关的官员出席，形式也很简略。但是张居正给神宗安排的日讲，其规则是“除了每月三、六、九的视政日，每日不断讲授， 《大学》读十遍，然后是《尚书》十遍，再然后是讲授《通鉴》等书并答疑”，也是相当严格。


    接着张居正又编纂了《帝鉴图说</a>》一书，此书从尧舜以来诸位帝王的事迹当中选出堪为模范的八十一条，以及应予警戒的三十六条，又各自附上绘画，被当成了传授帝王之学的教科书。因此张居正将此书呈上给神宗时，神宗立马站起来左右翻阅，张居正站在皇帝身边陈述</a>大义，皇帝则深深颔首。


    神宗像


    就这样到了第二年之后，教育渐渐地更加严格了，还举行了极其盛大的经筵仪式。神宗称张居正为“张少师先生”，待以恩师之礼。酷暑讲授，神宗便让宦官在张居正身后打扇送凉；隆冬进讲，则在其脚上覆以织物保暖；偶尔张居正有感冒的迹象，神宗还亲自入内调制椒汤（放了山椒等物的药汤）赐之。


    富国强兵


    张居正将神宗当成机器人那样，按照自己的理念推行着政治改革。那个时候，可以说就是他的天下。他心心念念的天子独裁政治，结果成了他自己的独裁政治。他一心一意追求富国强兵，因而强令所有东西都必须与这个目标一致，若造成妨碍就必须清除。那么，为了富国强兵，他都采取了什么政策呢？


    自从成为大学士，张居正就极为关心国境防卫问题。曾经无数次猛烈入侵的俺答汗此时终于收起了锋芒，但是北方和西方的守备依然是一日不可放心。张居正将李成梁（1526—1615年，任辽东总兵官达二十余年）派往辽东，又将在倭寇防备上大显身手的戚继光</a>安排到了蓟州。他们在各处要地修整望楼和要塞，改造城墙。蓟州地方建起了千余所要塞，还有可容百人的三层望楼，此外容纳五十人的要塞当中还配置了新式的大炮、铁炮、火药，还有四千余投掷小石。明朝一次次漂亮地击退了进犯之敌，牢牢地守住了国境。


    但是在张居正心中，强化国内纲纪比国境问题更加重要。他很清楚，严格监督行政机构以及任上官员乃是政治的关键。


    万历三年（1575年），朝廷宣布停止补充南京不必要的官职。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开始整理北直隶、南直隶、福建、浙江等地的高官官职，与此同时大力表彰廉洁有能的地方官，将其树为模范。万历二年（1574年），浙江布政使等二十五人受其指令拜谒天子，并获赐金币。另外，张居正还献上屏风，上书天下境域和各地官员姓名，以便天子朝夕浏览，了解天下官员的动态。


    如此一来官僚的纲纪得到了振兴，同时为了从旁规制官员的行为，朝廷对言官也是求贤若渴。


    内阁本质上只是天子的顾问，一切的行政事务都交由六部处理，六部自长官以下还有许多官员。与六部相对应的是六科（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分别设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等官员），负责监察六部的行政。相较之下，内阁虽然是天子的秘书，却不能涉足行政上的监察。于是张居正将内阁的权限扩大，使其集中了全部权力。


    他变更了此前的制度，令负责行政监察的官员制作两份调查报告书，一份送内阁，一份交给六科。当时如果监察官的报告有所拖延，或是隐瞒事实，则由六部官员揭发。如果六部企图包庇，则由六科官员揭发。新法则变成，如果六科试图隐蔽实情，由内阁揭发。这样一来内阁的实权就扩大到了所有言官之上。


    财政改革


    权力的集中巩固了张居正的地位，同时也使明朝得以推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财政改革。


    国家财政的基础是土地和人口。明初的一条记录显示，明朝有田地850万余顷、户数1065万余户、人口6054万余人。但是到了嘉靖时代，户数变为9530195户，人口为6253万余人。人口略有增加，而户数反而减少了。再看看田地的数据，只有4360562顷，更是大幅度减少。不管这剧减的原因是账簿有伪造，还是狡猾之民做了手脚，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征税和课徭役，那么会造成国家财政的极大亏损。尤其是嘉靖以来内忧外患极其深重，国库日日告穷，此时若不痛下决心拿出改革措施，就无法打破这个窘状。


    张居正向神宗报告了这一实情并着手实施新政策，他说道：“以愚所见，万历五年的岁入为435万，六年的岁入仅有355万。而五年岁出为349万，六年岁出为388万。此则只有岁出增加，岁入反而在减少，终究是入不敷出的状态。”由此，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丈量天下田地，查出狡猾之徒藏匿的田地，仔细登记到台账之上，土地最终总计7013976顷。这便是张居正的检地。日本也有著名的太阁检地，就是丰臣秀吉在山崎合战之后的天正十年（1582）七月由山城国开始实行的检地，万历六年正好比这早四年。


    田地调查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租税收入。但是在国家经济这个层面，除了税收，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赋役。嘉靖以来，赋役的分配制度相当混乱，有时拥有田地、自力更生的男子也可以适当获得负担减免，有时连田地都没有的贫苦人却被课以过重的赋役。而且不仅是劳役的分配不合理，当时要求以银钱代纳的趋势也越来越强，有时还会征收地方物产，以各种名目加征的特别税负担两重三重地不断加重，这样只能增加人民生活的艰辛。张居正察觉到这些实情，于是下决心将嘉靖时代已经在一些地方推行的“一条鞭”税役法推广到了全国。


    一条鞭法具体说来是什么呢？学界对此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中国如此广大，各地推行的一条鞭法也带有各个地域的特殊性，并不能说就一定是整齐划一的。只是有一点毫无疑问，当时经济大有发展，相应地在国家基础税收中，银具备着重要的意义。张居正正是以征银的方式统一了输入国库的管道，使国家仓库足足藏有十年食粮，国库收入甚至余银四百万两。


    夺情起复


    张居正风头正盛，所有工作都在顺利推进。然而他得意忘形之下，自然也有不少专横之处。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张居正遭逢父丧，照例应回乡服丧。明朝制度规定，为双亲守孝之期为二十七个月，必须辞职回乡，其后官复原职的称为“起复”。如果公事繁忙无法因私离职，则可以允许“夺情”。但是若无重大事态这是不可能的。


    张居正周围的人士马上就主张要争取“夺情”。同时张居正自己也考虑到，这时候离职的话，毫无疑问自己掌控的天下就会土崩瓦解。即使事不至此，反对派也一直在虎视眈眈寻找机会攻击，国家如今正值关键时期，自己一个人优哉游哉地待在故乡真的合适吗？思虑至此，张居正便以收到皇帝诏敕为理由请求“夺情”，依然坚守在内阁。


    很自然地，有识者中间批评其夺情的声音也日渐高涨起来。恰好在万历六年（1578年）春天，神宗举行了婚礼，而张居正换下丧服，身着礼服出席了婚礼。这种不合礼制的行为自然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指责批评。尤其是那些被削去了官职、只能下野、靠在书院讲学为生的言论之士，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张居正很厌恶这种讲学之风，于是他开始打压思想界，在万历七年（1579年）正月下令毁掉天下书院，从南京的六十四所书院开始。


    张居正如此势不可挡，然而终究未能战胜病魔。从万历十年（1582年）春天开始，他逐渐卧床难起，同年六月其病势突然加重，最终在五十八岁时去世了。


    神宗的治世


    反击张居正


    张居正在世时，神宗在他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有一天讲读时，天子读到《论语</a>》“色勃如也”一句时，将“勃”错读成了“背”。站在一旁的张居正马上厉声说道：“不是‘背’，读‘勃’！”天子吓得不敢动弹，在场人士也大惊失色。再加上宦官冯保在神宗身边朝夕侍奉的时候，一遇到什么事就威胁他说：“我要告诉张先</a>生，这样也可以吗？”于是神宗愈加惧怕张居正。随着神宗渐渐长大，他对张居正的反感也悄悄地在心中滋长。


    张居正去世，最为欢喜的恐怕就是神宗吧。十年间一直压在头上的重石一旦除去，就像是拨开云雾、重见天日一般的感觉吧。因此，从严格的特别教育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神宗，就像脱缰的野马那样，开始了毫无顾忌的生活。


    此前在张居正严格的政治体制下不能为所欲为的那些人，此时开始一齐对张居正发起了反击。所谓的言官们接二连三地揭露张居正的不正之处，尤其是其不服父丧这条不孝之罪成了反对派最好的攻击材料。


    皇族当中也有不少人因张居正的检地而损失惨重，他们也知道要报复只有趁此时，于是他们提出要没收张居正的住宅。神宗对张居正愈加反感，于是不久之后，张居正的官职就被剥夺，家产也被没收，家族成员还被流放到边境服兵役。


    豪华陵墓


    再无畏惧之人的神宗彻底丧失了政治上的热情，变成了一个一心只求自己享乐的人物。


    北京西北约60公里有天寿山，附近有成祖永乐帝以下明朝历代皇帝的陵墓，这里一般被称为明十三陵。这里和日本的仁德天皇陵、应神天皇陵等皇陵一样，一般来说其内部情况是不清楚的。不过1956—1957年，中国人发掘了这些陵墓当中的定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神宗的陵墓。三百多年前的秘密，就在我们眼前打开了。


    定陵（神宗陵墓）内部石门


    古代越是握有权力的帝王，似乎就越是容易对自己死后的世界抱有幻想。埃及的胡夫法老在即位的同时就投身于金字塔的营造，耗费二十余年才最终大功告成，而他也在金字塔完工的同时葬了进去。中国的秦始皇</a>前后驱使七十万人，简直像鬼迷心窍一般在骊山修建陵墓。而神宗也属于这一类帝王。


    张居正心心念念的帝王教育是为了培养独裁君主。而如今张居正教育的成果，可以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展现了出来。神宗只顾一味地追逐自己的欲望，宠信宦官，不听忠言，虚度年华，而且他还是一位自私至极的蛮横粗暴的天子。年轻的天子刚从张居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时，才二十岁，就马上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陵墓位于历代帝王陵墓的所在地——天寿山的一角。神宗驱使大量人力，花费六年岁月，耗费八百万两巨资，建造了这座地下深处豪华壮丽的陵墓宫殿。据说为了庆祝其落成，他还在陵墓中举行了盛大的酒宴。


    宫殿位于地下深达20多米处，全长88米。我们顺着搬运灵柩的甬道来一间间介绍。首先是前室，这里有汉白玉雕成的大门，房顶的瓦片和屋檐的装饰都雕刻得极为精巧，闪耀着纯白的光辉。厚重的大门装饰着坚固的铜具，打开之后就进入了前殿。再往前走，又是一道汉白玉门，穿过之后便到了中殿。中殿的正面有神宗雕龙的宝座，左右配以两位皇后的雕刻着凤凰的宝座。每个宝座前还有白玉台，放着香炉、一对烛台、花瓶，前面还有巨大的青花瓶（宋代至明代出现的一种瓷器，绘着蓝色的釉下彩），长明灯早已熄灭，而大半灯油凝固在其中。中殿的左右还有一对配殿，中殿之后则是后殿。


    定陵中殿内五供


    在通往后殿的入口处，汉白玉门前摆放着神宗的宝座，就仿佛在守卫着后殿一般。移开宝座，打开那扇关上后大概一次都没打开过的汉白玉大门，就看到后殿，正面的坛上安置着三座灵柩。


    定陵后殿三座朱漆大棺


    中间最大的那个是神宗的灵柩，左边是孝端皇后，右边是孝靖皇后。孝端皇后是正皇后，1620年四月去世，就是神宗驾崩的三个月之前。另一边的孝靖皇后1612年去世。她原本只是第二夫人，所以最初是不能进此陵墓的，但是后来她的亲生儿子光宗（泰昌帝）成了皇帝，所以她也获得了皇后的资格。


    这三座灵柩涂着朱漆，周围围绕着金玉宝物，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眼前，仍然是三百多年前埋藏时的模样。上端饰有金龙的黄金帝冠、孝端皇后曾用过的珠玉凤冠，以及镶嵌着红蓝宝玉的精美黄金酒器、金色的碗、绣着精巧刺绣的皇后衣装……无论拿起哪一件来端详，眼前都能够清清楚楚地浮现那昔日的奢华宫廷生活。


    （上）神宗皇后王氏像（下）神宗皇后宝冠（定陵出土）


    皇帝自肥私腹


    多亏了张居正的严厉政策，国家财政变得充盈起来，边境也不再让人担心，于是世间充满了泰平风气，文化也更加绚烂，人人变得奢侈起来。神宗的欲望并不限于死后的宫殿，他在现世的宫殿上也不惜巨资。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重建了宫中的昭仁殿和宏德殿。此外又陆续命各地向宫廷进献特产——江浙的丝绸、江西的瓷器、江南和陕西的木材、广东的珍珠，如此种种，琳琅满目。这样一来不仅宫廷费用越发不足，甚至还影响到了国家财政。结果，张居正好不容易才充实起来的国库转眼之间就见底了。


    但是国家财政变成怎样，神宗早就连想都不想了。他根本无心登朝理政，一心待在深宫之中，只顾亲信宦官和自己享乐。而这些宦官败类也只会奉承皇帝，以肥私腹。


    这些宦官矫称帝命，令江南贡献双倍的丝绸。张居正还有一口气在时，不时削减献入宫廷的丝绸数量，又叫停宦官要求的金银珠宝和木税。再没人碍手碍脚之后，宦官便肆无忌惮地到各地征收这些物品。政府官员上奏请求节制，但他们的意见遭到扼杀，什么回应也得不到。这种倾向一年比一年严重，已经到了无从制止的地步。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宫中三座重要的宫殿皇极、中极、建极遭祝融之灾，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皇极殿原称奉天殿，皇帝在此接受朝贺。其后是中极殿，原称华盖殿。在之后是建极殿，原称谨身殿），神宗下令集财进行重建。官员中有人上奏称：“上天怜悯人民艰苦，才烧毁三殿，何苦又陷民于苦难呢？”然而这对于神宗就像对牛弹琴一样，他下令四川和两广调配宫殿用材至京，为此耗金数百万。但是这些费用大半都落入了办事宦官的私囊，直到神宗去世（1620年），三大殿都还没重建起来。


    矿税与三大征


    皇帝的胡作非为，加上宦官们的有心助长，最后发展成了“矿税之害”这一大恶政，将明朝引向了衰亡一途。他们为了聚敛宫廷费用，绞尽脑汁想了各种计策，最后想到了直接开掘银矿这个办法。但是，明代对白银的需求很大，一般的银矿早已被开采殆尽。一个官员这样上奏：“以前嘉靖的时候下令采矿，花了十年岁月，用兵一千一百八十人，耗费三万余两，而矿银仅得二万八千五百两，实为得不偿失。”


    皇帝当然是听不进这些意见的，他向京城周边和江南、山西、广东、福建等全国的各个角落都派去了宦官下令开掘矿山。宦官到达，也不管有没有矿银，就以矿税的名目一个劲儿地抢夺金银财宝和各种物资。地方官员稍稍显出违抗之意，马上就被捕入狱。


    不久矿税就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了，结果天津的店铺税，广州的采珠税，两淮的盐税，浙江、福建、广东的市舶税，成都的茶盐税，重庆的名木税，湖口的船税，宝坻的鱼苇税……任何能想到的地方都要收税。而贪婪的宦官还趁机威胁百姓以饱私腹，据说甚至连穷乡僻壤的米盐、鸡猪都要上税。因此百姓忍无可忍，各地暴动频现，还出现了斩杀宦官的义士。尚有良心的官员接连不断地上奏力陈矿税之害，奏书达百数十封，但是他们也无力阻止恶税愈演愈烈。


    政治的荒颓也影响到了国家的治安。到了万历二十年代，接连爆发了一并动摇明朝财政和统治的事件，这就是被称为“万历三大征”的战乱。其中一个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蒙古人哱拜占领了宁夏城（今银川市）对抗明朝（哱拜在嘉靖末年投降于明朝，但是与汉人官员交恶，因此发动叛乱）。一时之间形势十分严重。明朝动员大军，花了八个月终于成功地镇压了这场叛乱。然后在贵州省的播州（今遵义）又出现了土司杨应龙，他侵略附近各省，将各地掠夺一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这个也得到了平定。但是在这两个事件之外，还有一件大事发生在中国本土之外，却也对明朝财政造成了极大影响。这就是明军对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半岛的军事反击。


    当时中国人的说法是：“近年来明朝的岁入大致有400万两，岁出为450万余两。宁夏事件用银187.8万余两。朝鲜用兵持续七年，直接军费已达582.2万余两，此外还有其他费用200余万两。播州军费亦有121.6万两。因此累计已超2600余万两。”三大事件当中，朝鲜出兵一项就耗费了相当于两年岁入的费用，不难想象这会造成多大的负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朝鲜出兵的情况吧！


    ① 《皇明通纪集要》卷三十三：大学士张居正条上六事：一、省议论；二、振纪纲；三、重诏令；四、核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疏入，上嘉其忠恳，命部院勘议以闻。——译注


    ② 《张居正大传》第五章。——译注


    ③ 《张居正大传》第五章。——译注


    ④ 《明史</a>纪事本末》卷六十一：（隆庆）六月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岁。时太监冯保方居中用事，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廷臣闻之俱骇。一日，内使传旨至阁。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且逐若曹矣。”内臣还报，保失色，谋逐拱。——译注


    ⑤ 《明史纪事本末</a>》卷六十一：六月既望，庚午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诸大臣于会极门，促居正至，拱以为且逐保也。保传皇后、皇贵妃、皇帝旨曰：“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拱即日出朝门，得一牛车，立而附载，缇骑番兵踉跄追逐，丧厥资斧，大臣去国，以为异闻。拱去，居正为乞驰驿，乃传归。——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