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通史
3个月前 作者： 贺凯
10世纪的中国四分五裂，在经历了漫长的衰退后，唐朝最终土崩瓦解。半个世纪后，中国北方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的政权国家，国号曰宋。960年，宋朝始于一次军事政变，其统治一直延绵到了1279年（有人认为是1276年）。士大夫终于取代了半封建贵族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汉文化如汉唐鼎盛之时一样蓬勃发展。但在北方和西方，宋朝常年被虎视眈眈的游牧政权所困，需要为存亡持续斗争。1126—1127年，整个北方中国都败于国号为金的异族政权，其统治者为原始满人，称作女真。
南宋政权的疆域仅限于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繁荣的经济和兴盛的文化又延绵了一个半世纪，直到13世纪70年代才被蒙古政权征服。其时，蒙古政权已然征服了全部欧亚大陆内陆地区并长驱直入到欧洲腹部。忽必烈建立了名为元的汉人式世袭制政权，定都北京，成为统一全中国的第一位异族统治者。一个世纪之后，大规模的民众起义推翻了元朝，并于1368年建立了一个疆域辽阔的本土新政权——明朝。在明朝稳固的统治下，中国又一次在东亚称雄称霸，就像汉唐之时一样。明朝建立了保守的专制制度，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时期。
1644年，在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缓的朝代大更迭后，明朝将江山拱手让给了自东北方入侵的女真人，后者建立的清朝也成为中国帝国时代期间最后的政权。17、18世纪，强大的女真皇帝将中国疆域扩展到了最大，此时，中国文化繁盛，人口剧增。但是国内的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清朝还要不断应对来自欧洲帝国主义势力的种种外部压力。19世纪中叶，清朝被世界历史上破坏力最强的内战——太平天国起义——所撼。尽管清朝在1912年才正式瓦解，但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标志着古代中国史的正式终结和近代史的开启。
宋朝建朝的960年并不仅仅是将中华帝国史简单地一分为二的中间点事件，它是自8世纪安史之乱起就开始酝酿的中国生活方式转变的标志，同时也是其他一些变化的转折点，而这些变化使得晚期帝国时代的生活与汉或唐时期的生活大相径庭。其中一个重大转变已经在上文提及：个人才能成为选官的标准，传统世袭贵族消失，文官由此成为中国社会和政府中不可动摇的精英力量。治理的方式变得更加专制，社会流动性更大，城市化趋势加剧，经济商品化程度加剧。在思想领域，儒学的复兴使佛教和道教沦为民间信仰，它变得越发地自省，失去了最初对于社会变革的强调。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出现了同等重要的变化，戏剧、小说和写意绘画领域中也都出现了新变化。印刷术的快速普及提升了识字率，同其他科技进步一同成为这一时期诸多变革中的核心要素。
我们不妨更大胆地总结：这一时期的中华精神已经度过了早期帝国时代英勇、冒失的青春期，现在正经历更受束缚的冷静甚至严厉、单调的成熟期。对于此时的中国来说，汉朝和唐朝有着强烈的值得怀旧的魅力。
宋朝（960—1279）
宋朝的开国皇帝是赵匡胤，谥号宋太祖（960—976年在位）。他本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后周将领，959年，赵匡胤火速被提拔为检校太尉，成为后周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几乎同时，后周年幼的皇帝即位。960年，后周军队拥立赵匡胤为帝，他取代幼帝登基，其时年仅三十二岁。在五代十国时期，这不是第一次兵变了，很可能赵匡胤就是事件背后的教唆者，他也是兵变最后的得益者。这一时期的中国需要精力充沛的领袖。
宋朝与前朝政权都有重建唐朝帝国的梦想，但它们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日益强大的契丹人政权辽国盘踞在宋朝的北方和东北方。据载，在唐朝末年，契丹人就开始不断干涉华北的政事，它占领了长城以南的十六个州（燕云十六州），而这里通常被视作汉人的领地。951年，在契丹人的扶植下，北汉傀儡政权在山西建立。而在西北方向，藏人的部落结成了一个党项人的联盟，9世纪凭借帮助唐朝平叛黄巢起义而获利。10世纪，党项人不断扩张领土，很快就建立了一个独立且与宋朝敌对的帝制政权，名叫西夏。中国南方依旧有割据的政权，尽管它们不会侵扰北方，但无疑是想要一统中国的北方统治者的障碍，是想要集举国之人力和物力来抗击北方和西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者的障碍。此外，中国北方至此为止还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政府来消除所有的军阀割据势力，951年北汉政权的建立以及960年宋太祖借以称帝的兵变都是中国北方政局持续不稳的证明。
宋太祖是一名谨慎且精明的政治家，明白尝试收复被契丹人和党项人占领的领土是无谓的行动，当务之急是统一并稳固中国北方。因此，他成功说服部下交出兵权来换取丰厚的退休奖励，此举成功地避免了针对他本人的任何兵变。宋太祖机智地将手握兵权的地方长官逐步换成了由朝廷委派的文官，而且他还将地方军队中的精锐变为守卫宫廷的禁军，由他个人亲自统管。如此一来，宋太祖就建立了一个军队编制——其主力军是驻扎在都城周围的强大、机动的精锐部队，而地方军力则大量依赖于次等的征召。
此外，宋太祖还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最高权威：他深化了科举改革；他将所有级别的政府行政事务都交由士大夫管理，士大夫没有独立的实权，只是一味地依赖于朝廷的青睐；他给予了中央政府充分的职权——管理所有岁入、任命下至县一级的所有职官。通过这些举措，宋太祖构建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制度框架，其集权化程度超出前朝常规制度形态。但太祖并未滥用职权，他尊敬文官，鼓励他们开动想象力并大胆进言，他的从善如流为后来的统治者树立了一个可敬的典范。开封位于多产的中原地区，在五代十国期间就是诸多政权的都城，宋太祖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朴素的宫殿，制定举措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不为外戚和宦官所乱的时代。
在制定这些重大的国家政策的同时，宋太祖还小心、系统地将南方的割据政权收入囊中。963、964—965、971和975年，他发动了数次战事，除了在宋朝始终保持独立的西南少数民族政权南诏和浙江的吴越，他依次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南方政权。然而太祖在四十九岁就英年早逝，他的宏图伟业还未能全部实现。太祖的弟弟宋太宗</a>（976—997年在位）接任即位，继续推行其兄的宏韬伟略。978年，太宗接受了吴越的投降。979年，他剿灭了位于山西、由契丹扶植的北汉政权。这样一来，除了远处的西北边陲地区和辽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领土再度统一。
西北方的党项人慑于新立的宋朝政权，向宋朝进贡，成为宋名义上的藩属国。太宗满足于这样的朝贡关系，因为多数人都对长城以南的契丹势力深恶痛绝。979年，在消灭北汉之后，宋太宗立即领兵亲征以收复今天的北京地区。被契丹人击退后，他再度出击但仍被打败，损失惨重。之后，宋太宗集中力量修筑防御工事，防御也成为宋朝接下来的军事常态。1004年，辽军大举向开封方向开进但被挫败，边境局势稳固下来。敌对的双方订立盟约，规定北方十六州仍归辽国所有，宋朝每年给辽国“兄弟之礼”，每年总计白银十万两和绢二十万匹。数十年后，两项岁贡的数额都上涨了十万，但契丹与宋之间也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往来。同时，西北方反复无常的党项西夏挑起了与宋朝长达四年多（1040—1044）的战事。此后西夏也与宋朝停战，代价是宋朝每年提供白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岁贡。但西夏还是不断地侵扰宋朝，宋朝也在1069、1081—1082年两次试图反击西夏，但均告失败。
与以往的治世一样，11世纪的中国繁荣昌盛。在该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达到六千万，是唐代人口的最大值。到了1100年，人口明显逼近一亿。根源于9—10世纪旧唐秩序崩塌的变化力量如今在加速发展，全新的生活方式开始形成。社会经济领域也面貌一新，一部分源于政府的推动，另一部分源于私人企业的兴起，后者的活跃程度是汉代初期以来新的峰值。新的种子和粮食作物被引进，农业和工业领域也有了接连的技术和组织性进步，生产不断扩大，政府岁入达到了唐朝岁入的数倍。作为大型城市综合体，开封和其他几个城市成为区域性中心，甚至是全国性的贸易枢纽。商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阶级。在商业中心，新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涌现出来。此外，五代时期迅猛发展的印刷术促进了识字率的提高和教育的发展。当官从政对于中国普通百姓而言不再是一个不现实的梦，这是有史以来的首次。
11世纪的文人生活也变得前所未见地妙趣横生。随着城市出身的识字阶层极速壮大，学术、文学和艺术领域都空前活跃。最显著的一点是，奠定宋明理学出现的哲学基础很快就颠覆了在中国文人阶层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佛教，并直到20世纪初仍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
11世纪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社会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它同时也应是军力最强的国家，因为宋朝不断增长的岁入的一大部分都投入到维持庞大的常备军上。配有大规模生产的铁制和钢制装备，除了传统的弓箭、十字弓之外，还有各类形态的燃烧武器。宋朝拥有随时能够调配的军力，在11世纪中叶，军队人数多达1 250 000人；宋朝还在初期的统一和繁荣阶段击败过北方民族。若将这两点考虑在内，人们很难会想到宋朝有朝一日也会成为辽国和西夏这些邻国的藩属国吧。
有关宋朝为什么不能像汉朝和唐朝一样成功征服北方游牧民族有很多种解释，其中最简单的说法是汉人已经丧失了斗志。汉化逐步消解了契丹和党项人好战的斗志，汉人逐渐意识到二者不再会对大宋发起激烈的新战事了。用银子和丝绸（岁贡的价值从未超过宋朝岁入的2%）换取和平的方法似乎很合理，而11世纪的汉人有比收复边境地区更吸引人、更富挑战的事情要处理。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源于老式军事贵族的没落，而正是宋太祖和宋太宗的人事政策加速了它的消亡。军队由文官管控，军中职务备受鄙视，士大夫的利益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而文人精英的尚文精神弥漫于整个社会。11世纪的中国没有产生任何杰出的军事将领，但却诞生了一批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有为的士大夫；宋朝政府对仁政的重视和在民众福利上的投入，是历史上任何其他政府都无法比肩的。
因为儒家传统才刚刚被重新确立起来，因为国家所继承的意识形态包容了从放任主义到极端改革主义等的一系列方针，也因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都是个性鲜明、思维独立、意志坚定的人，新成立的官僚制度很快就被一轮接一轮的党派纷争所腐蚀。没有任何一支派系能够长期占据全部高层官职，随着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相继掌权，派系斗争愈发地激烈了。
11世纪的论争之中触及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一部分源于西夏和辽的威胁，一部分则是中国内部正在经历的变化。冗兵的费用高昂，难以管控，没有众人期望的高效。宋明理学思想中的先锋派不为从早期帝国时代传承下来的、狭隘学究式的儒学传统所容，更不要提佛教和道教信众对它的态度了。传统农村地区的重农思想——在北方尤为明显——与在南方日渐蓬发的都市商业的企业家精神强烈碰撞。除却正在消亡的老式世袭贵族，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依旧在农村地区残存，大量农民继续作为依附于大型庄园的家丁而压抑地活着。独立农民的生存境况十分不稳定，受迫于方方面面的压力——积极扩张的大地主、放高利贷的债主以及贪婪的征税人。虽然国家的岁入增长了，但开销增长更快，赤字也见怪不怪了。任何形式的改革都迫在眉睫，即使最具奉献精神、最为民为公的政治家都不惜在根本问题上争论不休。
范仲淹</a>（989—1052）是第一批杰出的改革派之一，他宣称真正的士人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也成为后世所有儒家积极分子的格言。1043—1044年，范仲淹主持实施的十条新政主要聚焦于官员任选和地方行政改革，但很快就被保守派所打压。一代人之后，中国近代之前最富争议的改革措施问世了，即由宰相王安石</a>（1021—1086）主持的“熙宁变法”中的十五条新法。
作为范仲淹曾经的门生，王安石是著名诗人、散文家和经学家，此外还是诚挚、固执的积极分子，认为国家应带头改造社会，因而许多同时代和后世的人都视其为儒家伪装下的法家。王安石延续了以宰相为首的宋朝官僚体系强力领导政府的传统。1069—1073年，王安石发布了新法，涉及经济、财政、军事、教育和官员任选事宜。新法规定了政府对社会的全面管控，其涉及面之广超出人们所料，特别是在声名狼藉的汉朝篡位者王莽饱受诟病的改制之后。
朝廷中的保守派被王安石不通人情的方法和政策触怒，最终压倒了他。这些人中包括了多才多艺的思想巨匠欧阳修</a>（1007—1072），他早前追随范仲淹，并引荐了王安石；汉朝以来最具新意的史学家司马光</a>（1019—1086）；天资聪颖的诗人、画家，或许是晚期帝国时代最伟大的多面天才苏轼</a>（世称苏东坡</a>，1037—1101）。1102年，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在徽宗（1100—1125年在位）一朝重掌大权，驱逐了反对王安石的带头者，将209名反对者列入叛国集团的黑名单（这批反对者被称作“元祐党”，得名于他们得势时的宋哲宗的年号元祐，也就是1086—1094年），甚至还下令毁坏部分人的文章。
尽管王安石的主要目的是要增强国家实力和提高官员能力，但他引起的众怒却带来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的党派接手了一个破产的国家以及一个士气低落的官僚体系。宋徽宗</a>有他的优点——他是一名高超的画家和杰出的艺术资助人——但领导能力却不是其优点之一。长期担任徽宗宰相的蔡京</a>也好不到哪儿去。不幸的是，恰恰在这时，在遥远的辽国东北地区出现了一位强有力的新异族首领，即定居在中国东北东部地区的原始满族女真人部落首领完颜阿骨打（1068—1123）。1114年，他率兵袭击了辽国边境并击退了辽国的报复性打击。自此之后，阿骨打信心大增，他自立为帝，并在1115年建国为金。
由于女真人一早就经海路至开封进贡，因此宋朝朝廷认为正好可以借机报复契丹。1118年，宋朝军队开始袭击辽国南部边境，同时，女真人继续从东北方打击辽国。到了1122年，宋朝和金朝就如何协同打击、瓜分辽国达成一致，但自己一方的战事进行得并不如意。女真人占领了北京，在多年的扫荡后于1125年掠走了辽国的末代皇帝。同时，为了尊重1122年与宋朝签订的条约，金人将汉人期待已久的燕云十六州归还给了宋朝，但十六州的赋税仍归金人所有。
1125年，宋金联盟破裂，部分是因为宋朝自大地无视条约中应履行的责任，部分因为女真人发现南下进军并非困难重重。金军很快便渗透到黄河流域并包围了开封城。徽宗传位给太子，并号召地方政府发兵支援。尽管人们奋力守城，但金兵不屈不挠地围城，当开封城弹尽粮绝、人们开始互食人肉时，宋朝政府不得已投降了。这之后，金人撤退，命一名汉人傀儡管理秩序，并要求敛集数额巨大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和马匹牲畜作为赔偿金。宋朝政府放弃敛征赔偿金后，金人便在1127年再次掠夺了开封城。徽宗和他的继承人钦宗以及三千名宫廷成员被一同掳走。金人将都城迁至北京，同时不断向南进军。
汉人爱国者随即拥立徽宗的另一名儿子赵构</a>为帝，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登基，史称宋高宗</a>（1127—1162年在位）。高宗集结了各路义军抵抗势力，此后十余年间，金人和宋朝在长江流域附近互有攻守。高宗一路退到杭州，最终在金军夺取杭州和沿海港口宁波时逃窜到了海上。然而到了1130年，一些汉人将领率先开始在与金军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到了1138年，高宗已经在杭州稳住阵脚，同时开始与金军进行谈判。1142年，宋金两国达成了持久的和平协议，规定宋朝放弃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所有地区——也就是整个黄河流域，正式承认宋朝是金国藩属国，每年上贡二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丝绸。史家将1127年作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的分界。
孱弱的皇帝和强势的宰相是纵贯南宋一朝的特点；有关维持和平还是向北收复失地的派系纷争也贯穿于整个朝代；和东汉时期一样，太学生也时不时地发起抗议。相关的论争始于过渡时期，一直持续到恢复和平的1142年，将军岳飞</a>（1103—1142）和宰相秦桧</a>（1090—1155）分别以中国最悲情的爱国者和最臭名昭著的求和派而闻名于世。1140年，当杭州朝廷正在争取和平之时，岳飞的岳家军挥师北伐到了黄河流域的洛阳地区。有不少人主战，但秦桧等求和派还是占了上风，部分是因为宋高宗和他的祖先们一样，都对军队保持怀疑。岳飞很快在狱中被谋杀——这或许是秦桧与金人的和平协议中的一部分，至少传说中是这样的。
朝中接连不断的官僚党争并未妨碍南宋时期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蓬勃发展。尽管自由农民不断地沦为大地主土地上的农奴，但农业技术和生产力还是持续提高，其中，从人口稠密的城市输出的作为肥料的人类粪便也提供了重要贡献。随着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中产阶级成为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比例比2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大。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货币化，且大量依赖纸币，也由此产生了通货膨胀。在集大成者朱熹</a>（1130—1200）的引领下，复兴的儒学被塑造成为正统、折中的宋明理学。富足的士大夫愈发地沉迷于学术、高雅文学、艺术以及为城市居民服务的白话文学形式。南海沿岸地区彻底汉化并被汉人占据，沿岸港口充斥着来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商船。南宋的都城杭州成为大都市，其规模之大是19世纪之前西方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人口数以百万计，分别从事五花八门的各行各业，有受人尊敬的，也有备受歧视的，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著名的威尼斯旅行者马可·波罗在杭州全盛时期之后不久造访这里，惊讶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繁盛的商业。据马可·波罗的估算，南宋最重要的港口泉州市泊有大量船只，一日入港的船只的数目比威尼斯或热那亚一年入港的船只都要多。
宋金两国在1161、1165和1206年多次于边境交战但并无成果。1142年订立的条约也多次被修改，第一次规定宋朝每年上缴的岁贡下调至十五万两白银和十五万匹绢，第二次又将数额调升至二十五万两白银和二十五万匹绢。连年的征战和防御，以及国内的奢侈浪费加剧了宋朝内部的通货膨胀并拉大了贫富差距。13世纪60年代，宰相贾似道</a>（1213—1275）当权，作为当时十分典型的浅薄的野心家、个人爱好是资助斗蟋蟀的人，他积极推行了一系列农业和经济改革，使党争愈发白热化，成百上千的富庶家庭妻离子散。
在贾似道当权期间，中国北方正在历经巨变——由成吉思汗</a>率领的蒙古部族迅猛崛起。蒙古人在1210年率先攻打了金国最北的边境，在1215年占领了北京，在1227年则摧毁了党项人的西夏国。1232年，宋朝决定沿袭一个世纪以前抗辽的外交政策，即与蒙古结盟夹击金人。1234年，金国覆灭，宋朝也收复了开封和洛阳。然而，汉人并未如预期一样地收复中国北方地区。从1235年起，他们开始拼命地抵御蒙古人的猛攻。这时的蒙古人已经横扫了整个中亚地区并征服了朝鲜，在进攻宋朝的同时还将疆域扩展到了欧洲和近东，并发起了对日本的两次著名的海上远征。即便如此，蒙古人对宋朝的进攻绝非断断续续，而宋朝也发起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顽强的抵御。
蒙古人发现很难从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北侧切入，因为宋朝在旧时金国的边境上已经修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而在西侧，蒙古人从北侧攻入四川盆地地区，并深入云南地区，灭了这里的古老原住民国家南诏。于是，到了1259年，宋朝在西侧和北侧两面受敌。位于今日湖北省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北部的两座城池——襄阳和樊城是宋朝防御线上的重中之重。对汉蒙双方来说，在襄樊地区的战事都是史诗般且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战争中应用了真正意义上的爆炸武器，或许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首例。先是防御方使用火炮，后来围城一方也使用。蒙古人充分利用了从近东引进的围城专家。襄阳和樊城几乎坚守了四年后，在1273年被攻破，宋朝也从此一蹶不振。蒙古人一路向南长驱直入，杭州于1276年不战而降。宋朝的抗元势力一直在南海沿岸负险固守，直到1279年全部舰队即将覆灭之时，最后一个皇帝也在广东沿岸投海。此后，成吉思汗的孙子</a>忽必烈可汗顺理成章地在北京称帝，开创了一个汉人式的朝代，国号为元。
北方的入侵王朝
唐朝分崩离析后，异族侵略者从入侵中国最北的州府，到占领中国北京，最终再到占据整个中国，与早期帝国时代的北方入侵者并无二致。无论是组织还是战术，蒙古人与秦汉时期骚扰中国的匈奴人并没有太大区别。北方民族的胜利基本可以归结为宋朝时汉人尚武精神的衰退，我们在前文也提及了这一点。但是契丹、女真和蒙古人都有着强大的领袖。的确，蒙古人最伟大的两位领袖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可汗都可谓是世界级领袖中的翘楚。此外，北方入侵者积极地采用并掌握了宋朝的每一项军事技术。最终，尽管他们进行了多种创新，但入侵的异族战士还是未能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来统治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中国。总而言之，入侵民族没有为仍在演化中的中华文明做出多少建设性贡献。然而，尽管中原人视他们为野蛮的压迫者，但在传统中国政治哲学中，仍将辽、金，特别是元列为中华帝国王朝序列中合法的朝代。
辽（907—1125）
在拒绝汉化这一点上，契丹人比其余入侵者都要成功，他们保留了自己的原始部落，维持了游牧生活。尽管契丹人时不时地资助佛教，也在口头上支持在政府中服务的儒家，但他们大部分仍信仰萨满教。他们对于人牲和严酷刑罚的沉溺特别触怒了汉人。契丹人对于汉人高度发达的文学和学术传统不感兴趣，也从未创作出任何国家性作品。
契丹人欢迎并招募投降的汉人来为他们的政府服务，或是建设农业设施以辅助他们的游牧经济。然而，他们不支持与汉人通婚，通常是禁止，因为汉人被视作一个单独的下等社会阶层。因此，辽国的政府形态也以二元的面貌出现，“北面官”以部落习俗来统治契丹人，而“南面官”按唐朝传统来统治臣服的汉人。受教育的汉人甚至会通过唐朝式的科举考试而被选入政府工作。汉人农民则作为步兵被征召入伍，用于支援契丹的骑兵。
在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872—926）之后，辽国没有一位杰出的统治者。辽国最后一任皇帝天祚帝（1101—1125年在位）终日沉迷于狩猎。辽国被推翻、天祚帝被女真人俘获后，首领耶律大石（1087—1143）与一些支持者一同向西逃亡，在维吾尔人的庇护下建立了西辽国。西辽国位于中亚内陆深</a>处，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的臣服者称其为喀拉汗（又称黑汗）。西辽保留了部分汉人行政和文化特征，一直延续到13世纪初被蒙古人征服为止。
金（1115—1234）[1]
女真征服者最初在中国东北东侧的山区中以狩猎为生，但逐渐成为强大的骑士，以至于契丹和朝鲜人都不得不修筑城墙或栅栏来限制女真人的发展。从很早之时起，女真人就是汉文化的崇拜者，在推翻辽国并征服了黄河流域后，他们很快便在汉化的过程中丧失了能征善战的特色。1134年，在先后建立了一个部落政府和一个近似于辽国的二元政府后，金朝政府变为由尚书</a>省领导的彻底汉化的成熟行政组织。汉人官员通过考试来任选，许多女真贵族成为认真研习汉人经典著作的门生。女真部落成员在中国北方定居，成了屯田的殖民者。尽管金国皇帝经常严厉喝止部落成员数典忘祖的行为，时而也对取汉名、着汉服、习汉俗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但在四千万到六千万子民中大多数都是汉人的国家里，汉化似乎在所难免。在女真领主的统治下，北方汉人备受歧视，但整体而言，女真和汉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剑拔弩张。在蒙古人最终的征服中存活下来的女真人都十分轻易地融入了中国北方群体。
金代的政治史基本上由初期对抗南方宋朝和后期抵御崛起的北方蒙古人两部分组成。金朝杰出的统治者完颜雍谥号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在其一朝，金基本上在平稳和繁荣中度过。金世宗试图恢复女真人能征善战的传统，但到了金朝末年，国家北境的防御工事还是要大量依赖于被征服的契丹部落，而在蒙古的威胁真正到来的时候，契丹部落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可靠。
元（1271—1368）
在13世纪迅猛崛起的蒙古人创造了世界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匈奴人的后代，但显然他们其实是5世纪占据蒙古地区的柔然人的近亲。在唐朝时，他们在贝加尔湖以南的中国北部和蒙古交界的山区狩猎为生。到了唐朝末年，蒙古人开始向鄂嫩河流域的西伯利亚平原地区迁徙，在那里分化成为数个部落或国家，一部分继续渔猎为生，另一部分则成了草原游牧民族。后者就是我们所谓的蒙古诸部和鞑靼人。这两个称谓最终泛指所有说蒙语和其他语言的北方人，包括了非蒙古人的满族人。
13世纪初，在部落首领之子铁木真</a>（1162—1227）的带领下，蒙古诸部很快就结成了一个大的联盟。1206年，铁木真本人被尊为“成吉思汗”。在去世之时，他已经征服了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收服了朝鲜，使金人退守到了开封城中，摧枯拉朽般扫荡了从山东到山西、黄河以北的所有地区。他摧毁了中国西北方的西夏王国，将势力范围延伸至整个新疆和相当于今天的中亚五国地区，还在俄罗斯南部的基辅大公国掠夺战利品，因此在东至日本海，西至里海和顿河之间他已称王称</a>霸。他骄傲地宣称没有任何事物比屠杀敌人、掠夺牛马和强暴女人更令人愉悦了。他尤其痛恨城市和城市居民。成吉思汗的儿孙沿着他的脚步一路向西南杀到了近东地区，向西北杀到了莫斯科，此后又到了今波兰和今德国境内，他们长驱直入到了匈牙利、奥地利和亚得里亚海地区，最终也占据了整个中国。对基督教徒来说，成吉思汗无疑是反基督的，他的存在是对上帝的侮蔑。1212—1213年，在第一次横扫中国北方平原地区时，他烧毁了九十余座城镇，在1215年侵袭北京时放火烧城，大火持续了一月之久。
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是第一位统治全中国的蒙古人，他是蒙古第五位大汗，也是第一位不是通过部落首领的集会而选出的大汗。1259年，蒙哥汗病亡，忽必烈停止了在中国西南方对南宋的攻击，返回位于今蒙古国地区的蒙古都城哈拉和林登基为帝，并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战争，打击与其对抗的弟弟。1264年，他将都城迁至北京，到了1271年，尽管南宋仍未被征服，他还是立朝为元。在中国历史中，人们通常称忽必烈的庙号，也就是元世祖。
在早期大汗的统治下，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从欧洲和地中海地区一路畅通无阻地行至中国。蒙古人纪律森严，对不寻衅滋事的往来人很友好。但“蒙古治世”却被忽必烈在选举过程中的专权和违规破坏了。终其一朝，忽必烈都在断断续续与他憎恶的在中亚的一支亲族联盟作战，他和他在中国的后代都未被公认为大汗。不过他们的的确确直接统治着包括整个中国本土以及蒙古、中国东北大部的帝国。邻国如高丽、吐蕃、缅甸、暹罗、越南北部的安南、越南南部的占城都是元朝的藩属国。13世纪80年代，元朝重新将缅甸和安南收为藩属国，尽管其军事打击不总是百战百胜。
与之前的中国皇帝不同，忽必烈积极地扩展疆域，向世人展示蒙古人多么快速地适应了与家乡大草原截然不同的各种环境。忽必烈派使者前往远至苏门答腊、锡兰以及印度南部的地区，声称自己对这些地区拥有统治权。1292年，他派遣一支舰队前往爪哇打击那里负隅顽抗的统治者。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遣海军远征日本。第二次的远征包括了从朝鲜半岛和长江三角洲两路出发的巨大舰队，有4500艘船和150 000人。同第一次一样，他们遭遇了日本人疯狂的抵御，船只也遭到台风的严重打击，军队损失惨重。日本人声称他们的岛屿是神圣的，由神祇派来的“神风”庇护。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可谓是一次彻底的军事占领，南方汉人备受压迫和剥削，其上不仅是蒙古人，还有备受欢迎的为汗国服务的外国冒险家，包括女真人、契丹人、维吾尔人以及中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甚至还包括少许西欧人。其中便有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275—1292年，他作为忽必烈的副官在中国走南闯北。在随后的笔记中，他对中国超乎寻常的精准描述使早期现代欧洲人发笑，他们都认为马可·波罗是一个狂妄不羁的骗子。欧洲人不相信从山坡一侧挖出的“黑色石头”可以作为燃料燃烧，也不相信金钱可以是纸质的，更不要说马可·波罗对中华帝国庞大的岁入，对中国城市数量、规模，对城市中心和繁忙拥挤的港口中兴旺的商业生活的描述。
同契丹人一样，蒙古人成功地避免了被汉化。蒙古统治者在处理朝廷事务时用蒙语，定期在蒙古地区过夏天。最初，蒙古统治者想要把中国全部变为大草场，但最终听从了契丹人耶律楚材</a>（1190—1244）和遁入佛门禅宗的僧人刘秉忠</a>（1216—1274）的劝告。蒙古人允许汉人按他们传统的方式生活，把部分税收工作下放给了中亚的商团并从中获取可观利润。蒙古人逐渐允许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了一个类似唐或宋式的政府组织，但这个组织只是一个表面工程，真正控制国家的仍是蒙古的军事制度。在犹豫再三后，蒙古人在1313年重新开启了科举考试，但有固定的名额分配给蒙古人和非汉人的合作者，尽管这些人成绩不合格，但还是能够占据半数以上的进士之位。汉人很难在蒙古政府中成为达官显贵。尽管蒙古人鄙视汉人的官僚主义程序，但他们还是依律例，将下到县一级的主要官职都安排给蒙古人。不出意料，宋朝时期开始呈现的中央化、集权化趋势在元朝时期加速发展，政府权力以一种更暴力甚至残忍的方式得以施行。
尽管蒙古人恣意征收土地用来驻军，甚至强迫富庶的东南稻田退耕为草场，但他们还是想要扩大税收，因而也鼓励农耕和商业活动。自北宋以来就废弃的大运河[2]在元朝时期得以重修并延长到了北京；棉花产量大幅增长，超过了宋朝初期的产量；高粱被引入中国，很快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补充性粮食作物。但国家的繁荣仅浮于表面，经济饱受腐败的侵蚀，加上政府的无能，特别是货币操控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地主所有制变得前所未有地猖狂，更多的汉人沦为彻底的奴隶，其人数之多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
由于没有受到蒙古人的刻意压制或鼓励，受12世纪晚期萌发的、由朱熹集其大成的宋明理学的启发，汉人的思想蓬勃发展。传统教育得以保留，特别是在由宋朝文人建立的私塾中。一些著名的画家发扬了宋代士大夫引领的写意画风，白话小说也不断朝着长篇小说体裁发展，戏曲成了新的大众娱乐方式，其中的部分戏曲作品成为20世纪以前中国最伟大的戏剧经典。
最终，政府连年的孱弱无能、宫廷的阴谋不断、官僚的派系斗争、军队的腐败、对农业所倚仗的水利工程的不重视以及接连的自然灾害共同导致了元朝政府在1340年爆发的政变。同时，绝望的中国农民揭竿而起，到了14世纪50年代，蒙古人无力控制各路起义军占据的长江流域，而起义军彼此间也在不断争夺领导权。14世纪60年代，在北方，蒙古的不同派系陷入争斗；在南方，汉人平民朱元璋</a>也逐渐统一了长江流域。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国号大明。随着他的军队向北进攻，元朝最后一任皇帝和随从仓皇逃回了蒙古的大草原。
明朝（1368—1644）
朱元璋（1328—1398）是自汉朝开国皇帝以来的第一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同刘邦一样，朱元璋在中国史中也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他引领并塑造了中国到近代以前的生活方式和基调，其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一人都深远。朱元璋所创立的朝代恢复了唐朝时期中国在东亚的威望和主导权，并为中国带来了长时间的安定繁荣。与汉唐时期的贵族情操或是宋朝时期的文化气度相比，明朝的气质没有那么波澜壮阔，反而更加朴实平常，但正是在这一时段内，古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全面实现了近代性的成熟。
导致明朝如此平淡无奇的一大原因可能在于朱元璋试图使整个社会经济平均化的激进措施。元朝时期，南方汉人平民备受蒙古人、其他异族以及受蒙古人恩惠的汉人的羞辱，出于民族主义，新政权对这一切极端厌恶，有意偏向贫人而轻视富人。奴隶制被废除，大块土地也被政府充公。国有土地再次出租给无田的农民，国家负责提供种子、工具、农畜以及税收优惠，人们得以重新前往荒芜、人烟稀少的北方土地上定居。对于富庶、知书达礼的东南部，也就是苏州周边地区，国家则课以重税。这一地区一度是崛起中的明朝的最大敌占区。上千户富庶之家被迫迁移，特别是在明朝都城南京的那些人。此外，尽管通过科举遴选人才的行政机构得以恢复，并像宋朝一样在国家行政体系中占得主导地位，但士大夫阶层却不可能回到宋朝时那种备受尊敬的地位了。在这些政策之下，贫富差距不但不可能消失，早期明朝生活还朝着民粹主义的庸庸碌碌方面发展。由于国家急需修复——恢复和重建，而非创新——一个稳固的常态，因而这种趋势再次被强化了。
朱元璋的庙号是明太祖</a>（年号洪武[3]，1368—1398年在位），他是安徽省一对流民所生的孩子。在进入一家小佛寺做行童后不久，因为时局艰难，朱元璋被派去四处化缘。在中国东部游荡数年之后，朱元璋发现游方和尚的身份并不受欢迎，于是成了元末农民起义中的一个小首领。在此，朱元璋成长为一名十分成功的将领，并在1356年占领了南京。到了1367年年末，他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初级政府，最终成为独立的地方军阀，并带领下属横扫了长江流域地区的全部敌人。1368年，在朱元璋猛烈的攻势下，中国北方本就组织混乱的蒙古人被迫逃离。同时，朱元璋还将新建的明朝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南海沿岸地区。至1370年，明朝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内蒙古地区，并持续向东北地区的松花江流域挺进（1387），以打击蒙古人。明朝军队一直向北追击到今蒙古国地区，越过哈拉和林，甚至到了贝尔加湖畔（1387—1388）。在西北方向，明朝军队深入今新疆的哈密地区（1388），即通往中亚的咽喉要道。与此同时，明朝军队还征服了四川、贵州和云南。这样一来，明太祖一朝三十年间，政府所辖的疆域已然覆盖了整个近代中国，包括从哈密到内蒙古再到东北地区的北部边境地区。此外，朝鲜、中亚附近的绿洲国家以及东南亚的诸多国家都承认了与明朝之间的藩属关系。
在结合了唐、宋以及蒙古政府的传统后，明太祖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组织，他在其中有着无上的权威。他还建立了一支大型常规军，由至少在理论上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组成，但他分割了军队指挥权，因此没有任何一名将领能够私自调遣军队。明太祖严禁宦官干政。为了预防地方长官滥用职权，他将评估、征收和调拨土地税的职能下放给了地方社会，要求每个村子都组织起各种形式的基层自治政府。明太祖也比先前任何一任中国皇帝都更加重视全国范围内的初级教育。
由于朱元璋成功恢复了中国的世界主导地位，特别是因为他出身布衣以及对广大农民充满同情，近代中国史学家想尽各种方法把他塑造成一名光辉的文化英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难掩饰他为政期间的种种瑕疵。在称帝数年后，他变得十分多疑、残暴，因为出身卑微且相貌丑陋，他总是怀疑他人在嘲弄自己。他还总疑心旁人在阴谋谋反，于是多次下令迫害他的手下，致使成千上万帮他一同打下江山的手下丢失性命。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极端反智的皇帝，留下了残暴、多变的形象，使得明朝朝野上下一致对他敬而远之。
明朝第三任皇帝，明太祖的儿子明成祖</a>（年号永乐，1402—1424年在位）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斗志昂扬和独断专行。通过三年的内战“靖难之役”，明太祖将柔弱的继任皇帝，也就是他的侄子推翻，从而登基为帝。明成祖重建北京，清理了泥沙淤积的大运河，于是粮食和纺织品就能从富庶的东南地区直接供应北京城并直达北方边境地区。1421年，明成祖改定北京为都。他设立了内阁，使其与内廷相通，很快就总揽机要，经常斡旋于皇帝和常规官场之间。明成祖使明朝北部驻军保持高度警戒，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他本人更是曾五次带军攻入蒙古。当南方的安南国遭遇继承问题时，明成祖将安南视作明朝的行政区划，直接进行干预。14世纪，倭寇不断侵扰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明成祖大怒，强迫日本消灭倭寇，并要求日本朝贡。明成祖还派遣巨型舰队进行朝贡贸易，足迹远至非洲地区。他最著名的舰队指挥是回族宦官郑和（1371—1433），1405—1433年，郑和七次带领船队远至印度洋，中国在这时也成为亚洲水域内海军实力最强的国家。
与明朝早期的扩张主义同时出现的还有排外的孤立主义。除非是在公务中或官方的监督下，否则汉人不得与外国人接触，汉文化似乎需要被保护起来，免受外界的玷污一般。于是，明朝的氛围与唐朝世界主义的开放包容形成了鲜明对比。从邻国前来的朝贡使臣的行动也备受限制和约束。数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在南方港口的贸易活动遭受了严重打击。
此时，汉人似乎已然厌倦了明朝初年的南征北战，特别是在屈居于蒙古人之下悲惨地生活了那么多年后。尽管明成祖的继任者都保持了专制的态势，但他们在处理外交关系问题上变得更加缓和。前往海外的远征终止了，朝廷不再继续努力压制麻烦不断的安南国，并在1428年默许了它的独立。有利于日本的贸易关系逐渐被默许，驻守内蒙古的明朝边防部队也退守关内。明朝重修了长城，气势撼人，正如今天所见，其宏伟规模前所未有。连中国在中亚地区有名无实的军事统治都崩溃了。
中国人对于外族的态度从积极扩张转变成了消极防御，军事编制停滞不前了。受宠信的宦官鼓动，明英宗（1435—1449年在位，年号正统；1457年复位后改元天顺）在1449年发动了一场对蒙古首领也先的炫耀性军事行动，但自己愚蠢地被俘，诸多随从被屠。一百年后，另一名蒙古首领俺答汗持续侵扰明朝边境地区，直到二十年后的1571年获得贸易特权后才停止了袭击。与此同时，以日本为基地、通常由中国叛徒领导的海盗时常洗劫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中国人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以及武力应对这些海盗。在仍未完全汉化的西南地区时有原住民爆发起义，政府也成功将他们打压。16世纪90年代，明朝派遣了大量部队成功帮助朝鲜王朝抵御了由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发动的军事进攻。但到17世纪，明朝的军力日渐颓弱。
尽管尚武精神在长时间内不断衰退，但明朝仍有重大的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接受程朱理学教育的文官逐步适应了明朝的专制风格，逐渐构成一个稳定、称职的管理团队，致力于实施相对保守的政策。北京的中央政府由新立的内阁全权运营，他们与宫廷宦官合谋以操控软弱的皇帝。明朝地方省级行政机构在元朝行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其结构繁复，可以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抬头。全部的政府编制则由一个扩大了的、活跃的督查机构来监督。总体而言，史学家给予了明朝政府很高的评价。
中国北方从长期的政治和经济压抑中缓慢地恢复过来，但一直到20世纪之前仍未能达到与南方同等的人口规模和经济繁荣程度。总的来看，自元至明，早期的中国人口总数约少于六千万，但到1600年时，人口数量已膨胀到一亿之上，甚至接近两亿。在基本上持续了整个15世纪的最初由耕地问题引发的紧缩之后，城市化和商业再度开始发展。这与官学和私学的持续发展相结合，导致16世纪出现了一种生机勃勃、富足的中产阶级的氛围。到了1600年，在意识到货币经济的存在后，国家要求全部税赋都以白银上缴。然而，或许由于官员中的官僚保守主义——其亲戚裙带掌控着商业命脉，技术进步并没有跟上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脚步。此外，明朝初年的自耕农饱受税务和官员特权的剥削，田地租赁现象愈发普遍。因此，明朝晚期的富足既不是可持续发展的，也非人人平等的。
明朝文人创作了大量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同时，元朝的戏剧传统得以发展。经过了数百年的酝酿，为大众创作的白话小说之中终于衍生出了一系列闻名至今的长篇小说，但只有在今天回顾时，我们才能发现其文学价值。在哲学领域，许多人厌倦了朱熹的朴素理性主义，开始在王阳明</a>（1472—1529）的反专制主义和个人主义原理中收获启发。王阳明又名王守仁</a>，是明朝最杰出的士大夫之一。在16世纪，正是由于这些文人的努力，思想、艺术和评论领域都产生了打破陈规</a>、令人兴奋的事物。
晚明的皇帝任性依旧，并越发地深居简出。明世宗</a>（嘉靖，1522—1566年在位）和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在位）二人数十年不与大臣直接接触。腐败的内阁首辅严嵩</a>（1480—1567），严嵩的继任者、厉行律己的张居正</a>（1525—1582），与大权在握的宫廷宦官之间掀起了官场上无休止的党争，导致政府在面对社会问题时无所作为，皇帝也越来越刻薄残暴。在熹宗（天启，1621—1627）一朝，行政效力达到了最低。熹宗是一名少年皇帝，做事犹豫不决，以至于把几乎所有权力都让给了魏忠贤（1568—1627）。魏忠贤无疑是中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宫廷宦官，他残害了与东林党这一保守改革派相关的数百名官员，并在政府中安插了大量阿谀奉承之人。
不幸的是，在政府士气和效率日趋衰微的同时，明朝还需要面对威胁国家稳定的两股势力，一个是经济萎靡的西北地区的农民叛乱，另一个是东北地区敌对的满族政权大联盟。应对其中一个威胁倒还在明朝的承受范围内，但同时应对两个威胁就不行了。1644年，国内的起义军首领李自成（1606？——1645）占领北京，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在景山上吊自尽。一位明朝边境将领吴三桂</a>与满族人合作，一起打败了李自成的叛军，而满族人也借机登上了皇位。
明朝对其内向性政策感到沾沾自喜，并在面对所有“蛮族”时保持着文化优越感，然而，此时的西欧国家正在进入大航海、殖民以及帝国主义时代。1498年，达·伽马绕过了南非并到达了印度；1511年，葡萄牙征服者占领马六甲，控制了从印度洋到中国南海的交通咽喉；1514年，一支葡萄牙舰队来到广东并希望与明朝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尽管一再被明朝政府所挫，葡萄牙人不屈不挠，并于1557年在中国沿海的澳门建立了一个长久性的据点。从那里开始，耶稣会士开始向中国内陆渗透；到了1601年，利玛窦</a>获得明朝皇家的资助，在北京建立了天主教的传教总部。到了明朝末年，其余欧洲人也试图接触中国人，而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最好也只能算是屈尊俯就的宽容了。
清（1644—1912）
满人在1644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国号大清。满人是1127—1234年问一直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女真人的亲族。1636年，满人改国号“后金”为“清”，并改“女真”为“满洲”。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内，这些北方部族作为明朝的藩属部落在东北地区极东的山林中狩猎为生。由于时常受到满人的骚扰，明朝当局不得不在辽河流域的汉人聚集地外建立起防御性的栅栏。但满人最终成为汉文明的热情仰慕者和学徒，在控制了中国后自视为明朝传统的继承者，而非明朝的敌人。事实上，满人对汉人的统治是最和缓的，尤其是与之前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人的压迫相比。
满人有两位功不可没的开国领袖，分别是努尔哈赤</a>（1559—1626）和其子皇太极（1592—1643）。努尔哈赤本是一位微不足道的部落首领，以向住在中国东北的汉人兜售草药为生，并进京朝贡。到皇太极作为皇帝去世时，都城立在沈阳的清朝已然是一个强盛、高效的王朝，控制了蒙古、朝鲜，当然还有整个中国东北地区。此时的满军正在山海关——也就是长城与海交接的地方——与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对峙。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在1644年迅速进攻驻守在东北方向的明朝守将吴三桂（1612—1678）。吴三桂与满人皇子多尔衮（1612—1650）作为友好的敌人，共同击退了李自成的部队。李自成的部队损失惨重，仓皇逃回北京，在将它洗劫一空后向西逃走。吴三桂的部队和混合了满人与汉人的势力分别击垮了李自成，恢复了中国的秩序。满人许诺给吴三桂藩王的地位并分封大片土地。多尔衮此后在北京立其侄子为皇帝，也就是顺治</a>皇帝（清世祖</a>，1643—1661年在位）。
明清过渡远没有13世纪蒙古对汉人的征服凶残，实际上，明清更迭是中国历史上破坏性不大的几次主要王朝间的过渡之一。即便如此，江山虽易攻但不易守，清朝用了将近半个世纪才稳固了在全国的统治。有两个要素使得明清过渡较为和缓，一是满人尊崇并贯彻了明朝的意识形态、治理模式和社会组织；二是中国史上颇为讽刺的一幕：明朝遗民被搞得筋疲力尽，他们不单要应对满人和满蒙联盟，同时还要应付为满人服务的汉人同胞。
满人在东北地区起兵的最初几年间，许多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汉人和落败的明朝远征军中的逃兵转投了满人，因为他们厌倦了明朝朝廷中的党派纷争，也厌倦了明朝军队的无能。特别令人痛心的是，残破的明王朝甚至不能为派往东北平息满人叛乱的部队提供有效的训练和物资补给。此外，满人并不反汉人，他们乐于将降清的汉人纳入他们的社会兼军事团体，也称作“旗”，也乐于给予精明能干的汉人重任。此后，当满人依靠吴三桂等前朝将领而统一中国北方时，他们自视为把人们从混乱中解救出来的解放者，而非压迫的征服者。于是，在经历了明朝最后数十年的动荡不安后，许多汉人接纳了满人。
北方的叛军被剿灭后，吴三桂等汉人将领领导的汉人军队就在摧毁南方的南明政权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若没有汉人的支持，满人无疑会满足于与南明政权划江而治，正如他们的祖先女真人与南宋的做法一样。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的确有南北划江而治的可能性，因为南方的明朝遗民积极地抵御满人。但南明政府也不能免于持续的党争祸害，而恰恰是这些导致了之前在北京的明朝政府的瘫痪。先后有四位无所作为的皇子被南方的明朝将领拥立为帝，直到1662年，逃亡缅甸的南明最后一任皇帝才由缅甸皇帝交由率清军入侵的吴三桂，随即被绞杀。
即使在此之后，大陆之外的东南海域上依然残留有抗清家族，其领袖是著名的明遗民、在台湾建立政权的郑成功</a>（1624—1662，欧洲人一般称为“国姓爷”）。郑成功势力最大时，清政府不得不下令让全部东南沿海地区的军民撤离，以减少被郑家军掠夺的可能性。此外，吴三桂等数名明朝降官在南方获得大面积的几近自治的封地后，于1673年举兵反清，史称“三藩之乱”。一时间，叛军势力几乎占据了整个中国南方地区。但到了1681年，在八年的斗争后，大陆上的叛乱终于被平息了。颇为讽刺的是，这次平定叛乱绝大部分又是依靠新崛起的效忠清廷的汉人将领。这之后，在1683年，清政府发动了一次前往台湾的军事行动，终于将在沿海地区不断滋扰的郑家势力剿灭。此后，出于民族主义的反满势力残存于秘密社团之中，以近代西方概念中的地下黑帮组织的形式存在（如“洪门”），也残存于一些明朝时发展起来的、在海外东南亚国家活跃的大型团体之中。但对于清朝来说，这些不协调音不足以构成威胁，在17世纪80年代清朝终于稳固了对中华帝国的统治。
明朝遗民的长期抵制坚定了清廷原本就要谨慎对待汉人的决心。他们公开尊崇那些为明朝牺牲的男男女女，减轻了对不愿为清廷出仕的文人的惩戒，容忍了一支编修南明史</a>的小型秘密团体，并通过种种讨好汉人的方式寻求合作。到了18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些史学家口中的“满汉蜜月”。
满人前一百五十年的统治期内，政府健全且领导得力，于是中国的生活在方方面面都处于蓬勃发展中。到了18世纪，中国进入了帝国传统中的最后一次盛世，很可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叹服的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国富民安且持续对邻国人民耀武扬威，中国的人口和财富都不断增长，并且日臻多样化。清廷的执政和社会组织理念为伏尔泰等西方知识分子高度赞扬，以至于孔子</a>都成了欧洲启蒙时代的守护神。对于中国事物和中国风的广泛喜爱体现在了欧洲艺术、文学、建筑、园林和装饰领域。这种繁盛大多要归功于精明强干的早期满人皇帝，特别是两任清朝帝王——康熙</a>（清圣祖</a>，1662—1722年在位）和乾隆</a></a>（清高宗</a>，1735—1796年在位）。
康熙帝七岁即位，在位时间比之前任何一位皇帝都要长，或许也是晚期帝国时代最受人敬仰的统治者。他认真、好奇、不知疲倦，有着旺盛的体力和精力。从文化上看，他是彻头彻尾的汉人，能撰写极佳的散文和诗作，并鼓励文学、艺术、精细印刷及陶瓷创作和制造。在耶稣会士的指导下，康熙学会了拉丁文、高等数学、科学以及新发明的西方科技。康熙帝还特别喜爱钟表，像内行一样热衷收藏它们。他与欧洲国王和教皇互通往来，但到了晚年厌倦了天主传教士的宗派纷争，并对居于罗马的教皇有权主导中国基督信徒的信仰选择感到愤怒。
作为一位谨慎、勤俭且有能力的政治家，康熙不遗余力地保证政府的廉政以及促进满汉和谐。他本人六次大举巡视全国，以考察国情。他尊敬汉人文人，聘请他们编纂经史子集，也任命他们做官处理日常政务。康熙同时还小心谨慎地监管着国家经济，不断促进水利工程的发展以保证农业的兴旺发达。
康熙在军事上能谋善断且高屋建瓴，表现不输于处理内政。清朝初年，同时也是康熙帝的少年时期，他勇敢地应对吴三桂等藩王在南方地区的割据，亲自制定了剿灭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的方案。与此同时，1675年，北方的漠北蒙古人（也就是鞑靼人和喀尔喀蒙古人）发动叛乱。康熙皇帝沉着应对，成功平息了叛乱，并自命为所有蒙古人的大汗。随后，漠西蒙古首领噶尔丹（1632？—1697）从中亚入侵蒙古地区。17世纪90年代，康熙皇帝三次亲自率军向北进攻，逼迫噶尔丹在1697年自尽，并在中亚绿洲哈密和吐鲁番建起了军事基地。另外，通过外交谋划，康熙帝争取到了反蒙的达赖喇嘛的支持，并扶植后者成为西藏地区的统治者。1717年噶尔丹的继任者进攻西藏，康熙率军远征，并在1720年将其驱逐出西藏，将西藏地区置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
在17世纪，俄罗斯人初步完成了穿越西伯利亚、向东直达太平洋的扩张。在康熙帝一朝，俄罗斯人在黑龙江沿岸建立了岗哨。黑龙江沿岸为大清的疆域，故康熙帝在1685—1686年派清军收复要塞雅克萨。俄罗斯人撤退。1689年，大清与俄罗斯签订了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俄罗斯放弃黑龙江河谷地区，清朝允许边境贸易。自此以后，中俄之间保持了长时间的和平。
康熙皇帝之后，其四十五岁的第四子继位，即雍正</a>皇帝（清世宗</a>，1723—1735年在位）。雍正皇帝能够继位实属不易，因此他格外谨慎，比其父更加严厉。雍正还进一步提高了清朝统治的专制程度。不过，雍正是一位精明强干的皇帝，他加强了官僚纪律，积极地压制了已滋生的腐败。
1796年，雍正的后继者乾隆皇帝退位，这样他就不会逾越祖父在位六十年的记录了。但在退位后，乾隆还是以太上皇的身份持续把控着朝政，直到1799年以八十九岁高龄去世为止。比起先祖，乾隆更加爱慕虚荣，以一位伟大君主的形象示人，十分接近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但他也是一位严肃的皇帝，和康熙帝一样，大概是那个时代最强干的统治者了。对内，他大致上沿袭祖辈的步伐，特别是在资助编纂大型类书上做出了极大贡献。在乾隆一朝，各类文学和艺术蓬勃发展，而中国的盛世似乎也无边无沿。随着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乡村地区新的市集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市场越发细分，产生了在城市基础上衍化出的新职业和新观念。富裕的家庭开始迁出乡村前往城市，并专注于商业活动。农民的构成也越来越复杂，包括带有半自耕农、半佃户、半小地主性质的各种农民，他们对都市和城镇中浮动的市场需求越来越敏感。此时的中国洋溢着自信和自满。
乾隆皇帝对其异禀的军事才能和伟大的军事成就颇感自豪。在处理麻烦不断的边境邻人时，乾隆实施了扩张性的方针。漠西蒙古（主要由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和准噶尔四部构成）仍是最难对付的邻人。他们不断滋扰清朝边疆，直到18世纪50年代，乾隆皇帝发动了一系列军事打击，彻底摧毁了中亚地区的蒙古势力，漠西蒙古的滋扰才告结束。到了1759年，整个古称西域的天山南北地区都归为大清治下，而这时也才有了它当今的名称——新疆（即故土新归之意）。数年之前的1751年，西藏再度爆发叛乱，清朝通过远征加强了控制。在后来的1792年，西藏的清军南下尼泊尔，打击长期侵蚀并袭击西藏地区的廓尔喀部落，于是尼泊尔也被迫承认了清朝的宗主国地位。此外，清军还大力打击中国西南地区的原住民部落，直到1776年这些部落才完全被清军征服。1765—1769年以及1788年，缅甸和安南分别遭受了清军的打击，不过它们以藩属国的身份保持了主权独立性。
但乾隆皇帝的丰功伟绩却因为两件事情而大打折扣，一是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为了压制反清情绪而进行的大规模文字狱；二是乾隆皇帝在晚年间的个人腐败。乾隆逐渐变得铺张浪费、穷奢极侈，周边也全是阿谀奉承之人。从大约1775年一直到他去世，乾隆都被机智又不知廉耻的满族侍卫和珅</a>（1750—1799）玩弄于股掌之间。和珅面容英俊且为人风趣，很快从一名卑不足道的皇家侍卫扶摇直上，从而权倾天下。他屡受表彰，进而借机敛财，腐化堕落。文字狱以及和珅的恶劣影响共同导致了清政府在乾隆晚年间的急剧衰落和人心的迅速散乱。
有两股压力加剧了19世纪帝国传统的衰亡，其中之一便是西方日益增长的势力和野心。到了1800年，英国、荷兰、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都已经在亚洲建立了殖民地，而新独立的美国也在全世界挥舞着自由贸易的大旗。但三百年来，中国——世界上人口最稠密、最富裕，也是西方人眼中最强大的国家——却在小心翼翼地闭关锁国。与俄罗斯之间微不足道的陆路贸易仍在继续，但与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却只能在广东进行，并且只能在中国规定的时间内、与中国授权的一个垄断组织（西方人称“公行”）、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除此之外，西方人热衷中国的商品，例如茶叶、丝绸和瓷器，而中国人却对西方产品不感兴趣，于是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国库。但到了19世纪，西方人发现他们可以向中国人大量兜售鸦片，虽然非法，但贸易逆差得以平衡了。到了19世纪30年代，广东的贸易形势自然逆转了：鸦片不断涌入而白银却大量流出。清政府意识到了白银流失和鸦片滥食的危害，试图对局势进行控制，由此也导致了主导鸦片贸易的领头国家英国对中国的宣战。鸦片战争从1839年持续到了1842年，但双方都没有发动猛烈的攻势，战争也不过只是在沿海地区小打小闹，但中国的局势却从此急转直下了。为了防止遭受更严重的羞辱，清廷决定与英国和谈，很快也与其他贸易国家签订了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必须要进一步扩大与野蛮、纠缠不休的“外国魔鬼”间的接触。条约开放了五个口岸，从广东一直延绵到上海，同时也供外国人居住。令清廷万分沮丧的是，外国形形色色的势力从此不断地向内陆渗透开来。
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是19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更艰巨的难题。自明朝中期以来，人口持续增长，到了1750年已达三亿之多，1850年更是达到了四亿。粮食生产在不断增长，一部分得益于从美洲引入的新粮食作物，包括玉米、番薯和花生。但到了18世纪，即使中国有着极高的前现代农业科技，土地利用还是达到了饱和，人们的生活条件随之每况愈下。政府中无处不在的腐败和渎职等“陋规”使形势愈发恶化。中国史无前例地涌现了一批永久性的赤贫流民，这些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职业，且他们的规模正在翻倍。反清秘密组织的残余势力对清廷的威胁日益增大，延绵了数百年的白莲教在1796年发动了一次叛乱，打破了中国北方的平静，直到1804年才被平息。此后的19世纪20、30年代里，群众起义接连不断地爆发。鸦片战争的失利使得清政府不再威风凛凛，它的自信和应对层出不穷的矛盾的能力也日益衰微。最后，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南方揭竿而起，在接下来的十四年间虽没有一举摧毁清王朝，但还是极大地动摇了它的根基。超过十五个省份受到波及，上百座城市和城镇被损毁或被夷为平地，约有三千万人丧失了生命。传统帝制的根基——基础政治理念和社会组织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当时国内国外的中国人并未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但在蓦然回首时还是洞见了症结：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及鸦片战争所带来的种种变化迫使传统中国在方方面面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剧烈的过渡时期。旧时的秩序——从秦统一中国再到秦亡汉兴的循环——已然行至尽头。在深陷内忧外患时，中国人正努力寻找一个新的国家凝聚力，而中国也开启了它艰苦卓绝的近代历史，其主要阶段和主题可参见后记中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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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中国朝代的名称通常都有地理上的缘起，是为了恢复备受尊敬的周朝封建诸侯国而立。契丹的国号“辽”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辽河，或者是与辽河相关的一个地名。但当女真人建国大金时，他们引入了一个朝代命名的新模式，也就是说朝代名称有着符号性的意义。汉字“辽”有“镔铁”一说，而女真人选择表示黄金的“金”字则是因为金比铁更珍贵和持久。这种符号主义的命名方式被后世的朝代所沿用：元是开端、创始、初始的含义，明是光明之意，清则是清廉之意。值得一提的是，女真人一朝的国号金与汉朝之后晋朝之“晋”并非同一字，后者源于周朝时期位于山西的晋国之称。一些历史学家试图以不同的拼写来区分晋代和金代，前者为“Chin Dynasties”，而后者为“Tsin”或者“Kin”。
[2]北宋时期的大运河并未荒废，事实上，政府还进行了大量淤泥疏导工程，并修建了大量水闸以保证大运河的正常运行。到了南宋，由于战火纷扰、政府腐败，大运河北段部分被荒废。——译注
[3]从汉朝起，中国皇帝会不定期地颁布一个名称，规定从次年新年初始开始，会以某某名称命名这一时段，这个名称被称作“年号”。年号是帝王对未来祥兆的希冀，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在恰当的时机改换。中国人根据年号来纪年，例如“元祐三年”等等。皇帝通常会在其一朝内多次更换年号。而明太祖以传统的方式“洪武”开启了他的统治，但却终其一朝没有变换年号。他之后的所有明清皇帝，都沿袭了他的方式，所以这些皇帝的年号基本上也对应着他们的统治时期。正因如此，西方学者通常用年号来表示明清皇帝的姓名。尽管“洪武帝曰”是正确地指代“明太祖曰”的表达方式，我们也时常看到“洪武曰”这类字眼，但严格来讲，后者的表达方式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