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洛佩兹医生案

    布斯先生的案子是一出残忍的闹剧。与此同时，杰出的埃塞克斯正忙于其他事务——他在女王御前的地位、总检察长的职位、英格兰的外交政策，很难让他分心为自己盟友的门生考虑。然而，还有另一桩犯罪事件，尽管当事人并不显贵，却具有更加可怕的意义。它的恶名迅速传播，以至于吸引了埃塞克斯的全部注意力，这就是洛佩兹医生的可怕悲剧。


    鲁伊·洛佩兹是个葡萄牙犹太人，由于宗教裁判所的判决，他只能背井离乡，在伊丽莎白登基之初来到英格兰，在伦敦行医为生。他的行医之路非常顺利，一度在圣巴塞洛缪医院担任内科住院医师，尽管职业成就惹人嫉妒，种族身份的阴影也未散去，但他还是在大人物当中获得了不少业务。莱斯特和沃尔辛厄姆都曾是他的病人，到了在英格兰的第17年，他来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被任命为女王的首席御医。作为一个在诸多英格兰同行中脱颖而出的犹太裔外国医生，他自然免不了招致非议。有传言说，洛佩兹医生的成就与其说是凭借他的医术，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善于溜须拍马、自我吹嘘。在一本主要为攻击莱斯特而编纂的小册子里，洛佩兹医生的服务也得到了“赞赏”，作者声称他曾为莱斯特炼制毒药。但洛佩兹医生此时得到了女王的恩宠，这些攻击都可以忽略不计。在1593年10月，他是个富裕的老人，一位执业行医的基督徒，有一个在温切斯特的儿子、一栋在霍尔本的宅子，生活无虞，受人尊敬。


    他的一位同胞——葡萄牙王位觊觎者堂·安东尼奥，此时也住在英格兰。自从四年前远征里斯本却铩羽而归之后，这个不幸的人很快声名狼藉，陷入贫困。妄称自己在葡萄牙民众当中卓有声望，令他在女王面前不名一文。他带到英格兰的珍宝家当只能逐一变卖，他带来的随从每天都饥肠辘辘。王室许诺给他一笔微薄的年金，让他能够跟儿子堂·马诺埃尔一起在伊顿公学安身。每当女王驾临温莎，他就会像幽灵一般在宫廷附近徘徊。


    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人已经彻底丧失价值。在与西班牙的博弈中，他仍然可以充当一枚棋子。埃塞克斯对他以礼相待，由于冲动的本性，埃塞克斯已经成为英格兰方面反西班牙的领袖。塞西尔家族总是倾向和平的，他们希望英格兰能尽快与西班牙重归于好，因为目前的战事对双方而言都是骑虎难下。这本就足以构成埃塞克斯主战的理由，但他也不仅仅是出于要跟塞西尔家族唱反调才如此主张。不安分的性格、对骑士精神的向往，让他即使没有机会也总想创造机会，来一场浪漫的冒险。唯有如此，他的英勇才能充分彰显；唯有如此，他方能赢得自己期许的荣耀。他必须有敌人：在国内——显而易见——他的敌人是塞西尔家族；在国外——毫无疑问——正是西班牙！由此，他成了伊丽莎白时期全新的爱国主义——不同于宗教或政治考量的爱国主义的焦点。这种爱国主义是过人的胆识、充沛的自信、激昂的信念的集合体。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卧薪尝胆，当硝烟散尽、风暴平息，无敌舰队的残骸漂浮在英格兰人眼前时，这种团结信念达到了顶峰。在那个时刻，全新的精神在《帖木儿大帝》雄壮的韵律中回荡，而这种精神的现实体现便是埃塞克斯。他将以坚定无疑的方式维护英格兰的伟大，彻底摧毁西班牙人的力量。在这样的事业中，任何道具都不应被忽略，即便是孑然一身的堂·安东尼奥，说不定也能派上用场。也许，谁知道呢？还会进行第二次葡萄牙远征，收获比上次更幸运的结果。费利佩国王也想到了这一步。他非常急切地想把堂·安东尼奥除掉。布鲁塞尔和埃斯库里亚尔已经先后发生了以他为目标的暗杀事件。至于那些过了很长时间苦日子的随从，纷纷被西班牙人的真金白银收买，在英格兰与佛兰德斯之间来回活动，策划阴谋。通过自己的眼线，安东尼·培根时刻保持警惕，必须确保这位葡萄牙王位觊觎者的安全。长期以来，他都只能被动等待。但突然有一天，主动出击的机会出现了。


    埃塞克斯府邸收到消息，一位名叫埃斯特万·费雷拉的葡萄牙绅士，先前追随堂·安东尼奥，结果身败名裂，目前住在洛佩兹医生位于霍尔本的宅子里，正密谋报复先前的主人，并且已经投靠西班牙国王。这个消息显然是可信的，埃塞克斯很快从伊丽莎白那里获得了逮捕令。于是费雷拉被捉拿归案，尽管并没有明确的罪行指控，他被送往伊顿，由堂·安东尼奥自己看管。同时英格兰方面向莱伊、桑威奇和多佛发出指令，要求扣留并拆阅所有寄达这些港口的葡萄牙信件。得知费雷拉被逮捕的消息，洛佩兹先生立刻找到女王，恳请释放他的同胞。他说堂·安东尼奥难辞其咎，他给仆人的待遇相当差劲，他还辜负了女王陛下的深情厚谊。伊丽莎白听着他的说辞，这位医生更进一步，声称如果费雷拉能够被释放，他将竭尽所能“为两国之间的和平”提供帮助。伊丽莎白对这个提议并无兴趣。“或者，”医生继续说，“如果陛下不希望这样……”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故作神秘地补充，“难道骗子就不会被骗吗？”伊丽莎白感到吃惊，她不明白这个人是什么意思，但他显然有些放肆。于是女王“充满厌恶和鄙夷地呵斥了他”，按照培根的说法。医生意识到自己劝说无果，只好低头退下。


    两个星期后，住在霍尔本洛佩兹家宅附近的葡萄牙人戈麦斯·达维拉在桑威奇被逮捕。此人出身低微，当时正从佛兰德斯返回英格兰，结果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封葡萄牙文信件。当地官员对写信人及收信人的名字都很陌生，信的内容乍看上去是关于某桩生意，但行文疑点颇多，其中的一些用词很像是暗语。“送信人将告知阁下您的珍珠将以何种价格持有。我将即刻告知阁下它们的最高价格……此外，送信人还将告知您我们对少量麝香及琥珀的打算，这批货物我一定会购入……但在确定购买方案之前，我仍需确认具体价格，如果阁下愿意与我合作，我们定能大赚一笔。”这些话是否有隐藏的含意？戈麦斯·达维拉三缄其口。他在严密监视下被送往伦敦。到伦敦之后，他被安排受审。在一间禁闭室候审期间，他遇到了一个会讲西班牙语的绅士，戈麦斯恳求这位绅士把他被捕的消息告诉洛佩兹医生。


    与此同时，费雷拉仍被囚禁在伊顿。有一天，他突然采取了一次近乎自杀的行动。他设法向碰巧来到附近的洛佩兹医生送去一张纸条，提醒医生“看在上帝的分上”阻止戈麦斯·达维拉从布鲁塞尔入境，“一旦他被抓住，医生你自己也自身难保”。当时洛佩兹还没有得知戈麦斯被捕的消息，他在一张碎纸片上写了回复，藏在一块手帕里，声称他已经“寄了两三封信去佛兰德斯，就算花300英镑也要阻止戈麦斯过来”。结果这两封信都被政府截获，阅读、抄录，并汇报到了上面。费雷拉立刻被传唤，面对自己的密信接受质问，并被告知洛佩兹医生已经出卖了他。他立刻招供，声称医生多年来一直为西班牙效力，同时指出他们的计划是收买堂·安东尼奥的继承人儿子投靠费利佩国王，医生是这宗生意的主要代理人。他还说，三年前洛佩兹从监狱里救出了一个名叫安德拉达的葡萄牙间谍，目的是把他送回西班牙，为毒死堂·安东尼奥做准备。他的供词信息过多，疑点也不少，办案人员把所有这些都记了下来，等待事态进一步发展。


    同时，戈麦斯·达维拉已经被送进伦敦塔，“观摩”过了拉肢刑具。他立刻放弃抵抗，承认自己是中间人，负责身处英格兰的费雷拉和待在布鲁塞尔的另一个葡萄牙人蒂诺科之间的通信，蒂诺科也受雇于西班牙政府。他供认那封关于麝香和琥珀的信是蒂诺科寄给费雷拉的，用的都是假名字。然后审讯人员根据费雷拉的供词向戈麦斯提问，戈麦斯确认收买堂·安东尼奥儿子的计划属实。他们打算花5万克朗收买这个年轻人，信里的“麝香和琥珀”就是这桩生意的代号。轮到费雷拉受审时，他也确认了这一点。


    两个月后，伯利收到了蒂诺科寄来的信。他说自己想到英格兰来，向女王提供他在布鲁塞尔了解到的很多有关英格兰的最高机密。他要求伯利为他提供安全通行证，伯利照办了。事后他声称自己是“精心考虑的”，这份通行证只允许持有者安全进入英格兰，并未提到有关离开的事宜。没过多久，蒂诺科抵达多佛，他立刻遭到逮捕，并被送往伦敦。经过搜查，办案人员在他身上发现了总额相当可观的汇票，以及佛兰德斯的西班牙总督写给费雷拉的两封信。


    这个蒂诺科年纪不大，但阅历颇丰。多年来，他的命运与堂·安东尼奥几经离合。他曾在摩洛哥作战，被摩尔人俘虏，在经过了4年奴役之后来到英格兰，与主人重逢。然而接下来的穷困潦倒令他最终和同伴费雷拉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开始为西班牙人卖命。这样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他们生若浮萍，被裹挟进了欧洲政治的旋涡，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随波逐流，一步步接近深渊。但对于年轻、强壮、勇敢的蒂诺科来说，背叛与危险交织的生活也许别有一番魅力，恐怖又令人兴奋。此外，命运是反复无常的，无所畏惧、不择手段的阴谋家或许总有机会博得大奖，但也难免招致厄运。


    在他身上搜到的信同样语焉不详，并且有可能暗藏一些危险的解释。这些信被送到埃塞克斯手中，他决定亲自审问这个年轻人。审问以法语进行，蒂诺科早已准备好了一个故事，他来到英格兰，是为了向女王揭露一个妄图谋害她的耶稣会阴谋。但在埃塞克斯的盘问下，他阵脚大乱，支支吾吾，无法自圆其说。第二天，他给伯利写信，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他说自己“被埃塞克斯伯爵狡猾的提问搞晕了”，他的法语水平有限，根本搞不清楚问题是什么，也没法表达自己真正的意思，他请求返回佛兰德斯。这封信带来的唯一结果，是对他的监禁进一步升级。埃塞克斯再度提审，在他的诱导提问下，蒂诺科承认自己是奉西班牙政府之命来到英格兰的，目的是跟费雷拉见面，并一起争取洛佩兹医生，让他完成西班牙国王交代给他的任务。洛佩兹医生又出现了！在埃塞克斯看来，所有线索都指向这个犹太人。他写给费雷拉的回复表明他跟这桩阴谋绝对脱不开干系，而费雷拉本人、戈麦斯·达维拉以及现在的蒂诺科都认为医生是西班牙人计划的核心人物。这个计划，现在看来针对的是堂·安东尼奥，但真的仅此而已吗？难道这背后不会有更加可怕的目的？这件事必须追查到底。埃塞克斯前去觐见女王。1594年1月1日，女王的首席御医洛佩兹医生被逮捕。


    他被送往埃塞克斯府邸，在那里受到严密监管。他位于霍尔本的宅子被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然而并没有任何可疑之处。随后，伯利、罗伯特和埃塞克斯一起对他进行了审问。医生的所有回答都滴水不漏。塞西尔父子确信，埃塞克斯捅了个马蜂窝。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只是埃塞克斯的反西班牙情绪深入骨髓导致的妄想，他举目所及之处充满了间谍与阴谋，现在他又把这个可怜的犹太人当作靶子，打算发起一场荒唐的冲锋。然而洛佩兹医生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为女王服务，并且对所有所谓的疑点都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他平时的声誉也足以保证对他的指控都是子虚乌有。于是审问一结束，罗伯特便跑去觐见女王，向她汇报他和他父亲都认为医生是清白的。但埃塞克斯并不死心，他仍然认为医生罪无可赦。他也去觐见女王，结果看到她和罗伯特在一起，并且情绪激动。他一露面，女王便把矛头对准了他。伊丽莎白指责他是个“轻率鲁莽的毛头小子”，对医生提出了自己无法证实的指控，而她很清楚那个可怜的人是无辜的。她对此非常不满，她认为她自己的声誉也因此受损。女王的批评劈头盖脸，埃塞克斯尽管愤愤不平，但也只能站在原地，一言不发，而罗伯特则得体地旁观着这一幕，感到心满意足。到最后，埃塞克斯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争辩几句，但他刚一开口便被女王粗暴地打断，接着就被赶出宫廷。他立刻离开王宫，匆忙地回到自己的宅子，把仆人打发到一旁，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愤怒而羞愧地扑倒在床上。他在房间里足足待了两天，沉默不语，生着闷气。但最后他还是走了出来，坚定的决心又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声誉和女王的声誉一样受到了威胁。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证明塞西尔父子是完全错误的，他必须让洛佩兹医生认罪伏法。


    但蹊跷的是，尽管女王很气愤，塞西尔父子也做出了判断，但洛佩兹医生的案件并未取消。他仍被关押在埃塞克斯府邸，他和其他受到怀疑的葡萄牙人仍要接受没完没了的审查。这桩案子从那时开始进入了怪异而可憎的阶段，在昔日黑暗的人类历史中，这个阶段不可或缺，诠释着人类正义讽刺性的不屈不挠。刑法学的真正原则，直到最近两个世纪才被确立并逐步完善，对那些原则的理解，只有随着科学的发展，对实证的理解，以及有序经验及理性在人类精神习惯中的缓慢胜利才得以不断提升。人不可能绝对公正，但万事皆有程度之分。在无数个时代中，人类追求公正的活动是由恐惧、愚蠢和迷信主宰的。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某些关键案件总是被一种特殊的影响力左右，这种影响力恰恰是对司法公正最大的嘲讽。但凡被控叛国（High Treason）——当时法律中最严重的指控——此人便绝无可能被宣判无罪。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但并不是为了正义，而只是一种权衡。伊丽莎白个人的安危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社稷是否稳定。在她统治的最初30年，如果她丧命，将有可能导致一个天主教君主即位，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系统的重新洗牌，以及实际掌权者的丧命或覆灭。对于那些英格兰政府的敌人来说，这一点显而易见，他们极有可能通过这一手段实现他们的目的，这样的危险是切实的存在。谋杀那些不利于自己的君主是当时通行的做法之一。奥兰治的威廉和法国的亨利三世都被费利佩以及天主教徒成功剪除。伊丽莎白自己也曾试图——尽管确实也相当犹豫——暗杀苏格兰的玛丽，从而避免公开处决所带来的公众指摘。她个人的大胆作风增加了这种风险。她说她不可能质疑民众对自己的爱戴，想接近她并不难，她出席公开场合时警卫数量完全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一个办法：一切其他考量都必须以女王的生命安全为最高要求。谈论正义是徒劳的，因为正义就其本质而言便是不确定的，政府绝不可能冒任何风险。先辈的格言由此被颠覆，宁可错杀十个无辜之人，也不可放过一个罪犯。招致怀疑本身就意味着犯罪。罪证不能通过缓慢的逻辑推演和公开透明的调查来确认，必须通过间谍、卧底和酷刑迅速将其握在手中。不该允许受审犯人有机会获得法律援助，帮他对付铁石心肠法官的严厉盘问，以及当时最优秀的律师的恶毒指控。定罪之后，自然就要用最可怕的惩罚抹除这一切。在伊丽莎白时期的叛国罪法庭，占据主导地位的并非法律，而是恐惧。


    这个制度的粗暴与荒诞，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不仅案件本身经常要靠政府雇佣人员的信口指控来构成，拉肢刑具的存在也让任何证人的证词都变得荒唐可笑。酷刑不断被使用，但在任何情况下，是否使用酷刑，其实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威胁用刑、暗示用刑，甚至是证人在脑子里想象自己将被用刑，都会产生同样的效力，仅仅存在程度之分。恐怖的影响力挥之不去，不可避免地导致真相与谎言混作一团。这种情况下的证词还有什么可信度可言？某人被独自关在牢房里，突然要面对一群充满敌意、技巧娴熟的审问者，不得不踏入误导提问的迷宫，同时心理防线早已被身体损伤的潜在可能击溃。有谁能从此人的陈述</a>中分辨出哪些是实情，哪些是谎言，哪些是对审问者的迎合，哪些是出于自保的胡乱指控，哪些是随口的肯定——只是为了保证自己不至于四肢残缺？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证词，唯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必将使检察官获得足够充分的解释空间。政府可以证明一切。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当时政府基本也都是如此行事，毕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确保“不错放一个罪犯”。正是在这种手段的庇护下，伊丽莎白安然过完了她的一生。倘若没有沃尔辛厄姆这个间谍、伦敦塔潮湿的牢房，以及狡猾的审问者面对歇斯底里的受审者冷静的笔录，这个时代的辉煌绝无存在之可能。


    当然，这个制度存在一个基本特点，即执法者也不该参透它的原理。酷刑被认定是令人不快但必须利用的手段，在某些案件中，审理者对于证词的可疑或许心知肚明，但没有人会想到，以这种方式构建的司法程序是毫无意义的。当时最聪明能干的人物，一个培根，一个沃尔辛厄姆，完全无法意识到，他们的结论看似是他们自己收集到的证据的必然结果，但实际上只是这台恐怖机器开启后的自动产出。法官与囚犯一道，都是拉肢刑具的受害者。


    洛佩兹医生的案件便是一个典型。在这个案件中，人们可以看到在司法制度的压力之下，怀疑、恐惧和先入为主的臆想逐步混合成一种事实上毫无依据，但程序上却无可指摘的罪案的整个过程。埃塞克斯是一位本性善良的年轻贵族，若是说到要为了政治目的处死一个无辜的人，他一定会良心不安、打退堂鼓，然而他的头脑毕竟有限。他不信任塞西尔家族，不信任西班牙，他察觉到——这倒是事实——洛佩兹医生身上必有隐情。女王对他的判断的蔑视是最后的导火线：就算所有人都不信，他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除非让这桩罪案彻底坐实，否则他咽不下这口气。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只有一个——显而易见，必须对这些葡萄牙人进行审讯，直到他们说出真相。洛佩兹本人的供词倒是滴水不漏，但埃塞克斯手里还有两张牌——费雷拉和蒂诺科，此二人显然更容易摆布。于是，他们开始在各自的牢房里接受无情的审讯。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要开脱自己的罪责，把罪行推到另一个人身上，并在进一步的追问中宣称医生是阴谋的主使。但究竟是什么阴谋呢？如果这一切只是针对堂·安东尼奥，怎么会显得如此神秘莫测？或许，他的目标另有其人？或许……填补这个空白并不需要多大的智慧。把情况稍一理顺，答案自然浮出水面。西班牙——一桩阴谋——御医：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便已足够。费利佩国王又在密谋刺杀英格兰女王了。


    一旦来到这一步，接下来的行动便不可避免。审问者内心的信念，一定要成为被审问者的呈堂供述。在审问中，费雷拉断言，洛佩兹曾写信给西班牙国王，声称自己愿意做国王陛下要求他做的一切。审问者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有必要，医生是否会给女王下毒？”费雷拉的回答是肯定的。然后他便被要求通过大量想象出来的细节补全这个假说。同样的过程也出现在对蒂诺科的审讯过程中，结果自然别无二致。就这样，想象被顺利加工成了现实。“我发现了一桩最危险可怕的叛国阴谋，”埃塞克斯在一封写给安东尼·培根的信中说</a>，“这个阴谋意欲图谋女王陛下的性命。刽子手应该是洛佩兹医生，手段是毒药。我已经彻查过了，一定要让这阴谋大白于天下。”


    运气同样没有站在医生这边。左右案件走向的关键是两个已经打定主意要做伪证的流氓——费雷拉和蒂诺科——所提出的证据的复杂性。这些证据都是在拉肢刑具的恐吓下取得的，由大量传闻、多年前谈话的回忆以及并未出示的通信组成。塞西尔父子本来有亲西班牙、反埃塞克斯的倾向，照理说他们应该可以拆穿这些所谓的证据，但出现了一个不走运的状况。在审讯之初，费雷拉便提到了葡萄牙间谍安德拉达的名字，他断言洛佩兹医生曾派遣这个安德拉达前往西班牙，筹备暗杀堂·安东尼奥的相关事宜。伯利对安德拉达的情况是很了解的，这个人的确在费雷拉说的那个时间去了西班牙，而且确实形迹可疑。伯利原本便认定这个安德拉达在名义上受雇于堂·安东尼奥期间已经被西班牙方面收买。他现在人在布鲁塞尔，而且，如果他和洛佩兹医生暗中有联系的情况属实，那么关于医生的阴谋的真正证据一定会暴露出来。随着审讯的进行，安德拉达的名字出现得越发频繁。看来，这个人就是西班牙宫廷与佛兰德斯的阴谋分子们之间的主要联络人。蒂诺科重复，或者说有意重复安德拉达曾对他讲述的关于造访马德里的详细经历。费利佩国王亲自拥抱了他，并让他把这个拥抱转达给洛佩兹医生，还赐给他一枚镶有钻石和红宝石的戒指，让他一并转交。这一切是真的吗？在向女王汇报后，伊丽莎白回忆起，大约3年前，医生曾想送给她一枚镶有钻石和红宝石的戒指，但她并未接受。医生再次受到逼问，他大发毒誓，不断咒骂，否认自己知情。但当审问者提出这枚戒指时，他松口了。他承认自己确实知道安</a>德拉达前往西班牙一事，但他补充说，那两个流氓的说法完全不对。安德拉达是为沃尔辛厄姆效力的。他被派往马德里，表面上是进行和平谈判，真实目的是刺探西班牙宫廷的情报。在沃尔辛厄姆的特别要求下，医生同意让他使用自己的名义，以掩人耳目。安德拉达将向费利佩国王表示，他是洛佩兹医生派来的，这位医生渴望和平，同时还是女王的身边人。骗子也难免有被骗的时候，他们的计划成功了，费利佩上当了，那枚戒指并不是送给医生的，而是送给女王的。沃尔辛厄姆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完全能证明医生的清白。是啊，说得没错，只要……埃塞克斯直接放声大笑。塞西尔父子早已认定安德拉达是为西班牙人效力的，因此对医生的说辞无法采信。他的故事很巧妙，太巧妙了。妙就妙在，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沃尔辛厄姆的说辞，而沃尔辛厄姆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一事件奇怪的反讽之处在于，当时导致塞西尔父子认定洛佩兹有罪的关键，却成了后人为他平反的依据。西班牙方面的档案文件表明，他所供述的内容基本属实。实际上，安德拉达确实是以和谈为名前往马德里的。他根本没得到与费利佩见面的机会，关于国王拥抱他的说法纯属捏造，但那枚镶有钻石和红宝石的戒指是西班牙大臣交给这位间谍的。除和谈以外，他们确实也讨论了其他话题。大家都同意洛佩兹医生应该设法把堂·安东尼奥送进监狱，或是将他从英格兰流放出去。有人暗示下毒将他除掉也不失为良策，但并没有人提到哪怕一丁点儿可以指向谋杀伊丽莎白的建议。然而实际上，洛佩兹并不知道西班牙方面并未中计。他们看穿了沃尔辛厄姆的计谋，并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重金诱惑下，安德拉达成为双面间谍。他同意返回英格兰，继续为和平努力，但实际上利用他的身份向马德里提供英格兰内部的情报。沃尔辛厄姆的离世打乱了这一计划。安德拉达无法自证清白，伯利确信他已经投靠西班牙。事实确实如此，但对洛佩兹的指控与此无关，但凡沃尔辛厄姆能重回人间片刻，一切就能水落石出。


    当塞西尔父子也开始赞同埃塞克斯的观点时，洛佩兹的厄运便不可避免。他无力应对在原本幸福安逸的老年生活中突遭如此劫难。这位医生被关在埃塞克斯府邸，遭到羞辱、折磨，直至丧失理智，心理防线完全崩溃。他的说辞在疯狂高呼冤枉和疯狂供述完全不可能的罪行之间不停切换。毫无疑问，他绝非全然清白。他给费雷拉的秘密小纸条足以证明这一点。他似乎极有可能参与了某个有关除掉堂·安东尼奥的阴谋，有可能在西班牙方面的重金诱惑下，他已经做好了毒死堂·安东尼奥的准备。但至于说他意欲谋杀女王，不仅没有证据，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阴谋也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杀掉伊丽莎白对他有何益处？他只能从费利佩那里领到若干赏金。而与此同时，他将付出他的一切——他的地位、收入、皇室的宠幸，更不用说此举需要承受多大风险。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指控有多疯狂便显而易见。但当时围绕在他身边急于让真相大白的审讯者根本不会想到其他。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亲口承认对他的指控。只要上了拉肢刑具，随便摆弄几下，这个任务便可完成。但真正高明的“正义斗士”不会弄脏自己的手，甚至不会开口威胁。他只要一个眼神，或许一个手势，一段意味深长的沉默，便可以获得他所需的供词。没过多久，这场对决便结束了。对于不断反复的质问，即是否承认自己意欲谋杀女王陛下，医生在一连数周的煎熬中终于心力交瘁，轰然倒下，他招供了。这就够了。实际上，这注定是一场一边倒的对决，一边是安东尼·培根、弗朗西斯·培根、伯利勋爵、罗伯特爵士，以及埃塞克斯伯爵，另一边只有一个年迈的葡萄牙犹太人。人们或许可以理解知识分子和政客的不择手段，然而埃塞克斯，这个慷慨、坚毅的人物，竟然也会参与其中！正当盛年的他，是否有可能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多多少少有些愧对正义？多年之后，当西班牙不再是威胁，他对洛佩兹医生的敌意，似乎只能通过走向极端的个人意气来解释。然而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是没有必要的。埃塞克斯的心智胜过常人，但并未超脱政治竞争的残酷、人类正义的残酷惯性，以及爱国护国的崇高品格。


    接下来是正式审判。费雷拉和蒂诺科非但没有因为对医生的揭发保全自己，反倒作为他的同谋一并受审。蒂诺科徒劳地请求根据他的安全通行证得到庇护。律师们郑重其事地进行了合议，但最终决定驳回这一请求。三个人都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民众对此案群情激奋。正如埃塞克斯所预料的，本来已经趋于消散的仇西班牙情绪，如今再次在英格兰国内上升到近乎狂热的地步。洛佩兹医生成了外籍谋逆分子的典型，他的恶行被编成歌谣，在街头传唱，他的名号在剧院舞台上被痛骂声讨。他还是个犹太人——尽管只是个偶然——但却导致这桩西班牙阴谋的可恶程度进一步加深。现代评论家们认为他可能是几年后出现在舞台上的夏洛克[1]的原型，但这种假设并不成立。实际上，如果莎士比亚在塑造这个人物的过程中真的受到了洛佩兹医生的影响，那也一定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启发，这两个人物是完全对立的。夏洛克这个人物的全部精髓在他那巨大的、悲剧性的犹太精神中，但洛佩兹医生已经被欧洲化、基督教化了，他只是个卑微的、可怜的人物。他的毁灭并不在于他对于异邦人环境的反对，而恰恰在于他纵容自己与其纠缠在一起，直至丢了性命。然而如果开动想象，在叙述那位遭受鄙弃的威尼斯商人的悲剧时，若是说莎士比亚曾在一段风趣的玩笑话的掩饰之下提及了这位御医的悲剧，倒也并非全然无稽。“哎，”剧中的鲍西娅曾对巴萨尼奥说，“可我怕你一上了拉肢刑架就胡说八道，但凡上了那个东西，人说什么话可由不得自己。”这位非凡的诗人的智慧与怜悯，仅仅通过这样的轻描淡写便足以表露无遗。


    在批准执行死刑之前，女王表现得比往常更加犹豫不决。也许她在等待西班牙或佛兰德斯方面会传来确认或否认的消息。也许，尽管所有证据都指向医生有罪，但她仍旧无法从脑海中抹去认为他清白的直觉判断。直到4个月之后，她才允许法律执行其判决。然后——那是在1594年6月——三个人被绑上囚车，一路游街示众，由霍尔本途经医生的宅邸，最终来到泰伯恩刑场。一大群民众聚集在一起，欣赏这一场面。站到行刑台上的医生试图发表临终演说，却未能如愿。民众实在是太愤怒，也太快乐，无法安静下来，他们号叫着、大笑着。这时，有人听到犹太人郑重地宣称自己是爱女王的，胜过爱耶稣基督，其他发言便再也没有人听清了。老人被推向绞刑架。他被吊了起来，然后——依据当时的法律——在仍有一息尚存时被斩断绞索。接下来便是历史悠久的刑罚传统：阉割、开膛、大卸八块，被一一执行。费雷拉是下一个，最后轮到了蒂诺科。他已经见识过了自己接下来的命运，重复两次，而且距离极近。他的耳朵里回荡着两个同伴的尖叫与哀号，眼前浮现着斩断肢体、血流如注的全部细节。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就要在这里完结了。然而还没有完全结束，蒂诺科的绞索被过早砍断……跌落到地上之后，他又立刻站了起来。他很强壮，也很绝望，他扑向他的刽子手。群众为此兴奋不已，他们冲破封锁，只为了能够更近距离地观看这场搏斗。但是没过多久，法律与秩序的本能重新恢复作用。两名精壮的群众见刽子手难以招架，于是冲到台上帮忙。蒂诺科的脑袋挨了一记重拳，他被牢牢地绑在绞刑架上。接着他也像另外两个人一样，惨遭阉割、开膛，最后大卸八块。


    伊丽莎白对医生的遗孀很仁慈，允许她保留亡夫的全部动产，它们本已被没收充公，但除了一件东西。她留下了费利佩国王的那枚戒指，还把它戴到了手上，直到她寿终正寝。谁能明白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的怜悯心境？


    注释


    [1]即《威尼斯商人》中放高利贷的犹太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