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经济发展

    本书的主要关注对象是思想而非经济，但一些经济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企业家精神”在本质上是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表述？让我们避免此类无谓的争论，把注意力投向20世纪初中国涌现出的实业新思想。新思想的出现，既是由于受到外来的刺激，也源于对中国自身需求和潜力的新认知。


    1896年之后，西方的刺激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了。由于《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口岸从事贸易、工业和制造，其他国家援引最惠国条款，也获得了同样的利权。此后，外国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无非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日本、英国和德国的企业纷纷在上海开设纺织厂，中国实业家也迅速跟进。手工业是农村家庭的主要副业，如今已无力与更廉价的机器制造品竞争。慢慢地，农民不得不开始用血汗钱换取洋布、洋烟。


    1898年，为了鼓励实业，总理衙门规定，发明新式武器者给予50年专利权，发明新式民用品者给予30年专利权。1898年起，帝国主义列强又大量攫取铁路、矿产的利权。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1903年至1911年间，大员们积极推动几个大型工业项目。朝廷又派遣贝子载振赴欧美和日本考察实业。1903年，朝廷设立商部，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包括《公司律》在内的《商律》也得以颁布。高官们带头提倡国货，例如1905年袁世凯</a>在天津开办考工厂，展卖商品。商部也在北京兴建了一座展卖商品的大楼，还敦促各省兴办高等实业学堂。留洋归国者通过考试后，赐工科、商科进士等出身。1910年，两江总督端方还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博览会—南洋劝业博览会。


    1903年至1908年间，127家中国企业向农工商部登记注册，注册资本共计3219.98万元，涵盖纺织、面粉、缫丝、电力、烟草、火柴、铸钢等领域。十年中，中国靠着外国贷款和承建，筑成铁路6000英里。为了抗衡外国银行，中国也成立了一批新式银行，如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1904年成立的户部银行等。户部银行在1908年重组为大清银行，1913年又改为中国银行。1907年，成立了浙江实业银行。


    此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略约地折射出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大大落后于英、日等国企业在条约口岸的扩张。在航运、码头、纺织、保险、银行、铁路、矿业的投资方面，任何一家中国企业，无论官办商办，都无法同怡和洋行一家匹敌。外国资本在中国步步紧逼。一些中国士大夫开始了新的商业冒险，转型为新式企业家。官僚墨守成规是官督商办体制的一大缺陷。曾国藩</a>、李鸿章</a>、左宗棠</a>、张之洞</a>之所以能开办如此多的企业，是因为下辖地区的大小事务都归他们统管。他们通常会差人代管这些企业，因而官僚主义就不可避免。无论是大员本人还是他们委派的管理人，都不可能夙夜在公、忘我工作。他们也没有商人逐利的动机，不可能全神贯注于成本、价格以及市场上的每一点风吹草动。


    跨入新世纪，中国实业界的领袖中有两颗新星最为耀眼—盛宣怀和张謇</a>。中国人应对西方经济侵蚀的路数五花八门，盛氏和张氏代表了其中两种。二人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们虽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但从未跻身封疆大吏之列。与其说他们是官僚，不如说他们是实业领域的专家和经理人。


    盛宣怀出身于江苏的官宦人家，乡试落榜后投入李鸿章幕府。1873年，盛氏受李鸿章之命，出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在招商局，和他搭班的是两位买办出身的广东商人，一名唐廷枢，一名徐润（1838—1911），二人日后都显赫一时（徐润靠着茶叶和地产生意发了大财）。盛宣怀认为近代化的交通和通讯是强国之要，所以李鸿章命他督建芦汉铁路和津沪之间的电报线。一旦有哪个官办企业陷入困境，盛宣怀就会被派去当救火队长。上海第一家纺织厂毁于大火后，李鸿章派盛宣怀接管该厂，盛氏募集商股，将其重建。汉冶萍公司资金不足，必须出卖股份时，又是盛宣怀从张之洞手中接过了管理权。上面的每一桩都是筹钱的苦差事。


    盛宣怀做地方官最高不过道台，显示出的外交手腕却丝毫不下于他的实业才干。1876年，他陪同李鸿章赴芝罘与威妥玛谈判买断吴淞铁路事宜。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为东南互保而奔走，使南方得以置身于冲突之外。


    盛宣怀显然是个同时解决多方面问题的天才，如轮船、电报、铁路、矿务，他的头衔也越来越多。1896年时他是津海关道，并兼任当时中国大多数铁路工程的总办，还主持着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德璀琳看到盛氏揽了这么多肥差，便提醒李鸿章要防着他一手，李氏却置之不理，他评价盛氏是个“小心人”。


    1886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建了北洋大学</a>堂，1897年又在上海创建了南洋公学。两校都是实力不俗的工科学府，不但培养工程师，还培养政治家。王宠惠和陈立夫就毕业于北洋大学。到了20世纪初，盛宣怀的权势已炙手可热，政敌也越树越多。1908年，他以医治肺痨为名东渡日本，实则是躲避国内的尖锐批评。在日本，他会见了政界和实业界的要人，并考察了日本的实业。1911年2月，盛宣怀官拜邮传部尚书</a>。在任上，他力主铁路国有化政策，结果点燃了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在条约口岸，盛宣怀的外国竞争对手赞赏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锲而不舍、精力过人，却不怎么信任他。濮兰德（J. O. P. nd）说他是个“老狐狸”，而马士（H. B. Morse）则说“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信不过他”。无论盛宣怀的手脚是否干净，他的民族主义情感还是很强烈的。1896年5月，张之洞邀请他主持芦汉铁路的建设，这是张氏抵抗外国经济侵略的一步棋。在给张氏的回信中，盛宣怀慨然说：“再拼数年心血，为中国挣一口气，亦不敢惜。”①


    1898年5月，为了抵制外国代表提出的关于铁路利权的过分要求，盛宣怀写道：“所以不惮艰险，挺身任之，利钝非所计也。”② 盛氏一往无前的锐气使他成就了许多功业，也令他得罪了不少人。他还有一个小小的成就，那就是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1909），而更重要的成就则是建立了中国首家现代银行。他将银行视为抵抗外国（尤其是俄国）金融侵略的一种必要手段。张之洞对此事的态度不冷不热，盛宣怀却十分热心。下文就是盛氏的一封奏折。


    选文53　盛宣怀论现代银行（1896年）③


    银行昉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扰，故能维持不敝。


    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开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议者谓国家银行，当全发帑本，简畀大官，通行钞票，由部造发，如英法等国，财赋皆出入于银行，是户部之外府也。然中外风气不同，部钞殷鉴未远，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或致委重西人，取资洋款，数千万金，咄嗟立办，其词甚甘，其权在彼，利害之数未易计度。


    臣惟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欲慎始而图终，必积小以成大。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召集股本五百万两，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口岸，以次添设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


    臣前在上海与开设粤、闽、浙、沪、江、汉各海关官银号之绅商候选道严信厚议及银行之事。严信厚顾全大局，情愿以其独开之银号，归并公家之银行，使其气局宽展。并照汇丰银行规制，以精纸用机器印造银票，与现银相辅而行，按存银之数为印票之数，以便随时兑现……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但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并照西例，俟有余利，酌量提捐归公，预定章程遵守，商民既交得其便，国家即阴受其益……


    1896年11月，恭亲王面告盛宣怀，大意是朝廷已准许俄国在京城开设中俄银行，如果中国事先不自设一银行，则利权将被俄国一网打尽。所以，清政府是最迫切地想看到这家银行如期开张的。1897年6月，银行正式开业，资本500万两，限华人持股。④


    盛宣怀一生成就了许多功业，也置下了万贯家财。他说自己的一生还有三大憾事：没有中过进士，没有做过督抚，没有游历过西洋。他的价值观和抱负还属于传统一路，比他年轻一些的张謇（1853—1926）却有着不同的性格和理想。


    张謇出身于江苏农家，1894年甲午科殿试，他从314名进士中脱颖而出，状元及第。这是一份巨大的荣誉，日后对他的事业助益良多。1882年，他被派往朝鲜供职，由于文才出众、办事用心，引起了李鸿章、张之洞等大员的注意。1895年，他本可担当重任，却决心投身实业。


    张謇以状元从商而名声大噪。他厌恶官场的条条框框，更痛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讥评。他痛感于日本之胜，决心改变中国的贫弱现状。李提摩太曾发表自己的改革主张，包括发展教育和实业、改善公共卫生和福利、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等。张謇对李提摩太的建议颇为动心，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家乡—江苏通州。江苏的通州通常被称作“南通”，以别于北京附近的通州。南通产良棉，而甲午战后日本也在培育良种棉花。张謇白手起家，1898年在南通创建了大生纱厂。他既是工厂的管理者，又是官商之间的桥梁，毕竟官府的照顾是不可或缺的。张氏本人的意图在1897年大生纱厂的《厂约》中说</a>得明白，现节录于下。


    选文54　张謇的经济观


    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是以二十一年（1895）冬，南皮督部既奏以下走经理其事，不自量度，冒昧肩承，中更人情之乖，益以商市之变，千磨百折，忍侮蒙讥，首尾五载，幸未终溃。是非下走才力智计之所能，盖大府矜谅于上，有司玉成于下，而二三同志君子贤人劻勷而提挈之力多也。今厂工已毕，纱机已开，凡我共事之人，既各任一事以专责成，事有权限，无溢于权限之外，无歉于权限之内，事庶举手。⑤


    我们可以从本篇和其他文章中推测，张謇办实业成功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有韧劲、肯吃苦；第二，同地方官员和督抚关系良好，这一点多少得益于他状元的名声。他可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儒商。他多年工作不领薪水，有时旅费竟要靠卖字来筹。他还要同鄙夷弃儒从商的社会风气做斗争。1925年，将要退休的张謇在股东会上发表了一份宣言，回顾了自己弃儒从商的历程：


    謇不幸生当中国上下不接时代，投身实业所受之困辱，及年力已衰不堪重困久辱，须请股东举贤为代……况謇亦股东之一，视公司与地方自治、与全国实业，都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故认为亦广亦重也……


    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即有声望之要人，亦不轻见；见必不为屈下……年三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一厂计自丙申至己亥（1896—1899），为负谤含垢，强力图成，无息赔息之一节；自庚子至辛丑（1900—1901）为渐转复厄、支柱危险之一节；自壬寅至丙午（1902—1906），为日进有功之一节；自丁未至乙卯（1907—1915），为平流而进之一节……二厂计自丁未至戊申（1907—1908），为整地建厂、无息赔息之一节，己酉至乙卯（1909—1915），为岁获赢余之一节……（一厂）总凡二十七年，赢利兼正余二者，凡九百九十六万四千六百余两……（二厂）开机后十六年，赢利兼正余二者，凡三百五十一万七千一百余两，合共一千三百四十八万一千七百余两……二十余年自己所得之公费红奖，大都用于教育慈善公益，有表可按，未以累股东，而慷他人之慨也……⑥


    张謇待工人如慈父，仿照日本做法为工人兴建宿舍。1903年，他曾赴日本一行。下面摘录几段张謇的日记，以见日本政治和实业制度的影响：


    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a>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


    日人治工业，其最得要在知以予为取，而导源于欧，畅流于华，遂足分欧之利而兴其国。然大概工价，则过华或倍或二倍。我政府而有意于通商惠工也，利过于日有五说焉：一、原料繁富，二、谷足工廉，三、仿各国之长使利不泄，四、餍民生之好使不愿外，五、与世界争进文明，其要则“以予为取”一语赅之。日本凡工业制造品运往各国，出口时海关率不征税，转运则以铁道就工厂，又不给则补助之。国家劝工之勤如是。然地少谷贵，工资与制作之业并增均长，而言工业者犹务进不已也。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即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


    回经安治川，观范多隆太郎所有之铁工所……能造汽车及浚渫机船，匠目无欧洲人，台湾基隆有分场。我思上海制造局规模之大，经费之宏，几几十倍于此，曾未为农工实业造一船、制一械，以市于民而收其利，以助农商之业而分人以利。彼此相较何如也？……


    日本士大夫为官、商，听其人志愿，方为官则一意官之事，及为商则一意商之事。华士大夫则方官而有商略，方商而有官式。⑦


    到1910年，张謇不仅掌管着南通和上海的三座纱厂，还经营着航运公司，承运自己的产品，另有面粉厂、榨油厂、酿酒厂和盐业公司。短短十年，南通一跃成为一座工业城市。与此同时，南通还逐渐具备了从幼儿园到南通学院的一套教育体系。南通学院设有贸易、师范、蚕学、农学、医学、工程等学科。在慈善方面，南通还建起了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和盲聋学校，还有一座新式监狱。在文化设施方面，南通拥有了博物馆、图书馆和公园。这些进步大多是由张謇促成的。


    张謇也因德高望重而被推任公职。他是20世纪初立宪运动的领袖，而且是江苏省谘议局的议长（1909—1911）。1912年，他受孙中山</a>之邀入阁，出任实业总长，1913年至1915年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在张謇的推动下，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公司法和破产法。然而，袁世凯并没有给他太多施展的空间，他不久就辞官回乡了。1917年，他在南通开办了一所伶工学校，邀请剧作家和名伶任教。1920年，他邀请梁启超</a>和杜威（John Dewey）来伶工学校发表演说。胡适</a>（1891—1962）在为《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作的序中写道：“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⑧


    下面一段文字，是1913年张謇在就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典礼上的演说。这篇演说道出了他对工业化的总体想法，他尤其坚信棉、铁生产是中国进步之必需。这一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如今天这样深入人心。


    謇尝研究海关贸易册，知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昔年从事棉业，困苦艰难，屡蹶而后振，顾于铁业，未涉津涯……但铁业为吾华一线生机，今日为世界各国所注目者，仅此一厂。办事人积十余年辛苦，苟不至矢尽援绝，决不肯半途而废……况十年树人，李君昔年所遣吴、李诸君，又自欧洲学成而返，他国人方为之震惊而叹服。正可再接再厉，努力进行……国家规永久之业，而用人惟贤，办事务实，则虽国有，而无弊害……⑨


    1914年，张謇写了一封信敦促政府发展矿业：


    窃闻制造之业莫重于钢铁，经济之原莫先于货币。东西各国靡不有炼钢制币之官厂及金银铜铁诸官矿，平时以供社会之要需，战时以备国家之缓急……


    新颁矿业条例，惟食盐、煤油二种定为国有，其他各矿在国家方力持开放主义，原无与民争利之心。然如铁如铅，不特为轮轨机械之所必需，亦实为枪炮弹药之原料，而釆炼费巨，听民自为，动多流弊。似宜济以官力，免蹈汉冶萍覆辙。⑩


    张謇的生平虽然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颇为明显：他极力弥合儒教与近代产业间的鸿沟，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①《愚斋存稿初刊》卷二十四，第27页。


    ②《愚斋存稿初刊》卷三十一，第32—33页。


    ③《愚斋存稿初刊》卷一，第14—15页；又见陈旭麓</a>、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④《愚斋存稿初刊》，卷二十五，第12页。


    ⑤原题《厂约》，见《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第7—8页；又见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编：《张謇全集》（第三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页。


    ⑥原题《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见《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八，第33—36页；又见《张謇全集》（第三卷），第113—117页。


    ⑦以上三段日记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卷四，第1—34页；又见《张謇全集》（第六卷），第482—794页。


    ⑧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5页；又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42—544页。


    ⑨原题《汉冶萍就职演说》，见《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五，第13—14页；又见《张謇全集》（第三卷），第793—794页。


    ⑩原题《拟具官营矿业办法呈》，见《张季子九录·呈文录》卷九，第3—5页；又见《张謇全集》（第二卷），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