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保守主义的改革运动

    随着1898年的变法失败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中国士大夫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分裂，而他们对西方的回应正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从那时起，一个上层领导者的重要新兴集团逐渐和清王朝分道扬镳。这一新兴集团又分作两派：一是以孙中山</a>为首的革命派，一是以康有为</a>为首的君主立宪派。两派都有报刊，宣传各自的主张。1900年后清政府的新政是对以往保守主义的修正，但这只是多条变革线索中的一条。还有一条线索就是国内外的反清动乱，其基础是留日学生。


    清廷在新政中出台了不少公文，也取得了若干成就。新政的范围大体不出张之洞</a>、刘坤一的奏折①所言，本章的文献只涉及其中一些主要成就：废除八股与科举②，广设现代化和半现代化的教育机构；立宪运动③，令人始料未及地引起了各省政治的活跃，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编练新军，在文官政府迅速失去对政局的控制时，将一股开明的军事力量注入其中。除了以上这些重要变革，法律、实业、交通、银行与金融④、社会风俗的变革也都有了重大进展，如果篇幅允许，都应做进一步的说明。例如，法律方面，1902年至1907年间，沈家本领导一个专门机构修订了《大清律》，并开始起草现代民法典和诉讼法，这一工作到民国时期仍在继续。


    关于清季十年清政府的困境，流传着一个经典的比喻：它身陷流沙，如果挣扎自救，只会陷得更深更快。张之洞勾画的新政蓝图特别着重于人才培养。培养人才必须求诸新式教育，而新式教育又须求诸留学，而留学助长了学生爱国反清的革命情绪。清王朝本是让自己未来的官员接受现代教育，却不料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签下了自己的死刑书。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作为一个异族政权，先天不具备“现代化”能力；它愈发无力因应1900年之后的政治问题就是证据。清朝的覆亡，很难说制度原因占几分，人才原因占几分。或许，制度与人才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过时的制度必然产生退化无用的统治阶级。


    （一）拳乱之后的新政


    1900年朝廷逃到西安时，义和团运动中呼风唤雨的极端保守派大多非死即逐。慈禧太后从北京逃往西安，一路颠簸于车轿之中，备尝艰辛。她一路上得到了沉重的教训，也近距离接触了偏远地区的官员和农民，必然收获颇多。军机大臣荣禄是太后的密友，也是唯一随行的满人重臣。或许就是在荣禄的建议下，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最重要的则是宣布实行新政。此举着实高明，既道出了朝廷的悔意，又掩饰了太后对拳乱的责任。


    1901年1月29日，新政上谕颁布，其中引用了太后的“懿训”：“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等于否认了太后曾阻挠变法。接着又说：“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上谕命朝廷内外臣工就何者当兴、何者当革，各抒己见，详细条议上奏。上谕下达后，对策的奏折纷至沓来。


    1901年4月21日，督办政务处成立，主要职能是审核有关新政的奏议，由荣禄、奕劻（1838—1917）等充督办政务大臣，张之洞、刘坤一遥为参预。当时权势最盛的疆臣是李鸿章</a>、袁世凯</a>、刘坤一和张之洞四人。此时李鸿章已届风烛残年，议定《辛丑条约》是他最后也是最耻辱的一桩差事。订约后不久，李氏便溘然长逝。袁世凯全副精力都扑在天津周边的恢复重建上，还要尽力确保八国联军的早日撤离。于是，擘画新政方案的任务就落在了刘坤一和张之洞肩上，二人联名于1901年7月12日、19日和20日各递一折。10月2日懿旨称许二人的奏议“事多可行”，命“随时设法择要举办”。事实上，8月29日上谕废除了八股文，于次年实行，同时彻底废除了武举。9月16日，上谕准江南、湖北、四川等省派遣留学生，并予嘉许。


    日俄战争之后，大批留学生负笈东瀛，变法三折所擘画的大多数新政到此时才付诸实行。所以，中国在政府主导下真正的大规模现代化运动至20世纪初才展开，比日本迟了40年。


    选文50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1901年）


    遵旨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⑤


    仰见我皇上惩毖多难，必欲扫积习以济时艰。感涕之余，且愧且奋。臣等尝闻之《周易</a>》，乾道变化者，行健自强之大用也；又闻之《孟子</a>》，过然后改，困然后作，动心忍性，增益所不能者，生于忧患之枢机也……


    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谨先就育才兴学之大端，参考古今，会通文武，筹拟四条。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日奖劝游学。敬为圣主陈之。


    一、设文武学堂。【编者按：作者首先考察了自古以来的学校和考试制度。】唐采回历，隋志经籍，多收方言。明初文科，亦兼骑射。钦惟我朝康熙</a>年间，测天造炮，皆用西人。内府地图，创用西法之经纬线……尼布楚界碑，兼用三体文字……祖宗旧制，洵足为万代法程。今泰西各国学校之法，犹有三代遗意，礼失求野，或尚非诬……


    【编者按：接下来，作者详细描述了外国学校制度，尤其关注德、日两国。各级学校、科目、课外作业、军事训练等，都娓娓详陈。他们建议所有县一律设小学</a>堂，废除八股文，还讨论了八股文章士的任用，认为要让他们有饭碗可端。此处从略。】


    一、酌改文科。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之首务……半年来，谘访官绅人士，众论佥同。改章大指，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拟即照光绪二十四年臣之洞所奏变通科举奏旨允准之案酌办……大略系三场先后互易……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之类。三场试四书</a>、五经</a>经义……


    兹拟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


    【编者按：剩下的“停罢武科”“奖劝游学”两条，此处从略，下文还将涉及。】


    此四条为求才图治之首务。其间事理皆互相贯通，互相补益。故先以此四事上陈，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揆之今日时势，幸无可幸，缓无可缓……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⑥


    窃臣等筹拟兴学育才四条，业经会同奏陈在案。窃惟治国如治疾，然阴阳之能为患者，内有所不足也。七情不节，然后六气感之，此因内政不修而致外患之说也。疗创伤者，必先调其服食，安其藏府，行其气血，去其腐败，然后施以药物、铁石而有功。此欲行新法，必先除旧弊之说也。盖立围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国既治，则贫弱者可以力求富强。国不治，则富强者亦必转为贫弱。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谨将中法之必应整顿变通者，酌拟十二条。一曰崇节俭，二曰破常格，三曰停捐纳，四曰课官重禄，五曰去书吏，六曰去差役，七曰恤刑狱，八曰改选法，九曰筹八旗生计，十曰裁屯卫，十一曰裁绿营，十二曰简文法。敬备朝廷采择，胪陈于下。


    【编者按：以上纲目，其内容不问而知，其论证的细节不再一一摘录，我们不妨直接进入结论。】


    以上十二条，皆中国积弱不振之故，而尤为外国指摘诟病之端。臣等所拟办法，或养民力，或澄官方，或作士气，前人论及此者多矣。特以误于弊去太甚之言，怵于诸事更张之谤，律令文告都成具文。小有设施，不规久远。


    今日外患日深，其乐因循、务欺饰者，动以民心固结为言。不知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局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商挂洋旗，士入洋籍。始由否隔，寝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必先将以上诸弊一律刬除，方可冀民心永远固结，然后亲上死长，御侮捍患，可得而言矣。仰恳圣明裁察施行，以为自强之根本……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


    窃臣等筹拟兴学育才四条，及整顿中法十二条，业经两次会同奏陈在案……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采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今蒙特颁明诏，鉴前事之失，破迂谬之谈，将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虚己之衷，恢宏之度，薄海内外，无不钦仰，翘首拭目，以观自强之政。顾西法纲要，更仆难终。情形同自有异同，行之亦必有次第。臣等谨就切要易行者，胪举十一条……大要皆以变而不失其正为主。谨为我皇上胪陈之。


    一、广派游历。欧美强盛窥伺中国，已百年矣……然而自强无具，因应无方，驯致妄开巨衅，几危大局者，则皆坐见闻不广之一病，于各国疆域、政治、文学、武备茫然不知。同治季年虽已派游历、设驻使、遣学生，而愚陋谬妄之人，闻出洋者之言，则诋其妄；见总署之官属，则恶其污，于是相戒以讲洋务为讳。甚至上年夏间，京外大僚犹有谓洋人不能陆行者，有谓使馆、教堂既毁，洋人即从此绝迹者。锢蔽至此，致召阽危，诚可痛矣……


    论今日者，欲求急救之方，惟有广派游历之一法。观其国势，考其政事学术。察其与我国关涉之大端，与各国离合之情事。回华后，将其身经目睹者，告语亲知，展转传说，自然群迷顿觉……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尝考西国兴盛之初，皆由游历而起……


    一、练外国操……圣祖仁皇帝征三藩，则用西洋人南怀仁</a>铸红夷大炮，至今炮上尚铸有南怀仁之名……抑练兵尤有要者，外国于其都城，皆设有专管筹画兵事之大臣。英、法、德等国名曰总营务处，日本名曰参谋本部，略如宋人枢密院之意，专掌全国水陆兵制饷章、地理图籍、操练法式、储备粮饷、转运车船、外交侦探等事。平日之豫筹，临时之调度，皆以此官掌之……中国欲练精兵，非设此衙门不可。其章程请敕出使大臣李盛铎向日本索取译寄，采择用之。惟其参谋部总长，须深于兵事起自行间者，方使任之，并非仅用亲贵资格……


    一、广军实。和约虽定，战备不可不修。我无战具，则和局不能保矣。经费虽艰，军械不可不制。不制军械，则将士永不知今日战阵为何事矣。大厂自难多开，小办必须努力……如能派人赴日本各国学习尤善。


    一、修农政。中国以农立国……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查外国讲求农学者，以法、美为优，然译本尚少。近年译出日本农务诸书数十种，明白易晓，且其土宜风俗，与中国相近，可仿行者最多。其间即有转译西国农书，一切物性土宜之利弊，推广肥料之新法，劝导奖励之功效，皆备其中。


    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曾奉旨令各省设农务局。拟请再降明谕，切饬各省认真举办……查汉唐以来，皆有司农专官，并请在京专设一农政大臣，掌考求督课农务之事……


    一、劝工艺。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艺，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有贩运……外国财多，中国人多，今中国讲富国之术，若欲以商务敌欧美各国，此我所不能者也。若欲以工艺敌各国，此我所必能者也。劝工之道有三：一曰设工艺学堂……一曰设劝工场……一曰良工赏以官职……至于自创新法造成各种货物者，给予牌照，准其专利若干年，凡人工所成之货，厘税尤须从轻，新出式样并免厘税三年，亦为鼓舞工艺之要务。总之，欲养穷民，查荒地不如劝百工，欲塞漏卮、拒外人，不如造土货，富民富国确实可凭，如此则但患生齿之不繁耳，岂患生齿之日繁乎！


    一、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中国矿产富饶蕴蓄而未开，铁路权利兼擅迟疑而未办，二事久为外人垂涎。近数年来，各国纷纷集股来华，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形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利侵权，或借开矿而揽及铁路，或因铁路而涉及开矿……近年法于云、贵，德于山东，英、意于晋、豫，早有合同章程，纷歧恐未必尽能妥善……【编者按：本条还讨论了其他立法，此处从略。】


    一、用银元。银元之利有三：平色划一，出纳分明，吏胥不能舞弊勒索，官民不致贴补受累，一也；商贾交易简捷无欺，驵侩无权，既益于行旅，亦便于汇兑，二也；官款收发全用银元，以大元为母，小元为子，相辅而行，工火局用外，尚有盈余，三也……


    一、行印花税。查外国征商之政，除烟、酒、洋药外，大率皆无关税，其巨款全在印花税。凡有关银钱、物业之契约，单据领用官局印花粘贴其上，其大意在抽银不抽货，抽已卖之货，不抽未卖之货，抽四民百业凡有进项之人，不仅抽商贾贸易之人，故西人解印花税之义曰：此乃银钱税也。今日筹款，此事似可仿行……


    一、推行邮政。查外洋各国邮政，为筹款一大端，大率岁入皆银数千万两，而递信最速。中国驿站为耗财一大端，岁费约三百万两，而文报最迟……


    中国既无邮局，于是英、德、美、日本诸国，在中国自设信局，侵我利权，实非万国通例。自光绪二十一年奉旨饬催总税务司赫德办理，光绪二十二年沿海沿江渐设邮局，附于海关税务司兼办……


    一、官收洋药。方今筹饷最急，然而零星罗掘，难得巨款，厘金将撤，碍难再加，盐价屡加，亦难过重。惟有加价于洋药，则不病民而增巨饷。查法国及西班牙运售火柴、吕宋烟，日本在台湾收售洋药、土药，皆由公家收买分销，今拟仿照其法。检海关贸易册，光绪二十五年洋药进口销售者五万九千一百六十一担……以六万担计，合九千六百万两，现在时价，每两价银五钱，姑以大率作一万万两计算，共计价银五千万两，税厘在内。拟以后由官设局，在各关进口时，全行收买，然后转发散商，分销各省……计每年可得盈余一千万两……


    一、多译东西各国书。今日欲采取各国之法，自宜多译外国政术学术之书。译书约有三法：一令各省访求译刻。译多者准请奖，然经费有限，书不能多也。一请明谕各省举、贡、生员，如有能译出外国有用之书者，呈由京外大臣奏闻，从优奖以实官，或奖以从优虚衔，发交各省刊行，如此则费省矣。然外国要书流播入中国者，无几不能精也。一请敕令出使大臣访求该国新出最精最要之书，聘募该国通人为正翻译官，即责令所带随员、学生助之……


    以上各条，皆举其切要而又不可不急行者……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且大率皆三十年来已经奉旨陆续举办者，此不过推广力行，冀纾急难……伏望圣明深察远览，早赐施行，使各国见中华有奋发为雄之志，则鄙我侮我之念渐消；使天下士民知朝廷有改弦更张之心，则顽固者化其谬，望治者效其忠，而犯上作乱之邪说可以不作，天下幸甚……


    （二）教育改革


    科举制度的历史超过一千年。清代科举的正式文体是八股文，主张经世致用的读书人反对八股已久，主张以论述时务的策论代之。1887年，应御史的奏请，数学被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不幸的是，守旧观念仍占据支配地位，没有几个士子对这个新选择感兴趣。1897年，甲午战争两年之后，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立经济特科，以识拔通晓时务而不惯作八股文章的士人。次年，梁启超</a>等百余名举人联名上奏，请将科举全盘废除。康有为也上奏，强烈支持废科举以御外侮。1898年的百日维新中，调整科举科目的诏令已经下达，却未得实施。1903年年初，两江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联衔上奏，建议逐步废除科举（即选文51）。此后另有人奏请全废科举。1905年9月2日的谕旨最终宣布，即刻且永久停废科举。自公元622年起，科举通常一年一考或三年两考，极少中断，直到1905年彻底结束。


    为了替代科举制度，清政府仿照西方和日本建立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教会学校由此取得了新的地位，招生状况也大为改观。以往教会学校专招贫苦子弟，如今也开始吸引官绅阶层的子弟。与此同时，留洋（尤其是留学东洋）受到热捧。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一度超过万人，而留学欧美的只有区区几百人而已。固然有些留学生确实学到了真本事，但也有一些人只是在日本的师范或政法学校的速成班镀了层金，回国后摇身一变就成了教师或法官。


    教育制度变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留洋学生突然获得了认可。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一位牙医）被赐予进士或举人出身。1905年以后，教育制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西化。这一运动并未使中国迅速走向民主，因为此时教育还只是富人的奢侈品。而新制度是否造就了张之洞汲汲以求的“人才”，也只有天知道了。


    选文51　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⑦


    窃惟国无强弱，得人则兴，时无安危，有才斯理。诚以人才者，国家之元气，治道之根本……中国今日贫弱极矣，大难迭乘，外侮日逼，振兴奋发，正在此时……


    钦惟我皇太后、皇上宵旰焦劳，求贤若渴；诏各行省普立学堂，复申谕以敦促之……而起视各省，大率观望迁延，否则敷衍塞责，或因循而未立，或立矣而未备。推究其故，则曰经费不足也，师范难求也。二者固然，要不足为患也。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盖学校所以培才，科学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八股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


    中国非无忧时之人也，而绅民不闻倡建学堂者，亦以群情注重科举，父兄以是勖子弟，乡党以是望侪偶……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臣等诚私心痛之……


    请断自宸衷，决然必行……务期科举逐渐而尽废，学校栉比而林立，上以革数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亿兆辈有用之人才，五洲惊服，万世瞻仰，在此举矣……


    （三）立宪


    在政治改革方面，1905年慈禧太后向欧美派遣了两个使团，考察外国宪政，以昭郑重。使团回国后，戴鸿慈（1853—1910）和端方（1861—1911）两位钦差大臣联名进呈了《欧美政治要义》一书，选文52就选自该书。该书刊行于1907年，而其要旨已在1906年9月缮折上奏。


    这部书在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第一，它反映了两位钦差对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解。戴鸿慈是一位传统的儒门士大夫，端方则是以开明干练著称的满人官员，他们在宪政问题上能走多远，全视朝廷意愿而定。他们论述西方宪政时，对何者当拒、何者当纳的取舍非常有趣。第二，这部著作凸显了当时新政施行者的实用主义取向，宪政体制之所以正当，乃是因为现实之需要，而不是因为学理之不谬。例如，作者在首卷中提出宪政可以提高君主统治的效能，而不会分散其大权。他们还特别强调，如果民众有权参政，就会激发他们对国家事务的热忱，国家利源就会滚滚而来，政府的税收也会得到极大便利。第三，他们的话并不只是讲给太后一个人听的，他们还希望为君主的作为能够公诸全国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两位钦差回国不到一年，此书就刊行了。将此书与当时立宪派刊物上登载的文章对比，观点大同小异。不难看出，政府还想用这本书赢得士大夫的更多支持，冀收遏制革命之效。


    选文52　外国宪政考察报告（1906年）


    观欧洲立宪政体之政治编制，最宜详审者，则君主亲裁之时与立宪政体之时，君主之权力因宪法而有如何之变化是也。欲知此重要之处，当就纯粹君主亲裁政体之国一变而为君主立宪政体之国考之。若比利时、希腊、拉马尼等国，依民意定宪法选定君主之制，意大利、西班牙因民约而成国之制，名为君主国，实皆民主国者，姑置不论。如德意志皇帝非以固有之权力创成帝国，特各邦依条约而委任以联邦盟主之权力，其宪法亦颇似民主宪法，亦不必论。夫所谓纯粹君主亲裁政体之国一变而为君主立宪政体之国者，如普鲁士王国、巴威里王国、索撒王国、墺大利帝国等是也……


    右举诸国如普鲁士、索撒及墺大利之宪法，皆曾咨询国会使之修正，亦非纯然之敕拟宪法。在今日之世界，惟巴威里宪法有纯然敕拟宪法之性质，首定君主之权力，揭大纲一条，谓王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宪法之条规行之，君主一身不可侵犯云云。次则逐条列记属于君主之各种权力，此因法兰西大革命影响及于全欧，德意志各邦人民亦皆望立宪法，虽其君主不欲骤改亲裁政体，然势不得已，亦遂应时而各敕拟宪法……


    至于君主一身不可侵犯，则无论敕拟、共议皆有此语，盖因君主亦犹是人也，或时有过失，以政策之误有损民之利，悖立宪本旨，又或因过失而违背宪法之条规。当是时，则非难集于君主之一身，辱权力，损威严，政体将从此破坏矣。故各国宪法置君主于指斥言议之外……则宪法条规亦将有名而无实，是与君主亲裁之时无异也。因此之故，必使政府大臣辅弼君主，有误政道或违宪法，则为辅弼者未尽其任，故政府大臣必代君主而负其责任。此之谓责任大臣，各国宪法明确规定者……


    君主于宪法制定以前，总国政之全权，国家一切政务皆取决于民（君）主；而宪法制定以后，亦非大有变更。君主仍为最高之机关，宪法特就国中各部机关明定其权限而已。故君主之权力不仅明记于宪法者已也，即宪法所不载者，凡关于国政之权力，君主仍得行之。泰西学者称君主不由他种机关而自行之权力为大权，其所以为大权者，在行之之时不必据定宪法条规，故不明记于宪法者颇多。学者或又以为保持君主之权力，特揭明文于宪法，以明其为君主之大权，使它种机关如国会等不得相侵，而称为宪法上</a>之大权。凡君主之大权皆明记于宪法之上，其未明记者，君主绝不得行。此说不然，宜注意焉。


    （四）袁世凯与新军


    袁世凯当时已经以能员著称，并跻身清末新政领袖之列。他以练兵起家，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2年之后他又致力于推翻共和，帝制自为。他去世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时代，多数军阀都曾是他的部将。


    袁世凯出身于官宦之家，家族长辈中文官、武将都有。他读书不多，早年从军，被李鸿章安插在朝鲜。戊戌政变和义和团运动使得能带兵、会练兵的官员受到朝廷重视。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仕途从此平步青云。中国近代军事力量可以追溯到湘军和淮军，它们是曾国藩</a>等一众中兴名臣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而组建的地方武装。1885年中法战争后，在戈登的建议下，天津武备学堂成立。武备学堂聘请德国教官，采用西式军事教育方法，成果却微乎其微。甲午战后，张之洞组建了“自强军”，后来移驻吴淞，同样聘请德国教官训练。⑧ 大约同时，芦津铁路总办胡燏棻（卒于1906年）受命组建新式陆军，取名“定武军”，以德式操法训练，扎营于天津20英里外的小站。这支军队成为日后北洋军的骨干。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加入了维新运动的头号社团强学会，同时也和兵部尚书</a>荣禄等大员建立了良好关系。通过这层关系，袁氏得以指挥定武军，不久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1895年12月8日，圣旨命袁世凯严格按照德国陆军操典训练新军，为此，中方教官也必须学习德文。


    1896年至1898年间，袁世凯的精力主要倾注在这支新军上，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他幸运地置身风暴之外。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过了他的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的印绶。1903年荣禄去世，当时慈禧太后痛感家国之耻，将提振武备作为新政的重要一环。袁世凯再次抓住机会，在心腹大将的协助下，培植起效忠其个人的武装。他的部下如冯国璋（1859—1919）、王士珍（1861—1930）、曹锟（卒于1938年）、段祺瑞</a>（1865—1936）等人，后来都成了炙手可热的军阀。1905年年末，袁世凯已经练成北洋陆军六镇，即使在袁氏脱离军队期间（1907—1911），北洋众将依然效忠于他。


    袁世凯的传记作者固然对其新政成就言过其实，但袁氏也确将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一些建议变成了现实，其最著者就是科举之废。民国时贬损袁氏的人，似乎忘了他在民国之前还曾立下这份功劳。袁氏在山东巡抚任上（1899年12月6日—1901年6月16日）曾上折条陈十事：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其思路和《江楚会奏变法三折》⑨相同。袁氏在自己的地盘上推行新的教育制度，建立大、中、小学堂，还设立校士馆作高等研究之用。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和军机大臣（1901—1909）期间，除了练兵，他还努力识拔外交人才，又在保定开办农务大学</a>堂和农事试验场，还开办工艺局，以鼓励实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应对新军、学校、巡警等新事业的开支，袁氏推行财政改革，开征新税，开办现代银行。他还赞成君主立宪—至于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则是另一个问题。在他的鼓励下，许多学生和军官东渡日本，学习政治和军事。日本顾问逐渐取代了德国顾问。简言之，这段时期袁世凯主要致力于新军建设、民众教育和地方善政。他出众的才干和显赫的地位，无疑使他的新举措赢得了太后的支持。太后死后，在很多怀有进步思想的人看来，袁世凯是唯一能挽狂澜于既倒的人。


    ①见选文50。


    ②见选文51。


    ③见选文52。


    ④见第21章。


    ⑤《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二，第9—29页；又见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6—378页。


    ⑥《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三，第1—33页；又见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346—378页。


    ⑦《光绪政要》卷二十九，第7—9页；又见陈元晖主编，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30页。


    ⑧见第17章。


    ⑨见选文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