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北京的波折

    “哦，一不注意天都黑了呀。虽说夏日的白昼十分漫长，但说了这么久的话，再怎么坚强的日头也该下山了。要不，吃个八百善的便当，再继续吧？怎么也得让我把这个故事说完。这故事说一半就终止，会浑身难受。哈哈，我又找了一个牵强的理由是吧？这就是大家都不喜欢听老人唠叨的原因了。


    “你能往左边挪一点吗？嗯？只要一点就行，对，这就够了。正好前阵子我的一个弟子从巴黎逃回来，顺便给我捎了一瓶窖藏29年的白葡萄酒，据说是产自滴金酒庄的。就当是听我讲故事的酬劳吧，你就边喝边听我讲述长安的故事吧。正好也有杯子，还是老年间的东西呢！我也喝个一两杯吧。”


    主人打开身后的玻璃窗，朝着正房方向摇响了一个古香古色的铃铛。台风的余波已经平息，清脆的铃声夹杂着微弱的虫鸣声在如水般清澈的庭院中响起，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女仆拿来了两条冷毛巾。主人命令她准备晚餐，然后递给我一条毛巾，自己也拿起一条擦了擦脸和手，然后继续讲伯希和的故事。


    “结束了三周的学究生活后，伯希和成了一位外交官。虽然眼前这个见过一次世面的住持着实是块难啃的骨头，但毕竟这家伙已经尝过马蹄银的美味了，自然也就不像面对斯坦因时那般坚决，所以伯希和还是相对轻松了一些。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他十分想要的那一套《甘珠尔》，和尚就捂得紧紧的，说什么都不愿意撒手。但他已经得到了大部分渴望的文献，虽然不知道究竟是多少，但比斯坦因翻个倍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所以二人的交涉总体而言还算十分顺利。


    “虽然花了两倍的价格，但这里的书卷，随便哪一卷的价值都远远超出这些马蹄银。住持也很欢喜，觉得自己运气真好，居然遇到了个冤大头。殊不知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冤大头。都说‘人为财死’，金钱的魔力本就让人无力抗拒，更何况他遇到的还是个出了名的中国通，被人连哄带骗地说两句好话，可不就卸下了大部分防备？


    “伯希和的行径实属狡猾，也采用了一些不道德的手段，但若说他就是纯粹的侵略者或掠夺者，似乎又觉得他有些可怜。


    “不过既然都是掠夺，我倒是真希望这些文献的去处，不是与东方文化毫不相干的洋鬼子那里，而是能来到日本这个无论地域还是文化都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毕竟日本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最适合大乘学说发展的日不落帝国。


    “然而，当时的日本十分崇洋媚外，那些文献之所以会引起很大的骚动，正是因为去的是伦敦和巴黎。若是来的是日本，可能就激不起任何水花了，而且也不会被人们所珍惜。想想还真是可耻，当时的日本居然是如此无知的国家。”


    “那伯希和一共拿了多少部文献回去？”


    “嗯……约莫有四千五百部吧。除了文献外，据说还有不少绘画和染织。而且，与在未知情况下就给了布施款的斯坦因不同，伯希和在给钱之前可是真真切切地见到了那堆文献。所以还得说伯希和厉害啊。据说带走的文献以维文和婆罗米文为主，还有一些汉文、藏文等文字写成的文献。


    “更神奇的是，在这个密室以北另外还有两个洞穴，伯希和又发现其中一个洞穴里出现了13世纪、14世纪的藏式壁画，继续搜索时，又发现了许多汉文、蒙古文、藏文、梵文和西夏文的古经卷。他在这个鸣沙石室中发现的宝藏数量逐渐增加，也许其后还找到了更多的东西。伯希和的生日是五月，所以这个即将来到的‘世纪英雄’的称号，对他而言简直就是最宝贵的三十岁生日礼物，可想而知，他该有多高兴啊。”


    从古香古色的杯托上举起酒杯，我们主客二人碰了碰杯后，各自抿了一口冰凉的白葡萄酒。


    “这么说，石窟中还剩下了将近一万部文献，那它们后来都去哪儿了？”


    “那些文献啊……说他们是中国式做法好呢？还是该说他们愚蠢好呢？那就听我继续往下说吧。


    “伯希和收拾好古文献和自己的行李，参观了五月的民俗活动后，又花了点时间调查、拍摄了千佛洞中的壁画和佛像，认真做了笔记。这样详细探索了三个月后，他终于离开了敦煌。那一天，是五月三十日。


    “随后，他又在邠州大贤寺一带拍摄了大石佛的照片，在西安收购了几百件各个时期的青铜器、陶器和象牙制品，再一次充实了自己的背囊。


    “十月初，伯希和踏上了前往河南郑州的旅途，接着生平第一次坐着火车，如得胜的将军一般，意气风发地朝着自己最喜爱的城市——北京出发。他把那些贵重的文物都放进了安全区内的大使馆。不难想象他当时的内心有多么喜悦。


    “而立之年的伯希和依旧是一个心气高傲的年轻人。去北京的路上，他就迫不及待地对一些战利品进行了研究，恨不得马上把这些珍贵的文献公布出去。因此，一到北京，他就借助广泛的人脉关系得到了法国公使的同意，计划在大使馆附近的六国饭店举办一个发布会，一方面分享自己的探险经历，一方面也打算展出部分文物。


    “与得到文物后生怕被人惦记所以想方设法隐藏起来的斯坦因不同，伯希和的骨子里流淌着法国人的张扬。事实上，在离开敦煌前，住持王道士也曾像要求斯坦因那样，让伯希和千万在中国内地保密此事，但伯希和并没有这么做。大使馆自然也很高兴，因为这将成为宣扬国威、宣传文化的大好时机。消息很快就被送到了各家报社和通讯社，各国外交官与中国学术界的新老朋友们也都纷纷收到了邀请函。秋末的北京即将迎来寒冬。


    “由于消息和预告实在令人震惊，许多人都半信半疑，认为这大抵又是常见的宣传噱头罢了。那些精心打扮的外交官夫人、名媛来到会场时，一下子就被精美绝伦的西域画和纺织品给迷住了。但要说真正吃惊的，还是那些气度不凡的北京老学者。


    “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实属频繁，每每改朝易代，文化形式也会出现很大的改变。现存最古老的印刷版均为宋代书卷，迄今未曾发现唐代的印刷版，就连手抄本都未曾出现过。因此，因很早被送至日本而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唐经》，许多无知的学者直接就将它们断定为赝品。


    “接着说六国饭店的情景。饭店大厅里摆满了古老的手写经和印刷经文，六朝、隋唐的卷轴散发出迷人的古墨香，千年之梦再现于此，对于懂行的人来说，就连看一眼都觉得是奢侈至极啊。


    “许多佛典看起来就是翻译原稿，价值连城。其中还有几卷佚经，也就是那些只听过名字，却从未有人真正见过实物的典籍。


    “例如，现行的《古文尚书</a>》乃唐代卫包的改写版，也被称为《孔传</a>尚书》，但此刻眼前展出的若是隶古定文的真本，那么，眼下展出的绝大部分典籍说不定就是现在学术界研究的各种典籍的先祖了。退一步说，眼下展出的这些典籍，至少也是基本保留了原始形态的权威典籍。想到这些，在场的所有人就像被子弹打中的鸽子一般，呆呆地听着那位红头发的年轻人伯希和先生的演讲，犹如失去了灵魂般全部沉默着，甚至忘记了鼓掌。


    “那是发生在清朝末年的事情，想必当时北京那些仍留着辫子头的学者们更是被惊得说不出话。台上的伯希和也一定十分得意。


    “相反，也有两三位极有民族气节的晚清老学者，因自己国家的无价之宝被一件一件掠走而感到无比痛心。例如清政府被推翻时流亡到日本的罗振玉和端方等几位老先生。”


    “就是大正初期来到京都的……”


    “对。就是他们。可以说，日本敦煌学的发展离不开罗振玉的帮助。当时罗振玉正盯着一本六朝黄麻纸手写经书，端方用兴奋又愤怒的声音说：‘罗先生，人活久了果真是会遇见很多事啊。’


    “‘是啊，端先生。伯希和先生看起来如此年轻，竟然做出了如此大的事情。毫无疑问，我们的古文物界肯定会因此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展出的任何一件文物，都远远超出了你我的所见所识啊。’


    “‘但是先生，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国耻啊！我国的珍宝就这么任白面红毛的洋鬼子肆意掠去，难道先生不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吗？’


    “被端方这么一问，罗振玉的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于是辩解道：‘确如先生所言，此乃国耻。但我觉得学问不分国境，这些珍贵文物一经发现，无论被存放在哪里，那都是天下之幸，总有一日定会大放光彩。’


    “‘先生之才德，当得起‘国士’二字，如今就连先生也说出如此毫无责任的话，也难怪我国会陷入如斯境地啊！学问确实无国境，但学者难道也无国境之分？国宝被夺却视若无睹，难道不是吾等之耻，吾等之责吗？’


    “‘那先生觉得我们应当怎么做？’


    “‘自然是去直接找伯希和先生谈判啊！即便无法尽数赎回，但至少也要尽我们所能拿回一部分。’


    “罗振玉一边抚着那一撮楔形胡子，脸上的笑容中带着一丝得意：‘端先生既然有如此大的救国热情，那便试试看吧？’


    “但这又岂是易事呢？端方刚一开口，伯希和便以他特有的法式礼仪与狡猾委婉地拒绝了他：‘先生，小生并没有将所有的经卷带走，鸣沙石室里如今还保留着小生带走之数的两倍有余。如先生所知，自玄奘</a>三藏</a>时代起，便都是以马来驮运经卷了。’


    “伯希和耸了耸肩，似要安慰眼前这位忧国忧民的老先生般轻轻地挥了挥手。不过看在老先生如此热情的分上，他答应将几本经卷的影印件赠予老先生，毕竟学问是不分国境的。虽说这就像‘以珍珠换回了鱼目’，但也是聊胜于无了。


    “伯希和又继续在天津和南京举办了展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随后，他的行李交给努韦托等人送回巴黎，自己则在东京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北京，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了三万册汉语书籍后，于次年的秋天衣锦还乡，返回巴黎。


    “回国后，为法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伯希和，一跃成了国民心中的大英雄。可是那群中国老学者们却是日夜愤忿。若说不知道也就罢了，但现在，那些国宝就在他们眼前被洋鬼子一次又一次地掠走。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伯希和的发现和演讲，很快就通过电波从北京传送到了欧洲。不久后，斯坦因的大马车顺利抵达大英博物馆的消息就被迅速传开了，这在全世界都引发了剧烈的反响。时驻比利时大使李盛铎听到这个消息后，频繁向中央政府进言。欧洲的轰动很快又传回了国内。那些老学者们更是因此感到坐立难安。


    “中国的高官鸿儒们难得同仇敌忾了一回，他们联手逼迫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懈怠的政府终于被撼动，并命令时任兰州总督的菘氏将敦煌石室中剩余的所有文献立即送往北京，如此一来，住持就可能因私自贩卖国宝罪而被问斩。于是，一场绝世好戏拉开了帷幕。


    “再看看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敦煌千佛洞。身处偏远地带的住持并不知道自己的举动在世界上引起了多大的轰动，也不可能知道中央政府此刻是何等震怒。下一年的初春三月，他又开始期待第三位‘三藏’的出现了。


    “第一位‘三藏’来自英国，三月来五月归；第二位‘三藏’来自法国，来回的时间与第一位大致相同。法国‘三藏’十分大方，用许多马蹄银换走了那些破破烂烂的佛经，还在这里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就笑嘻嘻地回去了。住持觉得这种废纸简直就是会下金蛋的鸟儿，所以等第三个‘三藏’出现时，他准备把价格提高一倍，然后让他带走剩下经卷的一半。


    “两个‘三藏’的到来，让他藏在地板下的银钱袋日益丰腴，寺观的修缮工作也十分顺利。信徒们看着寺观逐渐恢复往日的光彩，对住持也就愈加佩服了，所以每到重大节日，信徒们都会捐出大量银钱，在住持看来，这些人就如同那些白人‘三藏’一般。


    “人家都说有一就有再，可偏偏这一年就毫无动静。眼看着过了三月，又过了五月，住持翘首以盼的‘三藏’依旧不见人影。就算偶尔去镇上和沙漠的村里化缘，也时刻担心自己错过机遇。


    “他生怕第三位白人‘三藏’会在自己外出时到访，所以每次出门化缘，他都会尽快返回，但看到的无一例外都只有微笑着挥挥手的守门和尚。终于，住持也彻底不抱希望了，开始深入沙漠化缘。转眼间，敦煌的特产——葡萄和西瓜已经上市。而住持则总是望眼欲穿地站在千佛洞的石阶上，茫然地看着敦煌的街道。


    “突然有一天，一支约十人组成的队伍朝着住持缓缓走来，领头的是一个骑马之人，后面跟着好几辆马车。就在住持准备走下石阶，迎接期待已久的朝拜者时，忽然发现，那不是如洪水猛兽般的本国士兵吗？


    “住持皱起眉头，心中涌现出不祥的预感。领头之人身穿官服，奉兰州总督之命而来，住持一看就知事态不妙。这名官员不仅将洞中剩下的所有文献尽数带走，还命人绑了住持，因为私自售卖国宝给外国人乃是无可饶恕的重罪。住持自然是被吓破了胆。


    “既是官府下令，此刻又被青龙刀扼住脖颈，住持当然不敢有任何反抗，只能马上举起手来。不过他也并未完全绝望，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通融’之风盛行。所谓‘通融’便是袖下的金银之物。


    “住持心里很明白，若就此认命，自己就会被押往北京，等待自己的就是被青龙刀斩首的命运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住持自然明白，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先保住性命再说。他好话说尽，又给官员送了大量的马蹄银。士兵们的态度也因此柔和了许多。除此之外，住持也给敦煌当地的知县和将军送去了银子和古写经，自然也不会少了兰州总督和主管官员的那一份。


    “在这之前，这些古老的佛经就像不值一文的废纸般被人遗弃在此，可如今中央政府既已为它们冠上了‘国宝’之名，那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无人不爱了。不过这些文献的‘珍贵’，并不是在于它们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它们如今的‘身价’。在长达两千里的旅程中，约有一万卷古写经在官兵们宽大的上衣中进进出出，或是被堂而皇之地送给某些高官，或是如破旧的米袋般流落各处，真正到达北京京师图书馆的经文，不过六千卷而已。


    “与此同时，一场‘偷梁换柱’的好戏也开幕了。本应被随着这些经卷一同押解入京的国贼王圆箓，在自己的‘通融运作’之下，成功捡回了一条性命。一位不知名的死刑犯被押送至京城替他赴死，做了青龙刀下的亡魂不说，首级还被长期挂在狱门之上。


    “从上衣中滑落的经文，和在途中不慎掉落的经文，一部分到了中国高官和一些收藏家学者的手中，不过绝大部分还是经古董商之手被运往了大洋彼岸的日本。此刻你能看到的这些，皆为当时‘不慎掉落’的经卷，可见这个数量也是不容小觑的。中国虽说是大国，但种种做法却是让人一言难尽啊。


    “再说住持，不仅好不容易攒下的马蹄银全丢了，就连石室里的那些会下金蛋的经卷也基本都被人拿走了，不过好在自己的这条命算是暂时保住了。想到这里，王道士有些后怕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觉得既苦涩又彷徨，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其实，在当时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住持还是壮着胆子干了一件大事。就在那群官兵到来的那天夜里，他想方设法先稳住了他们，然后趁着夜色，迅速将部分古写经搬到了另一处洞窟藏了起来，不得不说，也是个很能挣扎的人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他还在期待着不知何时才会来的‘三藏’。


    “住持也很纳闷，那些一直都被上至总督下至平民百姓的所有人遗弃和忽视的破烂废纸，怎么突然就成了国宝呢？而且，如果这些废纸这么重要，就应该一经发现就被带到稳妥的地方保存啊。可是当时谁也不曾交代他要好好保管。


    “这都放了近十年了，自己这才确定那些都是无用之物。谁知前脚刚卖给欣赏它们的红毛鸭们，价格刚有上涨的趋势，他们后脚就突然咆哮着那是‘国宝’，是‘文化遗产’，并毫不留情地带走了它们。


    “于是，那些官员们争先恐后地来找他，不停地问还有吗、还有多少，不停地催促自己赶快拿出来。自己就像被狐狸掐住了脖子，却完全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若只是这样倒也罢了。可是从迄今为止的信息来看，似乎是因为自己把那些废纸卖给了外国‘三藏’，才让那些经卷的价值得以重见天日。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发现它们、保管它们、发掘它们价值的，其实都是他自己。


    “就像自己辛辛苦苦生了孩子、养大了孩子，又把孩子培养成才一样，谁知到头来竟落得个罪人、‘国贼’的名声，差点还因此丢了项上人头。


    “虽然每次来的人都说想要买走所有经卷，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并至少留下了一半经卷。因为看到前一半的价格后，就可以用更高的价格来出售另一半经卷了。


    “然后，就有那种一文钱不花，只拿着青龙刀来强抢之人，该遭到佛祖惩罚的难道不是这些人吗？为什么差点遭到惩罚的，居然是自己这个‘恩人’呢？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不理解的事还不止这些。那两位千里迢迢来取经的白人‘三藏’都十分感激自己将古写经交给他们，并不断地道谢，说自己不仅是他们的恩人，更是世界学术界的大恩人，还说自己为中国的学术界做了极大的贡献，并引用玄奘三藏前往印度求取真经的典故，告诉自己一切妨碍他人取经的行为都是罪孽深重的，是会因此而堕入地狱的行为。但若是将经书交给他们，百年之后就会前往极乐净土，下辈子也将托生成为富贵之人。不仅如此，自己还用那些马蹄银修缮了寺观，这不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吗？自己也应该得到好报才是啊。这么一个积德行善的人，却被冠上了‘国贼’的污名，这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


    “以住持的见识和智力，自然想不明白这个道理。被人当成‘国贼’来看，这很让他难以理解，也让他很沮丧，每天都觉得如鲠在喉。不过几天后他就放下了，他把这件事视为一场噩梦</a>，现在梦醒了，那就继续去化缘吧。谁知信徒们的态度竟与从前截然不同，一个个都对他的到来视若无睹。


    “即使偶尔也能接到一些法事的委托，也不如从前那么顺利了。总之，住持觉得自己的运气一落千丈，而且私藏的马蹄银又被全部拿走换了性命，自己如今已是身无分文，原定的寺观牌匾修缮计划也只能无限期搁置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王道士完全不理解自己怎么会落到如此境地。


    “他偶尔也会想起斯坦因的话。如果自己当时接受对方的提议，以四十锭或五十锭马蹄银的价格尽数售出所有经卷（想必当时就算自己开价五十锭马蹄银，对方也会心甘情愿掏钱的），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山西省买几亩田，做个富贵闲人那该多好。但他依旧日日看着墙上心爱的《西游记</a>》壁画，继续期待下一个前来取经的‘三藏’买走他好不容易才留下来的古写经。


    “除了他费尽心思藏起来的那些经卷外，他还对其他灵岩石室也仔细搜索了一番，希望再找出些类似的宝贝。虽说运往北京的五六千卷经书与伯希和拿走的那些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但即便如此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了，所以也一度被视为珍宝。不过据说，它们很快又在辛亥革命和清朝覆灭的战火中失去了踪迹。


    “令人震惊的是，偷走那些经卷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披着国士外衣、满口仁义道德地要求中央派人拿回所有敦煌藏经并掀起了一波狂风巨浪的李盛铎和刘延琛。


    “当时清政府就是如此纲纪废弛、道德沦丧，辛亥革命的爆发是有其必然性的，但那么多的经卷被盗，想想简直如同天方夜谭般不可思议。


    “以上就是我曾听说过的‘伯希和取经记’了，但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吗？有意思得让人很难相信这没有经过后人改编。所以在看这场戏剧时，还是别太当真的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无论是伯希和还是斯坦因爵士，除了那六卷照片集之外，皆不曾发表过任何有关敦煌的游记或报告，即使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引以为豪的故事之一。既然如此，就不能排除后人杜撰的可能。


    “稍加思考便知道，即便当时伯希和还只是个三十岁的年轻人，但毕竟是法国探险队的首领，可见他也一定是个稳重、谨慎之人，无论他对自己的成果有多么满意，都不会愚蠢到大张旗鼓地在北京城内炫耀自己的战利品。这就好比跑到别人家的池塘里钓鱼，还一脸得意地说：‘看我钓的鲤鱼是不是很大啊？’这么做何异于把自己架在火上烤？


    “这种乱世中，一切都没有安全重要，在猎物被顺利运到本国的安全区之前，最重要的就是三缄其口，不让任何人发现自己的秘密，这才是探险家的正常心态。伯希和是何等人物，岂会如此目光短浅、爱慕虚荣。再者说，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千佛洞住持王道士的不义，也有悖个人的信仰与道德。


    “事实上，伯希和于当年十月抵达北京后，在那里休息了大约两个月才返回河内。翌年五月，他受远东学院之托，为购买三万册汉文典籍而再次来到了北京。当时，他的行李已经顺利抵达巴黎，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稳稳地落下了。他这才敢带了几十个卷轴作为展览品，并在大饭店设宴邀请了十几位学术界的大师，请他们一同观赏这些经卷。


    “当然，这个消息很快就不胫而走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的伯希和还是处于被动状态的。


    “也就是说，石室内的秘密大白于天下的时间，大约是在1909年，即明治四十二年的九月，这一年同时也是清宣统元年，政局动荡不安，清政府也已是苟延残喘。伯希和从敦煌石室中得到了一万多卷文献，而运往北京的却连一半都不到，这个消息令全社会哗然。


    “我也在一本书上见过一种说法：舆论中心人物王道士被押往刑场后，竟如露珠一般原地消失了。这个说法就多少有些离谱了。如果伯希和没有在北京公开展览那些经卷，人们自然也就不会觉得王道士罪无可赦了，更不至于非要拿出青龙刀来斩了他的脑袋。或许那些官兵们前去抓捕时，这个住持正在沙漠中四处化缘，也就幸运地逃脱了。


    “更何况，不久后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包括总督在内的所有官吏都因此而自顾不暇。所以住持很有可能就幸运地逃过了一劫。当然，如此一来故事就变得索然无味了，不过，‘事实比小说更稀奇’的情况可并不多见。


    “好了，无意义的论证就到此为止吧，接下来就该说到最后一支队伍，日本探险队出现的故事了，那就且听明晚继续分解如何？还是你希望现在就听完这个故事，顺便把剩下的一点白葡萄酒喝完呢？嗯？你想继续听完？那我自然乐意之至啊。难得一个年轻人愿意听我说这些陈年旧事啊。


    “怕我太累？请不用担心。有朋自远方来，还是一个很棒的听众，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呢？我觉得自己有点病态，或者说是疯狂吧，就像酒精中毒了一样，每次一说到这个话题，就感觉自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不过我说我的，你不用在意，只管自在就好。


    “让我给你再倒杯酒，说说日本探险队吧。当时，探险家立花还只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算是本愿寺的一位‘稚僧’吧，是不是很惊讶？他可以算是新兴日本的一个象征了。你知道是谁派他去探险的吗？就是那位人称‘怪物法主’的大谷光瑞。


    “他当时长期住在伦敦，是宗教界有着远大抱负的人。他的欧洲中亚探索联盟工作，除了地理研究之外也涉及考古，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佛教相关的研究。一直以来，对于人们只是从文化史角度，将起源、发展于印度的佛教视为一种古老的宗教，却忽略了佛教作为至高无上的信仰之泉，也能给如今的社会带来无限福音这一点，感到十分不满。他认为，印度、中亚、中国这片广阔的佛光普照之地，岂能任由西方人随意践踏？无论是从地理、语言还是文化角度而言，最合适的人选，理当是佛教徒。于是明治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902年，他派遣立花从俄国的列宁格勒进入中亚，立花本人负责印度的佛迹探访，而他的另外两个弟子则被安排了中亚探险发掘的工作。


    “这一年的前一年，斯坦因探险和阗地区，取得了傲人成绩；这一年，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也向西域出发了。


    “在第二次探险中，少年立花与另一个人一同经北京前往蒙古国，到迪化后分开，他前往塔里木盆地南侧，翻越绵延六千多米的哈拉和林山脉，最终进入印度克什米尔地区，与法主队伍会合后一同前往伦敦。这一年是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也就是伯希和到达千佛洞的那一年。那时的立花还是个18岁的少年，这大概也刷新了世界探险史的最年轻纪录。


    晋宋齐梁唐代间，


    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


    后者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


    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如未谙斯旨，


    往往将经容易看。


    “就像这首唐诗所写，探险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一不小心就会搭上性命。这和西方人以运动为宗旨的体力型探险截然不同，他们是带着信仰之心前往的。因此，这个年轻僧人的出现，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新时代下的日本人。这让我想起一首唐诗：


    十万里程多少碛，


    沙中弹舌授降龙。


    五天到日应头白，


    月落长安半夜钟。


    “‘沙中弹舌授降龙’说的是玄奘三藏在白龙堆沙漠中念《般若心经》以授流沙之龙的故事。整首诗写的是在历经千难万险，穿越罗布泊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前往天竺的漫漫长路中，青丝也终被熬成了白发。不过事实上，也不是每日都在沙漠和高山中行走的。”


    主人轻轻吟唱着这首唐诗，复又深有感慨地重复着最后一句“月落长安半夜钟”。余韵渐消之际，我仿佛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钟声，就连主人所说的那种尘世浊气都淡了许多，身体也变得清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