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影子

    一


    一九一七年七月，爱伦堡按勃留索夫的劝告，找到了我。于是我认识了这位聪明的作家，他是个气质与我完全相反的人，活动能力很强，性格开朗。


    那时，政治流亡者、在外国遇到战争的人、被拘留在那里的人开始像潮水般地从国外涌回来了。安德烈·别雷从瑞士回来了。爱伦堡也回来了。


    爱伦堡对我谈起茨维塔耶娃，赞不绝口，他还把她的诗拿给我看。革命初期，在一次联合晚会上，我出席了属于其他表演者之列的她的朗诵会。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有一年冬天，我受人之托去看过她一趟，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听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回话。那时我还理解不了茨维塔耶娃的作品。


    那时，我的听觉已被充斥四周的遁辞饰语和要打破一切习惯用法的口号破坏了。所有正常地说出来的话我全都听不入耳。我常常忘记，除了人们强加在它们身上的那些花哨成分外，语言本身就可以含有一点内容和一点意思。


    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写得和谐悦耳、诗意清晰，并且只有优点而无缺陷，正是这些优点成了我接受时的障碍，妨碍我理解它们的实质。我在各方面所追求的并不是实质，而是不相干的尖锐性。


    我长期低估茨维塔耶娃，如同按不同方法低估了其他许多人——巴格里茨基[1]、赫列勃尼科夫[2]、曼德尔施塔姆[3]、古米廖夫[4]。


    我已经说过，在那些不善于有见识地表达思想、把拙口笨舌视为美德和不得已而标新立异的青年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即阿谢耶夫和茨维塔耶娃，会像模像样地讲话，并会用标准的语言与风格写作。


    突然，这两个人都放弃了自己的特长。阿谢耶夫被赫列勃尼科夫的榜样所迷惑。茨维塔耶娃则是内心世界发生了变化。不过，在她蜕变之前，我就被原先的、继承传统的茨维塔耶娃征服了。


    二


    她的诗必须精读。当我做到这一点之后，我就为展现在我面前的那种深不可测的纯洁和力量而发出了一声惊叹。周围从未有过类似的东西。我将压缩议论。就算我说出来，我也不会觉得亏心的。除了安年斯基和勃洛克，以及有些限度的安德烈·别雷之外，早期的茨维塔耶娃就是所有其他象征主义者都想要当而又当不上的那种人物。在那里，在他们的文字创作在臆造的刻板模式和没有生命的古词语的领域里无力地挣扎的那些地方，茨维塔耶娃已一边轻松地翱翔于真正的创作的种种困难之上，一边以不可比拟的高超技巧闹着玩似的完成它的种种任务。


    一九二二年春，当她已经在国外时，我在莫斯科买了她的一本小小诗集《里程标》。我一下子就被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形式的抒情魅力征服了，这形式是呕心沥血地锤炼出来的，不是软绵绵的，而是极其简洁凝练的，不会在个别诗行上读不下去的，而会用自己的循环诗句的发展来不打断节奏地支配诗节的全部连贯性。


    这些特点使我感到亲切，也许是因为我们受过相同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在性格形成方面有一致的动力，也许是因为家庭与音乐对我们起了同样的作用，还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出发点、目的和爱好。


    我往布拉格给茨维塔耶娃写了一封信，满篇是赞美之词，并因我竟如此之久地忽略她和如此之迟地了解她而感到惊讶。她给我回了信。我们开始通信，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书信来往尤为频繁，那时她的《手艺集》一书已问世，莫斯科人也从书目中晓得了她的规模宏伟、内涵博大、新颖夺目、不同凡响的长诗《终结之诗》、《山之诗》和《捕鼠者》。我们成了朋友。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到巴黎出席反法西斯大会，当时的我不能自持，近一年的失眠症使我差不多要患上精神病了。我在那儿认识了茨维塔耶娃的儿子、女儿和丈夫，并像爱兄弟一般爱上了这个有魅力的、细心的和坚强的人。


    茨维塔耶娃的家属坚决主张让她返回俄罗斯。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都有思乡之情，并都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联盟抱有同情之心；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茨维塔耶娃在巴黎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她在那里听不到读者的反应，会在空虚无聊的状态中闷死的。


    茨维塔耶娃问我对此有何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明确的意见。我不知道应当向她提些什么建议，非常害怕她和她那可爱的一家人将会在我国感到难以生存和失去安定。这一家人的总悲剧大大超过了我的担心。


    三


    在这篇导引式随笔的开头，在描写童年的那几页里，我提供了真实的场面和情景，记述了真实的事件，可是写到中间，我改为概述，开始局限于白描式地描写人物性格了。这样做是为了简洁。


    要是我一件事接一件事和一个情况接一个情况地叙述志向和兴趣把我和茨维塔耶娃连在一起的全过程，我就会远远超出自己的规定的写作范围。我就该将这件事写成整整一部书，因为那时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有喜事也有悲剧，它们总是出人意外的，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使双方都扩大了视野。


    在这里，以及在其余的几章里，我将不谈个人的私事，而只讲一些极重要的共同性的东西。


    茨维塔耶娃是一位怀有男性事业心的女人，办事果断，有战斗精神，性格桀骜不驯。她在生活和创作中都一往直前、贪婪地和几乎是凶猛地追求完整性和明确性，并在这一追求中走得很远，超越了众人。


    除了已知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以外，她还写了大量的不为我国读者所知的作品，一些气势磅礴的鸿篇巨著，有的是用俄罗斯民间故事的风格写成的，有的是用众所周知的历史传说和神话的主题写成的。


    它们的发表对祖国的诗歌来说将是一桩大喜事和一个大发现，并马上就会用这件迟到的一次性礼物使祖国的诗歌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


    我认为，茨维塔耶娃将会得到最彻底的重新评价和最高的好评。


    我们是朋友。我保存过她写给我的近一百封回信。尽管像我早已说过的那样，损失与遗失在我一生中曾占有一定的地位，但还是无法想到这些细心保存的珍贵书信总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丢失的。正是过分认真的保管工作毁掉了这些书信。


    战争期间，我经常要去看望疏散到外地的家属。斯克里亚宾博物馆有一位工作人员对茨维塔耶娃崇拜得五体投地，她是我的好朋友，建议我把这些信连同我双亲的信和高尔基与罗曼·罗兰的几封信一起交给她保管。她把这些书信都锁在博物馆的保险柜里，却把茨维塔耶娃的信一直留在自己身边，因为她要手不释卷地保管它们，并且不相信防火保险柜的柜壁的牢度。


    她全年住在郊外，每天晚上都随身带着一只装有这些书信的手提箱回自己家过夜，第二天早晨再带着它进城上班。那一年冬天，她下班回自己家的别墅时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离开车站后，走到半路上，在树林里，她忽然想起自己把那只装有书信的手提箱忘在电气火车车厢里了。茨维塔耶娃的信就这样离她而去，不见了。


    四


    自《安全保护证》一书发表后，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多次想到，如果该书再版的话，我一定补写一章谈谈高加索和两位格鲁吉亚诗人。光阴已流逝，补写别的内容确无必要。缺少的这一章是唯一的空白。现在我就把它写出来。


    大约在一九三○年前后的一个冬天，在莫斯科，诗人帕奥洛·亚什维里和他的夫人来看望我。亚什维里是社交界的一位红人，有教养，善言谈，欧洲人派头，美男子。


    不久以后，我的家和友人家里都出了事，这些事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使当事人在精神上感到很痛苦。我和我那个后来成为我的第二任妻子的女伴一度曾无处安身。亚什维里便在他的梯弗里斯家中为我们提供了避难之处。


    那时候，对于我来说，高加索、格鲁吉亚、它的某些人、它的民众生活都是新发现。样样新颖，事事惊奇。梯弗里斯所有的街道空间的深处都是低垂着的深色巨石。最穷的居民家的生活从院里搬到外面来了，它比北方的生活更大胆、更少遮掩，它是绚丽多彩、坦荡无遗的。民间传说的象征意义充满了神秘论和“救世主”降凡说，它会用想象去推动生活，并像在信仰天主教的波兰那样会使人人都变成诗人。在那个年代，社会中先进人士具有如此之高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是不多见的。梯弗里斯市内设备良好的区域，颇似彼得堡，二层楼的窗栅做得如同花篮和竖琴，小巷分外漂亮。不管你走到哪里，敲打出列兹金卡舞节奏的铃鼓声都会跟踪相随。风笛声音酷似羊咩，还有别的乐器在演奏。黄昏降临到这座南方城市，星斗满苍穹，处处洋溢着从花园、食品店与咖啡馆飘出来的芳香。


    五


    帕奥洛·亚什维里是后象征主义时代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歌是以感受的准确的资料和证据为基础而形成的。他的诗与别雷、汉姆生、普鲁斯特的最新的欧洲散文一脉相通，并同这散文一样是用意想不到的准确的观察给人以新鲜感的。这是极富创新精神的诗歌。诗中塞满了种种印象，但又不失之冗赘。诗中有许多空间和空气。它会动，会呼吸。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亚什维里正在巴黎的索邦大学</a>[5]读书。他绕道返回自己的故乡。在挪威一个荒凉的小车站上，由于大意，他没有发觉自己乘的火车开走了。一对年轻的挪威夫妇——农场主从遥远的边区乘雪橇到车站来取信件，看到了这位黧黑的南方人的马虎粗心大意的行为及其后果。他们可怜亚什维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和他讲通的，就把他带回到自己的农场去等候第二天才能路过此地的下一趟火车。


    亚什维里讲话时绘声绘色。他天生善于讲述历险故事。他也总是遇得到这类意想不到的事，它们具有文艺故事的特性。意外事一直黏附在他身上，他有天赋和好运去应付它们。


    他才华横溢。他的眼睛闪烁着心灵之光，他的双唇燃烧着激情之火。他的脸已被经受过迸发的激情灼伤和烤黑，所以他显得比自己的年龄要大，像一个历尽坎坷、阅历丰富的人。


    我们到达的那一天，他把自己的朋友以及他领导的那个小组的成员都召来了。我已记不得当时来了哪些人。大概他的芳邻、感情真挚的一流抒情诗人尼古拉·纳季拉泽[6]也在场，还有奇奇昂·塔比泽[7]和他的妻子也来了。


    六


    这个房间至今还历历在目。我怎能把它忘记呢？我当时，也就是在那一天晚上，还不晓得等待着它的将是一些何等可怕的事，为了不让它被打碎，我小心翼翼地把它连同后来在它里面和在它附近所发生的一切可怕之事一起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干吗给我送来这两个人？我们之间算是什么关系？他们俩成了我个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偏爱其中任何一人，他们是分不开的，彼此取长补短。他们两人的遭遇和茨维塔耶娃的遭遇本来就应该成为我最大的悲痛。


    七


    如果说亚什维里一切表露于外，如同离心器，那么奇奇昂·塔比泽则事事内向，他写的每一句诗，走的每一步路，都邀请你到他那丰富的、充满悬念和预感的内心深处去。


    他的诗的主要特点是让人感觉到他的每一首诗背后都有无穷无尽的抒情能量，他的未尽之言和他要说的话比已经说出来的话更重要。这一未被触及的精神储备粮的存在会营造出他的诗歌的背景和第二景，使诗带有一种特殊情绪，这种情绪贯穿他的所有诗作，形成诗主要的、苦涩的魅力。他诗中的感情和他本人的感情一样丰富，这种感情是复杂的、隐秘的、扬善的，并且是能洞察秋毫和自我献身的。


    当我怀念亚什维里时，市内的一些场面便复现于脑海之中：房间、争论、公益性演说，还有他在热闹的夜宴上的精彩辞令。


    塔比泽使我联想到大自然的造化，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乡村地区、鲜花盛开的辽阔的平川、大海的波涛。


    云朵在飘浮，远方与流云并排的是起伏的山峦。身体健壮、个子不高的诗人含着微笑，和白云和群山融汇在一起。他走路时有些抖瑟，欢笑时全身颤动。瞧，他站起来了，侧身站在桌子旁边，用刀子敲敲酒杯，要发言了。他习惯于把一个肩膀抬得比另一个肩膀高一点，所以觉得他有些斜肩。


    房子建在科焦雷，公路转弯的地方。公路沿着房子的正面向上延伸，然后绕过房子，从它的后墙旁通往前方。因此从这栋房子里可以前后两次望见沿着此路步行和乘车的所有的人。


    按别雷的挖苦说法，这是唯物主义的胜利消除了世上的物质时代的极盛期。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周围没有任何可触摸到的东西，只有思想。如果我们没有丧命，那么这就是梯弗里斯的能人朋友们的功劳，他们一直都弄得到一些东西，经常给我们送东西来，并且不知道凭什么理由给我们提供出版社的货币贷款。


    我们聚到一起，交换新闻，共进晚餐，彼此朗读一些诗。凉爽的风阵阵袭来，如同用纤细的手指迅速地拨弄着背面有白绒毛的银色白杨树叶子。空气中充满了南方醉人的芳香。夜，宛似挂在轮轴上的任何一辆马车的前轮和车辕部分，在高空中慢慢地让着自己的星座马车的整个车厢翻转过来。公路上，行人、四轮大车和汽车络绎不绝，从这栋房子里可以两次看到其中的每一个人和每一辆车。


    我们也许是在格鲁吉亚军用公路上，也许是在博尔若米，也许是在阿巴斯图马尼。也许在外出旅游、欣赏美景、冒险猎奇和畅饮之后，我们都会各自随身带一点东西，而我则带着自己在巴库利纳摔倒时碰伤的一只眼睛在列昂尼泽[8]家中做客，他是个独具一格的诗人，他与他用之写作的那种语言的奥秘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的作品也最难翻译。


    林中草坪上的夜宴，美丽的主妇，两位可爱的小女儿。第二天，吹着风笛的民间流浪诗人突然光临。他出口成章</a>，依次即兴祝愿全桌各位，对每位客人都有一套相应的祝词，还善于抓住他所碰到的任何一个理由来敬酒，比方说，为我那只碰伤的眼睛干杯。


    也许我们是在海上，在科布列蒂，大雨和狂风，西蒙·契科瓦尼[9]和我们同住一家旅馆，他后来成为塑造色彩鲜明的形象的大师，那时他还非常年轻。在所有的山峦和地平线的上空浮现出一个微笑着与我并肩同行的诗人的头、他的特大天才的光辉特征、他的微笑和脸上的悲伤与命运的阴影。如果我现在要在这几张纸上再次跟他告别，那就让这句话通过他成为与其余的一切回忆的告别吧！


    * * *


    [1] 爱·巴格里茨基（1895—1934），俄罗斯诗人。


    [2] 维·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俄罗斯诗人。


    [3] 奥·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诗人。


    [4] 尼·古米廖夫（1886—1921），俄罗斯诗人。


    [5] 即巴黎大学。


    [6] 尼·纳季拉泽（1895—？），格鲁吉亚诗人。


    [7] 奇·塔比泽（1895—1937），格鲁吉亚诗人。


    [8] 格·列昂尼泽（1899—1966），格鲁吉亚诗人。


    [9] 西·契科瓦尼（1903—1966），格鲁吉亚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