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光荣与耻辱

    在这白山黑水之间，在通化这座东北边陲小城的一个小山坡上，有一处荒芜的坟墓。在夕阳的余晖中，这座坟墓愈发显得凄凉与孤独。


    这个坟墓的主人王凤阁将军，曾经是一名凶悍的土匪首领，后来却成为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半个多世纪以后，已经没有多少乡亲和同胞记得王凤阁可歌可泣的故事了。在这片沃土上，他仅仅是无数默默出生、默默死去的抗日烈士中的一名。王凤阁与马占山、杨靖宇、


    李兆麟等烈士一样，是这片土地的优秀儿女。


    “九·一八”事变之后，王凤阁在临江县红土崖一带组织民众，打出了“民众抗日自卫队”的大旗，并被乡亲们推选为司令。一九三二年四月，王凤阁出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司令。通化陷落后，他坚持抗日达六年之久。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王凤阁在大罗圈沟“一四三四”高地与日军决战，弹尽粮绝，重伤被俘。同年四月十五日，王凤阁及其妻、子三人同时被日寇杀害于玉皇山下柳条沟门。当地人传说，当时日军当着王凤阁的面屠杀了他的儿子和妻子，企图威逼他投降。然而，王凤阁一家三口至死都大骂日寇。在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的感召下，一个昔日的土匪也升华为民族英雄。


    “七·七”事变之后，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表现出的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


    在一九三七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吨位为一百九十万吨，是中国的二十至三十倍。日本作战飞机有两千七百架，而中国仅有六百架。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在战争之初相当于中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三倍；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八至九倍。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也不敢轻视，而中国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谁都知道，一个尚未脱离中世纪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着什么。


    日本政客把中国形容为一条大甲吉鱼，为了吃到生鱼片，必须速战速决。然而，中国军队并没有像日军大本营所想象的那样，只能坚持三个月便全面崩溃。


    然而，日本的算盘打错了。日军虽然迅速占领了中国沿海最富庶的地区，但中国并没有崩溃。国民政府虽然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却依然顽强地组织着各种方式的抵抗。日本越是向中国战场加派军队，越是发觉这是一个无底洞。负责宣传工作的日本军官阿部多利吉，这样形容日军在的处境：“双脚陷进无边的沼泽中没有地方可扶靠，欲拔出右脚，左脚又深深地陷进去。再想将左脚拔出时，右脚又再深地陷下去，已经完全无法逃脱了。这就是日本目前的现状，是解决支那事变的实际情况。”日军所到之处没有欢迎和支持，阿部多利吉不得不承认：“在内地可以看到，没有日军的地区生机勃勃，而有日军的地方却死气沉沉。”


    狂妄的日军开始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悲愤和怒吼。这愤怒恰如那喷发的火山、如暴风、如雷霆、如怒涛、如激流。日本军阀们这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在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中，无数的英雄和勇士站了出来，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捍卫着民族的生存和尊严。仅仅是中央军校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毕业的两万五千名年轻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四个月，阵亡的比例高度百分之四十。


    今天，我们既不能忘却敌人的罪恶，也不能忘却自己的英雄。


    在那些曾经浴血奋战的前辈中，有一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英雄。他的名字叫杨云峰，今年九十五岁，抗战时期他是国民政府二十九军的一名普通士兵。现在，杨云峰家住河南省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老人早就丧失劳动能力了，膝下无子，也没有老伴，过着艰难的生活，甚至四处讨饭。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占领山海关，二月进占热河，三月进犯长城喜峰口。激烈的战斗展开了，守将何基沣旅长下命令说：“用大刀！夜袭！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在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以惨烈的伤亡换来了赫赫战果：歼灭日寇六千余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五十三人，缴获坦克十一辆、装甲车六辆、大炮十一门、机枪三十六架。


    二十九军军需处长过家芳回忆说：“战斗仅三月，我军中、下级指挥人员伤亡较多。在战斗中，营长伤亡，由副营长代；又伤亡，连长代；一日数易，司空见惯。第一线战斗部队无人可代理时，由师、旅、团部人员调任。”杨云峰是幸存者之一，浑身是伤，子弹从左脸颊穿进，使上下槽牙全掉了，耳朵被大炮震聋。


    一九四零年，杨云峰参加了宜昌战役。一九四五年，当部队驻扎河南开封时，他向长官申请回家。他只带了一把二十九军的大刀回去，盘缠没到家就花完了。


    作为二十九军的一名老兵，杨老汉年年都要积攒盘缠来卢沟桥看看，不是为了感怀，而是为了生存。他把当年的战场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六十多年前，二十九军官兵有十万人，卫戍北平，威风凛凛，声震八方。卢沟桥事变之后直至抗战胜利，二十九军官兵一直在抗日战争烽火的最前线与日军血战，是抗战中付出牺牲最多的中国部队之一。


    如今，二十九军官兵只剩下不到两个排的人，他们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加拿大等地。老兵杨云峰，就是其中的一员。


    九十五岁的老汉要饭，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羞耻，而只能表明命运的坎坷。人们之所以躲避他、厌恶他，因为他是一个穷人、一个老人。如果他是一名将军，人们对他立即就会另眼相看。


    与杨云峰的悲惨遭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老兵的生活情况。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老兵，每月由政府发给十几万日圆的退休金，另外还有天皇发给的五万元的“恩给”。他们能够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条件，生活在一种得到尊重和关怀的社会氛围中。


    如果一个民族记不得那些曾经为她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儿女，那么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杨云峰老人的遗忘，是另一种形式的犯罪。


    我们亏欠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我们背叛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信念。


    “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在战争中，谁是勇士，谁是懦夫，无须言语争论。十五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一百多名将军光荣捐躯，共产党军队则有二十余位将领献出了生命。一九三八年四月，蒋介石在武汉会战前夕的各部长官会议上要求高级将领“抱定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渝。”这也成为许多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们的人生信条。


    在前线牺牲的将军中，生前有上将军衔和死后被追授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一共有九位，他们分别是：佟麟阁上将、赵登禹上将、郝梦龄上将、王铭章上将、冯安邦上将、唐淮源上将、饶国华上将、张自忠上将、李家钰上将。


    其中，职务最高的集团军总司令有两人，即：张自忠上将，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零年在湖北南瓜店牺牲；李家钰上将，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河南秦家坡牺牲。


    在这些英雄中，李家钰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位。


    李家钰，川军将领，曾任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四川省边防军总司令等要职。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家钰立即致电中央请缨抗战，并将其所部编入第二十二集团军，率部赴山西前线。


    一九三八年，日伪军万人向东阳关、长治城进攻。李家钰指挥四十七军凭借山地工事，顽强抵抗，激战三昼夜，将日军击退。一九三九年，因战功晋升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四十七军军长。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发起豫中战役，李家钰奉命率第三十六集团军主力参战，担任战区后卫总指挥，阻挡日军西进。五月二十一日，集团军总部在陕西秦家坡高地遭日军伏击，李家钰身中数弹，当即殉国，终年五十二岁。此役，多位中国将星在此陨落，是抗战期间中国将领牺牲最多的战役之一。


    经过浴血奋战，李家钰的子弟兵们夺回将军的遗体，并将其运回老家成都。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追赠李家钰为陆军上将。


    除了这群将星闪烁的将军之外，更多为国捐躯的是普通士兵。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昨天还是一个字都不认识、一次枪都没摸过的农家子弟。他们憨厚、朴实、沉默而坚韧，就像他们脚下那片坚实的土地。正是为了土地和亲人，那一双双习惯拿锄头的手拿起了枪。他们缺少衣食和弹药，缺少医疗和组织，但从不缺少勇气和信心。


    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奇功的动人事迹，被誉为“现代花木兰”。


    一九四二年，日军进犯湖南常德。在常德保卫战中，三位师长壮烈牺牲，国民国民军第五十七师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面对强大的日军，中国士兵在残酷的战斗中以他们特有的幽默温良的性格和谦虚诚实的态度给西方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忍受了任何国家的士兵都无法忍受的艰苦生活，在疾病、饥饿、寒冷以及敌人先进的武器面前屹立不倒。


    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评论说，中国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准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坚持了整整十五年，与仅仅抵抗德国六个星期便崩溃的法国和一直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国相比，中国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国民党军队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速战速决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中国军队从沿海撤退，他们转向消耗战略，从而使得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这一顽强的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同盟国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亚洲大陆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


    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千百万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四年半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装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军。”在同年二月二十三日的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又说：“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来到的反攻——因为这是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与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罗斯福曾经设想过一个可怕的结局：“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幸运的是，中国没有崩溃，这一悲剧也没有发生。否则，人类的历史也许因此而改写。


    抗战军兴的时候，前线司令官们看到了穿着各种不同制服的军队，也看到了士兵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准备，将他们的武器装备放在一起就像是举办一场大型的、过时的武器的博览会，这些武器的历史横亘了半个多世纪。


    在淞沪会战中，云集了中国最精锐的军队。张治中上将手下的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第三十六师配备有德国的先进武器，他可以指挥坦克手们攻击被赶到海边的日本士兵。而在台儿庄战场上，来自四川的王铭章师长属下的川军士兵，却穿着草鞋，他们连坦克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与之相似，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战士的基本装备是小米加步枪。


    在遭受了日本旷日持久的凌辱、欺压和侵略之后，中国人终于决定用鲜血和勇气与日军拼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已经在预料之中，大片富庶的国土的沦陷已经在预料之中，大批年轻生命的消逝也已经在预料之中。但是，中国人民还是会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一寸土地、直到最后一个士兵。


    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的力量悬殊最大，但中国的空军战士依然在蓝天上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曲保家卫国的瑰丽乐章。


    高志航是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空军将领，他曾经留学法国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在法国空军二十三团见习。归国后，先后担任东北航空处飞鹰队队长、中央空军四大队大队长队等重要职务。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日军袭击我军事基地。高志航奉命起飞，与日机展开激烈战斗。在这次战斗中，高志航成为第一位击落日机的中国空军英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高志航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被追授为空军少将。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将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击落日本飞机的那天定为“空军节”。


    在举足轻重的缅甸战场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这样评价与他并肩作战的中国青年：“给予中国士兵以精神的鼓励和足够的粮食之后，那就没有一种困难不能安然度过。他们的毅力是无可超越的，他们的忍耐是举世无双的。”


    连以严厉和苛刻著称的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将军，也罕有地将他的微笑送给了这些中国青年。史迪威高度赞扬这些吃苦耐劳的中国士兵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我以能跟他们一起作战而感到光荣。”


    中国的农民不仅充当战士，而且是永远不知道疲劳的民工。在中国战场上同日军搏斗多年的美国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感叹说：“那些瘦削而有力气的中国民工们是第十四航空队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不论日军攻占了多少机场，美军仍旧能够继续活动。中国人几乎随处都能够迅速地建筑飞机场。日军毁了一个飞机场，就有两个飞机场产生。”


    这样的民族是无法用武力征服的，这样的人民是无法用恐怖压垮的。


    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士兵们，矢志不渝地捍卫着并不关心他们的祖国。


    战争没有改变有钱人们纸醉金迷的生活。在云雾缭绕的陪都重庆，官僚和奸商们继续着昔日他们在上海、南京和北平的奢侈享受。这些特权阶级在舞厅和饭店里一掷千金，却不肯捐献一分钱用在那些以生命保卫他们财产的军人的装备和医疗上。


    那些拥有特权的人还趁机大发“国难财”。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在重庆和昆明等地发现了庞大的地下黑市，大量美国援助中国的军用物资居然在黑市上流通。谁有权力将这些物资转移和买卖呢？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刻，这种可耻的现象也没有得到有力的遏制。


    在抗日战争中，既有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也有号称“曲线救国、和平抗战”的汉奸。英雄让我们感到光荣和骄傲，汉奸却让我们感到耻辱和羞愧。


    日军在占领区实施“以华制华”的大战略。一九三七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特意提出建立傀儡政权应当“网罗在全中国有信誉的人才”，“要有足以号召全国的主义和纲领”等。


    日军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殷汝耕政权、伪华北王克敏政权、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日本先后印刷发行了《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等文件资料，详细记录和介绍了汉奸政权的班底，从主席、副主席、部长、司长到处长各级汉奸官衔济济一堂，堪称“汉奸家谱”。


    伪满政权自溥仪以下五十余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原奉系官僚和满清贵族；伪华北政府自王克敏以下二十多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北洋政府的旧军阀和旧官僚；汪伪政府自汪精卫以下四十多名高级官员，有一半脱胎于国民党内部。


    中国的“汉奸文化”蔚为大观，成为一个值得后人研究和深思的现象。


    军队应当是一个国家的钢铁长城，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然而，在战场上，中国的高级将领率领部队投敌的事件却层出不穷。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叛变将领有：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李守信、绥远义勇军司令王英、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第一战区豫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昌义、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新编第


    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


    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抗战中投敌和出任伪职的高级将领多达千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在占领区的“治安肃正”运动中大量使用伪军，伪军数量飞速增长。


    在沦陷区，主要的伪军部队有：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治安军”；河南省胡毓坤的“和平救国军”和张岚峰的“豫皖剿共军”；华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绥靖军”；苏北和皖北等地的“皇协军”。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也编有“皇协军”和“和平救国军”等，后来还成立了“广东和平建国军”。


    汪伪政府成立之后，组建了一支规模最大的伪军——“和平建国军”。一九四二年，其正规军数量达三个方面军、三个集团军等共六十七个师、二十个旅以上，总数达六十二万人。伪军的指挥权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掌握，在军事训练、军官教育、武器准备和器材技术等方面，也都受日本人控制。


    除了军人之外，在文职官员和学者名流中，也有不少人落水成为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


    汪精卫，在同盟会中是孙中山赏识的少年英雄，在二十年代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抗战初期则是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周作人，在五四运动时是与哥哥鲁迅齐名的启蒙先驱，在二十年代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和学者。然而，这汪精卫和周作人这两位备受尊敬的、可以称之为“伟人”的人物，却都晚节不保、堕落为遗臭万年的汉奸。还有出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今天人们只关注他与张爱玲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却淡忘了其背叛国家民族的丑恶行径。


    汉奸中还有像伪满洲国的溥仪和伪蒙古政权的德王这样的旧时代的“孤臣孽子”。他们企图利用日本人的势力，恢复其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昨日王朝。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溥仪想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从中共早期党员到国民党大员，到日本人傀儡政权的首脑，最后成为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的“天字第一号汉奸”，陈公博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汪精卫的棺材下葬南京梅花山之前一天，陈公博就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曾对左右吐露内心的想法：“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对重庆方面表示态度。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我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在法庭上，陈公博宣读了一份长达三万多字的自白书《八年的回忆》，为自己追随汪精卫组织伪南京政府进行辩护。对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些前国民党高级官员来说，选择与日本人合作，当然有权力方面的考虑，但更多的是认识上的失误，是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悲观，以及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


    对于更加下层的人士而言，选择当汉奸可以立刻换取权势和金钱。东北的石人血泪山，得名于那段血泪交织的历史：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此建立“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石人采炭所”，对石人矿区的煤炭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被折磨致死的矿工的尸体被扔在山上。从此，这座美丽的大山变成了白骨累累的血泪山。


    在日本人开设的这家煤矿中，刘棠龄、杨秀坤、史秀臣三个汉奸，在日本人的指挥下积极参与了对同胞的奴役和虐待。他们的塑像被安置在这里，就像西湖边上秦桧等人的塑像一样，将受到世世代代民众的唾弃。据说，其中一名汉奸的后人后来成了大款，曾想用重金买走塑像，却遭到当地老百姓的断然拒绝。金钱改写不了历史，金钱也掩盖不了耻辱。


    与文武官员不同，普通老百姓选择当汉奸，则多是出于生计、金钱、利益诸多方面的考虑。老舍在巨著《四世同堂》中，刻画了北京人在沦丧时期的痛苦生活，也塑造了若干可悲且可耻的汉奸形象。


    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没有个人权利的观念，也没有坚定而恒久的信仰，导致了中国人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的奴性。因此，当甲午海战在北方炮声隆隆的时候，中国南方各省的官僚和将领们却认为，这是日本与北方人、与李鸿章的舰队交战，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当几名日本士兵将几千南京军民押送往屠杀之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挺身反抗，其实当时那几个日本兵心里充满了恐惧，反抗未尝没有绝处逢生的可能，但就是没有人敢去把握这种机会。


    日本陆军随军记者赤星为光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支那人好像倾城美女，既取悦于清晨来的源家客人，也讨好傍晚来的平家客人。他们既然欢迎日本军也欢迎国民党军。他们就是这样的国民，根据生活意识而发挥了这种奇妙的民族性。”


    日本在上海的侨民领袖桥本五郎次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我曾经作为江北方面的组织班长去海门执行任务，当地民众看到我，都连连称我‘东洋先生，东洋先生’。向我们鞠躬表示欢迎。我们巡视海门城时大街小巷都挂满了太阳旗来欢迎我们，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个王侯。然而到了夜里，一旦夜幕遮住了哨兵的眼睛，那些太阳旗不知何时又变成了青天白日旗了。经调查了解到，因为一到夜里附近就有游击队进来活动。而一旦天蒙蒙亮那些青天白日旗又换成了太阳旗。那些支那人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人人都是一种得意洋洋且若无其事


    的表情，真是有意思。”


    这些记载并非侵略者对中国的有意的丑化。我们需要由此开始痛苦而深刻的自省。鲁迅在概括中国的历史时说过，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到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老百姓可以忍受本国独裁政权的统治，为什么就不能忍受异国占领军的统治呢？这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是几千年专制制度所结出的恶果，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大障碍。


    今天，回顾这段充满了光荣、也浸透了耻辱的抗战史的时候，我们应当直面民族的奴性与劣根性，也应当呼唤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有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战争是一个民族自我淘汰的过程。没有一个民族喜欢战争，但每个民族遭遇战争的时候，都会把它作为对自我的考验和挑战。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有的民族无法应对残酷的战争，在异族入侵的压力下灭亡了；有的民族则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洗掉自身的污垢，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了重生。


    抗日战争中的中华民族属于后者。比起抗日战争的光芒万丈来，民国以来的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内战，不是显得荒唐可笑，就是相形之下黯然失色。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这种荣誉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才得到的，这种荣誉是数百万计的抗日将士用生命换来的。


    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中华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挣脱了一百年的锁链，赢得了抗日战争辉煌的胜利，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