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古代中国是日本慷慨无私的老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承认：“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人来说，常常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然而，近代以来，由“学生”的身份摇身一变而成为“老师”的日本，却对中国张开了血盆大口。早在清代末年，日本政客就悍然声称：“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如果兵力足以控制其民众，那么中国人无不帖然服从。”


    一八七九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满清政权无暇顾及这一远在海外的属国。当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亚洲访问，中方托他居中调停。格兰特到达日本之后，两次给李鸿章写信，信中说：“我很盼望中国能够自强，但是日本有很多奸人愿中国日渐衰弱，他们好趁机图得便宜。”


    随从格兰特访问的杨约翰，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公使，他在信函中说得更加直率：“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弱，自家强，所为无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则他国难保无轻视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国反省的，是杨约翰下面的几句话：“中国如果愿意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因为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中国大害在弱之一字，国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


    在抗战的硝烟中，越来越多中国的爱国志士们体认到了这几句肺腑之言。


    气势磅礴的抗战图景，是由每一个中国国民的抗战汇聚而成的。在五四时代呼唤个体独立、精神自由的作家郁达夫，就是抗日洪流中一滴晶亮的水珠。


    抗战爆发之后，郁达夫像一枚蒲公英一样飘向南洋，那里是抗战的另一个战场。最初，郁达夫在新加坡主持多家报刊的编务，以笔为刀枪，痛斥日军的暴行，歌颂同胞的英勇。一九四一年，郁达夫在一篇纪念“九·一八”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不抗战，我们决不会使这伟大的实力，能发扬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战，我们的团结坚忍之美德，也无从使世人看到得这样的显著。”郁达夫火一样热情的文章，鼓舞了无数的海外华人，增添着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落入日军之手，郁达夫被迫开始了新一轮的流亡。


    郁达夫生命的最后一站，是处于日寇统治下的苏门答腊。


    这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困窘的一段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一段岁月。以他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大作家的身份，却必须化名为“赵廉”，伪装成为一个庸俗的商人；面对着多年来痛恨得咬牙切齿的日本侵略军，他却还要强颜欢笑。已经身为酒厂老板，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可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头脑的清醒，竟毅然戒酒。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神秘失踪。这位鲁迅最好的朋友，像鲁迅那样实践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多年来致力于破解郁达夫死亡之谜。作为一个日本国民，他带着否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队杀死的想法去做调查。但调查结果与他的设想相反：原来，那个下命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队长尚在人间，只是畏罪隐居乡间。


    经过多次访谈，耐心说服，并且答应不告发不追究其罪行，这个杀人魔王终于交待出杀害郁达夫的真相。当时，日本军部知道了“赵廉”就是郁达夫之后，劝说他去东京或上海，都被严词拒绝。正在等待如何进一步处置郁达夫时，日本宣告投降。日军知道郁达夫掌握了他们大量的侵略罪行，当地宪兵在奉命在撤退之前对郁达夫下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日军派出四名宪兵，找一个印尼人诱骗郁达夫出门。开车到荒野之后，将郁达夫活活掐死。


    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宪兵依然悠哉游哉地活着，他运用种种手段逃脱了战后的审判。作为一个“剑道五段”高手，他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掐死了单薄文弱的郁达夫。迄今为止，这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的老头依然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情。


    铃木正夫感慨说：“他们原本也是一介平民，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他们将过着自己平稳的日子，但是在战争中，加上所接受的教育也起了作用，他们作为国家权力的尖兵，倒变成了魔鬼和没心没肺冷酷无情的畜生。”


    得知郁达夫遇害的消息之后，他的日本友人金子光晴这样写道：“我因愤懑而无法成寐，郁达夫是一个正直的男子，杀害他是毫无理由的。郁达夫在被杀害的那一瞬间，直视呲牙裂嘴的日本兵专横凶暴的悲惨表情，就迫近在我的眼前，我的血都变凉了。”


    郁达夫从留学日本的时候开始他的文学道路，日本现代文学给他很大影响，他一直希望中国和日本两个邻邦能够像兄弟一样友爱互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化巨匠，却惨死在日本宪兵手上，连遗骸也不知下落。冰心说过：“这场战争对中国文学的最大打击，便是我们失去了他。”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郁达夫不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献出了他的全家。郁达夫的母亲在富阳失守的时候，不肯逃亡，在故乡饿死了；郁达夫的哥哥抗日志士郁华，在上海被日伪特务暗杀。他们一家在抗日战争中的遭遇，正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在抗日战争中遭遇的缩影。


    一九三七年深秋，德国柏林的郊外，两间幽静的平房。一位中国人正在伏案写作，题目是《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这个温文尔雅又英气逼人的中国人，就是现代中国优秀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当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中日两国的军队正在淞沪与华北交战。中国军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抗日热情却空前高涨。


    虽然远在天涯，同胞的苦难和国家的命运依然牵动着蒋百里的心。他不是现役军人，但没有一个中国将军比他更加了解现代战争的奥秘。蒋百里的军事知识，先得之于日本，后得之于德国。当年，在留日的士官生中，蒋百里与蔡锷一样学业优异，曾获得日本天皇赐刀的“荣誉”，让那些心胸狭窄的日本同学嫉恨不已。


    北洋政府时代，蒋百里出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后来在抗战战场上纵横驰骋的中国将军们，有很多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初，蒋百里在内战的狼烟中就已经感受到了日本蚕食中国的野心。他深刻地了解日本，甚至还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他更深刻地了解祖国，这是一片既让他挚爱又让他伤感的土地。


    蒋百里敏锐地指出：战斗与生活是一致的。大半个身子还留在农业社会的中国，只能用防守来抵消敌人的进攻。他写道：“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唯一办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却用持久之方针来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时有力没用处。”他甚至预测到中日的战线会在湖南一带长期胶着不下。


    就在蒋百里写下那篇研究日本的文字之后不久，他应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邀请，回到祖国出任陆军大学校长。一九三九年，在中日战争最为险恶的日子里，蒋百里病逝在任上。虽然他没有看到祖国辉煌的胜利，但他却像先知一样预见到了此后的一切。


    一条吐着毒信子的蟒蛇向一头衰老的大象发起猛烈的攻击，一条肥胖的蚕开始狼吞虎咽一片翠绿的桑叶。这是近代以来屡受列强凌辱的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这场战斗决定着中国的生死存亡，决定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生存与毁灭。以前的战斗，中国还可以不断退缩和妥协，而这一次，中国已经被逼到万丈悬崖边上。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宣布中国将不会再退让，向国内外昭示了抗日的决心。蒋介石在讲话中郑重表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至此，战斗还是投降、抗争还是妥协、沉默还是呐喊，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不再是一个问题。


    这场战争是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既有硝烟弥漫的前线，也有含辛茹苦的后方；既有肩扛枪杆的士兵，也有手拿笔杆的文人。在每一个领域都是短兵相接。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绝大多数日本作家积极投身侵华战争。有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人直接应征入伍，成为残暴的日军中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组织，炮制所谓的“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或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把侵略战争宣传为“圣战”；或把日军暴行美化和诗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渲染中国军民的“愚昧”和“懦弱”。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笔部队”。


    大量炮制“战争文学”，是日本“笔部队”的主要业绩，也是日本文学家“协力”侵略战争的主要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根本不是文学，亵渎了文学求真、求善、求美的实质；他们的作品只是某种赤裸裸的宣传，是为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张目的宣传。


    火野苇平是日本侵华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兼士兵与作家身份于一身，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以及海南岛作战等。他创作了《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等三部长篇小说，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美化侵华日军、丑化中国军民。其作品发行上百万册。日本国内评价说：“具有公正而又纯正的文学感觉的战争文学作品，在日本诞生了。”火野以“士兵三部曲”获得了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奖，成为天皇最赏识的御用作家。


    火野苇平、石川达三、林房雄、佐藤春夫、多田裕计、太宰治等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日本作家，是日本战争文学的主力军，也是侵略战争的煽动者和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中国等被侵略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先锋，他们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与日本的文化侵略针锋相对，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后来，“文协”随同国民政府迁移到了重庆。“文协”的四十五位理事，涵盖了中国大部分的优秀作家，其中有老舍、巴金、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田汉、朱自清、朱光潜、郁达夫等人。老舍在坚持创作抗战文学的同时，长期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


    “文协”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几十个分会，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创刊，到一九四六年五月终刊，先后出版了七十一期，四贯通抗战的唯一刊物。


    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他们走出书斋，走向抗战的广阔天地。抗战文艺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崭新阶段，萧红的《呼兰河传》、曹禺的《北京人》、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郭沫若的《


    屈原》都是其中的优秀之作，它们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救亡”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当年优雅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写下了像鼓点一样的诗句：


    “祝福！我们的人民


    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的解放。”


    这是另外一个战场，一个静悄悄的战场。这个战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弥漫的硝烟、呼啸着炮弹的前线。


    中日之战，表面上看是军队之战、武器之战、政府之战、国力之战，而根子里则是文化之战、教育之战、精神之战与心灵之战。因此，注定了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落后的中国，用一种坚忍不拔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生存；相反，自称“东亚文明先驱”的日本，在光鲜的现代化外表下面却是根深蒂固的野蛮与残忍。


    比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更加恶毒的是，日本人在战争中对中国的大学、报馆、古迹、学生、文化设施等加以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南开大学、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这些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机构，先后都被炸弹炸得片瓦无存。日本侵略者知道，要摧毁中国军民的意志，首先就要摧毁中国的文化命脉。


    在中国的一百零八所高校中，九十一所遭到破坏，十所遭到完全破坏，二十五所陷于停顿。抗战期间，一百零六所大学内迁，迁徙次数多达三百余次。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被日本宪兵队长期霸占，成为迫害爱国人士的巢穴。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鲁迅遗孀许广平、燕京大学教授张东逊、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受尽折磨。


    日伪在中国的十九个省关闭了许多报纸、杂志和电台，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近千家宣传亲日思想、麻醉国人意志的新闻机构。


    日军铁蹄所到之处，随即展开所谓的“思想攻势”。占领东北之后，日军迅速收缴焚烧关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仅从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七月五个月间，焚烧书籍就达六百五十万册，九千名教师受到逮捕、枪杀或强迫改行。


    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著名诗人郑孝胥亲自写了所谓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义，讲礼让，使我修身。家已齐，国以治，此外何求。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日本军部号召大家都来唱这首“国歌”，以达到他们奴化教育的目的。


    然而，就在郑孝胥宣扬“新满洲”的“顶天立地”、“无苦无忧”、“自由亲爱”的同时，日本军队在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细菌试验、屠杀无辜百姓，三千万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华北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郎宣称：“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的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日军在华北开办所谓的“中心小学”，“希望在二十年内造成十六万模范的小学生，务使在每一个小学生脑筋里只有日本人是他们理想中的朋友”。


    日本驻上海市联络官村田孜郎也提出长久统治中国的建议：“二十多年前，我在支那内地视察的途中看到，受抗日教育的支那小学生认定日本为侵略国家，并大骂特骂日本。从那时起，过了二十年的今天，这些人已经奋战在抗日第一线了。目前在和平政权下进行的亲日教育也必须等到十年后，或者二十年、三十年后才能作为民族意识发挥作用吧。所以说，有必要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依靠魅力人物和有吸引力的口号逐渐获得民心。”


    日本侵略者深知，仅仅占领土地和山河，并不能实现对一个民族的征服，更为重要的是征服这个民族的头脑和心灵。而要征服头脑的心灵，就必须控制教育和宣传命脉。于是，日军所到之处，以极高的效率改造或建立教育和宣传机构，以此来实现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奴化教育，实现对中国永远的占领和吞并。


    王宪尧毕业于伪满“新京国民高等学校”，裴素云毕业于伪满“新京第一女子国民教育高等学校”，对于当年日本在东北的奴化教育，这对夫妻都有深切的体会。后来，裴素云曾经在伪满“自强学校”任教，这所学校的校长虽然是中国人，但大小事务都被担任副校长的日本人斋藤所控制。由于无法忍受日本人的飞扬跋扈，裴素云后来愤然辞职。


    在陪都重庆，在敌机轰炸的警报声中，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下了《炸弹下的中央大学》一文：


    “民国二十一年我到中央大学就职的时候，常以十九世纪初叶柏林大学所负的责任来互相砥砺；至今回想，去这理想还不知有多远。我当时并且以找着对手来抗日的理论，勉励学生。我认为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


    这位昔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认为，在文化教育领域，无论是言传身教的教师还是求知若渴的学生，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强弱。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院校的师生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让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让学术得以发扬光大。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教育抗战和文化抗战为使命，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水尽，依靠典当衣物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园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八口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头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养子女，只好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


    当南开大学被敌机连续轰炸而毁于一旦的时候，校长张伯苓斩钉截铁地高速师生说：“敌人只能毁我南开物质，难毁我南开精神！”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也鼓励迁徙路上的师生说：“将欲抗顽虏，复兴壤，兴旧邦，其必由学乎！”


    罗家伦认为，正是在这一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尤其应当加倍地重视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既是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伟大文明复兴的希望所在。罗家伦指出：“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国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不应该问我们英勇的将士，抵抗得过的人残暴的军队与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和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这是怎样的胸襟和气魄啊！伟大与卑劣、坚韧与邪恶、智慧与愚昧，在此刻显得如此泾渭分明。


    离四川宜宾只有十多公里的李庄，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古村落。半壁河山沦丧之后，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等中国顶极的学术和教育机构都迁移至此。幽静的河湾旁充满了琅琅的书声；曲折的街道上行走着儒雅的学者。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音夫妇也来到这里，继续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并在简陋的房间里坚持写作巨著《中国建筑史》。


    人们曾以无比钦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日本名城奈良免遭轰炸所做出的努力。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梁思成和中华民族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带来的痛苦，而林徽音的弟弟作为一名中国空军的飞行员，更是直接牺牲在对日空战中。国仇家恨，完全可以让他对美军轰炸日本古都感到高兴。


    然而，梁思成是一位超越仇恨的冷静的历史主义者。在随同父亲流亡日本的时候，少年梁思成多次到过奈良，那座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亲自指导设计的唐招提寺，是他所知道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他不能想象炮火顷刻之间使它灰飞烟灭。


    于是，在美军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梁思成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森上校阐述了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古建筑的图纸。梁思成对那位有些迷惑不解的美国军官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想到国人的苦难，我是恨不得炸日本。然而，一种职业责任感，让我冷静下来，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是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人类的结晶。”


    理性战胜了仇恨，文化的永恒性取代了战争的疯狂。梁思成的建议，受到了美军的高度重视。奈良被从轰炸城市的名单中划掉了。


    战争之后，幸免于难的奈良，因为它完好地保存着众多的古代建筑，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在这一命名三十周年纪念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特意刊发了一篇题为《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的文章。


    日本古建筑权威福山敏南博士说过：“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战中向美国提出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轰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抗战最为艰巨的时刻，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李约瑟博士访问昆明。后来，李约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这个生气勃勃的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访问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坚持在他们国家边远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非常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勇气，和他们身处逆境之中所显示的非凡的乐观，甚至是愉悦。”每当警报响起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便迅速跑到郊外，在树林和坟堆中继续上课。侵略者的凶残阻止不了他们对真理的求索和对祖国的挚爱。西南联大朝气蓬勃、以苦为乐的学术氛围，让每一位来访的西方学者都深受感染，他们在这些面黄肌瘦的教授和学生身上看到了这个民族不可摧抑的脊梁。


    西南联大拥有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三百五十多名教师、三千两百七十七名学生，是抗战期间中国最大的一所大学。直到今天，西南联大师生的学术成就，依然像高山般矗立在后人的面前，既让我们惭愧，又催我们奋进。


    内迁高校与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相始终。内迁高校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抗战史中最灾难深重但又最光辉难忘的一页。


    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实践上的爱国者，而不是口头上的爱国者。喊几声爱国和抗日的口号易，而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拿出成就来蔑视敌人难。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直到今天，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果不能在文化建设、教育普及和科学发明方面超过日本，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者“蛇吞象”的野心。如果不能虚心地面对人类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并“拿来”为我所用，那么我们只能像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一样因抱残守缺而走向灭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成为国家命运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应当成为国家未来的奠基者而不是享用者。


    罗家伦发现了中日两国实力消长的根源，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求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坚守岗位、奋发图强。可惜，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口头上的“爱国者”多，而实践上的爱国者少；夸夸其谈的“爱国者”很多，而埋头苦干的爱国者少。


    那场战争中国的确胜利了，但六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国民修养和民族素质，却都不容乐观。中国被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远远地抛到了身后，日本的各种工业产品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能够无愧于罗家伦、浦江清这些呕心沥血、上下求索的先辈们吗？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的画卷上，蒋百里、郁达夫、老舍、罗家伦、梁思成等人只是几滴小小的水珠，但水珠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在他们身后，还屹立着四万万坚韧卓绝的同胞。


    让我们与他们站立在一起，站成民族的脊梁，站成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