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马可·波罗

    两位蒙古基督徒离开北京，穿越中亚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故事，显示了蒙古征服的程度是多么深远。通过统一亚洲，帝国已经打通了横跨欧亚大陆的旧道。这条古老的丝绸贸易及佛教朝圣之路，自从11世纪以来已经因伊斯兰的扩张而关闭，如今再次为沙漠商队和朝圣者所走过。这就是蒙古征服一个无法否认的功绩；成吉思汗</a>的战争，使得马可·波罗的旅行成为可能。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的父亲与叔叔——尼可与马菲奥——是两位威尼斯的商人，1260年，他们离开君士坦丁堡，开启了一次穿越俄罗斯南部蒙古汗国的旅程。从那里，他们经由布哈拉和新疆，前往中国。在那里，忽必烈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接待。当二人离开之时，这位大可汗交付给他们一项前往罗马教庭的使命：请教皇为他提供一百位“精通七艺”的博学人士。1266年，波罗兄弟离开中国，重新穿过中亚，经叙利亚抵达罗马。不幸的是，教皇低估了忽必烈的要求之重要性，如果实现了它——向中国派出一百名拉丁学者——很可能会改变之后历史的进程。1271年底，波罗兄弟再度出发去中国，他们只带了尼可的儿子，后者是一位不朽的游记之作者，我们将努力描述这部作品。


    这一次，三位旅行者横穿了波斯的蒙古汗国，以及阿富汗北部，翻越帕米尔高原，取道喀什噶尔南部，遵循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过疏勒、莎车、于阗及罗布泊，最终抵达了中国的甘肃省。在这里，他们在甘州驻留（马可·波罗称其为Canpchu），一座三人评述了景教社团存在的城市。接着，他们向东继续放行，造访了前唐古特都城银川（Egrigaia），在这里，波罗一行再次注意到，在一个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偶像崇拜者（佛教徒）的国度，有一个景教团体存在。从这里，他们进入了汪古部（在今天的内蒙，马可·波罗称其为Tenduc）；马可·波罗将这里当成了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他提及了著名的“乔治王子”家族，基督教信仰的拥护者。离开汪古部之后，波罗一行进入了华北，马可·波罗像当时的突厥人（以及今天的俄罗斯人）一样，将华北称为“Cathay”（契丹），这一词语来自契丹的国名，它在11世纪统治着该地区。最后，旅行者们来到了上都（Chandu），此地是忽必烈的夏宫，在今天的多仑诺尔附近。在这里，波罗一家将一封教皇格里高利十世（Greggory X）的信件交给皇帝，随后，马可·波罗跟随宫廷去了北京——当时称为大都或者汗八里（Cambaluc）。忽必烈似乎对他另眼相看，委任他为扬州（Yanju）的盐税管理官。


    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描述了在中国的两次旅程：一次在西部，从北京出发，途经山西、陕西和四川到达云南；另一次是在东部，同样从北京动身，取道山东、长江下游和浙江抵达福建。在记述这两次行程时，他为我们展现了一份简要的华北与华南（Manji，昔日的宋帝国）之经济调查。其中他提到了华北的煤矿：“有一种黑色的石头，像其他任何石头一样从山中挖出，但能如木柴一样燃烧……契丹地区各处都烧这种石头。”他同样对可通航水道发挥的作用印象深刻，并首先评价了长江（Kian）——中国经济主动脉——的重要性：“长江上承载的船只，比航行在基督教世界中所有江河湖海中的一切舰船加起来还要多，船上的物品也更加精致和昂贵。”马可·波罗补充说，每年有二十万艘船舶溯长江而上，更不用说那些顺江而下的了。他同样注意到了大运河的经济重要性，这是由忽必烈重修并完善的，它使得从长江下游向北京运送稻米成为可能。


    为了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内商业，以及与印度及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在长江下游、浙江及广东地区的各个港口，已经组建起了强有力的商人行会，可以媲美佛兰德斯的行业协会或者佛罗伦</a>萨的大商会。说起杭州（他称之为Kinsai）的行会时，马可·波罗写道：“商人是如此之多，而且这么富有，以至于没有人能说出全部真相，它是如此惊人。我还要补充说，这些大人物及其妻子们……不用亲手做任何事情：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的精致与洁净，好像王室一般。”纸币——马可·波罗幽默地将之比作点金石——的普遍使用促进了商业交易：“我向你保证，所有他的臣民，所有国家和一切民众，在支付时都会乐于接受那种纸钞，因为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能用纸币支付任何物品——各种器皿、珍珠、宝石和金银。”中国人不可思议的商业天资，博得了这位威尼斯人的赞许，因此他经常回忆起所有这些财富的公开展示——从印度返回的船只装满了香料：胡椒、生姜和桂皮。溯长江而上，或沿运河而上的平底船，满载着稻米。杭州和泉州的店铺中堆满了贵重物品：金线织物、森德尔绸，“以及各种各样的丝织品”。简而言之，他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13世纪中国的经济地理志。


    马可·波罗给出了中国主要市场的信息。首先是北京，这是北方的丝绸中心，在当地“每天有一千辆装载丝绸的马车进入大都，因为当地人要加工很多金丝织物；事实上，他们几乎一切布料都是用丝绸做成的”。然后是成都（Sindufu），四川的首府，这里生产丝绸并出口到中亚；扬州是长江下游稻米交易的大中心；马可·波罗特意用一章来讲述昔日的宋都杭州（Kinsai），他将之描绘成“中国的威尼斯”。杭州是最重要的食糖市场，同时是一个有无数船只造访的港口，它们带来了印度与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离开时则满载丝绸，驶向印度与穆斯林世界。杭州城里，有一个很大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基督徒商人的聚居区。最后是福建的两大港口：福州（Fuji）和泉州（Zaitun）。福州商人拥有大量的生姜与莎草；而且，“在这个省内，食糖产量大得让人难以置信。这里还有大量的珍珠与宝石交易。这是因为以下事实：许多从印度来此的船只，带来了大批商人，他们在印度群岛经商”。但是，全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却在泉州：“这里是所有印度商船都要抵达的海港。……同样是华南商人出发的港口，是一个向四面八方伸展的区域。简而言之，在这一港口，有着如此庞大的商品、宝石及珍珠交易，确实是一个奇观。从这座城市的海港，所有一切都分配到了整个华南地区。我同样能向你保证，如果有一船胡椒运往亚历山大或其他地方，被带到了基督教世界，那肯定有一百船胡椒被运到了泉州港。”


    1292年初，马可·波罗与他的父亲和叔叔一起登船，出发返回欧洲。忽必烈授命马可护送一位年轻公主同行，她被嫁给波斯的蒙古可汗做新娘。在苏门答腊岛，他们中断了自己的行程，在霍尔木兹海峡离船上岸，1295年到达自己的家乡威尼斯。


    与此同时，和这几位大胆商人（马可·波罗是他们的模范）同时代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开始来到蒙古治下的中国。1289年，教皇尼古拉斯四世（Nichs Ⅳ）（他从拉班·扫马处获悉，蒙古帝国有许多本土基督徒）派遣圣方济各会修士孟德高维诺（John de Montecorvino）前往远东。孟德高维诺首先在波斯的蒙古汗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接着去了印度。他到达中国时，忽必烈的孙子</a>与继承人大可汗铁木耳对他表示了欢迎。孟德高维诺在汗八里建立了两座教堂，这部分归功于一位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的慷慨，在孟德高维诺的行程中，后者一直陪在左右。短短几年之内，孟德高维诺就“为一万多鞑靼人”施过洗礼，并将赞美诗翻译成后者的一种方言。汪古部的王子乔治，直到当时还是个景教徒，通过他皈依了天主教；乔治的儿子受洗并取教名为约翰，正是为纪念孟德高维诺。


    1307年，教皇任命孟德高维诺为汗八里大主教。1313年，三位圣方济各会士抵达北京，他们将成为孟德高维诺的副主教；其中的一位，杰拉德，后来成了泉州的主教。在当地，某位富有的亚美尼亚人建立了一座教堂。泉州的第三任主教，斐路加的安德鲁，在一封标注为1326年1月的信件中写道，大可汗赐给了他一百金弗罗林的退休金；他还在泉州附近为22名修道士建起了一座修道院，他将其时间分别用在了自己的教会和山地隐居地之中。


    继孟德高维诺和斐路加的安德鲁之后，派往蒙古中华帝国的最知名传教士，就是圣方济各会士和德里。此人在1314到1318年间，从威尼斯乘船出发，穿越波斯的蒙古帝国，在印度中止了自己的行程，并于1324或1325年前后在广州登陆。他将此地称为辛迦兰（Si）。在其旅行记录中，和德里讲到了这座城市的人口密度，这一地区的财富，食物的丰富与便宜，居民的勤劳个性（他们是天生的商人及熟练的工匠），以及当地民众祭拜的大量神祇。他对泉州同样感兴趣，这是一座“相当于两个罗马大”的城市，他在当地受到了其圣方济各会兄弟的接待，并有可能对这里的大教堂及山地修道院表示过赞美。杭州甚至更加令和德里充满爱慕，根据他的记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座大湖之间，像我们的威尼斯一样遍布运河与潟湖”。谈到诸多不同的成分——汉人、蒙古人、佛教徒、景教徒，以及其他，他们全都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生活在一起——之时，和德里称赞了蒙古的行政管理：“这么多不同的种族能一起和平相处，并由同一种势力所管制，这一事实对我来说，似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通过一位蒙古显贵的影响力，和德里得以访问了一座佛教寺院，并与僧侣们讨论转世轮回的问题。


    和德里对长江下游渔业的重要性，特别是借助鸬鹚来捕鱼的方法（今天依然在运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终他到达了汗八里。在那里，他说：“大可汗居住在一个极为庞大的宫殿之中，其围墙就超过了四英里，将几座次要宫殿圈于其中。皇城因此由几个同心围墙所圈成，而大可汗及其宫廷成员正是住在第二圈。在皇城中心建起了一座假山，主要宫殿就建立在此之上。山上种植着非常精美的树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被称为‘绿山’。它为湖泊和水池所环绕，一座神奇的小桥横跨湖面，这桥是我所见到最漂亮的。既是因为它的大理石材质，也是出于其建筑的精致。在湖上，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水鸟：鸭子、天鹅及野鹅。围墙还圈着一个养有野兽的大花园。如此一来，大可汗不用离开宫廷，就能够享受到追逐猎物的快乐。”


    “至于我，和德里弟兄，”这位传教士继续写道，“在这座城市中，我与我们的圣方济各会士兄弟们一起生活了三年半（1325—1328年），他们在京城有一座修道院，甚至还在大可汗的宫廷中任职。事实上，其中一位弟兄（孟德高维诺）是宫廷的大主教，大可汗每次出宫旅行时，他都要送出自己的祝福。”和德里描述了这样一次接见：在其主教率领之下，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们列队靠近坐在马车中的君主：“大家举着一只固定在棍棒上的十字架，唱着《降临吧，圣灵》。当一行人接近御驾之时，大可汗已经听出了我们的声音，就吩咐所有人走近他。当我们靠近并举起十字架时，他脱下自己的头饰（其价值无法估量），并向十字架致意。主教宣告了他的祝福，而大可汗则以最为虔诚的方式亲吻了十字架。随后，我将香柱插入香炉之中，主教向皇上敬了香。”


    像马可·波罗一样，和德里对蒙古人所创立的邮政体系之杰出组织与非凡速度做出了评论：“信使们骑在非常迅疾的骏马或者赛骆驼上，全速飞奔。当他们能够看到驿站时，就吹响号角宣告自己的接近。在接到以此方式发出的信号之后，驿站负责人就让另一位骑手或骆驼手准备就绪，并备好新的骑乘动物。这位骑手抓过急件，飞奔到下一下驿站，在那里，会发生相同的交接。以这种方式，在一天之内，大可汗就能接收到边远地区，通常需要三天骑行才能送达的消息。”


    和德里似乎是在1328年离开北京的。他首先穿越了汪古国，在那里，跟之前的那些人一样，他也注意到了景教徒。接着，和德里途经甘肃，注意到了那条大沙漠商队线路沿途的城镇与村庄，它们相互间挨得非常近，以至于你刚刚离开一个，就马上能看到下一个村镇的围墙。和德里穿过中亚，于1330年5月到达帕多瓦自己的修道院。


    元大都布局图


    到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基督教已经在欧洲广为人知。1340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Benedict XII）派遣圣方济各会传道士马黎诺里（ Marignolli）前往远东。在经过了南俄罗斯与突厥斯坦的蒙古汗国之后，他于1342年来到北京。8月19日，他得到忽必烈的第十位继承人、大可汗妥懽帖睦尔的接见。马黎诺里献给大可汗一匹高大的西洋马，这件礼物得到了对方的盛赞。1347年12月26日，他乘船由泉州出发，在印度停留了一段时间，于1353年回到阿维尼翁（Avignon）。1370年，教皇乌尔班五世任命了一位新的北京大主教，但这位高级教士从未履职，因为蒙古的元朝已经被汉人的民族革命推翻，并建立了明朝。取胜的汉人，将基督教纳入了他们全面禁止的、蒙古人所青睐的一切“外来教义”之中。


    在结束本章之前，让我们简要总结一下源于蒙古统治时期的利益与伤害。


    首先是因这一政权而带来的好处。


    蒙古几乎统一了整个亚洲，重开了自从10世纪以来关闭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大通道。丝绸之路——我们已经在安东尼时代及汉帝国时追踪过它的发展阶段，在7世纪唐玄宗</a>统治时期也曾目睹过其重要性，当时，它是佛教徒的朝圣线路——这条悠长的商旅之路，横贯帕米尔高原，将波斯与远东连接起来，现在则被马可·波罗穿越。中国再度与波斯，以及越过波斯与西方世界联系起来了。距离被缩短，两大洲联系更为紧密。两位出生在北京附近的修道士，一个当上了巴格达大主教，另一个则成了出访教皇和法国国王的大使；圣方济各会的信徒们，有的被任命为北京大主教，有的则前往福建沿海修建大教堂。一位威尼斯商人进入了中国的盐税管理部门。蒙古人掀起的风暴，刮倒了花园的围墙，将树木连根拔起，将花种由一个花园带到了另一个。就这方面而言，“蒙古世界”带来的利益，与源自“罗马世界”的好处是类似的。直到发现好望角和美洲，这个世界才得以发现一个堪比马可·波罗年代的新时期。


    与这些好处相对的，必定是蒙古统治导致的不良后果。这主要不在物质方面，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成吉思汗之孙，伟大的忽必烈，是多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佳统治者之一。在他治下，其可怕的祖父所摧毁的一切恢复了。但从精神视角来看，在蒙古时期，就如同中国人心灵中的一股清泉被阻断了一般，这是一种需要缓慢恢复的伤害。的确，在蒙古人被驱逐之后，中国新的明王朝尽其最大努力，在各方面复辟过去——用一支大笔将外来占领就此删去，并让历史从其接触到的那一点再度开始，事实上，这一点不在1260年，而是在公元907年。但因为它对传统的极度忠诚，以及试图在一切领域复制过往，这个新王朝为一项没有生机的任务所限制。这才是蒙古入侵中原栽下的邪恶之根。中国的有机体遭受了如此强烈震动，变得这般虚弱，因此一旦暴风雨过去，它就紧紧地、胆怯地退缩到体内。在数个世纪里，中国一直不知疲倦地喷涌着最为奇妙的文学、艺术与哲学创新。如今，除了重复那些固有形式，以及从复制品中再复制之外，她不敢做任何事情。在努力保持对过往的忠诚中，她背叛了自己最伟大的传统。因为，中国过去的伟大，首先就在于复兴与创新的无穷力量，在于创造精神的自发性，这些精神反过来造就了商代青铜器的辉煌、庄周的形而上学飞跃以及孟子</a>的超人视角。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这类生命力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自信心的缺失和对外部世界的普遍不信任，以及一种事实上远离了那些逝去的伟大时代的怯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