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忽必烈可汗

    忽必烈43岁时，兄长蒙哥的死将他送上皇位。到此时为止，他是成吉思汗</a>最出色的孙子</a>。忽必烈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像其著名的祖父一样——一位优秀的军事首领，以及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有着本种族的坚强品质，又有从中原文明中有意吸纳的文化所带来的优势。蒙哥死时，忽必烈正在攻打汉人控制的城市武昌（位于长江沿岸）。为腾出手来，忽必烈与南宋达成了休战协议，并火速赶回北京。随后，他向北继续自己的行程，来到位于上都的夏宫，靠近今天的多伦诺尔。正是在那里，1260年5月6日，忽必烈得到军队的拥护，并自立为大可汗。


    元世祖忽必烈画像


    忽必烈的继位，并没有得到其家族无可争议的接受。他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在蒙古的哈喇和林自立为大可汗；而事实上，为了与自己的弟弟争斗，忽必烈才突然与汉人达成了停战协议。两兄弟之间的这场战争以蒙古作为舞台以及最重要的赌注，持续了四年时间。最终，1264年8月，被击败的阿里不哥向忽必烈屈服。


    一旦摆脱了家族竞争，忽必烈就得以恢复对大宋帝国的征服行动。宋朝的度宗皇帝（1265—1274年在位）信任一批运气不佳的政客，那些通常富有勇气的将军们所做之努力，都因这些人而落空。然而，蒙古人用了八年多时间，才终止了汉人的抵抗。单是对湖北的姊妹城——襄阳与樊城——的围攻，就持续了五年（1268—1273年）。抵抗者表现出了非凡的顽强，当陆路一侧被封锁时，他们一度设法通过船只将补给送进来。多亏了两位勇敢的船长，他们成功地溯汉江而上，并在这次辉煌的行动中为国捐躯。之后，蒙古人将其投石机及弹弩炮队投入到战场，这些设备是在军中服役的维吾尔和阿拉伯技师建造和操控的。这场炮击最终战胜了英勇的守卫者。两座城市的陷落，使得蒙古人能够经由汉江下游到达长江中部，随后继续沿着从武昌到南京的广阔河谷顺流而下。到了1275年年底，所有的蒙古军队都在杭州——这座大宋的陪都——会合。


    在这里，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度宗皇帝是个文化素养很高但不称职的君主，他已经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了无能的大臣贾似道</a>。后者的唯一方针，就是欺压将官们。随后度宗去世了，贾似道为了继续掌权，就将一个四岁孩子送上了皇位（1274年）。与此同时，长江下游的要塞一个接一个地落入了敌人的掌控之中。最后，摄政太后罢免了贾似道，但已经太迟了：杭州被四面包围。到了1276年2月底，守军投降。蒙古将军伯颜进入了这座伟大的城市，将小皇帝带到了忽必烈那里。后者以非同寻常的仁慈对待年幼的俘虏。在给了他一笔抚恤金之后，忽必烈做了法兰克人对墨洛温和加洛林两大王朝被废黜者经常做的事情——将小皇帝作为修道士抚养长大。47年之后，在某座寺院中，这位大宋的继承人平静地去世。根据马可·波罗记载，皇太后同样出家，进入一间尼姑庵。在此之前，她也得到了有礼貌的对待。这显示，自从成吉思汗时期以来，蒙古人已经取得的进步何等巨大。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半野蛮民族，已经达到了更为古老的文明国家之水平。


    广东地区仍旧留待征服。在那里，残余的汉人忠君者聚集在被废小皇帝的哥哥周围。作为抵抗运动的中心，广州无法坚守太长时间，1277年被征服者攻克。宋朝最后的傀儡皇帝，是个八岁的孩子，被保护在忠诚的英雄张世杰的战船上。几个季度以来，他都能够躲藏在广东沿海的一些偏僻港口中。但是蒙古人坚定执着，他们装备了一支出色的舰队。在广州西南小岛崖山附近的水域，蒙军将汉人的小型船队重重包围。1279年4月13日，对忠诚者来说，这是灾难性的一天。更快的宋军舢板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战线，但御驾的龙船过于笨重，未能跟上这次行动。皇帝的一位仆从在其面前出现。“大宋气数已尽，”他悲哀地说，“陛下应当和它一起赴死。您的弟弟如懦夫一般投降了，一定不要重复这般耻辱！”说完，他将孩子抓到自己怀中，纵身跳进了波涛里。至于那位英勇的张世杰，似乎死神已经放过了他，但一场台风突然刮到了船上。“他不愿意开船靠岸，而是爬上了主桅楼，高高举起一支香，对天高呼：‘我，张世杰，已经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大宋的事业，现在，他们中的最后一位也死了；如果他们的事业依旧有一线希望，如果皇帝们的牺牲是永垂不朽的，那么，就让老天留下我，我将继续为他们服务。如若不然，我已经活得够长了！’就在这时，一阵涡流吞没了张世杰的小船，他随之消失在了浪涛之 中。”


    整个中国，首次落入到了一个外来征服者的掌控之中。在中世纪早期那些侵略者失败的地方，忽必烈最终获得了成功；他已经实现了数百年来数代游牧民的含糊梦想，这是从吉尔吉斯大草原到满洲森林，每一个蒙古族居住者的愿望。幸运的是，这场由成吉思汗开始并由忽必烈完成的征服，一直进展得足够慢，因此其最危险的结局能够得以避免。从成吉思汗首次入侵甘肃的唐古特王国，到忽必烈的旗舰摧毁宋朝最后的小船队，已经让战无不克的蒙古人花费了74年时间（1204—1279年）。当这一庞大任务最终完成之时，汉人发现征服自己的并不是另一个成吉思汗——一个游牧民族的野蛮人，身披兽皮，除了烧杀之外别无他想——而是一个几乎和他们其中的某个人一样的蒙古人。


    事实上，忽必烈可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尽管已经征服了中原，但他本人首先已经被华夏文明征服。忽必烈的胜利，使他能够实现自己持久的野心：成为一位真正的“天子”，并将蒙古帝国变成一个中华帝国。最终，这条道路清楚了，随着大宋王朝的消失，他成了这个有1500年历史的帝国之合法主人。忽必烈的王朝——它采用了“元”为朝代名——目标就是传承之前22个前辈的传统。这种汉化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忽必烈已经不住在蒙古了，虽然他是那里的主宰。1260年，他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都城，而1267年，在那里，于中都旧城的西北，忽必烈开始修建新的大都城，也就是蒙古人所说的汗八里（Khanbalik），即可汗之城，而马可·波罗则称之为“Cambaluc”。


    作为蒙古人的大可汗，忽必烈不得不在亚洲发起了几场战争。在成为中国统治者之后，他申明远东其他国家要对自己效忠。朝鲜，一直或多或少地让他的前任们难以控制，如今却接受了忽必烈的宗主权；但他派到日本（1274和1281年）和爪哇（1293年）的战舰及远征军，却未能成功。对大海来说，大草原的勇士们都是陌生人，他们被迫依靠汉人和朝鲜人士兵，不过那些人是出于强迫才为蒙古人服务的。1281年9月15日，一场台风驱散了蒙古的“无敌舰队”，为忽必烈征服日本的努力画上了句号。在印度支那，他同样失败了：1283、1285及1287年，他派去进攻安南（今天的北部湾及越南北部）王国及占婆王国（今越南南部）的军队，全都遭遇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来自西伯利亚边境的勇士们，在北部湾的气候下大批死亡。不过，这些挫折并没有妨碍随后安南、占婆与缅甸的执政者承认元朝的宗主权。当忽必烈不得不与他的一个堂弟海都（Kaidu）争夺大可汗头衔以及蒙古的所有权之时，一场严重得多的冲突就愈演愈烈了。后者在艾比湖附近统治着塔尔巴哈台及准噶尔。


    通过成为“天子”，忽必烈接受了华夏文明，令蒙古帝国越来越汉化，并将其住所由哈喇和林迁到北京，这已经让许多蒙古臣属表示不满。这些人依然忠于其种族的传统、草原生活及游牧精神。这些反抗者首先聚集在忽必烈的幼弟阿里不哥周围，但他们所支持的夺取汗位的斗争并未成功。阿里不哥被挫败之后，这些人找到了一个新的汗位觊觎者，就是忽必烈的堂弟海都。此人同样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在荒凉的西部，继续过着其游牧民祖先式的粗野生活。他是一匹草原之狼，与忽必烈这个汉化的、定居的蒙古人截然相反。1267年，海都成功地从忽必烈那里强夺了突厥斯坦的宗主权，当时称为察合台汗国（Jagatai），因为这里曾经是成吉思汗分封给儿子察合台汗的地域；1277年，海都差一点成功地从忽必烈那里夺走蒙古。十年之后，他又拼凑了一个反对忽必烈的诸王同盟，其地盘从突厥斯坦延伸到了满洲。1288年，在一场艰苦的军事行动中，已经72岁的忽必烈粉碎了这一联盟。战斗是在满洲进行的，并被马可·波罗记录了下来。但最终处置海都的事宜，（1301年）则留给了忽必烈的孙子铁穆耳大可汗。


    简而言之，作为蒙古人的大可汗，忽必烈远远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尽管他能够保持对蒙古本部的占有权，但其堂弟们统治着突厥斯坦及南俄罗斯，拒绝承认他的宗主权；唯有其弟弟旭烈兀的家族（统治着波斯），依然是他的忠实封臣。忽必烈本族人带给他的麻烦，全都因为以下这个事实：他抛弃了祖先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个汉人的君主。


    而正是作为一个中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取得了空前成功。在这种能力上，他配得上马可·波罗的赞许：“从臣民、土地及财富来讲，从我们的先父亚当直到今天，他都是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有权力之人。”没有一个天子在履行其职责时，能比成吉思汗的孙子更认真。他的恢复型管理，治愈了一个世纪的战争创伤。在宋代灭亡之后，他不仅保留了这个倒台王朝的制度及管理团队，还尽其一切可能，以赢得在职官员的个人支持。因此，忽必烈能得到的最大荣耀，也许不在于他是第一个征服整个中原之人，而是他让国家平稳下来。


    在经过如此严重的破坏与毁灭之后，这个国家陷入了一种悲惨境地，统计数据让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些概念。1125年前后，中国有20882258个家庭，按照通常的比率计算，大约有一亿人口。1290年，全国已经缩减到不超过13196206个家庭，相当于略少于5900万人。为了恢复这个国家的繁荣，就必须在所有领域付出艰苦努力。


    忽必烈对交通问题极为关注，对这一庞大帝国的管理及食物供应来说，这是个最为重要的事情。他修复了御道，在其中大部分都种上了树木，并在沿路每隔一段距离修建客栈。他将蒙古的邮政系统（驿站）扩展到了中国，此举赢得了马可·波罗与和德理（Odoric de Pordenone）的称赞。二十多万匹马，在许多驿站之间分配，据说就是为了提供这一服务。为了向北京供应粮食，以及将大米从长江下游运出，忽必烈在杭州与首都之间着手进行规模庞大的运河修建。这条在他主持之下的皇家“大运河”所流经的河道，直到今天依然在使用。为了应对灾荒，他恢复了“国家保险”措施，即宋代在开封时期实行的国家控制立法——一套与大名鼎鼎的王安石</a>密不可分的法则。像这位改革家一样，忽必烈颁布诏书，规定最高限价。在丰年中，从收成中产生的剩余被政府收购，并储存在公共粮仓之中；到了匮乏和物价上涨的时节，官府就打开粮仓，免费发放谷物。公共救助系统也重新组建了，1260年颁布的一道法令，规定各地方长官向年老的学士、孤儿、病患及残疾人提供生活必需品。1271年的一道教诏令，建立起了慈善制度，对穷困家庭的稻米和稷粟分配成为定期；马可·波罗说，忽必烈本人每天要供养三万名穷人。


    在蒙古行政机构中，最有缺陷的部门是其财政。在宋代的制度中，忽必烈发现了纸币，或称“钞”的用途，由赋予了与银锭同等价值的债券或息票构成。忽必烈扩大了这一应用，并使其成为自己财经政策的基础。马可·波罗评价道：“人们可以这样说，大汗是一个完美的炼金术士！”——因为蒙古已经发现了真正的“点金石”——一种用桑树皮加工的票据制造黄金的艺术。1264年颁布的一道圣旨，限定了一切主要商品的纸币价值；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这是一部能通过确定最高价格来控制市场的法律；而从财政视角来讲，这是一部固定纸币兑换率的法令。忽必烈的首位财政大臣，穆斯林赛典赤·赡思</a>丁（Sdyid Edjell，卒于1279年），一位布哈拉（Bukhara）的土著，似乎将钞票的发行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之内；但在他的继任者们——首先是另一位来自河中的伊斯兰教徒阿合马（Ahmed Benaketi），随之是维吾尔人桑哥（Sangha）——当权时，种种不适当的做法就开始实施。二人都实行了一种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令纸钞很快贬值。为了筹集资金，他们不得不依赖重复兑换以及用重税进行垄断。1282年，阿合马被暗杀，死后被忽必烈削去官职；1291年，桑哥因为盗用公款而被处决。1309年，忽必烈的第二个继承人，大可汗海山（武宗皇帝）在位时期，放弃阻止已发行纸钞贬值的努力，发行了新的钞票，但这些虚拟货币依旧贬值。


    最终，元朝政府被迫回归了之前各王朝使用的金属铸币；但是，持久性的国家财政危机，作为忽必烈（1260—1294年）及其孙子铁穆耳（1295—1307年）统治时期的一个标志，是不可能不引起民意反弹的。这种持续的通货膨胀，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纸币不断贬值，导致市场不稳定，只能令蒙古政权在中国商业发展最充分的地区、在长江下游大的城市中心以及福建和广东沿海的港口不受欢迎。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城市人口——从马可·波罗称道的强大行会，到和德里所关注的小店主——生活都离不开商业与金融。14世纪中期，正是在这一地区，开始了反对蒙古政权的全面暴动。


    我们已经看到，两位穆斯林大臣相继掌控帝国财政。这并非孤立个案，对伊斯兰教徒的重用，与蒙古人的土地占有制联系紧密。


    当蒙古人征服金朝时，他们在华北发现了一种与古代中国大相径庭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在蒙古人之前统治中国北方的两个鞑靼政权，契丹（辽代，10到11世纪）和女真（金代，12世纪），为了形成大片领地赏赐他们自己的贵族，已将大量的中国农民推到了农奴境地。1183年，就在蒙古征服前夕，农奴在全部金朝人口超过五分之一：据记载，在全部6158636名居民中，有1345947人为农奴。


    当蒙古人在北方取代女真之后，他们占据了为金朝贵族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全部封地与采邑。在华南，也即昔日的宋帝国，蒙古人以类似的规模没收土地；成吉思汗宗族的诸王，甚至是并不重要的蒙古贵族（那颜，把那秃儿），也能获赏一块很好的土地，作为他们的私产。一旦这种纯粹的掠夺期告一段落，为了让中国经济重新发展，蒙古人设计出了一种以高利率向汉人发贷款的方法：——这批汉人，与在征服时期在农村里经常被他们逼为农奴的，或者在城市中业务被掠夺的是同一批人。这些贷款由钱庄行会或商号做中介来生效，后者通常都由被蒙古人称为“鄂托克人”的穆斯林所组成。这些来自布哈拉与撒尔马罕的伊斯兰教徒，马上就能扮演一种角色，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伦巴第人和18世纪法国的包税人。“在蒙古时期，他们是远东的大钱商。”伯希和如是说。这些人想必极为贪婪，因为在1298年，忽必烈的继承者铁穆耳大汗，意识到不得不保护华南人口免受他们的勒索，或者更准备地说，是躲过雇佣他们的蒙古贵族之压榨。民众得到保证，将抵制穆斯林行会的高利贷需求，以及占有债务人的妻儿。


    除了这一特殊问题，在其官方立法《元典章》中，蒙古王朝同样关注在大庄园劳作的奴隶、农业劳工和佃农地位之普遍改善。相比宋代立法所做的事情，它试图更加有效地保护这些不幸的人抵抗其主人的压迫。1295年，铁穆耳执政首年的一项法令，甚至禁止蒙古贵族在庄稼地里骑马，以防伤害谷物。“14世纪早期的元代法律，”马伯乐</a></a>说，“将土地所有者殴打农业劳工或佃农致死列为犯罪行为，要杖责一百零七下。佃家的生活非常艰辛，在有些场合，有必要下令减少过于沉重的租税。1285年，江苏的税收减少了一成，到1304年减少了两成，1354年，这一举措被普及到了整个帝国。”


    蒙古人在中国的的宗教政策，特别值得关注。


    马可·波罗观察到，对于各类宗教，忽必烈都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宽容，或者说一种普遍的仁慈。这一态度有着双重原因。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的宗教基础，是某种形式的萨满教，它敬畏掩藏在天空、山脉与水源之中的每一种可能的力量之表现形式；而出于同样的有些迷信活动的畏惧，它还崇敬一切奇迹创造者的力量。因此，所有已经确立的宗教，以及代表它们的形形色色之教士，都有资格同样得到这种谨慎的尊重。而且，像忽必烈这样一流的政治家，很快就会意识到安抚这些不同派别的宗教人士对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价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与这些成型宗教缔结了不止一份，而是与它们的数量一样多的协定。当他取代了宋朝皇帝，成为这个古老帝国的宗教领袖之时，忽必烈履行了国家儒教必须的仪式姿态，但他还没有把儒家文士争取过来之前，就开始寻求佛教与道教的支持，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可以利用这种支持，来反对儒家学者顽固不化的宋朝正统观。为达到此一目的，忽必烈计划组建作为国家教会的佛教与道教团体，各个宗教的领袖由他来提名，并对他负责。这也正是拿破仑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设想。


    除了古老的蒙古宗教萨满教之外（他未曾完全抛弃之），忽必烈的个人偏好，无疑是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当被邀请充当佛教徒与道教徒之间某些宗教争议的仲裁者时，他的决定明显地偏袒前者，而不利于后者。根据马可·波罗的记录，他有一些从锡兰带回来的佛教徒圣物。忽必烈将一位年轻的佛教圣僧——八思巴喇嘛——从吐蕃召到了自己的皇宫。后者成为了他的朋友和被保护者，并领命模仿西藏字母表的样式，为蒙古人设计字母——这项工作最终没有任何进展，蒙古人更偏爱源于叙利亚的突厥—维吾尔字母表。


    忽必烈的继承人继续偏爱佛教徒，特别是吐蕃喇嘛，甚至变本加厉。多亏了帝国的这种保护，一种喇嘛教教权主义在中国不无阻挠的情况下发展起来了。正如这一时期的一份政府报告声称：“人们看到这些喇嘛进入大小城市，他们在当地并不住进客栈，而是留宿在了私人宅邸，并将其主人赶走，以便更轻易地勾引后者的妻子。他们并不满足于纵情酒色，还要从民众那里拿走他们本来就不宽裕的钱财。他们是大众的吸血鬼，甚至比收税官更为残忍。”这番评价毫无新意：是儒家文士批判佛教出家制度的老调重弹；但可以肯定的是，儒士们认定，对其宗教上的竞争对手获得的过多特权，蒙古政权要为之负责。毫无疑问，在导致这个王朝不受欢迎及最终解体的普遍不满中，文士的态度也是其中之一。


    简而言之，在蒙古王朝统治下，相比我们所知的众多鞑靼政权时期，比如五世纪的拓跋魏，佛教享受着同样的青睐。对于这个伟大的印度宗教，尽管许多皇帝曾经给予私人保护（例如，就像唐朝许多君主一样），但汉人政府从来没有将之视为一种非异族宗教——对它的抱怨经常反复。儒家文士们作为皇家的顾问，也许可以短时期容忍，但他们从来不会去证明，对佛教的偏爱期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中原的游牧民主人，无论是突厥人、蒙古人，还是通古斯人，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佛教。儒家的行政官员们，在每次新的鞑靼征服期内，都发现自己站在输家一方，被完全排除在万事之外——至少在占领初期是如此。因此在中国，佛教从来没有像异族统治时期那样兴盛。


    然而，做出某些保留还是必要的。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中原佛教及吐蕃喇嘛教的实际情况，但在中原，同样存在着某些秘密教派，例如白云教和白莲教，他们都自称佛教，尽管事实上都只是异教。有人指出，白云教也许受到了摩尼教信条的浸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后者在公元763到840年传播普遍，这多亏了维吾尔突厥人的支持。至于白莲教这一秘密教派，它起源于阿弥陀佛的虔诚派，1133年，它变成了一个有大师、有夜间聚会等活动的秘密组织；这些隐蔽团体，或多或少地一直受到宋朝政府的镇压；在元朝建立的过程中，白莲教似乎与蒙古人有过合作，作为回报，政府给予了他们礼拜的自由，甚至承认其合法地位。然而不久之后，因为遭到蒙古当局取缔，（1308—1322年）白莲教被迫再度转入地下。事实上，他们的夜间集会地很快就充当了蒙古政权之敌的集会场所。


    道教曾受到最初几位蒙古征服者的青睐，在道教术士身上，他们很自然地看到了本族萨满巫师的影子。成吉思汗本人就有这样的想法，1122年，他将道教长老长春真人传唤到阿富汗（他正在那里打仗）。尽管此圣人无法给成吉思汗提供长生的秘密，也许只满足于宣讲“道”之信条。但这位征服者却对他评价甚高，并给予道教以豁免令。在忽必烈治下，道教不再受到青睐，而佛教徒在他面前重提对其老对手的旧抱怨：例如，道教徒伪称，佛教不过是他们教派的一个分支。在一场公开辩论中，道教徒被证实曾篡改经文并伪造手稿；因此忽必烈的同情心毫无疑问放在了佛教一边。（1281年）他下令焚烧了真实性可疑的道教作品，并让佛教徒重新得到了被他们的对手所侵占之寺院。


    教士之间也有争吵。在决定他应当对官方儒教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时，皇帝要面对一个更加微妙的任务。因为此态度将决定儒士阶层对忽必烈的事业是否忠诚。忽必烈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可能无视这一点。作为一种象征性示范，他将山东曲阜的孔氏家族（从孔子</a>以来，这个谱系从未中断）之首领召到自己的皇宫，并公开赞许他。（1295年）忽必烈的孙子和继承人铁穆耳最早的施政措施之一，就是颁布了一道圣旨，命令无论汉人还是蒙古人，都要祭拜孔子；此举当然为他赢得了儒士的欣赏。


    对蒙古政权来说，儒家文士阶层这种至少是暂时的支持，因赵孟頫</a>（1254—1322年）的名字而更加引人瞩目。此君是一位有特殊代表意义的人物，因为他是前宋代皇室的一员。1286年，在同意为忽必烈效力之后，他被委任为各种各样的管理职务（1316年，他在翰林院担任了要职），并忠诚地为主人服务。赵孟頫还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特别是因画马而驰名。现在，归于赵孟頫名下的马之画作实在太多，人们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大部分都是仿制品，不过，即使是这些摹本，当它们表现蒙古马的浓密毛发及其鞑靼骑手时，也是回忆蒙古时期非常有趣的文献。


    佛教、道教与儒教三教的信仰，都牢牢扎根于中国。除此之外，景教这种基督教形式也有一些传播。


    我们应该能记得，在唐代，景教由来自波斯的传教士引入中国。在唐王朝统治下，这种宗教即使没有在汉人中兴盛，至少在波斯和叙利亚居民（他们被丝绸之路的贸易吸引，来到中国）之中，以及生活在边境，并与汉人结盟的突厥人中非常流行。沿着这些边境地区，我们又一次在13世纪的汪古部突厥人中发现了基督教，当时，他们控制着今天归绥（归化镇及绥远镇）一带，以及山西边境的长城以北地区。汪古部在蒙古政权中拥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是成吉思汗忠实的诸侯。作为奖赏，这位征服者将女儿许配给了汪古部国王；而从那之后，蒙古大可汗家族与汪古部王子之间，就一直进行通婚。由此才发生了汪古部王子乔治（George，突厥语写作Korguz）——这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甚至他的名字也体现了这一点——迎娶忽必烈一位孙女的事情。通过汪古部，基督教在皇座的每一级台阶之上，在皇室家庭内部，维持了几代人的时间；


    《三教图》绘佛、道、儒三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老子</a>、孔子三人于一图。


    而且，因为他们一直是帝国的忠实捍卫者（1298年，乔治王子在为大可汗铁木耳服役时英勇牺牲），汪古人为自己的信仰赢得了数不清的信 任。而且，汪古部突厥人并非戈壁地区宣称信仰景教的唯一民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同样还有克烈部（Keriet），一个居住在外蒙古图拉附近的民族，1203年，成吉思汗已经将这一部族并入了他的帝国。忽必烈自己的母亲，唆鲁禾贴尼（Sorghaktani）公主，一位智慧与能力都无比卓越的女性，正是出自前克烈部王室，也信仰景教。毫无疑问，通过保护景教，忽必烈希望表达自己的诚信，这种忠诚，不仅是针对与他有交情及家族联系的汪古部诸王，还出于对母亲的怀念。这种保护在1287年得以清楚显现，当时景教教会被置于了一个敏感位置上。一个名为那颜（Nayan）的蒙古王子，其本人是个景教徒，在满洲发动了一场反对大可汗的叛乱。当他向忽必烈部进军时，将十字架画在其军旗上。一旦这场反叛被挫败，这种基督教信仰的反对者就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来诋毁它。但忽必烈“愤怒地责骂了那些在他面前羞辱十字架的人，接着又传唤一些当地的基督徒，安抚他们说：‘如果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没有帮助那颜，那也有很好的理由；……那颜是一个不忠诚的叛徒，他对抗自己的君主……你们上帝的十字架并没有帮助他，这做得非常好……’”而且，同样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在那颜被击败之后的那个复活节，忽必烈让人将《福音书》拿给他，公开对书卷焚香并亲吻它。


    从神学角度来看，这只不过是对蒙古人所熟知的主要宗教之尊敬，是关于各种神明的不同表现形式所做的一张保险单，任何高估可能都不正确。这位皇帝曾经如此天真地承认：“有四位先知，他们得到了全世界的喜爱与崇拜。”他说（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第一个偶像造就之人，基督徒认为他们的神是耶稣基督，撒拉逊人认为是穆罕默德，犹太人认为是摩西，而偶像崇拜者认为是释迦牟尼。我尊敬并敬畏这四位，因此，天上最强大并最真实的那一位，我也会祈求他来帮助我。”不过，从政治立场上来看，忽必烈对景教表现出的认同，不仅仅是言辞方面，也有更多的具体措施。1275年，巴格达的景教大主教得以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大主教区，扬州与杭州的景教教堂都能够落成；1289年，忽必烈创设了一个特殊机构，以处理基督教事务。1291年，他任命了一位名叫爱薛（Isa，即阿拉伯语中的耶稣）的叙利亚景教徒为景教理事，不久之后，此人成了忽必烈的一名大臣。


    在忽必烈治下，通过元老马·雅巴拉哈（Mar Yabha）及拉班·扫马（Rabban Sauma）的故事，中国景教社区的生活得以广为人知。拉班·扫马（1225—1294年）与拉班·马可（Rabban Marcos）是两位景教传教士，前者出生在北京附近，后者出生于汪古部。1275或1276年，二人离开中国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汪古部王公们试图阻止他们的计划，但是没有效果。“当我们花了那么多力气去吸引来自西方的主教与修道士之时，”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还要去那里？”但是，当看到朝圣者的决心依旧无法动摇之时，王公们为二人提供了穿越中亚的行程所必需之装备。这样，扫马与马可取道喀什噶尔和突厥斯坦，最终于1278年到达了美索不达米亚，在波斯的蒙古汗国境内。当时的波斯可汗是忽必烈的一个侄子阿巴嘎（Abaga），他因两位同胞的到来而非常兴奋，因此在1281年，他促成了马可被选为塞琉西亚——巴格达的景教大主教一职。马可因此就成为了元老马·雅巴拉哈三世，在波斯蒙古汗国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至于扫马，1287年，继承父亲阿巴嘎担任波斯可汗的阿鲁浑，派他带着一项使命去了西方世界，目的是在十字军与蒙古人之间结成同盟，以对抗埃及的马穆鲁克们。当年9月，扫马到达巴黎，美男子腓力亲自在圣礼拜堂接见了他。在罗马，扫马获得了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的召见。1288年的复活节上，教皇亲手为他分发圣餐，并与他讨论一支新十字军的组建。正是这种神奇的命运，导致出生在北京近郊的蒙古臣民成了波斯的大使，去觐见教皇及法国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