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
3个月前 作者： 费正清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是一个无助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它作为战胜的全球联盟的一名成员国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但由于内战，它的地位受到了损害。要稍稍详细地追溯这一发展，需要了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的中国与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边缘地位
研究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事务，必须从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入手。这次危机主要殃及先进工业国家，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竭尽一切努力以重建贸易、投资及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战前模式的国际秩序。20世纪2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美、英等国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位；德、法、意抑制可怕的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协商解决债务和赔偿问题——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中国贸易从来没有超出国际贸易总额的一个很小份额，而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与在日本或在欧洲国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作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主要支柱的美国，没有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商品和资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别在德国和日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年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中国，却安然度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灾难。作为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和以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经济的国家，中国起初没有受到工业国家间危机的影响。物价的急速波动、长期的失业以及低增长率在中国并不新鲜；然而像挤兑黄金、汇兑不稳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工人失业之类的资本主义困难所造成的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当美、英和</a>其他工业国家失去一切秩序感和平衡感，忙于采取各种补救办法和应急措施以应付危机时，中国在1929年后仍然能一如</a>既往地坚持下去。外贸量在1929—1930年之间保持稳定，而在1930—1931年之间则增长20%以上，1929年，新的关税税则[1]生效——这是国民政府采取断然外交政策的产物——海关税收增加了一倍多。此外，1930年后改以黄金代替白银征收进口税，使政府从国际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中解救出来。尽管实际上银价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应是减少了中国的长期逆差，并使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在工业国家正经历严峻的苦难时，上述种种导致了相对的稳定感。[2]
对欧洲列强来说，国内稳定是由1925年洛迦诺公约[3]产生的国际合作的框架维持的，1929年后开始瓦解。德国改革派[4]从左右两个方面重新对战后条约结构进行攻击，要求彻底与外部事务脱离。这些人声称现在德国必须大胆地设计自己的道路，而不要保持国际合作。在正常情况下，德国的这种倾向会引起英、法和其他国家竭尽全力维护战后国际主义[5]的框架，并通过密切磋商和国际联盟处理出现的危机。非常不幸，国际合作曾被视为与1929年后面临严重危机的经济关系体系是同一回事，以致不久即在欧洲各改革派团体间丧失信用。国际主义代表了很快失去信任和威望的领导层的观点。[6]
日本的情形与此相似。在那里，政治和经济的领导层也曾限定该国的外部事务按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之间的合作方式来处理。他们对这种方式的忠诚使政府迟至1930年才采取步骤——证明是不明智的——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位。日本是最后几个采取这一步骤的国家之一，而在1930年正受全球性萧条冲击的事实，使政治领域对现状不满的两个极端的团体都不喜欢政府。因为美国曾经是战后日本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支柱，所以国内危机明显受外交的牵连。迟至1929年，鹤见祐辅这位有头脑的战后日本国际主义的代言人还写道，美国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美国的价值观，观念以及商品将成为全世界的模式。[7]但正是这种观点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受到了攻击。当美国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动摇时，日本政府、商业和学术界的领导人似乎过于倾向美国。左右两派的评论家不断提高他们的调门，反对这一现状。1930年11月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火车站遇刺身亡，显示出他们也会采用暴力。四个月后，下级陆军官中的一个阴谋被揭露，这个阴谋筹划一次政变，以摧毁政党政府，代之以军事独裁。
正当德、日两国国内力量如此反对战后国际合作体系，并削弱那些支持该体系的人们的力量时，中国的政治却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以蒋介石</a>为首的国民党在十几年里，至少在名义上第一次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府。因为有些集团和党派不愿服从南京政府，所以反蒋情绪强烈。尽管如此，南京政府因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赢得了列强明显的让步并奠定了国家建设的基础，享有声望和地位。尽管军阀、国民党反对派、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继续阻挠蒋介石及其政权，但是应当指出，并没有严</a>格界线区分这些人是当权者还是非当权者。蒋介石能达成临时协议获取一些潜在对手的合作，而不少曾为其他政权工作的官员和将军愿意加入新政府。[8]
上述两种因素——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相对的无足轻重与其国内日益统一——提供了1931年后国家困扰的背景。在满洲事件前夕，蒋介石的权威，在经历了来自某些军阀和国民党反对派的严重挑战后，稳步扩大。在经济上，中国的财政比很多工业国家好得多。由于银价下跌，贸易收入确实开始下降。但是这有在短时期内增强工商业活力的效果。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能敌得上正在影响工业强国间国际货币和贸易的混乱。中国肯定需要海外贷款和投资，但可以预料，这场经济危机将在长时期内使得从国外借款变得困难。不过，中国可以指望重新获得对外国企业的控制，并通过对关税、国内税、货币以及管理系统的改革，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着手十分需要的建设项目。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中国的领导、官员和政论</a>家在20世纪第四个十年初展望国际事务时，抱有乐观和坚定的信念。
恰恰相反的感觉、期望和设想导致日本人采取侵略中国的行动。按日本改革派——陆军军官、右翼反对派、某些知识分子以及通常对领导不满的人——的观点，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团结和强大，而日本却在无望地摸索走出国内困境的道路。有了这样的感觉，沈阳事件[9]的设计师们——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得出的结论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他们应排斥国际主义作为国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础。他们也应摒除中国以足以威胁日本权利和利益的统一强国出现的可能性。不论怎样，国际主义似乎正在整个世界消失，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努力维护它的主权。如果日本要继续作为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国家，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大胆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彻底控制之下。
为建立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是否有一个系统的计划——一个在1945年后审问战犯时所说的“阴谋”——是难说的。的确，如果日本人——无论军人还是老百姓——没有把国家的命运与某种程度的控制中国联系在一起，就不会出现满洲危机。这一过程开始于19世纪末，而日本的几代人逐渐认为这种控制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支配势力有许多因素。一个是军事和战略的，与日本的实力与其他强国实力的对比有关。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自己有权利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而在于它可能成为日本面临的潜在敌人，特别是俄国的一个基地。第二个是地理和经济的，反映了一个缺乏自然资源和完全依赖外贸的国家的生存条件。很简单，中国曾经是大豆、铁、棉花和其他货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还是占日本出口总量1/5到1/4的市场。第三个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日本人认为，作为一个曾成功地进行自我变革并结束了西方支配的亚洲国家，日本有义务，甚至有权利，来领导其邻国，特别是中国，走向类似的变革道路。最后，也许比上述因素更为重要，是国内因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国内与国外事务之间的联系，要求强硬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重新调整国内社会和政治优先事项的运动的反映。
改革派的进攻采取要求国内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关系中推行新政策。在1931年9月的沈阳事件之前出现的阴谋、暗杀和武装政变的企图不是偶然的。这是将结束商业、官僚和“自由”知识分子统治的国内改造运动的对外对应物。然而这并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业化前的过去。除少数几个“平均地权论”的鼓吹者外，那些阴谋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需要。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是利用满洲的空间和资源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提高农业产量以及普遍的福利。沈阳事件前夕，在满洲的23万日本平民既是日本经济衰败的象征，也是日本经济希望的象征。在阴谋家们的眼里，他们也体现了国家领导层的失误，后者似乎忽视了在满洲的同胞们的利益。在本土的政府似乎很满足，不关心他们的处境，只想到国内的稳定和秩序是国际秩序的前提。[10]
然而，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被唤醒的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到1931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并在满洲各省会建立了国民党分部。[11]尤其明显的是中国人热心于建筑自己的铁路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阻止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在满洲的高丽移民是数量最多的在中国的“日本人”，他们在从事农活时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正当间岛的高丽农民为逃避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被迫迁越鸭绿江时，中国当局禁止当地居民出卖或出租土地给外国人。
于是，中日在满洲的冲突是一场正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与决心恢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由中国人袭击在满洲的高丽农民而引发的直接对抗是象征性的。高丽人是日本迅速工业化的受害者，殖民政权使他们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在日本人看来，这些高丽人是最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人，但他们在满洲的状况，却受到日本当局的关注，因为他们指望该地区能减轻国内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眼中，为了国家的重建和国内的稳定，防止外国进一步的蚕食是至为重要的。日本的经济困难是它自己的事，而解决这一困难不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中国人也许会说：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满洲企业的收入下降，几万名日本人失业，南满铁路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全球性衰退的结果，不应责备中国的收复主权运动。然而日本人却相信，如果没有中国对他们既得权利的攻击，他们就不会这么痛苦。日本的旅馆、餐馆、建筑承包商以及娱乐场所的营业额都在急剧下降，而且他们确信，这都是中国造成的。只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动并抵制中国的抗日运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而日本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
世界经济危机就这样为满洲事件的爆发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对于被卷入这一事件的日本人来说，满洲不是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应是日、韩、满、汉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导下——共存共荣的一个区域。他们确信，日本有必要的军事力量、资金和技术，足以使这个地区变为经济发达、安全和稳定的乐土。引用1931年7月满洲青年联盟[12]发表在小册子上的话说，在日本的控制下，满洲不仅会减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难，也会减轻中国“无产大众”的苦难。首先果断的行动会给日本带来光荣、威望和扩展，现在就亟须采取这种行动，为人民提供目的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显然，按照这种想法，国际性这种考虑就没有多少余地了。满洲的关东军及其支持者把战后国际体系等同于文人政府的“屈膝”外交政策——旨在华盛顿会议条约的框架内，通过和平谈判，安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解决棘手的争端。由于这些条约涉及与西方列强也有关系的问题，遵守华盛顿体系曾使日本愿意同这些强国合作以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对外相币原喜重郎来说，中国不是日本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的国际主义外交：与美、英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合作的外交政策，只有执行这种政策才能保证日本成功地进行工业化和和平地发展经济。当然，作为市场和原料基地，中国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关系本身不会是孤立的；它是国际关系总体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为一强对这一体系承担责任。
这样在满洲的对抗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一部分，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之间微妙而不稳定的平衡在全球发展中不断遭到腐蚀。日本的“激进分子”和别处的激进分子一样，不愿致力于维持国内和国际秩序。他们决心无视这一切考虑，并大胆地实施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事务的计划和作为这个事业一个不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满洲统治的计划。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件是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1931—1932年
满洲事件由预谋的对沈阳站北约8公里处的南满铁路的攻击组成。按几天前详细制定的计划，限定由关东军军官用炸药破坏二到三英尺路轨。这次爆炸用来作为邻近各分遣队行动的信号。夜间11时左右事变后仅40分钟，关东军高级参谋官板垣将军发布了向该地区中国军队进攻的命令。在旅顺口司令部的日本陆军司令官本庄繁将军近午夜时接到这些进展的报告并予以批准。其实，几天前他就与板垣和其他共谋者商议过，所以这个消息不会使他感到惊讶。无论如何，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并于9月19日打电报给参谋本部：关东军“大胆行动并对全满洲法律和秩序负责”的时机已成熟。[13]尽管他没有立刻行动，因为内阁和参谋本部起初对是否批准关东军野心勃勃的计划犹豫不决，但是没有多久，关东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军事业绩，几周内南满大部分已陷于日本控制之下。
满洲事件对东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张的国内外政策明显地是一次挑战。盲目批准满洲的既成事实不仅会破坏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会伤害其国内的政治结构。外相币原清楚地了解这种挑战的性质；他意识到，除非大陆的军事行动受到抑制，它会损害日本同美、英的关系。他相信，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关系现在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他还意识到，如果让军官们的片面行为合法化，大陆的军事行动还会引起国内的激进运动。不幸的是，币原的政界和军界同僚几乎都对保持国内与国外秩序之间的脆弱联系不感兴趣。他们没有从国际主义外交和议会政治的联系看待沈阳事件，而是倾向于在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内对它作出反应。由于关东军严守其共谋的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倾向于把满洲危机看作中国侵犯日本权利的必然结果。币原终于无力说服别人把保持日本与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列强之间的友好关系放在首要地位。12月若槻内阁辞职，结束了日本外交政策的这一势态。[14]日本人无视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并企图代之以用武力和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与中国的严重争端，这就暴露了当国际合作准则不能为其目的服务时，日本人准备抛弃这一准则。
接下来，摆在其他列强面前的问题是：继续把日本看作国际社会的一员，还是把它作为国际主义原则的一名冒渎者而将其排斥在外。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会带来风险。如果把日本继续看作华盛顿条约的列强之一，其他列强为了不疏远日本，就不得不默认其在满洲的行径。否则其他列强就必须对日本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恢复理智并保持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强国。不管采用哪种方法，这些强国都有必要正确运用规劝和强硬相结合的手段，以维护华盛顿框架作为最佳选择。在上述策略中存在这样一种危险：过分规劝可能会使日本大胆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而过分强硬又可能驱使日本放弃任何国际合作的意向。另外一种选择，即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进行惩罚，最好，将失掉日本作为一个华盛顿强国；而最坏，则将对改变东亚事态进程几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况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会在一起找出一条解决满洲危机的合理途径和一个以延续的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解决办法。起初美国和英国确实试图合作以便在国际框架内处理满洲局势，这是华盛顿会议体系的潜在力量的明证。美国在1931年末尤其极为活跃，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战后美国国际主义的最好时光。英国远不如美国主动，但它的确还是同意美国的倡议，尽管半途而废。
美国对沈阳事件的初始反应是将其国际化。考虑到曾制约战后东亚外交的概念框架，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应。然而总统赫伯特· C.胡佛、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和国务院里他们的助手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国际合作这一观点却不那么容易预测。在他们心目中无疑日本是错的；如史汀生所叙述，关东军采取鲁莽的行动正在公然违抗华盛顿会议条约的秩序。因此，必须呼吁日本政府谴责军方的侵略行径，并同意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一切争端。史汀生在9月18日后的三个月外交活动抱着这样的目标。他果断地与国际联盟密切合作，当时中国政府已向该组织提出申诉。美国再没有如此主动地与国际组织合作过。史汀生派了一名观察员出席理事会，与国联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主动促使国联采取行动作为结束敌对行为的基础。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进一步战斗并恢复战前状态，这与美国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11月，国联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满洲形势并提出建议。美国支持这一步骤，并任命法兰克·麦科伊将军作为该委员会的美方代表。该委员会由英国的李顿勋爵领导。[15]
美国在满洲危机时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没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认为劳而无功。当然，最终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但华盛顿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一个国际框架来解决地区性争端。对政府内外的国际主义团体来说，这里是美国为国际主义而起作用的罕有机会，它强调先进国家的责任，如外交家兼学者埃勒里· S.斯托威尔1931年所写的那样，“充当维持人类治安和保护公正和平的代理人”。美国积极准备与国际联盟合作当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日本一意孤行，正在失去列强社会中成员国的地位。简言之，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不是中国，而是国际性的原则。[16]
英、法以及其他国家赞同美国的主张。英国作为一个亚洲主要强国，与美国基本一致，同意必须维护国际合作框架。然而，伦敦更愿意迁就日本在满洲的权利作为这种合作的一个方面。在本土和东亚的英国官员倾向于同意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抱怨是正当的，为保持日本在世界社会中的合作伙伴地位，向日本作出让步比无情谴责它的做法更有利。[17]于是到1931年末，美、英和国际联盟都有意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解决满洲危机，而不疏远日本。后者仍将作为解决争端的国际努力的一方。这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要求的，中国人要求立即终止战斗并直截了当谴责日本，迫使日本恢复战前状态。但是，中国人对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很敏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断地把它的权威扩张到中国其他地区，并开展各种经济项目以实现现代化，而满洲危机却迫使蒋政府更关心外交争端。可以想象，大胆反抗日本能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巩固它的权力。但当洪水泛滥饿殍遍野时，过分卷入满洲军事冲突会耗尽复兴经济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蒋介石担心对外战争会有助于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派成为民族解放的斗士，并且会削弱南京政权。只要主要强国，包括日本，遵守国际主义框架，那就符合中国人的意向，因为那样南京政权就能继续努力以恢复主权。按照这种方式，沈阳事件不仅要求日本，也要求中国利用国际主义这一手段。[18]
日本蔑视为继续保持其国际主义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议，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1932年1月以后，当关东军占领锦州而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时，日本的一意孤行已经明白无误了。与此同时，关东军推动满洲独立，得到当地各种日本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曾充当单方面解决各种悬案的急先锋。对所有这些组织来说，满洲独立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还有象征意义。独立将保留该地区的丰富资源和战略地位供日军使用。它还象征日本领导下的亚洲统一的理想。扩张论者接受石原的观点，主张把满洲变成一个中、日和其他民族——东亚的“五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和平而稳定的地区。这是作为一个比西方帝国主义、苏联共产主义或中国民族主义——它们曾毒化中日关系并只有利于西方影响在东方长期存在——更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提出来的。[19]
这样，1932年3月宣布的满洲独立就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界标。日本正采取单方面的步骤来照顾它自己的利益，并建立了一个在它统治下的稳定的地区，据称这是世界上没有分裂和剥削势力的地方。文官政府尽管不满意，但实际上没有阻止过这种扩张。[20]在关东军的推荐下，内田康哉继币原担任新外相，他毫不犹豫地赞成承认满洲国。这发生于1932年9月15日，在国际联盟调查团提交报告两周多以前。没有什么更清楚地暴露日本对国际权威的蔑视了。李顿的报告包含很多安抚日本的章节，假如当时有一个愿意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强有力的领导，那么东京接受这份报告并不困难。但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报告的发表激怒了日本的官员和政论家。若遵守报告的建议，日本就得与列强合作以重新规定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同意满洲保持半自治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并同中国和其他国家协力推动满洲的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将延续东亚外交的国际性框架，而这正是日本军方当时竭力想要避免的。日本将走自己的路不管列强有何反应。
列强的反应也开始变化。在同一个水平上，他们继续在现有条约框架和国际联盟内合作。但由于这条途径开始显得越来越无效，美国和英国不得不寻找其他替代办法，美国主张把国际性和单边行动结合起来，从而使日本就范。如史汀生1932年6月所说，“我相信，新的联盟方法与‘老外交’的明智混合能独自获得我们正为之奋斗的实际效果”[21]。“新的联盟方法”将包括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维护和平。它的表现之一是史汀生在1月向英国建议，两个大国共同谴责日本在上海的行动违反了1922年的九国公约，指望日本会在这种压力下被迫退却。所谓“老外交”，史汀生起初并不指联盟或战争计划，而是指美国单边行动以维持现状。这种想法包含在1932年1月7日发表的史汀生原则里面，它宣布美国不会承认“通过使用与巴黎和约的条款和责任相悖的手段所产生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这里巴黎和约是指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项没有英国合作的单边宣言表明了华盛顿与伦敦之间正在趋向明朗的微妙分歧。美国正在超越迄今采用的徒劳无功的步骤，采取进一步迫使日本遵守国际合作准则的措施。尽管没有暗示美国有力的措施将被用来实现这个主义，但含义是明显的。史汀生的声明使美国这个现存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与向这一体系挑战的日本对立起来。显然，两个这样的强国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
国际主义的瓦解
在国际性和单边性这两种方法中，第一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关于日本将让步并在国际社会中恢复其责任感及和平立场的假想，在冲击下，一天天地维持着。更麻烦的是，英国不倾向坚持这个超出它1931年所做的事的方法。尽管在满洲及其他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被认为是重要的，伦敦不愿与华盛顿联合而过分强烈地谴责日本。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强调，英国将继续通过国际联盟去做工作，使日本人不致把英国的外交看作是倾向于针对他们的英美联盟。作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如果所有的活动都在日内瓦进行，日本更可能愿意合作。然而日本已经指责李顿调查团。因此，英国反对与美国的联合行动等于拒绝加强现有的国际性框架。
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这一分歧是由全球性的经济区域主义的倾向造成的。建立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已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瓦解，而在1932年其崩溃的迹象已明白无误。日本在1932年抛弃了仅在两年前重新采用的金本位。在满洲，日本显然打算将这一地区变为本土的经济腹地。在日本控制下的满洲经济发展的最后方案还没有形成以前，沈阳事件的设计师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已构想出许多有关铁路建设，盐、铁矿开采，纺织品生产等项目。他们的想法是把满洲作为日本经济圈的一部分，几十万日本人将在那里定居并从事生产活动，与本土形成共生关系。[22]
日本不是推行经济区域主义的唯一国家。德国早在1933年纳粹上台前，就在实行专制的经济政策，寻求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关税同盟，并采取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出口贸易。英国正召开一次英联邦国家会议，以求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贸易优惠体制。由此而来的渥太华协定（1932年8月）丝毫没有减轻人们对英国赞同经济国际主义时代已告结束的普遍忧虑。法国也将其关税提高，致使美国采取报复性的贸易限制。总的说来，1932年标志着世界经济明确地开始分化为国家主义的和地区主义的两个子系制。[2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专制的趋势，讨论继续国际合作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伦敦对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并不关心。尽管战后国际性框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经济基础正在削弱。只有主要强国果断地做出努力，才能复兴合作精神和维护世界和平。
1933年后，列强不得不面对这些重大问题，这一年标志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华盛顿掌权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应当强调的是，这两位领导人都对某种合作感兴趣，但已不再是国际主义旧框架下的合作。希特勒德国要废除凡尔赛和约体系的限制并洗雪战败和受不公正对待的耻辱。这个希特勒打算通过重新武装及采用限制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的中欧地区经济体系来实现上述目标。所有这些方面并不是希特勒的首创，但他通过公开反对凡尔赛体系并代之以主要以意、英为对象的联盟体系，确实重新制定了德国的对外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合作，德国要保卫它的安全，恢复在阳光下的地位，并巩固其中欧经济区。[24]
罗斯福的美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消极地看待通过各种条约安排建立起来的战后和平框架。新总统与其前任不同，他不赞成以金本位和稳定兑换率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结构；尽管罗斯福表示支持国际合作，但他不与其他工业国家商议，通过单边行动致力于国内的恢复。资本主义国家共享外贸和投资活动世界的观念正在淡漠。美国更愿意走它自己的路。就向外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它愿通过与其他美洲共和国签订对等的双边贸易协定来加强泛美区域主义[25]。罗斯福的新政府对恢复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主义不感兴趣。1933年的现实似乎注定重建凡尔赛或华盛顿体系的任何努力都会失败。作为替代，就1933年美国正在重新制定的对外政策所达到的程度而言，它要求重建国际关系以防止战争。为此，美国愿意与亚洲的日本或欧洲的德国直接交涉，即使超出国际联盟和其他现存协议，也无不可。这一点在这两个强国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后变得尤为必要。
没有什么比美国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反应更能表明美国愿意为新的国际关系而放弃旧的国际主义了。1932年2月24日，由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投票通过李顿报告后，退出会场。当时日本政府宣布它并不放弃合作解决国际争端的努力。这为其他强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日本退出国际而引起的麻烦降到最低程度；美国政府特别希望保持同日本接触，以防止这场危机发展成严重的冲突。美外交官约瑟夫·格鲁、纳尔逊·约翰逊和休·威尔逊曾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留在满洲以及与日本的稳固关系必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为基础。国务院普遍同意这一论点，并强调避免同日本交战是至关重要的。做到这点的最好方法是进一步同日本谈判，以保护双方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现在重点是双边协议，以后还要扩大到其他国家，重点不是同国联或者同英国密切合作。
英国仍把国联的完整性置于首位，但也准备放弃同美国合作。如美国驻伦敦的外交官雷·阿瑟顿在3月观察到的那样，英国政府“已不得不作出结论，尽管英美的目标在总的原则上可能一致，但鉴于利益上的冲突，任何有效的合作政策实际上是无法达成的”。[26]英国也在摸索一种新的安排以保护和平格局，在欧洲这种格局正开始采取与德国双边安排的形式。但在东亚，官员们分成两派：一派赞成同日本建立类似的关系，以保护传统的商业利益和安全；另一派则主张同中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以确保英国在一个未来市场上的利益。总的来讲，外交部倾向前者，而财政部倾向后者。这第二种观点认为，当中国市场正成长时，与日本合作不可能为英国商业带来长远利益，而只有短期的好处。英国支持中国比纵容日本好。[27]在伦敦的这种争论使英国的亚洲政策出现混乱。
上述种种使局势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日本已安然占领满洲，尽管遭到国联谴责。1931年的国际主义已经消亡，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合作。与此同时，日本显得满足于它在满洲的收获。1933年5 月31日的塘沽停战协定通过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将“东四省”[28]从中国的其他部分分割开，国民政府出于缓兵之计的需要，同意这种停战，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存在。目前中国将致力于外交活动以恢复失去的权利，并致力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抗战的基础。[29]所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现实却相当严峻。那些倡导继续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领导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和王宠惠，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和英美合作，以迫使日本让步。当两者都不起作用时，他们不得不退而同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较具体的双边谈判，以寻求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当宋子文出访伦敦出席世界经济大会时，他同英国财政部和外交部官员就向中国提供建设贷款进行会谈。宋子文在华盛顿时并未举行类似磋商，唯一实质性成果是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商定一笔总计5000万美元的小麦和棉花贷款。[30]这是仅有的一宗既与中国的需要有关，也与美国国内减少剩余产品的需要有关的事务。
其他欧洲强国并未同样卷入亚洲事务。对于他们，1933年的最大忧虑是希特勒德国。因为希特勒的策略是与意大利和英国合作，法国和俄国也必然更加靠拢，希望恢复他们的传统协商能遏制德国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亚洲政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一些个人，突出的是让·蒙内，积极参与了国联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规划。苏联当其在世界政治中很孤立时，它需要避免过早在满洲与日本发生冲突。这种孤立曾来自20世纪20年代间旨在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外交，也来自约瑟夫·斯大林的“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困难并转向自我中心的政策时，苏联并没有帮助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来支持这种趋势，而是以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出现。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开始强调旧模式的外交以保持全球平衡。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议扩大到美国，旨在同法国订立防御协定的对话也开始了。在满洲危机中苏联嘲笑国联恢复和平的努力过于微弱，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触怒在北满的日本。莫斯科如此渴望讨好日本，以致提出谈判出售中东铁路。这些行动的背景是苏联唯恐卷入对日作战，而其他强国袖手旁观。莫斯科需要在日本或德国进攻苏联前重新调整国际事务，并在新的世界政治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31]
德国还没有深切地卷入亚洲。希特勒曾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对亚洲人，首先是对日本人的蔑视，而没有什么亚洲政策。他欢迎日本退出国联，作为对战后和平格局的进一步攻击。在他看来，一个更强大的日本将是一种受欢迎的对苏联的抑制。同时，他发现在国民党中国有许多合意的东西。蒋介石明显地正试图在独裁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沿资产阶级的自由路线，缔造一个新中国</a>。它将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以及军事顾问，而希特勒认为德国应当供应它们。如果中国最终处于德国影响之下，显然这比日本称霸亚洲有利得多，因为后者能威胁德国的经济机遇。这种考虑导致德国在亚洲执行双轨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谅解以反对苏联，另一方面谋求与中国密切联系。然而，当英美的卷入正在减小，同时纳粹德国稳步成为东亚事务中的一个要素时，德国将如何为中日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是不清楚的。[32]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1933—1937年
沈阳事件发生两年以后，人们已看清，当满洲危机可能给列强一个良好时机来巩固战后国际体系时，他们没有把握时机。日本在满洲至高无上，它无视这个体系。尽管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寻找防止更大规模战争的办法，但是没有哪个西方强国有足够的实力或胆量对日本挑战。然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相信，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能在已发生变化的现实的基础上确定下来。他在1933年9月出任日本外相，他的外交试图以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及其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和利益为基础，在亚洲恢复列强间的合作精神。他所说的“日本、满洲和中国间的合作”，指日本愿意不将其征服扩张到满洲以外，以回报中国的承认。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将促进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将相应地停止反日政策。两国间的贸易将得到增长；它们的经济关系将越来越相互依赖。同时，如果美、英等国承认新的现实，日本将与这些国家“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换句话说，如果工业强国懂得世界和平取决于承认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能够恢复的。[33]
对于新国际合作这一思想有很多话可说。它与德国当时在欧洲提出的美、英等国认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这些强国愿意支持德国的修正主义，以便将德国留在国际事务的某些限定的体系内。他们愿意互相保持密切接触，以防止一个偶然事件发展为一场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本身也有同样的要求。日本想迫使美英承认新形势，作为日本愿意维持大国合作框架的代价。这是一个脆弱的政策，它依赖于日本和其他强国能看到的利益的微妙平衡。它也将依赖于日本军方是否准备支持广田的策略以及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现状。
1934年广田不是没有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日本军方支持利用和平的和政治的手段来加强中日关系并增进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诚然，关东军和辛丑和约天津驻军（所谓天津驻屯军）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划入侵华北。南满铁路渴望在满洲经济发展中保持其垄断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业界的日本扩张主义者日益增长的攻击，它也对将其业务扩展到长城以南感兴趣。然而此时，这些打算还没有形成日本控制华北的庞大计划。东京的军政首脑一定对1931年至1933年的成就感到满意。[34]
就列强而言，他们一般默认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他们甚至还表现出对在那里的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某些兴趣。随着日本重新强调合作，日本与英美之间的对抗正在消失。诚然，还有令人恼怒的事，如1934年4月17日的天羽声明。在该声明中，外务省发言人强烈谴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项声明措辞含糊，而当华盛顿和伦敦要求澄清时，外务省立刻让步，重申它坚持国际合作。[35]当然，不管多少花言巧语都不能掩盖日本将自己视为东亚主要强国这一事实。然而，它准备在此基础上重建国际合作的框架。毕竟这是这样一个年代，埃勒里·S.斯托威尔正给美国外交官员讲授“国际法是强国的法，用来保</a>护强国的财产，也是为不妨碍与对手激烈竞争而详细制定的”[36]。日本正试图保持这种“强国”地位，并许诺不将它的对手挤出亚洲。出于同一思想，外相广田对重新谈判海军裁军条约以保持大国合作精神感兴趣。对他和对东京文职领导人来说，定于1935年举行的海军谈判的成功将保证美、英和日本能面对新的现实继续共处。不幸的是，日本海军另有想法。他们接受以无限制海军军备为后盾的独立外交概念，反对达成国际协定的任何措施，特别反对与美国达成裁军协定。[37]然而，甚至海军也没看出即将到来的战争前景。它要求的是在西太平洋的优势，政府正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它。虽然与美国的海上冲突被看作特别可能，但日本海军更有兴趣同英国在东亚达成妥协。当然，这种妥协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英是否愿意支持它，在这里我们又回到海军裁军谈判，以此来检验三国合作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当时这三个国家仍在寻求在亚洲和太平洋稳定他们关系的途径，至少他们还准备会谈。
1934年，南京政府也作了人事变动，好像准备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同日本讨论解决办法。宋子文，这位直言不讳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人物，1933年末从伦敦回国后，由孔祥熙接替。汪精卫</a>留任外交部长，而唐有壬，一个受日本教育的官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另一名日本大学</a>的毕业生高宗武被新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代理司长。在这些官员下面，有许多人曾在日本受过训练和教育。与施肇基和顾维钧这样一些几乎完全亲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同，这些官员与日本的外交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都有私交。松本重治回忆录——1933年到1937年中日非正式关系的最佳资料——不仅列出汪、唐和高，而且还有当时他接触过的许多商人、军官、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他报道说，他们当中多数表示了与日本和解的认真愿望。他们的论证是多方面的。有些人认为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在根除这种威胁前，必须与日本维持和平。其他人深信中国需要经济复兴和工业化。他们认为必须转向西方强国寻求资本和技术，同时他们也相信，如果摒弃日本，这样的事业决不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这些中国人谋求通过两国合作的对话来阻止日本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他们感到，通过提出合作，他们将赢得足够的日本人的支持，使军方极端分子能被孤立和遏制。[38]
这就是1934年有吉明公使同包括外交部长汪精卫在内的中国官员的会谈的背景。气氛很融洽，以致天羽声明发表时，汪精卫只提出一个敷衍了事的抗议。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都很圆满，包括满洲同中国本土的通邮、接轨、修改税则以及债务结算。到年底日本表示准备将其驻中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象征日本承认中国新获得的大国地位，中日两国领导人明显地取得了共识，即两国通过友好合作比通过互相指责更为有利。他们愿意结束1931年之后两国极端敌视的关系。这至少会达成对现状的默认，中国接受满洲作为一个分离实体的存在，而日本则保证不谋求面向南方的进一步领土要求。中国还愿意承诺压制学生、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军阀的反日运动，作为对日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报答。
1934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本的排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收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白银严重短缺和货币危机。银行关闭，商店停业。[39]憎恨美国的情绪上升，伴之以中国也许必须同日本共处的信念。英国准备帮助中国恢复财政秩序，但没有日本的认可，就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计划。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中日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些支持和解的人喜欢引用孙逸仙1924年的泛亚细亚讲话。引用讲话的频繁程度是中国同日本建立和平关系的兴趣的标志。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1935年伊始汪精卫发表讲话，及时引用孙逸仙强调中日合作的言论，并保证竭诚把两国召到一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订出严格法规，控制反日示威和抵制日货，仿佛就要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不久以后，6月15日在南京精心举行了将日本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的仪式。
不幸的是，对那些为稳定中日关系做出艰苦努力的人来说，那个庆典标志着这一短暂的企图和解时期的结束。同年，即1935年，日本的政策再次逆转，这是由陆军决定侵入长城以南激起的。无论关东军或天津驻屯军都没有放弃它们的阴谋，但主要是前者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将军决定性地破坏了刚出现的中日和解格局。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和解姿态是软弱的表现，是权宜之计，不是真诚的合作。土肥原争辩说，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基本上仍是反日的，拒绝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被蒋介石或汪精卫的表面友好所迷惑，而应在华北大胆采取主动，准备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分子，以巩固既得利益。从这个观点出发又得出下列推论：只有吞并了华北，日本才有希望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地区实体。但国民党人旨在将这一地区更直接地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坚持与国民党人妥协，则将永远失去这一机遇。[40]
1935年至1937年初的两年里，土肥原和他的同谋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华北自治”，即消除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并建立一个保证中立但受日军严密控制的临时政权。“华北”将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日本不仅将从行政上把它们同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割开；它还将发展企业，使该地区与满洲更紧密地结合。天津驻屯军要求南满铁路派出一个调查组，对华北的矿产资源、市场状况和财政制度进行一次详细调查。结果产生了一份由151个研究人员写成的长达72卷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日本制定华北经济计划的基础。[41]
假如日本政府有意履行它同国民党人协议的责任，它应当强迫制止这些活动。东京只有坚定地拒绝批准侵占华北的计划，才能保住自己的信誉并巩固中日和解的框架。日本分裂主义者的这些活动正值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领导的英国经济代表团来到东亚之际。该代表团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和副大臣沃伦·菲舍正主张在亚洲推行强硬政策。他们确信，在中国的财政重建中，英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发挥显著作用，这既能得到中国人的好感，又能为英国的商品获得市场。同时，英国愿意同日本合作，英日在中国（特别在长城以南）的合作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这很像通过海军协定而贯彻的英德合作。如果李滋·罗斯计划得以实现，还可进一步将日本的外交保持在国际框架内。[42]
日本政府拒绝了英国的合作倡议，表明它完全缺乏灵活性和远见。现在这样的合作应当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然而这正是军方扩张主义者坚决反对的，恢复中国地位的国际安排不仅将限制日本行动的自由，而且将加强南京的中央政府。可能正是这些原因使外相广田下决心进行一次投机并与李滋·罗斯合作，但他完全没有领会这一使命的重要性，也没有做任何事来促成它。他也没有做很多事来反对在华日军的分裂主义活动。他温顺地接受一个又一个既成事实：何梅协定（1935年6月），秦土协定（1935年6月），冀东自治政府的建立（1935年11月），以及导向成立冀察临时政府的阴谋（1935年12月）。所有这些交涉旨在从华北清除国民党的人员及其影响，这显然违背日本同蒋、汪政权和解的官方政策。[43]但东京完全无视这一矛盾。由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于10月份制定的“广田三原则”只字未提日本的和平愿望或国际合作意图。相反，他们要求中国“结束对欧洲和美国的依赖”，并承认日本在满洲和华北的特殊地位，广田领导的外务省温顺地接受了军方分裂华北的阴谋和反对国际合作。11月，广田竟让有吉大使鼓励宋哲元将军的华北自治运动。[44]
当日军蚕食华北诸省时，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再保持和解了。未能阻止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激发了学生组织（1931年后被国民党镇压）公开反抗不准示威游行的禁令。1935年12月9日，数千学生在北平游行，手持反日标语，并要求中国领导人停止内战及团结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一致，波多野善大把它从1935年11月算起。[45]那些曾对日本保持友好态度的领导人——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失威信，这反映民族主义的浪潮在高涨。随着中国人的舆论倾向，发生了行刺汪精卫，紧接着在1935年底暗杀唐有壬。
1936年2月26日东京发生军事叛乱后，广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继续破产。他的外务大臣是有吉明。显然，1934年有希望的开端已经消失。日本再一次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而英国在中国的财政改革却赢得国民党人的感激。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格局似乎正在出现：1935年8月，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也在法国诞生。1935年5月的法俄协定使人民阵线反对德国，这又转而使意大利接近轴心国阵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年7月至1939年），这两个集团走到一起，这四个国家联合英国成立了一个不干涉委员会，这至少表明欧洲列强愿意保持一种协商框架。其间的强国英国寻求一种欧洲内部的合作，以取代国联或英美合作，两者当时都已丧失信誉。与此同时，苏联坚定地重新进入欧洲社会，这对日本来说尤其是一个不祥之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第一次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行动。这种建立在相互协商基础之上的欧洲国家体系也许可使每一个强国自由地参与欧洲以外的事务。英国、苏联和德国都主动开始支持蒋介石，这绝非偶然。在李滋·罗斯的改革后，中国对外国投资有吸引力，而蒋介石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领袖。
日本未能对抗这些发展。它在1936年的一个成就是11月和德国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在竭尽全力查考与英国或美国这些在中国的传统伙伴的有效安排能否恢复前就转向德国寻求合作，这是日本缺少见识的典型表现。日本确实没有同德国在亚洲合作的经验。反苏条约尽管对东京的军政首脑有很大的吸引力，却除了促使苏联加强中国的防御外毫无作用。苏联通过促进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希望结束国共内战，并使统一的中国转向反对日本的侵略野心。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
日本的政策到处失败。在华北的日军已增加一倍，并正在推行日本—满洲国—中国经济圈。但很难达到自给。1936年，亚洲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38.2%和出口总额的50.9%。日本购买的货物30%以上来自美国，而美国购买20%以上的日本出口商品。收支逆差超过4000万日元，包括对美贸易净逆差25300万日元和对英贸易净逆差2200万日元。日本不得不重新估价它的对华政策。
这一努力的关键性文件是《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二者都是在1937年4月16日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上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最后，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对于冀察临时政府，日本应采取一种公正的态度以安抚人民。发展华北经济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策的关键部分，应按新方针通过注入日本的私人资本和中国人的资金来实现。第三国的权利将受到尊重，而与英、美的合作将得到推进。[46]
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的承认。不幸的是，它来得太迟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亲善声明已完全失去信任；西安事变已使中国空前团结。现在蒋介石的权威有赖于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国际环境也正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到1937年初，全球性萧条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那年世界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1929年的水平，而贸易额也恢复到1929年以前的程度。对外经济问题不再支配工业强国的外交。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其他首都都密切关心防止战争。最重要的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愿意改变他在1933—1937年间的民族主义的、不合作的和不一致的外交政策，回到胡佛—史汀生地区争端国际化的策略上来。他批评了中立法规，确信美国必须再一次在世界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在内维尔·张伯伦6月出任首相后不久，罗斯福就邀请他来华盛顿共商世界问题。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呼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制定世界各国均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尽管这些建议毫无结果，但它们表明了美国开始重返国际舞台。[47]
在欧洲，国际主义的复苏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里达到了顶峰。像威尔斯所描述的那样，“该协定似乎要在公正和法律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新秩序”。正如1931—1932年的东亚，1937—1938年是新国际主义——有时被称作“绥靖”——的鼎盛时期。新国际主义表明主要强国避免战争的愿望，尽管是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然而1937年在亚洲，西方强国并不太倾向安抚日本，也就是说不愿与日本合作来稳定政治关系。日本已变得比德国更置身其外，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者。日本政府如果打算说服其他强国相信它对它的对华新政策承担义务，那么它需要采取有力步骤才行。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出任首相，其基本目标实际上是恢复在东亚的国际合作精神。广田重新被任命为外务大臣，而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曾经是他们的首要的目标。但在这一关键时刻，卢沟桥事变毁掉了亚洲和平和稳定的所有前景。
根据大多数报道，7月7日在北平郊外的开火不是预谋的。[48]这次事变确实应当被抑制住，因为当时主要强国已有足够的能力来干预这场战争。德、英、美、苏很快即将从政治上或军事上采取行动，以缓解日本的孤立情绪。当其中几个强国于1937年11月在布鲁塞尔会晤来讨论这一事件时，日本的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1937—1941年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双重现象——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对中国重新产生兴趣——在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清楚。与战场上的胜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不可捉摸的战争目的问题。日本为对华战争正投入大量军队（士兵人数超过100万），并于1938年4月在国内宣布全国动员，使整个国家为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并不清楚。正值日本的军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然而对为什么一定要打这场战争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对这场战争将带来什么后果，也没有共同的预见。当时日本能想出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建设新秩序的漂亮措辞。对“新”的强调表明了他们不回到过去的意识。相反，这场战争将是改变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手段。日本正在实现“改变当前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历史使命。[49]对国内，这意味着减少甚至消除西方的影响——党派政治、私人利益和享乐主义。著名社会学家高田保马声称，日本人必须学会俭朴地生活，使个人的安康与全民族的福利一致。他们必须让个人利益服从社会监督。对国外，新秩序的概念使这场战争合理化，用高田的话说，“中国和日本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更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亚细亚主义或亚洲新秩序），以加强亚洲对西方的集体自卫。[50]
这样的自我粉饰暴露出日本人对其未来的地位是多么的绝望。对中国呼吁泛亚细亚主义无异承认这场战争不能在战场上赢得。如果中国人觉得他们被西方忽视，因此除遵从日本确定的东亚新秩序外别无选择，那么这种呼吁可能不全是绝望的花言巧语。的确，有一些中国人以前就倾向以朋友对待日本人，著名的如汪精卫，他们仍抱着维持两国密切关系的幻想。他们相信中国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得到很多援助。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也是日本最大的失算。他们将会发现，远不只是这两个国家继续进行战争，它越来越成为全球冲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国家卷进来。
根据中国的观点，这种有利的发展完全不是预先注定的。1935年共产国际大会[51]提出的人民阵线，在1935—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理想多于现实，主要是因为美、英不愿意把自己与苏联拴在一起，后者可能会把它们卷入对法西斯国家的过早冲突。此外，苏联自身的力量被斯大林的清洗所削弱。例如，就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军事指挥官，遭到枪决。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德国比其他各国更有潜力援助中国。因为德国同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关系都好，所以在战争初期，中国人希望德国能施加压力，以节制日本的军事行动。[52]相比之下，一开始不可能依靠美、英。这两国仍深受消极主义和孤立主义情感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本身并不转变为有效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变化。1937年底到1938年初，美、英、苏三国合作采取重大步骤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国的德国却转而更靠拢日本，中日战争使世界主要强国重新组合。首先，它导致苏联与英美二强互相更关注对方，如果可能的话，联合作出反应以抑制日本。苏联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主动。尽管斯大林不愿与中国建立可能激怒日本的纯粹的双边关系，然而他却同意向中国提供飞机和坦克，只要蒋介石保证不用它们反对苏维埃（这是1937年8月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大意）。但这只是援助中国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苏联的外交官们渴望通过苏联1934年参加的国际联盟进行工作，并向美、英和其他国家靠拢，对日本实行联合制裁。[53]苏联期待华盛顿会议签约国聚会，并派一名代表参加1937年11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这是苏联首次参加涉及远东的国际会议。
尽管布鲁塞尔会议并未产生苏联所期望的国际决议和承诺，但它清楚地标志一个要点，就是苏联同美、英一道寻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国，以“加强国际安全”，像莫斯科杂志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塞尔的微小成果——代表们仅仅反复阐述列强的愿望是找到一个与1922年的九国公约相容的解决办法而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该会议清楚地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因此是与罗斯福总统1937年10月的检疫讲话[54]一致的。在那次讲话中，罗斯福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孤立世界上的侵略势力。到1937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
中国的唯一挫折，也是日本主要的成就，是德国决定承认满洲国。到1937年底，希特勒已决定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创造一个扩大的和经济上更有生命力的帝国，为最终对苏联的“圣战”做准备。但是有必要通过与日本缔约使英国在亚洲起不了作用，就像柏林—罗马轴心会在欧洲遏制英国一样。德国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就必须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承认满洲国。希特勒愿意采取这些极端步骤，因为他预料要同英国摊牌，也因为有人使他相信，由于他对日本的援助，中国注定要输掉那场战争。这场赌博将使德国付出巨大的代价。
1938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已表明关心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很谨慎，也有迹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正如美国海军的罗亚尔·E.英格索尔舰长于1938年1月去伦敦就对日联合战略同英国交换信息时所显示的那样。[55]重庆现已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它们的全球政策相适应。满洲危机曾动员列强维护它们被迫放弃的现行国际关系框架，而这一次西方列强决心反对日本，可能还有德国重新确定世界事务格局的企图。在正在形成的组织反对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国将扮演主要角色。这个正在出现的同盟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由苏联倡导的较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延续。另一部分是闲置数年后复苏的英美合作计划。二者均计划遏制法西斯国家，特别是日本。但它们有不同的内涵。人民阵线范围较广，英美联盟较狭。从意识形态上讲，前者尽管已大为淡化，但仍保留左翼的内涵，而后者则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宗旨。当时并不清楚这两种有显著差异的结盟是否真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但无论怎样，中国都能与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中国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不妨说，光荣的成员。至少在亚洲的环境中，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表现出战时所能期望的民主。当时尽管很少有人声称中国正在为民主而战，但是十分明显，中国人民正拒绝屈服于犯下像“南京暴行”那样的抢劫和屠杀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整个1938年，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
对中国不幸的是，由于欧洲形势的发展，刚诞生的全球反日联盟在1938年和1939年经历了附加的变化。在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人民阵线和英美联盟并存的，还有第三种旨在稳定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的方案。这就是绥靖政策，它是苏联倡导的人民阵线，和美、英的专求民主结合的代替品，尽管事实上三者同时都在进行。准确地说，绥靖是一种努力，要恢复某种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国际主义，[56]防止世界陷入无望的分裂之中。虽然人们清醒地认识到1919年后的国际主义框架根本不可能恢复，但对于这个方案的倡导者来说，努力结束20世纪30年代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分裂，并重建一个全球相互依赖的机制，至少是可能的。正如经济力量曾经是20世纪20年代国际主义的基础一样，它们同样被看成这种新企图的关键。国际紧张的根源表现为经济上的，因此，如果想使世界重新保持稳定，就必须重新建立对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德、日、意在内的工业化、贸易和经济增长都有利的形势。这就是绥靖与其他方案的主要差别。只有所有主要国家为了经济重新统一而联合在一起，绥靖才有意义。法西斯强国必须被纳入这一方案；事实上这是对绥靖外交的辩护。当然，这假定德、日、意对冲突的经济根源同样感到忧虑，而且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为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而努力。
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有过，但并未大力推行；西方国家也曾采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第一次在这十年中再努力一次的时机似乎成熟了。在大多数国家中，工业总产值已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但世界贸易额仍不足萧条前一半，如果和平能安全地建立起来，那么推动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以促进贸易和投资，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说服德国和日本致力于这些活动；而不是军国主义的扩张，那么它们也能成为这个新格局的一部分。绥靖的倡导者们把它看作比人民阵线或英美联盟好得多的一种选择，因为后二者有可能转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反法西斯国家的军事联盟，从而导致分裂而不是重新统一；而绥靖方案却能避免这样的对抗。它优先考虑把德、意、日这几个发达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而不是同苏联或中国合作。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人对美、英在1938年推行的绥靖外交感到沮丧。的确，这种外交主要关注欧洲，而不是亚洲。英国政府由于怀疑与美国太亲近是否明智，并仍信赖与希特勒共事，所以在9月的慕尼黑协定中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取悦希特勒。美国欢呼慕尼黑协定是将帮助重建国际主义的一个重大成就。没有直接涉及亚洲，英国或美国都不愿对日本采取同样的策略，因为日本远比德国明显地具有侵略性。与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一起策划慕尼黑绥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在5月发表评论：“中国正在为所有守法的国家打一场战争，它也附带地为我们在远东打一场战争，因为如果日本赢了，我们在那里的利益必将丧失殆尽。”[57]这绝不是对日本姑息的语言。尽管英国人谨防与日本开战，但他们愿意支持中国远远超过愿意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同样，美国人尽管欢呼慕尼黑协定，但他们在亚洲宁愿选择的道路却不容置疑。1938年秋开始了美国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的谈判，尽管数额不大，但却是美国的首次正式承诺。这笔贷款宣布前不久，当日本政府发表“亚洲新秩序”的声明时，华盛顿和伦敦立即对它进行谴责。虽然英、美没有联合行动，但英国决心使它的立场与美国的立场接近，并让日本知道这一点。[58]苏联尽管对日本很谨慎，但对其在远东的地位信心不断增强，部分地是由于中国持续对日抵抗，同时也由于苏联从东京的理查德·佐尔格[59]间谍网得到情报，日本不准备同苏联作战。[60]苏联领导觉察到，在这个时候给中国巨大的外援不会冒孤立的危险，并且出现了英美对日本逐渐增加国际压力的良好时机，而苏联的力量将形成这种国际压力的一部分。
如果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令人鼓舞的迹象，那么英美在欧洲的绥靖不能不影响亚洲。当斯大林把慕尼黑协定看作资本主义国家意图弥合它们与纳粹德国的分歧的明证，在1939年春夏不断离开人民阵线以及与英美的合作以求与德国和解时，这一点就变得明显了。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应付西方政府明显渴望重新联合德、意，再次使苏联在世界上孤立。尽管这种恐惧被夸大了。但绥靖与人民阵线确实不能共容。当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8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含义是明显的；人民阵线死亡了，而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彻底失望了。什么将代替它呢？绥靖也必然受到伤害，因为德、苏之间的条约当然不是英、法、美政府在推动重新联合时所设想的。同样，反共产国际协定也受到打击；当反对苏维埃共产主义国家的法西斯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公开与苏联结伙时，这个联盟就没有意义了。
对中国来说，这些是惊人的发展。德苏和解打破了英、美、苏在世界事务中合作的希望。此外，由于德国公然蔑视慕尼黑协定，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并打算下一步进攻波兰，英美可能要优先考虑欧洲，但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非常不愿意以武力抵制德国。对中国来说，唯一的微弱希望是德苏条约能使苏联把大批部队调至远东；包括1939年夏沿满蒙边境苏、日两军之间小规模战斗的诺门坎事件，显示了苏联在火力上的优势。
因此，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美、苏、中很有希望的合作前景已被更加变幻莫测的形势所代替。随着德日关系的紧张，特别是看到对美商业条约的废除，东京甚至也有可能重新调整其政策。废除该条约是华盛顿于7月宣布的，作为一项单边行动对日本施加压力。这种压力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促使东京官员寻求改善日美关系的道路。1939年秋冬之际，在欧洲“假战事”[61]期间，日本和美国进行对话以查考能否对时局取得共识。如果取得成功，他们可能在日本在华势力实际存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稳定。假如中国人知道伦敦的一些人，著名的有议会副议长R.A.巴特勒，正含糊其词地谈论恢复英日联盟作为控制远东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会更加失望的。[62]
然而给自由中国以灾难性打击的远东绥靖并没有出现。英美两国都期望把日本重新纳入合作方案，但不是按日本坚持的条款。尽管需要改善关系时东京主动向华盛顿和伦敦提出倡议，但它不能放弃在中国的作为；因为它约束不了它的军方。甚至在日本政府寻求同伦敦和华盛顿改善关系时，它不得不宣称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傀儡政权，它肯定料到这一举动会破坏与西方的任何谈判。一位英国外交官写道：“在我们采取某种态度对待中国的新政权以前，让我们了解它能博得诚实的中国人的多少支持。而首先让我们了解在即将到来的商业条约谈判中，日本将如何使美国政府感到满意，不让楔子敲入我们与美国人之间。”[63]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欧洲战争把英国和美国拴在一起了。英国和美国再度结为伙伴，不包括苏联的参与，也不对法西斯国家让步。这是一个真正为保卫民主的双边联盟（罗斯福总统称他的国家为民主的武库）。力量与理想牢固地结合起来了；如莱因霍德·尼布尔在他的《基督教和强权政治》中所写的那样，没有力量，受到珍重的民主文明就不能得救，因为袖手旁观只会鼓励进一步的侵略。和平不再是一种能生存下去的选择，它当然不是那种不采取行动、裁军、对法西斯国家妥协的和平。因此随着人民阵线和绥靖的消亡，1940年的国际事务体现了英美联盟的明显兴起。余下来的是使它全球化，使它不仅运用于欧洲，也运用于亚洲。
当1940年德国突然进攻法国，使欧洲战争和东亚战争融为一体时，英美联盟的全球化完成了。它几乎立刻重新激起日本领导人与德国结盟的兴趣。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为日本攫取中国以南地区、切断重庆外援并获得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时机。对柏林来说，与日本结盟会把美国困在亚洲，使它不能插手欧洲。这样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1940年9月的轴心同盟。它也使两场战争接近。
可以肯定，英美专注于保护英国可能意味亚洲处于次要地位，但既已放弃对德妥协，而日本和德国又紧密联合，它们决不会牺牲中国以取悦日本。所有这一切再一次提高了中国的重要性，像1938年以前那样。当然，这次苏联不是亲华联盟的一部分。1940年末，当希特勒显然将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把矛头指向苏联时，斯大林寻求与日本改善关系，以避免两线作战。苏联缓慢地但正确无误地与日本实现了睦邻关系，于1941年4月签订了中立协定。至此苏联明确地放弃了欧洲和亚洲的人民阵线。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持正被东印度的荷兰人加强。尽管荷兰已沦陷于纳粹，荷兰的殖民地政府仍维持其半独立存在并顽强地抵制日本想取得石油的努力。荷兰官员们与他们的美、英同行密切磋商，三方制定了对日本的共同纲领。这产生了所谓ABCD集团——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属东印度——这尽管不是一个明确的实体，但它至少准备联合行动，并对日本人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日本人非常担心在亚洲孤立，而这正在成为现实；他们同德、意的结盟却于此无补。轴心同盟无助于日本对付“ABCD的包围圈”。
于是中国发现自己再次成为防止轴心主宰世界的全球化英美联盟的一部分。中国的地位现在似乎更安全多了。她的命运与美、英联结在一起。美国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特别提供航空专家、“志愿”飞行员和飞机组成飞虎队，同在中国的日本空军作战。当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时，华盛顿立即把援助计划既运用于英国，也运用于中国。伦敦相信美国的支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政策。在1940—1941年之间的冬季，英美战略会谈（所谓“ABC”会议）重申欧洲战场的首要地位，同时与会各方也同意协调太平洋的战略行动。最重要的是，由于美、英领导人承诺要维护世界的民主，中国也成为他们为民主而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由于成为争取主权的全球性战斗的一部分，中国能得到保证从日本获得最后解放。这就无怪1941年全年断断续续地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谈判毫无结果。这些会谈反映了日本的绝望以及通过请求华盛顿压迫重庆结束战争以离间美国和中国的策略。美国官员虽然同意继续会谈，但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作军事准备，没有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想法。
当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军队攻击斯大林的军队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纳粹的侵略使苏联加入英、美、中联盟。德苏战争对美国来说意味着西部战线的缓和。同时迫使苏联将其军队从亚洲调出以保卫欧洲苏联。当日本决定不从背后进攻苏联而继续保持中立时，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只能从苏联得到比过去少得多的援助。然而苏联重新参战使人民阵线得以复苏，并加入英美联盟。中国现在是这个综合性联盟的一员，也将迟早成为取得胜利的盟国中的一员。如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从重庆发回的报道提到的那样，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终于使世界上自由的人民在ABC阵线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反对侵略势力”。相比之下，日本的处境据认为变得“更危险，经济上困难重重，众叛亲离，并企图从事某些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很容易使它与苏联、英国、东印度，可能还有美国发生公开对抗，这时候它有100多万军队困在中国”[64]。这种观点反映出中国确信终于成功地孤立了日本，而本身正成为世界关键性强国之一。
德国袭击苏联后，全球大战的观念变得更清楚了。现在英美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人一道共同承担着打败轴心的任务。人民阵线与民主联盟融为一体。一位美国作家称这种新的联盟为“世界民主阵线”，这一称谓很妥帖地包含了先前的两种概念。[65]美国的民主将不仅对本国而言，它将成为全球争取自由运动的一部分。这种新的国际主义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于1941年8月在大西洋会晤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这就是大西洋宪章。这两位领导人保证，两国不仅要协调它们的军事资源和战略，还要为创造一个更安全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合作。大西洋宪章列举了一系列准则，如自决、经济上相互依存、国际合作、集体安全以及裁军。中国赞成这些准则，愿加入英美民主联盟，并使对日战争成为全球为民主而斗争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排斥。如《朝日新闻》评论的那样，大西洋宪章预示美国站在英、苏一边，准备参战，它也表明要努力呼吁欧洲和亚洲人民，根据新的准则与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孤立德、意、日。[66]
日本明显地处于守势，它被迫进行两种选择，要么努力与英美两强和解，把它们与中国拆开，要么放弃所有这样的打算，并巩固它的亚洲帝国。事实上东京同时寻求这两条途径。一方面，华盛顿会谈在大西洋会议后重新开始。甚至在首相近卫被代表军队好战姿态的东条英机将军接替时，还认为明智的做法是继续谈判，看美国是否愿意恢复与日本的贸易，减少其对中国的承诺，并避免在太平洋摊牌。当然任何一项这样的协议对中国领导人都是一个打击，所以他们对华盛顿会谈极为敏感。伦敦也不希望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让步；让步只会壮日本的胆，并减少美国在太平洋上军事卷入的可能性。因此在1941年9—12月期间，中、英两国官员彼此保持密切接触，焦急地等待华盛顿会谈的结果。如英国大使从重庆报告的那样，“普遍存在一种不断增长的恐惧感，担心美国政府出卖中国人，我们也跟随他们”。英国寻求向中国人保证“美国有出卖中国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都“在进行同一场战争，无论在欧洲或者在太平洋”。[67]11月底，当蒋介石和丘吉尔听到在华盛顿已达成妥协风声后，他们两个通知罗斯福这样一种意见：全球性的民主联盟已经形成，绝不能因与侵略成性的日本保持和平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中国。总统接受了他们的论点，考虑到这个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拒绝了妥协的建议。他已别无选择。可被重庆和伦敦接受的唯一与日本的协议可能是遵循11月26日的赫尔照会的路线，要求日军从中国以及印度支那撤出，并劝说日本民族回到20年代的国际主义。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加入民主阵营，否则仍被摈弃。
日本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除非他们向美国，因而也向中国，作出巨大让步，他们将继续面临西方列强的强硬反对，并准备甚至冒战争风险来保卫他们的战果。这就是他们在1941年秋，甚至在华盛顿会谈期间制定的战争计划背后的推论。日本军政领导设想华盛顿协商不会取得结果，他们决定在不久的将来，除中国外又冒对美、英开战的可能性。进行战争最有效的方法将是建立一个占有东南亚丰富资源的坚不可摧的亚洲帝国。与此同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应打击美、英的舰队，以肃清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区域。9月初制定的计划表明，日本决心同世界的主要强国进行较量。日本将建立亚洲霸权以防御其孤立地位。
在最后时刻，日本只需同意美国提出的条款，特别是认可大西洋宪章、赫尔照会以及表达美国国际主义的有关文件，战争就可以避免。这相当于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日本继续作为英美二强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并受其准则的指导，包括承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尽管有少数日本领导人准备在这样的基础上寻求和平，但对东条内阁和军方来说，这一方针意味着放弃1931年以来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面对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强或向它们挑战的选择，日本选择了挑战。1941年12月战争开始。
太平洋战争将中日冲突和日美战斗融为一体，使中国成为反轴心国大同盟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自1931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感到他们真正是全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1941—1945年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成功地占领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把中国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两年，仅存的供应线是飞越喜马拉雅山东端的空运，或从苏联经新疆的西北陆路。就全球军事形势而言，这种隔离使中国不那么重要了。太平洋上的海战和空战，或争夺南海滩头的殊死战斗，都比中国的小规模战斗更具决定意义。几乎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形势就引起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联盟手里，而中国人对此是了解的，珍珠港事件仅两周后，一位英国上层官员评论道，“中国人将回去坐着，而让美国和我们去打日本”。他接着说，即便如此，中国还将声称在打败敌人的过程中它曾扮演主要角色，并在战后和平磋商中坚持其发言权。[68]
中国军事作用下降而仍保持主要强国地位这一反常现象，随战争进展变得更加明显。当然，这离中国的愿望还很远。从一开始起国民党领导层就坚持作为统一指挥下的老资格参战国加入联盟。蒋介石并不掩饰他的懊恼：有关战略问题同他磋商不如同斯大林磋商多，更不要说丘吉尔了。丘吉尔定期赴华盛顿与罗斯福讨论军事计划。除了1942年1月成立联合国——这是一个松散的机构，包括所有与轴心开战的政府（它们发表声明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同盟内部在亚洲的主要合作是建立中缅印战区。但即使在这里，中、英、美的军队有他们各自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之间极少制度化的配合。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作为罗斯福的代表被派往重庆以负责统御该战区的美军，并任蒋介石名义上的参谋长，但他与蒋介石之间明显缺乏联系。中英关系除暴风雨外没有别的。印度英军司令部与国民党领导层对在缅甸的军事行动经常存在分歧。简言之，在中、美、英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没有正式的抗日联盟。
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没有阻止中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提出将他们的国家作为国际联盟中的一个关键成员。中国曾长期单独对抗日本，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中国带头建立这种联盟，胜利后它应当继续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架。如1942年珍珠港事件一周年时《大公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当中国弱小又毫无准备时，蒋介石毅然决定抵抗日本侵略，因为他和他的同胞们知道他们的朋友们将及时加入他们的队伍。1941年11月美国拒绝了日本的条款，这清楚地表明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会牺牲中国。因此，中、美、英是“天然可靠的盟友”，而且应永远保持下去。联盟合作将来应继续下去，由一个强国——中国——受委托监督日本。1943年1月《大公报》社论声称，战时联盟注意到朝鲜独立以及台湾、琉球和满洲回归中国。中国人“全心全意”要求加入新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集体安全体系。[69]一劳永逸地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是必要的。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中国领导人把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军方区分开来。关于摧毁天皇体制的可行性，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将日本重建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应当是可能的。当然，中国将密切注视这种转变。因此，只有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时，才可能有一个民主的日本。[70]
要实现这种充满自信的梦想，既依赖于中国人实现他们作为主要世界强国所提出的主张的能力，也依赖于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观念的愿望。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个人从未被邀与美国或英国领导人会晤。丘吉尔从不掩饰对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观点的轻蔑。确实，在珍珠港事件前，他曾极</a>力推动英中合作的思想，并一贯相信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重要性。但他并不欢迎在战后世界联盟中中国成为一名显要成员的可能性。1943年3月罗斯福会见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他否决了外交部的下列声明：“在解决我们将面临的广泛的世界重建问题时……我们把中国视为将作出最大贡献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战后中国作为主要强国之一的地位将给它在世界各种事务中发言权。但丘吉尔写道：
中国将对欧洲事务有“礼仪性以外”的发言权，或者为了欧洲的目的中国应被列在法国或波兰或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国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历史悠久和光荣的国家，像荷兰、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之上——这种想法只能说不予考虑。[71]
尽管英国当局持这种否定的观点，但它还是和美国一道于1943年初同国民政府签署了新条约，正式地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是针对日本有关英美帝国主义宣传的一个象征性姿态，但同时也是支持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丘吉尔同意了美国关于10月份在莫斯科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的提议。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为缔造并维持和平与安全，确保战争彻底进行的联合行动，将继续下去”[72]。这一思想是战时美国观念的产物，上面引用的罗斯福的话最恰当地阐明了这种思想，因为美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军事强国，与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日本已开始成为国际社会中可信赖的一员，后来背离了。这种情况绝不应允许在中国重演。与中国保持合作的最好保证是开始让中国更充分地与其他强国联系起来，使它不至于自行其是。尽管这种想法给大部分英国官员的印象是美国的浪漫主义，但美国成功地召开了莫斯科会议，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保证战后继续合作的宣言。此后两个月内，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会晤，这确实是三位领导人战时合作的高潮。尽管第四位领导人斯大林未到开罗，因为他对参加对日交战国的首脑会议犹豫不决，但开罗会议刚结束，斯大林就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1943年12月2—7日），因此实际上正式形成了四强合作的框架。在开罗，罗斯福和丘吉尔认可中国坚持的领土变更要求，即台湾和满洲回归中国，以及朝鲜“在适当时候”独立。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提到了上述的变化，但对琉球的未来地位未置一词，这表明美、英不赞同中国认为该群岛应归还中国的立场（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华盛顿官员曾作出结论，如实现彻底的非军事化，该群岛仍可归属日本）。中国人感到振奋，因为他们的领袖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地位，他们的国家被确认在战后国际伙伴关系中将起广泛的作用。《大公报》社论宣称，三强把日本降低到佩里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决远东问题的基本办法。现在四强将“把太平洋的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中”[73]。不幸的是，开罗会议是英美中战后合作协议的顶峰，接踵而来的是失望和幻灭。到1944年初，两件重要的、彼此有关的事使平稳过渡到战后秩序化为泡影。一件是苏联对日开战的前景，另一件是中国国内形势恶化。
苏联对日开战是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经中国人同意，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中国人要求保证它不致降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向盟国，特别是向美国重新要求更多军事援助。开罗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以保卫国家，抵抗预料的日本的攻势，也是为了巩固国民党人领导的中国，准备迎接和平的来临。由于当前必须接受苏联在亚洲组建武装，如果中国将保持战后国际合作的伙伴地位，那么中国与苏联势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幸的是，美国拒绝了贷款申请。如克拉伦斯·E.高斯大使从重庆发回的海底电报所说，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已经表明盟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的愿望，现在无需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来证实那一决定。[74]对蒋介石更糟的是，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开始对他的领导地位怀有疑虑。在开罗，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戴维斯会见了罗斯福，并表达了对蒋的批评意见。12月31日，戴维斯写信给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把这样一个人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他们感到共产党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联盟”中的组成部分，应得到盟国支持。如果中国势将成为国际合作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较好的办法是不仅同国民党人打交道，而且要与共产党人合作。高斯断言，国民党人“肯定正在漂离互利世界经济的自由原则”。而另一名官员指出，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我们将在他们中间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诚的支持”[75]。
对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认识经历1944年而得到证实。那一年日本对国民政府控制区的一号攻势（见第11章）是一次卓越的成功。相反，华北共产党人却扩大了自己的地盘。1944 年7月，经蒋的勉强同意，美国派了一个观察组去延安。他们被所发现的事物深深地打动。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报道，“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家，正会见不同的人民”。他和他的同僚发现延安充满了活力，在那里领袖与群众一样，都在为打击敌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而献身。毛泽东告诉谢伟思，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在战时和战后同美国合作。共产党人必须用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军官训练，而且美国必须停止只同重庆打交道，而应向国民党人施加压力，使它同其他集团分享权力。[76]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同其他强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中作为一个要素出现了。援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并使这个国家保持分裂。但是，为了使权力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少分裂，必须有一个各种派别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装力量的统一——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去实现。
两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而且哪一种都不能保证有效。况且，两种可能性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中国国内政治。无论选定国民党人为继续支持的对象，还是施加压力使之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美国以及在程度上差一些的英国和苏联将起决定作用。如果国际合作包括中国，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强避免卷入中国政治的唯一办法将是放弃合作方案，并回到较早的由列强处理事务的策略，把中国降至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观察员的地位。当然，这将使中国1931年起反抗日本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这些是严肃的两难论，当时各强国并没有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并不奇怪。在1944—1945年期间，最有影响的外部因素美国实际上同时执行着三种方案。第一种也是华盛顿最希望的一种，是鼓励中国采取和平手段取得统一。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对这一企图采取了戏剧性的方式。他请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所有军队的司令官。他希望统一的指挥将为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铺平道路，而联合政府又将保证中国在战后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伙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如重庆大使馆强调的那样，中美合作因此随国民党人实行国内改革和分配权力的愿望而定；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77]
蒋介石开始有些犹豫，然后断然拒绝了罗斯福的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请求，从而使这一计划夭折。这个想法受到共产党的支持，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不为蒋所接受。他不愿顺从地放弃他的权力，猜想美国不愿与它战时盟友摊牌，决定孤注一掷。他是对的，罗斯福退让了，史迪威计划流产了。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作为特使被派往重庆以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政策当时在他的影响下转而支持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是第二个方案。尽管赫尔利愿为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从未偏离对蒋的支持，从而逐渐使共产党人与美国疏远。
美国不会放弃推动中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统一的想法，但不会再采取史迪威插曲时的戏剧性做法了。史迪威在1944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迈将军接替，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同其他列强密切合作的观念的消失。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看不到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感到气愤。在史迪威插曲后，美国新闻界开始反复评论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不会团结战斗而宁愿打内战。这种发展的必然后果是第三个主题的出现：美国赋予中国的不仅在战时，而且在胜利后作为伙伴的重要性降低了。这一点恰与丘吉尔首相的看法吻合，他认为美国被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幻觉迷惑了。丘吉尔在1944年8月写道，“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仅一个月以后，随着史迪威纠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幻想正在消散”。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内部不和以及“中国军事上荒唐的失败，尽管美国已做出努力”。[78]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里，艾赛亚·伯林大约在同时作出这样的评论，“在官场上对中国的评价从没有更低过……中国正在得到吐勃鲁克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地位提高了”[79]。伦敦的战时内阁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摩擦，英国的地位已得到改善”[80]。
在1944—1945年之间的冬季，美国把它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加强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自夸的四强合作正蜕变为三强联盟。1945 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晤。如中国当时及以后正确判断的那样，这次会议结束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式伙伴关系的观念。在雅尔塔，斯大林再一次保证打败德国后大约三个月向日本开战；他也重申了他的条款，而三位领导人同意战后苏联将重新得到南库页和千岛群岛，租借旅顺口海军基地确立在大连——将国际化——的支配地位，并保留在满洲铁路——将设置一个中苏联合机构来管理——上的优势权益。没有同中国磋商作出这些让步使苏联在东北亚建立强大的势力范围合法化，同时使中国的地位相应降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是这样看待形势的；苏联在亚洲也像在欧洲那样将获得有影响的地位，苏联的这些势力范围，连同英美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决定战后全球的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的战后四强合作前景已经消逝。而美、苏、英——越来越明显，前两者将与众不同地成为一对超级大国——将作为和平后世界的决定者和保证人。这样的安排把中国置于何地是不清楚的。雅尔塔会议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同</a>意罗斯福的观点，在中国政治中，蒋介石应保留统治者的形象。[81]
苏联的兴趣是和蒋打交道，并使他承认雅尔塔会议在满洲的让步。当然斯大林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人，但显然他不相信他们不久将成为政权的有力的竞争者。他也不坚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他最关心的是占领东北亚战略地区，而且他断定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国协商，他向罗斯福保证，苏联将同国民党人谈判使满洲协定合法化。而重庆所担心的是牺牲中国主权和大国地位。唯一能表明三位战时领袖愿意视中国为主要伙伴的是，他们依然保证中国作为将建立的新联合国组织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也将增设法国为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几乎没有考虑在满洲的让步和中国的分裂。这三个大国发表了一个关于解放后的欧洲的宣言，要求每一个被解放的国家建立代议制政府，而对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声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愿意让中国自行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代议制政府，中国要求作为一个大国可能是令人惊讶的，但这三个西方国家既不鼓励产生这样的政府，也不支持这些要求。
这就是1945年初一度强大的民主伙伴关系的情况。中国曾被完全结合到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去，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却使这个全球性民主阵线黯然失色。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既有赖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也有赖于美苏关系的发展。
此外，从雅尔塔会议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六个月里，美国的政策重新出现战前的国际主义倾向。先前的国际主义曾采取向德、日妥协的形式，以诱导它们重新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国，成为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联盟所取代，但是国际主义的想法从未完全消失；它保持着足够的弹性，为诸如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之类的战时宣言提供了思想基础。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国际主义的构思再次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因为美国现在必须澄清它对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对策。尽管美国的官员们在对待德国方面存在分歧，但对日本的看法却非常一致。他们认为，战败的日本应被剥夺它的战争机器，并彻底受到控制，使它不致对和平再次构成威胁；但同时也应鼓励重建的日本作为开放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发展它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商业交往。美国将同这样的日本重建伙伴关系，像30年代日本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样。
这些观念虽然不是美国1945年亚洲政策的主调，但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至少对结束太平洋战争有点影响。这反映在美国愿意考虑终止敌对行动，只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向日本保证，美国及其盟国不坚持征服日本。7月底哈里·S.杜鲁门总统、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和斯大林会晤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装，惩罚但不奴役或摧毁日本，日本终于将被允许参加世界贸易关系。并且，日本人民将得到鼓励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爱好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8月14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论法律上的细节怎样，这意味着日本将再次被纳入国际主义秩序，并在将来某时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尽责的成员出现。
中国战后的衰落，1945—1949年
在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付两种倾向：一方面是重新结合主义的复苏，即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苏、美两大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在消失，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的相对地位都将受到损害。1945年春和初夏，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随着罗斯福总统在4月逝世和德国在5月投降，美苏关系紧张已很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出现在英美民主联盟与苏联发起的人民阵线之间。二者在1941年后，曾合并为全球性的民主阵线，但从未完全统一。在雅尔塔，这两个组织曾结成三强体制以解决战后问题，但三者未能维持联合行动的稳固框架。苏联一心想在东欧建立“友好的”政权，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那里，美国在下列二者之间莫衷一是：顺应这种发展使大联盟中人民阵线这一成分继续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联盟这一成分以保证被解放的欧洲的代议制政府。
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一种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战争结束时，中国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战后经济发展的戏剧性事件中处于次要地位。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应归咎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因为中国人从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统一的政府。日本刚一投降，内战便爆发了。由于国民党人作殊死战以逃脱共产党人的挑战，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在紧接的战后几年里，国民党发言人和新闻界对国际合作和中国愿为世界秩序分担责任这一主题反复阐述。这些话题极好地配合了国民党人的内部计划。强调国际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其他强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进行战后建设事业。这样的合作将提高政府的声望。保持国际合作的框架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国内反对派可能转向外国寻求帮助，或者外国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不一致的政策，以致损害国内的政治统一。[82]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担心大国的合作主要将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认的政府，它将利用这个机会扑灭反对派。为此，有必要如毛泽东等人在1945年所做的那样，强调国际合作应以促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为目的。他们奋力争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欢迎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调停。这次调停始于1945年12月，1946年又持续了一年。然而共产党人同时又担心美国、英国，甚至苏联可能默许国民党控制中国，并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国际合作这个主题时，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满洲和华北的根据地也是重要的。[83]当马歇尔将军努力调停无效而内战加剧时，共产党终于公开指摘国际合作思想是掩盖美国帝国主义野心的假面具，并谴责国民党人牺牲国家利益以迎合这些野心。而国民党人方面则越来越转向美国，寻求支持以对付共产党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伙伴地位的理想被两个大国集团之一的成员地位所掩蔽，这两个集团当时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国联盟。
国际合作主题的消失，或者换个说法，美苏冷战的开始，很容易理解，如果人们回忆起战时合作曾包括三个成分：人民阵线、民主联盟以及重新结合主义。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人民阵线的理论，尽管国家领导人继续空谈它的反法西斯斗争基本原则。现在要把这个构想用于战后和平协商以保证根除轴心军国主义。但它难以应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义之类战后新问题。在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上，出现了一种返回英美民主联盟的倾向，它强调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在美国和英国两国，英、美合作，而不是英、美、苏合作，再现为最合理的战后政策框架。与此同时，既然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是战后废墟的重建，重新结合这个主题的影响扩大了。恢复经济需要战时保持甚至增加了财富的美国的大力帮助；而美国官员劲头十足地制定关于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全球贸易的恢复和扩大以及世界财政的重新稳定等原则。到1946年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话题：欧洲经济的联合，亚洲地区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重新结合。这些话题强调德国和日本的恢复和重新结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绥靖政策同样强调发展先进工业国家的全球性网络，在它们之间自由交换商品和资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冷战意味着人民阵线的衰落及其因另外两个话题——英美合作和重新结合（绥靖主义）——而显得无足轻重。显然，就人民阵线曾经就是反法西斯的概念而言，它的衰落和绥靖主义的重新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冷战意味着用美、英、德、日间的新的联合取代美—苏—英联盟。
这种发展将中国置于何地是相当清楚的。诚然，在美—苏对抗意义上的冷战起初并未冲击亚洲。中国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怠于把这种框架用于他们的国家。至少到1947年，国民党人仍强调全球合作的主题，他们显然相信美、英、苏、中之间的合作框架仍为亚洲的安全和国民党的生存提供最佳保证。当然，这种合作的一个关键是苏联遵守1945年条约。[84]就共产党人而言，它从未甘心接受让莫斯科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的这个条约。尽管他们并不掩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苏联一致，但他们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能指望苏联支持以反对国民党人。因此，假定苏联将卷入中国作为与美国全球对抗的一部分，从而制定他们在中国内战中的战略，那是不现实的。如冈边辰巳曾指出的那样，共产党领导层想出一个两强之间中间地带的理论，认为它正在为摆脱美帝国主义而斗争。根据共产党的看法，正是这种斗争，而不是冷战，提供了中国内战的直接背景，并证明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军队在战略上的正确性。[85]
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双方的假定都是正确的，他们假定冷战对中国或对整个亚洲都没有直接关系。美苏竞争和对抗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等国表现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美国正逐渐取代英国作为与苏联对抗的主要力量。此外，在1947年以后，西欧的恢复和集体防御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苏联则以巩固它对东欧的控制对这些动向作出反应。在这种形势下，亚洲大都处于附庸地位。战后遍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国家主义浪潮使时局变得复杂，而这一浪潮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显著。但是亚洲的国家主义同苏联的战略只有松散的联系，而与英美的牵制战略也不能适当配合。如伦敦外交部副大臣的干事在一份富有洞察力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面临强烈的国家主义，它在国际关系中是棘手的。尽管原来由日本倡导的泛亚细亚思想产生东方与西方分裂的危险，但事实上亚洲国家间几乎没有凝聚力，或许可以这样说，和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相比，亚洲邻国之间的恐惧、不信任甚至厌恶更为强烈。然而，亚洲国家主义对有西方统治或指导气味的任何事情都异常敏感……很不幸，东南亚及远东各国正当苏联寻求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时候，将经历它们的这一发展阶段。[86]
这种情况使美国和英国很难设计出一个与亚洲国家共同抑制苏联的有效策略。事实上，早在1947年英国允许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这是英国作为亚洲强国地位下降的征兆——减少了它在该地区的承诺。美国犹豫不决，因为它担心会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美国在东南亚除鼓励欧洲国家让给当地人民更多的权利外，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和美国对待中国内战的方针几乎没有结合。在那里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像它们在欧洲或中东那样密切协调它们的行动；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完全是单边行动，常使英国官员感到烦恼。
到1949年，当共产党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个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彻底失败”，像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已很明显。美国既不曾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也没有为接受既成事实而准备条件。事实上是没有政策。相比之下，英国已经开始调整它的方针，并考虑承认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1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的官员以及他们在亚洲的代表同意，“英国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从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外交部通知美国：“国民政府是我们过去战时的盟友，并且在联合国中曾经是有益的朋友。今天他们只代表统治集团，而且他们对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的。”英国必须接受事实，并通过承认新政权，为中国和苏联出现分裂的那天做好准备。[87]在这里，英国的政策再次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以英美合作反对苏联为转移，而是以在同中国紧密联结的可能框架中寻求自己利益的意向为转移。与冷战本身无直接关系。
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以后，美国政府继续对蒋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但这更多的是为应付国内的压力。在美国，某些人民阵线往昔的倡导者（马克斯·伊斯曼，惠塔克·钱伯斯，弗丽达·欧特利等）正以冷战斗士的面貌出现，并指控其他人（阿尔杰·西斯，欧文·拉铁摩尔等）曾受苏维埃共产主义愚弄，或者更糟，曾是苏共的代理人。杜鲁门政府为了使这种反共不力的指责无效，扩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计35亿美元。但是这一援助计划并不意味美国站在国民党人一边大举卷入的承诺。在人们认为集中力量保卫西欧和中东部分地区现状最为重要的时候，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都不愿意将国家资源分散。
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也非常谨慎。似乎是为了避免给人以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共谋的形象，苏联继续把国民党人作为中国政府对待，当国民党人被逐出南京后，苏联大使与他们一道去广东。为了怕激怒美国，斯大林不愿公开支持共产党人。和杜鲁门或艾德礼一样，他不愿意把冷战扩大到中国。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苏联政府企图与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建立联系，以保护苏联在中国东北（满洲）的利益。[88]
上述事态的发展意味着1945年后本应在亚洲，甚至世界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的中国进入了衰落期。从1945年到1949年，中国一直处在以美苏冷战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主要舞台之外。它不与任何一方结盟，而两个超级大国也不希望把它们之间的争斗扩大到这块被内战撕裂的土地上。与此同时，国民党领导人未能利用抗战胜利的时机。他们既未得到美苏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结盟来反对另一方——这些可能性本可较好地保护其地位。
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对付日益自信的共产党人，后者采取攻势。1949年，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带着大国地位的梦想去了台湾岛。也许再过20年，中国在一个不同的领导下，会以“第三世界”领袖的角色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敌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预料的更早地被带回国际舞台。如上所述，按照定义冷战的意思是舍弃人民阵线以求重新结合，这等于恢复绥靖德、日的框架。事实上，由于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德国和日本与英国和西欧一起已成为国际稳定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苏联及其伙伴将无法破坏现状。到1949年，美日纽带正在取代美、中联系，成为亚太事务的关键。
1931年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抗衡的对策，使中国从一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确定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但这段历史也揭示，确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困难。如克劳塞维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时期，知道谁是敌人就可制定国家的政略和政策。而在和平时期，就不容易说谁是潜在的敌人。国民党人给其后继者留下了一个提高了的国家地位，但也把确定和平时期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任务留给了共产党人。20世纪是一个曾被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纪，在对它的长期观察中，仍有待于发现在没有战争时，国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确定和巩固。国民党人没有机会回答这个问题。但这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
* * *
[1]1929年2月1日，实行《海关进口税税则》。以前进口的货物一律是值百抽五，新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7类，税率为7.5%—27.5%不等。1931年1月，把进口货物分为12类，最高税率提到50%。1933年5月，把最高税率提到80%。另外，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低1/3，新税则废止陆路优待税率，统一海、陆关税。——译者
[2]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中国经济，见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年》。
[3]《洛迦诺公约》即《洛迦诺保证条约》，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旨在相互保证边界安全，互不侵犯，保障国际和平。希特勒上台后，于1939年4月28日宣布废除该公约，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
[4]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9年6月28日签订《凡尔赛和约》。德国人不满，强烈要求修改条约，这部分人叫改革派。——译者
[5]这里的国际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国际联盟说的。——译者
[6]查尔斯·梅尔：《改造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稳定》；梅尔文·P.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年》；乔恩·雅各布森：《有20世纪20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645页。
[7]鹤见祐辅：《太平洋时代》。
[8]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第1章；詹姆斯·C.汤姆森：《当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第1、2章。
[9]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10]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11]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11—12、19—20页。
[12]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24页。
[13]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41—45页。
[14]同上书，第47、80—86页。
[15]加里·B.奥斯特罗尔：《集体不安全：30年代初的美国与国际联盟》。
[16]罗伯特·D.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美国外事官员的训练、观点和作风，1908—1931年》。
[17]W.罗杰·路易斯：《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
[18]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68—73页。
[19]马克·R.皮蒂：《石原莞尔与日本同西方的对抗》。
[20]臼并胜美：《满洲事变》，第80—81页。
[21]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年远东危机》，第110页。
[22]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第1卷，第114—126页。
[23]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年》第8章；戴维·E.凯泽：《经济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24]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安东尼·福瑟吉尔译）：《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第3章。
[25]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5—60页。
[26]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第346页。
[27]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年》第3章。
[28]东四省，即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译者
[29]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1卷，第167—191页。
[30]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34—36页。
[31]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32]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章；约翰·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关于1930年代初期德国通过顾问泽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和通过翁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培育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希特勒的转向日本使中德合作中断。
[33]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第135页。
[34]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
[35]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第108—110页。
[36]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第94页。
[37]斯蒂芬·E.佩尔兹：《奔向珍珠港事变：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第56—63页。
[38]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2卷，第104—126页。
[39]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86—188页。
[40]佐藤贤了：《太平洋战争回顾录》，第45—52页。
[41]见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
[42]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5章。
[43]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44]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45]波多野善大：《国共合作》，第180—192页。
[46]《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
[47]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姑息政策：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德国，1933—1938年》。
[48]卢沟桥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叙述是寺平忠辅的《卢沟桥事件》。
[49]长谷川正：《对立战争论》，第164页。
[50]高田保马：《东亚发族论》，第67—77页。
[51]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策略方针，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译者
[52]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第232—233页。
[53]内森·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载伊恩·尼什编：《20世纪30年代苏日关系的一些方面》，第39—40页。
[54]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检疫隔离”演说。他说：“爱好和平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对……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家。”他建议采取“检疫隔离”的方法来对付主张孤立的政策，各国政府断绝同侵略者的正常联系，施加压力，以维护世界和平。——译者
[55]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第34—35页。
[56]这里所说的国际主义，主张和法西斯德国妥协，防止世界陷人战争。——译者
[57]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第41—42页。
[58]同上书，第50—53页。
[59]佐尔格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特工人员，从日本近卫首相的密友尾崎秀实得到日本决定南进不北进的情报。——译者
[60]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第48—49页。
[61]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突然袭击波兰，与波兰缔结有互助条约的英法，于9月3日对德国宣战。英法与德国虽已宣战，但一直没有战斗。也有人称为“奇妙的战争”。——译者
[62]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106页。
[63]同上书，第124页。
[64]F10904/280/10，见FO371/27670，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
[65]《新共和》第105卷第8期（1941年8月25日），第238页。
[66]《朝日新闻》1941年8月16日（晚刊）。
[67]F8496/60/10和F9109/60/10，见FO371/27615，外交部档案。
[68]F14155/13469/10，见FO371/27753，外交部档案。
[69]《大公报》社论，1942年12月7、8日；1943年1月3、9日。
[70]《大公报》1943年1月29日。
[71]PREM4，28/9和30/1，伦敦档案局首相文件。
[72]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制订，1939—1945年》，第553页。
[73]《大公报》社论，1943年12月3、7日。
[74]入江昭：《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年》，第156页。
[75]总统秘书档卷：中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文件（海德公园）。
[76]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83—187页。
[77]入江昭：《实力与文化》，第199页。
[78]PREM4，30/11，首相文件。
[79]艾赛亚·伯林：《华盛顿通信，1941—1945年》，第448页。
[80]FE（44），CAB96/5，内阁文件，伦敦档案局。
[81]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11页。
[82]《中央日报》1945年9月12日，1945年11月21、25日。
[83]见冈边和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84]《中央日报》1947年9月6日。
[85]冈边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86]F17397/1055/6109，见FO371/76030，外交部文件。
[87]F16589/1023/10，见FO371/75819，外交部文件。
[88]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