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自救与自由 被误读的《死亡笔记》

    在中小学生中流行许久的“死亡笔记”终遭查缴。5月25日，黄国“扫黄打非”办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开展一次为期一周的查缴日本漫画《死亡笔记》等恐怖类非法出版物专项行动。


    《死亡笔记》，特别是由这本漫画延伸出来的“死亡笔记本”遭到了许多教育工作者和专家的口诛笔伐。在媒体相关报道中，常出现这样的画面：


    几个月前，王女士给上初一的儿子收拾房间时意外发现了一本黑乎乎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DEATHNOTE”，打开来一看，里面写的内容让她手脚发软——“2007年4月21日上午9点，冯XX去超市买水，被汽车撞飞，当场毙命。”“我真不敢相信，一向不爱说话文文静静的我子会写出这么可怕的东西……”王女士哽咽着说。


    目前，江苏、上海、河南、广西、新疆、福建、湖北、四川、重庆、广东等地的文化执法人员均已查获大量非法出版的《死亡笔记》以及“死亡笔记本”，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中小学周边的相关店铺进行了拉网式清查。可以预料，在短时间内，它将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病态而过激的正义


    《DEATHNOTE》（死亡笔记）是2003年12月开始在日本《少年Jump周刊》连载的心理悬疑漫画作品，至今累计发行近千万册。这部由小畑健创作的漫画在一些漫画迷中反响热烈。近两年被翻拍成同名电影，被许多中国“DN迷”所推崇。


    夜神月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为人正直，希望所有罪犯都得到应有的惩罚。然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并不如其所愿。当罪大恶极者可以通过法律内外的各种途径逍遥法外，他终于意识到法律的正义是有限的正义，并在绝望中扔掉了《六法全书》（日本收载现行主要法律的书籍）。就在这个时候，一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不约而至，闯进夜神月的生活。笔记本上赫然写着“DEATHNOTE”。“使用说明”告诉他只要名字被写在上面的人都会死。尽管不相信，夜神月还是在笔记上记下了在电视里看到的诱拐杀人犯的名字。没想到，第二天那个男人果然暴死在监狱里。一切似乎都应验了，如笔记本上所说，一个人名字被写上以后，会在40秒内因心脏麻痹而死。神奇的力量突如其来，夜神月断定自己将可以借助这本笔记簿伸张人间的正义，实现平生的理想——“我要用死亡笔记彻底改变这个世界！我要成为新世界之神！”


    于是，凭着父亲是警察的便利，夜神月开始有计划地“笔杀”从警局档案里查到的坏分子，以及那些在电视新闻或者他在生活中遇到的为非作歹者。夜神月惊奇地发现，这个笔记簿不仅可以让人死亡，而且让他们按照自己预设的方式和步骤死亡。


    中国人抱怨：“修桥补路瞎双眼，杀人放火子孙全”。作为罪恶的终结者，夜神月认为只要有了死亡笔记这个正义之簿，乾坤会在他的笔底倒转，因为“谁都不做坏事的话，世界就会向好地方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在代替死神行刑若干次之后，权力给予这个中学生的迷醉显然远远高于他对正义追求的渴望。所谓“身怀利器，杀人自起”、“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为了与警察斗智斗勇，他不惜杀死了追查凶手的警员，甚至连自己的女友都不放过。故事由此展开，直到夜神月最后被逮捕归案。


    以笔杀人，代行人间正义。夜神月的扮演者藤原龙也曾经主演过以残酷著称的电影《大逃杀》，当被问到如果有这样一本死亡笔记会否像主人公那样使用时，藤原龙也的回答是干脆利落的“不”字。在他看来，夜神月所追求的是一种病态而过激的正义。


    反乌托邦


    古往今来，人类在心灵上向往一个美好的世界。为实现它，人们将其诉诸理性，于是便有了琳琅满目的乌托邦实践。从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到善男信女眼里的天堂，从莫尔的乌有之乡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个中悲喜，牵动整个人类历史。


    哲学家尼采说：大家一起去做超人。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拥有了近乎上帝的权力，可以清除人世间的所有“垃圾”，为世界做“排毒养颜”，他们又将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以及，如何避免文明的马车在暴戾的驱赶下翻转或如伏尔泰所警示的“人人手持心中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20世纪既是人类“真刀实枪”实践乌托帮最疯狂的世纪，同样是反思乌托邦最深刻的世纪。关于后者，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所有这些反乌托邦作品，无不都是在理性与心灵层面让人类重新回到了大地，放眼一点一滴的改造。


    沿着这根逻辑链条，如果我们能够以“权力批判”或“正义论”的角度来理解《死亡笔记》，就不难发现，《死亡笔记》不但不是荒诞不经的恐怖题材，反而是一部严肃的反乌托邦作品，意创笔随，令人深思。


    权力用到极致，就是让一个人在肉体上消灭。既然《死亡笔记》是在批判权力，那么死亡便只是一种隐喻。事实上，世界电影史上的著名影片，许多便是与死亡有关。


    比如，在《第七封印》这样的作品里，死神更是从片头摇晃到片尾，甚至还会亲自跑去锯树，好让死期将至又自觉高人一等的演员从树上掉下来摔死。


    “死亡通知”


    在媒体跟进的相关报道中，《死亡笔记》被简化为：主人公从死神手中得到了一本《死亡笔记》，只要在上面写出某人的名字，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死去，就会让这个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以指定的方式死亡——这似乎也是目前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死亡笔记本”的主要功用。


    也有人认为，《死亡笔记》挑动学生“复仇”。漫画《死亡笔记》和孩子们手中的死亡笔记本因此变成了“巫毒娃娃”，变成了一个诅咒的道具。有关方面的判断是：“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中包含了神秘主义、死亡、报复等诸多内容，这些黑色感情将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孩子的人格发育。未成年人看后会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影响，从而走向颓废、死亡甚至报复，会产生不着边际的幻觉。


    “这是孩子们承受过大压力的外在宣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认为，我们的教育有些忽视了对学生排解压力的引导和关切。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拼命学习，遇到压力却没有合适的宣泄途径，因此很容易受到屯些非积极宣泄方式的诱惑。


    北京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未成年处副处长李建国表示，如想让“死亡笔记”乃至更多的不健康游戏销声匿迹，需要从两方面抓起，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彻底切断这些不良物品的来源，另一方面更要逐渐改善学生受教育的环境。


    另据《海口晚报》报道，为响应上级有关部门的号召，海南省组织播放“爱国主义影片”狙击毒害青少年的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为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电影文化大餐，掀起一个看爱国主义电影、抵制腐朽思想的高xdx潮。


    然而，既然有关部门认为《死亡笔记》影响的只是未成年人，那么就应该建立起一种分级体制，保留成年人享用这些文化产品的权利。当然，分级的条件是我国合法引进《死亡笔记》，而非目前的非法也即盗版状态。人们并不反对对“非法出版物”的查缴。


    但问题似乎并不止于此。人们注意到，即使是在实施了电影分级制度的日本，《死亡笔记》的电影仍是G级，即大众级。该级别的电影内容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没有裸体、性爱场面，吸毒和暴力场面非常少，对话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触到的。


    虽然中日两国传统对“死亡”的理解有差异，但为什么该片到了中国后竟然成了“毒药”？差异真的这么大？相关行为仿佛是从准备自杀的孩子手里抢夺药瓶子，究竟是中国孩子过于脆弱，还是中国大人过于敏感？


    “贞洁城堡”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靠着制售老鼠药为生，为了避免外面“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委严明，从不让妻子和3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18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3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将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


    显然，利玛将自己对外面世界的恐惧强加给了自己的孩子。这种例子很多，套用心理学上关于“恐怖症”的一些理论描述，在此不妨称之为“户外恐怖症”或“开放恐怖症”。前两年，有则关于“母爱”的新闻足以令人悲叹：哈尔滨一个叫姜滨蓝的母亲，因为害怕自己和女儿受到外面世界的污染与伤害，于是钉死房门足不出户，与女儿一起过了15年与世隔绝的日子。


    在这个父母掌握了一切话语权的世界里，具体而言，就是父母用自己的经验没收孩子的经验，用自己的知觉代替孩子本可自主理解这个世界的知觉。孩子因此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大脑，而且只能作为大人肢体的延伸而存在。


    当媒体大张旗鼓地宣称《死亡笔记》“入侵校园”，我们是否同样受到“文化恐怖症”的干扰？在贞洁程序启动之时，一方面，孩子被放进“贞洁城堡”隔离，另一方面，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在保护孩子时，实际上连大人的文化自由也给剥夺了。


    如上所述，在文化与价值被包办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未成年人。当政府以国民监护人和心灵导师出现，这个国家其实是永远长不大的国家。因此，重新定位政府在文化生活中扮演怎样一种角色才显得尤其重要。


    比如，在家长与学校面前，政府如何做到不在教育事业中越俎代庖？我们在为孩子制造一个贞洁世界时，是否真的体认了孩子的感受？去年，有文化官员指责观众带着一种扭曲的心理在观看超女——然而，子非鱼，安知鱼之心理扭而且曲？


    显然，对于一个国家文化心理的成长来说，真正有希望的事是让公民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而不是与外面“肮脏的世界”的绝对隔离。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