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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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学院大门，我心中像有根粗糙的麻绳扭了无数的疙瘩，想解开都不知从哪里入手。如果保研出了问题，父母白高兴一场了……武大的面试怎么解释……对写推荐信的老师怎么交代……自己这几天不该在宿舍把事情公布了……突然，一个念头尖锐地冲上来，像有一把小刀刺破皮肤，血珠沁了出来。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校长信箱写信，那只能是排在我后面的那个人，她才是唯一的受益者。他……她是谁，她是谁？是谁？我马上转回去，想看看学院公告栏中的名单公示。暑假前吴老师告诉我差一名入围，我都没有去看看公告，看了心痛。我在公告栏反复搜索，已经没有了。又去研管办想问问李老师，走到门口失去了勇气，李老师会不会想，你什么意思，难道还想报复？我又回到公告栏搜索了一遍，多么想揭开这个谜底，就像前几年腿摔伤了，忍住痛也要揭开纱布，看一看伤口。


    在学院门口，我碰到了那个即将去爱丁堡大学的男生。我笑嘻嘻地说：“男神，听说你拿到了英国的全额奖学金？”他点点头，谦虚地沉默着。我说：“牛啊，不是吹出来的。”竖起大拇指：“牛。”又说：“雅思考了多少？”他说：“七点五。”我说：“你浪费了一个保研的名额。”他惊醒似的说：“那应该会补一个吧，就是……就应该是你啊！是你呢！赶快去申请！”我说：“排在我后面的是谁呢？”他说：“应该是三班的翁萍吧？”我心中一跳，一脸迷惑地问：“你还记得？”他说：“名单我研究过的。”我说：“这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他不解地望着我。我说：“真的很深奥。”又说：“我不想保研呢，我要去上班。”他说：“那就轮到翁萍了。我赶快给翁萍他们班长打个电话。”掏出手机准备拨号。我马上按住他的手说：“等会儿。”想了想，把事情告诉了他，说：“你千万不能跟翁萍说，实在想说……那也不能说。”他连连点头：“知道了知道了，唉，谁都不容易。我本来以为只有我自己不容易，一肚子委屈。”我说：“你春风马蹄疾，你还委屈？你看遍长安花呢。”他说：“这马腿都跑抽筋了，”腿撇了几下，“跟谁说去？”


    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想着自己这样从小地方上来的人，想在麓城扎下根，就非尽最大的努力不可。老爸含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树叶都要扫一扫，不扫就没有。保研有了希望，算是扫起了好大一堆树叶，可风一吹，又没有了。说起来自己还是有点野心的人，不甘心啊，不甘心！这么想着，我想马上去找翁萍，问她这样做是不是太阴了一点？虽然不在一个班，但就住在隔壁，天天见得着的，到关键时刻踩我一脚，这样真的好吗？她居然还敢用实名，我得把她的嘴脸扯下来，给全年级同学看看！上了楼我又没了勇气，在楼梯口停了下来，扶着楼梯，犹豫着。秦芳过来说：“晶晶，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爬累了，喘口气。”她没细问就下去了。我下决心推开隔壁的门，探头往里面看看，听见翁萍在抱怨说：“我们跟男生宿舍有的一比了，有股怪味！”看见我，问道：“晶晶，有事？”我说：“说有事也可以。”仔细观察翁萍的神色。翁萍若无其事地说：“晶晶，你好久没来串门了。”我生硬地说：“真的有好久了？我自己都不记得，只有你总是惦记着我。”投过去一个不友好的眼神。轻轻把门带上。在门缝合拢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她望着门这边，在愤怒地微笑。


    晚饭之前吴老师发来信息，说在楼下等我。我下了楼，她在树下招手。我过去了，她说：“找个静僻点的地方。”就往教学楼那边走，说：“本来可以给你打个电话的，我考虑了一下，还是谈谈比较好。”我觉得大事不妙，抱着豁出去的心态，跟在她后面。她说：“我今天不代表我自己，代表学院和研究生院，跟你沟通一下。”我说：“我知道了，有人达到目的了，”狠狠心说，“翁萍。”她说：“你为什么说是翁萍？”我说：“谁也不是天生的坏人，把别人推到坑里，总是自己能拿到一个果子。她就排在我后面，把我取消了，她不就顶上来了吗？”她摇摇头说：“你还是把事情看简单了。”我吃惊地说：“难道还有别人？杜书记说了，给校长信箱的信是实名的。”她说：“是实名的，但不是翁萍的名字，是你们郝班长的名字。”我心都要从口里跳出来，说：“那不可能，我可以说，绝对不可能。郝班长是个好班长。”她说：“我们也找郝健问了，信应该是别人冒他的名写的，但实名的程序是完成了。”我说：“只有翁萍。”又说：“看发信的邮箱就知道了。”她说：“哪个邮箱发的，校长办公室不会告诉我们。学校不是公安部门，没有权力去查找邮箱的主人。”我说：“吴老师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阴险了，这叫我以后怎么去相信世界？”她说：“这个问题不算个什么问题，领导都没有追问的意思。”虽然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但老师说不是问题，院里和学校里都说不是问题，那我也只好当作不是个问题。


    吴老师在一棵樟树下站定，说：“我们来谈问题。”我说：“我知道了。”她说：“这件事关系到一个学生的前途，院里和学校里都很谨慎。”我说：“他们就不怕一个学生的前途就这样被毁掉吗？还有，她对这个世界的信心也被毁掉吗？”她说：“所以他们很谨慎。”又说：“我们来看看信中反映的问题，是不是真的是个问题？教务办今天上午就统计了，西方新闻史这门课，我们班的平均成绩，比另外三个班，要高六点几分，这肯定还是有点不正常。”我说：“我们班的同学准备得更充分。”她说：“我也找我们班的同学了解了，是你整理了课件在班群发了，是吧？这对别班的同学，是不是也有一点点不公平？你自己这门课的成绩，全年级第一，这是你三年拿到的唯一的一个第一。”我觉得非常羞愧，好像自己做了偷分贼。我说：“因为我连夜整理了课件，我肯定会熟悉些。我当时觉得自己为大家工作，我还很自豪呢。”又说：“我自己偷偷地准备，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为什么要觉得自己是个学习委员，有责任帮助大家？这个好人做得太惨了。”她说：“研究生院分析，你个人最终成绩，受到了这次考试的影响，他们认为这是个问题。你觉得呢？”我说：“领导说是个问题，我说不是问题，有用吗？”她说：“那你是不是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呢？如果一点问题没有，那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哪怕一点点问题，那就是个问题。你觉得呢？”


    我低了头说不出话。领导的逻辑我很难反驳，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吴老师说：“院里上午专门开院务会讨论，我列席了。一边讨论，一边跟研究生院电话沟通。下午研究生院的最后决定还是来了。那封信里有句话，希望问题在学校层面得到解决。什么意思？学校解决不了，就要告到教育部去，搞到网上去。所以学校的意见，还是大事化小，在学校层面解决。”我说：“领导省心了，我完蛋了。我能不能找有关部门申诉？”吴老师叹气说：“那给你交个底吧，这件事情，研究生院是请示了管研究生的副校长的。其实我也觉得你有点冤，可是我一个普通老师，能够力挽狂澜吗？那些官僚……管理者，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我爆发似的嚷道：“官僚我可以理解，翁萍我不能理解，也不想理解。把别人垫在脚下，就这么爬上去了？”又吼了一声：“想得美！”吴老师说：“信是谁写的，真的不知道，但这种平地起风波的做法，学校是非常反感的。所以，研究生院把这个名额取消了。”我心中大为松弛，说：“谢谢。”吴老师说：“下午翁萍的班导师还找了杜书记，说：‘杜书记，要出事了！’想帮翁萍挽回，杜书记没有回应他。”我说：“谢谢杜书记。太谢谢了。”吴老师说：“我们就事论事，你入党的事不会受影响。我看你都看了三年多了，一个同学怎么样，我心里还是知道的。”我说：“唉，谢谢，谢谢。”她说：“晶晶，你不会有什么事吧？你要有什么事，第一，我会心痛；第二，我也脱不了干系。”我说：“我不像有些同学，不会给学校和老师找麻烦的。‘吴老师，要出事了！’这样的话我也不会说。我去教室自习了。”我回头看见她站在树下，目送我离开。等我走出几十米，她突然叫道：“许晶晶，你还没吃晚饭呢！”


    4


    我不知道怎么向父母交代，特别是父亲。


    我的家在省内边远的津阴县的一个小镇，二圩镇。从镇上坐车去县城，都要一个多小时。从上小学的第一天开始，父亲给我和妹妹说得最多的就是，好好读书，离开这个地方。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强化，这已经变成了我的信仰。


    六年前，我从镇上的初中考上县城的高中，父亲就在家中宣布：“以后家里的事就不要晶晶做了。有一分钟喘气，就把这一分钟拿去读书。”妈妈在旁边拍着胸脯说：“我做，我做！”父亲瞟了妹妹一眼说：“如果盈盈也考上了县城的中学，也不用做事了。一中二中都行！”许盈盈刚上初一，低声说：“欺负人。”她成绩不好，在家里就没有话语权，也天然自卑。父亲说：“一个人不好好读书，她不受欺负，难道还让能读书的人受欺负？”又说：“这也叫欺负人？将来你出去你就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欺负人。谁能考去县城，一样的待遇！”


    父亲吃过没读书的亏，对读书有一种疯狂的执着。他读过高中，那是三十多年前，二圩镇还有高中。毕业时正赶上恢复高考，连考两年，没有考上。去东莞打了三年工，来了一个机会，镇上的小学需要一名语文老师。他在流水线上已经待了三年，对那种看不见头的生活忍无可忍，听到消息马上赶回来应聘，居然聘上了。虽然没有编制，但有一份稳定的工资，这已经很满足。这样过了十多年，县教育局来了通知，在岗的教师要进行资历审查。这时已经有了太多的师范生不好找工作，父亲就被淘汰了。


    那一年我刚进初中，下午放学回家，看见父亲打着赤膊在门口呼哧呼哧劈柴。见了我就停下来，提着斧头恶狠狠地望着。我刚想帮他收拾一下劈开的木头，他把斧头向我一伸，又伸向家门口：“去做作业！”我感到斧头带来一股气流，在我脸上晃过。进了门我看见母亲在哭，用衣袖一下一下擦眼泪，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时父亲进来吼着：“还不去做作业是吧，你？”我不敢再安慰母亲，溜到自己房间去了。


    其实父亲的工资只有一千多块钱，比有编制的老师少得多。但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觉得自己在镇上也算个有身份的人，经常说：“我这不也是为国家培养接班人的人吗？嘿！”每个月这一千多块钱没有了，一家四口就断了生计。父亲想重新南下东莞打工，可四十多岁的人了，一点技术没有，想来想去也不是个事。教育局按工龄每年三百，补助了几千块钱，可这怎么禁得起四张嘴嚼？


    那些日子，父母经常坐在灯下讨论。要找出一条活路来，盘来盘去，贩水果，贩菜，养猪，养鸡……没有一条路好走。母亲觉得做水果生意还可试试，父亲说：“这镇上我教过的学生都上了千，他们喊一声许老师，比抽我几个嘴巴还可耻！”母亲说：“面子是有钱人的事，就我们都穷成这样，能讲得起？没资格！”父亲说：“是没有资格，可没有资格那也得讲！是个人啊！”


    讨论了一个月，不能再讨论下去，坐吃山空，我家没有山。决定是由父亲每天去县城进一些本地没有的菜，或者反季节的菜，由母亲去市场租一个摊位去卖。这样我们家开始了新的生活。父亲买了一辆机动三轮车，每天凌晨两点多去县城，六点钟赶回镇上。这几百斤菜由母亲一直卖到天黑，顾客挑剩的拿回来自己吃。她叹气说：“什么时候能吃上一口新鲜菜？”这样一天能赚几十块钱，运气好了赚一百。那年我放寒假回家，差几天就过年了。半夜被一种响动惊醒，细听之下，知道是父亲出门去进菜。我隔着房门喊了一声：“爸，今天就别去了！”他从门外探头进来说：“睡你的！天亮起来给老子读书。”我说：“太冷了，今天就别去了。”他吼一声：“哪天不冷？不去拿什么过年！”门“砰”地一响，脚步声远去了，传来三轮车发动的声音。那一下声响，像迎面一颗铜球，砸在我胸口。我再也睡不着，天微微亮就轻轻爬起来，怕惊醒了许盈盈。从窗户看见下雪了，微光中看见地上一片雪白，眼泪一涌就出来了，带着微痒，从眼角一点一点地流到下巴，在那里停住了，脸颊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轨迹，涩涩的。我抬起手臂想用衣袖擦去，停下了，拿起了数学辅导资料。


    这样的日子坚持了几年，在我读大二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突然说：“前面黑灯瞎火的，日子能这样过吗？”决定去开货车。母亲着急说：“那是要命的事呢！”父亲说：“我每天去城里进菜就不要命？除了我，谁见过二圩凌晨两点钟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些人的命，要了也就要了。”爸爸去学开货车，妈妈说：“吃了这几年的烂菜，总算可以吃上一口新鲜菜了！”几个月后爸爸拿到驾照，去县城帮老板开车去了。


    全家的希望都在我身上，我却不知道自己的希望在哪里。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希望，也得抱着希望，没有野心，也得野心勃勃，要活，要改命。记得高二暑假回家，母亲在河边洗衣服，我去帮忙，父亲站在堤上喊：“许晶晶，这是你做的事吗？”我赶紧挎着一篮衣服往家里跑。到了家看见盈盈在看电视，父亲吼道：“许盈盈，去晒衣服。”妹妹翘着嘴唇说：“姐姐……”看见父亲的神态，马上跑出去晒衣服，从我身边经过时，怨恨地横我一眼。父亲追到门外说：“很委屈是不是？你不好好读书，一辈子还有一大堆委屈守在路边等你！它们不等别人，就等你！”妹妹头都不敢回，提着篮子去了。


    高中是在油锅里煎熬着过去的，那么漫长的三年啊！最后几个月，真的是一天熬一天，一天熬一天，每过去一天，紧绷的心里就松弛一点，像闹钟嘀嘀嗒嗒的发条。高考成绩下来，心中半冷半热，父亲的脸半阴半阳，最后还是由阴转阳说：“也不错，比老子强。”我说：“外语多考几分就好了，这外语，我实在是，没有感觉。”他说：“二圩出来的孩子，外语还能及格，那算是放了一个响炮了！”被麓城师范大学新闻学院录取了，不太理想，但怎么也算个一本。读大学几年，一直想怎么能够到名校去读个研究生，把自己这不那么鲜亮的学历洗白。可再怎么努力，还是有更聪明更努力的人。几年间看清了，自己这么一个人，想要有大的出息，不可能，才能永远也追不上野心。那么就认命了？不行啊，认命了，这一辈子就活得憋屈了。这些憋屈会在命运的一个一个路口等着我。我当年要是能考上清华北大就好了，我就可以豪迈地对世界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现在呢！挣扎是还得挣扎，有没有用，真的只能是由天不由我了。保研落空了，好不容易天窗开了一条缝，投下了一线阳光，一瞬间，又被封上了。这让我对世界有了一种陌生的感觉，觉得以前对世界的所有认识，都必须推倒重来。来到这个世界二十一年，虽然家境贫寒，但感到的总是温暖。小学中学，一直得到老师的关爱，还有父母的温暖。进了大学，一直拿着最高的助学金，学费等于免了。哪怕跟章伟的感情受挫，那也是自己选择的。可是现在，生活让我产生了怨恨，觉得所有的人都是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每当心中产生这种恶意，马上就会感到愧疚。一个女孩，怎么可以往歹毒的路上走？可是这一次，恶意一阵阵浮上来，竟赖在心中不走了，像一个可鄙的乞丐天天守在施主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