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痕迹检验篇

    第一话指纹


    人类知道指纹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的六千多年前的陶器上，就发现了指纹。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陶器、青铜器上所刻的云雷纹，就是参照指纹绘制而成的。既然指纹那么早就被古人注意到了，那么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必定会有人去研究指纹。


    中国是世界公认最早对指纹进行利用的国家。在美国芝加哥的菲尔特博物馆中，一枚中国古代的泥印在此静静保存着，这枚印正面刻有主人的名字，反面则留下了一根拇指的印痕。


    这枚罕见的泥印被制作成型的时间，距今足有两千多年，可以算作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古老的指印印泥之一。自然，这枚指印在这里代表着“印主自己”。


    《后汉书·志第九·祭祀下》曰：“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


    在三皇时代，人们没有使用文字，于是便采用结绳的方法来记录事务。直到五帝时，才产生了文书凭证。到夏、商、周时期，习俗教化、雕绘文字越来越丰富，而弄虚作假、伪装假冒之事也越发多见起来，于是有了玺印，目的是防范作奸违法之举。


    时间来到秦汉，此时封泥制已普遍盛行起来，人们书写在竹简、木牍之上，这样写成的信件、文书需要用绳索进行连接和捆绑，以防有人偷拆。在绳结处会用泥封起，再在泥上加盖官私印章，这样一旦被人打开，封泥就很难复原。有历史实物可以证明，从西周到秦汉，印章和指纹可以交替运用，印章大多为识字的人在用，而且制作需要一定费用，因此没有印章的平民，就加盖两根手指印。


    这种具有契约意义的指纹运用大约出现在西汉初期，最早的办法，是在竹简上“画指”，做法是：由书契人先书写契文，在契尾一一写出双方当事人、见证人、中间人的姓名，然后相应人士在自己的名字下，按男左女右的原则，印画中指、食指两节或三节长度的线段，并在指尖、指节位置画上横线，以示该契约是由自己签署的。


    等到唐代时，指纹已在田宅买卖、婚姻家庭、人口买卖和财务借贷等民事契约的签署时广泛运用。851年，阿拉伯商人索拉罗在他写的《大唐风情》中有这样的记录：在此处，不管是谁向人借钱，都要立下借据，借债人得用中指和食指在借据上并排捺印；倘若双方签订契约，那么双方的指纹就印在两纸骑缝处。


    而在唐代以后，官府中兵丁名册、狱词、画供等，也同样有以指印为证的文字记载及实物遗留。宋后，在人口买卖契约和离婚休书上，更是普遍采用捺指纹或压手印的做法。


    可见，在历朝历代，指纹作为契约文书的签署标志，均有法律效力。


    在古代，还有一门行当对指纹的研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是哪一行呢？


    相术。


    科技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向来是迷信滋长的土壤，不论是何朝代，都市的街边，都不乏卜卦算命的“半仙”。


    南唐宋齐邱的《玉管照神局》就是古代相术之代表，内容涉及相手、相面、相骨等多种“算命技术”。


    相术在民间流传甚广，据野史记载，算命这回事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袁忠彻整理的《神相全篇》可谓相术的集大成者。


    《神相全篇》中有一段关于掌纹的描述让人感觉非常不可思议：“三才纹乃掌中三大纹，人人有之，乃在母胎受气成形、擎拳掩耳而成，十分辛苦。自上至下，第一纹居火，为天纹，主根基；第二纹居土，为地纹，主财禄；第三纹居明堂，为人纹，主福德。”


    它的意思如下：


    三才纹，也就是人手掌中的三条最大的纹路，这三条纹路可谓人人皆有，人还没出生，尚在母亲腹中，三才纹就已经成形，是婴儿握拳遮耳的时候自然形成的，所以非常深刻。手掌从上往下，第一纹在五行中属火，是天纹，反映一个人人生的基础；第二纹五行属土，为地纹，主此人人生的财运、官禄；第三纹在明堂上，叫作人纹，主此人的福气和德行。


    这种说法其实具备一定科学性，现代胚胎学研究表明，指纹在胎儿三四个月大时便开始产生了，到婴儿大约六个月大时成形。一个人从此时开始，直到长大成人，指纹也只不过变大变粗，但纹样却终生不会发生改变。


    现代高科技仪器研究的结果，竟与古人的结论不谋而合，这足够使人震惊。至于古人是用了什么方法才得出如此精准的结论的，目前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谜题。


    感到神奇了吗？


    告诉你，神奇的还在后面。如果光是理论研究，还不算什么，古人最厉害的，是把指纹技术早早地运用到了医术之中。


    清代太医吴谦等人编修了《医宗金鉴》，在这本书的第五十卷，医师们提及了一种结合指纹，对三岁以下小儿进行诊断的方法，名曰“一指定三关”。


    中医将人体分为诸多“经络”，手上的指纹属食指桡侧缘的脉络，属手太阴肺经，是其中一个分支。指纹的状态会反映出相关脉络，通过观察指纹表现出的状态，结合脉象便可以诊断疾病。


    由于儿童手腕部位短小，加之问诊时儿童也时常会哭闹，影响脉象，所以给儿童把脉，常常诊断不准。好在，儿童的皮肤细嫩，皮下的血脉容易暴露，而血脉的病症还会表现在指纹上，所以对三岁以下的孩童，古代中医常常会结合指纹变化来进行辅助诊断。


    他们认为，指纹有“风”“气”“命”三关，其中食指掌指纹为“风关”，近节指间纹为“气关”，远节指间纹即为“命关”。


    诊断时，要将患病儿童抱到光亮的地方，医生用左食指和拇指握住患病儿童的食指末端，同时用右拇指在患儿食指掌侧面，从命关开始，朝向气关、风关反复推几次，只要用力得当，指纹会显现得更加明显，方便观察。


    如指纹浮而明显的，病情比较表浅；指纹沉隐不显的，病情可能在体内伸出；纹细而色泽浅淡的，多是虚症；纹粗而色泽浓滞的，可确诊是实症。另外，若纹线颜色看起来是鲜红的，就属于体外感染的风寒；若纹线颜色看起来是紫红的，多属于体内发热的症状；若纹线颜色看起来是青色的，大概率是风症或痛症；纹线颜色是青紫或紫黑色的，极大可能是血脉堵塞；当纹线颜色出现淡白色，基本上可以判断是脾虚。


    据文字与实物可知，我国人早在两千二百多年前，就已经在利用指纹进行侦查活动了。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间：1975年12月。


    就在这一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有大量竹简出土。竹简上用墨写着秦代的隶书，里面记录着从战国晚期直至秦始皇时期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


    睡虎地秦墓竹简计1155枚，其中包括残片80枚，后人将其分类整理为10部分，分别为：《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以及甲种与乙种《日书》。


    这里面《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都是原书的标题，而其他几部分的标题都是后人整理时拟定的。


    其中，《封诊式》的部分占98简，内容为对官吏审理案件时的相关要求，以及对各类案件进行调查、现场勘查、审讯等程序化处理的文书程式。简单来讲，其主要内容就是在调查案件时，将犯罪现场封锁起来，再仔细进行现场勘查的刑事技术规范。


    简文一共分为25节，每节第一简简首写有小标题，包括《治狱》《讯狱》《封守》《有鞫》《覆》《盗自告》《口捕》《盗马》《争牛》《群盗》《夺首》《告臣》《黥妾》《迁子》《告子》《疠》《贼死》《经死》《穴盗》《出子》《毒言》《奸》《亡自出》，还有两个小标题由于字迹模糊而无法辨认。


    其中《穴盗》一节对指纹的运用就有所记载：“内中及穴中外壤上有厀（膝）、手迹，厀（膝）、手各六所。”


    其意为：房内以及洞里外土上存在膝印和手印，分别有六处。


    这部分记录表明，早在秦代，手印在侦查破案中就已成了重要证据之一。到了唐朝，指纹鉴定的各种技术日趋成熟，唐代出土的许多契约、遗嘱等文书上都能发现指纹、指节纹或掌纹的印迹。往后的朝代中，也都在文书上沿用以指纹、掌纹鉴别真伪的习惯。


    1927年，德国人罗伯特·海因德尔就在其《指纹鉴定》一书中提到，中国唐代的贾公彦，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用指纹识别人的学者，他早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时，就发现了指纹的特征及用途。


    指纹技术的推广运用，伴随着历史文明的发展。古人当兵就要造册，这种册子叫作《箕斗册》，除了记录士兵的名字、年龄、家庭住址之外，还会按上其指纹来保存，册子上对识别指纹的方式方法也有详细介绍。


    由于这种方式大大利于人口管理，能有效地防止冒名顶替，在清代时，便进一步推广到各州县，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古代指纹数据库”，这种库藏资料由专人管理。也就是说，只要罪犯在犯罪期间不小心留下了指纹，官府只需把其留下的指纹拓印下来，发往周边各州县进行对比，就很快能够锁定案犯，这和现代侦查中使用的指纹数据库比对系统如出一辙。


    而由于指纹的独特性和规律性，古代固然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的指纹识别设备，但只要经过专业的指纹技术培训，指纹比对的准确率甚至可以达到95%以上。


    据记载，在古代，指纹的比对方法有四种。


    第一种，目测法。这个很好理解，就是直接用肉眼去看。


    第二种，叠加法。拿一张纸，按一枚指纹，然后将这枚指纹与需要比对的指纹叠放在一起，看是否重合。


    第三种，透光法。这是比对陈旧指纹的方法，在暗室中利用光源，透过通透的油纸观察指纹轮廓。纹线清晰的，可直接画出；纹线模糊的，则叠加比对。如此即可得到罪犯指纹全貌。


    第四种，撕接法。把新按指纹的纸撕开，然后把撕开的纸上的部分指纹与需要比对的指纹进行接合。如果接合后的指纹线路是完整的，就说明是同一个人的指纹；如果无法接合，则说明这不是同一个人的指纹。


    由此发展出的指纹提取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哈气法。如果在现场发现某物可能存有指纹，直接哈气便能用肉眼分辨。


    第二种，布灰法。将燃烧后的炭粉碾碎，撒在指纹上，用嘴吹或用兔毛轻轻掸过，便能发现指纹。这种方法在古代还适用于足迹提取，后面会进行介绍，现在暂且不表。这种方法，其实就是现代刑事技术中的指纹刷显法的雏形。


    第三种，烟熏法。这种方法适用于大型室内现场。古人在使用哈气法观察指纹时，其实已经知道陈旧的汗液指纹可以吸水变得清楚。古人虽然并不知道原理，但已知晓这一事实。在古代，在勘查大型室内现场时，勘查人员若并不知道嫌疑人触碰过哪些地方，就会关门闭户，在室内用木炭将水煮沸，待室内湿度上升后，再闷灭炉火，让烟尘颗粒在室内飘散。当灰尘遇到潮湿的指纹时，指纹便会显现。


    另外，还有用植物汁液使血迹指纹显现的方法，只是记载于野史，这部小说中也提到过。


    第二话足迹


    与指纹相比，足迹更加直观。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利用野兽足迹追捕猎物的方法。追溯历史，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将足迹应用于刑事办案的国家之一。


    前面提及的《封诊式·穴盗》，原文记载如下：“内中及穴中外壤上有厀（膝）、手迹，厀（膝）、手各六所。外壤秦綦履迹四所，袤尺二寸。其前稠綦袤四寸，其中央稀者五寸，其𣦟（踵）稠者三寸。其履迹类故履。”


    意思如下：


    房内以及洞里外土上存在膝印和手印，分别有六处。屋外土壤上有秦綦履留下的鞋印四处，长一尺二寸。鞋印前部花纹密，长四寸；中部花纹稀疏，长五寸；跟部花纹密，长三寸。鞋印看起来像是旧鞋留下的。


    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人们就已将足迹作为侦破案件的线索和证据，并已开始研究穿鞋足迹的结构特征。


    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出现了一本名为《智囊全集》的古籍，经增补后，全书共收录上起先秦、下至明代的历代智囊故事1061则，书中提到的人物，大多运用智慧和谋略创造历史。它是讲述我国古人运用聪明才智巧妙地排忧解难、克敌制胜的处世奇书，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部篇幅庞大的智谋之书。


    其中，《杨武》篇中有这样的记载：


    佥都御史杨北山公名武，关中康德涵之姊丈也，为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盗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摄其邻居者数十人，跪之于庭，而漫理他事不问。已忽厉声曰：“吾得盗米者矣！”其一人色动良久。复厉声言之，其人愈益色动。公指之曰：“第几行第几人是盗米者。”其人遂服。


    又有盗田园瓜瓠者，是夜大风雨，根蔓俱尽。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印取夜盗者足迹，布灰于庭，摄村中之丁壮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迹者即盗也！”其最后一人辗转有难色，且气促甚。公执而讯之，果仇家而盗者也，瓜瓠宛然在焉。


    意思如下：


    佥都御史杨北山，单名武，是关中康德涵的姐夫，任淄川令，他这个人善于用奇思妙计。某次，城中发生了买米商户失窃的事，始终抓不到小偷。杨公便下令将失主的几十名邻居全带到府衙问话。当一干人等被带到衙门后，杨公让他们全跪在庭院中，而自己却慢条斯理地处理其他公文，压根不理他们。过了一会儿，只听杨公厉声道：“我已经知道那个偷米的家伙是谁了！”这时跪在庭下的人群中，有一人闻言神色大变。不久，杨公又厉声重复了一遍，那人的神色越发惊慌。杨公就指着他说：“第几行第几人就是盗米者。”那人一听，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又有一次，发生了一桩盗窃田园里的瓜的案子，那晚风很大，下了很大的雨，瓜田中的根叶藤蔓都被人给连根拔起，什么都不留下。杨公怀疑是园主仇家干的，就让手下采集盗瓜者遗留下的脚印，又在庭中铺上细灰，让村中的丁壮一一在灰上走过，同时说：“要是脚印相合，那人就是盗瓜贼！”最后一名壮丁一直借故推托，并且呼吸急促，杨公当即抓起此人审讯，果然是因两家有仇隙而发生的盗窃行为，其人所盗取的瓜果，全堆放在家中。


    很显然，这个故事，便是一个史料有记载的，关于足迹检验及提取的案例。这种提取方法并不复杂，在民间，人们由于长期进行放牧、狩猎等生产活动，已不断积累了丰富的足迹追踪技术。这使得他们能根据蛛丝马迹找到失散、逃跑的牲畜和隐藏起来的犯罪分子。


    远了暂且不说，咱们国家的足迹学泰斗马玉林前辈就是足迹学研究者的代表。他生于1906年，去世于1981年。年幼时家贫，他10岁起给财主家扛小活、放羊，放羊时习练辨踪、跟踪本领。


    虽未念过书，但他很聪明。他以羊的大小、肥瘦、毛色等体征为依据，经过长时间观察、比较、琢磨，练出一手看蹄印就能联想出羊的体态特征的硬功夫。所以他放羊时很少查数，只要跟在羊群后面看蹄印，就知是否有羊走丢，丢了的是哪只。


    有羊走丢时，他就顺着蹄印追踪，不论远近，准能找回来。从此，他除了常常找回自家的失羊外，还常帮助乡亲们找回丢失的牲畜。经过长期的码踪实践，他头脑中积累了一套完整的辨踪经验，从足迹的轻重、步态、步幅、虚边、压力、带土等情况，即可分析出人的性别、职业、习惯、年龄、身体特征等，而且摸索出了在沙土上、硬地上、草地上、水上、砾石地上、雪地上、河水中、雨天的路面上辨迹追踪的方法，掌握了较完整的步法追踪技术。


    在古代，是否有与马玉林前辈类似的研究者？


    不光有，而且还不少。


    大名鼎鼎的《荀子·劝学篇》中有一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意为：没有从一步步开始的积累，是不可能到达千里之外的。古时以迈出一只脚为跬，再迈出一只脚为步。它是步法追踪研究的基础。


    《尚书·牧誓》中有这样的记载：“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


    意思是：今日之战，阵列前后距离不得超过六步、七步，要令行禁止，保持整齐。将士们，共勉！不超过四、五、六、七回合交战后，当停则停，要保持整齐。


    显然，当时的人们已把步法特征应用于军事训练。


    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成语“邯郸学步”，它出自《庄子·秋水》，原文为：“子往呼！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失子之业。”


    这个故事说的是战国时燕国寿陵的某位少年，因为赵国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特别优美，于是不远千里跑到邯郸学习当地人走路。可他不但没学会像邯郸人那样走路，连自己原本的走路姿势也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


    此文说明，古人很早就已开始进行步法研究。而类似的把足迹用于破案的古代例子，除《封诊式》外，可谓举不胜举。


    第三话工具痕迹


    工具痕迹的运用，大约在公元9世纪以前就已得到了发展。随着原始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逐步发展，远古人所使用的工具也从石头制品、木制品，渐渐地发展到了铁制品、青铜制品等等。与此同时，工具痕迹在侦查破案中，出现的频率也逐渐增高。


    《封诊式·穴盗》记载：“内后有小堂，内中央有新穴，穴勶（彻）内中。穴下齐小堂，上高二尺三寸，下广二尺五寸，上如猪窦状。其所以埱者类旁凿，迹广□寸大半寸。”


    意思如下：


    房内后方有个小堂，墙中央有一个新挖的洞，洞通进房内。洞底部与小堂地面平齐，上高二尺三寸，下宽二尺五寸，上面像猪圈形状。用来挖洞的工具像是宽刃的凿，凿的痕迹宽二（？）又三分之二寸。


    还有小标题无法辨认的一节记载：“□□某爰书：某里士五（伍）甲、公士郑才（在）某里曰丙共诣斩首一，各告曰：‘甲、丙战刑（邢）丘城，此甲、丙得首殹（也），甲、丙相与争，来诣之。’诊首□发，其右角痏一所，袤五寸，深到骨，类剑迹；其头所不齐䏼䏼然。以书讂首曰：‘有失伍及（迟）不来者，遣来识戏次。’”


    意思如下：


    郑这个地方某里的士伍甲、丙一同报告说斩得首级一个，分别报告说：“甲、丙在邢丘城作战，这是二人所获得的首级，甲、丙相争，都说是自己砍的头，所以只能上告。”检验首级、小发，发现右额角上有伤口一处，长五寸，深及骨，像是剑的痕迹。其被割断的颈部短而不整齐。用文书征求，辨认首级说：“如果有掉队的、迟到的，派到军戏驻地辨认。”


    以上为利用工具痕迹特征来推断工具种类的案例。


    南宋著名法医学家宋慈曾著有一本闻名于世的法医著作，名为《洗冤集录》。其中，卷之四中的《他物手足伤死》一篇中有这样的记载：


    律云：见血为伤。非手足者，其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


    伤损条限：手足十日，他物二十日。


    斗讼敕：诸啮人者，依“他物法”。


    元符敕《申明刑统》：以靴鞋踢人伤，从官司验定，坚硬即从他物，若不坚硬，即难作他物例。


    或额、肘、膝拶，头撞致死，并作他物痕伤。


    诸他物是铁鞭、尺、斧头、刀背、木杆棒、马鞭、木柴、砖、石、瓦、粗布鞋、衲底鞋、皮鞋、草鞋之类。


    意思如下：


    律上说：见血就可以视为受伤，除了手脚打踢以外，其余都为他物所伤，即使兵器不用锋刃时造成的也算。


    伤损的法定责任担保期限分别为：手足伤是十天，他物伤是二十天。


    斗讼敕文：凡是咬人的，依照“他物法”处理。


    元符敕《申明刑统》：用靴鞋踢人的，由官吏检验来确定，如果踢人的靴鞋比较坚硬，就按“他物”处理；如果不是很坚硬，就很难作为“他物”来处置。


    用额头、肘部、膝盖抵压，以及用头撞这种用身体硬处导致死亡的，也能够当作“他物”伤痕。


    所谓他物指的是：铁鞭、尺、斧头、刀背、木杆棒、马鞭、木柴、砖、石、瓦、粗布鞋、衲底鞋、皮鞋、草鞋之类。


    此文说明，当时的古人，对工具痕迹就有了系统的分类。


    在《杀伤》一节中，宋慈还强调：“凡验杀伤，先看是与不是刀刃等物，及生前死后痕伤。如生前被刃伤，其痕肉阔、花文交出；若肉痕齐截，只是死后假作刃伤痕。”


    意思如下：


    只要是检验锐器伤，先看是不是用刀刃等物所伤，以及判断是生前还是死后伤。如果是生前被锐器所伤，痕迹可见皮肉开阔，创口花纹交错；倘若肉痕比较整齐，可以判断是死后伪造的锐器伤。


    很显然，当年的办案人员已经十分注重工具痕迹的价值，并将其列为主要物证之一。


    第四话文书笔迹


    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创造了文字，而由于文字的使用与推广，以文字为犯罪手段的案件，以及文字引起的民间纠纷也就随之出现。


    《史记·孝武本纪》记载：“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杀而视之，得书，书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问之人，果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


    意思如下：


    齐地人少翁，懂得通鬼神的方术，以此觐见了陛下。陛下非常宠爱的王夫人故去了，少翁用方术在夜间招来王夫人及灶鬼，天子从帷帐中看见的确是故人的容颜，因此拜少翁为文成将军，恩赏了许多东西，对其极为恭敬有礼。文成说：“陛下如果要和神明往来，那么宫室、被服和神用的不一样，神明是不会到来的。”于是制造绘有云气的车子，各用胜日驾车驱除恶鬼；又兴建了甘泉宫，中间是台室，画着天一、地一、泰一等神明，摆置祭器以召唤天神。过了一年多，少翁的方术却越来越不行了，神仙并不来。少翁于是写帛书喂牛，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头牛腹中有怪异。杀牛看腹中，果然得帛书，书上所说甚为怪诞，天子心生疑虑，又从字体认出执笔书写的人，拷问此人后，发现果然是伪书，于是诛杀文成将军，对这件事秘而不宣。


    这是我国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最早的笔迹鉴定的例子。


    而《三国志·魏书·国渊传》记载：“时有投书诽谤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渊请留其本书，而不宣露。其书多引《二京赋》，渊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辇，而少学问者。其简开解年少，欲遣就师。’功曹差三人，临遣引见，训以‘所学未及，《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师，可求能读者从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读者，遂往受业。吏因请使作笺，比方其书，与投书人同手。收摄案问，具得情理。”


    意思如下：


    当时有人写匿名信诽谤朝政，太祖痛恨此类举动，想知道写信的人是谁。国渊奏请把原信留下，不要把它的情况宣露出去。那封信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二京赋》的内容，国渊命令功曹：“这个郡本来就大，而且又是都城，但有学问的人却不多。你去挑选几个聪明有知识的年轻人，我要派他们去拜师学习。”功曹挑选了三个人，国渊在遣派前召见了他们，教导说：“你们学的东西还不广泛，《二京赋》是本博识的书，只是世人忽略了它，很少有能讲解它的老师。你们这就去找寻能够读懂它的人，向他请教。”然后又秘密地吩咐他们，此事不要声张。花了十来天的时间，找到了擅读《二京赋》的人，三人就去拜师学习。官吏让他们趁机要那人写了一纸笺书，然后与那封信做比较，发现那人所写的与诽谤信笔迹相同。当即拘捕那人审问，果然得知了此人写诽谤信的真相。


    这就是笔迹鉴定在具体案例中的实际运用，这个案例距今已一千八百多年，我国对笔迹的运用，不可谓不早。


    到了唐朝，查案时就有征验书迹这种手段了，而那时古人主要通过四种方式来对笔迹进行验证。


    第一种，检验文书纸面特征。常用的方法有透光观察、水浸、肉眼观察等。唐代的张楚金就利用透光观察法和水浸法来检验拼接、剪贴的文书，成功侦破了湖州佐使江琛诬陷刺史裴光案。


    第二种，分析文书笔迹，通过书写习惯比对笔迹样本，从而确定字迹出自谁手。前文提到的《三国志·魏书·国渊传》所记载的案例中，官吏使用的便是这种方法。


    第三种，分析文书中记载的内容，获取线索。书面语言利用文字符号来表达人的思想，不同的书写者，其遣词造句的习惯也不同。《棠阴比事》中就记载了“程颢诘翁”的案例，程颢就是通过分析“翁”这一用词智破了讹诈案。


    第四种，利用文字与印文之间的差异来破案。根据“墨水”“印文”变化规律，再结合印章、掌印、墨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来进行分析。宋时的元绛，就曾根据指纹印迹与墨迹形成的先后顺序破获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