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节

    虽然班丁太太感觉坐了很久，其实也不过才十五分钟，她的朋友终于回来了。


    “赶快进去吧！就要开始了。”他低声说。


    她跟着他走过一条通道，上了陡峭的石阶，进入法庭。


    这法庭是个宽敞、光线充足的房间，有点儿像礼拜堂，尤其是周围的弧状通廊；它今天特别开放给一般大众，已达到它的最大容量。


    班丁太太怯生生地看着一排排拥挤在一起的面孔，很庆幸自己遇见这位巡官，否则她就是想尽办法也进不来。这些人在门一开的时候就又推、又挤、拼了命地拥进来，她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人群中只有少数几位女性，她们都来自不同阶层，但对耸人听闻事件的喜爱及向目的地勇往直前的冲劲却是一样的。男性居大多数，他们也是伦敦各阶层的代表。


    法庭的中央像是个舞台，比四周低几个台阶，除了陪审团的席位外，相较之下显得小少而冷清。距陪审团不远，有三女四男七个人，被集中在一个类似大包厢的位置。


    “你看见证人了吗？”


    巡官轻声说着，并指给她看。他想她应该认识其中一个，而且还相当熟悉，可是，她没有任何表示。


    在窗户中间，面向房间的部位有个小高台，上面摆着一张桌子和有扶手的椅子。班丁太太立刻猜到那是法医坐的位子。左边还有个给证人站上去的高台，比陪审团的位子高出许多。


    整个场面看来严肃而令人生畏，与她多年前参加的验尸侦讯非常不同。那是在一间乡下旅馆，一个晴朗的四月天，验尸官和陪审团坐在相同的高度，证人说话时只需依序向前站出来。


    她害怕地环顾四周，要她站上像证人席那般高的高台说话，准会把她给吓死，她心生同情地看着坐在长椅上的七名证人。


    但是很快地她就发现刚才的同情是多余的。其实每位女证人都一副迫不及待、兴致勃勃欲一吐为快的样子，她们很高兴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有如一出惊险戏剧，每个人都乐于扮演自己虽然低微却也重要的角色，而这出戏正吸引全伦敦，甚至全世界的注意。


    看着这几个女人，班丁太太分不清她们的角色。是那个看来邋遢的年轻女人说她在案发十秒内看见复仇者的吗？是这女人听见被害人的叫声后，冲到窗户，因而看到大雾中迅速跑开的人影吗？


    还有另一个女人详尽地描述了复仇者的长相，他在离开的时候曾经与她擦肩而过。


    这两位女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仔细询问着，不只是警方，还有伦敦报界的代表。然而，她们两人的说词有相当大的差异。官方根据她们描述相同的部分，概括整理出复仇者的长相——一名外表好看，年约二十八岁的男子，手上还拿着报纸包着的包裹。


    第三位女子是死者的旧识，也是她的好友。


    班丁太太的目光离开证人，落在另一个令她感到陌生的景象上：有一张溅满墨水的桌子从验尸官所坐的高台旁一直延伸到木制栏杆的出入口，贯穿了整个中央区域，显得相当突出。刚才她坐下来时，只有三个人坐在那张桌子边画素描，现在每张椅子上都坐着疲惫、但看起来很聪明的人，手上拿着笔记本或几张纸忙着振笔疾书。


    “这些人是记者，”她的朋友说，“他们要到最后才会离席，所以不到最后一分钟不进场。一般的验尸侦讯只有两三名记者出席，但是现在全英国的每家报社都申请记者证来这里抢新闻。”他看着法庭中间的地方，又若有所思地说：“让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说着，他和验尸官的书记打了声招呼：“你能不能让这位女士坐在这边的一角，她是被害人的亲戚……”


    他低声说了两句话，对方同情地点点头，还好奇地看了她一眼。


    “就让她坐这里，今天只有七名证人，这里不会有人坐，有时候证人还更多呢！”


    他好心地让她坐在证人对面的空椅子上，这七人或站或坐，一副有备而来，随时准备上台的样子。


    有好一会儿，众人的目光都落在班丁太太身上，但是很快地，他们就了解到她与此案无关，显然也只是个观众，只不过她比别人幸运，有个“在法庭的朋友”，因此可以舒服地坐在位子上，不必与群众挤着站在一边。


    然而，她一个人独坐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地，有几个看起来很重要的人坐到她旁边的椅子上。这些人就是刚才她在楼下见过的那些绅士，其中有两三人，包括一位看起来很面熟的作家，被安排至记者席。


    “验尸官就位！”


    程序开始了。陪审团全体站了起来，接着又坐下，全体一片肃静。


    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令班丁太太仿佛又回到多年前在那家乡村小旅馆中举行的非正式验尸侦讯。


    首先，一个年老的诺耳曼法国人大声提醒大家肃静。


    十四位陪审团员再度起立，举手宣誓，庄严肃穆地念着誓词。


    接着，验尸官和书记官很快地交换了文件。


    一切就绪了。陪审团此时已看过尸体，侦讯即将开始。


    全场肃静无声，验尸官开口说话了，他是位看起来很聪明的绅士，年纪比班丁太太想像的要年轻，他先对这神秘骇人的复仇者案件做个简短的背景说明。


    验尸官言词清晰，表现出对工作的敬业与热诚。他说自己曾经出席上一件复仇者谋杀的验尸侦讯，当时是出于职业上的好奇心，“没想到也有这么一天，这些不幸者的验尸侦讯会在我的法庭举行。”他继续说着，尽管事实上他并没有太多事情好说。而就所说的这么一点内容也是大家本来就知道的。班丁太太听见坐在身旁一位稍老的男士对着另一人说：


    “他这人很爱扯，显然时间太多了。”


    而另一人也低声回话，因为声音太小了，她几乎只听见他说：


    “……是啊！是啊！不过他人不错。我认识他父亲，我们以前曾经同校。他工作很认真，不管怎么说，今天他表现得很卖力。”


    她用心听着，期望能听到任何能消除她内心恐惧，或者证实她的忧虑的一个字或一句话。但是她想要听的始终没人说出来。


    在冗长的陈述之后，验尸官说了一段话，听起来似乎有无限的含意，又似乎毫无意义。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获得有力证据，使警方能早日逮住这已经犯下恐怖罪行，而且还在继续作案的歹徒。”


    班丁太太不安地看着验尸官坚毅果断的面孔，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什么新证据被忽视了？她正在想这个问题时，心中突然跳了一下，因为这时有位高大的男子站上证人席。他是位警察，刚才并未与其他证人坐在一起。


    她很快地平息了不安的情绪。这位证人只不过是那个第一位发现尸体的警察。他把十天前在那个寒冷、多雾的早晨所看见的一切，一五一十地报告一遍，语气相当迅速而职业性。现场为他准备了一张图表，他边解说边用他肥胖的指头点出案发地点。就是这个地方——不，他弄错了，这是另一具尸体发现的地点，他赶紧致歉，并表示他弄混了约汉娜-可贝和苏菲-贺多的遗体。


    验尸官用他权威的口气插了一句：


    “为达到这次验尸侦讯的目的，我们必须暂且将两件谋杀案并在一起来想。”


    听了这句话，这位证人变得自在多了，继续以快速而单调的语调说下去。班丁太太突然感受到复仇者为社会所带来的极度震撼和不安。


    在这之前，她很少想到受害人，占满她思维的是复仇者以及那些要追踪他的人。而现在呢，她很难过自己来了这里。她怀疑自己能否将警察所讲的话忘掉，从记忆中擦去这一幕。


    法庭又是一阵小小的骚动，这位警察踏下台阶，一位女证人接着上了台。


    班丁太太同情地望着她。她当年就像眼前的这位女人一样紧张地发抖。几分钟前，她还一副很兴奋的样子，现在却脸色发白，简直就像被活捉的小动物，惊慌地看着四周。


    幸好验尸官的态度很仁慈温和，与她上次遇见的那位验尸官一样。


    证人念了誓词后，就开始一句句地陈述她的报告。这个女人说她是由卧室的窗户看见复仇者的。说着说着，她的自信心增强了，她说，她是在睡梦中被一声长长的尖叫吵醒，本能地立刻跳下床跑到窗边。


    验尸官低头看了看他桌上的东西：


    “让我看看这张图。你所租的房子正好面对发生双杀案的巷子。”


    现场一阵讨论声，这房子并非面对着巷子，而是证人的卧室窗口朝着巷子。


    “这点出人无关紧要，”验尸宫接着说，“现在你尽量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所见的情形。”


    众人顿时鸦雀无声。这女人打破沉寂，比刚才更坚定笃信地说：


    “我看到他了，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样子。”她以防卫性的态度环顾四周。


    班丁太太突然想起报上写过一位住在她楼下邻居的谈话。这人不友善地表示，她认为丽兹-可儿那晚根本没起床，这故事是捏造的。说话的人表示她那晚在照顾生病的小孩，因此一直没有真正人睡，如果真有丽兹-可儿描述的尖叫声，她应该会听见，也会听到她跳下床的声音。


    “我们已充分了解，你认为自己见到了刚作完案的凶嫌，”验尸官稍微犹豫了一下，“但我们希望你能更清楚地描述他的样子。虽然当时雾很浓，但你说你很清楚地看到他在你的窗下走了几码远。现在请你告诉我们他长得什么样子。”


    这女人开始扭转着手里的花色手帕。


    “慢慢地从头说起吧！”验尸官极有耐心地说，“你看见他慌忙走掉时，头上戴着什么样的帽子？”


    “只是顶黑色的帽子，”证人以不安的语气说。


    “只是一顶黑帽子。那么外套呢？你有没有看到他穿哪一种外套呢？”


    “他没穿外套。”她坚定地说：“我记得很清楚，他根本没穿外套！这点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外面那么冷，这种天气下，每个人都会穿件外套的。”


    一位刚才在看报纸的陪审团员，显然没有完全听进她讲的话，突然举手站了起来。


    “有问题吗？”验尸官转向这名陪审员。


    “我想说明一点。这位证人，如果她就是丽兹-可儿的话，那么案发初期她曾说过，复仇者穿着外套，一件大的厚外套。我是从报纸看到的。”


    “我从没说过这话！”这女子激动地说：“是一位《太阳晚报》的人要我这样说，以便他登在报上，这根本不是我自己的话。”


    这些话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


    验尸官严肃地对这位已经坐下来的陪审员说：


    “以后你要问问题的话，必须先透过陪审团主席，而且请等我询问证人告一段落之后才发问。”


    刚才的这段插话——这项控告，显然让证人感到很不安。她开始自相矛盾起来：她看见匆忙离去的这位男子身材蛮高的——不，他很矮，很瘦——不，挺粗壮的，至于他手中有没有拿东西，又引起现场一番争论。


    证人肯定地说她看见这人腋下夹着报纸。包装着的东西，从背后看来鼓鼓的。但事实证明她曾告诉第一位为她做笔录的警察，这人手中并没有携带任何东西，而且他还见到他的手臂上下摆动着。


    丽兹-可儿突然又说，当他从窗下走过时还抬头看到了她——这倒是个新说词。


    “他抬头看到你了？”验尸官重复道，“你在问话中并未提及。”


    “因为我那时吓得半死，所以没说。”


    “我们都晓得当时很暗，雾又大，如果你真的看到他的脸，请告诉我他的长相。”


    验尸官随口说着，手也随意地摆在桌上。现在，在场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了。


    “很黑，”她戏剧性地回答，“他的皮肤很黑，有点像黑人的肤色。”


    又是一阵笑声，连陪审员也笑了。验尸官要丽兹-可儿坐下来。


    现在轮到下一位证人说话了，大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


    这位妇人年纪较大，看来很娴静，身着黑色衣裙，相当得体。她的丈夫在距离这巷子约一百码的大仓库做夜间守卫，通常在凌晨一点钟左右，她会给丈夫送些食物过去。这人经过她身旁时喘着气而且脚步很快，因为她很少在这时间碰到人，而且这人的神情、态度很不寻常，所以她特别注意到。


    班丁太太聚精会神地听着，了解到官方公布的凶手外形大都是根据这位证人所言而来，而这些描述令爱伦觉得比较舒服些。


    她说话时很平静而且带着自信，并提到他还携带着报纸包裹的东西。


    “包裹很整齐，而且以细绳绑着。”


    她心里想，像这样穿着体面的年轻人却带着这样的包裹很奇怪，所以她注意到这点，但是她也表示，虽然这已经是一条很熟的路了，但是当夜雾很浓，她自己也深怕迷路。


    第三位妇人一上台就叹气连连，眼泪不断，显然与死者相识，台下纷纷投以同情的目光，但是她所说的话对调查毫无帮助。她说这位朋友约汉娜-可贝，如果不喝酒，是位善良而且端庄的人。


    验尸官对她以及下一位证人，也就是约汉娜-可贝的丈夫的问话都尽量简短。约汉娜的丈夫是个体面好看的男人，在克若登的一家公司当主管，由于工作繁忙，他有两年没见到妻子，半年没听到她的消息了。在她开始酗酒前，她一直是位好妻子、好母亲。


    当被害人的父亲站上证人席，全场又经历了几分钟的伤心时刻；任何一个有血有泪的性情中人，听见被害人父亲说的话，都会为之黯然神伤。比起女婿，这位父亲显然知道女儿较多、较新的个人隐私，但同样的，完全无助于谋杀案的调查。


    下一个证人是那晚为两位女士提供饮酒服务的酒保，他活泼自信地快步就位，但庭上却令这段发言草草了结，证人下台时表情沮丧而不自在。


    接着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非常戏剧化的事情，各家晚报都大肆报导，但验尸官和陪审团却不怎么重视。


    当七位证人都说完，整个程序暂告一段落时，一位坐在班丁太太旁边的男子低声说：


    “他们现在要传甘特医生上来，过去三十年来，他一向参与重大谋杀案的调查工作，他会有些特别的事可说，我就是为了听他讲话才来的。”


    在甘特医生刚要从验尸官旁边的座位站起来之时，群众起了一阵骚动，尤其是靠着矮木门站立的群众。这低矮木门是用来隔离法庭和通道的。


    验尸官的书记官走向他，递上了一个信封。现场顿时一片沉默。验尸官困惑地打开信封看了看里面的便条纸，然后抬起头：


    “布能先生，这位是布能先生吗？”他不太自信地再低头看了看纸条。“请上前来。”


    观众之间一阵窃笑，验尸官皱了皱眉头。


    一位穿着毛里外套、面色红润、蓄着白髭胡的老先生从群众中起立，走上证人台来。他衣着干净整齐，而且看来充满了自信。


    “次序有些颠倒了。布能先生，你应该在程序进行之前将这张纸条传给我。”验尸宫接着对陪审员说：“这位先生告诉我，他有一些关系本案的重大消息要透露。”


    “我一直保持沉默，把所知道的事情锁在心底。”布能先生以颤抖的声音做开场白，“因为我很怕媒体，我知道一旦我说了什么，即便是向警方说，结果可能是房屋被大群记者包围。我太太不能受任何惊吓，我担心这些事会把她给吓坏，所以不希望她读到这些报导。幸好，她有位训练有素的护士——”


    验尸官尖刻地说：


    “现在请你宣誓。”


    他已经开始后悔让这荒谬的人上台说话。


    布能先生庄严而有礼貌的宣誓着，这倒是前几个人所缺乏的态度。


    “我要对陪审团说话。”


    “你不可以做这种事，”验尸官打断他，“现在，请对着我说话，你在信中提到你知道谁是这桩——”


    “复仇者。”布能先生立刻接道。


    “——罪案的主谋。你还提到在他犯案的当晚，你遇见了他？”


    “是的，”布能先生胸有成竹地说，“虽然我自己身体很好，”他环顾四周兴味盎然、全神贯注的法庭大众，“但我命中注定要和生病的人牵扯不清，我就只有生病的朋友。抱歉，得先把这些私事说明一下，才能解释为什么我半夜一点钟还要出门。”


    又是一阵窃笑声，连陪审团都忍不住咧嘴笑了。证人继续严肃地说：


    “我有个生病的朋友，应该说是在垂死边缘的朋友，现在他已经过世了。先生，在便条纸上写有我的住址，但现在我不要讲出来。你知道，当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丽池公园的一段时——确切说来，大约在泰伦王子区的中间——一个长相蛮奇特的人停下来向我搭讪。”


    班丁太太两手交叉于胸前，一股致命的悚惧感袭来。她自言自语地说：“千万别昏倒，千万别昏倒，这事与我有何相干？”她拿出嗅盐，深深吸了一下。


    “这个陌生人表情冷酷而憔悴，长相颇奇怪。他看起来受过相当的教育，像是个绅士。我会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大声地自言自语着，事实上，他好像在念诗。我当时根本没有联想到复仇者，以为眼前这人是个脱逃的疯子。丽池公园，不用我说，是邻近最安静的地方。”


    群众当中有个人突然大笑一声。


    “先生，我请求你，”这位老绅士突然大声地说，“请你不要让别人也对我做出这种轻浮的举动。如果不是想到身为公民当尽的义务，我也不会到这里来。”


    “我必须要求你不要偏离主题，”验尸官冷淡地说，“时间过得很快，我还得传唤另一位重要的证人。请你长话短说，为什么会认为这位陌生人是——”自从程序进行到现在，他第一次吃力地念出这名宇：“复仇者？”


    布能先生忙说：


    “我正要说呢！请再忍耐一下。那晚雾很浓，但还没有稍晚那么浓。我和那人正好擦身而过，他本来正大声地自言自语，此时突然转身向着我，这令我感到很奇怪而且不舒服，尤其他脸上的表情很狂乱。我尽可能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今晚雾很浓，先生。’他回答：‘是呀！是的。今晚雾很浓，很适合从事黑暗而有益的行动。’这个句子非常奇怪——‘黑暗而有益的行动。’”他期待地看着验尸官。


    “哦，布能先生，这就是你要说的？你有没有看见他走向哪个方向，譬如说国三角的方向？”


    “没有。”布能先生摇着头。“我得诚实地说并没有看见。他和我并列走了一段路后，过了马路就消失在雾中。”


    “可以了。”验尸官和善地说：“谢谢你来此告诉我们你认为这么重要的消息。”


    布能先生行了一个有趣而老式的鞠躬，下面的人又是一阵窃笑。


    在他走下台的时候，还看了验尸官一眼，张开嘴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其他人则窃窃私语着，但是班丁太太清楚地听见他说：


    “先生！我忘了说一件事，这点很重要。那人左手提了个袋子，是一个浅色的皮袋，大约这么大，里面可能藏着一把长柄刀。”


    班丁太太看了看记者席，她突然想起，她曾告诉班丁关于史劳斯先生的皮袋不见的事。幸亏没有记者写下布能先生这最后一句话，他们都没听见，这倒令她松了一口气。


    此时，最后这位证人又举手要求发言，大家又沉默了一会。


    “还有一句话，”他颤抖着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位子坐，我看证人席上还有空位。”


    未等许可，他已经走过去，一屁股坐了下来。


    班丁太太抬头吃惊地看着他。她的巡官朋友弯腰对她说：


    “或许你该走了，我想你还是不要听医生作证，听了会让人很难过。而且验尸报告一结束会很拥挤，现在我可以送你悄悄离开。”


    她起身，放下帽边的薄纱，遮住她苍白的脸，顺从地随他走出去。


    走下石阶，她来到了宽敞的楼下，这里现在空无一人。


    “你可以走后门，我想你累了，回家喝杯茶吧！”


    “不知道要怎么谢你！”她的眼眶含着泪水，真是百感交集，“你真是太好了！”


    “这不算什么，”他难为情地说，“我想你经历了一段相当痛苦的时间。”


    “他们会再找那位老先生谈话吗？”她低声问，以期盼的眼神看着他。


    “天啊！不会了！这人简直疯了。我们对这种人感到不胜其烦，而且他们通常都有个滑稽的名字。他们一生忙着工作，到了六十岁便退休，整天闲着没事做。这样的人在伦敦可找到上百个，晚上走出去随便都会撞到一些。”


    “那么你不认为他说的话有任何价值了？”她问。


    “刚刚那个老先生？天啊！当然不认为。”他好意地笑了。“若不是时间不吻合，我倒认为第二个证人真见到了凶嫌。但是，甘特医生肯定被害人被发现时已经死亡数小时了，另两位医生也持相同的看法。他们必须这样说，否则谁相信他们？如果时间许可，我会再告诉你一个因甘特医生的误判而使嫌犯脱逃的案例。那事我们都知道是谁干的，但是根据甘特医生研判的时间，这家伙却能提出不在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