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戈碧的声音从机场的扩音器里传来，催促我赶快登机。我拖着一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在机场的空桥上动弹不得。在我后面的旅客已很不耐烦，但是没有人过来帮我的忙。我看见凯蒂站在头等舱旅客的行列中，正往我这儿看，身上穿着她高中毕业典礼时所穿的黄绿色丝质洋装。她后来告诉我说她不喜欢这件衣服，有点后悔选择穿它。她为什么又穿这件洋装？她应该穿她最喜欢的那件碎花图案的洋装才对。还有，为什么戈碧会在机场工作，而不是在大学教书？她的声音透过扩音器，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刺耳。


    我坐起来。现在是星期一上午7点30分。窗外光线正亮着，但受到窗帘阻挡，透进来的却很少。


    戈碧的声音仍持续着。“……我待会可能没时间打给你，所以想看看人起来了没有。反正，我要问你关于……”


    “喂！”我拿起电话，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太虚弱。对方说到一半的话被我打断了。


    “唐普？是你吗？”


    我点点头。


    “我吵醒你了吗？”


    “没错。”我头脑还有点昏沉，无法机智答她的问题。


    “抱歉。要我晚点再打吗？”


    “不、不，我醒了。”我坚持说下去，省得待会又接一次电话。


    “你也该醒了，宝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对了，关于晚上的事，我们能不能……”一阵高频刺耳的尖鸣声打断她的话。


    “稍待一下，我得先把答录机关掉。”我放下话筒，走到客厅，答录机上的红灯正在闪耀着。我关掉答录机，拿起客厅里的无线电话，回到卧房把里面的电话挂上。


    “好了。”现在我已经完全醒了，而且极想喝咖啡。于是我便迳往厨房走去。


    “我打电话来是要问你晚上的事。”她的声音有点冷淡。这不能怪她。她快等了五分钟了，就是无法好好把话讲完。


    “戈碧，很对不起。我整个周末都在看学生的报告，结果太晚睡了。我睡得太熟，连电话声都没有听见。”我终于完全清醒了。“你刚才要说什么事？”


    “是晚上的事。我们不是约好7点吗？我想改成7点半好不好？这些研究计划让我鸡飞狗跳，可能要忙一整天。”


    “没问题，改晚一点对我也比较方便。”我用脖子把电话夹在肩上，伸手打开橱柜，拿出咖啡豆罐，舀了三汤匙到研磨机里。


    “要我去载你吗？”她问。


    “随你高兴，我也可以自己开车去。问题是，我们要去哪里？”我本来想打开研磨机，但是戈碧的声音已经够不清楚了，再打开机器伯什么也听不见了。


    话筒那端一阵沉默。我能想见她现在正摸着鼻环，思考要去哪里玩的样子。也许她今天挂的是饰钉，而不是鼻环。在她刚穿好鼻洞挂上鼻环时，我一直无法好好专心和她说话，注意力老是放在她的鼻环上，想像这样做得承受多少痛苦。不过，后来我就习以为常了。


    “今晚一定要好好玩一下，”她说：“我们找个地方吃露天大餐如何？到亚瑟王餐厅或圣旦尼斯餐厅？”


    “很好，”我说：“我想，没有理由要你来载我。晚上7点30分我会准时出现。不过，你能不能再想想别的餐厅，最好带点异国风味的。”


    这样直截了当地对话听来很刺耳，然而这却是我们两人习惯的对话方式。这个城市她比我熟，选择餐厅的任务当然是交给她处理。


    “好吧，那就晚上见了。”她用法语说。


    “晚上见。”我跟着她把这句法文说了一遍。她说完便把电话挂了，这使我有点惊讶，又有点松了口气。每次她打来都会讲个不停，我经常得想一些借口来结束谈话。但是这次却不用了。


    在我和戈碧之间，电话一直是我们用来联系的热线。除了她之外，我从来不会和别人讲这么久的电话。这种模式很早就已经开始。在研究所时期，和她聊天总能让我松弛紧绷的心情；在我女儿凯蒂出生后，无论是喂奶、洗澡或在婴儿床里睡觉，都能让我在电话里兴奋地和戈碧讲上几个小时。有时我们也会分享新发现的好书，讨论目前所教的课业、学校里的教授、学生。我们几乎无所不谈，彼此都把这当成日常严肃生活中的一个小小调剂。


    最近十年来，这个模式已有一点点改变，最近我们已比较少用电话聊天。不管是聚在一起或分离，我们都会为彼此的状况忧愁或快乐。是戈碧帮助我走过那段酗酒的日子，让我不再靠酒精的力量来为生命添加色彩。是我帮助戈碧走过那段情感波折的岁月，让她无论是在热恋、吵架或分手时，有一个能够倾诉的对象。


    咖啡煮好后，我把它端到餐厅的玻璃桌上，脑海里仍不断出现戈碧的影像。每次一想到她，我便不自觉微笑起来。在学校里的戈碧、在难过时的戈碧、在恶作剧时的戈碧。她很早以前就自认自己不是美女，因此从不刻意减肥或把肤色晒黑。她不刮腿毛，也不刮腋毛。戈碧就是戈碧；来自魁北克托罗斯河畔的戈碧；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英国人，全名是戈碧尔蕾·马库利的戈碧。


    在研究所时代，我们就已经很要好。她痛恨自然人类学，而那正是我的专长；我讨厌人种学，而那却是她的最爱。当我们离开西北大学后，我前往北卡罗来纳州，而她则回魁北克。那些年来，我们见面的次数不多，全是靠电话维系情感。由于戈碧的缘故，我才得以在1990年在麦卡基尔大学获得客座教授职务。在我开始兼职担任验尸工作，并且继续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工作时，每隔六周便来回两地跑。去年我才正式结束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教职工作，回到蒙特娄担任全职工作。我很想念戈碧，并且享受这全新的友谊关系。


    答录机上闪烁的红灯吸引了我的注意。在戈碧之前，好像还有别人打来过。我把答录机设定为铃响四声后自动录音，没想到四声的铃响和留言居然叫不醒我。我按下答录机上的播放键，录音带自动回转，然后开始放音。答录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发出哗一短声后，便放出戈碧录了一半的留言。还好，只有一通电话。我把签录机倒回最前面，然后换装出门上班。


    法医研究所坐落在魁北克省警察局大楼内，和司法科学研究所共用第15层楼的办公室。司法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犯罪行为，和我们一样是司法部最高的科学技术单位。在这栋大楼从4楼以上的3层楼都是一间间像监狱一样的小房间。一些等待被解剖化验的尸体，就全都存放这里。至于省警局则占用了剩下的八个楼层。


    这样的安排有其好处，相关的部门全都在一起。如果我需要像化验报告或泥土化验资料，只要走过几个回廊和楼梯便可轻易取得。然而，坏处就是大家都离得太近，很容易就被人找到。承办案件的刑警们若需要什么测试报告，都能马上到办公室来找我们。


    当我一踏进办公室，克劳得尔已在那里等着我了。他带来一个棕色的公文封，手掌轻轻在上面拍打着。


    “我拿到牙齿齿模的资料了。”他语带兴奋地说，开始动手拆开信封，样子就像要揭晓诺贝尔奖的得主。


    “我自己来拆。”


    他念出公文封外的签名。“纳格元医生。他在罗斯蒙开业。我本来可以更早来的，但是他的秘书却笨手笨脚；—拖了我的时间。”


    “要喝咖啡吗？”我问。我虽然没见过纳格元医生的秘书，但是我相当同情她。才一大早就被克劳得尔警官骚扰。


    他嘴巴微张，不知道是想或不想喝咖啡。在这时候，马克·柏格诺从转角处走来，似乎没注意到我4们两个己在这里，他大步走过一间间办公室的深黑色房门，然后停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弓着腿，把公事包放在大腿上。他的动作让我联想到空手道蹲马步的招式。他保持这个姿势，把公事包打开，翻着里面的物品，而后取出一把钥匙。


    “马克？”我喊道。


    他大吃一惊，猛然把公事包关上，整个人跳了起来。


    “高级动作哦。”我说，忍着不笑出来。


    “好说。”他看着我和克劳得尔，左手提着公事包，右手则拿着钥匙。


    马克·柏格诺这个人，全身上下都很特别，总能让人一眼便认出来。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他的脊椎开始前屈，背部微驼。他的头发微卷，脑袋中央部分的头发已完全脱落，光滑的头皮在日光灯照射下闪耀着白光。他的眼镜永远是脏今今地，镜片上还有一点一点的污渍。他总是眯着眼看人，然而在看到钞票时却张大眼睛。这个家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卡通人物，而不是法定的牙科专家。


    “克劳得尔先生带来了伊莉莎白的牙齿记录。”我指着眼前的这位警官说。克劳得尔举起公文封，证明我所言不虚。


    伯格诺一点反应也没有，他的小眼睛隔着模糊的镜片，正茫然地望着我们。他看起来就像一枝蒲公英，尽管长得很高，但躯干却十分细小，头上还有根根白毛。我发现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案子。


    伯格诺是法医办公室所聘雇的兼职顾问，在这里，每个领域都有特聘的专家，有神经生理学专家、放射线医学专家、微生物学专家，还有牙医学专家。他通常一个星期只来办公室一次，其余时间都在一间私人诊所执业。他上个星期刚好没来，所以不知道这个案子。


    我向他简述案情。“上星期有工人在圣米内大教堂附近发现一具尸骨。皮尔·拉蒙斯原本以为是古人的丧葬遗迹，所以叫我去勘验，结果它不是。”


    他把公事包放下，听我继续说下去。


    “我发现一具无名尸，是被肢解后弃尸的，命案发生时间可能在好几个月前。被害人是女性，白人，年纪大约20出头。”


    克劳得尔手拍公文封的速度加快了，而后又停下来看了一下手表。他清了清喉咙，表现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伯格诺看了他一眼，然后又望向我。我继续说下去。


    “克劳得尔先生和我已把最有可能是死者的人找出来了，个人资料吻合，失踪的时间也近似。他已经跑去把这个人的牙齿治疗记录调出来了，她的牙齿是罗斯蒙的纳格元医生主治的，你认识这个人吗？”


    伯格诺摇摇头，伸出他又长又细的手。“很好，”他说：“把资料给我吧，我待会就来比对。但尼斯把x光片拍好了吗？”


    “我请丹尼尔做的，”我说：“应该都放在你桌上了。”


    他打开办公室的门锁，克劳得尔跟在他后面进去。我从外头看到他桌上已摆着一个棕色的公文封。伯格诺拿起公文封，核对案件编号。我站在那儿，看见克劳得尔在伯格诺的办公室里东张西望，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克劳得尔先生，你一个小时后再打电话来问结果就行了，现在请你出去。”伯格诺毫不客气地说。


    克劳得尔警官正站在办公室中央，正想开口说话。他抿起嘴唇，硬生生把话吞回去，然后整理一下领带，把腰上的手铐扶正，便调头离开了。我看在眼里，差点就笑了出来。伯格诺在工作的时候，是绝对不容许任何警官在旁窥探的。这是他的习惯，而克劳得尔今天算是得到教训了。


    伯格诺把头探出办公室。“要进来坐吗？”他问我。


    “好呀，”我说：“你要喝咖啡吗？”今天进办公室后还没喝到咖啡。我们经常为对方煮咖啡，轮流走到位于办公室另一侧的厨房去端咖啡。


    “好哇。”他把马克杯递给我。“我先弄这些东西。”


    我回办公室拿了自己的马克杯，便沿着长廊往厨房走去。他邀请我进他办公室坐坐，让我觉得十分高兴。我们经常合作，一些像分尸、焚尸、木乃伊化或仅剩白骨的尸体，只要是用一般方法不能查验出死者身分的，就会交由我们处理。我一直觉得和他共事很愉快，显然他也是这么想。


    当我把咖啡端回来时，他已经把两张x光片挂在看片灯座上。这两张x光片各显示一部分颚部结构，牙齿的部分是白的，其余则是一片漆黑的空洞。我想起第一次在树林里看到这剔牙齿的情景，这剔牙齿的形状完整无理，和周遭已烂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脸形成极强烈的对比。不过，现在透过x光片，看起来感觉好多了。这是处理过后的成果。两排牙齿整整齐齐排列着，已准备好接受调查。


    伯格诺把从牙科医师那里拿回来的X光片放在右边，把从尸体上拍下来的片子放在左边。他用细长骨瘦的手指在两张x光片上轻轻点着，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而后调整X光片的位置角度，使这两张并排在一起的x光片朝同一个方向摆着。


    他仔细比较这两张x光片，看来各方面均十分雷同。两张x光片都有缺牙齿，齿根发育皆已完成。从牙槽的轮廓弧度看来，左右两张x光片几乎一模一样。但最值得注意的，就是x光片上透出的白色光点，这是补过牙齿的痕迹。无论怎么比较，这两张x光片就像是翻拍出来的一样。


    经过冗长的比对检视后，伯格诺从右边的x光片选了一小块区域，与从尸体拍下来的x光片重叠在一起。他标示出的是臼齿部分，两张x光片几乎是完美地重叠在一起。他转身看着我。


    “没错，是同一个人。”他用法文说，身子往前倾，一只手肘支在桌上。“当然，正式报告还得等我看完病历纪录后才会出来。”他伸手拿起咖啡。他除了彻底比对x光片外，还会把疑似被害人的病历资料仔细看过。不过，他现在就已经相当肯定了。死者就是伊莉莎白·康诺。


    还好，我不必去面对死者的父母、丈夫、爱人或孩子。我曾参加过这种会议，看过他们的表情。他们总流露出哀求的眼神：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是一场恶梦，是有人开玩笑，根本不是事实……最后，当他们不得不接受事实时，他们的世界也在那接受事实的千分之一秒开始整个改变了。


    “马克，谢谢你马上帮我检验。”我说。


    “要是每个案子都那么容易比对就好了。”他小吸一口咖啡，一脸痛苦地摇摇头。


    “你要我去把克劳得尔搞定吗？”我尽量不在话里露出厌恶的口吻，但显然没有成功。他对我会心一笑。


    “我知道你一定能把克劳得尔搞定。”


    “好吧，”我说：“反正，他正需要一位驯兽师。”


    他大笑起来。直到我走回办公室，仍能听见他的笑声。


    我祖母总是说，不管是谁，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只要用心看，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她老是以柔细的腔调说。奶奶，你要是遇到克劳得尔，就不会这样说了。


    克劳得尔的优点就是行动快速。才15分钟不到，他就回来了。


    他闯进伯格诺的办公室，我隔着墙壁听见他们两人在大呼小叫，还好几次提起我的名字。伯格诺叫克劳得尔来找我，然而克劳得尔却觉得太费事。他只想知道结果，而现在却又得来找我。因此，当几秒后克劳得尔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时，果然铁青着一张脸。


    这次我们两人都不打招呼了。他就在门边站着。


    “没错，”我说：“就是伊莉莎白。”


    他皱了皱眉，但我看见他眼神透露出的兴奋。他有被害人的身分了，可以马上展开调查。我想，他对死者一点感觉也没有，或说，对他而言，这就像一场游戏。找出坏鬼，解开谜题。我曾听过警探对尸体的挖苦、评论和开玩笑。对有些警探而言，这是转移压力的一种方法，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系统，好坏他们能面对凶残的屠杀场面，算是黑色笑话的一种。但是有少数警探，就对死者极漠视，更别提尊重这两个字了。我想，克劳得尔警官就是属于后者。


    我瞪了他几秒钟，直到外头一阵电话铃声响起。虽然我真的不喜欢他，但又很在意他对于我的看法。我希望他能肯定我，希望他喜欢我，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我，视我为群体中的一份子。


    此时，过去教我心理学的兰蒂教授所说过的话，又闪过我的脑海。


    “唐普，”她这样说：“由于你小时候父亲老是酗酒，从来就不关心你，因此你很渴望得到父爱；等你长大后，这种对父爱的渴望转移到他人身上，所以你会有想讨好所有人的性格。”


    她精确地找出了我的问题，却无法帮我纠正，我必须自己改善。偶尔我也会纠正过，使得一些人一见到我就头痛。现在我和克劳得尔的关系尚未恶化，我知道自己正避免任何冲突。


    我深吸呼一下，尽可能小心说话，以免激怒了他。


    “克劳得尔先生，你有没有觉得这件谋杀案和两年前的一个案子很像？”


    他仍站在门口，紧抿着嘴唇，脖子开始渐渐涨红，慢慢扩散至整个脸部。


    “什么案子？”他冷冷地说，尽力保持平静。


    “茜儿·托提尔的命案啊，”我说道：“她在1993年10月遇害，尸体被肢解、斩断头部、取出内脏。”我直盯着他说：“而且她的遗骸也是被装在塑胶垃圾袋里。”


    他举起双手，在嘴唇前交握，十指相叠，紧托住嘴唇。从他制服里，手铐互撞发出清脆响声。他瞪大眼睛看着我。


    “布兰纳小姐，”他刻意把英文讲得字正腔圆：“你应该专注自己的专业领域才对，我们自己会找出辖区里所有犯罪的线索。这两件案子根本就不一样。”


    我不理他轻视的态度，继续说道：“被害人都是女性，都是在最近一年内遭杀害。尸体都是残缺不全，并且……”


    他再也克制不住情绪了，脾气终于爆发，破口对我吼道。


    “神经病！”他用法文骂道。“你太……”


    他紧缩嘴唇，把快到嘴边的脏话吞了回去。很明显地，他正再度努力控制自己，恢复冷静的态度。


    “你大概反应过度了吧？”


    “你自己想想吧。”我不屑地说。我起身把办公室的门关上，整个人因愤怒而颤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