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戈尔斯特科夫刚刚离开，古罗夫就把聂斯捷伦科喊到身边来。几个侦察员已经知道上司的忧患，所以从前的上校走进来，打个招呼并且说：


    “请您原谅，列夫·伊凡诺维奇，在我们谈话以前我要洗个澡。当独轮手推车运载东西的时候，小型发动机发动得不好，像鬼一般沾满了污垢。”


    “看在上帝面上，”古罗夫回答，“你去洗澡吧，我得躺一下，觉得好些了，还不很舒服。”


    聂斯捷伦科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放水。古罗夫紧跟着迈了一步，随手关上了房门。


    “华连廷，你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成年人，所以我委托你完成一项特殊任务，这项任务在你看来可能是很不寻常，但是你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我们从戈尔斯特科夫那里领到一大笔钱，就必须帮助他办理家事。”


    “谈话的内容指的是什么，我们力所能及，一定办成，”聂斯捷伦科回答，“你下命令吧。”


    古罗夫向侦察员描述了形势，说明了应当按照什么步骤，采取什么措施。


    “华连廷，主要的复杂问题就在于，二十五年多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某人去世了，而另一人迁走了，但必须找到它的尽头。”古罗夫说完了话。


    “我明了，上司，我尽力而为。”聂斯捷伦科点点头。


    “你不要舍不得钱，然而这一切应该使人信服，尽管我们不打算把材料转交给检察机关或者法院，但是会形成怎样的局面，就不得而知，因此，这样推理是有逻辑联系的。”


    “我全明白，列夫·伊凡诺维奇。”聂斯捷伦科回答。


    他们回到客厅里，讨论例行事务。聂斯捷伦科报告说，听不见伊戈尔·斯美尔诺夫住宅中的谈话无法提供什么具体情况。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退伍士兵关于复仇的议论只是醉后的空谈，他们有时严惩“奸商”，总的说来，这种事业是毫无前途的，在这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也是毫无意义的。


    “看来，你是对的，”古罗夫表示赞成，“但是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了。只有回到巴图林那里去。”


    “他是执行者，”聂斯捷伦科蔑视地说，“假如有某种阴谋存在的话，那么巴图林不仅不会去参与，而且会一无所知。请你注意，列夫·伊凡诺维奇，福金知道，你在接待巴图林，他们已经把他拖走了，他置身于竞争之外。”


    “批评和搞垮我们的杜马里的能手。”古罗夫激怒地说，“你能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设性的建议么？你不在场我就知道，若是情况不好，你就对我说：情况很好。”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是个首脑，我只是助手，你一开口，我就执行。”聂斯捷伦科带着委屈的神情说。


    “让我考虑，”古罗夫不满地说，“因为你现在不做什么事，所以从今日起你不领钱。”


    福金正待在自己的秘密住宅里，在他对面的安乐椅上入席就座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中等身材，合乎标准的体格，像大多数莫斯科人一样穿着朴素而平常。只有一双眼睛才是男人身上的最常见的东西。这双眼睛既是聚精会神的，又是昏昏欲睡的，仿佛隐藏着某种秘密。这个男人的姓名非常多，以致他本人都不能全部记牢。而在某个很狭隘的圈子里，他今日竟以毫不奇特的绰号赫瓦特而遐迩闻名。


    他向来都不闲坐着，甚至不引人注目，民警局和各个机关都不认识他，尽管职业侦察员们感觉到，这样的人还存在，因为周密的准备、准时的执行以及捉摸不到的“某种东西”会使各个杀害行为融合为一体，以侦缉作为职业的人对“某种东西”有所认识，但是他无法加以解释。赫瓦特曾在阿富汗作战，他在那里失去了连他自己都已忘记的真名。尽管他的躯体未被人找出，但是他属于阵亡战士之列。非常遗憾，阿富汗会有许多这样的事件；某个人已经被人们忘记，仿佛他没有出世似的。他从来就没有父亲，他母亲一声不响地变成了酒鬼，谢天谢地，她还来不及生下兄弟和姐妹。


    他从阿富汗回来，弄清楚了，他早已被人掩埋。赫瓦特不打算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不在自己从前的定居地点出现，他买了一张身份证，加入一个不大的犯罪集团，搞了一些勒索恐吓和街头抢劫的勾当。在犯罪领域他是个新手，但是在街上长大的莫斯科人的理解力向他提示，他今日的这些一同干小勾当的人都是暂时的闲人。赫瓦特脱离了集团，迁移到别的地区。他还剩下一些钱，便在一家新超级商场找到了一个辅助工人的职务，他默不做声，不嗜酒，又不偷窃，因此立刻引起了他人的注意。可以不相信这种事情，但是在俄国还是保留了一些这样的男子汉。一些人信仰上帝，太平无事，爸爸和妈妈却把另外一些人变成了残废，其他一些像赫瓦特这样的人纯粹是由于解雇而显得古怪的。街头的生活经验和天赋的理解力向他提示：法律的扫帚只在表面上打扫，你可以偷窃，应当偷窃，但是一个人要像在战场上那样，必须具有自己个人的战壕，具有自己的专业。他在未到阿富汗以前早就醉心于射击，他的成绩虽然不是特别优异，但总算不错。阿富汗的上级注意他了，把他派遣到特种部队去，在部队里有人教给赫瓦特白刃战的基本知识及地形隐蔽设施常识，他在运用各种武器射击方面耗费了许多时间，当上了一名狙击兵。


    赫瓦特在莫斯科平静地生活了半年左右，找到了一个单身的女人，弄到了一幢房子。有一次，两个好流鼻涕的土匪去看了他在那里工作的商店，他心中断定，凶相毕露的时刻到了。他把这两个男孩打成了残废，夺走了苏联重型手枪，并且等待着行将继续发生的事件。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他说应该把手枪还给他，当赫瓦特一言未发便把手枪还给他时，他十分惊奇，无意中说出，如果母亲不在身边要把这样的孩子们送到学校里去也是冒险的事情。严肃认真的人们注意他。真奇怪，竟会发生这种事，贪脏受贿的侦察员在仔细研究犯罪集团。他根据居民住址查询处的意见，根据各种估计去审查赫瓦特，查明了原来没有这个人，于是向上司汇报了他的情况。他在不久后落入了福金中校的视野，福金极其需要一批不知姓名的执行者。他们互相认识了，赫瓦特使中校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但是中校不急忙去征募执行者，他断定，谁也不认识这个人，把他登记在秘密的专案文件上，介绍他和上级认识也是不很恰当的，而为了个人需要就应该把他储备起来。


    几个月以后赫瓦特听人指使地首次犯了杀人罪。他消灭了那个替福金服务两年，但是近来狂妄自大到了极点的小权威，谁也没有亲眼看见杀手的沉默，执行命令的简洁。杀人之后过了两昼夜才有人在垃圾箱里发现了死尸。


    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赫瓦特消灭了四个不合福金心意的人并且获得了很大的威信。大家都听到关于赫瓦特的消息并且知道他还存在，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他。福金本人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和他私下发生联系。


    今天，当福金终于作出决定，必须除掉古罗夫上校时，这样的机会已经来到了。


    他们在秘密住宅里一面饮茶，一面静听古罗夫和聂斯捷伦科谈话的录音。福金听了两遍录音之后便提问：


    “你对主人有什么意见？”


    “很难讲，”赫瓦特耸耸肩膀，“显然他是个强而有力的，信心十足的男人，他在探求对待你的态度。”


    “你所听见的一切是一篇完整的剧作。他知道有人在听他说话，他在替自己说话。”


    赫瓦特依旧是个冷静的人，在短暂的停顿后他问道：


    “对你来说他是有害的吗？”


    “他极为有害，否则我不会打扰你，”福金回答，并且决定提出哪些论据来说服赫瓦特，使他相信当前要追捕何等凶猛的野兽，他从容不迫地开始说：“上校在刑事侦查局供职二十多年了，有人不止一次地企图谋杀他，但是密探却具有野兽般灵敏的嗅觉，两只手都能射击，在白刃战中他是个掌握职业技巧的能手。赫瓦特，我能意识到最不愉快的事情，他正预见到你一定要在他面前出现。”


    “你听我说吧，谢苗·彼得罗维奇，两年前有个密探把杀手诱入更衣休息室，携带武器绑上了……”


    “原来就是他！”福金打断他的话，“那个执行者根本不是新手，领导他的是有经验的人。现在你知道，我把你领出来猎捕怎样的野兽。你不胆怯吗？”


    “当然，凶多吉少，我从前没有机会和这种捕狼的猎犬打交道，”赫瓦特沉默片刻，“最好从他身旁绕过去。”


    “我和他共用一条单线铁路，无论怎么样也没法错开，”福金枯燥无味地说。一方面，他感到满意，杀手估计到危险性，另一方面，福金不赞成赫瓦特的建议，他不自然地微微一笑：“唔，如果你对付不了古罗夫，我们能找到另一个更勇敢的执行者。”


    “去找吧，谢苗·彼得罗维奇，你不要把我当傻瓜看待。你老老实实地向我描述了那种场面，我也很诚恳地向你作了回答。你怎么，预料到了，我叫喊‘乌拉’，就说我很乐意地接受你的建议，我今日准备履行你的建议吗？你本人希望我知道，我得签名参加哪项工作。我明了，我对当前的工作不会感到高兴，但是我也不拒绝。应当商定日期和款项诸多事宜。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得到百分之百的预付款项。我可能在执行任务以后不得不离开，而且要长期和你割断联系。要知道，如果他在密探组织中备受尊崇，那么在他死去后必将开始追捕执行者，尽管这种追捕是容易落空的。”


    “这么说，除我而外谁也不认识你，”福金赞成杀手的意见，但也表示异议。保全自己的面子，不得显示出自己有点儿担心的样子。


    “谁也不认识吗？”赫瓦特冷冷一笑，“这栋农舍算是你的吗？他们立刻会把它找到的。我到这里来过四次了，不是越过窗子走进来，也不是从炉子的烟囱飞进来的。不要以为我和你都是聪明人，在刑事方面人人都是贪脏受贿的人，都是糊涂虫。我说要预支百分之百的款子，作案后我得离开莫斯科。我要到高加索去，在那个地方要找到犯人是不可能的。”


    当赫瓦特说出了这笔款子，甚至连这个善于自持的福金也突然说出话来：


    “你神智清醒么？按照你的意思我是什么，‘帝国金币’银行么？”


    “你不要生气，指挥员，”赫瓦特在和他共同工作的这段时间内第一次敢于用这种语调和福金谈话。杀手明了，克格勃分子原来就在隔壁，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是说，我们一定能找到另一个执行者”这句话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谢苗·彼得罗维奇，你看，我正面临着怎样的工作。今日就应当和我的家庭告别，还得同女人讲清楚，我还有一个家，我必须赶快到特穆塔拉甘去。侦缉员们很快会找到我今日的那栋农舍。你说谁也不认识我，但是他们会看出我的特征。我是俄国人，高加索人马上会不同我来往。约莫四十岁的青年失去了联系，天寒地冻，一望无垠，寸步难移。中等身材，合乎标准的体格，这样的人何止千百万，但是对职业侦察员来说，所有这一切为数不少。他们将检验我今天在其中生活的传说，并且查明，这样的人并不存在，于是就到阿富汗去。我所面临的生活并不美满，我这个外来人甚至在高加索也将会暴露出来。我需要一笔能够维持两三年的款项。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你是知道的，我的处境会愈益恶劣，假如前执政党在选举总统时获胜，那么他们将要巩固公民证制，重新计算一遍人数，给他们办理登记，总之，你不得讨价还价，你想要我搞工作，那就请你付钱。


    “你已经说了——一个星期。期限不长，这个星期我不到古罗夫跟前去。如果我亲自监视他，那就更容易用枪自杀啊！你应当派定一个监视他的对外观察机构。他当然感觉得到，但是密探不得不生活，不得不工作，他还要走动走动。大约一星期以后我应当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常到什么地方去，常用哪几辆车子驶行，只有在一定的地点通过忽然走近的方式才能把他抓起来。对我来说，任何监视和埋伏都已经取消，一定能够消除这样一个有飞天本领的花花公子，把他消灭掉。我应当外出一次——在一定的时间，在具体的地点，你想，指挥员，我不会垮台。”


    古罗夫“害病”四天，在主要问题上绞尽脑汁，为什么福金需要伊戈尔·斯美尔诺夫这个小伙子？密探坚信不疑的是，福金准备采取剧烈行动，影响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力量的分布。这次行动的矛头具体地是指向谁？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接受了指示，在行动中担负什么任务呢？这个小伙子在车臣失去了母亲，自己变成了残废，他充满愤恨，对发生的事件谴责一切，这样的小伙子多极了。伊戈尔有病，精神状态不稳定，射击水平不高，因此不能录用为狙击兵。当然，最自然的，富有吸引力的目标是总统。但是这个体力不强、精神状态不稳定、不善于射击的小伙子有什么机会去伤害那个受到各方保护的人呢？什么机会都没有。全都是“否定”。这一点福金比我更明了，古罗夫一边琢磨，一边在住房中踱着方步。然而阴谋家不知为什么需要伊戈尔·斯美尔诺夫，这是无庸争辩的事实。


    福金知道，我走出来对付他，而且干的是分内的工作。他非常熟悉古罗夫上校的情况，作为一个聪明的有经验的人，他应当戒备密探。


    当密探监视他时，福金受拘束，不得不采取措施，借以摆脱古罗夫。唯一的方法就是消灭这个惹人厌烦的密探。怎样消灭他？福金有一个贮备已久，以防万一的杀手。正是时候了，可以让杀手恢复工作并向他指出又一个猎物。但是他这个有经验的人如果不经过深思熟虑的准备未必就敢于仆向享有盛誉的刑事调查局的上校。所谓习惯上的大门口的埋伏、用地雷炸毁汽车的战斗、从那驶近或者齐头并进的汽车中发动的突然进攻、自动步枪的猛烈射击，在这里都毫无用处。因此不会有几个人同时发动进攻的事，只有一个人将被除掉性命。杀手必须确定进攻的地点和时间，即是说，要事先采取追踪的措施。但是有经验的人知道，在莫斯科市单独地跟踪寻找另一个有经验的人，是作不到的事情，一定会暴露自己。有什么出路？掌握职业技巧的“对外观察机构”应当借助几辆汽车的无线电联络来实行监视，而由一个职业杀手去执行使命。在理论上这都是对的，而在实际上却毫无把握。只能采用一种方法来加以检验，把汽车开到街上去，检验一番：会不会给我“带路”。我本人就不能安设这种掌握职业技巧的“对外观察机构”。


    古罗夫看看手表，斯坦尼斯拉夫很快就会来，我和他讨论一下。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可以听见暗中约定的门铃声。虽然如此，古罗夫还是望了望锁眼，他确定站在门旁的正是克里亚奇科，然后打开了钢门。斯坦尼斯拉夫是个有经验的人，知道对这种事情不用过分谨小慎微，只是有时候显得粗心大意，因此他飞快走进住宅，把门都一一锁上。


    “你好，列夫·伊凡诺维奇，背脊怎么样？会走动吗？”


    “是呀，病好了些，我希望今天去见领导，和将军打打交道，”古罗夫回答。


    “用汽车把你送去吗？”


    “用不着，我自己坐汽车去，车子马上就能开到办事处，你自己知道，没啥关系，”古罗夫漫不经心地说，一面向浴室走去，“我去刮刮脸。”


    克里亚契科紧跟着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房门。


    “遵命。”


    “两小时以后我真的要到内务部去。你从那众人熟悉的‘梅尔谢杰斯’牌小轿车里走出来，改乘一辆别的车子。让格里沙·柯托夫和你联合起来，你们两个人把我送到办事处以后再回去，要仔细看看，我后面有没有‘尾随的人’。我们谈妥了吗？”


    “大家都不和上司商定条件，又不是姑娘。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你由哪条路动身呢？”


    古罗夫加以说明，斯坦尼斯拉夫赞同地点点头。


    “我取消进攻这一条，”古罗夫说，“杀手还需要进行准备的时间，”他从浴室走出来，“斯坦尼斯拉夫，那么，我过两个钟头去见奥尔洛夫。你干自己的工作，六点钟左右乘汽车来吧，有些事情要讨论。”


    福金听完了几个密探的谈话记录后，和“对外观察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且先行通知说，那个对象打算出发了，他和赫瓦特交换了一下意见，尽管他明了，杀手今天是不会动身的。


    赫瓦特考虑了福金的报道，出乎意外地作出了完全异样的决定。你看，这是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非常得手。古罗夫自然在等待我的出现，但他这个职业侦察员十分明了，在没有缜密准备的情况下我决不会向他猛扑过去，因之今日完全是例外。对待聪明的敌人不得不傻里傻气，反其道而行之。


    古罗夫走进奥尔洛夫办公室，有点儿瘸，甚至在朋友面前继续玩假招子。


    “你好，”奥尔洛夫点点头，“我把这四天计算在你的假期之内。”


    “我同意，并且考虑到，去年我还有二十天的假，而我去不去，谁也不知道。按照法律，尊敬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没有任何权利，因为我有正式的病假证。应当怜悯一个人，而不要采取恐怖手段。”


    “可以说，我真怜悯你。我想，你向我汇报，你在四昼夜之内琢磨出了多少办法。”奥尔洛夫向后仰靠在椅背上，把手指交叉放在肚子上，闭起眼睛来。


    古罗夫简短地叙述了自己的担心和假设。


    “就是这些吗？”奥尔洛夫伸直了腰，不怀好意地望望，“话太多了，没有什么可取的。”


    “如果我是正义的，你很快就会摸到我的尸体。”古罗夫恶意地回答。


    “你应当隐藏起来。而从前，你自己说，在最近一两天内你没有什么危险，你去晋见科尔夏诺夫将军吧。他对总统的警卫事宜负责，让将军们都感到头痛吧。”


    “你，彼得，是个聪明的有丰富经验的人，而有时候又像个平庸的人，常说荒唐话。要登将军的门很不简单，有一次我们见面了，假定他还记得我，便接见了。如果我不能给你解释清楚，那么我对他说什么好呢。现在将军忙得不可开交，他只是事情太多，怎么能听取一般的密探的荒诞无稽的说话。我有什么事要反对福金呢？侦察方面的材料吗，他有两年多收集这个世界的强人的秘密材料吗？可是你不能把间谍活动搁置起来不搞，你不能提起任何公诉。是的，就服务种类而论他理应分析研究政权机关的高级梯队，”古罗夫沉默片刻，“这是我的猜测和预感吗？这能表示高级军官对在车臣变成残废的小伙子的难以形容的关怀吗？也许我从前没有说过这种话。福金对叶夫兰皮·杜波夫，总统候选人莫名其妙地感兴趣。根据统计，杜波夫的优点是他拥有百分之七八的选民，根据最简单的逻辑，他不一定会引起务实的福金的兴趣，但是他逐渐引起福金的兴趣。他和尼古拉·阿连托夫，杜波夫为首的政党以内的第二号人物接近起来了。这说明什么？仅只是难以容忍的呓语。可以绞尽脑汁来假设，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政治家阿连托夫和杜波夫只是打掩护而已。于是法律问题产生了：掩护什么呢？你，年老的密探，是绝对正确的，我除开语言而外一无所有，因此我不得不保持沉默。”


    赫瓦特知道，古罗夫照例把小汽车留在大使馆对面的巷子里，然后向自己住房附近走去，他经过后门登上楼梯。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庭院。但是庭院毕竟是庭院，密探是不是正在等待进攻，而在这里他异常小心而且谨慎。因此赫瓦特为适应埋伏起见选择了那堵把巷子中间荒废的工地分隔开来的不高的围墙。赫瓦特把小汽车停在高出围墙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小汽车甚至是空荡荡的，这是一种使人戒备的因素，而密探应当觉得自己无拘无束，泰然自若了。


    古罗夫拐进了自己的巷子，看见克里亚奇科的汽车紧跟着拐弯，在角落里停下来。古罗夫锁上自己的“雷诺”牌小汽车，难以觉察地挥挥手，意思是说：把小汽车开到我身边来。他忍不住要打听，街上有没有汽车在前面驶行，仿佛是“带路”。古罗夫大步流星地向家门走去，习惯地注意到稀少的行人，心里回想起两年前以米什卡·扎哈尔琴科为首的几个男孩在这儿向他围攻。他很久没有和小伙子谈话，应该打个电话了。


    赫瓦特跪在围墙后面，透过一条宽阔的隙缝清楚地看见渐渐走近的匀称的身影。不知在什么地方赫瓦特忽然听见一句话：“凡是贤人都非常天真”。杀手得意地微微一笑：当古罗夫快要走到篱栅近侧时，他们之间充其量只有十五米左右的距离，因此可以选定把子弹射入哪一只眼睛。


    古罗夫渐渐走近，不知怎的吹着唿哨。赫瓦特举起手枪，向他瞄准，从容不迫地按了一下板机，开了一枪。发生了他有生以来从未发生的事情：古罗夫跌了一交，因为杀手向他头部开枪，所以子弹钻入了屋子的墙壁。古罗夫跌倒了，滚了下去，但是他还来不及掏出手枪便看见赫瓦特从埋伏地点跳出来，已经举起了手枪，这时候响了两枪。与赫瓦特有所不同，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却用一支不带消音器的手枪射击，向一条狭窄的胡同射出了几枚子弹，古罗夫没有弄清出了什么事，飞快跳到一边去，举起了手枪。


    “你还来不及，天才，”斯坦尼斯拉夫说，向后仰靠在坐位上，“谁还来不及，谁就迟到了。”


    古罗夫望望赫瓦特，子弹炸掉了赫瓦特的一部分颅骨，古罗夫用一只不大硬的手抖了一下裤子和上衣，不满意地说：


    “谢谢，当然，但是为什么要开枪，打得那么厉害呢？我们本来就见过死尸。”


    “啊，请你原谅，”斯坦尼斯拉夫从汽车中走出来，用手掌抹抹脸，“我把观察人们杀害朋友这个令人厌恶的场面如实地说给你听。”


    “你可以不发誓，我相信你。”


    他们说些多余的话，因为他们说不出什么深奥的话。


    “你顺路到最近的一栋住宅里去，给密探组织挂个电话，”古罗夫说道，不知为什么没有在汽车座位上，而是在人行道的边缘上坐下来。


    汽笛在胡同的尽头长鸣一声，警察的“日古力”牌小轿车飞也似的驶行到近边。


    “你瞧，也是我们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满不在乎地说。


    “躺在地上，把手放在脑袋后面，”身穿一件有斑点的联合工作服的青年小伙子站着，把两腿撇开，用手在冲锋枪枪管上抚摩一阵。


    “我坐着。”古罗夫肯定地说，举起一双手。


    克里亚奇科轻言细语地骂娘，在地上躺下来。中士警察从方向盘后面走出来，拿走了手枪，他这个饱经世故的人估计了形势，虽然如此，他还是很严肃地说：


    “请扔下手枪。”


    “请你自己在上衣的左边里面的口袋里取去，”古罗夫说，“请你自己的对手放下枪管，他的手在颤抖着。”


    诉讼程序持续了很久，城市的执勤人员坐汽车来了，检察院的侦查员观看了出事的现场，从墙壁中取出了赫瓦特射出的一颗子弹。侦查员考虑到谋杀事件参与对象的高级军衔，皱起眉头说：


    “军官先生们，今天我不打算耽搁你们的时间，请你们明天到我这儿来。无论你们身居何种职位，而谋杀行为毕竟是谋杀行为。”


    “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侦查员先生，我一定出席。”克里亚奇科从青年小伙子那里拿到通知书，把它放进口袋中，之后他忍不住了，走到了纠察队的“日古力”牌小轿车跟前，“朋友，请你听听免费的忠告：当你下一次来到出事的现场，你不要朝着尽是陌生人的那个方向下车，而要朝着相反的方向下车。如果我是一个不好的人，你就来不及下车，你就会仍然待在那里，胸前挂着一支自动步枪。”


    当他们来到住宅，盥洗完毕，在桌旁就座，给自己斟上一杯酒时，斯坦尼斯拉夫从口袋中掏出一个挤坏的橙子。


    “在生死关头有个善心人保卫你，救了你的命。”


    古罗夫拿起那块压扁了的橙子肉，不知怎的闻了闻，摇摇头。


    有人按了按门铃，使密探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的朋友和上级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奥尔洛夫登门造访了。


    古罗夫将一个指头贴在嘴唇上，指了一下天花板，便把将军领到厨房里，掩上了门。


    “我和普通一兵在浴室里谈话，可是你却是将军。”


    “干嘛！”奥尔洛夫生气了，“只要告诉我，就会给你派遣一个旅，把你的住宅洗刷得雪亮。”


    “请坐，彼得，对不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我喜欢人家听我的话，如果我知道这种情况，自然会检点。”


    “斯坦尼斯拉夫，请斟上一杯伏特加酒，简单地讲讲，出了什么事。我们的高频率报导看来是中国人编造的。我了解事情的实质，请您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