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享用了复活节的火腿、豌豆和奶油马铃薯之后，查尔斯·“牛仔”·贝勒马尔从姐姐那里偷了20块钱，驱车前往凡尔登一家毒窟，自此人间蒸发。


    那年夏天这家毒窟卖了一个好价钱。到了冬天，房子的新主人觉得烟囱的通风性不好。于是在2月7日星期一那天，房主打开烟囱的通气管，举着竿子往上捅。就在这时，一截干了的人腿掉进灰堆里。


    那家人的老爸打电话给警局。警察打电话给消防队和验尸局。验尸局又打电话给我们法医学实验室。最后由帕利提亚接下这个案子。


    在那截人腿掉下来之后的一个小时内，帕利提亚和停尸房的两个技术人员就已经站到了草坪上。当时的场面就像二战时的登陆日一样混乱：暴怒的父亲、歇斯底里的母亲、惊吓过度的孩子、疑惑的邻居、恼怒的警察、不知所措的消防队员。


    吉恩·帕利提亚博士是魁北克中央犯罪局以及法学和法医学实验室里最有资历的五个病理学家之一。他的关节不太好，牙也不好，而且从来不允许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浪费他的时间。帕利提亚看了看烟囱，下令使用撞击球【注】取出尸体。


    【注】Wreckingball，此处指用来撞毁建筑物的撞击球或称破坏球。


    烟囱外墙倒塌了。警察们从烟囱里捞起一具熏制得很棒的尸体，绑在襟翼上，运到了我们实验室。第二天，帕利提亚目不转睛地看着尸体说，“白骨。”


    我走进来。我，特普伦斯·布伦南博士，北卡罗莱纳和魁北克的刑事人类学家。我到底身处美丽省【注】还是美国南部？说来话长，这要从我自母校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到麦吉尔大学做学术交流讲起。交流学年年底，我开始南下，但还是继续为蒙特利尔的实验室提供咨询服务。十年之后，我仍然来回于两地之间频繁地越洋飞行，乐此不疲。


    【注】LaBelleProvince，魁北克的别称。


    当我来到蒙特利尔进入2月轮转期，帕利提亚的人类学检测报告已经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现在是2月16日，星期三，烟囱里的白骨在我的工作台上排成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尽管还不能从我们的常规检查中判断出受害者的真实身份，但除去牙齿的检测结果，所有骸骨的检测数据都与贝勒马尔吻合。年龄、性别、种族、身高，包括右腓骨和胫骨上外科手术的针脚都告诉我，我正注视着失踪多年的“牛仔”。


    除了头盖骨上头发丝一样的裂纹——可能由于意外跌入烟囱造成——以外，我找不到任何外伤痕迹。


    我正思索着这人怎么样又为什么会爬上屋顶，然后掉到烟囱里，这时，电话铃响了。


    “看来我需要你帮助，特普伦斯。”欧尼·皮埃尔·拉芒什直呼我的全名，加重了最后一个音节，还把“伦斯”发成了“隆斯”。此前拉芒什就让我将怀疑可能已经腐烂了的死尸留给自己来化验。


    “腐烂得厉害？”


    “是的。”我的上司顿了一顿。“又有新的发现。”


    “新的发现？”


    “是猫。”


    天哪！


    “我得马上下去。”棒槌学堂·出品


    把贝勒马尔的尸检报告存到硬盘上以后，我离开了实验室，穿过了一道把医学法律部和楼层里其它部门隔离开来的玻璃门，我转了个弯，来到走廊边上，按下了这个楼层里惟一一台电梯旁的按钮。只有在通过LSJML【注】两个安全等级的检查以后才能获准进入，电梯穿过楼下十一层验尸官的办公室，径直通往终点——停尸房。


    【注】法医学鉴定实验室的缩写。


    电梯驶向地下室，我回想着今天早晨在早会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艾弗拉姆·弗瑞斯，一位56岁的正统犹太教徒，一个星期以前失踪了。昨天晚上在弗瑞斯办公间楼上的储物柜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没有人闯入的迹象。没有搏斗的痕迹。员工们说他的举动一直很古怪。现场勘测得出的结论是他死于自己的枪伤。死者家人却坚决不接受他自杀身亡的结论。


    验尸官安排人做尸检。弗瑞斯的亲属和拉比【注】却一再反对。这场谈判越演越烈。


    【注】犹太教教士。


    我能判断出不久以后，他们就会达成一致。


    猫的杰作。


    从电梯出来，向左一转，正好面对着停尸房。在我走近验尸侧厅外门时，我听到有声音从家属接待室里飘出来，那是一个废弃的小房间，留给那些前来辨认死者的人们用。


    低低的抽泣声。女人的声音。


    我脑中出现了放着塑料植物和塑料椅子，小心翼翼拉着窗帘的阴冷小房间的画面，像往常一样，我又感到了悲伤。我们在LSJML里不做医疗验尸。这里不检查晚期肝癌。不检查胰腺癌。我们只是宣告谋杀、自杀、突然死亡或意外死亡。这个家属接待室里潜伏着的只是那些不可想象也无法预知的东西。死者亲属们的哀伤一直触痛我的心灵。


    拉开浅蓝色的门，我继续走着，穿过一个狭窄的走廊，穿过右手边的计算机房，走过烘干架和不锈钢手推车，左手边是一扇扇蓝色的门，每一扇门上都贴着标签：验尸房。站在第四扇门前，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我整天和骸骨待在一起，其中有烧焦的，有干瘪呈木乃伊状的，有破碎的，还有腐烂的。我的工作就是揭示被死亡掩盖的真相。自从4号房配备了特殊的通风设备以后，我就经常使用这个房间。今天早上，幸亏这里的通风系统将尸体腐烂的气味排了出去。


    一些尸体搬到另一间空房子里尸检。停掉了一些尸检。尽管散发着恶臭，弗瑞斯的尸检还是占用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屋子里站着拉芒什和他的验尸技术员莉萨，一个警局派来的摄影师，还有两个穿制服的人，其中一个魁北克侦探，我不认识。他个子很高，脸上有雀斑，脸色比豆腐还要苍白。


    另外一个侦探我认识。他叫安德鲁·赖安，一米八左右，一头棕黄色的头发，有着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的蓝眼睛。


    我们相互点了点头。赖安是个警察，而我，特普，【注】是个刑事人类学家。


    【注】特普伦斯的昵称。


    来监视验尸过程的人其实不多，他们肩并肩，在尸体脚边挤成了四边形人墙。


    我飞快地扫了一眼。都是男人。两人55岁上下，两人可能在60开外。黑头发，架着眼镜，留着胡须，穿着黑色外套，戴着圆顶小帽。


    人墙正用挑剔的眼神打量着我。八只手两两交扣放在四人背后。


    拉芒什拉低口罩，把我介绍给正在观察尸体的四人中的一位。


    “鉴于弗瑞斯先生尸体的状况我们需要一位法理学家。”


    四人听后一脸疑惑。


    “布伦南博士是尸体解剖方面的专家。”拉芒什用英语说道，“她完全了解你们的特殊需要。”


    除了仔细地收集所有血液和组织样本，我对他们的特殊要求一无所知。


    “对于几位遭受的损失我深感抱歉。”我说道，把书写板抱到胸前。


    四个沉着脸的家伙点了点头。


    死者就躺在正中央，在尸体和不锈钢实验台之间铺着塑料布。塑料布垂到地板上包住了桌子四周。手推车上陈列着备用的空容器、广口瓶和小瓶。


    尸体的衣服已经清除并做过清洗，却还不曾解剖。两个纸袋平放在实验台上。我想，拉芒什已经做过体外检测，查验弗瑞斯的手上残留的黑火药和其它蛛丝马迹。


    在我走向死者的过程中，八只眼睛一直尾随着我。第四个人再次握紧双手放在档部那块儿。


    艾弗拉姆·弗瑞斯不像是上星期才死。他看起来似乎死于克林顿在位时期。他的眼睛漆黑，舌头变成了紫色，皮肤像是抹了橄榄色和茄子色那样色彩斑驳。他的肚子鼓得老高，阴囊肿得像两只沙滩排球。


    我看着赖安，想听听他的解释。


    “壁橱里的温度接近92华氏度。”他说。


    “温度为什么那么高？”


    “我们认为是某只猫触到了温度调节器。”


    我快速计算了一下，92华氏度也就是35摄氏度。毫无疑问，弗瑞斯的死创下了地面分解温度的新高。


    但是，高温只是这位先生致死的一个原因。


    饥饿的时候，最温顺的人也会变得异常暴躁。当人快被饿死的时候，就会发狂。本能会让他做出有悖常理的事情来。进食，生存，共同的本能驱使着牲口、野兽、驯兽和人类。


    就连宠物狗和宠物猪也会变得像秃鹰一样凶残。


    艾弗拉姆·弗瑞斯和两只短毛猫、一只暹罗猫困在一起，错误地报销了自己的生命。


    剩下一点喜跃牌猫粮。


    我绕着桌子走了几步。棒槌学堂·出品


    弗瑞斯左边的太阳穴和头顶骨很奇怪地豁着口。尽管我看不到枕骨，但是很明显他的后脑勺受过重击。


    我戴上手套，伸出两根指头放到他头骨下摸了摸。骨头软得像一摊烂泥。只有薄薄一层头皮组织将后脑包裹在一起。


    我放下他的头，检查脸部。


    现在很难看出弗瑞斯生前长什么样子。他的左脸颊泡烂了。皮肤下面的骨头有齿状的伤痕，残留的碎骨在刺目的一片红色之中闪着乳白色的光芒。


    尽管又肿胀又生硬，弗瑞斯的右边脸颊大体完整。


    我直起腰，思考着他的伤势。尽管当时室内温度很高，尸体腐烂臭不可闻，但是猫却并没有冒犯弗瑞斯鼻子右边和身体的其它部分。


    我明白了拉芒什为什么要叫我过来。


    “他的左脸上有一个被子弹射穿了的伤口？”我问拉芒什。


    “是的。另一个伤口在头骨后面。清除了腐败质以后就无法判断子弹的弹道了。”


    “给我看看头骨全方位X光片。”我对莉萨说。


    “什么角度的片子？”


    “全角度。整个头骨我都派得上用场。”


    “办不到。”第四个人这时候如梦方醒。“我们达成过一项协议。”


    拉芒什举起了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我有义务查出这起事件的真相。”


    “你这话在这儿可做不得数。”尽管那个男人长着一张麦片粥色的脸，他的双颊还是升起绯红的蘑菇云。


    “没的商量，非如此不可。”拉芒什据理力争。


    第四个人转头转向他左边那个人。第三个人抬起下巴，耷拉着眼皮往下看。


    “让他说下去。”语气平静。这位拉比很有耐性。


    拉芒什转头看着我。


    “布伦南博士，继续你的分析，先别去管头骨和其它未受损的骨头。”


    “拉芒什博士……”


    “如果行不通，我们再谈那个常规协议的问题。”


    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也不喜欢在得不到最大量信息的条件下工作，或是在并非最佳的检验程序下工作。


    我确实喜爱并且尊重皮埃尔·拉芒什。他是我认识的最杰出的一位病理学家。


    我看着我的上司。这个老人几乎让人察觉不到地点了点头。“我和你在一条战线上。”他暗示我。


    我的目光在艾弗拉姆·弗瑞斯的脸上游走。目光所到之处我都能看到教条和实用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对抗。这具尸体好比一座礼拜堂。这具尸体同时还有各类管道、神经节、便溺和胆汁。


    目光所到之处我看到了死亡之痛。


    这种痛苦和我几分钟前听到的痛苦如出一辙。


    “当然了，”我语调平和。“在你们取掉头皮之前给我个电话。”


    我看着赖安。他眨了眨眼睛，警察赖安暗示死者的情人赖安。(这句话看不太懂^_^——批注)


    我离开验尸房侧厅的时候，那个女人还在啜泣。她的同伴，哦不，是同伴们，现在却沉默下来了。


    我犹豫了，不想干涉个人性的悲痛。


    真的是这样？抑或是我在为保护自己找借口？


    我经常见证这类伤痛。当活着的人面临着自己的生活必然转向，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见证这种正面冲突。再也无法一起进餐。交谈再也无法进行。不能一起大声诵读小小黄金书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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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目睹苦难，却帮不上一点忙。我永远是局外人，眼睁睁地看着车祸、火灾和枪杀发生以后的剧情。我仿佛就是嘶鸣的警笛，是围起现场的黄色警戒线，是装尸袋上的拉链。


    悲伤欲来，排山倒海，我无能为力。我痛恨这种无力感。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懦夫。我走进家属接待室。(排版有点问题，这两句分成两段更好——批注)


    两个女人并排坐着，但是并没有挨在一起。年轻一点的要么30岁要么50岁。她有着苍白的皮肤，浓重的眉毛，卷曲的黑色头发绑在脖子后面。她穿着黑色的裙子和一件很长的黑色毛线衫，高高的蒙头斗篷遮住了下巴。


    那个老一些的女人满脸皱纹，她让我想起了北卡罗莱纳山一带制作的干苹果似的玩偶。她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裙子，裙子的颜色介于黑色和紫色之间。裙子上本来应该有三个纽扣的地方用松散的线错综着穿了起来。


    我清了清嗓子。


    “干苹果奶奶”朝上看了看，眼泪在满是褶子的脸上闪闪发亮。


    “弗瑞斯太太？”


    她粗糙的手指拿着一块手帕绞来绞去。


    “我是特普伦斯·布伦南，我负责解剖弗瑞斯先生。”


    那个老女人把头转向右边，她的假发晃到了一个不太好看的角度。


    “请接受我的哀悼。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们来说很难受。”


    年轻一点的女人抬起一双美得令人窒息的淡紫色眸子。“你是说真的？”


    问得好。


    丧亲之痛很难熬。我知道。我对于丧亲的理解是不完整的。我也知道。


    我失去了罹患白血病的兄弟，当时他才三岁。我失去了祖母，当时她已经活到90多岁了。每一次，悲痛都像活物一般侵入我的身体，深深地扎根在我的骨髓和神经里。


    凯文仅仅是个死了的孩子。奶奶活在记忆中，而我不是。我爱他们。他们也爱着我。但是他们不是我生命的全部重心，而且他们的死是早就在预料之中的了。


    突然失去了配偶或者孩子，人们是怎么面对的？


    我不敢想象。


    年轻女人按着心口。“你才不会知道我们有多悲痛。”


    没必要反驳，我想。再拙劣的哀悼也是哀悼啊。


    “我当然不会理解，”我说道，看了着她，又看了看她的女伴，然后目光又收回到这个年轻女人身上，“我太自以为是了。”


    她们俩都没有说话。


    “我很抱歉你们失去了亲人。”棒槌学堂·出品


    这个年轻女人停顿了很久，我都以为她不打算回答我了。


    “我是米里亚姆·弗瑞斯，艾弗拉姆是我的……我的丈夫。”米里亚姆的手抬起来，然后停住了，似乎不确定它要干什么。“多拉是艾弗拉姆的母亲。”


    她的手朝多拉那边摆了一下，就放了下来。


    “我想我们在尸检期间不应该出现在这儿，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米里亚姆的声音听起来悲伤而沙哑。“我说完了，所以……”她的声音变小了，但是目光还是停留在我身上。


    我试图说一些安慰或是鼓舞甚至只是镇定她们情绪的话。但是我的脑中却想不起个词儿。最后我说了一些安慰人的陈词滥调。


    “我确实能理解失去爱人的悲痛，节哀顺变吧。”


    多拉的右颊猛地一抽，她的肩垂了下去，头也低了下去。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来，把我的手放在她手上。


    “为什么，艾弗拉姆？”她哽住了。“为什么我惟一的孩子会死去？白发人是不该葬黑发人的啊！”


    米里亚姆用希伯来语或者意第绪语说着什么。


    “上帝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米里亚姆又开始说话了，但是这次却是一字一句地斥问。


    多拉的目光慢慢上移到我身上。“为什么不把我带走呢？我已经老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她皱巴巴的嘴唇颤抖起来。


    “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夫人。”我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


    一滴眼泪顺着多拉的下巴滑落到我的拇指上。


    我看着指头上那一片孤零零的湿润。


    我咽了口唾沫。


    “我给您泡杯茶好吗，弗瑞斯夫人？”


    “我们没事，”米里亚姆说，“谢谢你。”


    我拉着多拉的手。她的皮肤很干，手上瘦骨棱棱。


    在这里待着也没有用，于是我站起来递给米里亚姆一张名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都会在楼上。如果需要我为你们做点什么，请不要犹豫，给我打个电话。”


    走出了这间探视房，我注意到其中一个留着胡子的监视人正越过大厅朝这里看过来。


    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上前一步挡住了我的去路。


    “很好。”他的声音极其刺耳，就好像肯尼·罗杰斯在唱“露西尔”一样。


    “一个失去儿子。一个失去丈夫。”


    “我看到你去那里慰问她们。很明显，你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这是怎么了？


    这个男人犹豫了一下，好像是在就最后几个关节和自己辩论。然后，他伸手到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我。


    “这就是艾弗拉姆·弗瑞斯的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