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休息，恢复，重新装备

    大莫米昂


    1944年11月26日——12月18日


    11月26日凌晨4点，E连到达莫米昂兵营，位于大莫米昂村外（附近是小莫米昂村），距离号称大教堂城和香槟中心的兰斯大约30公里。莫米昂作为一个戍兵重镇至少有1，998年的历史——裘力斯。恺撒和他的罗马军团在公元前54年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法国军队在这里建立军营长达数百年，而且到20世纪90年代仍有驻军。莫米昂地处平原，向南是马恩河，向北是埃纳河，位于历史上通往巴黎（或者通往莱茵河，这要看入侵者是谁）的通道，这块土地数世纪以来见证了很多战争。最近，这里遭受1914年到1918年战争的摧残，上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弹坑和堑壕随处可见。美国步兵曾于1918年在附近的蒂埃堡和贝琉伍德作过战。


    从前线转移到担任卫戍任务的过程很快。在兵营的第一天，主要任务是洗淋浴，找个机会洗衣服；第二天E连进行了行军操练；第三天进行的是炮火掩护下的常规撤退队形训练和检查。11月30日，邮件抵达队员们手中，士气为之大振。


    人们也许会想，在前线待了两个多月，这些伞兵们一定想好好睡上一个星期。但是经过两个晚上战士式的奇妙睡眠，小伙子们需要体能的释放，需要用某种荒唐的方式来释放积聚已久的紧张。12月1日，每个人都获得了到兰斯的通行证。宿营在附近的82师的战士们也一样。两个师混在一块儿很容易引发骚乱。尽管兰斯是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所在地，到处是宪兵，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喝酒。有很多人醉酒，有很多人想要打架。


    “那只老鹰在叫个啥？”一名82师的士兵遇到佩戴“啸鹰”臂章的伞兵时，便问他的伙伴。


    接下来便听到“救命！救命！救命！”。一场打斗即将开始。12月4日，所有到兰斯的通行证都被取消，因为正如一位伞兵说的那样，“小伙子们进了城就不乖了。”


    师里想办法来释放小伙子们过剩的精力，举行了5英里行军、阅兵及许多健身操活动，还组织了棒球、篮球和橄榄球比赛。橄榄球设备是向空军借用的，是他们从英国空运进来的。506团和502团之间为即将在圣诞节进行的橄榄球比赛进行了选拔赛；参选的队员每天训练3个小时甚至更长。师里还举办其他一些娱乐活动，建起3个电影院，开放了红十字俱乐部。饭菜非常好。


    来到莫米昂几天以后，吃完晚饭，士兵们在饭厅拿到了薪饷。马拉其中士领过后，正要出门，看到有人正在玩双骰子游戏。一位赌运亨通的人面前已经堆起了一大堆钞票。马拉其想，他不可能继续掷赢，于是就开始与他对赌，几分钟时间就输掉了3个月的薪饷。他离开食堂，想想自己真愚蠢——倒不是因为赌博，而是因为自己连骰子都没碰一下就输了个精光。


    回到营房遇到“指挥官”穆克。有一场掷骰子赌博仍在进行。马拉其问穆克是否想赌，穆克回答不，他一直入不敷出。另外，还掉先前的赌债只剩下60美元了。马拉其缠着他借了60美元，又去赌上了。15分钟后，他就赢了一叠法国法郎、英镑、美元，比利时法郎和荷兰盾。（对这些货币汇率的争论在赌场周围非常激烈；这些家伙，大多数在中学读书时候讨厌数学，而且老不及格，不过现在却还能算清楚。）


    马拉其拿着钱又来到了军士俱乐部，以加入了一场20来号人的赌博中。他甩出60美元（从穆克那儿借的数目），他赢了。他继续下赌注。又赢了。他赢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一掷他押上3，000美元。又赢了。


    带着6，000多美元，差不多接近全连的薪饷总数，他不敢退出赌局。他将大额法郎放进口袋，一直赌到将桌面上所有的美元、英镑、荷兰盾和比利时法郎全部输掉为止。回到营房，他归还了穆克的60美元，外加500美元的小费。他还剩下3，600美元。


    战士们开始修整兵营。之前占领该兵营的是德军的两个步兵师，还有几支轻骑兵中队。德军的每日评比表、宣传海报等东西仍贴在墙上。这些东西被弄了下来，马粪被清理干净，床铺修理好了，厕所和道路也整修一新。“贯穿始终的、像一条金线的是”506团的《科拉希》报纸剪贴簿写道，“对获得通往巴黎的通行证的期待。早晨，中午，晚上，无论你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对此议论纷纷。”


    师里的政策是战士可以以连为单位进入巴黎，一次一个连。去过巴黎回来的人讲述的故事盖过了他们父辈在1918年——1919年逛巴黎城的经历。而那些等待的人无休无止地讨论着他们到了那里将干些什么。


    有些个人弄到了通行证。其中有几个人却浪费了。迪克·温特斯拿到了一个通行证；他来到巴黎，坐上地铁，一直坐到底，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当天最后一趟车。天黑了，城里停电，他只好步行，直到午夜后才回到旅馆，第二天坐火车返回了莫米昂。“那是我在巴黎的非常愉快的夜晚。”来自密西西比州朗兹县的二等兵布拉德福·弗里曼，也弄到了一张到巴黎的通行证。46年后，他回忆了他在这座“灯光之城”度过的一天，“我不喜欢我所看见的东西，因此我返回了营地。”


    看来进巴黎犯不着着急了，因为总的感觉是这些伞兵要在兵营一直待到来年春天好的出征气候来临为止。那时他们有望空降到莱茵河另一边的德国去。这一想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因为泰勒将军飞回美国参加会议，讨论美国空降师的组织和装备方面的变化的提议。12月10日得到了证实，泰勒的副手杰拉尔德。希金斯准将和5名101师高级军官飞赴英国，要进行一系列关于“市场花园”的讲座。101师交由101师炮兵司令安东尼·麦考利准将指挥。


    老兵陆续从医院回来，新兵也在增加。“莽汉”康普顿重新回到E连，他在荷兰受的伤已经康复。上周在荷兰前线补充进来的杰克。福利中尉现在成了2排助理排长，在康普顿的手下，福利回忆道，队员们“是一个混合的群体，有久经沙场的老兵，有些只是在荷兰初试牛刀，当然也有刚补充的新手”。


    从美国来的新兵，十八九岁，天真无邪。尽管老兵只是大上一两岁，但已经足够让新兵感到害怕了。老兵们应该在离开荷兰的时候将尚未使用的弹药上缴，但是没有一个上缴。他们在莫米昂营地横冲直撞，皮带上挂着手雷，背带上别着一匣匣子弹，还有刀子和其他（未经批准的）随身武器。在新兵看来，老兵简直就像法国外籍军团的一帮杀手。而在老兵的眼中，新兵还很“嫩”。连长戴克中尉，韦尔什，沙姆斯，福利，康普顿以及其他军官一心想将新兵融入整个团队，使他们达到E连的团队精神标准和个人技能标准，但是由于老兵并不把野战演练当回事儿，工作做起来很困难。


    到12月第二个周末，E连的士兵数量有所增加，达到编制数的65％左右，但军官的数量却达到112.5％，戴克任连长，韦尔什任副连长，每个排有两名中尉，另有一名备用。换句话说，空降司令们认为在下一次行动中，下级军官的伤亡会最高。现在韦尔什成了E连最老的在任军官，但是他没有经过托科阿基地的训练。参加过E连在诺曼底战斗的只有韦尔什和康普顿；在荷兰待过一段时间的只有韦尔什、康普顿、戴克，沙姆斯和福利。


    倒是那些士官们的存在保证了E连的连续性，将整个E连凝聚在一起。这些在托科阿训练营从当二等兵开始的军士有利普顿、塔尔伯特、马丁、鲁兹、珀康特、穆克、克里斯坦森、兰德尔曼、雷德、戈登、托伊、瓜奈若、卡森、博伊尔、古思、泰勒、马拉其等。许多托科阿时的E连军官升任506团部或者2营营部参谋军官，因此有助于E连保持着这种连续和统一。这些军官有海斯特少校（团作训股长）、马西森上尉（团后勤股长）、温特斯上尉（副营长）和尼克松上尉（营情报参谋）。然而，总的来说，经过半年的战斗，E连补充了许多新的官兵，但其核心仍然是那些军士们——那些在1942年炎热的8月在托科阿训练营地跟随索贝尔上尉跑上跑下科拉希山的人员。


    当初跑上跑下科拉希山的弟兄中有许多现在正躺在英国的医院里，有些人永远不能再跑了。没有伤及骨骼的伤员正在恢复。牛津城外的美军110总医院里，E连1排的3名队员住在同一个病房。韦伯斯特、利布高特和下士托马斯。麦克里里都是在10月5日受的伤，韦伯斯特是腿伤，利布高特是肘部伤，麦克里里伤在颈部。韦伯斯特在练习写作。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伙伴们：“120磅重的利布高特曾经是旧金山的汽车司机，是全连最瘦的队员。在经常囊中空空的情况下，他是E连最滑稽的队员之一。他还有个特点，他的伞兵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犹太人之一。另外，他和麦克里里已届30岁，是连里的兄长。麦克里里是一个无忧无虑、心地善良的家伙，身材不高，按他的说法，他是在啤酒瓶子里养大的，是在匹兹堡的‘汽车酒馆’受的教育。”


    根据韦伯斯特的记述，“110总医院最快乐的病房是截肢病人监护室，那里的大多数小伙子明白对于自己来说战争已经结束，所以大声笑着，开着玩笑，谈论着家乡。”韦伯斯特使用“大多数”而不是“所有的”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些受了百万美元伤的弟兄当时是不会掏一个子儿的。利奥。博伊尔住在110医院的另一个病房，他写信给温特斯说：“亲爱的长官，现在我到了这个分上，天晓得我该写些什么！


    “经历这两次战斗，我觉得一个人要记住的并不是伤口带来的巨大惊恐，而是你知道了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无缘战斗——对于我这种情况，将是很长的时间。


    “我并不指望我能够在圣诞节之前站起来，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够恢复如初。我没有伤着骨头，只是肌肉和组织损伤，但是面积大，不容易移植。


    “长官，我希望你照顾好自己（不是仅仅锻炼身体），因为像你这样的人真是难得，胜任你的位置的人肯定没有。”他在信中还提到：韦伯斯特、利布高特、利奥·马兹、保罗·罗杰斯、乔治·鲁兹、比尔·瓜奈若等在不同时间住进110医院的弟兄都来看望过他。


    44年后，博伊尔写道：“脱离‘伞兵’的生活——离开我的伙伴，不再跳伞——我从来都是心有不甘。对那种生活，我已经迷上了，可以说上了瘾。在医院长达一年的康复期间，我觉得受了愚弄，我常对此耿耿于怀，怏怏不乐。”


    利布高特请求出院，回到岗位，得到了批准。麦克里里、瓜奈若还有其他人都回到了岗位。前面提到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渴望战斗，而是因为他们明白他们必须与别人一道去战斗，而他们希望是和E连一起战斗。“如果我有别的选拔，”韦伯斯特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不会再打仗了。如果没有选择，那么我要回到E连，为下一次伞降做好准备。如果我会牺牲，我希望早点到来。”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认识到没有出路，认识到我们将飞赴德国，然后驱车直奔太平洋参加中国的战斗，这并不是说有什么值得乐观。跟步兵一样，我们惟一的出路就是受伤，然后被送走。”


    韦伯斯特转到康复病区，12月底，转到了位于英国蒂德沃斯的第12新兵站。这个新兵站和与之齐名的第10新兵站一样，在整个欧洲战区都是臭名照著，指挥官虐待成性，效率低下，管理方法吹毛求疵，肮脏不堪，伙食差，总体情况比军队的监狱好不了多少。显然，军队希望这里差得一塌糊涂，这样那些伤病康复的，或者部分康复的，或者至少不用支撑能够行走的老兵们，就会考虑回到前线改善一下。吉姆。阿利在荷兰受的伤，在英国的医院康复，从第12新兵站不假而别，搭便车到阿弗尔，然后于12月15日抵达莫米昂。以同样方式回到前线的还有瓜奈若等人。


    韦伯斯特没有这么做。很久以前他就养成了在军队生活的习惯，从来不会主动做任何事情。他是个知识分子，既是这种军旅生活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同样也是一个参与者。他几乎是惟一一名从托科阿营出来却连军士也不是的成员。许多军官想让他当班长，但是他拒绝了。他来到这里是要履行职责，他做到了－－他从未让一个伙伴在战斗中倒下，无论在法国，在荷兰，还是在德国－－但是他从来不自愿做任何事情，他对升迁提拔不屑一顾。


    在莫米昂，大家情绪很高。既然E连在此多少也算是永久性的驻守，那么战士们就有望收到更多的邮件，也希望圣诞包裹能够寄到他们的手中。还可以盼着全连休假去巴黎；运气好的话E连或许能在巴黎过除夕。另外，圣诞节将举行橄榄球比赛，之后是火鸡大餐。橄榄球比赛的赌注下得很大，练球的时间越来越长，难度越来越大。


    从征战于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中的一个步枪连的视角来看，圣诞节这后的前景似乎也相当不错。至少在3月中旬之前E连不会有战斗任务。3月中旬以后他们会空降德国，之后是飞赴太平洋到中国作战或者空降日本。但所有这些都还遥远得很，因此E连准备好好过个圣诞节。


    士官们在莫米昂都有自己的营房。12月16日夜晚，马丁、瓜奈若和其他一些人买来一箱香槟酒，带回营房。他们喝不惯起泡的香槟酒。马丁打开几瓶，其他人拿来水杯；他给他们倒得满满的。


    “噢，见鬼！约翰尼，”克里斯坦森说道，“不就是汽水吗，天哪！”


    他们将世界上最好的香槟酒当成汽水喝了，结果可想而知。一场打斗爆发了，“我得说我也参加了，”马丁承认道，“我们将所有的床铺都掀翻了，钉子露在外面，我的脚扎进了钉子，天哪！那里简直就是一个战场。”


    军士长卡伍德。利普顿走进营房，看了一眼，开始吼道：“你们这些混蛋是要当头儿的。一帮士官竟把这里搞得这样乱七八糟。”他叫他们把这一团糟清理干净后才允许他们睡觉。


    同一天晚上，温特斯和尼克松是惟一留在营部的两个营级军官。其他军官都请假到巴黎去了。二等兵乔。勒斯纽斯基到莫米昂的一家剧院看电影去了。他看的电影由玛琳·黛德丽主演。戈登·卡森早早上床睡觉，他要为早晨的橄榄球训练养精蓄锐。


    温特斯和尼克松在电话中得到命令说所有通行征全部取消。在剧院，灯光亮了起来，一位军官跨上舞台，宣布德军在阿登突破了防线。内务值班军士将卡森、戈登还有其他人叫醒，他打开灯，通报了德军突破的消息。“住口！”这帮爷们儿朝他喊道，“滚出去！”那是第8军的事，是第1集团军的事。他们又睡起来。


    但是早晨，起床号响过集合的时候，戴克中尉告诉他们，“饭后原地待命。”他没有按惯例将他们带出去训练。“原地待命”是命令。戴克叫他们打扫营房来消磨时间。显然，阿登发生的事情肯定要波及到82和101空降师。


    希特勒于12月16日在阿登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规模比他1940年在同样的地方向法国军队发起的进攻大得多。他成功地实施了突然袭击。在阿登的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与美军第8军对峙的德军有4个师的兵力。事实上，到12月15日，纳粹国防军在阿登地区对面的艾费尔高原有25个师。德军突袭成功，其规模比得上1941年6月的巴巴罗萨突袭，或者偷袭珍珠港。


    跟战争中大多数偷袭一样，这次偷袭得手了，因为这次进攻毫无意义。对希特勒来说，派上其所有的装甲部队发动一次毫无真正战略目标的进攻，是非常愚蠢的，这次进攻不可能持久，除非他的坦克能够幸运地完好无损地占领美军的主要油料库。


    跟战争中大多数偷袭一样，这次偷袭得手了，因为防御方的错误在于过分自信。甚至在“市场花园”失败以后，盟军依然相信德国人已经在垂死挣扎了。在艾克的指挥部，人们考虑的是盟军能够怎样对付德国人，而不是德国人可能会怎样对付他们。那种感觉是，如果我们能从大西洋壁垒后面出来将他们抓住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这种态度自上而下直接波及到士兵层。101师的中士乔治。科斯基马基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又是一个安静的星期天。……电台宣布德军向第1集团军的防线发动一次大的进攻。这应该会折断德军的后背。”


    跟战争中大多数偷袭一样，这次偷袭得手了，因为进攻者的隐蔽和欺骗手段很高明。他们在艾费尔高原集结了两支大军，却逃过了盟军情报部门的眼睛。他们小心翼翼地使用电台，将艾克的情报部门的注意力引向了阿登地区，以防德军发起的任何反攻（盟军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德军有可能发动反攻）。6个月前，D日的前夕，艾克和他的军官们几乎一字不漏地研究了德军在诺曼底的战斗序列。而12月份，在德军进攻的前夜，艾克和他的军官们对德军的战斗序列只是粗略地不求甚解地看了看。


    让盟军上大当的地方还有德军的战斗意志、德军的物资装备情况、希特勒的大胆以及德国军官们在进攻战术上的技巧（盟军的美国将军们没有任何防御德国进攻的经验）。


    所有这一切所导致的结果是，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部战线最大的战斗，也是美国陆军所打的最大的一仗。人员伤亡大得惊人：在参战的60万美军中，阵亡将近2万，被俘2万，受伤4万。两个步兵师被歼灭；其中106师有7，500人投降，是对德战争中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近8000辆美国谢尔曼坦克及其他装甲车辆被毁。


    战斗于12月16日寒冷有雾的黎明打响。德军在多处攻陷第8军脆弱的防线。希特勒希望凭借恶劣天气瓦解盟军的最大优势——空中力量（在地面，无论是人员还是装甲，德军都超过美军）。希特勒指望出其不意，他做到了，他还指望美国人反应迟缓。他认为，艾克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够意识到德军所做努力的重要性所在，再花上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够说服他的上司取消阿登南北的一切进攻，还要花两三天的时间才开始调遣重兵投入战斗。他希望到那时，德军的装甲部队将已经在安特卫普城内。


    只是他这最后的算盘打错了。12月17日早晨，艾森豪威尔做出了全面战斗的关键性决定，除了自己的参谋人员，他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他命令十字要道巴斯托涅市无论如何要守住。（在阿登崎岖不平的山区，巴斯托涅相对平坦，正因为如此这里成为各条道路的交汇口。）由于在阿登南北都部署了进攻的兵力，艾克并没有战略后备军可用，但是82和101空降师正在休整，因此正好可用。他决定利用这些伞兵来堵住防线的缺口，并占领巴斯托涅。


    最终，艾森豪威尔使用他的秘密武器击碎了希特勒的梦想。德军的许多物资一度仍然靠马去拉，而美国人在法国就已经有成千上万辆卡车和拖车，用来从诺曼底的海滩将人员、物资、汽油运往前线。艾克命令他们放下手头的一切活儿，开始向阿登运送增援部队。


    这种反应的速度只能被称为难以置信。仅仅12月17日一天，11，000辆卡车和拖车向阿登运送了60，000部队以及弹药、汽油、医疗补给和其他一些物资装备。战斗的第一周，艾森豪威尔就调遣了25万人和5万辆车辆进入战斗。这是一种高度的机动性。这一成就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在越南战争，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军队都没有如此迅速地调集如此多的人员和如此多的装备。


    E连在这场规模宏大的戏剧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多亏了运输大队及其司机们，他们多数是著名的红球特快运输队的黑人战士。12月17日20点30分，艾克给82师和101师的命令到达各师师部，命其向北朝巴斯托涅进发。命令逐级传达到团、营、直到连——做好战斗准备，早晨卡车到来后，他们就出发。


    “我不走，”戈登。卡森说，“我要准备圣诞节的橄榄球比赛。”


    “不，你不用准备了。”戴克中尉说道。他们开始了疯狂的准备工作。莫米昂没有弹药库，队员们身上只有从荷兰带出来的一些弹药，其他一点弹药也找不到。E连的人员和装备均未补充完全。有些人没有钢盔（他们有橄榄球头盔，但不是钢的）。E连缺两挺机枪及机枪手。战士们还没有领到冬装。他们的靴子没有衬里，也不防水。他们没有冬天穿的长内衣，没有长的毛袜。他们搜寻着能够找到的一切，但是并不多。甚至连K号干粮也短缺。此时，E连要出征迎战德国防军的最后一次最大的进攻，但是却人员不足，服装不够，装备不充分。


    E连的出征也是盲目的。甚至连麦考利夫将军都不知道101师要开往何处，那么当然辛克上校就无法传达给温特斯上尉，而温特斯也就无法传达给戴克中尉。大家知道的一切就是，德国人在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美国军队整个在后退，因此得有一支部队将这个缺口堵住，而这支部队就是空降兵。


    由于天气原因无法空投，不管怎样，能否迅速集中足够的C－47运输机以满足需要，很值得怀疑。相反，运输大队以最快速度行动，千方百计从全法国尤其是阿弗尔和巴黎之间的地区调集了卡车。宪兵们将卡车拦下，军需部队将卡车卸空，卡车司机——许多在路上已经驾驶很长时间，非常需要休息一下——被告知要马不停蹄赶到莫米昂兵营。


    12月17日夜幕降临时，开始踏上征途了。到12月18日9点，第一批卡车和拖车抵达莫米昂。需要运输101师的11，000人的380辆卡车中的最后一批于17点20分到达。到20点，最后一名队员登上卡车。


    就在E连出发之前，马拉其一阵慌乱，他想起腰里还揣着3，600块钱呢。他让康普顿中尉帮忙解决，康普顿帮他联系上师里的财务官，财务官说他必须将钱存起来，但是如果存起来的话，不到战斗结束不得动用。马拉其很是乐意，他递上钱，接过收据。爬上拖车后，他美滋滋地盘算着，战争结束后回到俄勒冈大学上学，用不着去洗盘子挣学费了。


    “我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二等兵弗里曼回忆道。温特斯上尉却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在那里你就像一头牲口，被装在运牲口的车里一样。”车队出发了，卡森有滋有味地回想着一直企盼的橄榄球比赛，而此时却身处异境，于是哼起了歌曲《今天大不同》。


    卡车上没有凳子，也没有什么缓解颠簸的余地。每一次转变的时候战士们都是东倒西歪，每一次颠簸都将他们颠起老高。这可真让肾脏吃不消——只有当卡车停下来靠拢的时候才能下车“方便”——还有腿也受不了。一路上，卡车的灯光打得通亮——为了抢速度不惜冒风险——直到比利时边界才熄了灯。


    伞兵们乘坐卡车行驶在路上，第8军定下了使用他们的地方。82师将作为此次突防的北翼，前往圣维思；101师将赶赴巴斯托涅。


    在离巴斯托涅几公里外，运送E连的卡车停下了。战士们跳出卡车——他们称之为“后挡板跳”——他们“方便”起来，伸展腰肢，嘟嘟囔囔，之后排成纵行，准备步行进入巴斯托涅。他们能听到交火的声音。“我们又来到战场了。”二等兵弗里曼说。


    队伍在公路的两侧行进着，向前线进发；道路的中间是战败下来的美军，他们从前线落荒而逃，溃不成军，犹如乱众。许多人扔掉了步枪、大衣、所有的累赘。有些人惊恐万分，颤颤抖抖，筋疲力尽，喊道“跑啊！跑啊！他们会干掉你的！他们会杀死你的！他们什么都有啊，坦克，机枪，空中力量，一切！”


    “他们简直胡说八道，”温特斯吼道，“真可怜。我们为他们感到羞耻。”


    E连和2营的其他连行军进入和巴斯托涅（居民们给他们端出热咖啡，但是没有太多别的东西）时，每个人首先想的都是弹药。“弹药在哪里？没有弹药我们怎么打。”溃败的部队可以提供一些。“有子弹吗？”伞兵们会问一些还没有完全被吓破胆的人。“当然有，兄弟，很高兴交给你。”（戈登讽刺地写道，交出了弹药，这些撤下来的人也卸下了自己继续坚持和战斗的责任。）E连尽管没有足够的弹药，但是仍然朝着战火的声音进发。


    出了巴斯托涅朝东北方向前进时，炮声越来越大。不久，炮火声夹杂着轻武器的声音。“弹药究竟在哪儿？”


    少尉乔治·C·赖斯得知了缺乏弹药的情况。他是第10装甲师B战斗司令部德索伯里分队（该部队在重大压力下经福伊从诺维尔撤回）的后勤官。他跳上自己的吉普车，驶往福伊，在那里将一箱箱手雷和M－1子弹装上吉普车，掉头驶来，遇到了从巴斯托涅出来的部队。伞兵们从旁边经过的时候，他将弹药分发给他们。看到弹药还相差得很远，便又返回福伊的弹药库，找来一辆卡车，将卡车和吉普车装满武器弹药，驶回迎面走来的部队。他让自己的手下一把一把地将弹药抛给了伞兵们。官兵们手脚并用，拼命抢着一匣一匣的M－1子弹。交火的声音以及撤退下来的美军脸上的惊恐表明，他们拿到的每一颗子弹都用得上。赖斯少尉源源不断地运来子弹，直到每个战士拿不动为止。


    E连向福伊进发，枪炮声更加激烈。走在前面的506团1营已经进入诺维尔，在激烈的战斗中正遭受着打击。辛克上校决定将3营推进到福伊，命2营保护团的右翼。E连进入一片林地和空旷地，该地带在巴斯托涅——福伊——诺维尔公路的东面，左侧就是公路。F连在该地带的右侧，D连待命。


    枪炮声越来越近。在后方，即巴斯托涅南面，德军正要切断公路，完成对巴斯托涅地区的合围。E连没有炮火，也没有空中支援，他们缺少食物、迫击炮弹和其他必需的装备，气温开始猛降到冰点以下，他们仍然没有冬装。不过多亏了赖斯少尉，他提供了手雷和M－1子弹。


    101师的资料剪贴簿《科拉希》上这样称赞E连、2营和506团：“到了这里，我们并不是特别兴奋的。传言说到处都是德国佬，而且其进攻凶猛。我们没有想到撤退，其实压根儿就没去想。我们只是认真地挖着掩体，挖得很深；等待着，不是等待神话中的超人，而是等待着曾经被你两次打败过而且还将被打败的敌人的到来。你先是向左看看，再向右看看，你的伙伴都在准备。看到比尔在那里，你觉得信心十足。你知道他完全可以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