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疗伤及任务被取消

    奥尔德本


    1944年7月13日——9月16日


    “这一次，陆军把事情做到了点子上，我感到这是惟一的一次，”戈登·卡森说，“让我们上了那些坦克登陆舰，带我们进了南安普顿，又带我们回到了奥尔德本，发给我们两整套全新的军装，还发了欠我们的薪饷——150美元或者再多一点，还给了我们七天假。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去伦敦的路上了。”


    E连的弟兄们对在伦敦度过的那一星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美国伞兵是最早从诺曼底返回英国的军人；报纸上登满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请他们吃顿饭或喝杯啤酒——不过也许只是第一天罢了。但年轻的英雄们表现得有些过火。他们喝得太多了，打坏了太多的窗户和椅子，与伞兵这外的人之间也发生了过多的打架事件。这是伦敦历史上最为失控的星期之一。一家报纸把美国兵们造成的损失比喻成一次闪电式的突袭。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在伦敦的宪兵队将会受到总统的嘉奖，因为他们在101师在伦敦的这段时间付出了超常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弟兄都去了伦敦。哈里·韦尔什去了爱尔兰探亲；温特斯留在奥尔德本休息、思考，并给死伤弟兄的父母们写了信。戈登和利普顿伤愈后去苏格兰观了光。


    戈登从诺曼底撤离后被送进了医院，接受了皮肤移植，他的一条腿从臀部到脚趾都打上了石膏。在他住的病房里，他是惟一一个因为战斗而负伤的人，其他人要么是生病要么是在英国因意外事故受的伤。因此，他成了“极受尊敬的人物，他们都敬畏我”。整整3次，军官们来到这儿把紫心勋章别在他的枕头上。“我总是谦逊地低垂着眼帘，轻轻地对来看望英雄的那一小群人道谢。”然后他会把勋章藏起来等待着下一枚。


    在医院里住了8个星期后，他回到了E连。（把康复的弟兄送回到原先的连队是空降师的政策；而在步兵部队，伤兵身体复原后，将被派往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所有的伞兵都把前一种做法看成是空降部队最英明的举动；而后一种做法在每个人看来都是陆军做出的最愚蠢的决策。）


    塔尔伯特中士是和戈登同时回到E连的。由于他是被二等兵史密斯的刺刀刺伤的，而不是被德国人打伤的，他失去了获得紫心勋章的资格。戈登叫他别难受，他可以把他额外获得的一枚紫心勋章给他。3排的弟兄集合起来为塔尔伯特举行了一个专门的仪式。在这之前，戈登和罗杰斯已经写了一首诗，想使塔尔伯特、史密斯手“插到他俩之间的那把刺刀”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诗名为《刺刀之夜》；值得后人庆幸的是，这首诗并没有流传下来（也许是因为该诗的作者不想让我在此书中发表吧）。愤怒的塔尔伯特宣称，“这小杂种刺我的时候我本可以朝他开6枪的，但在那时，我想我们应该饶他一命。”


    一些伤兵担心自己会终身残疾。马拉其发觉了这点。有一天，他和唐·穆尼坐在食堂里，利普顿刚好经过。“嗨，残废。”马拉其喊了起来。利普顿转过身抓住他俩的脖子，把他们从椅子上拎了起来，并宣称他会一次解决他们中的一个或一块儿解决。他俩脸都吓白了，赶紧说他们只是开个玩笑，没有任何其他意思。过了一会儿，利普顿又回来了，红着脸说他很抱歉自己发了脾气，但他确实害怕手上的伤会造成终身残疾，使他再也无法在大学里打橄榄球了。


    尽管伦敦之行使紧张气氛有所缓解，尽管戈登有时候试图说点笑话逗逗乐，但是，弟兄们想着曾经面对过的现实，想着将要面对的现实，气氛仍然被压抑和忧虑所笼罩。


    从诺曼底回来后的第一天晚上，马丁中士四处看了看1排的驻地，1943年9月到1944年5月住在这儿的弟兄有一半已经不在了。他对瓜奈若说：“哎呀，比尔，现在我们只剩半座营房的弟兄了，可我们还没有开始打仗呢。看来我们不可能活过这一仗了。”


    “如果说我们在诺曼底这个该死的小行动中就失去了一半的兵力，”瓜奈若回答，“算了，别再说啦，我们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们去苏格兰休了假，在那儿他们文了身，什么都不在乎了，“打一次仗就死了这么多弟兄，还有整个战争等着我们去打，为什么不呢？”


    二等兵戴维·凯尼恩·韦伯斯特曾在D日和2营营部直属连一起空降，几天之后受了伤，被送到英四，在2营前面回到了奥尔德本。当“那些瘦弱、疲倦的幸存者的队伍行军到这个地区时，”韦伯斯特躲在红十字会所的不大亮的地方，不想有人看到他的脸。他们问，“韦伯斯特，德国佬在卡朗唐的另一边发动大反攻，F连撤退，E连的侧翼暴露时，你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韦伯斯特虽然挺尴尬，还是很高兴看到朋友回来。“营里的弟兄即使不知道名字的，看着也面熟，”他写道，“你感到自己是大家庭里的一分子。你和这些弟兄们之间的关系远比和任何平民百姓都亲近得多。”


    韦伯斯特申请调回E连。他在营部直属连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当弹药手，因此在诺曼底，只打过一次机关枪，然而“我渴望战斗。我想尽快把战争打完；我想在前线连队中作为一个步兵去战斗”。于是，他成了1排的一员。


    韦伯斯特的看法正如他给父母的信中写的那样，“我每活一天都觉得是赚来的。我从不认为地在下次空降中幸存。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要想开点。我希望能说服你们，让你们和在战场上的我们一样把死亡看得淡一些。在战争的硝烟中，你可以预料到伤亡，预料到某人被杀，当你的战友被机关枪打中脸部时你不会觉得惊讶。你只能继续。这和平民的生活不同，平民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死亡总是让人觉得出乎意料。”


    他的母亲回信给他，对儿子这种看法感到大为惊慌（她还为韦伯斯特的弟弟感到担忧，他的弟弟刚刚加入了伞兵部队），韦伯斯特给母亲的回复非常直率：“你难道更希望别人的儿子死在泥泞中吗？你希望我们赢得战争，但很显然你又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流血牺牲。这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


    “总得有人去打仗、杀敌；总得有人在步兵或伞兵部队。如果整个国家的人都是你这种态度，就没有人会去打仗了，每个人都想呆在后方勤务部。这个国家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利普顿感到“弟兄们处在战斗中时，出现不可避免的事是没有办法的。人在战场上，既然无力改变这种现实，那就只得接受。一下子，他们对死亡、尸体、毁灭、残杀、危险就都变得习以为常了。敌人的死伤对他们的情绪不构成影响。自己人的死伤也只是给他们留下短暂的印象，这种印象里夹杂着一种转瞬即逝的庆幸和成功感，庆幸死伤的并不是自己。（当他们的战友倒下时，对许多战斗着的军人来说，‘感谢上帝是他而不是我’是一种普遍的想法；不过，过一阵子，可能会生出一种罪恶感。）许多事还等着去做，仗还要靠他们去赢，他们考虑的是这些。”


    利普顿继续评说：弟兄们一旦离开前线，回到军营休整时，“他们开始思考。他们想起战友们是怎样受的伤或送的命。他们记得有多少次他们自己就与死亡近在咫尺。远离战斗了，死亡与毁灭已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可能结束，任务可能被取消。带着这些想法，弟兄们开始害怕重返前线。然而，他们一回到战场，那些疑虑和紧张全都不见了。冷漠、无情和镇定又重新回到他们身上。又一个任务等待他们去完成，过去的自信重现了，战斗的兴奋感回来了，渴望优秀和胜利的欲望又会再次占上风。”


    这听起来有些理想化，但却的的确确是事实；利普顿和E连的许多其他弟兄，空降师的许多弟兄，乃至整个美国陆军——甚至德军和苏联红军中的许多人在这场战争中就都是这样的。但这决不是说利普顿的分析适用于所有的军人。二战中参战的军人成千上万，一个人的话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人。然而，利普顿对参战军人情感状态的洞察依然能够对试图理解弟兄们如何忍受战争提供了参考依据。


    自诺曼底之后，E连的许多弟兄拼着命与德军作战，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同盟国将取得战争的胜利。“我希望能快点回到战场上去，”韦伯斯特告诉父母，“因为我还要偿还德国人不少子弹，我还要尽可能多地向他们扔手榴弹。”德国人抓住还穿着降落伞背带的伞兵，割断他们的喉咙，用刺刀刺他们，剥光他们的衣服，朝他们开枪，还摧毁了一座救护所。因为这些暴行，“我们决不会打算对他们手下留情。”至于战争结果，“在看到了滩头阵地，看到盟军那种令人振奋的军事力量以后，我知道我们不会输。对伞兵来说，他们就是来流血的。我想回到与敌人的厮杀中去。”


    不少弟兄得到了提升。韦尔什和康普顿从少尉升到了中尉。团里需要年轻的军官来接替伤亡的军人，温特斯推荐詹姆斯·代尔接受战时军官委任，因为他在诺曼底时就已经是连里的二级军士长。辛克上校批准了，于是代尔成了少尉并被委派到506团的另外一个连里。温特斯利普顿取而代之，当了军士长。利奥·博伊尔升为连部的上士。比尔·瓜奈若也成了上士。唐·马拉其、沃伦·穆克、保罗·罗杰斯和迈克·兰尼从二等兵升为中士（兰尼原先就是中士，但在索贝尔兵变中被降为二等兵）。帕特·克里斯坦森、沃尔特·戈登、约翰·普莱莎和拉文·里斯从二等兵升为下士。


    韦伯斯特是个极有抱负的小说家，英国文学名著贪婪的读者，哈佛大学的学生，战争老兵。他在个人观察和敏锐的洞察力基础上对陆军有表扬有指责。他写给家里的一封封长信提供了E连打过第一仗后一些弟兄的真实写照。


    二等兵罗伊·科布在诺曼底上空在哈里·韦尔什的飞机中被击中，因此没有空降，“他是一个老兵，拥有值得称赞的9年军旅生涯。他曾参加过一次容易的空降，这在陆军里很长时间内一直罕见。截至此时，他那曲折多变、丰富多彩的战时经历包括：1、和第1装甲师一起在非洲实施过突击空降；2、受到黄疸的长期折磨，在他的运兵船被鱼雷击沉后，他被用驱逐舰送回美国；3、在伞兵学校接受了几个月的训练；4、在诺曼底的上空非常合时宜地高射炮炸伤了腿。他又高又瘦，爱喝酒，有着始终如一的温顺性情。”


    1排1班“由约翰尼·马丁领导，他是个杰出的军人，又是最会逃避勤务的懒汉，他思维敏捷，作战和驻守中无论出现什么难题都能处理，总有有装备、食物和好的住宿条件。”


    2班长是“大牛”兰德尔曼，他总爱发牢骚，但又是个“很照章办事的人，这是我从一件小事中看出的，那次他在食堂叫我把我的羊毛帽摘下来，我朝他嘻皮笑脸，于是他就把我交给了军士长。军官们都很喜欢''大牛''，他们对马丁中士轻率的态度却是大皱眉头。”


    韦伯斯特所在班的班长是罗伯特·雷德。“我想雷德从未偷懒逃避过勤务；他是理想的守备兵，他熟悉密集队形训练的所有口令，对手中武器使用娴熟并以此为豪，对称病逃避夜间勤务者非常反感。”


    副班长是威廉·杜克曼、帕特·克里斯坦森和唐·胡布勒。“他们总让最下层的士兵干活。杜克曼有办法逃避夜间勤务，每个周末都能溜到伦敦去，让人看人觉得不可思议。”克里斯坦森做兰德尔曼的助手，韦伯斯特认为这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因为兰德尔曼和雷德一样，非常认真负责。克里斯坦森“中等个儿，运动健将般的体魄，一头金色的鬈发，是E连惟一的帅哥。无论从哪方面看，胡布勒都与克里斯坦森相反。胡布勒是我遇到的惟一一个真正喜爱打仗的人；他从战斗中获得了乐趣。战时的巡逻和守备时的危险任务这个镶着金牙的乐天派总是自愿承担。他是连里最好、最受欢迎的弟兄之一。”


    在韦伯斯特看来（他在营部时曾接触过不少人），E连1排的成员“比其他任何连的人都更年轻、更聪明”。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在部队里头一次发现准备战后去上大学的弟兄，有这一打算的有下士杜克曼和中士穆克、卡森、马拉其。


    韦伯斯特称这些人为“新型陆军军士”。他们的平均年龄21岁，他们对陆军法规不能倒背如流，对这本“支配着如此多常备军人生活的书”也不关心。他们与自己弟兄打成一片，他们没有在巴拿马、夏威夷或菲律宾服过役。“他们是平民军人，是美国的拯救者。”


    一些军官也给韦伯斯特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他这样描述温特斯：“他是个大块头，具有强健的体魄，他相信军体操在守备部队的作用，相信进取精神在战场上的作用。”韦尔什当时是温特斯的主任参谋，在韦伯斯特的眼里，他“又小又黑，还懒，但思维敏捷，2营军官中只有他才能做出既风趣又令人大开眼界的时事新闻讲座。”韦伯斯特觉得2排排长康普顿友好亲切，最受每个人的喜爱。他让想上大学的弟兄们相信，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是惟一真正能接受教育的地方。


    1排由托马斯。皮科克中尉领导，他是个替补进来的军官。韦伯斯特写道，“他对命令总是不进行思考，不提不同意见，一味地严格执行。”韦伯斯特感到皮科克“深爱上级军官的器重，但却受到自己手下弟兄的深深厌恶。他太死搬教条了。”一次，排里弟兄在结束了10小时的越野行军后回到了奥尔德本，皮科克叫弟兄们打棒球，原因是计划表上是这样规定的。“皮科克迷信书本，他在诺曼底当营军需官的时候得心应手，但作为排长，他的弟兄们甚至看都不愿意看他一眼。”


    皮科克的助手是鲍勃·布鲁尔中尉，他很年轻，是块当运动员的好料，韦伯斯特说他“块头大，孩子心”。


    1944年夏天，E连住在条件优越的兵营里。军官们住在公共绿地旁边称心如意的砖瓦房里。砖瓦房的后面有一排马厩，清理干净以后，弟兄们住了进去。马厩由一排分格间组成，每格里住四个弟兄，是一个受到大家欢迎的黑暗的隐蔽之处。他们可以在这儿隐藏起来，很多弟兄都这样干了，夜间训练重新开始后，温特斯不得不形成挨个查看马厩的习惯，以保证没有人躲在铺后面或躲在挂着的衣服中。除了隐蔽和躲藏的功能，每个分格间都有一个炉子，一扇又大又厚、隔音良好的门和一个通风的、高高的天花板。空间很大，挂了军装和行军包以后，还有足够的地方打牌或赌博。


    娱乐消遣方面，弟兄们可以收听武装部队广播网的无线电广播，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有节目，偶尔还会转播喜剧演员鲍伯·霍普的演出。每小时都能收听到BBC新闻，还有旋转舞曲。比起BBC来，弟兄们更喜欢听武装部队广播网的节目，尽管他们不得不忍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多次告诫，包括要求他们保持清洁，多敬礼和不要打架。（“弟兄们，如果你在找架打的话，请等着和德国人打吧！”）


    当他们不喜欢武装部队广播网的调子时，他们可以拨到德国广播听阿克西斯·萨利和哈哈勋爵的节目。这些宣传家们演奏那些受欢迎的曲子，间或插上几句粗制滥造的对白，常常惹人发笑。


    除了广播，还有一星期两次的电影供兄弟们观看，放映的通常都是牛仔的惊险故事，很少有新片。美军慰问协会偶尔会来到该地，但大明星们通常都只去伦敦。


    格伦·米勒却是个例外。在马拉其看来，7月25日是“那个夏天最令人激动的一天”。那天，米勒和他的空军乐队在纽伯利举办演奏会，马拉其是连里六个得到演奏会票的弟兄之一。47年后，马拉其依然记得当时的曲目，米勒以《月光小夜曲》（此曲在马拉其看来是有史以来最发人深思的主题曲）开场，紧随其后的是《在情绪中》。


    周末，弟兄们只要不要集结待发区域内或没有担任警戒任务，就可获得外出许可。马拉其和莫尔常常跳上摩托车向南方海岸——布赖顿、伯恩茅斯或南安普敦开去，在那儿他们可以游泳和晒日光浴。一次类似的短途旅行回来后，他们俩从索贝尔上尉那儿得到了个口信。索贝尔告诉他们，他早就知道他们有摩托车，而且车是偷来的，但他不会对车采取什么行动，不过，下次重回战场的时候他将把车没收。对索贝尔这一还算合情合理的态度，马拉其认为那是因为索贝尔不想和温特斯上尉作对。


    训练就不像住宿条件或无线电广播和周末那么惬意了。“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因为去了诺曼底而受罚。”韦伯斯特写道。枯燥的训练程序包括走队列、阅兵、野战训练、夜间训练和靶场打靶。


    温特斯从诺曼底偷偷地带了一些实弹到奥尔德本。他用这些真枪实弹给新兵们制造一种在火力掩护下前进的感觉。这种训练是有风险的，对处在行动中的弟兄们，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以温特斯来说，同样也是有风险的，因为这种训练方式没有得到上级批准，任何人负了伤都会归咎于他。但温特斯感到，冒这个险是值得的，从6月6日在布雷库特庄园的经历中，他认识到进攻成功的关键是建立良好、稳固的火力基础，然后就在此基础上实施攻击。由于做得正确，直到训练任务完成都几乎没有人受伤。


    为了给连里新兵（那时，几乎半个连的弟兄都是新兵，他们刚从伞兵学校毕业，从美国来到这儿）一种真实火力的感觉，将他们融入整个连队，训练是有必要的。但不论必要与否，弟兄们都很不乐意。可无论如何，比起1943年在奥尔德本的经历，1944年的夏天还是令人愉快的。马拉其解释说：“我们不用再忍受赫伯特·索贝尔上尉和埃文斯中士的苛刻规矩和睚眦必报了。迪克·温特斯的公正和同情心取代了前任的不讲道理。E连的团队精神大大加强了。”


    不论训练多么严格，这个夏天毕竟是在奥尔德本而不是在诺曼底度过的。这多少提高了E连弟兄们的士气。韦伯斯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太平洋的那帮伙计们，是睡在丛林里和珊瑚礁上的；身处法国的步兵们是在没有音乐没有任何娱乐的情况下艰难前行，直到负伤或被杀的。每当想到这些，我就不禁感谢上帝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让我们回到了英国。”奥尔德本的所有弟兄都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在D日那天的伙伴——第4步兵师此时正在前线流血牺牲，睡在战壕里，吃着K号干粮，根本无法洗澡。


    谣传从未间断过。8月10日，艾森豪威尔亲自检阅了整个师，这让每个人相信下一次战斗空降马上就要来了。8月12日，上面下发了崭新的装备，这让大家更加确信这种猜想。有些人认为这次是空降到南太平洋，另一些认为是印度，还有一些人猜测是柏林。


    当然，这些传言是可笑的，实际情况是，空降师在那个夏天计划了16次行动，但每一次都被取消了。问题在于，一直到7月底，诺曼底的前线几乎纹丝未动；接着，布莱德利的第1集团军在圣洛突破了重围，巴顿的第3集团军已开赴诺曼底，在伞兵部队完成计划和实施空降前，美军地面部队已经占领了原定的空降区域。


    8月17日，E连开始了警备状态，接受了在沙特尔附近实施空降的任务，目的是建立路障阻断诺曼底德军的供给和增援，堵死德军的逃跑路线。E连和营里的其他连队一起坐巴士来到了集结待发区域——位于奥尔德本外面的蒙伯利飞机场。他们吃了牛排、鸡蛋、炸鸡、白面包、牛奶和冰淇淋，检查了武器装备，再次研究了任务，讨论了此次的作战目标。


    新兵们很兴奋、紧张、焦急。老兵们很担忧。“我不愿意再出战。”韦伯斯特在日记中写。他最害怕的是在背着降落伞空降的过程中被打死，或无助地在空中飘来荡去或被挂在树上、电线杆上，或在还没解开装备前就被刺刀刺死或被枪打死。他领到了一把点四五手枪，但这决不是射程远的机关枪的对手。他想如果能活过这次空降，后面不论发生什么他都能够对付。


    韦伯斯特在飞机场和坐在周围的老兵们说着话，发现“小伙子们已经不像诺曼底空降之前那样热情高涨或迫不及待了。没人想再打仗了”。


    希望也还是有的，巴顿的部队正快速穿越法国，盟军有意大利主动出击，苏联红军正一刻不停地在东线推进，德国国防军的最高司令部在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未遂之后正处在混乱中，种种迹象表明德国说不定哪天就覆灭了。按理说大多数弟兄都应该对这种形势感到高兴，然而韦伯斯特却不这样想，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都希望战争快点结束。我不希望这样，除非我们把战争的恐怖留给德国自己，除非我们在他们的村庄里战斗，炸毁他们的房子，炸开他们的酒窖，杀掉他们的家畜当食物，除非我们让他们的大街小巷都布满腐烂、可怖的德国人的尸体，就像德国人在法国干的那样。德国人准备好了作战，却毫不理会战争的可怕。在这场灾难结束之前必须让德国人尝一尝失败的苦果；盟军过快的胜利和德军突然的覆灭给德国留下的将是相对完整的国力和人们对复仇的渴望。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我不会希望留下导致另一场战争的祸根。”


    8月19日是在沙特尔空降的日子。按计划这是一次白天空降。那天早晨，在蒙伯利的弟兄们天一亮就起床了，昨天晚上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失眠，几乎一夜都在行军床上出汗，设想着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大家默默地穿着衣服，没精打采地接受分配。没有人理莫霍克式的发型。也没有人喊“希特勒，当心！我们来了！”更多的人是在默念着“妈妈，如果你曾为我祈祷的话，请现在就为我祈祷吧。”


    广播里传来了好消息！巴顿的第3集团军坦克占领了沙特尔的空降地带领！空降任务取消了！弟兄们大喊起来。他们欢呼雀跃，放声大笑，祈求神明保佑乔治·巴顿和他的坦克。弟兄们欢呼着、跳着舞。当天下午他们返回了奥尔德本。


    8月28日是星期天，这天上午，506团为诺曼底阵亡的烈士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这个占用弟兄们星期天上午的决定刚一宣布就激起了极大的牢骚和抱怨。有位伞兵说，他可以用星期六上午或星期一全天来悼念死者，但如果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做这事的话，那他可真该被诅咒了。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发牢骚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他还是穿上A类军装和其他人一起出发了。


    E连坐上巴士来到了团部，团部位于利特尔科特的威尔斯勋爵的庄园，在奇尔顿福里亚特的外围。到那儿之后，E连和其他连队在一块柔软的绿色草地上集合。乐队演奏的葬礼进行曲过分缓慢，所有的人都走错了步子。全团集合完毕，2，000个年轻的美国战神犹如紧密的棕色地毯一般覆盖在草地上，宏伟的城堡耸立在他们面前，构成了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


    军中牧师麦吉发表了讲话，称赞这些阵亡者是英勇的，美国是值得他们为之牺牲的，死去的人并没有白白送命，等等。弟兄们对牧师朗读的由詹姆斯。莫顿撰写的团祈祷文印象更为深刻：


    “全能的上帝，我们跪在您的面前，请求在重击罪恶势力的行动中成为表达您怒火的利器，这一罪恶势力给地球上的人类带来了死亡、悲痛和堕落……当我们从飞机上跳下黑暗的深渊里，当我们身背降落伞冒着敌人的炮火降落里，请与我们同在，上帝。当我们从降落伞中跳出拿起武器开始战斗时，请给予我们钢铁般的意志和充足的勇气吧。罪恶的军团数不胜数，上帝，承蒙您的洪恩，让我们以您的名义、以自由的名义、以捍卫人类尊严的名义面对并战胜敌人吧……我们那以刀剑为生的敌人，惟恐自己死于刀剑而滥用暴力，就让他们自食其果吧。上帝，请帮助我们勇敢地为您而战，谦逊地面对胜利吧。”


    泰勒将军接着讲话，他的演讲被刚好飞过头顶的C－47飞机编队的轰鸣声淹没了。接下来是宣读阵亡烈士和失踪者名单，名单似乎没完没了——一共414个——每读出一个名字都会让班、排、连里的幸存者猛地倒吸一口气。每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韦伯斯特就想到“他的家人正静静地坐在一个永远不再完整的家里”。名单在一个以Z开头的二等兵那儿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全团在《前进，基督战士》的曲调中整队离开了草坪。


    第101空降师当时是盟军第1空降部队的一部分，盟军第1空降部队包括美国第17、82和101空降师（美军空降部队共同组成了第18空降军）、波兰第1伞兵旅和英国第1、第6空降师，再加上空运的第52苏格兰低地人。马修·李奇微将军指挥第18空降军、第1空降部队由刘易斯·布里尔顿将军指挥。泰勒将军依旧统率101师；詹姆斯·加文将军指挥第82空降师。


    所有这些将军和他们手下的高级指挥记都急于让空降部队参与战斗，但每当他们制定好计划，交代好任务，把部队送到了集结待发区域，最后准备登机时，地面部队却总是抢先占领了空降地带，于是任务只得取消。


    8月底，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30日半夜，泰勒命令连队编队出发。弟兄们被告知整理行装，第二天8时前往蒙伯利。在机场，弟兄们的活动包括兑换钱币：用英镑换取比利时法郎。这样一来，弟兄们在简令下达之前就已经知道这次的军事目标了（财务官对那些一个英镑也没有的弟兄说，“真不幸”）。


    计划中的空降区在比利时的图尔奈附近，正好在法国边境城市里尔的对面。空降行动的目的是为英国第2集团军渡过埃科特运河进入比利时开辟道路。空降兵这边忙碌了两天，传达了任务，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每餐的好吃好喝。但是，9月2日，英国第2集团军的近卫装甲师又抢先了一步，占领了图尔奈，空降行动再次被取消了。和上次沙特尔空降被取消一样，弟兄们再次感到始释重负，但最高指挥部想要空降兵参与战斗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坐车回奥尔德本的路上，弟兄们都认为，总有一次，他们不用再返回了。


    盟军继续大举席卷法国和比利时。空降部队的高级指挥部越来越急于参与战斗了。空降部队拥有欧洲战区最好的士兵，最优秀的指挥官，最高涨的士气，无可比拟的机动性和精良的装备。已经被锤炼成作战好手的官兵需要一个机会来显示空降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空降部队是艾森豪威尔迄今为止还未使用过的最大的一张王牌。他试图保持进攻的势头。德军从法国的撤退前后长达6个星期，他想趁德军尚未从大撤退中喘过气来就给其致命的一击。当蒙哥马利提出将这支空降部队投进一个大胆、冒险但却具有潜在决定意义的大规模行动，让空降兵穿过下莱茵河的提议时，艾森豪威尔立刻同意了，这让空降部队指挥部欣喜不已。


    此次行动代号为“市场花园”。目标是以近卫装甲师为先锋，使英国第2集团军穿越荷兰，沿艾恩德霍芬——索恩——威格海尔——赫拉弗——奈梅亨——安海姆一线，渡过莱茵河。美国与英国的空降兵将夺取并守住起始线和安海姆之间的许多桥梁，英国坦克将在这样形成的安全的“地毯”上沿一条公路北进。


    英国第1空降师得到了波兰人的增援，将处于计划中的前进路线的最顶端——安海姆。第82空降师将攻取并占领奈梅亨。101师的任务则是在艾恩德霍芬的北部着陆，目标是攻占该镇并同时穿过索恩向威格海尔和赫拉弗开进，打开前进路线的最南端。伞降506团2营的任务是完好无损地夺取索恩的威廉敏娜运河上的桥梁，然后和3营一起进攻艾恩德霍芬，守住该城和城内各桥梁直至近卫装甲师顺利通过。


    这是一个错综复杂却又英明的计划。计划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分秒不差地执行，能否取得突然性，能否苦战，以及能否交上好运。如果一切运作正常，英国装甲部队将推进到莱茵河的另一边，处于德国平原的北部，这样，一条通往柏林的道路将畅通无阻地摆在盟军前面。如果行动失败，付出的代价将是对整个空降部队这张王牌的巨大浪费，无法为盟军打开安特卫普港口（艾森豪威尔为了发动“市场花园”行动而不得不同意取消原定用于打开安特卫普港口的部队的任务），整个欧洲战区将会出现供给危机，致使战争无谓地拖到1944——1945年冬天。


    除了取消打开安特卫普港口的行动外，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让巴黎东面的巴顿停下来，以保证英国第2集团军有足够的燃料启动“市场花园”计划。简而言之，这次行动是一次掷骰子的赌博，盟军押上了所有的筹码。


    9月14日，E连坐巴士又回到了蒙伯利集结待发区域。15日，连里接到行动前的情况简介，紧张的情绪得到了安慰。弟兄们被告知，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空降行动，参加空降的有3个师之多。这是一次日间空降，与诺曼底空降不同，这次将完全出乎德国人的意料。首次降落的地点只有轻型高射炮，地面抵抗几乎不存在。


    在集结待发区域内等待着出发的弟兄们纷纷开始赌博。其中一个新兵，二等兵塞西尔。佩斯是个疯狂的赌徒，让老兵们懊恼的是，他在掷骰子中一共赢了1，000美金。


    辛克上校给团里的弟兄作了出发前的动员讲话。“你们将会遇到英国坦克，”他说，“其中一些是谢尔曼式坦克，另外一些是克伦威尔式坦克。别把克伦威尔式坦克误认为是德国坦克。”


    “至于那些近卫师——他们是很棒的部队，是英军中最棒的。你们是进不了这支部队的——除非有爵士头衔或者出身名门望族。但别嘲笑他们，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


    “还有一件事，”辛克擦着脸继续道，“我不想看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戴着羊毛帽子在荷兰晃荡。在诺曼底，泰勒将军抓住了我们506团一个戴着这种帽子的人，为这他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我可不想再挨骂了，我知道你们也不想，所以如果你要戴羊毛帽的话，就戴在钢盔的里面。可别再给泰勒将军逮住。”


    “我知道你们会干好的，所以我不需要谈打仗。我们是在诺曼底赢得过总统嘉奖令的优秀团体。老兵们要照顾新兵，大家会相处很好的。”


    韦伯斯特曾写过，听辛克讲话一直是一种享受，因为他谈打仗的事，总是用一种合理、现实和幽默的方式。泰勒将军则与他相反，在韦伯斯特的眼里，泰勒那种“乐观和热情的态度总是令人反感。辛克上校知道弟兄们不愿打仗，可直到战争结束，泰勒将军还坚持认为他的小伙子们非常渴望去杀德国佬。比较起来，我们更喜欢辛克上校。”


    9月16日，从6月13日起就住了院的二等兵施特罗从医生那儿获得了一天的假期。他搭便车到了奥尔德本，在那儿他碰到了正在把包裹运回蒙伯利的索贝尔上尉。索贝尔告诉施特罗E连就要行动了，施特罗说他想参加这次行动，希望索贝尔能让他搭车去机场。


    索贝尔警告他说，“你这是不假外出。”施特罗回答说他认为回自己的连队参加战斗不会带来什么大麻烦，索贝尔便叫他上了车。


    “我可真是做了件蠢事，”40年后，施特罗说，“我像小猫似的虚弱。”但他不想被他的伙伴们丢下。他武装好自己后就爬上了一架C－47。


    “泡泡眼”温6月6日在布雷库特庄园帮着摧毁大炮时臀部负了伤，他接受了手术后在威尔士的一家医院里休养，他得知如果90天无法归连的话，当他重新能够作战时，将被派到其他单位。温无论如何不想这样。他说服了一位掌管出院事务的中士放他回到了奥尔德本，并给他开具了一张适合轻度勤务的证明。他于9月1日回到E连，扔掉那一纸证明，重新进了3排。


    温还没有完全康复。在去荷兰的飞机上，他一直站在操纵杆的后面，因为他的臀部疼得让他无法坐下。但他来了，这是他想要来的地方，与E连的战友们一同奔赴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