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1936-1939 9、西班牙之战(2)

    随着国家大部分基础结构不断瓦解，地方城镇相继做出各自的安排，战争前6个月中，在共和派控制的大部分区域这项策略确实已经取得了这种效果。由于受到政府的武装支持，一些组织在36年7、8月最初的抵抗中集聚了共同的力量。例如，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全国劳动同盟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马克思联盟工人党属于反斯大林主义的左翼，他们抓住了瓦解现有社会结构的机会。对整个西班牙共和主义而言，进程并不均衡，正如奥威尔不久后发现的那样，在加泰罗尼亚却受到了乡村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的热烈支持。奥威尔不大确定的是，中层阶级是否处于很低的地位。与此同时，36年9月初，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内的、一个真正的人民阵线政府形成并由佛朗西斯科·拉戈·卡布莱罗总理领导，佛朗西斯科以前是个粉刷匠，7岁辍学，后来成为西班牙最大的工会劳动者同盟领袖。在这把包括产业家、地主、基督教派在内的抵抗联盟的巨伞之下，潜藏着巨大的分歧。部分左翼联盟（尤其是马克思联盟工人党及小部分社会主义团体）认为，全力进行社会革命才是斗争的关键。更多的人却倾向于反对革命的中间党派——西班牙社会主义党向来比较保守、主张改良——因而与共产主义政策相符。因此，共产主义影响超出了所有政党议会代表或普遍支持的比率。热衷于缓和联盟革命倾向的卡布莱罗却因为共产主义者指责其没有能够有效地推进战事而感到愤怒。


    奥威尔正是在这种西班牙内部混乱、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来到了巴塞罗那的。当时，他对于战争造成的极度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大了解，一心只想消灭法西斯主义。那些他后来关于西班牙政治的观点在此时才刚刚开始形成。到达加泰罗尼亚的中心之后，他就立即投入到马克思联盟工人党支持者的行列中。但是，正如他所承认的，最初他还是同情那些至少看起来想把事情完成的共产主义者。然而，他也立即感受到人民阵线联盟中的巨大分歧。对辛克莱劳特而言，当时依附于国际分队中德国共产党派的一个团体，这些现象从初秋以来他就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在与女朋友度假期间，辛克莱劳特来到巴塞罗那的主要大道兰布拉斯大街最南端的一所旧房子的咖啡桌旁，他们刚坐定就有一支麦克风从阳台上降下来，一位女士拉过一把椅子就介绍自己说是来自真理电台（“唯一一家依据现实而非虚假”的电台）的记者。在闲聊了几句关于阿拉贡阵线进程情况之后，辛克莱劳特表明自己还没准备好接受访问。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里是马克思联盟工人党电台”，这位女记者突然插道，“我们不仅相信自由，而且正在实践自由”，采访显然已经开始了。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之后，辛克莱劳特只有匆忙撤离。


    回顾起来，西班牙充满了无数不同寻常的象征和体验，也使奥威尔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遭遇到事情的重大。在巴塞罗那的列宁兵营，即前一年夏天被接管并重新命名的骑兵指挥部，发生了一件事情。奥威尔在加入民兵部队的前一天，一位意大利民兵以为他是英国志愿者，（激动地与他握手，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次会面也许是奥威尔所有诗中“意大利士兵和我握手”引用最多的。


    我从你脸上能看到


    任何力量无法做到


    任何炸弹无法毁掉


    你那水晶般的心灵


    尽管不能忽视奥威尔内心浪漫的一面，但他并不是个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者，他对于生活中物质方面的关注偶尔会让人感觉惊讶。但是，在这座城市中大部分社会习俗的传统被完全颠覆的现象也唤醒了他内心起来斗争的热情。《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的开头章节隐约提及了奥威尔最初的动机——“我是抱着撰写报刊文章的念头来到西班牙的”——他同时强调了一旦亲身经历不排除也会实际参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加入民兵组织似乎是唯一所能做的事情。加泰罗尼亚的革命气息渲染了最简单的社会行为。实际上，他的第一次体验是缘于要给电梯侍者小费而受到饭店经理的责怪。无论如何，表面看来，统治阶级早已不复存在，而结果呢，却是现实变得更加复杂。


    当然，这种迹象在列宁营还不多见。奥威尔所遇到的本土西班牙人——另外只有一个叫威廉姆斯的英国人——都是纯粹的工人阶级：铁匠、看门人、工厂工人。他很快发现，这并非加入民兵部队的大好时机：战争进行到6个月时，最初的民兵志愿军大多疲惫不堪甚至牺牲。奥威尔被介绍到分队指挥若斯·鲁维勒之后，第2天就被派往阿拉贡前线，然而，他不得不等到下一个军营配备齐全为止。与此同时，生活在一个西班牙民兵营也激起了他所有习惯性的厌恶情绪。部队马匹已经全部集中运往前线“但是，整个兵营仍然充斥着马尿和腐烂的燕麦味。”战士间相互传递饮水的公用水瓶也使他感到恶心，水瓶是玻璃做的，尖尖的瓶嘴，让人不由想到医院里的床头水瓶：奥威尔只好要了一个杯子。除了肮脏、粗野的饮水设施以外，军营的环境也更有一种整体混乱的感觉。军服是一件一件地分发，新兵大多是来自巴塞罗那的各条后街，因为实在无法阻止他们不拥堵街道而被招募进来。然而更糟的是，部队一方面缺乏组织纪律，一方面又充满着民主化的精神。军官们指责那些叫他们“长官”的士兵，要求他们更注重好的品质而不是部队纪律。也许最糟糕的是，他们不接受任何武器训练（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武器：奥威尔猜想整个军营只有哨兵才有步枪），奥威尔也只是在伊顿公学军官训练营中接受过旧式操练。“在西班牙交上朋友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啊！”奥威尔的知己不多，和人打交道又略显含蓄，但是在西班牙，他却能与西班牙工人阶级相处愉快，尽管理解加泰罗尼亚方言还有很大困难，对他们的热情好客以及对自己的加入报以普遍的赞扬而深受感动。


    这时已经是１９37年1月初了。在大量谣传、拖延之后，部队突然被通知2小时后开赴前线。军营立刻充满了一派妇女帮着丈夫、孩子收拾行李的景象。奥威尔不得不让威廉姆斯的西班牙妻子教自己如何佩戴上新的皮子弹盒，她已经是7月街头战斗的老兵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也是一本研究西班牙人性的书。从列宁营出发前几小时就能看出几点。尤其是奥威尔注意到，由于管理的混乱，人们为了自己所表现出来的礼节和过于注重形式。人们点燃火把，广场一片红旗的海洋，排好队伍，人群一片喧嚣、激动。政委在飘舞的大旗下用加泰罗尼亚语发表了演讲——奥威尔觉得这听起来更像纽伦堡[Nuremberg，德国东南部城市——译者注]集会的左翼版——在这之后，队伍在罗希拉总参谋长乔治思·考普命令下，出发前往火车站（走了最长的路以获取最广泛的公众影响），然后上火车，车上挤得满满的，以至于没有坐的地方。随后，他们以蜗牛爬行般的速度——奥威尔估计每小时不到20公里的速度朝阿拉贡高原行进。从阿尔科比尔站，他们换乘卡车到达西塔默，然后向西来到面向萨拉戈萨[Zaragoza，西班牙东北部城市——译者注]战线的后方。隆冬季节，在海拔1500英尺以上的地方，充斥着严寒，以及奥威尔推断出的战争中最独特粪便和食物腐烂味道的混合气味。尤其是阿尔科比尔，虽然还没经受战争，但已经是一片肮脏的海洋。阔步迈向战场后，此时的奥威尔发现自己正恐惧地注视着两旁的士兵。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一路上为了保持士气高昂，叫喊着口号，“听起来像小猫的叫声一样悲哀”。前线的情况也同样让人丧气，只有一连串山顶“阵地”。在那些悬崖的缝隙中，奥威尔不停搜寻的眼睛很快发现了几个月残留下的垃圾废物。在不远处，沿着下一串山顶，偶尔能够看到极细小的影子。那就是700码以外的法西斯战线。


    奥威尔在阿拉贡前线已近5个月了。从军事角度上说，这是一滩死水，激烈的战争发生在维斯卡省周围，但奥威尔的部队只起了很小的作用。除此之外，就是夜间巡逻，狙击手偶尔朝山谷里放两枪以及奥威尔称作的“令人乏味和静止的战争状态的不安”。正如他后来所发现的，对于这种停滞有几个很好理由。第一，是由于抵抗战线的牢不可破，建立在山顶上俯视深谷。第二，是因为完全缺乏战争得以进行的大部分物资。比如说战壕迫击炮被视为太珍贵而不用，被保存在阿尔科比尔，大部分的步枪都没有用。而且没有地图、图表、测距仪、望远镜或双筒望远镜、照明灯、维利式信号弹、金属切割器或军用机械工具。奥威尔对于自己也承认的混乱场景进行了描述，共和军在阿拉贡阵线很大程度上无异于象征性的作战，读完这段描述后，不得不让人感到震惊。奥威尔因此受到了一些左翼评论家的责难——相对于其他更宽泛、更理论意义上的抱怨，这还算是更具体、更切合实际的：他隐蔽起来了，正如其中一个评论家所说的“在毫无意义的战线上……他根本没起到任何有军事意义的作用”。当然起的作用是不同程度的，并非所有人都起到军事作用。奥威尔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目前的无奈处境，于是，他在山顶的前几周一直忙于实际的事情，寒冷的冬天置身于成堆的生锈罐头、老鼠以及粪便中，而并非直接处理常规事务。奥威尔悲哀地承认，在战壕中，5件东西是至关重要的：木材、食物、烟草、蜡烛以及糟糕的第5件——敌人。保暖迅速成为前线生活的首要任务。一天夜晚值勤的时候，奥威尔仔细地逐条记下了自己所穿的衣服：一件厚防护衣和裤子、一件法兰绒外衣、两件套衫、一件羊毛上衣、一件猪皮外套、灯芯绒马裤、护腿、厚袜子、靴子、一件军大衣、一条围巾、加衬的皮手套和一顶羊毛帽。


    卫生设施是根本不存在的。部队每天只有一夸脱的水用来洗漱和饮用。士兵们的个人习惯更有待于提高。有人习惯在战壕里方便，“如果晚上经过时不得不绕道而行那真是令人恶心。”尽管条件十分简陋，奥威尔对这段生活的描述还是充满童趣的，有一种近似伊顿式的调侃口吻：“在黑暗的山谷里不时有几颗子弹嗖嗖而过，像红脚鹬的叫声一样从头顶掠过，感觉还是挺有趣的。”他还写道，接下来的白天巡逻“也不失有几分童子军侦察的趣味”。然而，经常和奥威尔在一起的人不免会感到疑问，这到底怎么理解呢？是无忧无虑还是自我贬低的表现？后来你会发现，这些描绘不过是奥威尔对于黑夜穿过西班牙山谷这段体验的感触罢了。与此同时，尽管战争显示出奥威尔身上富有童真的一面，但也赋予他某种权威。由于他比大多数战士都年长而且有在缅甸警察局工作的经历，因而更富有经验。很快奥威尔就被提升为下士，由小分队的指挥，一个20多岁的叫本杰明·列宁斯基的波兰人掌管着10个人，向这些未经训练的战士发布命令。奥威尔在列宁营体验到的第一次革命的纪律远比他预期的更可靠，但是，训练年轻人射击和隐蔽的工作无法让他最直接地接触到战争。


    此时家里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尽管奥威尔1937年头3个月给艾琳的信以及她的回信没能保存下来，但是，其中一些内容可以猜出来，尤其是不停争取在春天出版《通向维根堤之路》一书。由于担心书中第2部分会引起争议，维克托·戈兰茨最初想把这部分完全省略。为此他遭到摩尔和艾琳的强烈不满。后来，他无法拒绝出版此书，同意让步，自己给左派读书会版本写序，以此驳斥了他所认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公正的评述。奥威尔害怕读者会误认为自己的书代表了3个人的观点（戈兰茨、斯特拉切·和哈罗德·拉斯克），成为左派读书会“政策”的代言，1月11日，他又写了一篇短小的文章，论述了对于社会主义“弊病”的看法，同时对苏联工会“鼓吹”的工业主义以及把苏联人民委员描述成“匪徒”的“极度轻率”都做了阐述。相比于奥威尔对于典型的社会主义者观点“我对于各种种族的社会主义者都有广泛的接触，但我感觉这个整体还是建立在一个误解的基础上”来说，戈兰茨对其第2段自传性的开头更感兴趣（“实际上，我知道没有哪个中产阶级在书中如此直白地揭示自己是如何不体面地被抚养并形成对自己广大同胞的认识的”）戈兰茨的介绍是一段辉煌时期的描述：思想崇高、真诚、痛苦地意识到对于忠实作者和主题的责任，同时又因为对苏联革命的成就如此外行受到质疑而感到极度沮丧。很显然，尽管这些书能很快地出版，艾琳仍然一直盯着戈兰茨。她在一个月里寄往摩尔办公室的信中表明很感谢书能很快出版，但校对要在出版社进行（以便她要24小时看）并且希望不做太大的“修改”。1937年初的其他信件中，艾琳附上了奥威尔来自前线的消息。奥威尔有空从西塔默寄来一张明信片，流露出对当地农民恬淡生活的羡慕之情，即使在房屋几乎被炸弹完全毁坏，他们仍然能平静地生活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艾琳透露，奥威尔对于被提升为下士并不觉满意，因为他不得不很早就起床召集卫兵。然而也能获得补偿，那就是“在防空洞里饮茶”。


    艾琳刚结婚6个月，没有固定职业，也不再参加在伯克贝克的讲座，她非常想去西班牙。2月初，艾琳出发去巴塞罗那的约翰·麦克奈尔工作室做志愿者，此前不久她最后写了一封信给摩尔，交代《通向维根堤之路》演示稿的事情(包括一份给“丹尼斯·科林斯夫人”的)。内莉姨妈被重新安排操持店铺。这时，奥威尔的职位已经发生了改变。待在阿尔科比尔英国独立公党小组的3个星期里，由于考虑到英国人在一起比较便利，威廉姆斯和奥威尔被派往蒙特奥斯科罗，与新进入的人员一起，往西几英里就是萨拉戈萨市。奥威尔非常喜欢他的几位新同伴，有一个孤身的西班牙人雷蒙·威廉姆斯的姐夫，以及几个本土的无政府主义者机枪手，奥威尔以一种非伊顿公学男舍监的口吻称赞他们是“一群身心都极棒的人”。而他们这些人，除了几个特别的人之外，也都很喜欢奥威尔。奥威尔在西班牙的亲身经历的记述更增添了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来源偶尔也会有所不同。即使在部队，他的着装也没有准则可言，外表怪异而引来众多非议。第一次战后议会中成为工党议员的鲍勃·爱德华兹还记得首次见到奥威尔的情形，他穿着奇怪的装束：“穿灯芯绒马裤，戴着卡其布绑腿，裹满泥巴的大靴子，一件黄色的猪皮无袖外套，一顶咖啡色巴拉克拉瓦盔式帽，戴一条针织的土黄色围巾，长长地一圈一圈地缠在脖子上一直裹到耳朵边，肩挎一条老式德国步枪，腰带上挂着两支手榴弹。”队伍里的年轻人还能从他身上感到一种权威或专长：比如说，他能很熟练地取回土豆并在山坡上升起火。有人还记得一次夜晚月下巡逻，奥威尔安慰他：没有必要蹲下，没人会看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