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1936-1939 8、英国之旅：奥威尔和犹太人(3)

    奥威尔在他结婚的前一天回复了鲍威尔。在他结婚的那天早上，他写信给他的伊顿同学丹尼斯·金法罗。伊顿同学到底怎么样了？奥威尔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推想他们都是指导教师、公务员或是律师。对于自己，他想“我很长时间虽然都很苦，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还是挺有趣的。”在给杰弗里·戈尔和约翰·莱曼的信中，要想猜到奥威尔想别人怎么样去想他，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表现出了一种客观情况，对金法罗是一种预示，奥威尔已经想像到了他的生活远不如老伊顿校友那样来得好。但是，这越来越成为老伊顿们流行的生活方式。金法罗很快就被邀请到沃灵顿做客。写好了信，奥威尔就去结婚了。根据村里的传言，那天奥威尔和艾琳从停柩门进入场地，奥威尔到后门，翻过它，在门廊与艾琳相见。参加婚礼的包括从索思伍德来的理查德、艾达和阿弗丽尔·布莱尔，艾琳的母亲，哥哥劳伦斯和他的妻子。再过2个星期恰好是奥威尔30岁的生日。


    可能有人会想艾琳，这样一个聪明、活泼的女子，为了和奥威尔一起在杂货店卖东西而放弃了她的硕士学位，希望从婚姻中得到什么呢?据艾琳的朋友莉迪亚·杰克逊所忆，艾琳在沃灵顿生活的第一年表达了“有一点不满意”，可以推断出，她本想参与奥威尔的写作但是却没有。沃灵顿本身就是一个不会提供舒适家庭生活的地方。1936年，由于理查德·里斯的帮助与激励，一个原来做贼的人马克·本尼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并被他总是认为奥威尔表现出的“僧侣般的贫困”震撼了。简陋小屋的门是由一个“高个子，脸上和衣服上有着煤灰的人”打开的，他“在浓浓的烟尘中看着我们”。奥威尔秋天的第一次生火行动最终由于一个有毛病的烟囱而失败了，但是，本尼还是马上就感受到主人非常得体的待客之道。本尼和里斯在花园里找到了可以堵住窟窿的花岗岩石块，被奥威尔礼貌地谢绝了，在地上，可以发现从附近的公墓找来的墓碑碎石。


    无论艾琳对从英国东部吹来的风和冒烟的烟囱持何种想法，都算不上是娱乐方式。他们结婚后的半年，奥威尔写出来的东西非常少：只有一些信件，一些评论，值得一提的是对康诺利《岩池》的评论，发表在6月底《新英语周刊》上。奥威尔敬佩康诺利是一个评论家，但是，康诺利对这伙波希米亚的懒人在法国南部海滩上闲荡的描述在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他甚至想描写“这些所谓的艺术家依赖xx交生存”，无意识地暴露了他精神上匮乏。也非常明显，康诺利宁愿敬佩他笔下的那些“令人作呕的野兽”。奥威尔对此的结论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超出了康诺利小说中黑暗的被驱逐的人的世界。“需要我们像抓住救生艇那样牢牢抓住的事实是，成为一个正常体面的人同时还至少要活着。”艺术不仅仅只是程式化的行为问题。


    对《岩池》尖锐的评论——应该指出的是，康诺利对《让叶兰继续飞扬》的评论也使用了相似的严肃辞藻——标志了当时主要吸引奥威尔思想的事物的重要一步以及奥威尔在这其中的位置。他当时的评论作品——甚至包括一篇分成两个部分的长文，发表在那一年下半年的《新英语周刊》上，题目非常大胆：《为英语小说辩护》——意图占领评论界一席之地、掌握文学的浪潮。能够重现文学场景对分析奥威尔对30年代小说里的场景评论是非常的重要。回顾往事，奥威尔似乎主导了战前的文学界。而在现实中，他只是接近它的边缘。他的品位，在一个充斥着实验和创新的年代，是老套的。在本质上，奥威尔对小说的评论在30年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由3个方面组成。他相信大部分的英语写作是“很拘谨的”。同美国的当代文学写作相比，会让人非常痛苦，“因为在美国，19世纪的传统的自由风格仍然活跃，尽管无疑在现实中已经不复存在”。大体上，这种表达非常明确地重新出现在奥威尔的评论中——英国小说由文人而写、内容为有关文人的创作、为文人而写；用其他的话说，被有限的体裁和一成不变的传统所禁锢。更糟糕的是，在主导流行的先锋派，比如说康诺利，缺少了道德基础，而这无论如何在奥威尔眼中是任何形式的艺术都必须具有的。那些自以为有文化修养的作家们，事实上，在嘲笑他们大部分读者的普通生活和他们对体面生活的期望方面是有罪的。同时，有一小部分的当代文学虽然不是有关文人或是为文人而写，却也令人怀疑的。奥威尔这时候最大的不满是对像菲利普·亨德森、《马克思主义和小说》的作者，亚历克·布朗等中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因为奥威尔相信，他们把生活当作了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理解那些对奥威尔对19世纪30年代的文学作品做评论的左翼批评家在这点上尖锐地抨击他。比如说，安迪·克罗夫特指控奥威尔掀起了“夸张的恐慌”，设想英国文学的主流“差不多被共产主义控制了”。事实上，克罗夫特认为，像亨德森和布朗这样的人就算在左翼圈子中也被孤立，并且被批评是极端的左翼分子，全然不顾美学标准的基本判断。这时，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观点是奥威尔在纸上谈兵。他还忽略了面对着他还有其他的事情。《通向威根堤之路》对专门的社会主义者的非难之一就是左翼的作家通常“非常的无趣，只是些夸夸其谈的人；而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通常对社会主义是中立的”。左翼的文学历史学家则相反，认为对极权主义的反抗扎根于通俗小说，20世纪30年代的通俗小说中的政治因素对于鼓励反对法西斯主义有利。看看那段时间中的有政治倾向的畅销书：举例说，A?J?克罗宁的《星星往下看》——描写一个以前是矿工的国会议员在1931年彻底失去了席位，被一个腐败的保守党取代——可以读出左翼批评家对奥威尔的观点。


    远离英国文学政治的狭隘的禁锢，必须建立其他形式的阵地，尽管多少与政治还有些联系。1936年6月中旬，西班牙刚刚选举成立的人民阵线“左”派政党反对法西斯而结成的政治联盟，由于在西班牙摩洛哥的一场武装起义而陷入了危机，加纳瑞群岛也在佛朗哥将军的统治之下。右翼阴谋组织一次政变，而不是一场持续很久的军事冲突；但是，叛乱者的犹豫和政府武装工会民兵的决定却有了一个不同的结果。一个星期后，西班牙就分裂成了两个阵营，民族党和共和党，都在寻求军事和财政方面的资源，就这样，西班牙内战开始了。奥威尔对西班牙非常关注。金法罗早秋时分在沃灵顿看望他时，说他一直关注着报纸上对此事的发展的报道：佛朗哥将军在他的权利范围内建立基地的情况，第一波浪潮（大部分为共和党人）是支持者群聚在法国边境等等。他接触政治，因为政治有着自身的重要性：民主政府被贵族封建主义推翻——这件事在8月初，奥威尔在艾塞克斯，朗汉姆参加的《阿黛菲》暑期学校里已经被讨论过了，在那里，他就“一个局外人看西班牙”做了讲话，由赫彭斯托尔主持。他所写的《通向威根堤之路》也明显是一本受这些重大的事件所影响的著作。这时候，折磨着奥威尔的私事，同西班牙内战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在奥威尔写的诗中可以看出，这首诗是奥威尔写得最好的一首，10月初寄到了《阿黛菲》：


    我曾经是一个多么快乐的牧师啊


    那是两百年前的事情了


    宣讲那永恒的毁灭


    看着我的胡桃成长


    但是我却，唉，生在这个罪恶的时候


    错过了温暖的天堂


    胡须在嘴唇上生长


    而那些牧师们全都理得干干净净


    在现代社会，诗中写着，“禁止再做梦，不要欢乐”。人类的灵魂由牧师和力图控制公共舆论的人掌握着：


    我梦想着我能在大理石做的殿堂居住


    睁开眼竟然发现这是真的


    我并不是为这样的一个时代而生啊


    是史密斯吧？是琼斯吧？是你吧？


    这是作家们近一个世纪的困境，延伸到了20世纪的中期。文学历史中有一半的成分是作家缅怀过去的岁月，怀疑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远不如之前的岁月适宜。另一半则是不安地意识到文学必须在现代社会中扎根，那些不愿融入现代社会，留恋过去的作家只不过在他的环境中是无用的部分罢了。《通向维根堤之路》挑起争端的下半部分，就是维克托·戈兰茨和其他人强烈反对的那部分，奥威尔在其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阐述，而其实他对社会主义包括了什么都没有清晰的想法。在某些方面，关于这点的延伸表达了宁愿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敏感——他宁愿坐在一个乡下教区长的房子里面随便写一些没有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的书——但是，要知道，实际上，这样的选择是没有的。


    《通向维根堤之路》一书已经到了结尾部分，在沃灵顿的村舍，从西班牙来的消息每天都更糟。这本书是奥威尔写作方法的一个样式的展示，可以完成预期的效果。它的头两章，生动、充满了感情、有说服力——描写了在布鲁克污秽的寄居房子的生活以及在维根下煤矿的经历——在文学技巧方面都是一个生动的演习，其中最重要的技巧就是夸张。几乎从一开始，奥威尔通过使用非常煽动感情的语言技巧营造了热烈的气氛。比如说，寄宿者的卧室是以“野兽般”“污秽”，有着“难看的家具”，“在一堆废墟中有几张肮脏的床”的形象展示给读者的——这里不单单是个简陋的地方，而是一个噩梦般的苦难地，一群邋遢的商旅者被磨房女工出工的声音惊醒。接着就是奥威尔使用的一般方法：概括。“就像是所有手是一年四季都很脏的人一样，”布鲁克太太，“有着特殊的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乔，寄宿在国家补助委员会，是那种没有姓氏的人……典型的失业未婚人员。对于把布鲁克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他们是那种“做生意只是他们用来抱怨罢了”。有关布鲁克无法缓和的紧张的证据总是从传闻得来的。据说，在那个牛肚店里总是有着成群的黑甲虫。据那些最近出现房子里年迈的接受救济的人说，“偷听到他们（布鲁克一家）非常紧张地问那些兜售保险的人如果人患了癌症还能活多久。”谁看到了黑色的甲虫呢？谁又听到了保险代理人的问答呢？奥威尔对此没有做任何的交代。很明显这里并不公正：荒谬，滑稽，但是又可信，一直都是不公正的。布鲁克夫妇几乎是被奥威尔重新进行了无情的文学描写，他们似乎只是一对邋遢的房东，有着不好的个人习惯，并且这些习惯演绎了哑剧怪人。但是，奥威尔引入破坏他们形象的证据的方式也是非常不容忽视的。对于布鲁克太太，有一幕令人大跌眼镜的描写：她坐在一盆脏水旁，慢慢地削土豆，据说如果削过土豆的水保持干净，那将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甚至摆在布鲁克家那粘粘糊糊的、有许多层的桌面上的食物，从道德方面来说，也是不够格的。譬如，拿晚餐来说，是“松软的兰开夏奶酪和饼干”。布鲁克夫妇称这些饼干是“虔诚的”“奶酪饼干”。就算是这样，和原罪混起来谈，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晚饭其实是只有奶酪而已。


    如果把用在破坏布鲁克夫妇形象上的技巧同下个章节“下煤矿”中的技巧做比较，就会有不小的收获。语言都是十分夸张的：“巨大的”石块，煤灰堆就像是“可怕的灰山一样”——但也更容易懂。对于读者来说，可能一生中从来没有下过煤矿，这些稀奇古怪的想像不到的景象需要奥威尔用大人国的解释告诉读者，如果他们想联系起来的话。“下煤矿”这章同样也带有相同的自然的认识，就是一个没有因为使用贬义的词汇而变得夸张的反应。“看着矿工工作，”奥威尔说，“很快就能意识到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甚至在这里，在深深的地下，他惊异于人类的坚忍并分析使它如此的经济体制，能够对此做出热烈的赞扬。有一个奇怪的时刻，比如说，他伸出手指摸到“一些可怕的粘糊糊的东西”从煤灰中渗出。一只死老鼠？或是更令人难过的东西？这个东西却是咀嚼过的烟草残渣。令人不舒服的东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在地壳深处，还有更糟糕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