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
3个月前 作者: E.B.怀特
E.B.怀特著
孙仲旭译
“你有没有过什么异想天开的念头?”医生问道。
特雷克斯勒先生没听清那个词。“哪一种?”
“异想天开的。”医生又说了一遍,说得从容不迫。他看着病人,想发现他的表情有无任何细微变化,任何不自在。在特雷克斯勒看来,医生不只在死死地盯着他,而且在不知不觉逼近他,就像一只蜥蜴逼近一只虫子。特雷克斯勒往后挪了一英寸,好稳住神答话。他正要说“有过”,马上又意识到如果他说有过,接下来的问题便无法回答。异想天开的念头,异想天开的念头?有没有过任何异想天开的念头?两岁以后,除了异想天开的,他还有过别的念头吗?
特雷克斯勒感觉到时间在流逝,也感觉到他需要回答。这些精神病医生都是大忙人,忙不胜忙,不能让他们等待。下一位病人很可能已经在候诊室等着了,孤孤单单,心怀忧虑,把身子在沙发上挪来挪去,他的脑子里塞满异想天开的念头和乱七八糟的担心。可怜的杂种,特雷克斯勒想道。孤零零地待在那间奇形怪状的接待室里,瞪着文件柜,在琢磨要不要跟医生说说乘坐麦迪逊大道公共汽车的那天。
我们来看看吧,异想天开的念头。特雷克斯勒沿着可怕的岁月走廊往回走,一路躲闪着,想看看能找到什么。他感觉到医生的眼晴在盯着他,也知道时间在流逝。别这么较真了,他对自己说。如果此时需要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伸进袋子里随便拣一样就行了。一个像你这样有很多异想天开念头的人,应该轻易而举就能说出一例供记录。特雷克斯勒突然探进袋子,在他的某个念头前待了一会儿,好像蜂鸟在飞燕草丛里停一下那样。不,他说,不提这个。他又冲向另一个(关于猕猴的),停下来考虑了一下。不,他说,不提这个。
特雷克斯勒知道他得抓紧时间。问题提出来后,他已经浪费了快四秒钟,可是这种事让人毫无办法——只是又一次让人感到无奈的糟糕情形,就像他时常令自己陷入的那一种。他问自己,你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别在口袋里摸摸索索了?他又试了一次,这次他在精神病院那儿停了一下,只是栅栏是有机玻璃的——有凹槽,可以伸缩。不是这儿,他说,不是这个。
他直直地看着医生。“没有,”他平静地说,“我从来没有过什么异想天开的念头。”
医生抽了口烟斗,对着一排医学书喷出一缕烟。特雷克斯勒直直地看着烟雾。他总算看到了一个书名:《生殖泌尿系统》。一道恐惧的波浪刷的一下掠过他的身体,他第一次感到肾结淡绿细直纹短石疼,皱了一下眉头。他记得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平生第一次走进一位医生的诊室,瞄了一眼那些书名——恐惧便陡然升起,衬衫的腋下部位湿掉了,那是本关于肺结核的书,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处于痨病晚期,马上联想到大量出血。特雷克斯勒疲惫地叹了口气。他想,四十年了,我还是能让一本医学书的书名吓倒,四十年了,我还是在生活的爱猛然弓起的小马背上待不久。怪不得我坐在这儿,在这个难挨的傍晚,在这个没劲的破地方,就我异想天开的念头向医生撒谎,想想就会觉得,他看上去很累。
这节治疗时间慢吞吞地过去。大约二十分钟后,医生站起身把烟斗磕干净。特雷克斯勒站了起来,把脑子里的灰磕干净,然后等待。医生亲切地笑着伸出手。“你一点事也没有——只是吓坏了,想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吓坏了吗?”
“怎么?”特雷克斯勒问。
“看看你坐的椅子!看到它离我的桌子后退了多远吗?我问你问题时,你一直在一点点往后退,那意味着你吓坏了。”
“是吗?”特雷克斯勒说,一边装作咧嘴而笑。“对,我想是吧。”
他们握了握手。特雷克斯勒转身沿着走廊脚步不稳地走出去,走进候诊室,出去时经过了下一位病人,一个脸色红润、身穿细条纹衣服的人,他坐在沙发上,紧张地转动他的帽子,直直地盯着前面的文件柜。受惊的可怜人啊,特雷克斯勒想,他很可能已经在《时报》上读到过到下星期四十二点前,美国的男性中每两个,就会有一位死于心脏病,几乎每天早上报纸上都会这么说。他也很可能想到了在麦迪逊大道公共汽车上的那天。
一周后,特雷克斯勒又坐到了病人椅上。此后一连几周,他都继续去就诊,总是在薄暮时分,当时,思维池塘上重笼罩着重重水汽,让整个东七十几街一带都为之晦暗。日复一日,他感觉根本没有好转,发现自己无法工作,发觉就诊越来越变得例行公事,尽管他肯定不会对这种例行公事有所期盼,但至少做到了逆来顺受,就像多年前,他曾屈服于某位牙医的长期盅惑,那位牙医不急不躁地专心摆弄两颗死牙。另外到现在,一次次就诊开始变得程式化,就连病人也看出来了。
每节冶疗时间都先从概述症状开始——走在街上感到眩晕,脖子根感到绷着疼,忧心忡忡,不时感到沮丧和情绪低落,压力感和紧张感,对无法工作感到恼火,对未能完成工作感到焦虑,胃胀气。在为了说给医生听,不辞辛苦地再次讲述那些神经官能症状时,特雷克斯勒会想到这是世界上最乏味的症状。然后,在耐心听了症状重述后,医生会突然发问:“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能让你放松?”特雷克斯勒会回答:“有,一杯酒。”医生会心知肚明地点点头。
随着他熟悉了这种程式,特雷克斯勒发现自己越来越倾向跟那位医生有认同感,把自己换到医生的位置上——这很可能是(他想道)一种很聪明的逃避现实法。无论如何,对特雷克斯勒而言,在把自己认同于别人这一点上,这次也根本不算新鲜。只要上了的士,他马上就成了司机,从驾车者的角度看待一切(以及右手伸过来轻轻推倒旗子,把它按下,一直按到跟计价器的边缘相平),也看到了一切——车来车往,车资,一切——通过安东尼·罗科或者伊西多·弗里曼或者马修·斯科特的眼睛。在理发店,特雷克斯勒是理发师,他用手指捏着梳子,手搁在生发水瓶子上。那么,完全不言而喻的是,特雷克斯勒很快就坐到医生的椅子上,提问,等待回答。想到这里,他开始对医生很感兴趣。他喜欢他,觉得他是个好对付的病人。
那是在第五次就诊时,差不多进行了一半,医生突然对特雷克斯勒说:“你想要什么?”他特别强调了“想要”这个词。
“我不知道。”特雷克斯勒不自在地回答道,“我想谁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谁都当然知道。”医生回答道。
“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吗?”特雷克斯勒见缝插针地问。
“当然,”医生说。特雷克斯勒注意到此时,医生坐的椅子稍微往后滑了一点,离他远了一点。特雷克斯勒心里轻轻一笑,但是控制住未形诸于色。他跟自己说,你让他像只兔子一样受惊了,看他蹿得多快!
“你想要什么?”特雷克斯勒乘胜追击,逼问道。
这位医生又往后滑了一英寸,远离审问者。“我想给我在西港的小房子盖座厢房,想要更多钱,想要更多空闲时间去做想做的事。”
特雷克斯勒正要问“你想做什么?”话到嘴边又忍住了,最好不要操之过急,他想,最好不要失去控球权。另外,他想,在这儿究竟是干吗——我一次花十五块钱来搞这种降神会,然后由我自己上阵,提问题,衡量答案。这么说他想要座厢房!隐藏得可真够好啊!一座厢房。
在这次剩下的就诊时间里,特雷克斯勒安心地继续扮演病人的角色,以和气而友好的音符结束。医生让他放心,他的病因出自他的担心,而他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微笑着握了手。
特雷克斯勒晕头晕脑地穿过空荡荡的候诊室,医生跟在后面送他出去。天色已晚,秘书已经关了诊所回家了。又熬过一天。“再见。”特雷克斯勒说。他迈步到了街上,转西往麦迪逊大道的方向走去,想到医生下班后独自一人待在那儿,在那个凄凉的地方——这位比他的秘书工作得还久,坏破了胆、工作过度的可怜虫,特雷克斯勒想道。还有什么新厢房!
这天傍晚天气晴朗,远处的中央公园一片绿意,诱人前往,余晖为砖墙及褐色砂石墙涂上一层高光清漆,让街上显得亮堂堂的,令人心醉神迷。特雷克斯勒一边走一边考虑他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他耳边又传来这样的问话。特雷克斯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通常而言,所有人想要什么。某种程度上他感到高兴的是,他们想要的是无法表达和无法得到的,而不是一座厢房。他满足地记得它是深层次、无形和持久的,而且不可能实现,它让人们感觉难受。沿着第三大道闲逛时,你的目光穿过酒吧门口望到阴暗的里面,有时能从放纵的各色人等中,看出是哪些人未能忘怀此事。他们定睛凝望杯底,希望甚微地想要再稍稍瞥上一眼。特雷克斯勒发现自己心情为之一变的是,他记起了他想要的既宏大又渺小,尽管它借自宏图大业、青春之爱、老歌和早期的广告,然而它并非这任何一种,它从来不曾被分离出来或者确定下来,有谁想在医生诊室里不受打扰的环境下将其定义,他会彻底失败的。
特雷克斯勒感觉精神焕发。突然,他的病似乎不治而愈,他不再眩晕,而感觉稳稳当当的。在他和路灯之间,冒出一棵小树,生长在那里,浸透了黄昏景象,每一片镀上金边的叶子都美仑美奂。美景当前,特雷克斯勒的脊椎里自然有所触动,第一次感到如此轻微的震颤。“我想要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就要它长在那里的样子。”他说,也回答了一位想像出来的医生所提的一个想像的问题。他意识到他想要的,谁都无法给予,这让他有了种迟来的自豪感。他不再计较身体不舒服,对心中害怕不再感到难堪;在他的恐惧丛林中,他瞥见了(就像他以前经常瞥见一样)勇气之鸟艳丽的尾羽。
然后他又想到了医生,想到他独自被撇下,累了,而且胆战心惊。(那个受惊吓的可怜家伙,特雷克斯勒说。)特雷克斯勒开始哼唱《月光摇篮曲》,默尔曼(*埃塞尔·默尔曼[1908–1984],美国音乐剧、电影演员,歌手)的健康音色之内涵马上让他的心情有了反应。他穿过麦迪逊大道,上了一辆开往下城的公共汽车,一直坐下去,到五十二街时,他有了个能够正确地称之为异想天开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