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萨的娼妓 请稍微大点声

    伍迪·艾伦著


    孙仲旭译


    要知道，你在跟一个在科尼岛的环滑车上一口气看完《芬尼根守灵夜》的人打交道，我轻而易举就进入这座深奥的乔伊斯迷宫，尽管猛烈的晃动能把我补牙的银子给甩出来。也得知道我是少数几个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一眼看到那台被压成一团的别克车，就马上能看出微妙的颜色差别和层次感之相互作用的人。奥迪伦·雷东肯放弃彩色粉笔画，而使用一台汽车挤压机的话，就也能达到那种效果。还有，女士们，作为一个目光如炬，并指导许多迷惑不解的观剧者——他们幕间休息时在门厅里懒洋洋地转圈子，为掏钱给票贩子来看这出乱糟糟的戏剧而生自己的气，里面一首流行歌也没有，也没有一个衣服上有亮晶晶饰片的小妞——以正确角度观看《等待戈多》的人，我得说，我对艺术各门类都定能洞见其妙。除此之外，市政府那里同时转播的8家电台也让我心醉神迷。我现在下班后，仍然时不时带自己的飞歌牌电台去哈莱姆的一间地下室，我们在那里播放过最新的天气情况及新闻。有一次，一个从未学习过的、说话简练的农场工人杰斯在节目结束时，饱含感情地播放了道琼斯股票平均价格，真正是发自内心。最后，为彻底说明我的水平，要注意我是各种活动和地下电影首映式上的常客，还是《景象与溪流》杂志——这是份需用脑看的季刊，专门刊登电影中的先进观念以及淡水钓鱼——的经常投稿者。如果这些尚不足证明我可以被贴上“感觉敏锐者”的标签，哥们儿，算我认输。不过，尽管有这么多真知灼见就像华夫饼干上的枫糖那样，从我这儿往外冒，然而最近我认识到自己有个文化上的阿喀琉斯之踵，它顺着我的腿往上，一直到了我脖子后面。


    那开始于去年一月的某天，我当时站在百老汇大街的麦金尼斯酒吧里，在大口吃着世界上最香的一块乳酪饼，同时受到内疚感和关于胆固醇幻觉的双重折磨，我能听到我的大动脉凝成一个冰球。站在我旁边的，是位叫人心慌意乱的金发女郎，她黑色衬衫下的躯体凸凹有致，足以诱使一个童子军男孩兽性大发。开头一刻钟内，我和她之间关系的主旋律一直是我说“把小菜递过来”，尽管有几次我想采取一点行动。结果是她早已“把小菜递过来”，为证明我的要求并非信口之言，我不得不拿勺子舀起一小勺放在乳酪饼上。


    “我想鸡蛋期货价格上去了。”我最后大胆地说，装得像是个以合并公司为副业的人，说得漫不经心。我没意识到她那位当码头工人的男友已经进来，时机掌握比得上劳莱与哈代，当时正好站在我后面，我却直勾勾地看了她一眼，还记得说了两句打趣克拉夫特—埃宾(注1)的机灵话，之后就不省人事。接下来，我只记得我在街上跑，在躲避似乎是某个西西里亲友会的怒火烧来，他们决心为那个女孩的名誉受损而报复。我躲进一间放新闻纪录片的电影院，里面阴暗凉爽，卡通人物兔八哥的绝技表演和3颗利眠宁让我的神经系统恢复了常况。正片原来是在新几内亚丛林中旅行的纪录片——在未能长久地维持我的注意力上，这一题材跟《苔藓的形成》以及《企鹅如何生活》这种节目有得一比。“返祖者，”旁白声单调而低沉地说，“生活在今天跟几百万年前没有丝毫不同，他们捕杀野猪（野猪的生活水平似乎也没有明显提高），晚上则坐在火堆旁，以哑剧形式表演出当天的捕猎之事。”哑剧。我豁然明白，这就是我文化盔甲上的裂缝——确切地说，是惟一的裂缝，但自从我孩提时候起，就一直折磨我。有场果戈理的《外套》的哑剧表演曾让我完全看不明白，只是看14个俄国人跳健美操。一直以来，哑剧对我是个谜——我宁愿想都不要想，因为它曾让我难堪。但这次我再次遇挫，令我懊恼，跟从前一样糟糕。我不理解新几内亚土著主角那狂乱的手势，正如我看不懂被不少人吹上天的马塞尔·马尔索在任何一部小品里的表演。那位丛林中的业余演员不出声地逗乐他的原始人同类，最后从部落长老手里领取了装有领款通知的沉甸甸的手套，就在那时，我垂头丧气地溜出了电影院。


    那天晚上在家里，我对我的缺点念念不忘。它真实得残酷：尽管我在其他艺术范畴敏锐如犬，然而只用这一个晚上，就把我清清楚楚地降格为马卡姆笔下的农民——感觉迟钝，张口结舌，绝对跟一头干活的牛相去不远。我开始干着急地生气，大腿后面的肌肉却绷紧，让我不得不坐下来。我在琢磨，说到底，还有哪种交流形式比哑剧更为基本？为什么这种艺术形式对所有人来说意义昭然若揭，却单单除了我？我又干着急地生气，这次发泄了出来，可我住在一个安静的街区，几分钟后，两个19区的乡巴佬代表来通知我干着急生气意味着罚款700元，监禁半年，或者两种并罚。我向他们道了谢，接着直奔被窝。在床上，我与我这个巨大的缺点斗争，导致夜里焦虑达8小时，我想麦克白也不至于这样。


    仅仅几星期后，我在欣赏模仿艺术上的缺点又有一例，让我寒透了心。我收到了两张免费戏票——因为我两星期前正确听出某个电台节目里播的是“燕西”妈妈的歌。一等奖是宾利牌小汽车，我想马上打电话给主持人，激动之下光着身子就从浴缸里出来，一只湿手抓电话，同时还想用另一只手关收音机，我一下就飞到了天花板上，同时几英里范围内的灯都暗了一下，跟莱普克坐电椅时一样。我正要绕着枝形吊灯飞完第二圈，就被一张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写字台拉开的抽屉所中断，我一头撞上去，嘴巴撞在镀金的框上。我脸上留下了一个华丽的标志，现在看上去，像被一个洛可可风格的饼模印到上面。我头上还起了个大如鸟蛋的包，这让我吐字不清，所以我屈居斯里特·马祖尔斯基太太之下，无奈打消了宾利车的梦，而满足于得到两张某天晚上的外百老汇戏剧的戏票。节目单上印着一位举世闻名的哑剧演员的名字，这让我的满腔热情降至极地冰冠的温度，然而抱着打破这个霉运的希望，我决定去看。我未能在仅6星期内找到一位女伴，就用多出来的那张票来打点为我擦玻璃的拉斯，他是个干粗活的人，感觉迟钝，像柏林墙那样木然。一开始，他以为那张橙色的小纸片能吃，我跟他解释了能凭它去看一晚上哑剧后——这是除了看失火，他有可能看懂的仅有几种观赏项目之一——他对我感谢不迭。


    演出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我身穿观剧时穿的夜礼服斗篷，拉斯拎着桶——自信地分头从的士上下来，进剧院后，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的座位处。在座位上，我研究了节目单，多少有些紧张地了解到开场短剧为有点安静的娱乐表演，名为《去野餐》。开始时，有个瘦弱的人化了像厨房里那样白的妆走上舞台，还穿了件黑色紧身裤，那是标准的野餐装束——我自己去年就那身打扮去过中央公园野餐，除了几个反叛少年把这当作修理我的信号，别人都没注意到。那位哑剧演员此时摊开一块野餐用毯子，马上，我以前的困惑又来了：他要么在摊开一张野餐用毯子，要么在给一头小山羊挤奶。接下来，他小心脱了鞋，不过我不能肯定那是他的鞋，因为他用一只喝东西，而把另一只寄到了匹兹堡。我说“匹兹堡”，可实际上难以用哑剧表现出匹兹堡的概念。回头想一想，我现在觉得他表演的根本不是匹兹堡，而是一个人开辆高尔夫球场上的小车通过旋转门——要么也许是两个人在拆一台印刷机。这怎么跟野餐有关，我不明白。那位哑剧演员这时开始分拣一堆看不到的长方形物品，无疑不轻，像是一整套《大英百科全书》，我怀疑他正从他的野餐篮里拿出来，然而从他的动作看，也可能是布达佩斯弦乐四重奏团，绑好了，嘴巴也被塞着。


    到这时，让我旁边的人吃惊的是，我不知不觉跟往常一样，想通过大声猜测他在干什么，来帮助那位哑剧演员解释他在道具布置上的细节。“枕头……大枕头。垫子？看上去像是垫子……”这种用意良好的参与常常让真正喜欢哑剧的人生气，我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形下，坐在我旁边的人喜欢以不同方式表达不安，包括从大声清嗓子到用狮子般的爪子猛击我的后脑勺，我有次在曼海赛镇主妇办的戏剧派对上就挨过一下。这一次，一位长得像伊卡博德·克兰(注2)的贵妇人用她那柄马鞭似的长柄眼镜敲了我的指关节，还警告说：“冷静点，小伙子。”然后，让我感到温暖的是，她以跟一个患过炮弹休克症的步兵说话的口吻，耐心地说得又慢又字字强调，解释那位哑剧演员此时正幽默地应付野餐者传统上遇到的麻烦——蚂蚁，下雨和一贯会引起哄堂大笑的开瓶器。我暂时明白了，因为想到一个人被没带开瓶器所恼而笑得前仰后合，惊讶于哑剧可以表现得无所不能。


    最后，那位哑剧演员开始吹玻璃。要么是吹玻璃，要么在为西北大学的学生文身。好像是西北大学的学生，不过也可能是此人的男声合唱队——或者一台热疗电机——或者任何一种体形巨大、已经灭绝的四足动物，通常食草，其躯体化石在远至北极的地方都被发现过。这时，观众对舞台上乱糟糟的滑稽场面笑得不可开交，就连愚钝如拉斯者，也在用橡皮刷抹去脸上开心的泪水。但对我而言，仍完全没戏；我越努力，明白得越少。一种失败的疲倦感悄悄而至，我脱下脚上的懒汉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后来我所知道的，是在楼座干活的几个清洁女工争论滑囊炎的好处和坏处。我在剧院里暗淡的工作灯下定了定神，拉正领带，然后出门去了里克酒吧，在那里，一个汉堡包和一杯麦精巧克力让我对其意义毫无理解困难，而且，那天晚上我首次放下了内疚的包袱。直到今天，我在文化上仍是不完善的，不过我仍在想法弥补。如果你哪天看到一位审美家看哑剧时眯着眼睛，扭动身子，嘴里嘟嘟囔囔的，过来打个招呼吧——可是在演出中要趁早：我可不喜欢在睡着后被打扰。


    注1: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1840—1902），德国内科医生和精神病学家，性学研究的创始人。


    注2: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睡谷传奇》中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