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天堂制造

    布拉德·谢弗为珍妮特·亨德森的基督教徒气质所吸引。那还是30年代在波士顿的一次办公室圣诞聚会上。在喧闹之中有间隙性的沉默，就像小河某处一片回水形成的涡流。他听到她水晶般的声音在说：“为什么？救赎灵魂呀！”


    他循声望过去。她正站在窗前，位于暖气片和亚瑟·克莱伯——人称办公室的罗密欧——之间。黑魆魆的窗户外面正下着雪。米尔克大街办公大楼窗户的灯光给人一种迷蒙、飘忽的感觉。珍妮特是那年秋季来经纪人事务所上班的。她穿着辣椒红的羊毛衣，配一件有褶边的端庄外套，把秘书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为了今晚的聚会，她穿了一双鞋尖镂空的鞋，一件淡紫色的华达呢质料的套裙，上有“之”字形的褶皱，并在转折处饰有扁平的蝴蝶结。晚会上的混合果汁饮料使她面颊发红，声音兴奋。


    这也是布拉德第一次看到她小巧玲珑的身躯里某种极精致的东西，觉得她从头到脚——到镂空的鞋尖里的脚趾——都是一件优雅的作品。当她抬起头看着亚瑟那张愁眉不展、盛气凌人的脸，她的侧影看上去活泼而又坚定。布拉德向他们走过去，进入到暖气片旁蒸腾的暖流中。雪下得更大了。整个沿街的窗户散发着柔和的黄光，像一块块黄油。


    珍妮特把脸转向她的救援者。她有些轻微出汗，因兴奋而赤红的面颊使她的蓝眼睛看上去如冰般清冷。


    “亚瑟说只有金钱才是最重要的。”她求援般地说道。


    “我只是问这个可爱的小姑娘什么对她是重要的。”亚瑟说话时，他的黑色哔叽呢外套里散发出一股热气，西服的翻领上插着一枝槲寄生树的枝叶，但已有些褪色和枯萎。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她波浪型的卷发贴在头上，今晚看上去呈柔柔的褐色而不是浅黑色。“当然对于我来说，许多事情比金钱更重要。”她急促地接着说。


    “你是天主教徒吗？”布拉德问她。


    这个问题比亚瑟玩世不恭的玩笑更严重。她的脸平静下来，声音也变成职业语气，一板一眼的。“当然不是，我是卫理公会教徒。”


    布拉德舒了一口气。他可以自由地爱她了。在波士顿，有前程的男人是不能爱上天主教徒的，即使这个男人来自俄亥俄州，有着谢弗的姓氏。


    “我是不是很傻？”当亚瑟抽身去拿另一杯甜饮料，走向另一位年轻女子时，她这样问道。


    “与众不同，但并不傻气。”布拉德期望资本主义10年内就完蛋，连同教会一起消失；他认为宗教正如马克思和门肯宣告的那样已经死亡。12月的街道上有一种阴郁的气氛。传到办公室的统计数据使得圣诞颂歌的欢快显得不对味。波士顿商务楼的正门入口一般都很深，装饰得像哥特式教堂，饥肠辘辘的人向外张望，痛苦而又麻木，连乞讨都不想了。每天早上在这样的公共场所总能找到冻僵的尸体。


    “我就是信教。”珍妮特对他说。湛蓝的眼睛与红润光滑的皮肤在色彩上的对比使她的芳华显露到了极致。“从我记事起，或者说在没有人向我讲解宗教之前，我就信教。这很自然，也很必要。你觉得奇怪吗？”


    “我觉得很美好。”他告诉她。


    到大斋节时期，他们一起去了教堂。陪她去教堂是他的主意。他喜欢在不同的场景里看她——看她被罩在不同的光线里。在工作场所，她动作麻利，但不苟言笑，与其他“姑娘们”显然有一点儿距离；绷紧的嘴唇形成了皱纹，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


    在位于弗拉明汉姆的祖宅里，当她和父母兄弟在一起时，她淡淡地陶醉在家庭气氛里，好像喝了含酒精的甜饮料一样。布拉德贪婪地呼吸着这座老宅里盈香的空气。眼前已经褪色的东方风格的饰物、填充马毛的皮沙发使他明白这里有她小时候的气息。


    在大街上，在饭店里，珍妮特是绝对的淑女，像是安放在城市某个景点的人物蚀刻雕像。他们两个构成一幅无名的风景，布拉德也因她而变成了一个绅士，一个护花使者，一个骑士。她脚穿锃亮的尖头黑皮靴，身披蓝色的缎纹羊毛外套，脸上洋溢着微笑。过马路时，他下意识地用手搂着她的腰。可等他们安全穿过马路之后，他仍然不松手。


    她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优雅的风度，比如在洛克奥贝家，她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褪下小山羊皮手套。结果布拉德有时用逗笑或装笨的方式来破坏她恬静的表情，搞得她要么脸红，要么做个怪相。他担心若不这样自己就会从她心里消失。一次在交响音乐厅，当乐队演奏到一段极轻柔的乐章时，他用手肘推了她一下，轻声讲了一个笑话。他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损害了某种对她来说非常宝贵的东西，侵入了某种非常脆弱的女性空间。


    在教堂里，他喜欢高大地站在她身边，听她用少女般水晶透明的声音高声朗诵赞美诗。布拉德沉浸在她庄重的气质中。她的庄重略带一些羞涩，甚至游移不定，似乎她担心这些古老的赞美诗会让她流露出过多的感情。


    他知晓这些宗教仪式。长大成人前，他曾经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徒，但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参加宗教仪式，而且只在星期日地里或谷仓里不需要她干活时才去。珍妮特一开始不想让布拉德陪她去教堂；她怯生生地说这样会让她分心。可恰恰是她的害羞，怯生生的礼貌让他产生一种愿望，想把她身体转过来，抱住她，自豪地大声叫着，狂喜地把她举起来。


    他28岁，她25岁。她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要不婚姻会与她擦肩而过。她恬静的气质、匀称的身材，已有一丝过了少女阶段的味道。她在马布罗街和另一位年轻女子合住；他住在贝肯山侧幽暗的剑桥大街旁的乔伊街。


    纽伯里街上有一座砖砌的科伯利卫理公会教堂，里面建有高大的穹顶钟楼和拜占庭风格的饰金叶天花板。布拉德发现从他的寓所步行去教堂也很方便，只需顺着钱伯斯大街往下走，拐几个弯，再沿一条不长的小街往上走。小街的正对面是梅休学校——这是一座奇特的建筑，一座隔板搭建的希腊正教会复兴教堂，夹在西区的许多砖房当中。


    布拉德要去的教堂是1830年由唯一神教派信徒建立的，后来在内战后的复兴时期被美以美会教徒接管了。不大的建筑里面有格条式座位、嵌灰色铅条玻璃的窗框、一个橡木的布道坛看上去形状有点像大提琴。


    布拉德甜蜜地记得他和珍妮特来这里参加星期三晚上举行的4月斋仪式的情景。春天的夜晚依然阴冷，东风从海港那面刮来了海水的咸味，在狭窄、昏暗、弯曲的街道上发出回声。这有些像他们想象中的欧洲的古老街道。这对年轻的情侣走过许多人家，有犹太人的、意大利人的，还有立陶宛人的，里面传出嘈杂的声音和烹调的味道。然后，他们来到这座新教教徒的小教堂，里面空荡荡的，非常安静——长凳上的人很难超过10个。教堂里很冷，人们都不脱大衣；也没有唱诗班。每当有人挪动身体，长凳都会发出像咳嗽一样的响声。


    也许那时布拉德还算不上一个信教者，因为他忙于品味（如同用耳语给珍妮特讲笑话一样）这里的空寂、凉意、年长牧师的布道。老教士早已决心在这个奄奄一息的教区传教到死。他的布道充满悲悯，语句时断时续，又一次带着他的信众沿荆棘之路走向受难和未知的痛苦。在感人的布道中，布拉德的思路会莫名跑得很远，想象自己是一只搜索未来的鹰隼。珍妮特坐在他身边，小巧、安静、优雅。他觉得她会让他升华。在这个古老礼拜堂弥漫的空寂中，她就是他最亲爱的人。


    罗斯福新近当选了总统。科利还当他的市长。他们的大话兑现了，国家劫后余生。那座空荡荡的宝贵小教堂，连同木制的爱奥尼亚式柱子，大提琴形状的布道坛，在50年代与西区的住房一起被拆掉了。不过在那之前，布拉德和珍妮特已带着他们的孩子搬到了牛顿区，并成了圣公会教徒。


    在他们婚礼的当晚，为了取悦她，布拉德用手臂抱起她的身体，大声祈祷，感谢上帝让他们走到一起，并请求让他们一生过得富足、幸福。布拉德的祈祷获得了及时的回应，虽然在这个场合，祈祷并不能让珍妮特放松下来。每次当他表白他对她的爱，她的反应总是有点儿谨慎和紧张，好像某种危险被伪装起来，一个陷阱将要打开。


    他们的4个孩子生下来都很健康。布拉德在4年的海军军官生涯中也毫发未损。对他震动最大的是在太平洋中部，从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看到的布满星辰的黑色苍穹。在这些星辰下，他显得那么那么的渺小，渺小到虚无的地步。即便是“企业”号巨大的舰体——一座漂浮在银黑色海浪上的庞大建筑，相形之下也渺小得像一个针尖。然而是他在观察这些星辰，星辰对自身一无所知。在这个意义上，他比星辰伟大。只要他能思考，伴着这种奇异的氛围和静谧，宗教感便油然而生。信仰会眷顾渺小的一方。虽然他从未有过珍妮特那样会心的直觉和虔诚，但在内心深处他成了一个有信仰的人。


    10年后，也就是50年代中期，布拉德建议两人做圣公会教徒，因为圣公会教堂离他们在牛顿区的家近在咫尺。他们的房子是木屋顶的，开了许多屋顶窗，有许多走廊供佣人使用，但现在没有佣人了；屋顶还有一个圆形阁楼。一条狭窄的楼梯通向一间不大的圆形房间，这是珍妮特“独处”的地方。里面放了些小块地毯和带靠枕的家具，她在这儿做些钩织或画水彩画之类的事。从弧形的窗户向东望出去，可以看到约翰·汉考克大厦塔尖上的红色警示灯。布拉德无需去说他的同事和客户想成为圣公会教徒，也无需说这个教堂有更多他们想结识的人。尽管一直没有太适应礼拜过程中冗长的嗡嗡祷告声，令人尴尬的反复跪下动作，但他喜欢教徒集会的样子——穿着蓝色法兰绒外衣、头发总是剪得一丝不苟的男人；冬天里穿毛皮服装的女圣公会教徒，到夏天则戴不同颜色的老式宽边帽子，她们低头时就会露出后面的脖子。他喜欢珍妮特在人群中的样子——一身黑色的丝质套装，配一串珍珠项链，每一件都值一台电冰箱的钱。这是他送的结婚20周年的礼物。金钱在她手指和耳朵上闪着柔光。


    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战争的滋养。战后的股票市场上涨了；现在即便是管子工和杂货商也需要股票经纪人。布拉德在大萧条时代购入了微不足道的股票，战后价格已翻了一番，而且每隔几年又翻一番。


    珍妮特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在教堂活动中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布拉德给主日学校的学生讲课，传递募捐盘，值守礼拜室，读《圣经》。这些好像是他商务活动的一个延伸。在教堂事务室、油毡铺地的办公室和更衣室这些普通教徒很少来的地方，他感到非常自在。星期日上午，他总有不乏实际的理由待在教堂。在植物生长繁茂的季节，珍妮特通常留在家里打理花园。这一点很像布拉德的母亲当年忙田里的农活。珍妮特原本优美、迷人、光洁的身体此时已变得有些结实，有些丰满了。而她的基督教徒气质，在他的想象中就如同密闭在地下蓄水池里的水，还是一如既往的清纯。在教堂里站在她身边，听她清亮的声音在唱诗中起伏，他仍然能感受到她魅力的触动。所以，在礼拜结束后散去的人群里，他下意识地用手臂搂着她的腰，只有跟牧师握手时才松开。


    “我希望你不要在教堂里搂我。”一个星期日，当他们驱车回家时她说道，“我们都人到中年了。”


    “我不是搂你，我只是引你穿过人群。”他尴尬地说。


    “我不需要人带。”珍妮特一边说一边跺脚，但在铺了地毯的车上，她的动作并没有达到效果。


    在驾驶米色的梅赛德斯从教堂回家的路上，布拉德意识到他们有了一次争吵，可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他带着热切的目光从远处审视他们自己：他们就像四色彩印广告中漂亮、成熟的情侣。他看不出画面中有什么不完美。


    “如果我禁不住搂了你，那是因为我仍然爱你。这不好吗？”


    “好，”她绷着脸，接着加了一句，“你肯定你爱的是我，而不是你想象中的我？”


    在布拉德看来，这是她性格中难以讨好的一面。她表现出一个“真实”的她，一个跟他与之结合的她不同的她。如果面前不是那个闲时喝上一杯茶，沿弯曲的楼梯走进圆形斗室的女人，这个女人又会是谁呢？那个女人消失了。哎，她还没来得及消失，他就已经到家了。两个孩子打起架来，干洗店的服务车已开到楼下的车道。珍妮特又被叫了下去。


    “你有没有想过，你爱我是因为爱适合你？对于你来说爱是体现男性权力的实践？”她问道。


    “天哪！你读了谁的书？难道你愿意我在无爱的情况下爱你吗？”他气愤地说。


    “那样可能更浪漫些。”她用细小但清晰的声音说。


    他明白这是表示和解的玩笑话。于是他们之间神秘出现的分歧又给抹平了。


    布拉德成了主日学校的领头人物，往往花几个小时在教堂里谈论政治，整理弄乱的羽毛。


    等到最小一个孩子行了按手礼，不再需要母亲形影不离的照顾，珍妮特就去做早上8点的祷告。那时布拉德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她回来时经常是容光焕发，而此时布拉德还有点迷糊，宿醉未醒的样子，一边喝着第二杯咖啡，一边看《星期日环球报》。她说她不喜欢布道时有唱诗班——那令人压抑的唱诗班和弗雷德·沃瑞式的安排都没有才好。但她没有说在教堂里她享受着又做回自己的感觉，就像许多年前在波士顿时那样。在10点的礼拜中，他想念起了她，想她在身旁唱歌时那甜甜的纤细高音；又感到如当年站在身处险境的“企业”号甲板上——独自一人，孤零零的。他对珍妮特解释说，他很愿意把自己从床上拎起来，跟她一起去参加8点的礼拜，但教友会的人还是希望他参加10点的礼拜。慢慢地她平和下来，重又坐在他身边。不过，她还是抱怨布道的时间太长，唱诗班的声音太大，让人不舒服。布拉德在想，他们的儿子已变得多少有些反体制，有时也反宗教，没准儿他们的反叛传染给了她。


    艾克做了总统，然后是约翰·F.肯尼迪。当布拉德年轻的时候，约瑟夫·肯尼迪就是一个在波士顿金融圈子里到处饶舌的人。他是一个品位不佳又极其自负的人，挣了一大笔钱，后来离开波士顿跑到罗斯福和咋咋呼呼的自由派人士组成的政府内做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头儿去了。爱尔兰人和新英格兰人长期宿怨造成的分歧消失了，布拉德感到很好笑。因为以他这个中西部人的眼光来看，敌对的两大阵营很相似——都来自植物茂盛的潮湿岛屿，敏感易怒，自成一体，排斥异己，尖酸刻薄，喜欢大肆编造恶毒的故事。虽然布拉德的全部成年时光都在波士顿或附近度过，但他一直搞不懂爱尔兰人的发音，更不会压住嗓子发“a”音，把“Cuba”读成“Cuber”，“idea”读成“idear”，而那位年轻的总统在电视上把这两个词的音都发得婉转动听。


    谢弗一家的孩子是幸运的——男孩都过了容易掉进毒品深渊的年龄，女孩子在同居成为时髦之前就已稳稳当当地出嫁了。一个男孩没有读完大学，在维尔蒙做了木匠。另一个男孩在阿默赫斯特读完了大学，然后迁居到西海岸去了。两个女儿留下来没走，每隔一段时间又生下些新的孙辈来。显然，布拉德在他们婚礼之夜的祈祷应验了。


    当时间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一些不幸的事落在了这个国家和谢弗一家的身上。两个女儿的离婚搞得全家人声名扫地。丈夫提出反诉，律师取证材料又抖出一些丑闻性的东西；离婚还涉及到时不时发生在夜晚的激情性事：要么发生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要么发生在韦斯利和多弗区的新殖民时代的卧室里。弗雷迪，那个在西海岸谋生的儿子，从来没有找到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一直在“做事”：他做房地产，做公关，做投资，但就布拉德所知，他从未领到过薪水，也没赚到过利润。像布拉德一样，弗雷迪很早就有白头发了，刚过30岁，忽然间头发就变成了灰白色。他性情温和，品位优雅，但喜好奢华，至今也不知道节俭为何物。


    珍妮特感到不安的是，继续让他在外面这样混下去，等于是洗劫其他的孩子，特别是那个做木匠的孩子，他现在是公寓承包人，一个滑雪场的合伙人。后来传来消息说弗雷迪因使用毒品过量，被发现死在克朗代尔。他们感到伤心，但并不太觉意外。吸食可卡因的习惯搞得他一贫如洗。尸体被发现时，他穿戴整齐——法兰绒的上衣，亚麻面料的裤子——终于在死的时候，他像一位绅士了，有点儿布拉德的味道，可是骨子里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绅士。


    牛顿区的房子又大又空。布拉德夫妇开始谈论搬到公寓去住的话题，但似乎把几个房间的暖气关掉，待在原地不动比搬家要容易得多。在一件件熟悉的家具上立着或挂着孩子们在各个幸福的人生转折点拍下的照片——毕业照、结婚照、海外旅行照。衣着花哨、咧着嘴笑的这些人已生养出了第三代。


    照片上的孩子们比他们时不时写来的短信或打来的电话显得更真实，更如在面前。布拉德笼统记得他换过尿片，驱使男孩去打冰球，女孩去练芭蕾，领孩子们做睡前祈祷；孩子们流泪时，玩耍时，遇到成长的痛苦时，他要像慈父一样站在他们身旁。可实际上，他并不能调集起很多做父亲的实在感觉。那些年的岁月就像一部电视喜剧片，他不过是坐在那儿看自己扮演父亲的角色。


    往事以这样出人意料的鲜活细节出现，使他的眼睛感到了刺痛；往事烟消云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最生动的回忆莫过于那些他与珍妮特在波士顿时住在圣波托尔夫大街L型公寓的日子；接着又想到在共和大街一处住所的5楼——公寓有一部鸟笼样的电梯，阳光洒落进来；又想起公司在旧地址的那些日子。后来公司从米尔克街镶胡桃木窗框的办公室搬到了国府大街一座炫目、光亮的摩天大楼里。好几次生意上的灵感至今仍然能让他品味到成功的滋味，如在下午的工作时间做了赢得丰厚回报的精确判断，或是精心培育的友情给他带来了一大笔佣金。当60年代的牛市崩盘后，生意场上这种开心的事就没有了。那些令他佩服的理财经纪人纷纷退休。布拉德自己也在68岁那年退休，同年夏天尼克松总统辞职。


    在退休后的最初几个月，不再穿商务场合的正装，他感到孤独，感到犯罪般的不安，所以他经常到珍妮特的圆形房间去看她。


    她并没有说她不喜欢他。但每当他爬到最后几级条状馅饼形的台阶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要他停下来，这样房间里就有一种闹钟停摆产生的平和静默。她坐在那儿，四面是窗户，阳光照进来。她浅棕色的头发里几乎看不见些许白发，脸上的皱纹也不易察觉，她的面部还跟年轻时一样，头戴的网状纱巾又增添了些柔和的感觉。她钩织的小方毯撑在框子里，就在扶手椅旁；她腿上放着一本杂志，但她现在什么也没有做——她望着窗外，目光穿过山毛榉的树梢，深深沉浸在注目凝望中。


    他进来时，她头都没有动一下。她一动不动的样子让他有些害怕。他站了一秒钟，吸了一口气。原来只有汉考克大厦的屋顶才能从树梢上看见，现在可以看到许多高大的闪亮建筑——一个个反射着阳光的玻璃盒子。他一直恐高，当他的眼睛顺着她凝视的方向往下看，穿过冬天光秃秃的树枝，落在三层之下的枯草草坪上，他感到肠子发紧，然后自我保护般地拖着步子走到房间中央。


    她不说话，所以他开口问：“你没事儿吧？”


    “我很好。”珍妮特生硬地回答说，“为什么不呢？”


    “亲爱的，我不知道。你太安静了。”


    “我喜欢安静，我从来就喜欢安静。你知道的。”


    “哦，是的。”他感到被冲了一下，不无茫然地说，“我知道。”


    “让我们想想，找点事儿给你做。”说话时，她终于转过身来看着他，动作和以往一样利索。她指派他的事多是到地下室去修邻居家的孩子用高尔夫球打破的窗户。


    布拉德感到奇怪的是，在珍妮特的这个房间里，她既没有挂孩子们的照片，也没有挂他的照片。房间有许多窗户，墙面剩下的空间不大；绕房间三分之二的地方零乱地放置着窗台座垫、钩针编织的垫子与一些旧画，还有因阳光照射布面已经发白的书。


    虽然他把这个房间当作珍妮特的默想室，但他并不清楚何为默想。即便在教堂背诵祈祷文的短暂沉默中，他的大脑也会滑入那种神圣仪式激发出的遐想境界。


    她的病最初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后来发展得很快。一天晚上他们在看电视——伊朗爆发了人质事件，好像这些事情每天必得发生似的，突然珍妮特把手搭在他手腕上。


    当时他们正并肩坐在有红色靠垫的哈普怀特风格的沙发椅或叫情侣沙发上。那还是40年代后期，在一个暴风雪天，他们在潘恩商场一时冲动买下的。那时他们还没有搬到牛顿区。因为暴风雪，偌大的商场里几乎空无一人。似乎他们一定要买点什么才不枉此行，也算庆祝一下大雪天。每当下雪，他对她的爱都会强烈复归。


    “怎么了？”他为她不寻常的举动感到吃惊。


    “没什么。”她笑道，“只是有点儿痛。”


    “哪里？”他用了一个极简短的词，好像才醒过来。


    此时电视里正播放对一个年轻的伊朗革命者的采访。他讲一口带中西部口音的流利英语。布拉德没注意听珍妮特的回答。


    如果说在他们的婚姻中有什么可自责的，有什么他称之为应受惩罚的罪的话，那就是这一刻的心不在焉。数周以来，珍妮特把病痛捂得紧紧的。她本想隐瞒下去，但她用纤弱的声音说了出来。


    随后的几天都在医生和各种医疗设备之间来回奔走。疾病的秘密和病程搞清楚了——是癌症，肝癌，而且已向身体其他部位转移，尽管她从来不爱喝酒。退休五年后，布拉德这些天忙得不可开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突然间，他成了管家、厨师、车夫、接线员。他们独守着大房子，三个孩子急匆匆赶回来，又急急忙忙赶回去料理他们自己的事情。朋友和邻居小心翼翼地来表达他们的关怀，又怕打扰了他们。


    布拉德夫妇那年冬天又有了一次蜜月期。一丝冒险的气息、一丝异样的情调点缀着他们对诊所和医生的造访。


    这些诊所散落在波士顿不同的街区，他们之前从来没去过。整个过程他们都在一起，比以往更像一个人。


    她的柔发在化疗的强烈作用下脱落了，他的头皮也跟着发痒；她不吃东西，他的胃也会跟着痛。布拉德把热气腾腾、香气喷喷的食物端到桌上或她的床上，她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她会吃上一口食物，意思是告诉他食物是多么可口，然后用慢得看不出来的动作把叉子放回盘中，手指仍捏住银制的叉柄，好像随时会再用叉子一样。有时，在药物的作用下，她会保持这个姿势打起瞌睡。


    布拉德学会了把她不进食看作社交场合的小过错不去在意。要强迫她吃东西，无论是严肃的还是开玩笑的，他所表现出的生气——那种孩子似的突然发脾气，会打破她在药物作用下淡定的平静。


    有些奇怪的是，让他们感到不快的是那个年轻的圣公会牧师的来访。先前那位热情但爱开玩笑的家伙主持教堂事务已经很久了，大家也没把他当回事。年轻牧师是今年来的，他的声音自信、悦耳，虽然还年轻，但金黄色的头发从额头两侧已开始稀落。布拉德知道在他做出选择前，遴选委员会曾进行过暗斗，但他还是喜欢年轻牧师富于韵律的布道和内敛的举止。7年前，他这个年龄的神职人员会鼓动一些激进的东西。珍妮特抱怨说他的来访使她疲惫，尽管他待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刻钟。珍妮特变得非常虚弱，消瘦异常，经常陷入昏沉状态，已不能离开卧室。那个年轻人提议把圣餐带来，但她让布拉德告诉他，“以后吧。”


    珍妮特最终被送进了麻省总医院。从她的病房，越过一个大通风井，可以俯瞰一堵墙，上面的窗户与她病房的窗户一样大。医院的侧楼建在西区的废墟上，比较现代。时间已到了3月下旬——那是新的10年的第一个春季。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咯咯说笑的护士、不怕冷的病人用纸质托盘端着午餐到通风井旁的室外就餐处吃饭。天空经常是灰蒙蒙的，令人压抑。医院的暖气开得很高，布拉德来时一般都把西装外套脱了，因为珍妮特的房间里太热了。


    穿一件病员短袖无领罩衫，着一件条纹睡衣外套，珍妮特靠在枕头上的样子很漂亮，但比布拉德熟悉的从前的珍妮特小了很多。她的面颊仍保持着圆润：小巧笔挺的鼻子、明亮的眼睛、细弯的眉毛——那种老式的、看起来像拔过的眉型，尽管没有拔过——她的形象一如当年让他心动的那样小巧、精致；她光洁的面容总在他心里燃起激情。自从停止化疗后，她又长出了些头发，一些棕色的、软软的短发。只是她放在毯子上的手已干枯，了无生气，暴露出她正在经历着可怕的事情。


    一天，珍妮特带着一丝调皮的神情说：“今天早上那个年轻的教士从牛顿区来了，我告诉他以后不要再麻烦了。”


    “你把牧师轰走了？”布拉德苍老的声音在自己耳边鸣响，与珍妮特如远处的风吹来的水晶般的悦耳声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牧师，天哪。”她说，“你为什么不称他教长。”


    这是他们之间某种开玩笑的话，意思是说他那么注重教规。一次，他们一起去布里默街的耶稣降临教堂时，她对焚香时的烟和一排穿长袍的教士揶揄了一番。


    “他让我厌烦。”她说道。


    “但是你不想领圣餐吗？”那是他最喜欢的圣礼。他内心有一个意象，一个宗教似的奇想：圣餐面包和葡萄酒在人的消化系统里爆炸，变成一道白光。


    “就像‘续购’保险，已经没有意义了。”她叹息中显出极度的疲惫。


    “可是，你必须的。”布拉德不安地说。


    “我必须？为什么我必须？谁说我必须？”珍妮特蓝色的眼睛有些咄咄逼人，与绯红的面颊构成极大的色彩对比。


    “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救赎灵魂。我第一次遇见你，你就是这样说的。”她带着淡淡的微笑向窗口外看过去。“当我独自去科伯利卫理公会教堂时，我喜欢那座教堂。它的形状奇特，上面有尖塔。可爱的老神学家斯蒂杰不停地讲啊讲。现在那里是一片停车场了。救赎灵魂。”


    她瘦弱的胸膛骤然抽搐起来——她本想发出的笑声没有发出来。


    他低下眼睛，感到了她的揶揄。他把干瘪、骨节突出、布满老人斑的手交叉放在双膝之间。“你的意思是你不信奉灵魂救赎？”在他的耳廓深处，他感到空间坍塌到了地面之下，还在往下落，往下落。


    “哦，亲爱的。”她说，“信仰是不是很让人烦恼的事。”


    “一点也不。”他坚持说。


    珍妮特又叹了口气，没吱声。


    “从什么时候起你有了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她说，“不，这不是真话。我们应该诚实。我知道，那是自你把它从我这儿拿走之后。你介入了进来。好像没有必要我们两个都那样做。”


    “可是……”现在说已太晚了，他不能说出来守护在她身边去追求信仰对他曾是多么快乐的事。


    她主动来宽慰他。“这不重要的，不是吗？”


    布拉德保持着沉默，感到被黑暗包裹着——四周的黑暗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就像他在太平洋上的那些夜晚一样。


    珍妮特换了一种轻松的语气说：“亲爱的，为什么重要呢？”


    她知道。因为死亡离他也不远了。他抬眼看着她在异乎寻常的平静中实施她的报复。一名护士来到门前，铝制托盘中的注射器发出叮当声。通风井的那边可以看到春天蓝幽幽的晨曦，阳光洒落进来，形成许多金黄色的一块块光影。开始下雪了，稀疏的几片雪花。


    虽然珍妮特要求绝对不要搞什么宗教仪式，但布拉德和那个年轻的牧师还是安排了一个仪式——那种传统的常规仪式。布拉德比珍妮特大3岁，到5月份她就满71岁了。他还是去做10点钟的礼拜。他身板挺直，头上的白发像一面飘扬的旗帜。但那只是呆滞的动作罢了，他内心再也没有鹰隼翱翔般的飞扬思绪，身边不再有轻柔、真切的声音。什么都没有了。他希望自己不这样想，但这么多年他一直把珍妮特当作自己的信念，现在也不可能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