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午餐时辰

    大卫?克恩在宾夕法尼亚州住了还不到四十年，但是他总会去参加中学同学的聚会，这类聚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一生中的大半好年华已埋葬在奥林杰城，可是他始终希望能再把它挖掘出来。而朱莉娅?赖登豪瑟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参加过什么聚会，除了早期那几次花费不多、班级委员会在温里克林园举行的野餐以及在斯克城与参加过海外战争的老兵的联欢。那时，中学时代的校服大家还都能穿得进去，彼此在对方眼里也仍旧是现实世界重要的一部分。玛米·考夫曼告诉他：“朱莉娅今年来了，当然是和多箩西一道来的。”


    玛米已变得圆滚滚的，活像一块松饼。她那小巧、布满酒窝的手因为患关节炎而变形了，从前她曾有过“艺术天赋”，还希望成为时装设计师。不过她身上仍保留着往昔好幻想的可爱、因故地重游、因抵达目的地而表现出的令人感动的由衷欢欣。当年，由母亲牵着手沿着奥尔顿路走向古老的小学校时她就是这样的。那时母亲会把她举起来放到三英尺高的防护墙头上，那道墙把沥青铺的游乐场同人行道隔开。确切地说那不是一个游乐场，虽然孩子们课间休息时在那里玩，却没有秋千架、滑梯或让人投篮的篮框，地上只画着几条已被抹得不甚明显的白线和圆圈。只有那些教师们知道依据这些标记可以玩哪一些游戏、其规则又是怎样的。建筑物四周铺着一圈沥青，像一条护城河。整个校区被严格地分为两部分，男孩女孩各占一半，一条从前院贯穿后院的人行道是分界线。在那所古老的小学校里一切都是对称、精确的，只有那些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学生是一个例外，他们上窜下跳、像蠕动的虫子那样挤来挤去、傻笑、鼻涕拖得老长、爱闹肚子、情绪一紧张就想撒尿。


    “你在开玩笑。”大卫说，也知道她并不是开玩笑。玛米的眼睛比在学校读书时更小了，她送给他这份礼物时淘气地眨眨眼。当年她就是班级秘书，自从同学聚会开始以来她始终是组委会的核心人物，处心积虑要哄得全班一百一十二位同学都来参加聚会。于是大卫问：“你是怎样把她弄来的？”


    不料玛米语气中流露出不满。“我并没有弄她来。我不会再去求人了，大卫。我求过朱莉娅，还有其他十来个人。如果他们肯赏光，聚会就一定会十分成功。不过我现在的想法是，发出邀请信，谁愿意来就让他来吧。上帝知道，我们全是成年人了。”他们都已六十多岁，毕业已四十年，那还是朝鲜战争爆发那年六月的事。根据秘书的统计，一百一十二位同学中的七位已死去。然而透过依稀可见的白发、皱纹和肥胖的身躯，大卫看到一级级升上来的一簇簇孩子脸，岁月并未在记忆中留下什么痕迹。玛米又说：“贝蒂·卢说是多箩西求她来的，她根本不想一个人独自从斯克城大老远地赶来。我猜朱莉娅已捱过了烦恼的日子，健康啊、老公啊，还有别的什么的。”


    烦恼的日子？玛米从未离开过奥林杰城，实际上她就住在距她妈妈两个街区之遥的地方，老太太还在世。玛米认为大卫不仅知道当地的新闻，也了解外边的世界，因为他出去读大学、参军、以后又去了纽约市，三十年来每天从康涅狄格州乘车去纽约上班。他的确还记得在第十五届聚会时安·麦克法兰告诉他，朱莉娅说过，若是能减轻十磅她才来参加聚会。她没能达到这一目标，所以便自尊地回避了。朱莉娅住在斯克城，距奥林杰仅六英里之遥，直到九年级才转学来这里。她并不像玛米、贝蒂·卢和安那样对奥林杰的古老规矩那样遵从。


    大卫的母亲始终对奥林杰人的良好自我感觉惊叹不已，这与奥尔顿人对自己最富庶、最美丽、“最荷兰化”的郊区的自豪之情不同。在宾夕法尼亚的荷兰聚居区，荷兰特性是可以度量的，但是并非凭借装饰过的谷仓和城里粉刷过的古老小旅馆的数量，而是通过某种对事物的阴郁排斥态度，如购物商场、自助加油站、有减价的直销中心、为老年人和不那么幸运的人制定的住房规划，这些新潮玩艺儿淡化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一车又一车的游客从巴尔的摩和费城来看从前的东西是怎样一副景观。奥林杰市中心有一幢革对角绷着黑色命前的石灰石房子。甚为时髦的奥克戴尔区弯弯曲曲的街道在十九世纪一度是赛马场的跑道，这里是三十年代开发的，战后扩展到歇里山四周。虽然人口增加了不少，整个城市并不显得特别荷兰化，大卫每次回来都觉得这里不乏批量生产的地方性粗劣媚俗，比如讨吉利的六角贴花和身着诺门教严紧派服饰的洋娃娃。


    从兰开斯特驾车去奥尔顿会途经奥林杰，它是那一连串商业城市中的一个。在大卫还是孩子的那个时代，城市一直延伸到玉米地里，还有一座老磨坊、一条长满水田芥的小溪和一个采石场，它已被掏空，所以既危险又有诱惑力。如今所有这些神秘、人口稀少的地区都充斥着购物中心、停车场、铝合金餐车和连锁快餐店。然而，至少在大卫这一代人的心目中奥林杰依然如故，它仍是介于坐落在收割过后留下麦茬的荒凉田野和废弃苹果园中的斯克城这个仅有一条街、两座工厂的、可笑而又天真的乡村小镇和日益由肤色不同的市民支配、令人沮丧、带来都市生活种种弊端的巨大工业城市奥尔顿之间、叫人心智健全、欢乐无比的中间地带。奥林杰的居民为自己的家乡而自豪，大卫也仍把首次离开这个城市视为一个损失。那是由他母亲引起的，大卫十四岁时她劝说父亲搬出奥林杰，住进距离城南有好几英里的一所旧农舍里。


    在以往的聚会上大卫总是羞怯地躲在一旁，但也会站起来寻找朱莉娅。这次聚会在奥尔顿一家餐馆的一个多功能厅里举行，栗色和金色的班旗在飘荡，四处悬挂着反映昔日幸福时刻的放大照片，上面的人留着小辫、穿短袜，还有烟雾弥漫的小餐馆里的景致。厅里摆了一张长自助餐桌，酒吧里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的。他发现朱莉娅就站在不远的地方，在房间中央，身边围着几位昔日的追求者以及同她永不分离的多箩西·格哈特。脾气好、淡黄色头发的多箩西或许是班上个子最矮的同学，也是最早嫁人的几个姑娘之一。两个女人都亲吻了大卫，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多箩西踮起脚来热切地吻他，更热情洋溢，也更执着，而朱莉娅湿润的女性之吻自然是落在他的嘴唇中央处。康涅狄格州盛行的礼节性亲吻是轻轻碰一下对方的脸庞，以免传染疾病，这在这个场合中倒不曾出现。中学毕业后朱莉娅至少增加了十磅体重，不过她个儿高，身材又优美而挺拔，倒不显得胖。她的头发白了，但仍旧很茂密、覆盖着整个头顶，在头顶上梳成一只线条柔和的发髻，底下的散发垂落在宽阔的肩膀上。她有一个鹰钩鼻子和一双暗绿色的眼睛，这赋予她一种阴沉的文静，使她更像一个日耳曼美人儿。她的皮肤略呈菜色，举手投足之间仿佛要告诉别人她只想维持现状、做她自己。在大卫的记忆中她从不出去参加课外活动。她在年度报告中只是说她的最大心愿是“离开学校”。在课堂上她举止优雅、不过叫她站起来背书时脸上立即泛起红晕，令班上同学想入非非、心旌摇动。她的笑容更增添了一种迷人的无奈，好像在说：“唉，我又能怎样？”我又能怎样？


    大卫刚刚跨进聚会大厅时跼促不安、战战兢兢，恨不得马上钻进奥林杰的丛林中去，不过在朱莉娅和小多箩西面前他觉察到自己的情感已发生变化，便成了另一个人，更镇定自若、心理上也更高大。“你们两个日子过得怎么样？”


    多箩西道：“我们不能报怨太多。”


    “也许你不能，可是我能。”说着朱莉娅懒洋洋地把茂密的头发向后撩了撩。“我把一半时间花在牙医的诊所里，另一半花在指压师那里。”


    大卫道：“你的气色很好。你们两个气色都很好。”说完他打断她们不着边际、笑嘻嘻地说出来的玩笑话，把妻子从另一场谈话中叫过来。妻子已跟着他参加过好几次聚会，在他的同学当中结识了一些人。他想让她认识朱莉娅，于是两个女人握握手、以好奇的柔和目光打量对方一番。大卫在想他为何要把这次碰面强加在两个女人头上，为什么异乎寻常地觉得轻松自如。他想起来了：是午餐时辰。在那些斯克城姑娘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乡下人、一个凡夫俗子。她们毫不在意他有怪诞念头的妈妈带他离开奥林杰。在她们眼里他只是他，一个最终将成为男人的少年。


    搬家时他正在上九年级。他家的农场不在斯克城的方向，不在奥林杰和奥尔顿的西南方向，却在它们的东南。想到要转学到他家如今居住的地区去上学，大卫不禁感到甚为恐怖，他认为这是堕入深渊，同陌生的农村孩子呆在一起，闻到的尽是干草和牛粪味儿。好在他父亲在奥林杰教书，不难安排大卫继续在原来的学校读书。父子俩一起驾一部旧雪佛兰车往返。放学后大卫在学校里或街上的小餐馆里消磨时光，由一个奥林杰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流浪儿，一个仍扮成学生模样、无家可归的乡巴佬。在班上，他是家离学校最远的学生。


    不过实际上在搬家前他已开始同奥林杰产生隔阂。刚上五年级时整个学校里都在无休无止、鬼鬼祟祟地谈论那些将他排斥在外的周末活动，如在某人家中的地下室里、在采石场、在奥尔顿娱乐园的旱冰场上举行的聚会。他们有一个团体，而他却不在其中。他已丢掉了自上幼儿园时起一直在尾随的前进踪迹，还有同那伙一出生就熟识的男孩女孩在奥林杰游乐场上度过的那些夏天，以及一群人骑自行车满城乱荡的好时光。女孩中有些更漂亮一些，更大胆、更有活力。男孩子中有些人更具魔力，信心十足、无所不知，这些都是讨人喜欢的气质。可是大卫与大伙儿之间的距离在七、八年级时骤然拉大了，到了九年级他几乎情愿生活在乡下，那样他可以用整个下午的时间读怪诞小说、利用他父亲为他钉在谷仓墙上的篮框练习远距离投篮，或是在妈妈在山坡上乱糟糟的果园后面开垦出的“有机”菜园里锄地。


    到了十年级他拿到了驾驶执照，能把家里的车开来放在学校的停车场上。这时他觉得自己走进了朱莉娅和多箩西的圈子。斯克城有一家古老的制帽厂，尽管当时毡帽很快就会退出美国的日常生活，它已创造了繁荣，足以使朱莉娅开上一部绿色“史蒂倍克”敞篷车，也让多箩西拥有一部“威利”敞篷旅行车。这部车的四周都是钢铁，而不是刷上清漆的木头，这在1948年还是一桩新鲜事儿。车子不仅可以让他们不必再乘校车，也使他们不用再上学校的自助餐厅去吃饭。当时大多数学生都要徒步回到奥林杰紧凑街区里的家中吃午饭，其余人则在自助餐厅里吃早已吃厌的炒过的“史邦”牌罐头猪肉或奶油蘑菇辣味鸡。朱莉娅、多箩西、大卫和威尔伯·米勒、莫里斯·赫佐格等斯克城的男孩子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车沿着奥尔顿的公路驶来驶去，寻找最好吃的汉堡包。小餐馆或餐车上的食物比自助餐厅出售的贵一点，不过正如大卫的父母认为农村的中学不够好一样，他们每星期给他五块钱让他去校外吃午饭。回首往事，他很为父母的慷慨和自己的自私感到惊奇，他简直就是一个少年强盗，渴望吃到汉堡包、被人接纳、油箱里有燃料。


    学校给学生一节课的时间吃午饭，也就是五十五分钟。找到地方、吃完汉堡包后他们还有时间开着车四处走一走。在四十年代后期的宾夕法尼亚州，战后的繁荣带来的变化尚未真正出现，除了连接奥尔顿的那一側铺着电车轨之外，从奥林杰向任何方向走五分钟便来到了乡下。这里是山区，蜿蜒的乡间道路把一所所孤零零的农舍连接起来，不时亦可见到一家杂货铺，门外摆着两只生锈的油泵，是一家飞马公司做的广告。大卫还记得顶着风站在朱莉娅的“史蒂倍克”后座上的情景，再就是背靠折起的敞篷车顶，身下是被阳光灼热的金属，望着蓝天和绿树在头顶上令人目眩地交替飞速闪过。


    沙岩砌起的已倾斜的小墓塚、叫不上名字的一丛丛人工培植的茂密常青树到处可见。若不是有那些鲜黄的蔬果、桔黄色的南瓜和门廊上那个戴一顶小帽的老妇在看守东西，那一幢东倒西歪的农舍像是早已废弃了。即将颓然倒塌的冷藏室、古老的炼铁炉留下的大片废墟、小溪上哗哗作响的一个个小瀑布吐出棕色的泡沫、种玉米、裸麦、烟草的田野、放牧牛群的牧场、正在开花或累累果实已压弯枝头的桃树和苹果树—这一切向这一伙中午出游的少年倾泻而来。除了同伴和飞车带来的惬意，他们几乎忘怀了一切。大卫驾着黑色的旧雪佛兰车出游时会玩一个把戏，它看起来危险，其实倒也不尽然，不过每一回仍不免使他的乘客大喊大叫。他在一座山顶上挂空档，人站在车门外的踏板上，手伸进车窗掌握方向盘。碰到另一辆车的机会不大，因为道路是战前铺的、供马拉的运货车行驶的土路。这些道路很快会拓宽，开天窗的小农舍或用石头砌起、筑有一道土坡的牲畜棚会被人推平，以便除去弯路、使路面更平直。不过眼下这里是召唤有驾驶执照的少年前来探险的空旷迷宫，它召唤他们走出拥挤的大厅和教室、告别喷过香水、头发梳得溜光、穿毛背心、灯芯绒衬衫、牛津鞍鞋、懒汉鞋的大群同学，远离吵得沸沸扬扬、有关聚首、别离、精心策划的丑行的爱情故事，也不再顾及按照奥林杰的标准所做的等级划分，即那些体面地进来、灰溜溜的出去的人，也即那些魅力十足、值得羡慕的人和许许多多既无魅力也不值得羡慕的人。


    老同学的聚会暴露出昔日大家都敏感地觉察到的对某人的种种歧视与此人成年后取得的业绩完全不符。以前在班上从来没有人注意那个逗人发笑、说话结结巴巴的乡巴佬。他去了马里兰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苗圃帝国，在聚会的餐馆外面停着一辆银白色的“美洲虎”。当时没有人理会那个离了婚的女人的女儿，大家都瞧不起她、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怪物，如今她成了芝加哥一家公司丰姿绰约的行政主管。班上爱出风头的人做了教师和警昨晚刚洗的衣察，不苟言笑、沉闷乏味，肩负着维持本地秩序的重任。给最近才做了爸爸的人的奖品被一个在大家记忆中从未参加过一场舞会、从未同女孩子约会过的人夺走，他的第四任妻子朝气蓬勃，穿一件低开胸超短缎子连衣裙，让人无法把她同五年前来过的第三任区分开。班里舞会上没有舞伴的姑娘们都变得落落大方、一副泼辣的乡下女人的姿态，而从前她们几乎不引人注目，不过是在以自己丝毫不起眼的平淡衬托那些女明星的存在，听凭她们博得喝彩、炫耀自身的美貌。班上的女王们则让她们的素质畸形发展：大胸脯、活泼、鲁莽、靠狡诈培养起硬心肠，这些素质使她们与众不同。


    朱莉娅一直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虽然意识到了但不予重视。她最能反映个性的表情是苦笑，好像在问：“我又能怎么样？”据大卫的观察，她在高速驾驶她的敞篷车或在午餐桌上抽烟时表情变了，她变得有几分像男人一样严肃、专注，她的栗色秀发贴在脑门上，在风中剧烈飘荡。抽烟时她的下巴会伸出来，她会像男人那样眯起眼睛。她到哪儿去总会带上一个跟班，比方说小多箩西，更加深了班上那一伙精英人物的印象，难忘而又奇异。长得漂亮、充满活力的姑娘们纷纷亲近她，把她吸纳进她们的圈子中去，尽管她自己并不乐意。她对那些主动示爱的男孩子不屑一顾，认为他们荒唐可笑，对伴随而来的种种歪曲事实的小道消息也置之不理。大卫看得出来，那时她没有性生活，也许是回到斯克城后才有的。那两个男孩威尔伯和莫里斯也参加午饭时的驾车出游，他们表现出带土气的温和，待人接物却还老练，仿佛人生犹如一潭没有暗流的清水，仿佛午餐时辰那些漫不经心的出游并非是旨在培养团队精神、磨练意志的运动，令人赏心悦目，也并非要逃避奥林杰中学和周围半独立的砖房组成的社区强加在众人头上的秩序。然而大卫喜欢朱莉娅身上某种消极的东西，某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这使他不必想法去改进他俩愉快却又没有性事的关系。即使朱莉娅在这第四十五届聚会之前亲吻过他，他也全然忘记了。


    他们的乡间游历带来了社交上的回报。朱莉娅的“史蒂倍克”或多箩西的敞篷旅行车会在周末出现在大卫的农场里，大卫的妈妈本指望借此让家与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她们会把他载走，车上还有一帮乘客，不仅是斯克城里感觉迟钝的伙伴们，也包括玛米、贝蒂·卢和安这些被裹胁来的宝贝儿，以及她们认为尚可为人接受的男孩子们。借助朱莉娅的魅力和美国汽车工业的力量，大卫重新参加了自五年级起便被排斥在外的那些神秘、无聊，却又不可少的聚会。这群人去打保龄球、在烟雾缭绕中用两付扑克打桥牌、看小孩子才看的电视节目，或是驾车去一个有平台和供人跳水的跳板的池塘。这些全是为了聚到一起、呆在一起而制造的脆弱借口。在做这些可做的事情之余他们也隐隐约约地觉悟到设计、限定自己的生活的时刻快要到来了。当时大卫已在按照妈妈的指导去计划从奥林杰中学毕业后的日子，所以这些聚会对于他而言的确是晚了一些。但是他仍因回到一个团体里而感到高兴，以后又带着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被别人接纳的自豪感去闯荡世界。


    不过在今晚之前大卫并没有清楚地看出他之所以为人接纳全是朱莉娅的功劳，是她送给他的一件礼物，尽管她自己并不很看重此事。她逃离学校以后的生活他知之甚少，也不需要知道，大体上是嫁了一个斯克城的丈夫、生了一大群孩子、患了各种病，还有过给人生最后添上致命的苦涩味的种种失望。只有十几岁时她便尝过了这一切。唉，一个人又能怎样做？我们最后留下的只不过是一种人生姿态而已。她在那些早已消失的喧闹大厅里挺直身板走路的姿势使她裹在老式尖胸罩和细羊毛背心里的Rx房高耸出来，而她的腹部绷得紧紧的，一点也未隆起，好像是刚刚深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唱歌。


    明白了自己究竟是何种人，又再次见到朱莉娅·赖登豪瑟，这是他感觉轻松、高大、感恩戴德的原因。可是他为什么在强烈冲动的驱使下把她介绍给妻子呢？他望着妻子在奥尔顿郊外的汽车旅馆里走来走去、慢悠悠地脱衣服、把胸罩随手放在一个毛巾架上。她在吹毛求疵地抱怨这个小地方的旅馆的供应不足，如卫生间里摆着速溶咖啡，却没有淋浴帽或浴液，不过仍平静得可爱，表面上有几分恼火，实际上却心不在焉。女人是一个圆周，但是她的圆心并不在正中。大卫在想不知自己能否活到第五十次聚会的时候。玛米对着麦克风讲了此事，她讲话时像小孩子似地卷舌头，绘声绘色地说到一些不同反响的活动，如坐船在切萨皮克湾里游弋，甚至到百慕大群岛去住上一星期，在旅游淡季花销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贵。她要大家都给她写信，谈谈自己的想法。“请附上你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正确地址，以便编印同学录。信件没法再转寄啦，以前替我们转信的父母已经——已经不在了。”帮帮忙吧，她说，我们正在几代后辈的人海中消失。奥林杰中学已不复存在，五十年代重新划片时这个校名被吞没了。到了七十年代，校舍本身已及它的橡木走廊和铺垫在底下的大片石棉一起被夷为平地。在第二十五届聚会时给大家的见面礼是从瓦砾堆里抢救出来的黄色砖块。


    大卫向妻子宣布道：“也许这是我拽着你去参加的最后一次聚会。”


    她心烦意乱地望了他一眼，目光中流露出怜爱之情。“想参加第五十届聚会了？哎，我并不讨厌他们。他们都是很不错的人，真的，只是从来没有去过什么地方。”


    “我想他们认为自己哪儿都去过了。你觉得朱莉娅怎么样？”朱莉娅不等舞会和饭后的酒会开始就同多箩西一道走了。布奇·福格尔放了一部他父亲拍摄的八毫米电影，先是193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游悬挂昨晚刚洗行的实况，以后是在那座路德派教堂旁的空地上举行室外宴会的情形。大卫全神贯注地看电影，在胶片上一闪而过的人群中找到一位挥舞着雪茄的主日学校的老教师，还有那一位替他接生的秃顶医生，以前他常带着打开的小黑包来看病。在极短的一瞬间里大卫年轻的父亲的脸在镜头前闪过，接着便是镇上那个每逢圣诞节总要扮成圣诞老人给人分发用红纸包好的“齐菩福”牌盒装巧克力的胖警昨晚刚洗的衣察。大卫在飞速闪烁而过的人群中寻找自己，可那时他该是只有五岁。他能辨认出自个儿吗？


    “她是哪一个？”


    “个子比较高，鹰钩鼻子，头顶上的头发全白了。”


    “她倒是真显得跟别人不大一样呢。”


    “那是她的作风，不过她并不真的与众不同。”他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她们碰面、要她们触碰对方了，他为认识她们这两个女人而感到骄傲。在结识朱莉娅之前他只认识一些尚为长大成的短袖，单件人的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