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创作谈：妹妹的心事

    在今年的澳门文学节上有一场活动，是与爱尔兰的作家克莱尔·吉根对谈。


    吉根是我一直喜欢的小说家，《南极》和《走在蓝色田野上》两本小说集都读过不止一遍。


    毫无准备地开始发言，我就谈起了这篇叫做《大乔小乔》的小说。也是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它和吉根的一篇小说存在某种关联。李翊云说，她会用小说去和那些她喜欢的作家的作品对话。比如她喜欢威廉·特雷弗，喜欢他的《三人行》，于是写了《金童玉女》。《三人行》是个相当神秘和黑暗的小说，讲的是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以及一个爱慕他女儿的年轻男人之间的故事。三个人形成了稳定的三角形。因为种种原因（我认为剧透那个精彩的小说里包藏的秘密是不道德的），老人的存在，成为两个年轻人交往得以维系的前提，如果有一天老人死去，这对男女将无法面对彼此。在《金童玉女》里，李翊云也写了一组三角形的关系：一个老年女人和她的儿子，以及一个闯入他们生活的女孩。但是背景是九十年代的中国，人物的性格和困境也不同，小说呈现出迥然相异的气息和质地。如果不是她自己提及，没有人会在读《金童玉女》的时候想到《三人行》。但是如果知道了再去读，就会觉得《金童玉女》和《三人行》犹如镜像一般存在，很有趣。


    吉根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姐妹》。在那个小说里，有一对出生于爱尔兰乡下的姐妹。妹妹嫁到城里，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奢侈生活。姐姐则留下照顾年迈的父母，耽误了婚事，多年来孑然一身，父母死后，她继承了田地。妹妹每年夏天带着孩子回来，在姐姐这里住一段。但是这一年不一样。她来了就一直赖在这里，似乎没有要走的意思。姐姐忍耐着，每天伺候她和她的孩子，直到最后一刻，姐姐爆发了，她揭穿了真相．没有缎子窗帘，没有洗碗机，一切都是捏造的，妹妹已经被丈夫抛弃了，她回来是想侵占姐姐的土地。但是姐姐告诉她，这里的一切是我用三十年的时光换得的，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把它夺走。故事的最后，姐姐站在镜子前面为妹妹梳头，就像小时候那样，妹妹有一头姐姐一直羡慕的金色长发，忽然姐姐拿起剪刀，咔嚓一下剪掉了妹妹的头发。妹妹惊恐地尖叫起来。小说结束于此。女孩之间，因为妒忌而剪发的情节，并非吉根原创，菲茨杰拉德写过一篇《伯妮斯剪发》，好看女孩的头发也这样被恶狠狠地剪掉了。《姐妹》是不是在与《伯妮斯剪发》对话，不得而知。但这丝毫不妨碍《姐妹》成为一篇出色的小说。我喜欢那个孤独、隐忍和倔强的姐姐，她捍卫着她手里仅有的一点东西，那是她的存在于世的凭借。


    《姐妹》收录在短篇小说集《南极》里，我大概是在２０１１年读到的。虽然重读过，但也早已忘掉了。我把自己称作是挥发型的阅读者（这个领悟来自喝酒，我喝了酒会脸红，酒气浓重，但是几小时后就完全散尽了，好像根本没有喝过一样）——我记不住任何书里的句子，想要在写文章的时候援引它们几乎没可能。大概过一年，我就会忘记小说里的大部分情节，记住的可能只有零星细节，三年后再被问起某本书，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读过，因为——，嗯，了无痕迹。


    这样倒是也有好处，从来不用担心所谓“影响的焦虑”，只要时间够久，不怕有什么大师的杰作是不能忘记的。


    2017-2《收获》刊载张悦然中篇《大乔小乔》


    写《大乔小乔》的时候，我早已把《姐妹》忘得一干二净。我唯一记得是剪发的细节，那是读了菲茨杰拉德之后，产生的重叠印象。但是菲茨杰拉德和吉根已经纠缠到一起，到底是谁先写的，我已经搞不清。《大乔小乔》的源头，是我在豆瓣认识的一个朋友Ｒ，她在瑞典读经济学博士，到波士顿做交换学生一年。我们在冬天的波士顿碰面。她拘谨害羞，但又闪耀出某种深邃的智慧。她把玛丽莲·罗宾逊的《管家》推荐给我，带着我在下过雪的哈佛大学游逛，指给我看她平时看欧洲艺术电影的小剧场（当天有一部我忘记名字的大师的电影在上映，但我还是更乐于去附近的小店购买滑雪衫和马克杯）。后来她回国，我们又见了一面。她讲给我听一些她研究的课题，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把土豆带到欧洲。而土豆的引入，对欧洲总体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她随口说起刚从一个研究计划生育的学者那里听来的故事：一对姐妹，合法出生的姐姐终于不堪家庭压力，在多年后自杀，不合法的妹妹却好像没有受到影响，健康地活着。在她的引荐之下，我见了这位学者，他送给我两本无法公开出版的关于计划生育的书。我再次询问了那对姐妹的故事。我想知道妹妹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妹妹考取了大学，正在湖南读书。她现在过得开心吗，我问。学者耸耸肩说，哦，那孩子啊，有点没心没肺。


    我并没有写，甚至没有做任何笔记。挥发性人格导致，我把这件事很快也忘记了。直到２０１６年春天，我生病在家，有了大把空闲的时间，于是想起了那对姐妹。我发现我一直惦记着那个妹妹。按照时间来说，她应该已经大学毕业，步入了社会。我想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是否走到了阳光底下。当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她一直活在阴影底下，那只是我的想象。在我的想象里，她有在都市生活里渐渐强壮起来的身体和意志，也有不断妥协和失去的自我。她和城市生活搏斗，失去很多，流了不少血，但是她得活下去，因为她是她，她也是她全家。生病时候的白天总是很长，我就放任自己散漫地写下去。不知不觉写了四万多字。病好了，我抛弃了这个和我患难与共的小说，看都没再看它一眼。夏天以后变得忙碌起来，然后写了别的东西。直到年末，才又把它拿出来。


    小说里有一段，姐姐和妹妹站在河边，看到一个放风筝的小孩掉到水里淹死了。姐姐感觉自己看到了水怪，拉着妹妹赶快跑。妹妹不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到人群都散去，妹妹爬到树上，把死掉的那个小孩的风筝摘下来，拿回家去了。很多年后，姐姐对妹妹的男朋友说，这就是我妹妹，她想要什么是不会说的。妹妹想要什么呢？想要代替姐姐，成为合法存在的、爸妈唯一的孩子。她一直站在阴影里，像所有照不到太阳的植物一样，心里长出幽曲的枝蔓。


    如果说吉根的《姐妹》写的是姐姐的心事，那么《大乔小乔》写的是妹妹的心事。但是发生在爱尔兰乡间的故事，和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显然不会一样。我没有姐妹，我周围的朋友也没有。在我们的童年里，有姐姐妹妹是不对的事。就好像马蹄莲茎上开了两朵花，没人会觉得好看，只会觉得畸形。小说中，妹妹的内心有一场善恶的角力。说成是善恶也许有点粗暴，确切地说，是顾念亲情还是保护自己。童年里的资源匮乏，导致她格外小心翼翼地捍卫着自己赢得的那一点东西。但她最终发现，自己也许并没有真正赢得什么，她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无法把握。


    回头去看，《大乔小乔》也和《姐妹》构成了某种镜像的关系。一如《姐妹》里妹妹的回归，扰乱了姐姐的生活，在《大乔小乔》里，姐姐的出现，打破了妹妹维系的平静，构成了某种威胁。而且非常诡异的是，这个小说里的姐姐也有一头美丽而傲慢的长头发，在夏天的夜晚飘啊飘，散出香波的气味。谢天谢地，妹妹最后没有去剪姐姐的头发。因为她不需要这么做了。残酷的现实就会铰去姐姐的长发，根本不用妹妹去做什么。她只要看着就好了。然而看着姐姐消失，就是与隐形的凶手合谋吧。这是中国和爱尔兰的不同。和女性处境的卑微相比，这里有更大的卑微存在。关于阶级，关于律法所决定的被诅咒的生命。同样的姐妹故事，发生在这片土地，绝对不可能结束于剪掉一缕秀发。


    《大乔小乔》这个名字是后来取的，有个乐队就叫这个名字，我很喜欢他们的歌。在一首歌里，他们唱道，忘记的不会消失，它们躲在树后面。所以很多看似被忘记的东西，并不会真的消失。我们总会再次相逢，在春天里的某一棵大树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