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鞠躬，国王杀人（2）

    一个人消失的后面，只有沉寂，只有亲人和朋友圆睁的双眼。城市王不会暴露自己的弱点，他蹒跚时人们以为他在鞠躬，他鞠躬时却在杀人。我的王不会随便说说，我爱你们大家所有。他尖尖嘴的皇家犬，身着草绿华美制服，佩戴波纹的铁项圈。夜晚提灯下雪花飘扬，犬的跳跃与呼吸一样，像某人尽失人间之爱，清晨躺在狗腹中安身。村庄国王“微微鞠躬”，他摇晃着，仿佛周边的一切都在摇晃。我们生活的地方自我蚕食，直到连人一起吃掉，直到人们死在自己手上。只有城市国王践约着“国王鞠躬国王杀人”的后半部分。城市国王的手段是恐怖，不是村人与生俱来的害怕，而是有计划的、贯穿神经的、冷酷地强加于我们的恐惧。我从村庄花边来到城市的柏油路地毯，这里虽然没有死亡之日的陈列馆，但国家制造的死亡却爬上脚踝。头几年，这些恐怖的场景只发生在陌生人身上，我只在一般意义上感到害怕。离得近，为的是不看见，远远躲开，想搞明白它针对谁。本能的同情一时攫住我的神经，然后又离我远去。我站在那儿，看着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被逮捕、被殴打、被踩踏，我攥紧拳头，紧闭双唇，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直到疼痛为止。然后我继续前行，上腭干燥，喉咙冒火，步伐僵硬，仿佛胃和双腿充满腐臭的气体。内心充满因无力阻止而带来的软弱的犯罪感，夹杂着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卑劣的幸运感。实际上，每个围观的人都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因为除了呼吸，没有什么还被允许。要想找借口整人，放眼望去，比比皆是。


    几年后，我的一些朋友也被跟踪，被审问，住所被搜查，手稿被没收，被大学开除，被抓捕。之前只是隐约感到的压抑气氛，这时变成了具体的恐惧。朋友们在什么地方被如何折磨，我都很清楚。我们经常在一起商量，在诙谐与恐惧之间，鲁莽而烦乱地寻找出路。但既然不想改变初衷，就不可能有出路。迫害就这样一步步走近我的生活，几年后终于落到我自己身上——他们让我刺探工厂的同事并向他们报告，被我拒绝了。于是，发生在朋友们身上的审问、搜家、死亡威胁，我开始逐一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我大致能判断出，下一次审问时，下一个工作日，或下一个街角，会有什么样的陷阱在等待着我。


    我知道，目光因恐惧而放大，不论说话还是写作，大脑的迷失离所有现存的语词远去，但对于两个朋友的死，我还是有义务写点什么。像当年在宽广而碧绿得放肆的山谷为乳飞廉找名字一样，我也为我们共同拥有的恐惧寻找适当的词。我想告诉大家，在今晚、明早、或是下个星期，当生命不再理所当然地存在的时候，我们彼此赋予了怎样的友情。“因为害怕，埃德加、库尔特、乔治和我天天待在一起。即便一起坐在桌边，恐惧依旧和我们来时一样，在每人心中独立存在着。为了掩饰，我们不停地笑，但恐惧还是会离开预定轨道。控制了表情，它会溜进声音，将表情和声音牢牢掌控，它又会离开手指，冲出皮肤。它附着在周围所有的物品，我们能看见各自的恐惧停在了哪里。深刻的了解和依赖让我们彼此常常难以忍受。”


    审我的人轻蔑地说道：“你以为你是谁！”这不是问句，正因为不是问句，我更要抓住机会：“我是和你一样的人。”这很有必要，对我很重要，因为他跋扈得似乎已经忘了这一点。在暴风骤雨般的审问中，他骂我狗屎、垃圾、寄生虫、母狗，平静点的时候叫我妓女或敌人。在审问间隙，他需要我填补他当班的时间，我像一块被揉来揉去的破抹布，只为展示他的敬业和权力而存在。离下班还早，他就在我身上做疲劳实验，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反刍着他已经咆哮了无数遍的废话。我不能走，否则钟表的滴答就失去了意义，否则他就失去了折磨人的对象。每次咆哮过后，他会在我身上玩猎“人”游戏。练习不能中断，这是他惬意的休闲方式。审问者的每一种情绪都有固定模式。童年时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于此显得陈腐，这样的问题只能发自内心，摆到桌面上，会给人逆反的感觉。人天性中的固执使他热爱生命，学会喜欢生活，使每一天都拥有价值。告诉自己我活着，尤其这一刻我要活着，这就够了，这比想象的更具有生命意义。它是经过检验的生命价值，和呼吸一样有效。生长于内心，抵御所有外部形态的生命欲望也是王，一个难以驾驭的国王。我了解它，所以从来没有尝试用词语去表达，我把它的名字藏了起来。后来我想出了一个词叫“心兽”，这样可以不必直接说出就能称呼它。多年后，当这段时光离我远去，我才从“心兽”走到那个真正的词——“（国）王”。王微微躬身，夜如常步行而来。厂房屋顶倒映在河里的，是两只反穿的鞋，早早就闪烁着霓虹的惨白。一只鞋踢向我们的嘴将它封杀，另一只将我们的肋骨踢软。霓虹鞋在清晨熄灭，野苹果诙谐槭树羞红了脸，天边的星星一如爆米花行进。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方言中的韵律很早就将我引向国王：allein-wenig-koenig（独自—少—国王），我在山谷放牛时就开始把玩韵律与祖父象棋里的王：alleinig-wenig-Kenig。我熟悉方言中押韵的墙报、经文和天气谚语，小时候对它们很认真。等到了城市，少年的我开始嘲笑这些玩意儿。高中的岁月都消耗在歌德和席勒的长篇叙事诗中，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像敲地毯一样没头没脑地打着节拍：“穿过夜和风？/父亲与孩子”，还有，“雷诺蕾迎着朝霞出发/从沉沉的梦境醒来：/‘威廉，你是不忠，还是死了？/你还要犹豫多久？’”更糟的是那些颂歌：“我爱这片土地，它托付给了我/托付给了你，还有你，和所有的劳动人民/她的话语亲如母亲/为着和平，为着社会主义，为着幸福和力量。”韵律在这里磕磕绊绊，敲地毯也敲不出节奏来。如果连续朗诵六七段，听起来像头上被打了洞，令人感到一种难忍的韵律恶心。


    后来接触到特奥多尔·克拉默（TheodorKramer）和英格·米勒（IngeMueller）的天才诗句，我在其中感到一种小心翼翼的、敏感的节奏，仿佛诗人在创作时，他的呼吸在太阳穴的盒子里轻叩。我沉迷其中，不用特意学习，就可以倒背如流。这些诗句注视着我的生活，它们就是我的生活，在和我说话，能自行走进我的大脑。我过于钟爱这些诗，以至于我不敢去探究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到今天依然认为，如何下功夫都无法使我们接近这两位作家的独特之处。我开始从报纸上剪下需要的词语，起初并没想到拼成诗歌，只是因为经常出门旅行，想给朋友们捎个信儿，往信封里塞点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本位主义摄影师镜头下的明信片。在火车上看报时，我把残缺的图片和词语一起粘在一张白色卡片上，或者拼成一两个句子，比如：“由此可见这个执拗的词”，或“如果一个地方是真实的，它就会轻触渴望”。起初我为报纸上松散的词也能有所作为感到诧异，接着韵律就自然流淌出来。我在家剪报的习惯由来已久，我随意把它们铺在桌上，看着看着，它们自己就组成了诗。基于对特奥多尔·克拉默和英格·米勒的诗句的信任，我接纳了那些未经加工、在桌面上偶然组成的诗句。这些词彼此相识，因为它们必须共同分享一小块地方。我无法把它们赶走，诗兴就这样渐次浓厚起来。从一开始我就会剪下所有见到的“国王”字样，绝不会把它留在报纸上。有一次，在拼贴之前，我数了一下，桌上并排摆着二十四个“国王”。我把第一个“国王”放进句子里，韵律也随之飘然而至。这说明通过诗歌能够接近国王。我们可以请他出场，诗韵将国王逼到他引发的心跳节奏，然后划一条光滑的弧线进入他制造的惊惶。韵律盘旋而起，整齐划一。整个诗句换步行进，与其他诗行协同一体。我们也可以逆向梳理韵律，把它们藏在句子中间，然后看它们如何将丢掉的再吞回去。句末的韵律可以浓墨重彩，立体地展现，但阅读时不宜强调，要隐藏在声音里。


    “国王”在我小时候就已植根于脑海。他隐身于事物中，即便我一个字都不写，他也存在着，以一个家喻户晓的恶人形象存在着，为着掌控生活中出现的新的错综复杂。国王现身之处，不会见到仁慈。然而，在生活远离可表达的范畴时，他可以整理生活，无须词语就能对付它的杂乱无章。国王一向是需要被经历的，而不是被说出的词，靠说话无法接近他。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在那些时日，恐惧或多或少一直伴随着我。“心兽”与被经历的“国王”不同，它是一个被写下来的词。它在纸上诞生，写作时用来代替国王。因为我在死亡恐惧中必须为生命渴望找一个词，一个我当年在恐惧之中无法拥有的词。我需要一个像国王一样的双刃词，胆怯而专横，必须能进入身体，成为一个特殊的内脏，一个可以承载周围一切的内在器官。我想与住在每人身体里的无常对话，那住在我心里、也同样住在那些强势人物心里的无常。它不认识自己，被以不同方式填充着。随着偶然的进程与内心愿望对我们的改变，它有时驯顺，有时狂野。


    到德国后的第一个除夕夜，午夜时分，国王突然出现在派对上。当时，客人们都在铸铅，我注视着勺子里熔化的铅在凉水中滋滋冒气，凝固后成为一个全新的模样。我心里清楚，国王也是这么出来的，心兽亦然。大家让我也来铸一个自己的新年幽灵铅，可我不敢，笑着抽身离开，怕他们看出破绽：神经极度破裂的人最好不要铸铅。别人心里充满明亮的幻想，而我的顾虑太多太多，我怕幽灵铅会封锁我的心兽，让它整整一年都来烦我，在我想抓它时捆住我的手脚。所以我不要铸铅。还有——恐怕这是同一问题的延伸——，我担心大家从我的勺子里爬出来的东西上，看到我内心的残破，看到我如何费劲心机用“心兽”来定义我的内心状况。


    在弗里茨·朗格（FritzLang）那令人压抑的电影《橱窗中的女人》（中文另译名：《绿窗艳影》；德语译名：《危险的相遇》）中有一句台词：“你走进了一个几分钟前还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境。”我意料到了，我意料到这铸铅游戏会暴露一些我无法意料之事。国王追赶着我，从乡村来到城市，又从罗马尼亚来到德国。他是我一些永远无法明白的事物的反映。当大脑迷失，词语失灵时，它将这些事物拟人化了。所以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喜欢说：啊，国王来了！


    到了德国之后，一个朋友被发现吊死在住所。我知道朋友留下的地方，国王又一次鞠躬杀人了。罗兰德·基施，年仅二十八岁的建筑工程师，寡言少语，话音轻柔，不事张扬，喜欢写诗和摄影。我被宣布为国家敌人后，不论我在罗马尼亚还是在德国期间，他从未像别人一样与我断交。我定居柏林后，他明知有危险，还是不断给我写卡片。我曾希望他断绝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同时又盼望收到他的来信——这意味着他还活着。他最后的消息，是他死前几个星期寄来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们曾经常散步的一条街道，在我走后变化很大：街上新铺了有轨电车道，轨道上长满半人高的野胡萝卜，开着金边白伞花，似乎在向我预示朋友身处危险。我从那里抬脚离开后，我们的距离被拉开，随性的交往被没收，无法再直抒胸臆，阅读来信时要在它的小生境中寻找隐蔽的含意。野胡萝卜是我们分离的意象，我想，也许所有注视着人类无望的植物，都可能变成野胡萝卜。卡片背面只写着一行字，字体很小，仿佛不打算把纸上的空白填满：“有时我只有啃啮手指，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句话的分量，比它所有词加起来所能表达的内容要重得多。它引领我们走到词语无法忍受自身之处，包括我们引用他的话时需要使用的词语。不是因为这句话，而是因为这个人，人本不应该像他一样，待在这样的一句话里，但他也是逼不得已。


    他死去的日子和这句话的情况类似，是五一。在劳动节这一天，热衷于草菅人命和建纪念碑的独裁者干掉了一个建筑工程师。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觉国王扼住了我的脖子。让我们想象一下：晚上你独自坐在家中，有人敲门，你打开门，然后就被吊死了。邻居们现在回忆说，当晚他们听到不止一个人的喊叫，但没有一个人去帮忙。尸检也被拒绝了，因为国王不允许别人看他的牌。死亡证明书上，官方的结论是自杀。问题是：原本的计划就是吊死，他反抗时头被套进了绳索呢，还是被审讯和拷打致死，刽子手不知如何处理尸体，又把他吊上去的。吊死是预谋好的，还是因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只好在匆忙中，在蔑视中，或者只是为了好玩儿，临时的一个处理办法。杀人者是职业特工，还是被雇佣或是被胁迫的罪犯？


    死亡带给我的震惊，尸检被拒绝的事实，使我想起童年时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村里的桑椹国王。无可争议的自杀，却不得不做尸检。他在患晚期癌症的最后日子里，只能得到盘尼西林，因为医生没有足够的吗啡。在无法忍受的病痛中，他与死亡定了个约会。他的后院有一棵桑树，上面靠着一架梯子。每年他的鸡都学会在树上睡觉。一到晚上，它们顺着梯子爬上树冠，一排排蹲在树枝上睡觉。天亮后，再顺着梯子下到院子里来。死者的女儿说，通过几个星期的训练，他让鸡们熟悉了他，这样他在上吊的时候，鸡没有受到惊吓飞起来，也没叫一声。那天夜里，院子里非常安静，悄无声息。她夜里三点醒来，起身去看看父亲。床上只有睡衣裤，人不见了。柜子门开着，衣架和他最好的一身西服不见了。她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可能想到院子里走走，减轻一点痛苦，但也不需要礼拜时穿的西装啊。她大着胆子来到院子。月光如洗，院子从黑暗中浮出，鸡像往常一样蹲在桑树上。白色的，尤其是那些白色的鸡，她强调说，像陈列柜里的白瓷餐具一样泛着光。他就在鸡的下面，吊在一根树枝上。他是我的邻居。事情发生后，我再看那棵树时，脑子里总是发生错觉，我不断对自己说：他们用的是同一个梯子，他和他的鸡。盘尼西林医生并不自责，他竟敢怀疑这不是自杀，坚持要做尸检。他把衣冠整齐的死者的尊严从他最好的西装上扒了下来，在炎炎夏日，在院子正中间，靠着桑树的梯子架起屠宰桌，扮演起尸检专家来。死者被解剖，放进他房子里最漂亮的房间后，棺木的盖子立刻被盖上。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看见了他脖子上深蓝色的勒痕，像树上桑椹一样的靛蓝。像鸡头上有冠一样，他脖子上的条纹就是他的冠。死者辞掉了肉身的陪伴，走进另外一种宁静的物质，逃进了果肉里。带着脖子上的勒痕和好西装，他把自己变成了树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桑椹。他是走入地下的桑椹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