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晚餐后，费德尔太太提议大家收听那档节目。她那股热忱、对这节目的怀念，特别是对有巴迪跟我参加的那些早先的日子的怀念，使找心神不安。今晚。这节日偏偏是从圣迭戈①附近海军航空兵某基地播出的。尽是些学究气的问答，实在太多了。弗兰妮听来像是得了感冒。佐伊处于富于梦想的巅峰状态。播音员要他们谈住房建设的问题，那个伯克家的小女孩说她最讨厌一模一样的房子——意思是—长列完全同样的根据‘发展计划’造的房子。佐伊说它们‘挺好’。他说，回家的时候走错—所房子，那多好啊。走错了，和陌生人—起吃晚饭，睡在别人的床上，早上跟大家吻别。认为他们是自己的家里人。他说，他甚至希望世间人人都长得一模一样。他说。这样你就会老是以为你碰到的是你自己的妻子或是母亲或是父亲，而人们也会不管到哪里老是彼此拥抱，这样不是‘挺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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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注①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海军军港。


    “整个晚上，我感到幸福得有点受不了啦。穆莉尔和她母亲亲热极了。当我们一起坐在起居室中时，我觉得这分亲热劲儿真太美好了。她们熟悉彼此的弱点，尤其是跟人交谈时的弱点，所以用眼神来提醒对方。费德尔太太用目光留意穆莉尔谈‘文学’时不要流露出低级趣味，而穆莉尔的眼睛则留意她母亲别老毛病发作，夸夸其谈，噜苏不堪。她们万一吵起架来，也没有造成永久分歧的危险，因为她们是母女俩嘛。这又可怕又可爱的现象，值得一看。然而有些时候，我心醉神迷地坐着，巴不得费德尔先生在讲话方面更积极一点。有时候，我感到真需要他。有时候，说实话，我从前门进去时，感到真像在走进一个不整洁的由两个俗家女人组成的女修道院，有时候，我离开时带着异样的感觉，好像穆和她母亲俩在我一只只口袋里塞满了内装唇膏、胭脂、发网、除良剂等等的小瓶和软管。我对她们不胜感激，但不知道该拿这些无形的礼品怎么办。”


    “我们今天傍晚降旗式检阅后没有立刻获准外出，因为有人在来访的英国将军视察时把来复枪失手掉在地上。我没法赶上五点五十二分那班车，所以和穆莉尔相会迟了一个钟点，在五十八号街轮花菜馆吃晚饭。整整一餐时间，穆心情烦躁、眼泪汪汪，真正心烦意乱、胆战心惊。她母亲以为我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显然她曾对她那位精神分析学家谈起过我，他同意她的看法。费德尔太太曾要求穆莉尔谨慎地打听打听我家有没有精神病患者。我发现穆莉尔实在天真，竟告诉她我手腕上那些伤疤是怎样得来的，这可怜又可爱的妞儿啊，然而，听穆莉讲，这一点倒不及其他两三桩事那样使她母亲担心。其他三桩事。—，我回避人们，无法跟人相处。二，我明摆着有什么‘毛病’，因为我至今尚未跟穆莉尔发生关系。三，费德尔太太有天吃晚饭时听我说我希望做只死猫那句话后，显然有好几天老是想不开。上星期有天吃晚饭时她问过我，等我离开部队后打算干什么，我打算在原来那家学院继续执教吗？我到底想再教书吗？我考虑回到广播电台，也许当个某种‘评论员’吗？我回答说，依我看战争怕会永远打下去，我只拿得准这—点。如果终于恢复和平的话，我情愿做一只死猫。费德尔太太以为我在说什么俏皮话。玩世不恭的俏皮话。听穆莉尔说，她母亲以为我非常玩世不恭。她以为我这极其认真的意见是在开玩笑，应报之以轻快、悦耳的一笑。但给她这—笑，看来使我多少有点神思恍惚，所以没有当场跟她作解释。今晚我才告诉穆莉尔，有一回有人问一名佛教禅宗的法师，世间最贵重的是什么，法师答道，一只死猫最贵重，因为谁也无法给它定价，穆听了松了一口气，我而且看出她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家去使她母亲安心，我那句话原来是—无恶意的。她乘出租汽车送我到车站。她真太可爱了，而且兴致很高。她想教我怎样微笑。用手指头撑开我嘴角边的肌肉。看她哈哈大笑，真是赏心悦目。上帝哪，我跟她在一起多开心啊。但愿她跟我在一起能感到更开心。我有时能逗她笑，她看来很喜欢我的脸、双手和后脑勺子，而且她在告诉她的朋友们她跟那个参加‘聪明孩儿’广播节目有好多年的比利•布莱克已经订婚时，得到莫大的满足。我呢，认为她对我感到一种母性和情欲交织在一起的冲动。但是总的来说，我并不使她真正感到幸福。上帝可以作证。我唯一的莫大的安慰，便是我的爱人对婚姻制度本身怀着—种始终不渝而根本坚定不移的热爱。她生来就有股强烈的冲动，要求把‘做小人家’的游戏—辈子玩下去。她一心把结婚作为目标，真是荒谬之至，但又叫人感动。她希望把皮肤晒得黑黑的，然后在某家豪华非凡的大饭店里赶到服务台的接待人员面前，问他她丈夫有没有来拿信件。她希望上铺子去选购窗帘。她希望去选购孕妇服装。她希望搬出她母亲的屋子，不管她自己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这—点，而且尽管她对她母亲感情极深。她希望有孩子——长相好看的孩子们，面貌像她，而不是像我。我还有种感觉，她希望每年从盒子里拿出自己的圣诞树上的装饰品，而不是她母亲的。


    “今天巴迪寄来一封非常有趣的信，是他刚干好炊事值勤后写的。我现在写关于穆莉尔的事时想起了他。为了我刚写下的她那些结婚的动机，他是会鄙视她的。不过这些动机当真是可鄙的吗？就某方面看，它们准是这样，然而它们依我看却是万分富有人情味而美好，以至我写到这里，想到这些禁不住深深地、深深地感动了。他也会不赞成穆莉尔的母亲。她是个惹人恼火、固执己见的女人，正是巴迪受不了的那种类型的人。我以为他无法了解她真正的为人。她这个人啊，是一辈子对贯穿在事物、所有的事物中的那股诗意的主流无法理解或爱好的。她还是不如死去的好，然而她继续活下去，上熟食铺，去找她那个精神分析学家，每天晚上看完—部小说，穿上紧身褡，为穆莉尔的健康和前途出谋献策。我喜欢她。我认为她勇敢得叫人难以想象。”


    “今晚整个连队都被禁止离开驻地，排了整整一小时队才轮到我使用文娱室里的电话。穆莉尔得悉了我今夜不能出去，听起来像着实松了—口气。这使我感到有趣而高兴。换了别的姑娘，即使真心巴望能有一晚不跟她未婚夫在一起，总会在电话里做作一番，表示多么懊恼。穆听了我的话，只说了—声‘喔！’我多佩服她这样单纯，这样惊人地老实啊。这使我多放心啊。”


    “清晨三点三十分。我来到文书室。我睡不着觉。我在睡衣外披上了大衣，来到这里。艾尔•阿斯帕西值班。他在地板上睡着了。我可以待在这里，替他接电话。这一晚真够呛。费德尔太太熟识的那个精神分析学家来吃晚饭，断断续续地盘问我，直折腾到十一点半左右。偶尔问得很有技巧，通情达理。有一两回，我不禁对他产生了好感。显然他曾是巴迪和我的老听众。他好像对我为什么在十六岁时从广播节目中被解雇—事不但从他的专业上感到兴趣，而且从他私人来说也感到兴趣。他确实也听到了那次关于林肯的广播，但他记得我在广播中说过《葛底斯堡致词》①‘对孩子们有害’。这不对，我跟他说，我当初说的是，我认为要孩子们在学校里必须背诵这篇演说词是有害的。他还记得我说过它是篇不正直的演说词。我跟他说，我当时说过，在葛底斯堡伤亡的人数达51112人，我说如果有人不得不在该战役的周年纪念日上讲话，他应该仅仅跑到台口，朝听众们挥挥拳头，就走下台去——这是说，如果这位演讲者是个绝对正直的人的话。他并不表示不同意我的活，但他好像认为我有着某种‘求全情结’的心理。他关于过不完美的生活的好处、关于承认自己和别人有种种缺点的好处，讲了不少话，而且讲得相当有道理。我同意他的话，但仅仅是在理论上。我坚决拥扩一视同仁地看待万物，直到世界末日，理由是这样做能导致身心健康和一种十分切实而叫人羡慕的幸福。如果完美地照此去做，这就是道家提倡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正是最高级的方式。但一个主张区别对待的人要做到这一点，这意味着他将不得不抛弃诗，超越诗。这是说，他绝不可能学会或勉强自己来抽象地喜欢坏诗，更不用说把坏诗和好诗等量齐观了。他将不得不干脆把诗完全抛开。我说，这可不是桩容易做到的事。西姆斯大夫说我把话讲得太绝了——他说，只有追求十全十美的人才会这样讲。我能否定这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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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注①美国内战中期，1863年7月1日至3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部葛底斯堡，南北两方各出七八万人，打了一仗，双方伤亡很重，结果南军败退。这是内战的转折点。同年1月19日，在该战场上兴建的国家公墓的落成仪式上，林肯总统致词，仅讲了两分钟，言简意赅，成为一篇著名的演讲词。


    “明摆着费德尔太太曾激动地告诉他关于夏洛蒂那回缝了九针的事。我认为，当初把这桩早已过去的往事告诉穆莉尔，真是冒失。她每听到一桩事就赶忙把它传达给她母亲。我应该提出异议，这没有问题，但我不能。穆只有在她母亲也能听到的情况下才肯听我说，这可怜的妞儿。不过我才不打算跟西姆斯谈论夏洛蒂缝的那几针呢。只喝了一杯酒才没法谈哪。”


    “我今晚在车站上好歹答应穆我改天要去找个精神分析学家谈谈。西姆斯跟我说，我们这儿驻地的那一个挺不错。显然他和费德尔太太就这问题私下谈过一两次。为什么这事并不使我着恼呢？实在并不。反而似乎很有趣。不知什么道理，这使我兴奋。即使滑稽连环画报上那老一套的丈母娘也老是略微使我感到兴趣。反正去找个精神分析学家谈谈，我看也不会使我损失什么。如果在部队里去找，那就不用花一个子儿。穆爱我，但在我未去稍微整修之前，她是永远无法感到真正跟我亲密无间，跟我相亲相爱，跟我无拘无束的。”


    “如果或者我当真动身去找个精神分析学家，上帝啊，但愿他有先见之明，请一位皮肤病大人一起来会诊。一位看手的专家。我因为触摸了某些人，手上留下了痕迹。有一回在公园里，那时弗兰妮还坐在童车里，我伸手按在她毛茸茸的天灵盖上，时间长了一点儿。另一回，跟佐伊在七十二号街上卢氏电影院①里看一部恐怖影片。他当时大约六七岁，不敢看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钻到座位下面去了。我伸手去摸他的头。某些人的脑袋、头发的某些色彩和质地，会在我手上留下永久的痕迹。另外有些东西也能。夏洛蒂有一回在播音室外面从我身边跑开，我一把抓住她的衣服，不让她走，要她待在我身边。是件我喜爱的黄色棉布衣服，因为对她说来衣服太长了。我右手掌心如今还有一摊柠檬黄的痕迹。上帝啊，如果我称得上有什么病的话，我是个颠倒的偏执狂。我怀疑人们在阴谋策划来使我幸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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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注


    ①这是剧院老饭、电影制片家马库斯•卢（1870～1927）及其子阿瑟所开的电影院之一。


    ②根据西方心理学的观点，一个偏执狂患者的特征是毫无根据地怀疑别人都在阴谋危害他。西摩则恰恰相反，唯恐人家努力使他幸福。


    我记得，当我看到“幸福”这个词时，我就把日记本合上了——实际上是把本子啪的合上的。接着，把日记本夹在胳肢窝下坐了几分钟，开始感到长时期坐在浴缸边上引起了某种不舒适的感觉。我站起身，发现自己大汗淋漓。这一天还没出过这么多汗，好像刚从浴缸里跨出来，而不是刚才在浴缸边坐了好一会儿。我走到脏衣篮前，揭开盖子，手腕几乎狠狠地一扭，确确实实地把西摩的日记本扔在篮底一些被单和枕套的上面。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更好而更富于建设性的主意，就走回去，又在浴缸边上坐下来。我盯着药品柜镜子上布布的留言看了一两分钟，然后走出浴室。特别使劲把门关上，仿佛全凭蛮力就能把这浴室永远关得死死的。


    我的下一站是厨房。幸好这厨房外通过道，我不必穿过起居室，跟客人们见面就能走到那里。我一进去，弹簧门在我背后自动关上了，我就脱掉上衣——我的紧身军服上衣——扔在搪瓷面的厨房桌上。看来光是把上衣脱下来就花掉了我的浑身力气，我光穿着圆领汗衫站了—会儿，似乎仅仅是为了歇一口气，这才着手执行调制酒的艰巨任务。我一下子打开壁橱和冰箱的门，寻找调制汤姆•柯林斯酒的原料，好像我正被看不见的人通过墙上的窥视小孔在监视着似的。原料齐全，除了没有酸橙，只好用柠檬来代替。几分钟后，我就调好了一大罐糖放得多了一点的柯林斯酒。我从搁板上拿下五只酒杯，然后寻找托盘。托盘挺难找。花了不少时间，我开这橱、关那柜，等到找着一只托盘，已是连连唉声叹气，声音虽小，却是隐约可闻。


    我又穿上上衣，托着放满酒罐和酒杯的盘子，正要走出厨房，想象之中有只电灯泡在我头顶上扭亮了——就像连环画上表现一个角色突然想出一个好主意时那样。我把托盘放在地上。我回到放酒的搁板前，取下—只半满的五分之—加仑容量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瓶。我拿过一只酒杯，给自己斟了至少有四指高①的威士忌——这多少带点偶然性。我当时用估量的眼光对酒杯看了短短一刹那，马上就像西部片中久经考验、无往不利的主角那样，一无表情地一仰脖就喝干了。我得提一笔，这虽是小事一桩，但我写到这里，还明明感到不寒而栗，就算我当时年方二十三吧，我这样干也无非是任何血气方刚的二十三岁的傻瓜蛋在同样情况下都干得出来的。可我并不是要说明这么简单的一回事。我是要说明，我不是个像俗话所说的酒鬼。通常，只消一英两威士忌下了肚，我不是呕吐个不停，就是把目光扫视室内，寻找不相信我能喝酒的人。喝了二英两，我曾经干脆人事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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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注①西方人喝威士忌时，往往伸出叠在一起的手指，搁在桌面上，来衡量倒在玻璃杯中纯威上忌酒的高度。一般先倒一指或两指高，然后加苏打水至满杯，就成为威士忌苏打。巴迪这次一下子倒了四指高左右，不加苏打水，就一口干了。所以十三年后，回想起来，不禁有点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