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

    克罗陀福卡村以前是一个女地主的领地。这个女地主凶悍泼辣，被当地的农民取了个外号“奸婆子”。这个名字一叫开，她本来的名字反而没人记得了。克罗陀福卡是个很小的村庄，位于一座荒山的半山腰，现在的领主是比特堡的一个德国人。村庄所在的山也是座小山，山中有条深沟，是被从上往下流的水猛烈冲刷而成的。这条沟不是河——它比河深多了，架不了桥，像个大张着嘴的深潭，把小山从山头劈到山脚，连带把村庄和村里的马路也劈成了两半。深沟两边是两条砂土坡，沿坡种了两行枯瘦的爆竹柳，寥寥几棵，露着怯；沟是干的，底部有一些土黄色石板，是粘土变硬以后结成的。这样的景致真算不上赏心悦目，但附近的农民却喜欢来这里——这是通往克罗陀福卡的路。


    山沟裂缝靠近山头的那一端有一个小木屋，距离裂缝的顶端没几步。木屋四四方方，独自立着，没有邻居。木屋屋顶有个烟囱，顶棚是用麦秸铺成的；墙壁上开着一扇窗，正对山沟，冬季的晚上，木屋一开灯，这扇窗户就像一只张开的眼睛，在迷蒙的雾气中一闪一闪的，给路过的农民指明方向。木屋门楣上有一块蓝色牌子——原来这是一家小酒馆，因为常有人来这儿娱乐歇息，所以被叫做“颐和居”。这家酒馆总是顾客盈门，不是因为酒价比其他的酒馆便宜，而是因为酒馆的老板尼可拉·伊凡内基。


    尼可拉·伊凡内基年轻的时候个子高高的，身体健壮有力，红脸颊卷头发，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但现在，他在克罗陀福卡村已经待了二十多年，身材早走了样，头发也花白了；二十年来积蓄的脂肪长上了脸，原本温和的眼睛里有了狡诈的光，光秃的脑门上也布满了皱纹。在很多方面，他和其他的酒馆老板没什么区别，比如脑子快，有心眼。但和很多老板不同的是，他个性淡泊，从来不讨好别人，也不怎么会说话。然而客人们还是愿意来他的柜台前坐着，因为他个性亲和，虽然有时候有些过于犀利，但对于地主、农民和商人们的生活都很了解，经常给身处困境的人提一些好建议，让客人们一坐在他面前就身心舒畅。尼可拉·伊凡内基虽然看问题总能一针见血，但接人待物仍然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不肯把麻烦牵引到自己身上，因此只肯对自己喜欢的客人做些提点和暗示，还是以不经意的方式，让他们认清楚是非，妥善处理好自己的事。尼可拉·伊凡内基擅长很多事，几乎所有俄国人重视的东西——比如牲畜林木、砖瓦器具、毛皮布革，甚至歌舞等——他都是个行家。店里不忙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两条细腿盘起来，在门前地上坐成个麻袋的形状，向所有往来的路人致意，聊些闲话。尼可拉·伊凡内基曾经亲眼看着几十个小贵族一个接一个地离世，这些人全是他的老主顾；周围一百俄里发生的所有事，就算警察局长也未必能发现、不起疑心的，他全部心知肚明——是的，心知肚明，但他从不说出来。他话不多，从不自夸也从不吹嘘，别人和他说话的时候，他总是笑着摆弄他的酒杯，就算这样，他也还是这一带举足轻重的人物，不止平民百姓对他满怀崇敬，就连县里最大的地主和高级文官谢列皮坚可，路过他家的时候，也要放低姿态和他打招呼。他有个朋友的马被一个颇有名号的盗马贼偷走了，是他让这个贼把马原封不动送回来的；附近有个村子换了新主管，村民们不肯接受，是他说服了村里的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但千万别因为他做过这样的事，就以为他真的有副侠义心肠。不是的，他只是不想自己生活的地方发生什么麻烦事，惊扰了自己的平静。尼可拉·伊凡内基早就结婚生子了。他的妻子是个小市民，办事机灵，手脚利落——那些沾点酒就发酒疯的人看见她都打怵，他们不讨她喜欢，因为喝不了多少酒还搅扰她的清净——她喜欢那些压着心事，不说话只喝酒的人。她替她的丈夫把持着家政和财务，还为他生了几个孩子：最早生下来的几个没长大就死了，活下来的这几个都还小，是些娃娃，长得和父母很像。这几个孩子仰着红扑扑的脸，让人一看见就心情舒畅。


    七月，空气如火，燥热难耐，我带着狗，一步一挪，沿着克罗陀福卡山沟往上爬。高悬的太阳疯了一样地蒸烤着大地，地面上空气干燥，尘土飞扬。刺眼的阳光下，乌鸦和白嘴鸦的羽毛看上去更光亮了，它们嘴巴大张，一脸愁苦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好像在等着哪个人和它们产生共鸣。麻雀没有一脸苦相，它们大张着翅膀，一会儿飞到篱笆墙上打闹，一会儿“呼啦啦”地全部腾空而起，飞过满是灰尘的路面，飞到绿得正浓的大麻地上，乌云一样在低空徘徊，叫得比什么时候都欢畅。我渴得快受不了了，但附近根本找不到水喝——最近的克罗陀福卡村和远处的其他村庄一样，没有泉水和井水，只有池水——啊，把池塘里的浑水喝到嘴里，让人一想就作呕——我还不如去尼可拉·伊凡内基店里要杯啤酒或者克瓦斯呢。


    说实话，克罗陀福卡村一年到头都没有怡人的风景，不管春夏还是秋冬。夏天，尤其是七月最可恶，阳光把村子变成了一个烘焙炉，人待在里面就像被烘烤着一样，忍不住地焦躁难安。这时你放眼去看吧，村子在中间有条深沟的深山谷中央，村里的褐色屋顶破烂不堪；牧场上尘土飞扬，像被烧焦了一样，死气沉沉，里面还有同样死气沉沉的长腿瘦母鸡在游荡；从前的地主住宅只剩下一个灰扑扑的白杨木屋架，还有山洞似的一扇扇窗；池塘四周长着荨麻、苦艾和其他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草，池水被太阳晒得烫手，水中漂着鹅毛，看上去一团黑；池塘边的堤坝竖在半干不干的淤泥里，早塌了半边；绵羊在堤坝旁的土地上挤来挤去，把土地踩成了粉末状，它们全部低垂着头，喘不上气，还直打喷嚏，一副愁容满面的样子——垂头丧气的神情，好像这难以忍受的酷暑不会有终结的一天了。我一路脚步沉重，终于来到尼可拉·伊凡内基的店门前。和看到其他的陌生人一样，孩子们惊讶地大张着眼睛，眼神空洞地看着我；连狗都借着我的到来发泄它们的满腔怒火，扯着喉咙狂叫不止，那副架势，好像不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喊破誓不罢休一样；到最后，它们自己都撑不住了，停下来又喘又咳。这时，一个人出现在酒馆门口。这是个中年男人，他个头很高，长着一头浓密的灰发，一张脸干巴巴地皱着；没戴帽子，上身穿一件厚呢大衣，腰胯的地方扎一根淡蓝腰带，看上去像个仆人。他匆忙地挥舞着双手——舞得过了劲，看样子是喝醉了——他在叫谁。


    “快过来，过来！”他高扬着眉，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快过来，眨巴眼儿，过来！嘿，老兄，别磨磨唧唧的，这真是个坏毛病，这么多人等着你呢，你还在那里慢悠悠……快啊！”


    “啊，马上，马上，”一个矮胖子抖着声音，一瘸一拐地从房子右边走出来。他也穿了一件呢外衣，衣服看上去干净齐整，一只衣袖套在手臂上，另一只披在肩上；头戴一顶尖顶高帽，帽檐低低的，压着眉毛，给他的胖圆脸平添了几分调笑的神气。他眼睛小小的，黄眼珠骨碌碌打转；细长鼻子从脸上猛地凸出来，像个船舵一样，难看极了；薄嘴唇总是带着一抹笑，笑容拘束，放不开。“马上，哥们儿，”他边说边拖着瘸腿朝酒馆走，“喊我干吗？谁等我呢？”


    “喊你干吗？”穿厚呢大衣的高个子语气里带点指责，“眨巴眼儿，你可真是个怪人啊，大家好心好意等着你，你说喊你去酒馆做什么！老兄，你看土耳其人亚日卡、怪大人和从日斯特拉来的包工头都来了——亚日卡和包工头赌了一罐啤酒，比谁歌唱得更好，知道吗？”


    “你不是在骗我吧，傻冒儿？亚日卡唱歌？”这个绰号叫眨巴眼儿的瘸子兴致上来了。


    “你当我像你一样爱胡扯？”傻冒儿回答得郑重其事，“打了赌就一定要唱，你这老油子！”


    “好了，快走了，笨蛋。”眨巴眼儿说。


    “啊，先让我亲你一下再说嘛，宝贝儿。”傻冒儿向眨巴眼儿张开手臂，嘴里叽里咕噜地说。


    “看你，话都说不明白还撒娇，跟伊索似的，”眨巴眼儿一脸不屑，边说边拿胳膊肘把他推到一边。两个人一块儿走到门口，弯腰进了酒馆那扇矮门。


    他们这番话把我的兴趣勾上来了——土耳其人亚日卡歌唱得好，在这一带最有名气，连我都不止一次听说过。这一次他要和别的歌手比赛，这么难得的机会，碰上肯定不能放过——我边想边加快步伐，走进酒馆。


    看这篇故事的人，可能没有几个去过乡村酒馆的，但猎人哪儿没去过呢？乡村酒馆的内部空间其实很简单，只有一间门厅和一个正室。门厅一般暗沉沉的；正室往往有个烟囱，用一道板墙隔成里外两间，外间待客，里间是不让进的。板墙上开了一个大壁洞，壁洞是长方形的，洞前放了一张宽大的橡木桌——这张橡木桌就是卖酒用的柜台。放酒的货架正对壁洞，大大小小的酒瓶封着口摆在上面。正室靠近门口的半部分是专门用来待客的，摆了几个空酒桶和长板凳，角落里还有一张桌子。大多数乡村酒馆，里面的光线都是昏昏沉沉的。酒馆的墙壁通常是圆木结构，那些在一般农家墙壁上经常看到的，五颜六色的大众版画，在这里很少看到。


    我走进这家名叫“颐和居”的酒馆时，里面已经满是人了。


    尼可拉·伊凡内基像往常一样站在柜台后面，嘴角挂着懒洋洋的笑，正用他的胖手给眨巴眼儿和傻冒儿两个人倒酒——这两个人刚进来。他身穿一件印着花的布衬衫，脸颊圆滚滚的，胖身子几乎快把大壁洞堵上了。往他身后看，在窗户旁边的角落里，能看见他那位眼神犀利的妻子。土耳其人亚日卡就站在屋子正中间，他二十三四岁，穿着一件蓝色粗布外衫，外衫的衣襟很长，看上去像个爽快的工人；个子又高又瘦，身体算不上强壮。他有一头浅黄色卷发，全部梳向脑后；额头光洁白净，发际线有点斜；灰眼珠大大的，眼神里透着忐忑；脸颊下陷，有个秀气的鼻子，鼻翼一张一翕的；嘴唇生动，大而饱满。这是一张情感丰富、感觉敏锐的人脸，从他现在的表情也可以看出来——眼睛忽闪忽闪的，呼吸不均，双手发抖，像生着热病一样——他确实生着热病，每一个要当众讲话或者唱歌的人都会生这样的热病——心跳突然加速，紧张得难以自抑。是的，他很激动。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站在他旁边。这个人有一头短硬的黑发，额头很窄，眼睛很小，像个鞑靼人；颧骨宽宽的，鼻子又矮又短，还有一个方下巴。他脖子很粗，围着一条黑色的、有点发旧的绸质围巾；肩膀宽大，穿着一件旧外套，外套上还有滑溜溜的铜纽扣。他面色阴沉，嘴唇惨白，如果不是温和地思索着什么，而是面无表情站在这里的话，这样的容貌简直称得上是一脸凶相。此刻，他正站在原地，缓慢地观察着环境，这副样子真像一只套着车轭的公牛。他就是那两个人口中的怪大人。有一个人坐在他正对面，圣像下的长凳上，这个人就是亚日卡的对手，来自日斯特拉的包工头。这个包工头三十岁左右，个子不高，是个粗壮的汉子。他也有一头卷发；褐色眼球，眼神灵活；一脸麻坑，有个短短的海狮鼻；下巴上长着稀稀落落的胡子。他一身簇新的灰呢上衣，上衣很薄，有个棉绒领；里面套着一件高领红衬衫，衬衫紧紧地包着他的喉咙——被灰外衣一衬，这件衬衫看上去格外显眼；脚上蹬着一双好看的靴子，靴子边缘还滚着滚边。他正神气十足地东张西望，屁股坐在手上，晃着双腿，两脚拍打着，发出“啪啪”的声音。再往对面看，门右侧角落的桌子旁坐着一个农民，他身穿一件旧长袍，袍子紧巴巴的，肩膀的地方还烂了一个大洞。房间里有两扇小窗户，窗玻璃上沾满灰尘。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颜色昏黄，好像被屋子里经年累月的阴晦打败了一样，只在家具器皿上染了一层有气无力的光。房间阴暗，但是清凉。我刚迈进屋内，全身的暑热就都消散了，感觉真是轻松了很多。


    能看出来，我一进去，尼可拉·伊凡内基的客人们就开始局促起来——我让他们不安了。但是尼可拉·伊凡内基招呼我就像招呼一位旧相识那样，这又让他们放松下来，不再觉得我是个突兀的闯入者了。我点了啤酒，到角落里和那个穿破袍子的农民坐在一起。


    “喂，什么情况？”傻冒儿端起一杯酒一口喝光，喝完忽然一声大喊，与此同时，他的双手还傻头傻脑地挥舞着，跟自己的喊叫分工合作——很明显，如果没有双手配合，他根本就喊不出话来。“磨蹭什么呢？还不快开始。亚沙，你说对不对啊？”他喊着亚日卡的小名说。


    “现在开始吧。”尼可拉·伊凡内基点头说。


    “那就开始吧。”包工头看上去志在必得，沉着地笑着说，“我这里一切就绪了。”


    “我也是。”亚日卡跃跃欲试地说。


    “啊，开始吧，哥们儿。”眨巴眼儿尖着嗓门儿喊。


    但——虽然每个人都说可以开始了，却没有一个人打头唱歌，包工头连从椅子上站起来的表示都没有——这种气氛，好像在等待什么。


    “现在开始！”怪大人沉着声，果断地说。


    亚日卡闻声一抖。包工头站起来，紧紧腰带，清清喉咙。


    “从谁开始呢？”他问怪大人，声音跟刚才说话的声音已经全然不同了。怪大人在屋子中间分开腿站着，两条粗腿外面罩着灯笼裤，有力的手放在裤子口袋里，口袋几乎没到他的肘部了。


    “你先吧，包工头，你先，哥们儿。”傻冒儿咕噜着说。


    怪大人皱着眉头看看他。他立刻尴尬起来，软绵绵地吐出一个音节，看看房顶耸耸肩，再也不说话了。


    “拿瓶酒来，抽签！”怪大人当机立断。


    尼可拉·伊凡内基费劲地弯下他肥胖的腰，喘着粗气拿起地上的一瓶酒，放上柜台。


    怪大人用目光示意亚日卡：“你先。”


    亚日卡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铜板，用牙齿在上面咬出一个记号。包工头从大衣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皮质钱包，不紧不慢地把带子解开，在手心上倒了很多小硬币，又在硬币中选出最新的一个铜板。傻冒儿从头上摘下他那顶帽檐破了的旧帽子，亚日卡和包工头把他们各自的铜板扔进去。


    “你来抓。”怪大人对眨巴眼儿说。


    眨巴眼儿面带得色地笑起来，两手抓着帽子开始摇。


    屋子里寂然无声，每个人都屏气凝神，只有两枚铜板在彼此碰撞，声音微弱地叮当作响。我环顾四周，发现每个人的表情都满怀期待——怪大人眯着眼睛，我身边这个穿破袍子的农民伸着脖子。眨巴眼儿的手进了帽子，再出来的时候，里面拿着包工头的铜板。谜解开了，气氛缓和下来。亚日卡红了红脸，包工头打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我早说过吧，你先，我早就说过了吧，”傻冒儿喊起来。


    “好了，别叫了。”怪大人一脸不屑，接着，他向包工头示意：“现在开始吧。”


    “我唱什么呢？”包工头一脸亢奋。


    “随便你，想唱什么唱什么。”眨巴眼儿说。


    “是啊，唱什么歌你自己决定，这个不能让我们给你定，”尼可拉·伊凡内基双手环胸，抱着胳膊说，“唱你想唱的歌，但是好好唱，我们会公平裁判的。”


    “公平，这是肯定的。”傻冒儿说完，伸出舌头舔了舔空酒杯边缘。


    “先生们，让我先开开嗓吧。”包工头说着，伸手拉拉衣领。


    “好了，别磨蹭了，快开始吧。”怪大人果断地说，说完低下头。


    包工头稍微想想，摇摇脑袋站起来。亚日卡紧盯着他……


    我想，在具体描述比赛场景以前，先对事件中出场的人作一番简短介绍，应该是必要的吧。这些人中，有几个我早在来颐和居喝酒前就听说过了，还有几个是我事后向人打听的。


    先说傻冒儿。这个人实际的名字是叶夫格拉夫·伊万诺夫，但这一带的人都叫他傻冒儿，他自己也老这么叫自己，这个绰号就这么流传开了。这个外号跟他的长相挺般配——他的长相是掉进人群里扒不出来的那种，还总带着副不耐烦的表情。他没结过婚，以前是别人家的仆人，因为每天不务正业混日子，所以每跟一个主人就要被解雇一次，现在早就没活儿可干了。没活儿干就赚不了铜板，但他总能找到一批人，每天供他喝酒吃茶。其实这些人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供他吃喝，因为傻冒儿这个人实在算不上讨人喜欢，不但不会逗别人开心，而且恰恰相反，他的笑话从来都无聊透顶，他的举止从来都不顾及别人的看法，还经常耍赖，惹人讨厌，笑起来的声音让人听了也觉得刺耳。他不会唱也不会跳，一辈子就没说过一句机智的、让人听了觉得舒畅的话，不但没有，他还老不负责任地乱扯一气，绝对是个傻冒儿。但四十俄里内的随便哪场酒会上，如果看不到他那细长的身材，没有他在客人中间东游西逛的话，大家反而不习惯——大家包容他，就像包容随便哪个地方都避免不了的反面现象一样。说句老实话，大家包容他，也都看不起他，但没有一个人能让他安分下来，乖乖呆在一旁不捣乱，除了这位怪大人。


    眨巴眼儿和傻冒儿可完全不一样。眨巴眼儿的眼睛不见得比别人眨得多，但这个外号就是很适合他——您知道，没有哪个俄罗斯人不擅长取外号的。打听这个人的经历可费了我不少劲儿，即使这样，他的某些经历对我、或者对其他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个不可知的空白，说句文绉绉的话，淹没在不知名的黑暗中了。在我打听到的消息里，他曾经是个老太太的马车夫。这位老太太无儿无女，把三匹马交给他照看。但他带着这三匹马溜之大吉，整整一年不知去向。后来，或许因为吃了不少苦，知道流浪生涯不是那么好过的，自己又回来了，跪在女主人脚下，请求原谅。他回来的时候已经瘸了一条腿。接下来的几年，他拼命干活，弥补过错，慢慢地改变了女主人对他的坏印象——他不但讨到了女主人的欢心，还赢得了她的绝对信任，成了主人的管家。后来主人过世了，他不知用什么办法赎回了自由，摇身一变成了商人。最开始，他租农民的地种些瓜果，后来发了财，过上了挺不错的日子。这个人有头脑、有见识，不好也不坏，特点是人情练达，擅长拉拢别人，很会为自己盘算。他像狐狸一样狡猾，言行慎重，从不疏忽；又像老太太一样嘴巴碎，但是说话滴水不漏，还能让别人对他掏心掏肺。他和爱装糊涂的那类聪明人不一样，他从来不装糊涂——比他那双精明的小眼睛更灵敏的眼睛，我是从来没见过——这双眼睛从来不是泛泛地看着谁，而是研究、观察，窥探。眨巴眼儿有时候接连几个礼拜考虑同一件事，这件事的容易程度，让人觉得不需思量；有时候好像突然拿定了主意，下决心去做一件冒险的事，这件事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但你看，他总有办法成功。他运气很好，他相信运气，相信任何事发生以前总有某种预兆，总之他是个对未知事物有点盲目崇拜的人。没人喜欢他，因为他太冷漠了，对谁都不关心，但这不妨碍大家尊重他。他有一个儿子，仅有一个。这个孩子可是他的宝贝，他有这样的父亲，将来一定会前程远大的。“小眨巴眼儿跟他爹可越来越像了。”夏天的晚上，总有些老头坐在墙根下的土台阶上聊天，私底下这么谈论他们。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心知肚明，没人会说什么。


    土耳其人亚日卡和包工头的经历，我也只知道一个大概的轮廓。亚日卡被称作土耳其人，因为他的母亲确实是个被俘虏的土耳其女人。他在精神上是个如假包换的艺术家，但在现实社会中，他的身份是一个私人造纸厂里的汲水工。其实我还没打听到包工头的出身背景，只凭印象觉得，这是个有心机，会见风使舵的小市民。值得仔细说一说的，倒是怪老爷这个人。


    如果单看外表，这个人粗野无聊，但他自有一股吸引人的气场。他体格健壮，粗线条，看上去像人们常说的不可摧毁的“铁汉子”。他的气质有些独特，外表像狗熊一般笨重，举止中却有一股优雅的做派，或许因为他对自己身体的健壮有着绝对的了解，所以才这么从容自若。第一次看见他，绝对判断不出这个赫拉克勒斯一样的人物是做什么的，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他既不像谁家的仆人，也不像那些庸庸碌碌的小市民；应该不是个穷了一辈子的退休文书，也不是家道中落、丢了很多领地的贵族。仆人也好、市民也好，文书也好、贵族也好，这些人不是爱养狗就是爱打架，而他风格独具。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有一种说法，说他本来是个独立的地主，好像还在什么地方工作过，但要具体打听，恐怕就没人知道了——他的嘴巴谁也撬不开，更别提他那张阴沉的脸和那副深藏不露的表情了。他是靠什么生活的，这件事也没人知道——他从来不帮人做活，也不见他去谁家串门，他的生活跟任何人都没有交集，但他就是有钱花。虽然不多，但是有。他从来不跟谁谦让，他也没什么可谦让的——他就是这么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平静，和谐，好像对什么事都不关注，也不需要被别人关注一样。怪大人当然是他的外号，他的真名叫彼列福列梭福。他在这一带也颇有名望，即使他没有权利命令别人，他也不怎么喜欢命令别人，可很多人就是愿意听他的话。他的话几乎能让所有人服气，所以总的来说，他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他不喝酒也不近女色，最喜欢唱歌——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大谜团，在他身体里好像藏着某种可怕的能量，这种能量自己有意识，明白自己一旦破壳而出，就会摧毁自己和遇到的所有东西。您可千万不要觉得，一个人只有经历过能量的爆炸，只有在几乎被摧毁的时刻凭着经验幸免于难，才会对自己有这么强的约束力——彼列福列梭福就不是这样。他身上最令人惊奇的部分，是那种天生狂躁和天生优雅的融合，这种融合，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人身上有。


    现在回到正文。包工头站起来，聚精会神地半闭眼睛，开始用高昂的假声唱歌。他的声音虽然有些沙哑，但总体说来甜而细腻，音调像陀螺一样不断旋转、不停变化，在高低音之间来回徘徊。当他唱到高音的时候，会用力地把调子拉长，然后慢慢停下，接着再回转到气势磅礴的高音里去——用这种办法，他始终保持着声音的高亢。他的音调变化很放肆，有时候放肆得可笑，这种变化，内行的人听了可能觉得够味儿，但德国人听了，大概就要意兴阑珊了——他们喜欢的音乐庄重典雅，这种变来变去的花哨唱腔可不对他们的胃口——这种唱法，是俄罗斯特有的抒情男高音唱法。这是一首快节奏的舞曲。我把他那无止无休的装饰音、额外的和声和扬声去掉后，勉强听清这几句歌词：


    年轻的小伙子啊，


    要在小耕地上劳作，


    年轻的小伙子啊，


    要让地里长满红花。


    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听他唱。他牟足了劲儿，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把全身的本领都使上了——他觉得他的歌是唱给懂歌的人听的。确实，奥利奥尔大路上的谢耳盖也福村村民都擅长唱歌，这件事在整个俄国都有名，附近这一带的人也全是懂唱歌的行家。包工头一个人唱，没有人帮他和声，让他的歌听上去单调了很多，感染力也减弱了很多。直到最后，他终于唱出一个成功的转折音，傻冒儿兴奋得为他拍手叫好，连怪大人都忍不住点头笑了——大家的劲头上来了。傻冒儿和眨巴眼儿小声跟着他唱，边唱边喊：“精彩……加把劲儿，哥们儿……加油啊，你这个坏家伙……狗娘养的，魂都给勾走了吧！”一类的话；就连尼可拉·伊凡内基都站在柜台后，面带沉醉地跟着摇脑袋。终于，傻冒儿跟着歌声抬起脚，踩着小步子，肩膀一扭一扭地跳起舞来。亚日卡目光如炬，身体像风中的树叶一样来回抖动，笑容勉强，心不在焉。只有怪大人面色不改，岿然不动，仍然带着不屑一顾的表情，但他注视包工头的目光不像开始时那么严肃了。大家的满意鼓舞了包工头——他劲头更猛了，装饰音一个连一个，舌头像小鸟一样，灵活地吐出各种音符；喉咙像打鼓，声音一阵猛过一阵。声嘶力竭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撑不住了，面无血色，全身冒汗，使足力气一仰头，用最后一口气把末尾那声高音吐出来。听众沸腾起来，疯狂叫好。傻冒儿冲上前，用自己瘦骨嶙峋的长胳膊紧搂包工头的脖子，紧得都快让这个歌手窒息了；尼可拉·伊凡内基看上去也年轻了很多，胖脸上居然出现一抹红色；亚日卡像发了狂一样，直喊：“精彩，真精彩！”；就连我身边这个穿破袍子的农民都忍不住猛捶桌子，用力吐出一口口水，高喊：“哇啊！真他妈精彩，精彩啊！”


    “嘿，哥们儿，真叫一个痛快啊！不用说，你赢定了，哥们儿！告诉你，亚日卡可没你这么让人痛快……相信我，他比不上你……酒是你的了，恭喜你啊！”傻冒儿边喊便把筋疲力尽的包工头往自己怀里搂，怎么也不肯撒手。


    “快把他放开，别纠缠个没完……”眨巴眼儿带点恼怒地说，“快找把椅子让他坐下，看他累的……你这傻冒儿，哥们儿，你就是个傻冒儿，缠着人没完没了！”


    “好，好，这就让他歇着。为了他的健康，我来喝杯酒吧，”傻冒儿边说边走到柜台前，不忘回头对包工头添一句，“算你的，哥们儿。”


    包工头点着头，忙找个板凳坐下，把毛巾从帽子里拿出来擦脸。傻冒儿一口气把酒喝干——喝得急切又贪婪，喉咙里不断发出咯咯的声音，还作出一副心事重重的表情——真是个酒鬼！


    “唱得不错啊，哥们儿，真不错！现在轮到你了，亚沙，别紧张，好好唱。我们看看到底谁更胜一筹。包工头唱得真是不错啊。”尼可拉·伊凡内基叫着亚日卡的小名，和蔼地说。


    “是挺不错的。”尼可拉·伊凡内基的妻子笑着看看亚日卡，附和说。


    “相当不错啊！”我身边的农民小声跟着说。


    “哇，迟疑鬼婆列哈！”猛不丁的，傻冒儿喊了一句。他边喊边走到这个农民面前，用手戳着他的身子，跳着脚笑起来。“哈，婆列哈！咯，巴结，滚到外面去，迟疑鬼！你来这里做什么？”他笑得全身发抖，大声喊着。


    婆列哈是居住在博列谢南部、伯格霍福县和日斯特拉县交界处森林区的居民，这些人生性爱猜疑，做事拖泥带水，所以被叫做迟疑鬼婆列哈。“咯！”“巴结”是他们的习惯用语。可怜的农民尴尬起来，已经准备站起来，想出去了，这时忽然有人说话。怪大人声如洪钟：


    “你这惹人烦的家伙叫唤什么呢？”他的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没什么，就是……”傻冒儿喃喃地说。


    “没事就闭嘴！”怪大人接着说，“好了，亚日卡，现在开始吧！”


    亚日卡伸手摸摸嗓子。


    “啊，不知道怎么了，哥们儿，有点儿……真的，有点儿……”


    “喂，紧张什么呀，太丢脸了吧！……别这么磨磨唧唧的，快唱，唱好点儿！”


    怪大人眼睛盯着地面，低头等待。


    亚日卡顿了顿，看看四周，伸出一只手遮脸——每双眼睛都盯着他看，特别是包工头的。包工头一脸自得，这是他惯常的表情，加上刚才被大家一阵叫好，志得意满更是藏不住了。但这样的表情下，又有些许忐忑流露出来，他倚着墙，像开场前那样屁股下面垫着手，只是两条腿不再轻松地晃来晃去了。亚日卡终于把手挪开，露出脸——他的脸白得像张死人脸，垂着眼睑，两眼的光芒忽隐忽现。他从胸腔里吐出一口气，开始唱歌。最开始，他的声音微弱，波动很大，好像不是从他的胸腔里发出来，而是从房间外面某个地方偶然飘进来的。声音颤颤悠悠，像金属敲击的声音那样，带着某种神奇的感染力，在空气里扩散开，把我们每个人都牵引到它的世界里去。我们面面相觑，看着彼此，尼可拉·伊凡内基全身绷紧，站在那里。这一声过后，又一个强硬些的声音响起来——这个声音仍然发着抖，像用手猛拨一根弦，弦响之后的余音，震颤好一阵才消失。之后又是一声，声音慢慢放开，歌声里的激情开始向四周飘散：“野地里的路啊，一条连一条。”这样的唱腔甜得让人恐慌。老实说，我没怎么听过这么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声音张力十足，里面有轻微的撕裂声，颤抖着，最开始的音调甚至带些苦涩，然而情感真挚饱满，青春的激昂、丝丝缕缕的哀怨和甘醇的甜美交汇融合——歌声里有一颗灼热的灵魂，像一颗轰轰作响、搏动着的俄罗斯之心，抓挠着你，震撼着每一个俄罗斯人。歌声在空气中弥漫、扩散，连亚日卡自己都陶醉其中：他脸上的羞怯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洋溢的幸福感；他声音中的颤抖没有了，啊，颤抖还有，但不是声音的——是他的情感在震颤，这是从他身体内部射出来的情感，箭一样地穿透了听众的心。歌声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响亮，让我想起了海边的某一个傍晚，退潮的时候——远处的大海波澜壮阔，猛烈地拍打着海岸，我在平展的沙滩上看见一只大白鸥。它停在那里歇息，胸脯染着霞光，像绸缎一样红润饱满，富有光泽；偶尔，它朝向大海，朝着海那头低沉沉红扑扑的夕阳张开翅膀——它的翅膀长长的，动作缓慢自然。就是这只大白鸥，从亚日卡的歌声里飞出来——泪水已经涨满了我的心房，还在涌向我的眼眶。我们内心深处的震动，像水底动荡使水面泛起的小波浪，被亚日卡感觉到了——他像个泳者一样在水中畅游，享受着水浪的拍打，唱得浑然忘我，好像自己不是在跟谁比赛，也没有听众在听，歌声里的亲和放松，像把一整片草原都带到了你的面前。一声低低的、抑制不住的抽泣打破寂静，我四下一看——原来是老板的妻子，伏在窗台上，感动得哭了。亚日卡的目光从她身上飘过，歌声更加甜润激昂了。尼可拉·伊凡内基低下脑袋；怪大人眉头紧皱，大滴的泪水顺着他那钢铁一样坚毅的脸颊悄悄滑落；眨巴眼儿把身子背过去；包工头双拳紧握，撑着额头，坐成了一根木头；就连傻冒儿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一脸呆相，大张着嘴巴傻站在那里。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悲伤情绪中，直到亚日卡忽然发出一声尖细的高音——歌声中止，像琴弦突然绷断一样。全场沉寂，没有人起身喝彩，大家甚至一动不动，好像在等着他继续唱下去。但亚日卡双眼大睁，一脸迷惑，眼神从这个人脸上移到那个人脸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他赢了……


    “亚沙。”怪大人伸出一只手，扳住他的肩膀，只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就说不出话来了。


    我们都愣在那里，良久。终于，包工头起身，走到亚日卡面前，“你……是的……你赢了。”他嘴唇抖了半天，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说完便扭身跑出屋子。


    包工头的动作迅疾决绝，划破了房间里这团迷醉的空气，把大家猛地惊醒了。听众们回过神，情绪激昂地展开讨论：傻冒儿一跳脚，两条胳膊像风车一样挥来挥去，嘴里呱啦呱啦地开说了；眨巴眼儿一瘸一拐地走到亚日卡面前亲吻他；尼可拉·伊凡内基身体前倾，一脸庄重地说，他要送一罐啤酒给大家；他的妻子涨红了脸，忙站起来走到一旁；破袍农民伸出两只手擦眼睛，一直擦到脸颊、鼻子和胡子，躲在角落里念叨：“太好了，真精彩啊，就算是个没心没肺的人也要说好啊！”；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怪大人，你绝对想不到会在他的脸上看到这样和蔼慈祥的笑。亚日卡双眼熠熠，满脸幸福地陶醉在胜利的狂欢中——幸福到脸都扭曲了，恣肆无忌，像个孩子一样。人们前呼后拥，把他推到柜台前。亚日卡把泪流满面的破袍农民叫到柜台前，又招呼老板的儿子去把包工头找回来——老板的儿子没找到包工头，失望而归——接着，大家喝酒庆祝。“接着唱吧，唱给我们听，唱到晚上！”傻冒儿兴高采烈地举着手，翻来覆去地念叨。


    我又盯着亚日卡好好看了一眼，接着就走了——我不想留在那里，怕坏了自己的好印象。暑热难耐，空气像凝结成了固体，又厚又重地压在地上。往上看，灰尘细小，几乎变成黑色，灰尘之上，仿佛有同样细小的火花，在深蓝的夜空中忽闪忽亮，来回飘荡。人静默，自然也静默，自然的静默像欢闹后的疲累，死气沉沉，让人看不到希望，只好压制住自己。我踱着脚步走进干草棚，里面的干草割下来不久，因为天气闷热，水分已经快蒸发透了。我躺在那里，始终睡不着，好一会儿，耳边仍然响着亚日卡那令人沉醉的歌声——歌声敌不过热气和疲惫，我终于睡着了，睡得死死的。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草棚里面全是草，此时草的气息格外浓烈，还带着微微的潮味；草棚棚顶破了，只剩下几根细木条搭在上面，木条上方有微弱的星光，没精打采，一闪一闪的。我走到草棚外面：火红的晚霞早就不见了，只能在天边看见它的余光，泛着浅浅的鱼肚白；原本蒸笼一样的大地带了些夜晚的清爽，然而仍然热气扑面，让人渴望有股凉风吹过来。地上没有风，天上没有云。天空看上去静谧纯洁又暗沉沉的，算不上明亮的星星在里面闪啊闪，不出声地发着光。村子里也有星星点点的光，是灯光；不远处的酒馆里也有光，亮堂堂的，伴着喧嚣，时不时一阵哄笑，吵闹的声音中似乎还有亚日卡。我走到酒馆窗前，贴着玻璃往里看。酒馆里的景象欢快活泼，但算不上令人愉悦：每个人都喝醉了，亚日卡也一样。他醉气冲天地裸着胸膛，坐在一把椅子上，正拨着吉他唱一首不入流的舞曲。他喉咙沙哑，拨吉他的手指懒懒散散的，头发被汗水浸湿，一缕缕地耷在脸上——他的脸白得惊人。酒馆中间，傻冒儿看上去无所顾忌，他没穿上衣，在破袍农民面前跳来跳去，一通乱舞。农民也软着脚在那里蹭来蹭去，双脚直跺，乱胡须里一抹空洞的笑，不时把手伸上来摇一摇，好像在说：“真够劲儿啊！”他的脸看上去傻不愣登的：眉毛被用力地抬着，但是沉甸甸的眼皮却硬是往下垂，盖着他那双有气无力又乐陶陶的眼睛——这双眼睛，如果不仔细找，几乎找不到。他已经烂醉如泥，现在的情形正是醉得酣畅、醉得有趣那种。如果您碰巧路过，看见这张脸的话，肯定会说：“哈，有意思，真有意思啊，哥们儿！”眨巴眼儿的一张脸，比煮熟的大虾还红，鼻孔大张，躲在旮旯里一脸嘲讽的笑。只有尼可拉·伊凡内基平静如常，要不然怎么是酒馆老板呢？


    我飞快地转身，往山下走，走出克罗陀福卡村。山下就是广袤的平原，在夜色中，雾气沉沉的平原看上去更加广阔无边，好像和暗沉沉的天空连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整体。深山沟旁就是下山的路，我沿路跨着大步，忽然有一个男孩的声音从平原另一面传来。这个声音高亢嘹亮，最后一个音节拉得老长，喊着：“艾特若普卡！艾特若普卡！……”喊声响了一遍又一遍，掺着哭声，语气里满是失落。


    声音停了一会儿，又响起来。在静悄悄、夜沉沉的空气中，喊声格外清亮，一波波在平原深处回荡。“艾特若普卡”这几个字响了三十多遍以后，在平原另一个方向，一个若隐若现的声音好像从另外的世界传过来：


    “干吗……”


    男孩的声音变得又开心又生气，喊道：


    “坏小子，来这儿……”


    “去……那儿……干吗？”好一阵子才听见回话。


    “阿爸……想……打你……呀。”男孩声音急切地喊回去。


    没有回答。男孩的声音又响起来：“艾特若普卡！艾特若普卡！……”天色暗透了，我离开克罗陀福卡村已经四俄里，这里有一片树林，穿过树林就是我自己的村子了。当我绕过树林走进村的时候，还能听到男孩的喊声，声音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微弱……


    “艾特若普卡！”夜色深沉，这个声音好像一直在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