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臧仲伦


    一位名叫艾亨瓦尔德的俄罗斯学者写道：


    “这位伟大的苦役犯，步履沉重，面色苍白，目光如火，拖着锁链，走过俄国的文坛。他那疯狂的步伐，使我国文坛至今犹迷离惝怳，如坠五里雾中。他在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巅峰，打了一些至今犹无法辨认的信号，他那舌敝唇焦之口还说了一些预言和不祥的话。现在，斯人已去，我们只能独自来破解这些哑谜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擘”的另外两位，屠格涅夫和列夫·托尔斯泰不同，出身于莫斯科一所贫民医院的医生家里。他一生清贫，负债累累。1848年，他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亦即他的成名作《穷人》，得到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赞赏。1849年，因参加当时的革命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当众朗读别林斯基那封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遂以阴谋反对正教教会和沙皇政府罪被捕，关进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是年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等21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被判死刑，押赴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枪决。直到临刑前的最后一分钟，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令才送达。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四年苦役，送往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囚堡。刑满后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边防营当列兵。


    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近十年的囚禁、流放、苦役和充军，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直到1859年初才得到沙皇恩准，重返俄国文坛，但仍受沙皇宪兵的秘密监视，并被禁止居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直到此年年底，经多方奔走，才由沙皇恩准重返彼得堡。这以后，作家经历了一个创作上的过渡时期，发表了《死屋手记》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等令俄国文坛耳目一新的作品。


    1864年，作家发表了他的哲理小说《地下室手记》。小说主人公，亦即“地下室人”，贫穷孤独，蛰居在彼得堡的一间地下室里，是个失意的文人和穷官吏，受尽歧视和屈辱，心中积淀了太多的怨和恨。他思想发达而又愤世嫉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是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地下室耗子”。他不满现实，但他既无力改变现实，也无力改变自己。他向往“美与崇高”，可是又偏偏净做坏事。他张扬个性，追求个性自由，可是他向往的其实只是随心所欲（“自由意愿”）和恣意妄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卑劣，但又甘心堕落。他思想发达，但又贬低理性，宁可做个丧失理智的“狂人”和“疯子”。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地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他之所以被人目为“狂人”，目为“疯子”，就是因为他爱发牢骚，爱说怪话，玩世不恭。“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他说，“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但是，这种人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是至今还健在的那一代人的代表”（引自《地下室手记》中的作者自注），是俄国“多余人”的当代变种。而《地下室手记》就是当代的《多余人自白》。为此，作家在《少年·前言草》中说：“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首次塑造了代表‘俄国大多数’的真正的人，首次揭示了这种人的丑陋和悲剧的一面”，“惟有我一人描写了地下室的悲剧性”。而所谓“地下室”，就是这人郁结于心、挥之不去的思想，亦即：他心中对现实和人生的思考。


    在这五部作品中，《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作家的代表作，影响深远，自不待言。《白痴》则因故事生动、情节曲折、高潮迭起，且多次被拍成电影，早已妇孺皆知。而《群魔》，因是一部具有强烈论战色彩的政治小说，曾一度遭到前苏联的封杀，被斥为“含血喷人”之作而闻名遐迩。惟独《少年》较少有人提及，甚至文学史上也往往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似乎是作家的“败笔”，不值得多提。


    总之，19世纪的俄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不理解这部小说，说得不客气点，甚至都没看懂。居然有人说，《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差、最不成功的一部小说，脱离现实，歪曲现实。有的评论家甚至还说《少年》是一部“混乱无序的作品”，“书中有大量形形色色的思想和见解，一切混乱地搅和在一起，以致让人无法明白这部小说到底要说什么。”一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交恶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还恶意地攻击《少年》：“简直是一部疯子小说”。


    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动脑筋，一读就懂，那它的作者也就不成其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也就不会出现笔者在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段话了。


    《少年》在《祖国纪事》杂志连载之初，作家就看到和听到了类似的评论意见。当时的俄国评论界不理解他的美学观点和创作方法。他曾试图对这些意见作出反应。为此，他在1875年3月22日草拟了一篇《前言》，试图反驳有人指责他脱离现实，专门描写地下室的奇谈怪论和污浊现象。他认为这些批评站不住脚，坚称他描写的恰恰是生活的本质，是多数人视而不见的“当前的现实”。“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诗人——一些小品文作者，喋喋不休地这么说，想借此贬低我。这些傻瓜。这是我的光荣，因为——诚哉斯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一大特点是让事实说话，尤其注重细节的真实，而不是越俎代庖，替书中人物下评论，作结论，生怕读者看不懂。所以作家一再强调，讲事实，讲细节，讲细节！因此陀氏才在上述《前言草》中开宗明义地喟然长叹：“种种事实。擦肩而过。视而不见。”


    可是，“种种事实”虽然已经摆得很清楚了，有些人还是看不懂，咋办？


    “我不是为笨蛋写作的。”作家断然道。


    本书主人公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即少年）是俄国贵族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他母亲原是韦尔西洛夫家的奴婢，后与少爷私通，生下一子一女。为了使孩子取得合法身份，只好让孩子暂姓她自己合法丈夫的姓。她丈夫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原是一名家奴，花匠，在无可奈何下，也只好默默吞下这颗苦果，做了孩子名义上的父亲。


    本书是以少年回忆往事的形式出现的。这时少年刚满十九岁，按当时俄国法律，尚未成年（成年应满二十岁），所以，姑以“少年”称之，是个在肉体上成熟，精神上尚属幼稚的半大不小的小青年。他初涉人世，虽天真无邪，但内心却已被世俗的成见所囿，过早地萌生了对自己这一“偶合家庭”的怨与恨，各种邪念已开始进入他的灵魂。为了迎合这个社会，他也养成了卑躬屈膝和对强者逢迎讨好等陋习。


    此外，少年因是私生子，母亲是奴婢，从小受尽了屈辱和歧视。他的童年乃至少年的一切苦难，均来自他是地主的私生子，但又顶着一名农奴的姓，而这地主还撇下他不管，十九年里只去看过他一次。他本该诅咒自己的出身，可是，他却心理扭曲，到处宣扬他是私生子，自己法律上的父亲是农奴，好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似的，借此泄愤。少年热爱自己和生母，可是他又千方百计地折磨她，使她痛苦，使她难堪，他恨透了自己的生父，可他又希望得到父爱，得到他在为人处世上的指点。他希望有个家，能与自己的父母和妹妹同住一起，可是他又一再申明，他要同他们一刀两断，要住出去，走自己的路。


    少年初入人世，恰逢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古老的封建宗法制度开始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势力弥漫整个俄国。在当时社会风气的浸染下，少年也萌生了一种敛财欲与发财梦。他把这种金钱万能的思想名之曰“罗斯柴尔德思想”。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是当时法国的大银行家和亿万富翁。少年的志向就是做一名俄国的罗斯柴尔德。他因有这样的思想而自豪，认为自己有抱负，有理想，不同于芸芸众生。他自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金钱能使最微不足道的人平步青云，变成人上人。他说：“金钱是一种专横的势力，同时也是最高的平等……金钱能使一切不平等成为平等。”能使他为所欲为，要什么有什么：可以住豪宅，蓄家奴，可以吃山珍海味，可以让千娇百媚的女人投抱送怀。“不是我往贵族堆里钻，而是他们对我攀龙附凤；不是我去追女人，而是她们争先恐后地蜂拥而来，献给我女人所能献出的一切。”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先是省吃俭用，像个真正的守财奴一样聚敛财富。继而又利用刚刚兴起的拍卖市场投机取巧，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最后，他又投身赌博，想一夜暴富。结果，在一次赌博中，他自己的钱却被人偷了，反被人诬为小偷，受尽羞辱。他在午夜的彼得堡狂奔，恨不能放把火把整条胡同烧了，以雪心头之恨。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冷不防把一切都炸个灰飞烟灭。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不管有罪和无罪，全都消灭尽净，到时大家才会突然明白，这个被他们叫做贼的人有多厉害……”他猛地燃起一股破坏欲，想向社会报复。


    他在发财致富的狂想中，在与生活的冲突中，也是在生父的指点下，渐渐悟出一条道理：金钱不应成为罪恶之源，不应使人陷入无耻和堕落，更不应有了钱就仗势欺人。“我不怕金钱，金钱压不倒我，也不能驱使我去欺压别人。”他的思想依旧，但变了形——由爱钱变成不怕钱，不怕钱并不是不要钱，而是指一个人有了钱但不能变坏，不能为金钱所奴役。“或许最好说我要的不是钱，甚至也不是强大的实力，我要的只是靠强大的实力才能得到，没有强大的实力就根本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孤傲的、平静的力量意识！……自由！……我终于写出了这两个伟大的字眼……是的，孤傲的力量意识既令人神往又无限美好。我有了力量，心中就平静了。”自由即随心所欲，予取予求，是一种高于金钱的权力。它既可以通过金钱获得，也可以因为把柄在手，权力在握，通过其他途径，实行敲诈和要挟。有了它既可以有钱，甚至于可以拥有一切。他的“思想”成了他睥睨一切的“地下室”。他说：“这就是我的史诗！”


    少年在本书“结尾”处自问：“我的‘思想’到哪儿去了？我那么谜一般地预告过的那新生活，对于我现在才刚刚开始的那新生活，究竟指什么？但是，这新生活，这新的、展现在我面前的路，也就是我原来的‘思想’，也就是我过去那个思想，不过形式完全变了，以至于都认不出来了。”可是，过去的许多评论家却认为，少年先是大吹大擂他的“罗斯柴尔德思想”，后来这思想又退居到次要地位，绝少提及，这一情况就足以说明这部小说艺术结构的“紊乱”和“松散”。作者早在本书的《前言草》中就郑重声明：“我不是为笨蛋写作的。”不过，当时也有评论家独具只眼，认出了这一思想的变形，认出了这一思想的“物质对应物”——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的那封信（即那份所谓“凭据”“凭证”或“文件”）。它掌握在少年手中，许多人都想得到它，从而使他成为别人命运的“主宰和统治者”。这是一种无形的权力和威力，权钱可以交易，可以互换，权还可以得到单凭金钱得不到的东西。


    《新约·马太福音》曾提到魔鬼对耶稣的三次试探，就是用人间的所谓“权力”来引诱耶稣，让他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耶稣回答说：“撒旦退去吧！”但少年不是耶稣，他不过是一名凡夫俗子，他不可能逃脱魔鬼的诱惑。他曾梦想以他手中的那封信（凭据）来要挟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在关键时刻终于守住了道德底线。这道德底线就是神（上帝）在圣经上说的话，就是“摩西十诫”。这也是在“混乱无序”的社会中，一名基督徒应该恪守的神圣底线。


    少年曾向生父求教：他应该怎么生活，怎么识别善恶。他父亲回答道：“尽管你有种种问题和疑虑，只要你做到十诫，你就会成为一名伟人。”可是这十诫虽然人人皆知，但，并不是读一遍，记住了，就能说到做到的。作家在《少年》创作笔记中写道：“主题。少年虽然抱着现成的思想而来，但小说的整个思想是：寻找指导行为、区分善恶的准绳，这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存在，而他却十分渴望，用感觉来寻找，这就是小说的主旨。”“用感觉来寻找”——这就是描写和凸显小说主旨的主要方法。因此，作家才特别注重细节的描写，谈主人公点点滴滴的感受（因为许多事他也是逐渐听到和看到的），于是积少成多，终于在这一年的遭遇和磨炼中，得到了教训和感悟，得到了启发，从而找到了这条亘古不移的准绳。他的这条道德底线，不是谁硬灌输给他的，而是他在神（上帝）的指引下，在人生中逐渐感悟出来的，也是他凭他的自觉意愿身体力行的。而不是像有些学者硬说的那样，这一主旨“没有得到认真的展示”，也“没有得到切实、中肯的回答”。


    最后，少年对金钱和权势的想法是，先有钱，然后抛弃它，视同粪土；先有权，然后唾弃它，弃若敝屣。


    《少年》第二个主要人物，是少年的生父韦尔西洛夫。本书最早的书名，作者原拟叫《父与子》。韦尔西洛夫虽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但却是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集地下室人、幻想家、漂泊者、双重人格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特点于一身。


    韦尔西洛夫出身望族，是俄国一支古老贵族的后裔。他自诩属于“俄罗斯最优秀的一千名贵族”之列，他是俄罗斯思想的“载体”。他热爱俄国，以他身为俄国人而自豪，可是他又全然否定俄国，自称是“俄罗斯的欧洲人”，是西方派。他热爱西欧的一切，热爱西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比欧洲人还欧洲人，是“世界公民”。他推崇卢梭思想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日内瓦思想”，他把这称之为“一切现代文明的思想”，是“没有基督的美德”。可是他又抛妻别子，浪迹天涯，要去“埋葬欧洲”。他是俄国贵族，又是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他谴责巴黎公社起义时焚毁了杜伊勒里宫这一艺术宫殿，可是他又承认他们这样做有理，是符合逻辑的。他指摘当时的革命派（虚无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也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在内）“总想点燃什么，粉碎什么，总想凌驾于整个俄国之上，叱咤风云，让人既害怕又欣赏”。他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无道理，但是他又告诫他们“要有分寸”，“要信仰上帝”。他叫别人信仰上帝，可是他自己却是个死心塌地的无神论者，既不祷告，也不斋戒，甚至抡起一帧古老的圣像，摔到炉角上，摔成两半。他深爱少年的母亲，可是，起初他只是看中她的年轻貌美，后来她渐渐地人未老面色先衰，倒又真正爱上了她，称她是“天上的天使”。他真正爱上她以后，因为偶然碰到另一个女人，又立刻把这个天使给忘了，让她身无分文，只身漂泊国外。他移情别恋，发疯般爱上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为她非凡的美貌和气质所倾倒，认为她是普天下罕见的女人，近乎完美。既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黛丝特蒙娜，又像普希金笔下的塔季雅娜。可是他在倾倒之余，又不相信她是这样十全十美的人，肯定在作秀。他认为，他爱她可能只是出于情爱，但他又不愿做情欲的奴隶。再加，那女人既爱他又不爱他，竟拒绝了他的求爱。于是他开始由爱生恨，恨不能杀了她。后来，这女人又遇到他的儿子——少年，少年也被她弄得神魂颠倒。对此，韦尔西洛夫更是恨上加恨，写信骂她是“水性杨花”的女人，连他的儿子都想“勾引”。她回了他一封信（之前，她从没有给他写过信），极其老实和感人地向他承认她怕他，接着又直言相告，恳求他“让她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他看到这封信后却大喜过望，脸上焕发出异彩，非但不恨她了，甚至还声言他“复活”了。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她在给他的回信中并没有任何新内容呀，只承认她怕他而已。她怕他，并不是怕他杀了她（她像《罪与罚》中的杜尼娅一样，敢于面对枪口，并不怕死），而是承认她爱他，起码是爱过他。这就够了！这就足以使他“复活”了。他写信给她，向她再次提出求婚，结果又遭到拒绝。她坦陈她爱过他，现在也差不多是爱他的，但是她不能嫁给他，因为他不是她心仪的、理想中的男人。她十分直爽地说：“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女人，我喜欢平静，我爱……我爱快活的人。”她之所以决定嫁给比奥林格男爵，因为跟了那人，“我会感到最大的平静。我的整个心还完全属于我自己。”也就是说，她不喜欢他那种躁狂、张扬的性格，永远徘徊于两极之间，无所适从，她宁可嫁给比奥林格，嫁给一个粗俗的人，以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他开始央求她：“我已经没有自尊心了，我甘愿像乞丐一样接受您的任何施舍”，甘愿做她的奴隶，只求她别嫁给别人。但是她不为所动，断然道：“您这样说，我承受不起！但是我一辈子都会想念您，想念您这个最宝贵的人，想念您这颗最伟大的心。”


    韦尔西洛夫由爱生恨，而且恨得比爱还深。他竟与流氓团伙沆瀣一气，由兰伯特出面，对她进行敲诈（他想看看她怎样在兰伯特面前低三下四）。兰伯特还满嘴胡吣，对她进行性骚扰，最后还拔出手枪，威胁她。这已经超出了韦尔西洛夫的本意。他从门背后冲了出来，夺过兰伯特的手枪，猛击兰伯特的头部，救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而他自己也在感情的风暴中失去了理智。起先，他想用兰伯特的手枪先杀死她，然后自杀。但是少年冲出去，救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于是他又将枪口倒转过来对准自己的胸膛，少年用力一推，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救了他。


    韦尔西洛夫前后判若两人。少年说：“我根本不认为他真的疯了，更何况，即使现在，他也完全不是疯子。但我却毫不怀疑地认为有‘另一个他’在起作用。”他的人格分裂了，他的感情和意志分裂了。同一个人，却变成了两个。另一个他也是他，但却变得根本不像他了。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两面人”或“双重人格”。


    《双重人格》（184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期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后，受到俄国评论界一片批评和指责。别林斯基特别不喜欢这篇小说的“幻想色彩”：“在当代，幻想的东西只能发生在疯人院，而不应发生在文学中，这是医生而不是诗人应该做的事。”作家本人却不以为然，认为《双重人格》是他的“杰作”，比《穷人》“高十倍”，“那种为大多数人几乎说成是幻想的特殊的东西，对我来说，有时却成为现实事物的真正本质。”他说：“我干吗要丢掉这一出色的思想，丢掉就其社会重要性来说最重大的典型呢？这一典型是我首次发现的，我是揭示这一典型的预言家。”他在重返文坛后的1859年，曾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说，他要修改《双重人格》，将它扩展成长篇，并加上作者序，让大家看看究竟什么是“双重人格”。果然，在这之后，作者笔下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地下室人”，拉斯科尔尼科夫、斯维特里盖洛夫（《罪与罚》），罗戈任（《白痴》），斯塔夫罗金（《群魔》），韦尔西洛夫（《少年》）和伊万（《卡拉马佐夫兄弟》），而其中以韦尔西洛夫和伊万最为突出，也最为典型。


    韦尔西洛夫自称他是俄罗斯思想的“载体”。什么是俄罗斯思想呢？用他的说法，就是“各种思想的全面和解”。他主张兼容并包，把各种对立的思想调和在一起，可他自己却又偏爱走极端，反对中庸之道。他自己就是一个矛盾体。


    应该说，小说《少年》的主要情节，是围绕有损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名誉的“那封信”展开的，包括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阴谋诡计和敲诈勒索。表面看，这封信足以左右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能否继承她父亲遗产的重要凭证。另一方面，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也确实担心这封怀疑她父亲是否得了精神病的信，被她父亲发现。但是她担心的并不是她能否继承父亲遗产的问题，——她并不在乎。她担心的是父亲看到这封信后会感到伤心，影响他的健康。而老公爵则不相信或不愿意相信有这样一封信，即便有，他也不想看或者不愿意看，因为他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不愿有任何东西来玷污他的爱。这封信，当大家都相信它的威力的时候，成了许多人争夺的对象，似乎重要无比。可是，到后来，当书中的主要人物看到有人想利用它来做坏事，而且不止限于敲诈勒索的时候，似乎又一下子揭开了蒙在他们眼上的障眼布，弃之如敝屣。这份象征“无限威权”的所谓“凭证”，连那个小流氓兰伯特也不屑一顾了，“留在了桌上”，无人理睬。


    小说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少年名义上的父亲马卡尔·多尔戈鲁基。马卡尔原是韦尔西洛夫的家奴，“农奴解放”后，他成了自由人，成了一名到处漂泊、朝圣的香客。他的言行体现了作者的宗教理想和道德理想。“去把你的财富分给众人，做众人的仆人。这样你就会比从前富有不知多少倍，因为到那时候你的幸福就不光是吃得好，穿得好，自己得意和别人羡慕了，而是由于拥有了无穷无尽的爱”，因而也就“有了整个世界”。


    马卡尔是俄罗斯文学中特有的宗教徒形象。与马卡尔类似的形象，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和《群魔》中的吉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马卡尔相呼应，还有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卡拉塔耶夫。他们都提出了“好品相”（благообразие）问题。这提法具有一种空灵的诗意。这牵涉到最深层次的基督教信仰问题，由于信仰不同和中西方文化不同，这问题我说不好，待有志者继续深入钻研。因为对基督教（包括正教）没有深入的了解和体悟，就很难彻底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十八岁的时候（1839）便立志研究“人和人生的意义”。他说：“人是一个谜。必须破解这个谜，即使你一辈子都在破解这个谜，也不要说你浪费了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做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辈子都在进行人心的探索。他的全部作品，从《穷人》开始，就是一部不断探索人心奥秘的记录。他的最后一部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毕生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总结，而他最后第二部小说《少年》，则是他人心探索和艺术探索的总结。彼此重点不同，但同为艺术探索之一。


    人是复杂的，人心是个谜。其所以复杂，因为人除了意识以外还有无意识（潜意识和下意识），除了理性以外还有非理性。人的无意识活动是大量的，无意识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无意识不能用言语表达，但可以通过人某些情感外露的行为和模糊的感觉，使读者产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应。例如人的喜怒哀乐哭笑以及恐惧，人的直觉与预感，错觉与幻觉，人的病态心理，乃至梦境。再如《少年》中有一段论笑和其他的文字，就十分精彩，说常人之所未说，道常人之所未道。他说：“笑是心灵的最可靠的试金石。”有的人一笑就会彻底暴露自己，露出某种有损自己身份的面相。人一笑就会将自己和盘托出。有些人往往捉摸不透，可是只要他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或者微笑不语，你就会立刻对此人的真面目了如指掌。再比如做梦：一个人在做梦前，可能根本没有动过这个念头，甚至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幻想，可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梦境呢？这是因为他的灵魂中早就蛰伏着一只邪恶的“蜘蛛”，“一切早已萌发，藏匿在我那颗堕落的心里。”当他醒着的时候，他还知道羞耻，不敢去想，可是一旦睡着了，就原形毕露，连想都不敢想的最肮脏的潜意识也会暴露无遗。


    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思想复杂；而且情节曲折、紧张，扣人心弦，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又精彩，又深奥，有时使人如坠五里雾中。有些地方，恐怕只有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爱因斯坦，以及某些绝顶聪明和细心的读者才看得懂。


    2013年9月6日


    于北京大学承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