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彭甄


    《群魔》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品之一，最初发表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的《俄国导报》。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一改以往的“人性与道德伦理”的主题，直接将“人性”与“社会”或“社会运动”联系起来，进而对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作出独特的评判。因此，《群魔》这部小说因其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而被称为“政治小说”。


    一八四九年四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作为主要案犯之一，作家因其散发传单和在集会上朗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反对宗教、政府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后又改判为苦役和流放。近十年的流放生活，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到严重摧残，在精神和肉体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在流放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我被控企图（仅限于此）反对政府；我罪有应得，长期沉重而痛苦的经验使我清醒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可是我当时是盲从的，相信了理论和空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家重新审视和肯定了基督的理想。他在一八五四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基督是最完美的形象，如果真理与基督不能统一，他将选择基督而不惜抛弃真理。从宗教理想和东正教观念出发，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农奴制改革以后迅猛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表现出深切的憎恶和恐惧。作家坚持认为，日益兴起的解放运动并不能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奴役。因为，解放运动是非俄国所固有的、从西欧人为地搬来的东西，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旨在“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理想社会”。这一主张同笃信宗教、天性温顺的俄罗斯民族是格格不入的。有鉴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历史观：俄罗斯民族应该选择一条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如果贵族阶层能够接受民众的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这两个对立的社会力量便能和睦相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便能迎刃而解，从而使俄国社会通过改造获得新生。


    一八六九年莫斯科发生了“涅恰耶夫案件”。从一八七〇年年初开始，俄国及国外报刊大量刊载有关这一案件的详细经过。涅恰耶夫案遂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长篇小说《群魔》的契机。


    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一八六九年春季的学潮，后逃往国外，结识了巴枯宁，并逐步掌握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随身携带由巴枯宁签署的“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委托书回到莫斯科，计划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组织。在莫斯科，涅恰耶夫秘密建立了几个“五人小组”，并由它们组成“人民惩治会”。“五人小组”成员主要来自莫斯科彼得农学院。时隔不久，“人民惩治会”成员伊万诺夫拒绝服从涅恰耶夫，同时提出脱离这个秘密团体。一八六九年十一月，涅恰耶夫采取恶意诽谤、欺骗和恐吓等卑劣手段，胁迫“人民惩治会”成员在莫斯科近郊暗杀了伊万诺夫，其理由是后者可能向当局告密以出卖组织。警方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通过刑事侦察，搜捕了大部分秘密组织的成员，而涅恰耶夫则逃往国外。至此，“人民惩治会”彻底解体。


    当时旅居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恰耶夫案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素材，构思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群魔》。《群魔》的构思与创作反映了作家基于世界观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体现其对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价值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脱离人民，不理解人民需要，与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语言；他们鼓吹唯物主义只是强调物质利益，摈弃了人的个性和道德。作家竭力否定“社会主义者”的无神论和暴力革命，认为这类观念和行为摈弃基督，企图“以剑和血来达到联合”，迫使人类相互残杀，趋于毁灭。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反对社会革命的同时，却热烈追求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作家认为，整个西欧社会到处弥漫着敌对情绪，已经不可能组成一个和谐整体。与之相比，俄罗斯民族还保持着善良的“本源”，所以在俄国存在建立理想社会的可能。这一“本源”，即笃信基督，崇尚爱与宽恕的宗教感情和顺从谦卑的精神。作家甚至认为，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是“人类美的理想”，基督精神必须依靠俄罗斯民族发扬光大，“世界将通过俄罗斯思想获得伟大的复苏”。


    正是基于上述的社会历史观和基督教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揭示了第一个主题：反虚无主义。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一形象，通过其领导秘密组织进行恐吓、讹诈、纵火、暗杀等恐怖活动及其本人道德沦丧、野心勃勃、挑拨离间、恬不知耻等个人品质，作家对社会解放运动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和批判，主张俄国必须摆脱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基督教中寻找出路。必须指出，《群魔》一方面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局限，显示出其反历史的特质；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俄罗斯思想”的溯源，对自由主义的空想、上流社会和行政当局的腐败无能的批判，对俄国革命运动负面的揭露以及对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六七十年代革命运动与四十年代的关系、社会主义与无神论之间的关系、革命暴力的道德论等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


    《群魔》的英译者戴维·马加沙克认为：“如果认真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由此忽略他那些才思横溢的篇章，忽略他令人惊叹的对人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人的性格中那些对于人的思想行为有深刻影响的方面所作的毁灭性批判，那同样是荒唐的。”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与在他的其他力作中所表现的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对人性——人的灵魂及其外在表现进行严厉的审判。与其他小说中所揭示的“人性与道德伦理”关系不同的是，作家在《群魔》中更加突出了“人性与社会或社会发展”的必然联系，以及前者对后者毁灭性影响。作家同样基于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和基督教信仰展开了《群魔》的第二个主题：反社会、反人性和反宗教的个性对社会的挑战及其毁灭。须指出，作为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过显示这部长篇小说深刻的哲理内涵，表现出他在“人的灵魂”探索和“社会理想”的探求等方面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长篇小说《群魔》的第二个主题直接来自于作家对主人公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及其他主要人物的精神成长的追溯和思想构成的剖析，作家通过系列“对话”场面，逐步建构一部多声部的叙事篇章。


    《群魔》的创作以及主人公形象的选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七〇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写过的书中，唯独这一部特别令我感到棘手……可是后来我却被真正的热情攫住了，突然喜欢上了这部作品……今年夏天又发生了一次转折：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新人物，大有要当真正主角之势；原先的主角（一个极其有趣的角色，但还称不上是主角）反倒退到背景里去了。在这位新主角的鼓舞下，我已经动笔把全书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只是在表面上重要，这篇小说真正写的并不是他；不过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跟全书主要情节关系太密切，所以我不得不拿他作全书的主线。”至此，作家重新确立主人公，肯定了斯塔夫罗金的主导地位，借以揭示其独特的人格精神的成长过程及其反社会、反人性、反宗教的实质，以及这一人格精神之于社会或社会运动的毁灭性，展现主人公基于自我意志选择的必然毁灭的逻辑。与此同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形象则是作为斯塔夫罗金性格渊源的诠释出现的，而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则作为特定时期斯塔夫罗金的思想轨迹，发挥了主人公人格精神的“补白”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以斯塔夫罗金为轴心的，由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系列形象组成的形象群则是《群魔》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形象。


    表面看来，斯塔夫罗金是一个最为阴险、最为神秘的人物。他内心空虚、矛盾，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同时他脱离民众和民族精神，蔑视人类和社会，冷酷而富于理性。他在内在精神上充斥着两种互相对立的理念，却不认同任何一种。“我依然像素来那样：可以希望做好事，并由此感到高兴；与此同时，我也可以希望做坏事，也照样感到高兴。但是这两种感情像过去一样永远浅薄得很，从来不十分强烈。我的愿望太不足道了，它不足以支配我的行动。”蔑视和摈弃情感——本能的价值取向，必然将主人公推向“意志崇拜”或“意志迷信”，由此，斯塔夫罗金踏上了伴随着灵魂受煎的“苦难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主人公面临的是对整个主流社会的挑战——“加甘诺夫事件”和“省长事件”，而这些挑战中则又包括些许妥协。而使得主人公精神逐步走向崩溃的与其说是对整个社会的反击，毋宁说是他自身面对社会舆论压迫的妥协。在这一历程中，回溯并展现了主人公与玛丽亚·季莫费耶夫娜、丽莎、达莎和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荒诞的感情纠葛和不可理喻的婚恋关系。同样，也是在这一历程中，主人公在人格精神层面与沙托夫、基里洛夫、彼得·斯捷潘洛维奇乃至列比亚德金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表明了主人公对“旧的自我”的决裂以及对“往日理想”的背叛。而这一“旧的自我”同样也包含着分裂的过程。


    须指出，作家在整部小说结束之前除了叙述或转述斯塔夫罗金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以外，极少言及主人公内在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以及他种种不可理喻的行为的动机，因而给这一人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直至小说结尾，通过他给达里娅的那封长信，作家才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崩溃和肉体的毁灭给予了诠释。


    斯塔夫罗金一方面申明，假如能够像数学般精确地向他证明，真理把耶稣排除在外，那么他宁肯相信耶稣，也不愿相信真理；而另一方面他却断言，从审美的观点看，他不知道一桩禽兽般的淫乱行径跟任何一种丰功伟绩，甚至是为人类献身的行动，有什么区别。英国评论家M.默里认为斯塔夫罗金的全部秘密在于“自己的心中有通情达理的本能，都要因为它是本能而蔑视它，把它看做是妨碍他发挥自觉意志的东西；要把所有的本能，所有的冲动，所有的情感，所有的爱心，所有的一切都牺牲给意志；要以自觉意志主宰一切，因为不自觉屈服则等于宣布自己是可憎可厌的生活的奴隶；要让自己的意志做一切事物的绝对主人”。然而，当主人公最终发现这种“无限的力量的试验”仅仅是“为了自己并且为了自我炫耀”，并且直至最后也未发现这种运用力量的目的何在时，他的精神支柱也就崩溃了。而随着他的意志大厦的坍塌，他的生命也即走到了尽头。“对于一切都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可从我心中流出的只有否定，谈不到任何舍己为人，也谈不到任何力量，甚至连否定也流不出来。一切永远是浅薄和萎靡不振的……我知道我应该自杀，把自己像个等而下之的虫豸那样从地球上消灭掉。”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斯塔夫罗金视作一个时代的完全体现，认为他超乎常人，因为他拥有人类的全部勇气，然而他却走火入魔，生活或生命只能在无聊的毁灭中走向结束，但他又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说斯塔夫罗金是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旗帜或精神导师，那么，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则是三个价值追求迥异，甚至是对立的三个旗手和仆从。他们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斯塔夫罗金的思想历程。


    在《群魔》中，大学生沙托夫形象被描写为基督教宗教思想的体现者，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基于弥赛亚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作为“虚无主义者”，沙托夫属于理想主义的年轻一代。他对斯塔夫罗金灌输的思想终身痴迷不已。这种令其震惊的有力思想的实质又是他无法把握的。盲目的信仰使得他“仿佛被压在一块把他轧成两半的石头底下，一生都在临终前的痛苦挣扎中度过”。沙托夫崇尚宗教，并且把上帝同民族的普遍的本质属性等同起来。同时，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地球上唯一“体现上帝旨意”的民族，他注定将以一个新上帝的名义来更新、拯救现存的世界，并且它也是唯一被赐予通向新生活钥匙的民族。而“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会甘心在人类中充当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充当头等角色，而一定要独占鳌头”。沙托夫基于自己的理解提出了“寻神”的信仰之路。与此同时，从自身特定的宗教观点出发，沙托夫对理性和科学进行猛烈的抨击，他断言理性不仅不具备确定、分辨善与恶的功能，而且总是不免将善与恶加以混淆，而科学也总是借助强权以解决社会问题。沙托夫的“反虚无主义”立场，他的“理想主义”个性，使得他逐步背离社会运动。最后他决意脱离秘密组织，另谋他途，末了惨遭杀害。


    基里洛夫形象是作为沙托夫的对立面出现的。这位富有哲理性的建筑工程师，代表了斯塔夫罗金这面精神旗帜的另一面。他毕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即是没有上帝。“人为了能够活下去而不自杀，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上帝，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整个世界史。”基里洛夫独特的推论是这样的：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一切意志都是上帝的意志。他则不能违背上帝的意志。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意志都是他的意志，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必须通过自杀实现自己意志的最高点，以证明自己是神。另外，基里洛夫通过自杀还欲证明自身的桀骜不驯和“新的可怕的自由”：“我的神性的标志就是能够为所欲为！这就是我可以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用来表现我的桀骜不驯和我的新的可怕的自由的一切。”在小说的后半部，基里洛夫终于开枪自杀，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其“无神论”或“人神”探索的道路。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是作家在《群魔》中塑造的又一关键形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这一形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和政客。他的目标是利用斯塔夫罗金作为神秘的“精神偶像”，通过神话的设置使得“全球将会响起一片呼号：‘现在实行的是新的公正的法律，大海将会汹涌澎湃，戏台将会倒塌，那时候我们就会考虑，最好兴建一座石头建筑。’”须指出，这座“石头建筑”只不过是扼杀人性、人的天赋的“平权专制”的国家，即一种新的君主专制政体。而他的行动纲领则是有计划地动摇社会基础，瓦解社会的一切原则，使全体国民丧失信心，“使整个国家及其道德全部瓦解”。当整个社会摇摇欲坠，病入膏肓，且一切公共价值、社会准则遭到怀疑，但又迫切渴望获得一种主导思想以巩固社会基础时，他们便发起暴动，夺取政权。为了实现其政治纲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以沙托夫可能告密为由背地怂恿“五人小组”的四名成员暗杀了沙托夫，其真正目的则在于把“流出的血当做一个扣，立刻把他们所有的人拴住，他们就会变成您的奴隶”。这个丧心病狂的野心家，“新君主制”的膜拜者，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不惜摈弃一切道德和良知。最后，他惟恐事情败露，逃往异地。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的遗老。他曾于京城某大学任职，后被聘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家的家庭教师，继而成为她家的食客。对《群魔》这部小说的各种评论，几乎都对该形象给予了肯定。“就描绘的艺术生动性、鲜明性和真实性而论，就艺术分析的深度而论，韦尔霍文斯这个典型接近于我们最优秀的作家们所塑造的那些典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仅是斯塔夫罗金的精神导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思想武库。这一形象是后者的个性发展的逻辑起点。通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不切实际的空想、脱离民族文化传统、懦弱顺从的性格、自私褊狭的气度，作家再次展现俄国知识界“多余人”的人格缺陷。然而，作为独具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在其身上也不时迸发出思想的闪光。在最后一次诀别世俗社会的讲演中，在反对者喧嚣的叫喊声中，他毅然坚持陈述了自己的价值理想：“当代青年的热情就像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纯洁而又光辉灿烂。只发生了一件事：目标转移了，一种美被另一种美所替代……而我要宣布，莎士比亚和拉斐尔高于农民解放，高于民族，高于社会主义，高于年轻一代，高于化学，高于几乎整个人类，因为他们已经是成果，全人类的真正成果，也许还是人类可能取得的最高成果……整个秘密就在这里，整个历史也就在这里！没有美，连科学本身也无法存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宣读完他的“美的宣言”之后，便走出既定的性格框架，踏上了与上流社会决裂通往真实生活的途程。然而，不久以后在这条漫无目标的途程中，他倒下了，并且再也没有站起来。作家试图通过这一人物的生命的结束，预示一代自由主义者的终结。


    弥留之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回忆起《路加福音》中一个情节。他关于这段文字的悟解为我们把握《群魔》提供了一把钥匙。在此他对自己，对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提出了界定，并将他们自身的彻底否定或毁灭同俄罗斯的复兴联系起来。“现在我思绪万千，产生了很多很多想法：您知道吗，这情形就跟我们俄国一样。这些从病人身上出来、进入猪里的群魔——这就是积蓄在我们这个伟大而又可爱的病人体内，世世代代积蓄在我们俄国肌体内的一切溃疡，一切乌烟瘴气，一切污泥浊水，一切大大小小的魑魅魍魉、牛鬼蛇神……但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意志将会从天上保佑它，就像保佑那个精神失常的鬼魂附体的人那样，所有这些魔鬼，所有这些污泥浊水，所有这些沉渣泛起、浮到表面上来的、开始腐烂发臭的卑鄙龌龊一定会走出来……主动要求进入猪里去。而且已经进去了也说不定！这就是我们，我们和他们……我们这些精神失常和发狂的人，就会从山崖跳入大海，统统淹死，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因为我们的结局也只能是这样。但是病人将会痊愈，‘坐到耶稣的脚前’。”


    在艺术手法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群魔》中沿用了独特的心理描写和戏剧化冲突等手法，以实现小说“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群魔》中，作家以“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为宗旨，将“群魔”置于激烈冲突的内心矛盾中，着力描写了这一过程中人物极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以及情绪的转换和变化。为揭示人物心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沿用了内心独白、错觉或幻觉来刻画病态或变态心理，或者再现之于人物重大心理影响的事件，或象征性地暗示人物未来的命运。同时，作家将注意力投向人物的潜意识，展示人物在极度紧张的矛盾冲突中失控的潜意识活动以及难以把握的思想情绪，以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造成具有强烈冲击力的艺术效果。如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开会归来的途中，与斯塔夫罗金的谈话，以及基里洛夫的自杀过程。其次，作家在特定的场景上，使得情节在时空上高度浓缩，通过高度集中的人群的对话和行动，使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瞬间多变，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最典型的即是斯塔夫罗金经历的“耳光事件”。另外，作为一部独具特色的“政治小说”，《群魔》运用了讽刺性模拟手法，以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对社会、历史和美学等问题表明自身的立场。一般而言，这些立场表达对“原型话语”意义的思考和否定。如在叙述维尔金斯基妻子与列比亚德金的婚外纠葛时，引用了所谓的“古罗马格言”：“我的朋友，到目前为止我只爱你，现在我尊敬你。”实际上，这句话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长篇小说《怎么办？》中对爱情、婚姻和嫉妒所阐述的见解进行模拟。与此类似的还有卡尔马津诺夫对屠格涅夫特写《处决罗普曼》的模拟——对作品中叙述者地位表达了质疑。同样，作为俄国伟大作家的卡尔马津诺夫在其《谢谢》一文中对屠格涅夫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部分作品——《够了》《幻影》《关于〈父与子〉》的内容、结构、体裁、风格以及风景描写手法均作出了逐一模拟。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批评家对长篇小说《群魔》贬褒不一，各派评论从各自的社会历史观、宗教立场和美学观出发对《群魔》给予了不同的评价，有时这些评价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例如，进步批评界通常以为作为《群魔》素材的“涅恰耶夫案件”在俄国解放运动中不具有典型性，所以不应由此推导出解放运动的共同性质，而这部作品充其量不过是“由病态的想像创造出来的荒诞不经的东西”。与此同时，保守的批判家则给《群魔》以高度评价，并以这部小说作为思想武器，同进步的社会思潮展开论战。百余年来，俄国、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在《群魔》一书的评论上，一直观点分歧，争讼不已。应该说，这一现象的本身便说明了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之艰深、内涵之丰厚和矛盾之繁复。那么，今日世界的读者，究竟如何来解读这部作品，把握这部作品思想精髓和价值指向呢？我们以为，英国评论家M.默里二十年代的评论足以借鉴：“他的世界是一个象征和潜象的世界，体现为无法生活的生活；因为艺术和创造性活动既然是逃避难以忍受的思想苦闷的唯一出路，就必须要同造成苦闷的诸多怀疑相称。因此他的艺术是形而上的，是与其他艺术完全不同的。他竭力要表达的感受确实是无法表达的，为此他不仅需要一种新的艺术，也需要一种新的哲学。”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