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破碎的幻梦（1973—1975） 第二十章（5）

    不过，毛泽东生活在往事中，否则他难以相信1974年的《人民日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有这样的感觉。同时，毛泽东的健康进一步恶化，1974年9月最后一次游泳时差点使他窒息。终于，他只能左侧躺着，其他任何姿势都使他呼吸困难。卧床的剧痛和全身发痒的皮疹折磨着他。


    轿车载着2885名代表驶向人民大会堂。沿街的人们猜测，那个例行公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会议推迟这么久才召开，人们差点把它看作海市属楼了。会议似乎又回到务实中来:周恩来从医院回来并以权威人物出现;国家的新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农民有拥有自留地的权利;极左派在新的政府成员中只占极少数，邓小平得到提升;会议还强调了秩序和经济建设任务。


    这不是周恩来所看到的一次胜利的、批林批孔的左派分子的完结和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吗?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产生了以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领导机构。在周恩来病重治疗期间，由邓小平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但是，大会堂里空着一个座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


    莫非他病危，甚或是逝世了?没有，当这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马耳他总理和德国右翼分子弗兰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兴致勃勃地来到南方会见了毛泽东。


    由于不知道是否能把握政府中复杂的形势，毛泽东正在他的营帐中温怒着。


    人民代表大会的公报没有对毛泽东的缺席作出解释，并对他只字不提。毛泽东也没有参加召开前的中央委员会。


    新宪法与1970年准备好的草案不同，与1969年党章规定的也不同，甚至与1973年那个平淡无奇的东西也不同，它较少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虽然谈到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主席职位，但没有涉及毛泽东本人。


    不可思议的是，在周恩来的报告中而不是左派张春桥的报告中一再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周恩来的报告至少26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几周以前，毛泽东与王洪文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有趣的是，一位香莽、冲动、资历浅的‘性”派对毛泽东的缺席提出了非难，张铁生(迁宁学生，因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写了封控告信而闻名，见前注)讲毛泽东‘准给四届人代会波冷水”，这样使人大代表不引人注意。张铁生作为人大代表，其上升也像‘凌升机”。后来，这架直升机坠落了。毛泽东逝世后，张铁生被判处巧年徒Jfq〔参见《问题与研究》，1979(1)。


    “直升机”敦促毛泽东给极左分子多派些工作。他暗示—秉承江青的意旨—周恩来的病并不像他装的那样厉害，他正在医院中忙于策划他的未来。他也怀疑邓小平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就会同意张春桥任总理吗?


    毛泽东没有认可王洪文的计策。他准备等到独眼老将刘伯承和其他将军们改变其反对意见后，让张春桥出任国防部长。1391他甚至还想过让他夫人出任文化部长。但是，这位老人终于发现政治从来都存在着讨价还价，因为对此计划有着太多的反对声音。


    不久，政治局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宗派主义是件可怕的事。接着他又以轻松的口吻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包括他自己在内，如他与林彪共事这么久。他赞扬邓小平是一个“务实的人”，同时，他劝告他的同事们要警惕“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泽东解释他为什么没有管党的事务和参加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坐而待机，深深地掩饰着自己的疑虑，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两派，暂且让人各行其是。


    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周恩来如此频繁地提及毛泽东，也许既是为了安抚这位主席，又是为了对毛泽东的缺席赐给他额外的自由深表感激。‘


    事实上，再来探讨毛泽东在这些日子是否还是毛泽东主义者已不再有意义。他今天是，明天则不是。自1974年初以来，他的眼睛几乎失明。毛泽东于是召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为他读古诗，听的时候他也哼哼并做些评论。不幸的是，该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已经指示芦荻:“不得提出不合适的问题。”由于担心在合适与不合适的问题上犯路线错误，芦荻未向毛泽东问任何问题。而作为一个侍读古典而犯错误的人，毛泽东称她是个“笨人”，还说如果她是个好老师就一定要问学生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的实用主义论调两个月内似乎就已过时。1975年春，冷风开始从“左”边刮来，它由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煽起:“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也许人民代表大会的路线从未在政治局中取得过一致。持不同观点的同事们“按各自需要去领会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的缺席使他们比往常更加容易这样做，并且周恩来的患病又使得偏离这一路线增加了更多可能性。


    张春桥曾警告:“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人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人党。这听起来有点像一场新“文化大革命”的吹鼓手。这位上海“左”派人物猛烈抨击讲求实际的邓小平和周恩来，说他们“在青少年中鼓吹物质刺激的观点”，说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


    张春桥的极左同伙姚文元也搬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腔调。


    工资差别太大，金钱制度是资本主义残留下来的，它最终会灭亡。这位上海评论家预言，新的阶级敌人会利用这些邪念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给这两位上海人以鼓励: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带来新的语录这一最最令人信服的、神赐钦差般的指示牌，此外还让其在自己身边照相。


    这场骤然间变得重要而又莫名其妙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带来的现实后果是工业出现波动。在杭州，分裂和武斗的情形极其严重，毛泽东同意派王洪文到这个湖滨城市去做调解，然而王洪文的出场反而恶化了形势。


    恰好这时克立总理访华，他看出周恩来权力下降的迹象。忍受疾病折磨的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说:“克立呀，你回去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会侵略泰国。”


    “总理先生，”这位泰国领导人回答说，“这些话非常令人欣慰。”说着，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探身向前要求周恩来亲手写下这一许诺。“我要把它复印几百万份，挂在我儿子和孙子的脖子上。让泰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事，这将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我的手发抖，”周恩来拒绝了，“我病得太厉害，写不了。出于面子上的原因，克立接受了周恩来的借口。这是克立在采访中告诉我的。不过我相信周恩来的勉为其难在1975年年中是因为政治的缘故。’


    到了夏末，飘忽无常的“左”派刮起的冷风开始过去，金猴毛泽东要奋起千钧棒扫一下极左派。


    克立本人回忆他与周恩来会见的场面时说:“不像是一所医院”。周恩来戴着一枚毛泽东的像章。这在1975年是不同寻常的，即便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四处泛滥时，我发现周恩来也仅仅佩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幸。*1975年年中，克立总理拜见毛泽东时，邓小平、毛泽东关系显得有些紧张，“邓小平坐在一个很远的角落里，非常构谨，庄重沉双，没说一句话。”在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责骂了唐闻生之后,不可相信一个美国姑娘”)，毛泽东以恩赐的态度对邓小平点点头说:‘他是对的，你可以相信他。”邓小平愉快地笑了笑。参见克立与作者的谈话，曼谷，1979-11一10


    毛泽东赋闲了一段日子，在中国访问的圭亚那、莫桑比克和刚果的政府首脑都没有见到他。这之后，毛泽东在5月召集并主持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457会上，他批评极左派搞宗派主义。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都写信向这位温怒的主席作检讨。


    这场道德剧上演时，邓小平着手安排自己的势力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中清洗出去的官员们就像上班高峰时来往的乘客，纷纷官复原职。罗瑞卿是他们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他是前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对苏联不够敌视，他成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位受迫害的高级官员。


    毛泽东作为仲裁者对邓小平的举动给予默许。他似乎们心自问，在那些要拉自己下马的要人们中间，邓小平难道真的是最坏的一个吗?


    在部分新闻报道中，经济取代了思想观念而成为主题，邓小平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成了引人注目的口号，几如春天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号召一样。


    经济上讲究实效的风气在1975年秋达到高xdx潮。这年召开过几次会议。在一次农业会议上，邓小平发了言，华国锋这位在湖南以抓农业起家的第二把手也发了言。


    江青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她没有当上文化部长，不过现在她倒是能够向农民推广其文艺主张。


    《人民日报》只发表了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毛泽东不准发表他夫人的讲话。当华国锋把江青的稿子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在上面批写道:“放屁!文不对题。讲话不要发，稿子不要印。”


    毛泽东还批评江青与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会谈。会谈中江青狂妄自负，极为放肆。当看到她对维特克表露政治上狂妄的谈话记录后，毛泽东勃然大怒。


    毛泽东对江青的感情强大到在中国政界引发两次巨大的地震。第一次是谴责“左”派，这把球传给了邓小平。第二次马上就要到来了。


    当毛泽东病体日衰，周恩来离职住院时，对来中南海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来说，翻译们似乎成了关注的焦点。泰国总理克立于1975年7月与毛泽东会晤后写道:“他的嘴似乎跟不上他要讲的话，有时根本听不见他说了什么。


    克立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毛高声呼唤……他同我握手后嗓门更高了，直到女翻译、护士和所有的人都跑过来。”毛泽东的许多话连翻译都听不懂，他们转而求助于护士，有时护士也听不懂。“这时，就会找来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来听清他所说的话。


    会谈结束时，克立总理赠送毛泽东一件礼物，毛泽东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他像个孩子，摆弄着手中的香烟盒，直到有人把烟盒从他手中拿走，所有的机敏、知识和智慧，突然间都从他眼神中消失了。当我们握手时，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盯着我的头。”原来的毛泽东已不存在了。


    为了国外那些恼人的求见者，这位主席不得不被人从床上扶起来并穿好衣服。他下巴低垂，给人一种老态龙钟的感觉。


    他步履艰难，像是在踩高跷。他拖着疼痛的脚，摆动着不易察觉的僵硬胳膊，像是在活动人工假肢。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失去让外国人遵从他的能力。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夫妇见过毛泽东以后说:“当我们驱车驶人紫禁城门内并被带去见他时，对我和塔玛来说，那真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时刻-


    毛泽东向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谈起个人悲剧，说官做大了就隐含着悲剧。他对这位马尼拉的铁美人说:“你官做得越大，别人向你甩的石头就越多。"


    毛泽东对克立总理道出了引人不安的观察:“每一个来见过我的人，我喜欢的人，回国后差不多都没走好运。他是指尼克松、田中角荣、恩克鲁玛、希思、苏加诺、惠特拉姆、西哈努克等人。


    他所提到的这7个人都友好地访问过中国，回国后都倒了霉。


    当克立礼貌地祝他长寿时，他若有所思地说:“有什么用呢?”


    克立总理总结道:“他是一位仍坚信自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老人。但如果有人在他的房屋领地之外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他根本不会知道。”


    约瑟夫?艾尔索帕写道，克立总理曾弯腰给毛泽东按摩小腿和裸骨。不过这件事也许是克立的敌人编造的，克立对我矢口否认这件事。尽管如此，这位泰国领导人说:‘眼他讲话，我就像他儿辈或孙辈。”政治和文化背景阻碍了对毛泽东的疾病进行任何科学治疗的打算，毛泽东本人也拒绝治疗。他的医生诊断后要告诉他真相是不可能的。这位医生的政治上司要让其医疗的现实适应其政治的现实。当李医生向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报告张元昌诊断的病状时，汪东兴说:“你们检查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怎么行呢?总要想想办法。”


    然而对毛泽东的眼疾的治疗是成功的。张玉凤希望能用输葡萄糖的办法治好他的失明，但医生坚持连续的医治，或是施行白内障手术，或是传统中医针拨的方法。中西医结合的各种方案供毛泽东选择。1975年8月，经过12分钟的手术后，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我又见天日了，可是看不清楚。”


    1973年初，中美两国彼此在对方首都建立了办事处，从而使中美关系处于高峰。从那以后，毛泽东的对美政策处于争论的边缘。基辛格本来准备在8月份出访北京，因第十次党代会的召开而延迟了(此时周恩来对美国持冷淡态度)。


    “批林批孔”运动牵强附会地把美国当作一个靶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界对亲华盛顿的举动提出了质询。被美国炸弹摧毁的越南正对北京的亲美倾向吹毛求疵。中国驻华盛顿特使则乘机于1974年的整个春季离职。


    毛周合作关系的衰退使得这种局面无法挽回。这使得对美政策的制定工作落人极左分子和军人之手，从而使美方怀疑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坚持”其亲美政策。Iml


    基辛格觉得毛泽东的新任执政官邓小平不像周恩来那样热心对美关系。他搞不清楚为什么邓小平经常援引毛泽东的话，而当问到周恩来的状况时邓小平甚至不作任何反应。基辛格甚至把邓小平说成“一个不易对付的小个子”15570


    1974年下半年，基辛格访华时到305医院探望了周恩来。〔到他发现周恩来莫名其妙地采取谨慎态度。基辛格感到困惑的是，周恩来的气色虽然很好，但会谈只进行30分钟就结束了。


    更糟的是，毛泽东没有接见基辛格。这是这位美国人儿次访问北京时第一次遇到的事。


    尽管身处江南，在基辛格访华的前后两个月内，还是有6位其他外国领导人去渴见了毛泽东，尽管他们事前是在不知实情的状况下。与政治局中的一些亲美派比较起来，这说明毛泽东对基辛格的北京之行态度暖昧。基辛格是从海参威飞抵北京的，他和福特总统在那儿与勃列日涅夫共进晚餐。‘


    毛泽东的一些同事私下里中伤1974年的中美关系。他们没有资格参与毛周联手的战略，且被中苏紧张关系松动的观点所吸引。


    基辛格为福特总统即将访华感到心神不安。1975年10月，毛泽东邀请逗留北京的基辛格见了一面，基辛格松了一口气。


    会谈中，这位国务卿要求毛泽东把他邀请福特总统访华的诺言写下来。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提起蘸水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基辛格祈求的这一托付，也许他对美国人的这种功利主义嗜好感到好笑，他至死都带着他的偏见。


    毛泽东和福特的最高级会谈是件单调乏味的事。对福特来说，继尼克松之后访华，就像第二个登月者。不过，这位总统到北京的公务并不多，因为他对罗纳德?里根来自右翼的挑战感到焦虑。而令人敬畏又显得脆弱的毛泽东，看上去像是月球人一样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