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反腐败潮起潮落 保领导小卒舍命

    2002年秋，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全会召开。岸东市领导班子发生了变化，市委张书记上调省里任省政协副主席，市委书记、市长由原市长郑铁一肩挑。


    十六大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三令五申要求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并要求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从制度上研究解决腐败滋生蔓延日益严峻的问题，也出台了一些新政策、新条例，抓了一些大案要案，反腐败的风声日紧一日，全国相继又有一些巨贪落马，有的甚至被处以极刑。


    岸东市也在落实中央反腐败的要求，起码在形式上是认真的，开展了反腐败集中宣传，党政领导干部学唱反腐歌曲，让领导干部订阅廉政报刊书籍，为领导干部发放廉政杯、廉政表，动员领导配偶、孩子做廉政特邀监察员等，形式轰轰烈烈，当然，实际效果一般，全国各地大多也基本如此。他们不愿动真格的，或者不想动真格的，不搞点形式，那怎么行？既对上交不了差，也没有政绩。群众对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反感，可是，群众没有反腐败的决定权，甚至没有反腐败的发言权，反腐败的希望被寄托或赋予给职能部门，而反腐败的职能部门所受的领导对反腐败的态度和决心对其工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领导本身就已经腐败，那还谈什么反腐败？挥刀自宫的人有几个？斧子能砍到自己的柄么？


    在反腐工作中，也有撞枪口的倒霉蛋。有的是做得太过份，群众反映太大，上面也都知道了，纪检监察机构实在无法爱护、保护，有的是政治素质不行，站错了队，或者犯了政治纪律，被拿来祭刀，以示反腐决心。


    岸东市高招办主任王玉林就是这么一个撞到枪口上的例子。


    程空有一个大学同学李义同，和他一起被招录进了岸东市，被分在市委教卫工委，有次来看他。李义同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男青年，程空和他很是谈得来，好久未见，程空便请他一起出去吃饭，两人一直聊到深夜。


    “你知道吗？市高招办的主任王玉林进去了。”李义同说。


    “是吗？来，跟我好好讲讲你们那里的事情。”程空很感兴趣，一路追问下去。


    即是校友，又是朋友，李义同也不会藏着掖着，索性将自己系统内的事情竹筒倒豆子，都讲给程空听。程空不仅知道了市高招办主任出事的前因后果，也进一步了解到教育存在的日益严重的问题。


    教育的腐败近年来已成大面积爆发的趋势，教育不正之风更不用说，而不正之风与腐败从来就是孪生姐妹。教育乱收费、高收费和医疗乱收费、高收费以及飞涨奇高的房价被群众称之为当代中国人民的新的“三座大山”。


    中小学即使是义务教育，也收费剧增，在学费之外又有弹性极大猫腻很多的杂费，什么开水费、校服费、自习费、教辅作业费等等，有的老师还更黑，课堂上不多讲，留一手自办课外辅导班，逼着学生家长交补课费、家教费。


    择校费更是某些教育“精英”发明的一大敛财法术，教育资源集中于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其他非重点学校很多是管理松懈、教育无法，要想自己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就不得不花很大的价钱费很大的气力去办择校，择校费动辄数万元，这对于大款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大款终归是少数，绝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的群众省吃俭用，东借西凑，才能交上这巨额的择校费，为了下一代，为了孩子的前途，父母亲即使是去卖血，去拼命，也要为孩子择校。


    即便是户口在重点学校片内的学生，也难逃厄运，以前是按片就近入学，不存在择校，也没有择校费之说，现在，为了增加收入，确切地说是超额利润、超额剥削，招收择校生的学校纷纷提高录取分数线，以前招收500名学生的，他们只招收300名，另200名则实行用钱说话的择校，分数高但没钱，不予录取，分数低但交钱，可以招收。这些择校费基本由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控制，有的地方政府也在其中分一杯羹，学校和教育机关的各项开支，校长们和教育官员们买房买车出国旅游，新建校舍、添置设备等等都从择校费里开支，择校费成为当代中国教育行业一个巨大的“蛋糕”，也是人民群的沉重负担和一大心痛。


    由于校长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弄虚作假进一些旁听生，照样可以收费，重点学校的校长是肥缺，有的人为了当校长，宁愿不去当教育局里当科长、处长。


    每年一到招生的前后，教育部门是最热闹的地方，递条子的、送钱送礼的络绎不绝，有的部门、有的学校和有的人简直是日进斗金。也有一些校长、领导怕闹出事来，洁身自好，秘密住进了宾馆，躲避送钱送礼递条子的人。


    高等院校也是一切向钱看，学费从无到有，并在不到10年间上涨了数十倍，一般每年高达4000-5000元，艺术院校更高，培养一个大学生，其家庭或本人每年的支出约需10000元以上，对于城市家庭来说，这已是沉重的负担，用教育部副部长的话来说，他们夫妇俩的工资加起来，也只够供养一个大学生，那么，广大工薪阶层能够赶上副部长的收入水平的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供孩子上大学是很吃力的，许多人要拿出多年的积蓄，要加班加点拼命工作，要到处借钱，来供孩子上学。而对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来说，他们的收入水平要远远低于城市人口，很多人还在温饱线甚至贫困线以下挣扎，要想供孩子上大学，那高攀的学费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大山一样的压力，这种压力压垮了很多人，不少农村孩子考上了大学却上不起大学，被迫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去打工挣钱，回家种田，甚至连年发生农村学生父母因为无力供孩子上大学悲愤无奈地自杀的事情，以致有识之士纷纷大声疾呼“教育杀人”、“教育危急”、“教育堕落”！


    这还不算，高等院校也借鉴中小学择校费的做法，“生财有道”，在招生中玩起了猫腻，在正式招生之外拿出一定的名额，实行用钱说话，要想上学，需交数万甚至10万元的费用，美其名曰“点招”。这样，分数线就被认为地抬高了，原本可以上线的有的就必须交“点招费”（有的叫“提档费”等）才有可能被录取，有的分数较低，如果交了足够多的钱，甚至买通招生工作人员，也照样可以上大学。


    对于教育高收费、乱收费以及教育腐败，群众反响强烈，意见很大，党和政府也注意到了，将其作为物价查处的一个重点，但是，连年查处，仍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势，在这种定势下，不花钱想上好学校似乎已是不可能的事情。


    岸东市对择校费实行了“三限”，即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交费不许超过10000元，可实际上学校并未认真执行，收的钱数超过20000、30000元的也大有人在，也有的学生家长不甘心，不服气，交完钱后等孩子入了学，就又去物价部门举报，可结果如何呢？收钱的学校或人员把钱退了回去，把条子退了回去，当然，把孩子也退了回去，并且，以后再也不收这个孩子，甚至别的学校也不收这个孩子，收钱的学校或人员一般也不再受到更多的处分，最终倒霉的还是学生及其家庭，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犯楞去试一试了。


    有的教育官员在讲话中说：择校费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句话如果作为教育官员对择校费等乱收费进行的辩解，那是狡辩，但确实也反映了教育高收费、乱收费中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病态社会趋向，家长们被挟持着纷纷“自愿”交费给学校，送钱给学校或者相关人员，这种“自愿”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愿”，以前没有这些高收费、乱收费的时候，谁听说过哪个家长自愿去交择校费、高学费、赞助费、建校费？


    高招办在高校招生中具体组织，是一个很有实权的部门，学生在考试前已经填写了报考志愿，分数出来后，有的人觉得志愿填高了，有的人觉得志愿填低了，按规定这时已无法修改，但是，如果学生家长的关系足够硬，或者职位足够高，影响足够大，这也不是绝对的事情，即使你没有填写某高校的志愿，通过运作，也可以被该高校最后录取，高招办就有这个运作能力。


    王玉林任高招办主任后，更是把这种实权充分发挥利用，使其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当然，王玉林久经世事，看惯了世态炎凉，他对别人包括自己的部署都是保持距离，傲然视之，所获得的外快也悄然地装进自己的腰包，既不让别人知道，更不会与人分享。


    不与人分享是为人处事的一大忌，更是官场为官者一大忌。在官场，有的人会来事，比如收钱收礼，一个办公室的，或者一个部门的，人人有份，大家利益均沾，这样，即使是灰色收入甚至违法所得，一般也没有人去告发，即便与自己有矛盾的也不会那么做，因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共浮共沉，共荣共辱。本来嘛，你手中那个权力也不是你自己的，更不是你一个人的，往往就是整个科室、整个部门的，你要独享其利益，而且还是不当得利，别人岂能答应？如果像王玉林这样，利益独享，收入独吞，是很容易坏事的，因为不仅保你的人会很有限，因嫉妒而害你的人会多得多，而这些人往往还就是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身边的人。


    而且，王玉林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高傲，实际上这个缺点也真的最终要了他的命——政治生命。


    一般人求王玉林办事，如分数上线的改个志愿，选个好学校，选个好专业，分数低点的设法加分，争取被录取，这些事情往往关系到一个孩子的命运，家长都是舍得花血本的，送几万元那是没说的，上任仅3年时间，王玉林就悄无声息地收了80多万。


    他做的很隐蔽，烟还是抽原来的玉溪烟，房子还住原来的房子，用十几个户头把贪来的钱分别存起来，他盘算着弄够100万，就可以歇歇了，哪怕不当官了，这辈子也值了，后半辈子也不愁吃不愁喝了。


    当然，玩女人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王主任身材高大，风流倜傥，性功能很强，他虽然出身教育界，做过为人师表的教师，也当过高校的校长，但对两性问题的态度和许多官员一样，已经十分解放，除了老婆、情人，还得隔三岔五地去风月场合猎艳放炮，现在自己在任上，那些开支用宾馆的发票去下边报销，不用自己掏一个子儿，况且，不仅求他办事的人会为他送上女人，有的女人为求他办事，例如分配个好单位，调个好岗位，甚至会奋勇献身，他已经办了好几个，对方十分配合，比妓女还妓女，很爽呢。


    但是，有的人找王玉林办事，即不给他送礼，也不给他送钱，送女人那就更别提，而是送条子，甚至条子也不送，就告诉他：我是某某长或某某书记的秘书，这个孩子的事你给办一下。


    遇到这种事事，王玉林感到堵心，对他的自尊心是一种严重的打击，但，他往往又没有办法，只有陪着笑脸高接远送，“欣然”领命，因为这些人的来头都够大，那些长或书记确实能够决定自己的荣辱进退。


    对有的拿条子来的人，王玉林则另当别论，态度一般是不冷不热，能拖就拖，甚至顶着不办，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来头不够大，其背后的人物不足以使他臣服。


    有一次，他却判断失误，惹下了大祸。


    去年招生时，和以往一样，来找王玉林办孩子的事的人络绎不绝，对于无权无势有不肯花血本送钱的，王玉林一概是公事公办，非常坚持原则，因为找的人太多，对权势小的、出手不大方的，他也是或者当面拒绝，或者搁在一边，拖着不办。


    那天，来了一个女士，她说自己是政协常委、作家刘顺之的妹妹，想请王玉林帮忙使自己的孩子上个好大学，并拿着刘顺之写的条子。


    “政协常委？”王玉林皱了皱眉头。他知道，政协本来就是安置年迈政客、遗老遗少的机构，说是参政机构，实际是统一战线组织，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况且，也不是主席、副主席，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政协主席、副主席一般是党委、政府或人大机关的领导年龄大了时给安排到这里，政协常委算什么呢？市委常委那是有实权的，得敬着点，政协常委我看没啥了不起的。


    这个女人也没有给他送钱的意思和表示，对他显得热情恭敬但又保持着尊严和距离。


    于是，王玉林决定置之不理这个条子。


    但是，他看到这个政协常委的妹妹虽年近四十，但是风韵犹存，而且有一种贵族的气质，比起现在那些疯疯癫癫、不知廉耻的女人们，别有一番风味，那种女人他玩得多了，很想体验体验这种传统的古典的贵族的女人的味道。


    “办这个事可是很难的啊，可要冒违反纪律的风险啊。”他暗示刘女士说。


    “是啊，这个我明白，到时候我们好好谢谢您。”刘女士当然明白。


    “怎么个谢法啊？”王玉林色迷迷地用眼睛上下摸着刘女士，最后盯在她鼓鼓的胸部。


    “您想要怎么个谢法呀？”刘女士觉察到了这位王主任那火辣辣的目光，她不卑不亢地问。


    “我这个人呀，不缺钱，不欠吃，但是，就是好那一口。”王玉林站起来，踱到刘女士身边，装作不经意的但是很有力地在刘女士胸前摸了一把。


    刘女士脸色有些不好看，但她强忍着没有做声。


    王玉林没有注意到这点，他觉得这个女人是要屈服了。


    “只要你陪我睡一宿，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王玉林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但话却是说给身旁的刘女士听的。


    “真没有想到王主任是这样的格调啊，你看错人了！”刘女士站了起来，没等王玉林伸出的臂膀拦住，就扭身出门而去。


    王玉林好尴尬。但他这时还未意识到后面更严重的结果。


    这位刘女士及其哥哥、市政协常委都是名门之后，其家庭与市委书记兼市长郑铁是世交。当刘女士满怀悲愤向其兄诉说了在市高招办遭到主任王玉林的轻视和戏辱之后，刘先生大怒，当日便打电话给市委书记郑铁，反映王玉林的事，并且，把自己听到和掌握的王玉林的其他劣迹也一并加以反映。


    “这样的流氓地痞竟然占据高招办主任的宝座，真是不可思议，贻笑大方！应该采取措施，查一查他！”刘先生最后对郑铁说。


    “我也掌握一些他的情况，但没想到这么严重，这么大胆，你放心吧，市委会调查一下他的，违反纪律要受纪律处理，触犯法律就要受法律惩处！”郑铁对他的这位刘大哥说。


    郑铁对王玉林的劣迹也早已有所耳闻，但没有想到此人这么卑下大胆，便吩咐市纪检委立案调查王玉林。


    这一查可不要紧，查出了一个巨贪，仅证实的受贿所得就超过80万元，还有大量来源不明财产。


    由于王玉林人品低下，调查王玉林时，很多行贿者积极配合，而且王玉林的部署同事也大多积极检举揭发，使案件进展出乎意料地迅速。


    王玉林当初发迹时，靠的是自己的英俊潇洒，热情服务于一位女领导，将其在床上伺候得欲死欲仙，在她的点名关照下，王玉林步步高升，直到那位女领导调到外省，他才自由，由被人玩的变成玩人的，而且比玩他的人更疯狂，没想到，他倒台也是因为女人，那个他想玩而没有玩成的女人。


    这真实应了那句名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几个月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市教育局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主任王玉林受贿一案作出判决：


    查实受贿所得82万4000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来源不明财产103万5000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决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这已经是岸东市少有的被判如此“重刑”的腐败官员了。


    王玉林给世人上了一堂课，也给程空等在机关中工作的年轻干部上了一堂课，告诉他们做人做官中应力戒的一些东西，例如孤傲、贪婪等。


    王玉林的案子在岸东市政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一则是岸东市多年未查出如此严重的腐败案子，二则是王玉林涉案金额之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市委书记、市长郑铁也为调查的结果所震惊。郑铁知道，现在腐败是大面积的现象，用老百姓的话说，现在当官的腐败程度，按照毛主席那时的干部标准，多数都够枪毙的标准，如果站成一排，隔一个打一个有漏网的，挨个打有冤枉的。还有人形象地说，现在不反腐败不行，反腐败也不行，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为什么？腐败已经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和安全性，而腐败的根子和根本原因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腐败往往是权力中枢的腐败，从上到下的腐败，说得直接点，根本问题在执政党，真的反腐败，这个执政党就得好好整顿、痛改前非，那是简单的事情么？有人形容中国的反腐败是用斧子砍自己的柄，左手监督右手，斧子怎么能砍到自己的柄？左手能管住的右手？所以结果不容乐观。


    郑铁自有自己的主心骨，他知道，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污，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这种氛围下，自己不能“左”，也不能右，必须取中庸之道，既不能太放纵自己和部下，也不能充好汉英雄，行个人主义，对上对下，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要都按政策按纪律了，那自己不仅干不了很多事情，进步无望，恐怕连现有的地位都难以保全。所以，对反腐败，他和许多地方的许多领导一样，既不能不反，因为这是上级的政策和要求，也是民心所向，又不能真的大力去反，那样的话，要么是搞得鸡飞狗跳墙，人心惶惶，众叛亲离，要么是反到自己的头上，谁能保证自己的屁股就那么干净？现在屁股干净的领导能有几个？


    王玉林的案子被揭露出来之后，虽然市委宣传部采取了措施，公开报道受到严格限制，但是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几乎是腐儒皆知了，上上下下对市委、市政府以及郑铁本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主管纪检工作的省委副书记见了郑铁，对他说：


    “你们岸东市可是一贯以廉政著称的啊，市纪检委连续3年获得省里的先进，还出了那么多经验，什么唱廉政歌曲，发廉政杯、廉政信，夫人廉政、孩子廉政，廉政进社区、进学校等等，许多经验都在省里甚至全国出了名，这倒好，原来还有全国有名的大贪官呀，你们早干什么去了？把那个王玉林养得那么肥了才宰。可要引起重视，引起反思呀，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嘛！”


    群众舆论也在纷纷议论，对岸东市的反腐倡廉工作提出质疑，要求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力度。


    郑铁于是几次召集书记会，专题研究加大本市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力度。


    腐败在中国已是危及社稷的严重问题，腐败发生的区域几乎无处不在，其中更有高发区域，成为重灾区。那么中国目前到底有多少“腐败高发区”？


    因为某一行业、某岗位相比与其他行业、岗位的腐败现象更多，这样的行业和岗位就被人们称这腐败高发区。腐败高发区有多少？虽说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可以肯定，腐败高发区是越来越多了，就连一些过去的“清水衙门”如教育、医疗等部门，协会、团体等单位，现在也变得水也不清、鱼也不净了。


    公认的腐败高发区，从行业的角度看主要有：党政机关。上至副国家级下至科局级甚至一般干部都有腐败案件发生；交通系统。河南的三任交通厅长相继落马；金融系统。有行长腐败，也有信贷员携款外逃；建设系统。在工程招标投标中收受贿赂。从岗位的角度看主要有：县委书记。安徽省连续有18个县委书记因为腐败问题被查处，2005年秋刚刚受审的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仅在1999年至2004年5年时间内，卖官收入就达3200多万元，平均每年630多万元。


    这些腐败高发区只是相对而言，因为这些行业、岗位比其他行业、岗位的腐败问题更突出，更引人关注，群众意见更为集中。但腐败高发区绝不止这些行业和岗位，事实上腐败高发区的界限已经越来越不明晰，越来越多的行业和岗位向腐败高发区的方向发展，或者已经成为腐败的高发区。不管什么行业，凡是有权力的地方，腐败就容易滋生，其中一些重要岗位、重要人物、重要环节，管理人、财、物的岗位和人员，腐败现象一直以来居高不下。


    腐败高发区的不断形成和出现，原因有多方面：一是制度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缓慢，对权力监督的疲软无力，监督的形式不少，但管用的不多；二是落实不力。预防的措施流于形式，制度建设还有漏洞，廉政教育走了过场，有的部门、有些地方并没有认真贯彻中央反腐败的战略部署，惩治腐败的决心不下，惩治腐败的态度不硬，惩治的力度不够大，不少腐败逍遥法外；三是腐败文化。长期的封建传统和现实中不正之风、腐败现象的屡见不怪，使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的宽容、默认，甚至纵容、羡慕，反正个人也决定不了社会潮流，许多人只好选择了随波逐流，有时候不合俗、不腐败甚至难以立足和生存。


    面对到处滋生蔓延的腐败现象，群众深受其害，怨声载道，有的人不禁怀念起毛主席领导的时代，说：那时虽然穷点，苦点，但哪有这么多这么厉害的腐败？群众心气大多还是顺的。中国人有个传统心理，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生活是好了，物质是丰富了，收入是增加了，但社会不公严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富的真富，穷的太穷，社会治安不好，群众情绪很大，社会稳定也大成问题。


    在怀念毛主席的人中，许多人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重新反思，对文化大革命也重新进行反思，不再全盘否定，社会上也兴起“毛泽东热”，凡是关于毛泽东的书、画，一般都好卖，许多出租车挂上了毛主席像，一些群众家中也再次贴上了毛主席像，这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大家通过怀旧来表示对现实中某些现象的不满。


    群众怀念毛主席，也不无道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据说就是因为“一些政权机关出现机构庞杂并产生一些官僚主义作风”，有学者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主席就“开始着手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只是因为“解决得并不彻底，有些地方还在解决中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使毛泽东不得不深入地思考发生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主要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毛泽东组织这个读书小组的目的，一是为了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二是为了借鉴苏联的教训。在借鉴苏联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分析苏联所以变修的原因。他认为，苏联的政权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可是，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其变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权已经失去了人民性。直到1964年，他对国家政权中存在问题的性质作了新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而被“资产阶级代理人”篡夺了，要通过“四清”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到1965年，他又认为“四清”也不能解决问题了，必须通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去夺回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据此思路，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


    中国不会有第二个毛泽东，也不会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人们的内心中隐约有一种期待，期待毛主席再现，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和明君意识的反映。《国际歌》中唱道：世间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如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明白毛主席不可能再现，也没必要再现，国家的命运不应该再系于一两个人身上，而是大家应该共同觉醒，共同努力，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许在官方和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民间和群众的意识深处，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反腐败，就得有反腐败的力量，有反腐败的方法，对以前反腐败的一些做法进行反思和改进。


    例如，纪检监察部门以前对匿名举报一般是不予受理的，举报信往往被转给被举报人，作为“提醒”、“参考”、“诫勉”，甚至是人情、礼物，实名举报的举报信和举报人也大多被举报对象知道，举报人遭到或明或暗的打击报复的事也经常发生，有的甚至丢家破人亡，所以，群众对纪检委、组织部已经难以寄予反腐败的希望。


    几年前有人举报龙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房建国的案子，就是典型的一例。


    房建国是岸东市房管局孙局长的亲信，不是孙局长的亲信，也当不上这个市房管局的钱耙子——龙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


    孙局长在与飞驰房地产开发公司合作的过程中，因为房管局不能直接参与商业活动，便由市房管局出资注册成立了龙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出入由该公司出面操作，市房管局幕后指挥，当然，所得利润也最终由市房管局，确切地说由孙局长支配，除了改善干部职工的福利待遇，局领导率先实现富裕目标，有不少也用于了对市里、省里甚至国家部委有关领导的公关，那都是些黑账，被做了假，进行了伪装，在公司账面、房管局账面都不可能看出来资金的真实去向的。


    龙泰公司近年来也进了一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公司又要用他们的技术和年轻，但对他们又处处设防，因为许多黑幕操作对生人是要保密的，许多老人甚至有意无意地对他们进行排挤，怕他们在与自己的竞争中占了上风。房总等公司领导当然是维护老部下的利益，他对这些年轻人的“幼稚张扬”也很看不惯，也经常敲打他们。


    这几个年轻人血气方刚，富有正义感，他们既看见了龙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许多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的黑幕，自己又受打击排挤，心中愤恨，经过一段时日的密谋，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了龙泰公司的内部问题。


    当然，一开始是匿名举报，举报的对象也不是房建国，而是龙泰存在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责任人是公司某部门，其部门领导人品极差，对年轻大学生的态度很坏，激起了他们的愤慨，所以首当其冲地遭到举报。举报投向的单位不是纪检监察部门，而是税务稽查、审计部门。


    但是，他们的举报不仅毫无作用，还引来了报复。


    房建国知道了这件事，他在大会小会上旁敲侧击地讥讽道：


    “有人还想通过举报整倒我，真是做梦！谁写的举报信，我也都知道，咱们走着瞧！”


    房建国通过亲信的调查，推测判断出了举报本单位问题的几个年轻人，他们开始受到了空前的压力，龙泰公司处处给他们穿小鞋，想挤走他们。


    几个年轻人被逼急了，一起向市纪检委和市委组织部去举报龙泰公司的问题，房建国等领导责无旁贷，矛头也直指他们。匿名举报一直得不到受理，他们便联名实名举报，并一起前去上级机关反映情况。


    开始，纪检委和组织部显得很重视，并且联手成立了专案调查班子。市委组织部牛部长知道这个事情后，听取了接待人员的汇报，指示深入调查，挖掘证据。


    可是调查来调查去，迟迟没有结论，为什么？房建国以及孙局长幕后进行了公关，他们充分利用了金钱和关系网的作用，办案人员及办案人员的领导纷纷接受了他们的好处，有的拿了数额不小的钱，有的得到了买房时大幅优惠的待遇，市委组织部、纪检委还分别得到了一辆小轿车的馈赠。


    几个月过去了，最后，结论终于出来了：龙泰公司虽然财务帐目方面存在某些不太规范的地方，不够细致明确，但尚未发现有严重违反财经纪律或涉嫌经济犯罪、行贿受贿等问题。


    举报龙泰公司的几个年轻人再也呆不下去了，因为公司以违反劳动纪律为由，将他们开除了。房经理让人传话给他们：再胡闹闹出什么事来，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如果还呆在单位不走，你们的人身安全也无人予以保证。


    这几个年轻人算是领教了社会的厉害，只能夹起行李愤愤地离开。在这个城市里他们仍将躲不开房总等人的阴影，时时有遭受打击报复的可能，几个年轻人只好南下深圳打工去了。


    龙泰房地产开发公司又恢复了昔日的面貌，一切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房总等人与市委组织部、纪检委的关系走得更近了，逢年过节去拜访打点，那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郑铁对这些反腐败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也有所了解，他对市纪检委冯书记说：


    “要加强内部纪律，告诫我们纪检监察的同志，要注意做好保密工作，保护好举报人，不许泄露举报人和举报信的信息给被举报人，这一点群众反映强烈，再出现这种问题，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反腐败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单打独斗了，那样会给被动，情况会更复杂，局势会更严峻。”


    经过一番准备和动员，岸东市展开了一场反腐败斗争。


    只要领导有决心，反腐败工作也不是没有希望，岸东市的反腐败工作一时间如战时动员，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也确实动了真格的。


    风声鹤唳，一些小贪被查了出来，一些隐藏的大贪也露出了蛛丝马迹。在巨大的压力下，接连发生了两起涉案领导自杀案件。


    一起是岸东市桃源街办事处一个副主任，他姓李。


    “桃源街的李主任跳楼自杀了！”一个消息在岸东市党政机关中悄悄传开了。


    这不是谣言，小道消息往往比官方媒体还真实，这个消息更是绝对真实，而且是刚刚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新闻。


    那天早上，桃源街的干部们刚上班，有的懒散的还陆陆续续地往办事处里走进来，突然，从三楼办公室里的窗户里跃出一个人来，头冲下，一头扎了下来，“扑通”一声，正砸在楼前的水泥地面上。


    “有人跳楼了！”大家被眼前这一幕都惊呆了，刚进门的人一下停住了脚步，楼上的人听见楼下人的惊叫，纷纷从窗口探出头来。


    人已经死了。地面上红的鲜血、白的脑浆喷溅了一大片，惨不忍睹。女同志吓得直往后躲。


    跳楼的人是位男性，40岁左右的样子，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模样看样子也听英俊，可惜已被鲜血和脑浆糊住，看不清楚。


    “这不是李主任吗？！”大家更是惊讶极了，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一个大男人，一位领导干部，咋一下成了这个样子？


    许多人不知道原因，纷纷胡乱猜测：感情问题？精神问题？可很少有人猜到真正的原因。


    知道李主任自杀真正原因的当属市纪检委，但他们是绝不会自己主动去说破其中的秘密的。


    当市纪检委的人听到李主任跳楼自杀的消息后，也大吃一惊，特别是相关办案人员，更是有些惊慌不安，因为就在李主任跳楼自杀前的一天，他们刚刚找李主任谈了话，而且是态度严厉，跟他摊了牌，限令他3天之内主动交代其经济问题，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职务、工作、荣誉等等都将无法保证。


    李主任确实是有问题，这次查处他也不是冤枉他，而是有确凿的证据，该街内部知情人士举报了他在经办办事处办公楼装修工程中收取工程承包商贿赂12000元，这件事他自己都不敢否认。当市纪检委的人来跟他谈话的时候，告诉他老实交代还有望从轻处理，若是编造假话欺骗组织不仅将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还将面临伪证罪的起诉，当时他就傻了，不敢说不，只能说：


    “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但是，含糊其辞终归不行，纪检委一定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跟他说的都是一针见血，而且语气严厉，看来这次市里反腐败的运动是真在抓了，真他妈倒霉，我以前一贯表现良好，后备干部当了十多年，历经无数磨难，战胜许多政敌，年近40了才刚刚混到副科级，屁股还没坐热，咋就撞到枪口上了呢？


    是谁举报了他呢？他李主任在猜测。


    不会是承包商，我收取他12000元，对于那个150000元的大工程而言，确实不算多，况且，我自己只拿了6000元，另外6000元分别给了主任和书记两个一把手。以前有人收人家钱太狠了点，有的人办完事之后就举报，让你钱也落不着，还要惹一身骚，弄不好还有牢狱之灾，我可是注意这点了啊。


    昔日的政敌？他们调走的调走，失意的失意，不会有人掌握我的秘密啊！


    他那里知道，举报他的人正是他最信任的密友和部下、财务股李股长。


    别看李主任和李股长都姓李，500年前也许还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呢，但是现在确实是两家人。李股长已经40好几的人了，年轻是也曾是志在仕途，可是混了几十年，总是走背字，在桃源街也已经工作了近20年了，才当了个小小的股长，而且，街道办事处领导一换，新领导对他又不信任，正在计划换掉他。这次，他掌握了街道领导班子收取工程承包商回扣的事情，决定孤掷一注，举报他们，将他们扳倒，以解心头之恨，也好化解自己面临的危境。


    但是，这个事情涉及到了他昔日的好友、现在的副主任李主任，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李股长心想：无毒非丈夫，量小非君子，老子这一辈子窝囊，就是因为心慈手软、优柔寡断，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舍不得老婆抓不住流氓，去他娘的，管他主任副主任，这回老子造他一回反，反正是匿名信，谁知道是谁举报的呢！于是，李股长写了匿名举报信，举报了桃源街领导班子私分工程回扣的事情。


    可怜的李主任，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压力。纪检委不好一下找桃源街的主任、书记，因为还未掌握关键的证据，他们要从李副主任这里打开口子，于是，先找他谈了话，软硬兼施，以图使他成为一个人证，把该街所有涉案人员都抓获归案。


    李主任当然也明白，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己倒霉不说，而且要通过自己这条绳，牵出更大的人物呀，可是，我能说吗？我敢说吗？现在已经能够肯定，自己的职务、工作都将不复存在，老婆也可能要离婚，孩子不知会判给谁，家庭将会在人面前抬不起头，以前的荣耀都将随风而去……如果自己把主任、书记拉下水，自己的罪责也洗不清，只会使更多的人仇恨我，灭门之灾也可能将会落到自己头上啊……


    李主任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个人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答案，那就是：自杀！自己了解自己的生命，纪检部门也查不下去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将要面对的屈辱也就不会发生了，而且，主任和书记保住了，他们也一定不会忘记照顾我的家人的。


    临天明时，李主任给主任和书记分别打了个电话，说他最近可能要出去办点事，请他们帮忙照看一下家人。


    两位领导听了觉得怪怪的，似乎有一种预感，但他们想，也许李主任死了真是一件好事，这叫舍卒保帅。因为他们也探听到了市纪检委正在调查李主任，而且是避开他们俩，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呀，李主任这里开了口子，可是大家都玩完呀。只不过，可惜了这位李老弟呀，他以前并没贪多少，和我们俩相比，那简直是九牛之一毛，而且，他才当上副主任不到两年，可是，没办法，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


    于是，就发生了那悲惨的一幕。


    市委书记郑铁知道这件事后，严肃地批评了市纪检委，他说：


    “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更不容易，一定要爱护我们的干部，他有多大的问题，只要不是死罪，就不应该把人家逼得跳楼自杀。就是死罪，也应由法庭宣判，而不是逼人跳楼！今后一定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注意策略，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说得确实有道理。市纪检委也自觉理亏，不仅没有继续追查李主任及桃源街的案子，而且授意桃源街出钱抚恤了李主任的家属，做好劝解说服工作，不使其上访闹事。好在李主任的家属也自知自己的亲人有劣迹在身，不敢再到处张扬，于是，没有发生其他事情。


    李主任死了，大家都平安了。桃源街的主任、书记终于平安无事。


    当然，他们也是“仗义”的，李主任的家人得到了很好的照料。李主任死得其所，死也瞑目了。


    虽然郑书记对纪检部门办案的做法进行了提醒，对反腐败工作踩了点刹，试图避免再出现自杀之类的极端事件发生，但是，不久还是发生了一例。


    这次自杀的是岸东市房管局下属的龙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房建国。他自杀的方式不是跳楼，而是上吊。


    前面说到，几个年轻人在龙泰房地产公司遭到挤压，并且看到其内部奄奄黑幕，愤而向有关部门举报，结果屡屡举报，没有结果，最后却搞得自己难以立足，背井离乡，南下深圳打工去了。但是，他们真是血气方刚，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其中一人的同学有亲戚在中纪委工作，他们通过这条关系，将举报材料递到了中纪委，中纪委批示省纪检委好好查一下这个案子，这个已经结案的案子再度被提了出来。


    这时，岸东市纪检委在市委的要求下，正以王玉林案为警钟，掀起一场教育、惩治、预防并举的反腐败活动，省纪检委的办案人员来到岸东市后，岸东市委、纪检委都对龙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案子不能再掉以轻心了，开始认真去查。


    这一查，房建国着了慌，幕后的官员孙局长以及市委组织部牛部长也着了慌，上次办案的市委组织部、市纪检委的某些人也着了慌。


    房建国自己捞取的好处也不下于王玉林，他把自己的孩子以及某些罩着他的领导的孩子早就送到国外去了，也转移了相当多的资产在国外，购置了房产，做好了万一东窗事发就溜之大吉的打算，可是这次省纪检委的人来得突然，还没等到自己的内线发出信息，他的行动已经被控制了，想逃也逃不了了。


    省、市纪检委的人一起对他进行了谈话，让他讲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虽说名义上还没有对他实行“两规”，但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行动已经处于监视之中。


    就在纪检委的人找他谈话前，他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久久地在他耳旁萦绕：


    “不要乱说，要讲义气，否则你会很惨的！实在不行，就自我了断，绳子在你的抽屉里！”


    这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告诉来谈话的人，自己好好想想，再找组织谈。


    等别人都走了，他拉开了自己的抽屉，大吃一惊，一条结实的白色尼龙绳放在自己的抽屉里！


    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感到，自己处于一个巨大的阴影中，这回，是命运决定自己，而不是自己决定命运了！


    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他只有……


    第二天上午，龙泰公司的员工发现自己经理的办公室一直紧锁着门，有急事的部下打他的手机也无人接听，办公室的人打开了经理的房门，顿时惊叫起来：


    “快来人啊，房总出事啦！”


    房建国的尸体挂在房间里挂窗帘的地方，悬挂着他的，正是那条来历不明的白色尼龙绳！


    听到房建国上吊自杀的消息，有人吃惊，有人疑问，有人高兴，有人庆幸。


    市房管局孙局长、市委组织部牛部长听到后，都在心里长长地吁了口气，当然，他们面上还得装出惊讶、悲痛、哀叹的脸色。


    人死债亡，于是，这个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房建国以自己的死保护了一大批人，他在那些人们心中的地位还是高大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死绝非自己自愿，那个暗中送给他尼龙绳的人，也永远是个秘密。


    接连闹出人命案，市纪检委震惊，市委震惊。


    市委书记郑铁也感到震惊，他想：反腐败不能不搞，但如果这样下去，会闹出大漏子，影响稳定大局呀。不能不查，也不能真查、硬查，那样的话，也许这个市委机关都不能保证正常运转了，不知会牵扯出多少人，说不定还会把火烧到自己头上，我的亲戚朋友搞工程承包、做生意的也不少，他们也有靠我的关系、靠我的影响发财的，这些我都睁只眼闭只眼，要是别人真来查，我也说不清啊……


    于是，在房建国上吊自杀之后，郑铁紧急召集市委书记会，对反腐败中工作出现的屡出人命的问题专题研究。


    会上，郑铁对纪检委冯书记说：


    “稳定是大局，这个大局是前提，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呀。老冯呀，我看反腐败应把握好节奏和尺度，原则应该坚持，但是策略也得讲，灵活性也要有，现在社会的风气、党的风气大家也都知道，要是完全循规蹈矩，按章办事，那可能会寸步难行，要从实际出发，现在立案的标准不都提高了很多么，由5000元提高到了10万元，这就是从实际出发嘛。


    “上次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中纪委的一位领导给我们做报告，他讲了这么一个例子：80年代末，有一次他到某地去讲课，一位地方的粮食局局长向他请教一个问题，局长问道：‘现在粮食紧张，县长让我到临近的一个县去进点粮食，可是，他们县虽然粮食充足，但也在控制粮食外运，准备卖高价，如果不给他们粮食局局长送好处，即使我们关系不错，这事也办不了，我现在真是为难：不行贿吧办不了事，就是失职，行贿吧那是犯错误甚至犯罪。你说我该怎么办？’


    “中纪委的这位领导说，他当时是这么回答的：‘行贿罪的要件是为了谋取私利，向国家公职人员送钱送物，请注意私利两个字，你现在谋取的是集体的利益，不是私利，我想该怎么做你会有自己的判断。’那个粮食局长自然明白了，事情也办成了。


    “现在我们办事情，该吃的还得吃，该送的还得送，别人都请客送礼，你不请不送，行么？只要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地方的利益，没有把不该拿的钱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就不要怕。


    “现在接受的举报和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多少是谋取私利？有多少是谋取公利？应该搞清楚，分别对待，区别处理，以前我们党在历史上出现过肃反扩大化，‘反右’扩大化，我们反腐败也要避免出现扩大化，对不对？


    “总之，不能再出现跳楼、上吊之类的事情了，闹出人命，难以收拾呀，再说，他们终归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同事……我与心不忍啊！”


    冯书记说：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以前也一直是这么执行和操作的，只是最近从中央到省里，抓得紧，所以……我们得调整调整工作节奏，适当放慢一点，杜绝再出现极端现象。”


    与会的其他几位副书记也都纷纷表示赞同。


    于是，岸东市的反腐败斗争又放缓下来，此后，果然没有再发生类似的纪检谈话对象对象自杀之类的事情。


    当然，腐败分子仍然在腐败，只不过更加隐蔽了。


    2003年春夏之季，和全国各地一样，岸东市也经受SARS即非典型肺炎这场瘟疫的洗礼。


    面对生死的问题，面对死亡的威胁，人们突然间意识到了生命是如此易于逝去，人在自然面前原来是十分渺小，挣钱的人也把钱看得不像以前那么重了，当官的也暂时收敛了对权力的贪欲，不同人群之间、集团之间、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稍为缓和，大家在瘟疫面前不得不共同面对这个对人本身存在构成的威胁。


    当然，高尚的人不会因此变得不高尚，不高尚的人也不会因此变得高尚，媒体就曾报道过，医院对民工和穷人态度冷漠，尽管其符合“非典”疑似症状，却被耽误治疗甚至支走。


    虽然在严峻的局势面前，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免去了官僚主义严重，谎报疫情，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各地也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整肃官场，对一些工作不力、弄虚作假的干部进行了撤职、降职处分，但是，这些都不是制度性的经常性的举措，而是临时性的做法，带有浓厚的人治的色彩，官场的规则也并未因此有根本的改变。


    程空和刘家二人这个时期工作相对轻松，因为“非典”带来的一大好处就是，会议基本不开了，大型聚会停办了，领导的讲话材料也少了，文件相对也少多了，因此，“非典”在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也节约了不少社会资源，提高了社会效率，这真实一个令人苦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反腐败的工作这个时候在全国和在岸东市都不是重点工作了，况且，岸东市在此前已因为连出命案，放缓了查处腐败案件的工作。


    那两个自杀的领导的故事当然不可能在官方媒体上登载，官方媒体对负面消息是严格控制的，如此消息更是绝对禁止的。在当代中国，对于广大的中下层干部群众来说，要想得到真实的消息、内幕的消息，不要寄希望通过官方媒体。


    但是，小道消息传播得有时快过电波，两个领导被审查时自杀的消息早已在岸东市传得沸沸扬扬。


    程空和刘家不可能不听到，因为大家私下在纷纷议论这两件事情，有些细节更是传得神乎其神，赛过惊险小说、恐怖小说。


    “官场险恶，一定要夹起尾巴做人。”刘家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他想起一位老同志曾经对他传授的官经：“对领导多吹捧，对同事多表扬，对自己多批评。”不禁深以为然。是啊，在官场，官高一级压死人，领导特别是顶头上司，那可是不仅决定着自己的荣辱、贫富、进退、升降，甚至决定着自己的生死呀！


    程空听到李主任和房经理自杀的故事，也深深震动。官场如战场啊，这里没有硝烟，却胜似硝烟弥漫的战场，同样有死亡的阴影在游荡，而且，死得会很惨。权力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手握权力的人可以伤害别人，也可能伤害自己，可以要别人的命，也可能要自己的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