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夜，黑沉沉的。雨，淅淅沥沥。


    马延雄垂着头，在灯前的土地上来回走着。墙壁上他高大的投影晃荡摇曳。他走着，脚步是匆忙的，像他平时在乡村的山路上一样，似乎有许多急事要他赶紧去办。


    他一头撞在门板上了！他猛抬起头来，一双眯缝着的眼睛长久而迷惑地望着大门，望着门缝外边的那一把大铁锁，那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便剧烈地抖索起来……


    这已经不是在县监狱里，而是在石门公社的兽医站了。


    宝贵的自由他只享受了几小时就又失去了。他甚至没有能好好看几眼他亲爱的玉兰，也没来得及向她问问儿子的情况——可怜的孩子！为了有他这个爸爸，现在正在白眼和辱骂声中提着浆糊桶子……可是，比这更大的痛苦是：他不知道全县的形势将会怎样发展。作为一家之长，他只为三个人负责；作为县委书记，他要对全县十三万人民负责。


    可是，现在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眼下，两派就像两扇疯狂转着的石磨，他像这两扇石磨中间的一颗豆子。如果能使这两扇磨不咬在一起磨擦，他这个“豆子”就是粉身碎骨，磨成面，他也心甘情愿，乐而为之。可是，他这颗小小的豆子能隔开这两扇磨吗？能命他们不贴在一起互相磨擦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一个社会性的动乱潮流，他个人改变不了这个局面。那么，这样看来，他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一颗“豆子”呢？是不是应该从这两扇磨中间蹦出去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他不能“蹦”出去！他可以蹦出去，但不能蹦出去！他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县委书记，他不能离开这暴风骤雨，去为自己寻找避风的港湾。也不能像李维光那样，为了给自己找一顶保护伞，不惜卖身给一派，使两派群众的矛盾冲突然加深。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


    他头顶在门板上，从门缝里惆怅地望着黑漆漆的雨夜。


    没有哪个上级领导能够给他直接指示什么。省委、地委和县委一样被砸烂，被夺了权，听不见广播，看不上报纸，党中央对目前运动的所有精神他都不能知道。他只能靠自己共产党员的觉悟来判断眼前的一切。他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没有上级，也没有下级，他是一个单兵在作战！


    这处境，这状况，眼前也不是他马延雄一个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处在这样的境地中：一切要靠自己来领导自己，指挥自己。这是一场肉体的考验，更是一场灵魂的考验。是纯真的还是卑鄙的？是崇高的还是低下的？是为党和人民勇于牺牲还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投机取巧？两条路只能走一条，每一个人都必须选择。严酷的现实要每个人把自己的心灵都赤裸裸地袒露在它面前。门外面飘着轻风细雨，马延雄的内心里掀起狂风激浪……现在，他从们板上抬起了头，额上冒着热气，苍白的脸上汁渍渍的。他来到油灯前，用袖子揩了揩脸，坐在炕沿上。灯光映出紧张思考而发过烧的脸颊，苍白中当着一点淡淡的红颜色。


    他这样坐了一会，突然像记起了什么，两只手神经质地在身上乱摸起来。摸了半天，手无力地垂下了——破棉袄没有带来！地图，铅笔，这两件宝贵的东西不在他身边了！


    他失望地长叹了一口气。


    叹气之余，他似乎听见门缝里传来一个很细微的声音。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任何一点响动都能牵动他的神经。他刚开始以为是蚊子发出的响声，但一想现在已是深秋，哪来的蚊子呢。他又侧耳细听——这下听清楚了：天啊！这竟是一个人的声音！谁？他的心一缩。没听见院外开大门的声音，怎么会有人出现在他的窑门口呢？他紧张地走到门后，从门缝里往外看：只见一个黑糊糊的身影半蹲在门前。为了看清那人的脸，他也在门后半蹲下来，当他眯缝着的眼睛和门外黑暗中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对在一起的时候，吃惊几乎使他跌倒在地上——啊，这人竟是柳秉奎！


    这人正是柳秉奎。他怎能像天兵一样降在这个地方呢？


    秉奎现在正轻轻往开抬着门。趁这个当儿，我们先来交待几笔——马延雄被红指拉走后，柳秉奎第二天在县城的街道上像一个丢了许多钱的人，前街跑到后街，又从后街跑到前街。


    县城一片杀气腾腾，红总正积极准备攻打石门。一场恶战眼看就要爆发，重新陷入囹圄的老马性命难保啊！


    他满头大汗在街道上颠了一天，不知自己该怎么办！他又怕他们村的黑三碰上他。要是叫这个投机倒把分子看见他，叫来一群“孙大圣”把他踩不死才怪哩！


    他赶忙进了街角的公共厕所，在那里想了半天，最后才拿定了主意。他先拿自己随身带的一点钱，在城边一个村里冒雨买了几担干柴担在马延雄家里；又把他家大小水瓮全部担满。二十五日，他又到北边一个小镇上找一个有名的老中医，给病重的马延雄的老伴抓了一回中药。


    二十六日，趁没人时，柳秉奎在街角上揭了一张“通缉令”塞到怀里，便急急忙忙冒雨向石门赶来了。


    他要营救马延雄！残酷的现实在几天之内把这个农民变得像“绿林好汉”一样。到了石门公社，天还没黑。周围山着上到处都是红指挖工事的人——看来他们也准备打了。老马凶多吉少！


    在一个山洞里捱到天黑以后，这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像贼一样溜到了公社下而的兽医站附近——他半路上打听到老马关在这里。大门上有人站岗。他从前墙根溜到后墙根，攀着一棵老榆树上了墙头。他把老蓝布腰带解下，拴在老榆树的一个枝杈上，把自己吊到兽医站的院子里了。刚一落地，他就连滚带爬来到了这个门前……现在，秉奎已经把一扇门轴轻轻从轴凹里抬出来了。


    他从抬开的门旮旯里轻轻挤进来，又轻轻将门抬进轴凹里。他用两只庄稼人粗壮的胳膊搂住了马延雄的瘦肩膀，紧张地看着他，激动的泪水汪满了他的眼睛……


    他把马延雄拉到灶火旮旯来，从怀里掏出那样“通缉令”。灯光照不到这里，马延雄几乎是把通缉令蒙住自己的眼睛上看，看完后，他出神地思考起来。


    柳秉奎把自己胡子巴茬的嘴紧贴在马延雄的耳朵上，急促地说：“老马！红总为了捉住你，马上就要进攻石门了。红指也正在山上挖工事哩。情况非常紧张，赶忙跟我往山跑！跑出去咱到柳滩去。你知道咱村后崖沟的半山崖上，有一九四七年老百姓躲胡宗南的崖窖，你藏在那里边，我们给你送吃喝，保险他哪个瞎熊也找不见你。快走啊，老马！”


    马延雄抬起头望着他说：“秉奎，你先别紧张。你告诉我，这几天城里再有没有人遭殃？”


    “没听说什么。我就听说红指把你拉走后，红总把县上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都关了禁闭，怕红指再来抢哩。噢，我在来石门的路上碰见党校的老杨来着，就是党校的杨培民校长，我上过党校，认得他。”“老杨？”马延雄的一只手一把抓住柳秉奎的胳膊，使劲摇着问：“他怎啦？快给我说！”


    心急如火的柳秉奎只好咽了一口唾沫，喘着气悄声说：“老杨昨夜晚被一个看守监狱的红卫兵学生偷偷放出来了！那红卫兵的父亲就是这石门公社一个大队的书记，困难时期他上过几回党校，交不起伙食费，都是老杨给垫的。他念老杨的恩情，因此，到城里硬逼着儿子偷偷把老杨放了。他准备亲自护送老杨过黄河，从山西转路把老扬往关中老家送呀。我在路上碰见他们。哎呀，你可不知道，老杨已经瘦成一把干柴了，眼镜片和眼镜腿都用胶布粘着，病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一路上都是那个农民拿胳膊架着。老杨听说我来寻你，泪珠子直淌，嘱咐我无论如何要把你救出来，说把你救出来后，千方百计送到他们关中去……”


    马延雄长长出了一口气，手在脸上痛快地摸了一把，激动地对柳秉奎说：“秉奎，你带来了坏消息，也带来了好消息。你听过老杨的党课吗？听过？老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光咱们县再没有第二个，就是全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可他一直多病，是全县中层干部里身体最差的一个，我一直担心他经不住折磨，这下可就好了！”


    门外的铁锁被风吹得“咣当”一声，柳秉奎打个冷战，两只手紧张地捉住马延雄的一只手，使劲摇着说：“好老马哩，咱赶快走吧，再不敢耽搁时间了！”


    马延雄，一只手的指关节顶在鬓角里狠狠拧了几下，突然扭过头轻声问：“能出得去吗？”


    “能！”柳秉奎铁一样的下巴朝门外扬了扬，说：“咱翻墙过，我的腰带还在榆树上拴着哩！”他的两只眼睛闪闪发光。


    马延雄指关节顶在鬓角里，又出神地思考起来。


    柳秉奎两眼盯着他，右手狠狠地拧着自己腿上的肌肉，紧张使他的身体像一台发动了的拖拉机，急剧地颤抖着。


    马延雄突然转过苍白的脸，向柳秉奎坚决地做了个走的手势。柳秉奎粗壮的身子顿时伶俐得像一个运动员，呼地窜到了门口。他扒在门缝上向外看了看，然后麻利而不出声地把门轴从轴凹里抬出来。现在，他们来到院子的墙根底下了。柳秉奎两条粗硬的胳膊将瘦小的马延雄一把抱起，一举手把他放到了墙头上，他自己也揪着腰带爬上来了。


    他从树上解下腰带，两把缠在腰里，顺树干先溜到了墙外。他在墙外举起胳膊，把马延雄轻轻接了下来。


    两个人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雨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