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


    仰望悠悠苍天，我要问：他们作为人，到底活了个啥？我们作为人，活了个啥？


    叶盛兰（1914—1978），男，汉族，籍安徽太湖，京剧小生演员。


    提到京剧，就要提到“富连成”；提到叶盛兰，也要提到“富连成”，这是他的背景。他的一生因它而光耀，也因它而屈辱。


    “富连成”是啥？“富连成”是一个按传统规程和习惯来培养京剧艺人的旧式科班，始创于清末民初，结束于20世纪40年代。学艺的学员出身梨园世家或来自苦寒人家。他们在严格管理和严酷到残酷的训练下，学习京剧。在几十年时间里，“富连成”科班以管吃管住、又打又骂、边学边演的独特方式，为中国京剧艺术培植了七百多名有很高表演技艺的演员；日后他们成为中国京剧的骨干力量乃至举世闻名的艺术家。这个由私人开设的科班，可谓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质量最高，影响最大。那时与“富连成”并存的还有一些京剧班社和学校。但连续几十年不间断的培养艺术表演人才且成绩卓著，“富连成”是首屈一指，至今也是首屈一指，别看现在有了高校性质的戏曲学院。


    “富连成”学员按“喜、连、富、盛、世、元、韵”七字顺序，排列为七个科次。每科都有出类拔萃的演员，用“星光灿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喜”字班有出名的陆喜明、陆喜才、雷喜福、赵喜魁、赵喜贞、武喜永六大弟子以及侯喜瑞。“连”字科有于连泉（小翠花）、马连良、马连昆、刘连荣、王连平、何连涛、方连元、骆连翔等人。“富”字科有茹富兰、谭富英、茹富蕙、马富禄、吴富琴、沈富贵、邱富棠等人。“盛”字科有裘盛戎、高盛麟、杨盛春、叶盛章、叶盛兰、李盛斌、李盛藻、刘盛莲、孙盛文、萧盛萱、孙盛武、贯盛吉、贯盛习等人。“世”字科有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阎世善、迟世恭、江世升、江世玉、艾世菊、沙世鑫、刘世勋、裘世成、王世续等人。“元”字班有黄元庆、刘元彤、郭元汾、茹元俊、谭元寿、哈元章等人。而搭班学艺的，则有周信芳、梅兰芳等人。这份名单基本上把京剧界的顶尖演员，一网打尽。而“富连成”之所以取得极其丰厚的教育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两个人——两个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一个是社长叶春善，一个是管事的总教习萧长华。


    这个叶春善不是别人，就是叶盛兰的父亲。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一个富绅出资，叶春善从收容六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开始，一手创办了这个京剧科班。光绪三十年（1904）打出“喜连升”的招牌，后因换东家改为“富连成”。民国二十二年（1933）叶春善患病，由长子叶龙章接替科班的工作。民国三十六年（1947）叶龙章因病不再问事，社务转由次子叶荫章主持。1948年，“富连成”解体。


    我为何在此不厌其烦地介绍“富连成”，因为这是叶盛兰的背景。今天谁毕业于哈佛，谁就拥有一个最好的文化背景。如果拿它和“富连成”背景相比，前者不过是一所美国的好大学，后者则是中国整个梨园行外加半部京剧史。这个背景，让叶盛兰的前半生灿烂无比；这个背景，让叶盛兰的后半辈子灾祸无穷。


    说完了背景，再说叶氏家族。叶氏祖籍安徽太湖，乃梨园世家。中国戏曲史里，有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四大徽班”进京献艺的盛事。其中的“四喜”班，在咸丰、同治年间有个非常出色的艺人叫叶中定，弟弟叫叶中兴，哥儿俩搭班唱戏。这个叶中定，就是叶盛兰的祖父。


    叶春善1903年娶妻段氏，生有五子四女。长子叶龙章先在张学良东北军供职，1935年接替父亲任“富连成”社长。次子叶荫章为京剧武场（京剧伴奏中的打击乐队称为武场）鼓师。三子叶盛章，武丑演员。四子叶盛兰，文武小生。五子叶盛长，文武老生，娶妻谭小培之女谭秀英。长女叶玉琪，嫁名小生茹富兰为妻。次女叶玉琳，嫁老生演员宋继亭为妻。三女过继给四姨母，改名杨凤岐。四女叶惠蓉，嫁萧长华之子丑行演员萧盛萱为妻。另有一义女，叶萍。


    叶家的第四代，绝大多数也从事京剧表演事业。他们当中不乏佼佼者，有的已是出人头地的名角儿。如叶盛兰之子叶莲、叶强（后改名叶少兰），叶盛长之子叶金援、女儿叶红珠，叶玉琪之子茹元俊，叶蕙蓉之子萧润增、萧润德。总之，叶氏家族从咸丰延续到今天，可谓树大根深；又与同为梨园世家的萧家、茹家、谭家联姻，子女众多，可谓枝繁叶茂。这梨园子弟和干部子弟不同，他们是代代领风骚，家家出人才。戏曲舞台和影视荧屏不同，想露脸走红没什么后门可走，出名成材靠的都是硬功。


    有了这样的背景，有了这样的出身，本人又有那样的天资和才情，你说，叶盛兰当是怎样的脾气和做派？


    他是甲寅年生人，属虎。叶盛兰的性子也真有点儿虎性。从落地起性子就烈，喂奶稍微晚了点儿，就哭个没完，甚至能哭得闭过气去。小时候念私塾也要强，功课若背不下来，宁可不吃不喝也不睡，实在困得不行，就用拳头捶自己的头。到了科班，还是这个脾气。为了打好武功底子，他从来不跟大伙一块儿睡午觉。每日中午，他都主动给自己加一遍功。叶盛兰常说：“唱戏的没腰、没腿（即无腰功、无腿功），到了台上怎么亮相都不好看。”


    叶盛兰


    叶盛兰原在北平师大附小念书，十一岁入“富连成”社，因有一副姣好的面容，便学旦角。青衣、武旦、刀马旦都拿得起。非但拿得起，还真都不错呢。但是不久发现他妩媚不足，英气有余。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京剧小生人才奇缺，后改学小生，自己对小生也很感兴趣，发奋用功。举凡小生各种功如扇子、袍带、纱帽、翎子、靠把，他都学会了，唱做皆优，文武兼擅。加之人又敬业，每一场戏，都是全力以赴，难怪人们要称赞他是中国京剧第一小生了。祖籍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成长在风霜凛冽的北国，江南的水气与北国的长风同时融入了他的气质，外表兼具北雄南秀。面庞白皙，两道剑眉通鼻梁，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汉的英风飒气。眉宇间那股端凝沉稳之气，竟如深潭静水，潋滟袭人。


    叶盛兰脾气大。这个大脾气，一直保留到1957年夏季。我曾问同事：“为什么叶盛兰有那么大的脾气？”


    同事瞥了我一眼，说：“是角儿，就都有脾气，那些跑龙套的倒是没脾气。”


    叶盛兰还在“富连成”科班效力的时候，慧眼识人的马连良就“盯上”他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马连良便邀请他客串《群英会—借东风》里的周瑜，并大肆宣传，厚给酬劳。这种名利双收的情况，使年轻的叶盛兰受宠若惊。他的父亲，“富连成”社长叶春善也觉得自己的儿子能在“扶风社”大班演出，是多么风光体面。要知道，科班学生出科（即毕业）以后的出路，就是搭班唱戏的卖艺生涯。如今有马连良亲自来请，有“扶风社”这样有名的大班来约，待遇优厚，当然是求之不得，叶家一口答应。也就从1933年起，到1948年，叶盛兰与马连良搭档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整整合作了十五个年头。那时的“扶风社”有马连良、张君秋、叶盛兰、刘连荣、马富禄，人称“五虎上将”，在菊坛可算得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也算“富连成”门徒的梅兰芳，也格外关照这个小师弟。1933年秋在上海大舞台与之合演了一场《奇双会》，使叶盛兰红遍上海滩。上海观众说：“好些年了，没见到这么好的小生呀！”


    叶盛兰喜阅读。他不看闲书，而是阅读与唱戏相关的著作。在对剧本的研究上下过许多工夫。比如为唱好《监酒令》，他通读了《西汉演义》，终于唱出了主人公朱虚侯刘章的凛然正气。马连良听了他吊嗓时的刘章四句唱，非常感动。这个戏在天津公演的时候，一向重视整体形象的马连良看到舞台上供刘章夜巡用的红灯笼，是一个用红绿布糊的直径只有五寸的小圆筒儿，便觉小气，不匹配叶盛兰挺拔嘹亮、气贯长虹的表演，于是，连夜派人到北京专门做四个大红纱质的宫灯。这宫灯，立刻烘托出舞台的气势。


    1940年，叶氏三兄弟在上海黄金大戏院联合演出，声势浩大。他们订制了全堂守旧（京剧舞台装置，也称堂幕、台幔。即舞台上作为背景使用的底幕。绸缎或丝绒制，并刺绣各种装饰性图案，起到美化舞台的作用。一些名角均在守旧的装饰上标新立异，作为戏班演出风格的一种标志），天蓝色的软缎，上面绣了三片大红色的枫叶，象征着叶氏三雄。其中，以叶盛兰的风头最健，号召力最强。年纪轻轻的，便锋芒尽露，光彩照人。叶盛兰的表演从嘴里到脚底，都可圈可点。水牌子（京剧戏班里每日公布戏码的器具）上但凡有“叶盛兰”三个字，就能保证有五成以上的上座率。他的姓名，就是票房。叶盛兰的小生戏好，偶尔演个小旦，也棒。我是没看过，据那些看过的老先生说，当年叶盛兰与小翠花合演过一出《杀子报》（1949年后被列为禁戏），他扮演官保的姐姐金定（小旦）。当他们的母亲要杀官保时，金定哭着跪下为弟弟求情。台上的叶盛兰哭得那个恸呀，真像个小姐姐模样。每演至此，都能把观众的眼泪催下来。他演的《木兰从军》也极好，又文又武，亦男亦女。现在没人会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吴祖光曾问过我：“诒和，你看过叶盛兰的《南界关》（又名《战寿春》）吗？”


    我摇摇头，说：“没看过。”“那你就太遗憾了！”“我看过他的罗成、周瑜、吕布，也不遗憾了。”吴祖光说：“遗憾！没看过他的《南界关》，就都遗憾。”


    经他介绍，我才知道：叶盛兰在这个戏里扮演守将刘仁瞻之妻徐氏，是反串青衣。最后一场是守城之战，又是十足的刀马旦———讲到这里，吴祖光站起来，激动地说：“这一场的激烈程度，是我看武旦戏从来没有过的，至今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演过这出戏。总之，叶盛兰即使反串，也是一流！”


    听他这么一说，我立马觉得自己太遗憾了，而且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京剧历史上老生挑班挂头牌（京剧戏班演员的一种。俗称挂头牌的、挑大梁的、台柱子，即有艺术造诣，有影响力、号召力的领衔演员。在广告、海报及演出牌子上其姓名及所演剧目均置于最显要处。演出时一般都演大轴戏），是名正言顺；后来顺应潮流，由青衣组班挑大梁。而抗战胜利后（约在1948年左右），叶盛兰在中国京剧史上第一次以小生行当挂头牌组班演出了。这是他的雄心壮志，也是他的实力所致。他的班社叫“育化社”，意思是戏剧以教育感化为务。


    自己当班主，什么都得担待着。好在他事无巨细，都责无旁贷，艺术上又有容人之量。日常生活里，他脾气大，但绝不平白无故地乱发脾气。


    一次，他与程（砚秋）派弟子王吟秋合作演出《吕布与貂婵》。演出头一天，票已售出过半。他突然接到王吟秋的电话，说：“貂婵要唱八句‘慢板’（京剧唱腔的一种板式）。”


    叶盛兰想也没想，便说：“自然的。”


    过一会儿，来了第二个电话，说：“后面唱‘二六’（京剧唱腔的一种板式）时，我要舞绸子的。”


    叶盛兰同意了，说：“好。”


    晚上，又来第三个电话，说：“我不唱后面《白门楼》，那里的貂婵是二旦（即次于主要角色的二路旦角）的活儿。”叶盛兰也点了头，只好再找个二牌旦角，为此，还要再多开一份儿包银（京剧戏班每场付给演员的酬劳）。


    为了艺术，他用的下手活儿都是上乘的，故而开支相当大。票房收入虽然不少，但自己所得并不太多。到了1948年，京剧界的好角儿已如繁星万点，有明也有灭。就在这样境况下，叶盛兰非常红火。可以说，他和他的育化社每唱一场，都费尽心思。


    日常生活中，叶盛兰也是温文尔雅，一表人才，只是他眼睛近视。别看他的台上眼神好，那是表演，在做戏。在台下，因为高度近视，熟人、同事从身边过，他因为分辨不出而未打招呼，无形中得罪了人。后经朋友劝导，他才配了眼镜。这样，得罪人的事就没有再发生了。


    一次，齐崧先生在上海飞达西餐厅吃午茶，巧遇叶盛兰。飞达当时是上海有名的饮茶胜地，也是文人荟萃之所，和天津的起士林差不多。每至下午四点左右，宾客常满，仕女如云，后至者须站班等候。叶盛兰正陪着两位小姐，看见齐崧便起身过来招呼。齐崧遂问他住在哪里，是否和三哥（盛章）在一起。


    叶盛兰答：“我没有一定的落脚的地方，有约最好是到‘黄金’后台见面。”


    见他说话时略带忸怩之色，心里明白的齐崧自不多问。望望那边的女士，齐又问：“那两位小姐是新交还是旧友？”


    叶笑着说：“我们刚认识不久。”


    “听说你的女朋友多得很呢，每天换一个都来不及，可有此话？”


    叶盛兰红了脸，笑答：“七爷（即齐崧），怎么您也会开玩笑了。每天我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没有，哪儿还有空儿交女朋友呀！”


    齐崧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少认识几个，就有工夫吃饭睡觉了。”


    总之，成名于三四十年代的叶盛兰也是吃喝玩乐的内行。在这方面，像他这样的新生代和上一代艺人有所不同。上一代名伶多少秉承了古代名士寄情花木、把玩金石、收藏书画古董等雅癖。而他们这一代，则以一半正经、一半玩赏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了。除了打牌、下烟馆，他们还穿洋服，喝咖啡，近女色，去舞厅，骑大马，牵洋狗，抽雪茄。这种“资产阶级情调”和市民文化的洋场特征也叫随势而变吧！因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社会的殖民化时期。他们非但不讳言物质欲望，且极能适应现代物质文化之潮流。上海小报说“叶盛兰是台下台下，都有名角风度”。其实不单是他，很多的公子、阔少、文人、名伶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台上风流，台下也风流。某些颓唐行为当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在世俗社会里仍视为正常，而并非堕落。只要你接触的艺人多了，就会知道：在其放浪形骸的内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


    记得2006年画家陈逸飞猝死，网上及传媒刊出一些指责其“追逐金钱、更换女友、贪图享受”的文章和帖子。接着，我很快读到陈丹青撰写的追忆这位昔日之友的长文。陈丹青态度温和，行文平缓，一改以往骁野凌厉、头角峥嵘的风格，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人性与自由的深刻理解和向往。他说（大意）：对陈逸飞的侧目与非难，一方面是少见多怪；另一方面则事属当然。因为那些所谓的指责对一个功名既就的艺术家而言，实在是司空见惯。出入衣香鬓影，偕从三教九流，一生至死，便是“公开展示的存在”。这段话针对的是21世纪的名流，我想，它同样也适用于二十世纪的名伶。但他们无论怎么个风流玩法，即使一掷千金，也不是公款消费。


    叶盛兰二十二岁时，名成业就，经父母主张结婚，夫人刘氏，家中经营钟表。夫妻情笃，生二女二男。人谓“盛兰少年得志，妻财子禄四者皆备。”命运向他露出笑脸，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所以，他曾对朋友说：“我以为今后的前途没有什么坎坷了。”


    梨园行重的是情分，讲的是义气。这情义二字，基本上是属于个人道德行为的范畴，但同时它又是支撑戏班得以运转的江湖规则。在社会部件失灵的特殊时刻，江湖规则似乎更保险，也更让人信得过。叶盛兰很懂得情分，很讲义气。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叶氏三兄弟（盛章、盛兰、盛长）到上海，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按老板的“惯例”，规定：戏班每月要演三期，每期十二天，演够三十六场才能拿到一个月的包银。这等于是在演足三十个晚场后，另加六场义务戏。事情已经很不合理了，戏院老板还得寸进尺，处心积虑地克扣主演以外的配角演员、乐师，以及其他舞台工作人员的收入。戏院供应的饭费也从三元降到二元。


    叶盛兰火了，他对三哥盛章说：“这样可不成！人家（指戏班同行）跟咱们哥儿俩出来，指望着省吃俭用攒出几个钱儿来给家里人买点东西回去。他们这样一来，大伙儿还能剩什么钱？咱们一定得找经理分争分争（即理论理论之意，北京土话），不能让大家吃亏。”说罢，他就拉着三哥叶盛章找到经理，当面提出要把伙食费恢复到三元。


    经理不答应，叶盛兰急了，冲着他说：“经理，我叶盛兰不能让大家伙儿跟着我受罪。他们都拉家带口的，出门在外，就更为不易。您不能光顾赚钱，不管我们！如果您不涨饭钱，那就对不起了，从今儿起，回戏（由于特殊情况或事故等原因，剧场临时停止演出，谓之回戏）！”


    见叶盛兰真气了，经理便软下来，说：“四爷，您别发火，咱慢慢商量。”


    叶盛兰说：“好，能商量就成。还是那句话，每人每天三块钱饭钱，少了不成。您不是怕赔钱吗？那好说，只要我和三哥多演几出拿手戏，管保您赔不了。”


    有了这句话，经理乐了，说：“好，好，就按四爷说的办。”


    义气，这叫够义气。难怪从前的同行都佩服叶四爷，说他某些地方很像梅（兰芳）老板。


    据我所知，他的老师程继先过世后，叶盛兰每月必送生活费给师母，一直到为这位老人送终为止。人如浮尘，游弋世间。因有了情义，才聚聚依依、温温和和的，也才有了人性。


    1948年的年底，北京陷入了围城。物价飞涨，人心浮动，戏也就不好唱了。前途难测，艺人们的情绪非常低落。大家凑在一起，常以打牌消磨时间，或麻将，或扑克。那时的钞票就跟废纸差不多。手里还有几个钱，他们的赌注就改成用“黄（黄金）、白（银元）、绿（美元）”轮流在各家玩，其中，也有叶家。


    1948年12月13日，这天下午，李少春、赵荣琛一同骑自行车到叶盛兰家打牌。吃过晚饭接着打，到了11点多钟，突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把玻璃都震得嗡嗡直响。接着，电灯就灭了。叶夫人让仆妇点上煤油灯和蜡烛。不一会儿，灯又亮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接着打。到了凌晨一点多，再听到爆炸般的巨响，电灯再度熄灭。艺人们面面相觑，谁也没心思再打了。梨园行大多住在城南（今天的宣武区），彼此相距不远，即使徒步回家也很方便。唯有李少春、赵荣琛住得远点。从前的北京，一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件事，就是关城门。他俩一路行来，发现和平门关了，前门关了，崇文门关了……看来这是要出大事了。艺人们这下心里真慌了，每个人都在各自掂量，叶氏家族掂量的结果是等待。


    1949年以后，叶盛兰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今后生存方式的选择。戏是要唱的，但各自单挑独唱的情形，已很难维持。经过一番的东飘西荡和左思右想，再经过五弟叶盛长的现场说法，他选择了“国营”。1951年，叶盛兰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实验京剧团。而那时，他领衔的戏班育化社并未解散。足见，他多少是在“脚踏两只船”。从收入上看，他在国家剧团的月工资一千三百斤小米，仅相当于他在戏班两三天的收入罢了。官方自接管政权，即对京剧名角儿有个政治与业务排队和考量。在业务方面，叶盛兰被排在一等，属于文艺一级。要论政治方面，他的排位就靠后了。在考虑吸收叶盛兰参加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的时候，就已充分表现出来了。当时的负责人薛恩厚说：“我们跟组织商量、请示，决定把他吸收进来。那时组织上对他有个估计——这个人很不老实，我们也听说过‘叶四爷’的脾气，到了剧院去一定名堂很多。于是，我和魏晨旭同志对他‘约法三章’。然后，把叶盛兰请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二楼（在南夹道六十三号），我们跟他第一次谈话的内容就是这三章。第一章是遵守我们革命的光荣传统，就是一切服从组织；第二章是要他努力学习，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努力改造自己；第三章是改革京剧。对这三章，叶盛兰连连点头称是。”


    政权的更迭，艺人可是见多了。他们地位卑贱，但都心存傲气。反正谁上台，你们都得听戏——这是艺人傲气的来由。


    1949年后，戏班从艺术建制到上演剧目，统统由党组织和文化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起来。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田汉任局长。叶氏家族上上下下，老老小小都拥护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艺人地位真的提高了，并坚信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叶盛兰对未来也有着希冀和憧憬，但与此同时，他对改革传统戏曲的做法和管理剧团的方式，也有了疑问和不满。出于家族背景和个人秉性，他不像某些艺人那么积极地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富连城”出科的艺人王连平在1957年的夏天，曾这样描述：“我见老同事老朋友包括各色演员，架子都放下来了。唯有叶氏兄弟（即指叶盛兰和叶盛长），尤其是叶盛兰的架子没放下来。我们经历了多少运动，老人也好，老演员也好，没有不靠拢组织的。单单叶盛兰不靠拢。”


    那么，从1949年到1957年，叶盛兰干了些啥？演戏。这七年间的演戏和从前唱戏一样，可也不一样。我说“一样”，是指他依旧在北京的吉祥、长安等剧场演出。他唱戏，观众掏钱。我说“不一样”是指他的演出，从此成为了革命工作和政治任务。比如，他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演出，头顶美国飞机的轰炸扫射，来往于枪林弹雨之中。又如，将一出戏改成一个节目，到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去表演。这在1949年前是没有的事儿。他还作为国家剧院的名演员出席周恩来总理举办的国宴，这在1949年前也是没有的事儿。


    叶盛兰命运的大转折，发生在1957年夏季。


    5月下旬，父母派人与叶氏兄弟联络，动员他们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27日，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叶盛长表示自己很愿意参加，并同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章伯钧能直接和四哥叶盛兰见面。一是能否在中国京剧院建立民主党派的支部。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因为自己实在抽不出身，当日下午便让李健生赶来和叶氏兄弟见面。


    6月5日，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等主持的戏曲界整风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后来，不顾牙痛的父亲和农工中央副主席黄琪翔也赶来参加。


    在座谈会上，叶盛兰第一个发言。他说，梅兰芳虽是中国京剧院院长，但实际上是有职无权，马少波等党政干部独揽大权，不懂装懂。京剧院的矛盾重重，工作一团糟。造成这样的情况，党的领导机构要负责。他的发言，更多地集中在戏曲改革的方向问题上。他说：中国京剧院的剧目是照着延安的《三打祝家庄》的路子搞，还是应该保持京剧原有的风貌？有一个剧种演《白毛女》就行了，不能叫所有剧种都唱《白毛女》。


    宴罢，叶盛兰等人决定去叶盛长家小憩。初夏的夜晚，老树婆娑，柳丝低垂，峨峨宫墙城阙隐约于苍烟暮霭之中。心情颇好的叶盛兰感叹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天。”


    三天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只与章伯钧谈了一次话、吃了一顿饭的叶盛兰，连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申请表还没来得及填写，即成为中国戏曲界仅次于张伯驹、吴祖光的右派分子，成为章伯钧伸向中国京剧界的”罪恶黑手“。


    祸之来临，疾如迅雷。


    批判叶盛兰的大会，每次都是组织规模盛大，有四五百人参加。从梅兰芳、欧阳予倩往下数，京剧名伶几乎无一缺席。中央文化部数位部级领导亲临会场。文化部一位副部长代表文化部的大会讲话，给叶盛兰定为“是戏曲界从闹个人名利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京剧界里最危险的右派分子和黑暗势力和封建把头的余孽……也是比较全面的反面教员”。这个定性，令所有人暗自心惊。因为戴在叶盛兰头上的，就不单是右派分子的帽子了。他的罪恶，也不单是与大右派章伯钧的联系。众人皆知的“富连成”科班历史，令人羡慕的班主身份、金光灿烂的名角生涯、庞大亲密的家族关系、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行之有效的江湖行规，都被制作成为政治反动、思想反动、历史反动、社会关系反动的四根大棒，骤然打压到他的身上。


    我算了算，1957年的叶盛兰是四十三岁。风华正茂，比年轻有为的储先生还年轻啊，像珍稀之花，正红也正好。珍稀之花从盛开到凋零，刮一阵狂风或下一场暴雨便足够了。他是个艺人，艺人向来靠直觉、靠感性、靠经验观察事物并取得认识。仅从这个角度看叶盛兰“反党”言行，他的见地已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叶盛兰自觉而顽强地维护中国传统艺术，并认为当时制订的“戏改”政策和举措太不合理。他说：“京剧来源于民间，它上过野台子，也进过宫廷，但不是什么戏都进宫廷。它生长和延续的土壤依旧是民间。这么些演员，能给统治者唱的又有几个人呢？观众还是人民呀！改革不能是推翻了重来，而是该改的才改，优良的何苦得动它呢？”


    对付叶盛兰的办法就是叫“富连城”科班的成员和叶氏家族的亲友反水背叛。


    第一个表态，也不得不站出来表态的自然是梅兰芳。他是中国京剧院院长，也就是叶盛兰所说——一个“有职无权”人。梅兰芳简短的发言为“有职无权”做了批驳性的解释。尽管是批判会，梅兰芳发言依旧语调温和，一口一个“盛兰、盛兰”地称呼，依旧长者气质，坚守大家风范。他特别表明自己并非“有职无权”，说“凡属我院重大问题，都经过我的参与和同意。国家同时为了保持我的舞台艺术青春，为了满足国内外观众的要求，为了给我较充分的时间来整理我的艺术经验，才使我不过多地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呢？盛兰这样乱讲，引起许多误会，是完全不应该的。”人的本性和本色，在任何时候都能显现出来，虽说这种显现有时是很隐晦的。当场，梅兰芳便难以掩饰自己批判叶氏家族的无奈，说：“对于盛兰、盛长，我们不能不和他们划清界限，给以坚决的反击。但是对于他们二人，还是要挽救……我恳切地希望他们赶紧回头。我因为有西北演出的任务，明天就要出发了。我愿意在千里之外听到你们‘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好消息。”


    第二个必须站出来表态的是萧长华。他既属于“富连城”，也属于叶氏家族亲友，还是中国戏曲学校的副校长。他本不想参加批斗叶盛兰的大会。但人家告诉他：“局长派自己的车来接您，可在外面等着呢！”能不去吗？他去了。去了还不行，他还必须讲话。他说，叶盛兰、叶盛长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挂帅，一个急先锋，要篡夺京剧院的领导，把共产党赶走，恢复旧戏班……提到“富连成”和叶春善，他声音哽咽，不觉泪下，责怪叶氏弟兄不忠不孝，埋怨自己怎么不早一点死呢！他一再规劝道：“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要知过就改。走错了道儿，及早回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快上救生船吧！你们已然一身泥了，里外好好洗洗吧。好好交代过去，也好叫我那死去的叶二哥（指叶春善）在九泉之下瞑目长眠。”萧长华的发言充满对英才败落的痛惜，这痛之声、惜之情，感动了许多人。


    一个既是“富连成”科班出身，又与叶家有亲戚关系的名艺人，批判叶盛兰的会连续开了两天，头天没出席，故一上来先声明昨天的批判会未能参加是因病缺席。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自己与叶家的关系，他说：“在旧社会我就和叶家兄弟划清了界限，脱离了家庭关系。因为他们虐待我的妹妹。我妹妹重着身子（指怀孕）。但那是小事，今天的事大，是政治问题，我要和叶盛兰、叶盛长等人划一道新的界限。”讲到自己与“富连成”的关系，他明确地说：“我的艺术不是从‘富连成’学的，我是在我家跟我父亲学，后来又拜了余叔岩，我才有今天。”此外，他还揭发了一个事实：“鸣放”期间，叶盛兰曾说“我报仇的日子到了”。——话少分量足，有如当年揭发葛佩琦“喊着要杀共产党”一样。


    “富连成”出科的名净裘盛戎，也是必须站出来的。他的发言题目是《叶盛兰，人民在等待你回头，懂不懂？》。裘盛戎说：“党还在等你，一直没有给你登报。右派分子有几个没登报的？你心中也有数。一直在团结等待，迁就你，你不懂啊！”他还以亲身经历揭发“富连成”的“罪恶”，说：“我想谈谈学戏的感想。我过去一天演过八出戏，在本馆子‘行戏’（行会戏的简称，指戏班为工商业、公会等行业部门的演出）、‘灯晚’（即夜戏）演了三出，又在‘堂会’演出五出。我就这样一天演了八出戏……解放后，党照顾了我，教育了我。我的房子是和谭（富英）先生排了一出《将相和》后买的。这说明是党给了我房子，给了我老婆孩子。”裘盛戎说的是事实。他红得晚；即使红了，也不像梅兰芳、马连良挑班，挣大钱。裘盛戎的结束语就像铜锤花验的唱腔一样激扬：“张春华（武丑演员）说没了京剧这个剧种，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说，没了整个戏曲界，我们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上台揭发批判的，不下数十人。从名演员到汽车司机，应有尽有。从革命老区过来的，又身为党员的一位老生演员愤怒揭发叶盛兰先后拉拢杨宝森（老生演员）、李盛藻（老生演员）进剧院，以排挤打击自己的事实。他发言的另一个重点是叶盛兰在朝鲜战场慰问演出的表现。因为他是按照党的指示要求照料叶盛兰，每日打洗脸水、打洗脚水、铺床、扫床、找电炉子做饭。二人天天相处，寸步不离。这样他就“积累”了这方面的宝贵材料。他说“叶盛兰到朝鲜战场慰问演出，动机是为了个人，便于取得政治资本和更多的权力和利益。”接着，便详细罗列叶盛兰的恶劣表现：如何贪生怕死，挑肥拣瘦。想演出才演出，不想演出就不演出。志愿军开欢迎慰问团大会，首长献旗，他不接；请他讲话，他说肚子疼。军人们想与他合影，他也不干。别人接了旗，他又不高兴。走路不坐大卡车，非要小汽车等等。赴朝慰问团返回国内作总结，在候车室里，叶盛兰对自己说：“你回去问问毛主席，叶盛兰过了鸭绿江算不算落后？我对得起你们共产党。”应该说，这位演员揭发的每个事实都是射杀叶盛兰的优质子弹。


    叶盛兰已经大红大紫的时候，杜近芳还是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知道是谁的小姑娘。世事难料，沧海桑田。如果没有政权的更迭，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不建立一所国家级的京剧院（即中国京剧院），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他不参加这个国家级京剧院，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他不是小生，她不是旦角，他与她不会在一起。但是，他与她在一起了，而且是几十年地在一起——一起在中国京剧院唱戏，一起唱生旦戏，一起唱才子佳人戏。他演吕布的话，她就是貂蝉；她演白娘子的话，他就是许仙；她演李香君，他就是侯朝宗；她演陈妙常，他就是潘必正；他演梁山伯，她就是祝英台。总之在古代题材的戏里，他们是相爱的一对。即使在现代戏《白毛女》里，他们也还是相爱的一对，一个演喜儿，一个扮大春。其实，他们之间的纠葛也像一本大戏，“大戏”里有深深的情，也有多多的恨。


    京剧界的人都知道，旦行演员是非常多的，优秀的旦角演员也不在少数。要不然，怎么一下就齐刷刷地有了“四大名旦”（即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后来，又齐刷刷地有了四小名旦（即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呢？可要找上个好小生演员，那就难了。京剧界直到现在都在闹“小生荒”。所以，杜近芳进了中国京剧院，能遇上叶盛兰，那是她的造化。从此，杜近芳的表演因有“中国第一小生”的同台、配合与提携，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层面、新的境界。叶盛兰的文戏武戏，都让人产生美感。扮上吕布是吕布，扮上周瑜是周瑜，决不雷同。与旦角合作演才子佳人戏，软点的旦角真能叫他这个俊美无比的小生给比下去。所以，自身条件很不错的杜近芳非常努力，力求在舞台上能与他楚汉对峙、旗鼓相当。杜近芳遇到表演艺术上的问题，也多向“四叔”（即叶盛兰）请教。于是，杜近芳迅速蹿红。同行都说，是叶四爷（盛兰）培养了她。那时的她，也没站出来否认这个说法。与中国第一小生长期搭档，哪个旦角演员不羡慕，连霸气十足的言慧珠都动心。


    平素他与她也很亲密，俩人能说心里话。这种亲密，同行也认可。要知道：这是江湖，是戏班，不是寺庙军营。


    从中国京剧院建院开始，剧院领导就组织政治学习，强调艺人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叶盛兰对此颇为反感，他是我行我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说休息就休息，说生病就生病。


    1952年，他们一起赴朝慰问演出。从朝鲜回国，叶盛兰深感自己很难适应集体生活。私下里，他对杜近芳说：“我对得起共产党，在这里（指中国京剧院）我受不了。”过了几天，他决定不离开中国京剧院了。


    1953年，中国京剧院根据上级指示提出培养青年演员的方针，让青年演员成为舞台接班人。有关讲话传出，受到青年演员的热烈欢迎。那年，叶盛兰刚过四十。梨园世家和“富连城”科班班主的家庭出身以及十九岁成名的个人经历，使他比别人更深地领会一个新政权提出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意义。在他感受到威胁的同时，也陷入了难以排遣的忧虑。他向杜近芳吐露了自己的看法：“把他们培养起来，我们就完了。”话说得一针见血，简单又准确。


    1954年，组织上动员杜近芳加入共青团。她也很想入团，可又还拿不定主意，遂向叶盛兰讨教。叶盛兰听了，就撇嘴摇头。说：“你要入团？那么，将来连你的婚姻自由都没有了。”


    1955年，中国京剧院到欧洲演出。一路上，叶盛兰对洋玩意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到了捷克，他提出要买羊毛衬衫，那时，没几个人知道啥叫羊毛衬衫。他的理由是“怕演员们晚上着凉”，希望组织能考虑一人买一件。到了瑞士，他提出要买瑞士表，还要求表商打折，再打折。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先进，叶盛兰打心眼儿里羡慕。他对杜近芳说：“你看人家，路灯没明线，小汽车真多，真漂亮。一路上的景致多美。美得我都不愿睡觉，愿意看这些景色。咱们祖国多咱才能赶上人家这样呐！”接着，是一阵的唉声叹气。


    在批斗叶盛兰的大会上，杜近芳把以上我所罗列的叶盛兰平素对她的谈话内容，揭了个“底儿掉”。她发言的题目就叫《我是党培养起来的》，洋洋洒洒数千言。全文共分四个方面：一、在思想上右派分子叶盛兰是一贯煽动我和党对立；二、在政治上右派分子叶盛兰想尽办法拉我上他的贼船；三、在艺术上右派分子叶盛兰对我实施暴力统治；四、在生活上右派分子叶盛兰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发言的结尾处，她义正辞严道：“我从各方面揭穿了‘是叶盛兰培养了杜近芳’的弥天大谎，并证实了右派分子叶盛兰怎样从政治到艺术毁灭杜近芳，已经是铁证如山——我最后再说一句：感谢党，感谢党对我的一切培养！”


    杜近芳处于激昂状态，说得生龙活虎；叶盛兰陷入精神混乱，听得心惊胆战。“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知我者缘何如此情薄？原来亲密与仇视，赞美和污蔑可以在瞬间转换，而操纵转换的杠杆就是那无所不在的政治支配力以及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


    据叶家的后代告诉我，叶盛兰每次从批斗会上回到家里，什么话也不说，就把自己关进卧室。继而，就听见他在里面跟喊嗓子一样，用小生念白的声音大喊：“我是谁？”“谁敢惹我！”“在上海的时候，谁敢惹我？”“我成阶下囚啦！”抑扬顿挫，且一声高过一声。


    “这是哪一出呀？”叶盛兰的妻子问。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开门！”老伴儿说。“别管我！”依旧是小生的念白。“是不是疯了？”一家人心里都这么想。


    叶盛兰喊够了，自己开门出来，也恢复了常态。全家和和气气地吃饭。每次批斗会下来，他都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自把琵琶，灯前弹罢，春深不到家。”叶盛兰在释放，在宣泄，同时，他也在收拾自己，埋葬过去。


    “反右”以后，画家许麟庐、萧盛萱和叶盛兰三个人有机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他们越说越高兴。许先生提议说：“咱们也唱两段，玩玩吧。”


    自然是许麟庐先唱，接着是萧盛萱，最后是叶盛兰。这个唱一辈子戏，以戏为业的人一张嘴，竟不搭调。除了不搭调，嗓子怎么也不行了？他自语道：“完了，我完了。我的艺术也完了。”


    面对叶盛兰的震惊和伤感，没有谁可以宽慰。是呀，艺术家即使再有名气和成就，一场政治运动下来，管保叫你光泽敛尽。从此叶盛兰的气候，四季只剩了一季。地是恒常的冬，永远缩手缩脚。这个“缩”，不只是四肢，还有灵魂。


    2005年底，我访问近九十岁的马少波先生。告诉他，自己正在写叶盛兰往事。


    我问：“您对盛兰先生什么看法？”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叶盛兰是个好人，耿直，坦荡。”我说：“盛兰先生到底怎么成了右派？”


    他说：“谁让他和你父亲搞在了一起。你父亲也欣赏他，请他参加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会，拉他入农工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还给他个中央委员。诒和同志，你要知道，那时谁和你父亲搞在一起，谁就是右派。”停顿片刻后，遂又补充道：“1957年的‘鸣放’期间，在中国京剧院闹得最起劲的不是他。”


    我问：“那是谁？可以说吗？”“是袁世海。”


    我又问：“把盛兰先生和章伯钧关系问题撇开，你觉得他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什么？是反对你吗？”


    答：“不是反对我的问题，是企图恢复‘富连成’的问题。叶盛兰、叶盛长的活动，袁世海的闹，以及马连良在外面的呼应，都是想恢复‘富连成’的一套。核心是要在国家剧院夺权，否定党的领导。我至今都认为戏曲界存在个对‘富连成’的评价问题。‘富连成’科班是有好的一面，对京剧贡献很大。但它是不是就好得不得了，中国京剧要培养出优秀人才就必须恢复‘富连成’？”


    我说：“当时盛兰先生知道自己的孩子在中国戏曲学校学了五年，才会几十出戏的时候，大为不满。说等孩子毕业，自己要再请老师重教一遍。马老，您知道吗，现在所谓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连几十出戏的本事也没有了，一般也只会十几出戏，有的只会几出戏。”


    马少波点点头，无奈地笑了。


    “盛兰先生在赴朝慰问时期的表现好吗？”这是我提问的另一件事。


    “好。”


    “真的好吗？在他的材料里，一方面有人说他的表现很糟。可另一方面从朝鲜回国，在慰问总团的总结会上，叶盛兰又分明在表扬名单之列。这就把我弄糊涂了。马老，请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叶盛兰赴朝表现到底是好还是坏？”


    “好！他是完成了任务的。”


    马少波一再对我说：“尽管叶盛兰对戏曲改革是很有看法的，但在艺术实践上，偏偏他是参与最多的。《白蛇传》《柳荫记》《西厢记》《桃花扇》《金田风雷》《满江红》《九江口》以及现代戏《白毛女》，他大多是第一男主角。而且，演得都很成功，应该说，他对京剧创新是非常有贡献的。”


    快要告辞的时候，马少波先生对我说：“反右以后叶盛兰和我成了朋友。记得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前，还和夫人一起到我家来玩呢。”我想，那当是在马少波调离中国京剧院以后。


    一场政治运动下来，人就老了。到了舞台，叶盛兰还是吕布、周瑜，其实，今日之水已不同于昨日之水。他活在一种无望的惶恐中，不是说有人把他怎么样了，而是空气里存在的无形气味让他紧张。上头对他的处理可谓别出心裁：戴上右派帽子，但不登报宣布；仍然上台唱戏，但不准出场谢幕。想出这么个“别出心裁”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因为叶盛兰的表演艺术无人可以取代。缺了他，不单是缺了角儿，而且是缺了行。


    戴帽叶盛兰登台演的第一出戏是《奇双会》。他扮演年轻的县令赵宠，杜近芳扮演赵宠之妻李桂枝。其中一折叫《桂枝写状》，它必须以极其细腻的表演传递出这小两口新婚燕尔的种种情态。这出戏，他与他不知演过多少次，熟得不能再熟了。可今天的演出不同，他和她是搭档，也是敌手了。啥叫入戏？入戏就是进入感情。叶盛兰还能入戏吗？而更为重要的是，叶盛兰晓得今天是“戴帽”上场，观众还“认”吗？还能保持着往昔观众对自己扮演角色的期待吗？


    他上场了，一亮相，台下便有了掌声和叫好声——头顶右派帽子的叶盛兰不敢相信这掌声是不是“冲”他来的，也不敢判断这叫好声是“真好”，还是“倒好”。待他一张嘴，剧场里就更加热烈，掌声一片。三分钟后，一举一动都有了响动和回报。叶盛兰确认这一切都是给他的，是“冲”着他来的。叶盛兰戴上了右派帽子，可观众不买账，照旧给他戴上名角桂冠。不管你这个演员是左还是右，进了剧场，观众看的是戏，认的是角儿。老百姓真有点“对着干”，对久违了的叶盛兰特爱，也特捧。该叫好的地方叫好，不该叫好的地方也叫好。总之，都疯了。叶盛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也越演越好。


    “观众还认我！”——一连几天，他的高兴劲儿都没过去。


    后来，俩人演出《玉簪记》。叶盛兰扮演的潘必正，儒雅加帅气。看那身段、表情、眼神，再听那唱，剧场“炸锅”了。这个戏的女主角（陈妙常）的“戏分”应更多些，没想到观众把热情和好感都给了对手。这时的杜近芳，吃不住劲儿了。一个人民的罪人如此轻易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居然比自己受欢迎。她忍无可忍，趁表演的空隙，只要背向观众的，便咬牙切齿冲他骂一句：“你这个老右派！”等转过身来，面向观众的时候，她又与他是一对钟情的男女。演毕，叶盛兰如释重负。


    叶盛兰为了取得更好的政治表现，他在舞台上就格外地卖力。因此，内行认为叶盛兰自1957年以后的表演，力度过大。其实，这不属于艺术范畴的问题，这是在政治重压下做的一种挣脱。叶盛兰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能不用力、使劲儿吗？


    1957年后，他虽然登台唱戏，但那待遇可就一落千丈了。自己的单间化装室让别人占了，把他赶到公共化装室的旮旯儿——楼上，黑黢黢的，靠着拉幕的地方，近视的叶盛兰要摸摸索索才能找到。原来是二百瓦大灯，现在是十五瓦的小灯；原来是大穿衣镜，现在给他的是一面小镜子，还是个破镜，上面贴着橡皮膏。叶盛兰明白，这是剧院的领导在有意整自己。


    一次到上海演出，叶盛兰在剧场门口看到水牌子上，自己的名字从第一位挪到了第四位，也就是到了末尾。别人的姓名都是红字，独独自己的姓名是黑的。叶盛兰明白，这也是在剧院领导指示下干的。


    让他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天津。中国京剧院上演《满江红》，叶盛兰饰演赵构。他正在楼上幽暗的化装室里化装，只觉得有人推开小门，默默地看着他。叶盛兰转身，发现来者是小达子（艺名）。小达子是谁？就是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时任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副院长。小达子今天不为看戏，是为看他而来。他没说几句，却反反复复对叶盛兰说：“四爷，您还是四爷！”


    呆了一小会儿，老先生自己下了楼。叶盛兰追过去送，他不让送，说：“您别看他们那样儿，您还是您！”


    血从叶盛兰脚底一寸一寸地热了起来。


    叶盛兰除了唱戏，还要干许多杂事以加强思想改造。如打扫剧场，给演员打水，叠戏衣。1959年国庆十周年，北京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国京剧院搞大合作，排演了几个大戏。大家都很累，但谁也累不过叶盛兰。他的一个学生对我说：“诒和，你能想象剧院领导怎么使用叶先生吗？”


    我说：“日场连着夜场呗。”


    他说：“是日场连着夜场。日场是《西厢记》，叶先生演张生。晚场是《赤壁之战》，叶先生演周瑜。当中的休息时间，叶先生打扫剧场。”


    我瞪大眼睛，惊呼：“人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对方说：“就是这样对待，这是我亲眼所见。”


    当年，我在四川省川剧团被管制的时候，白天卖戏票，晚上演出时打幻灯字幕，散戏后打扫剧场。而最累的活儿，就是打扫剧场。我打扫完了，就回宿舍睡觉。叶盛兰打扫完了，还要演整整一个大戏，而且是演周瑜！


    1959年，文化部宣布叶盛兰和吴祖光“摘帽”。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国庆献礼演出当中，最红的一出戏叫《九江口》。此剧是老戏新排，主角是袁世海扮演的张定边，叶盛兰扮演朱元璋派来做内应的大将华云龙，说个不好听的评语，叫配角加奸细（或卧底）。可就是这个华云龙，让叶盛兰演得光芒四射，使《九江口》成为中国京剧院的巅峰之作，也是袁世海的巅峰之作。摘了帽的叶盛兰，其中一场戏是张定边盘查华云龙的对手戏。两个“大腕儿”抖出浑身解数，你来我往，“咬”得死死的。作为配角的叶盛兰，几乎让袁世海难以招架。现场的观众也紧张到极点，激动到极点，有的人浑身发抖，以至于叫不出“好”来。不轻易写剧评的学者戴不凡先生撰文，专门评介叶氏“华云龙”。


    就在《九江口》红得发紫的时候，叶盛兰病倒了。袁世海急得直跺脚，跺脚也没撤。立即换了演员，这演员不错，既是“富连成”出科，也参与了《九江口》的导演工作。上得台去，华云龙的一句唱也没少，一个动作也不缺，可那对手戏的光泽顿失。后来又换人，无论袁世海怎么倾心提携，几乎是领着“华云龙”走，但这出戏还是让人觉得塌了一半。原因很简单——中国戏曲的表演是有严格程式规范的，在程式规范下，又具有一定的不规定性。有创造力的艺人就在这个不规定性里大做文章，而平庸者就只能按着程式规范去表演了。


    袁世海是把《九江口》视为生平绝作的。没有了叶盛兰，真成了绝作。缺了一半，另一半还在吗？那些把叶盛兰往死里整的人也不想想。


    20世纪60年代初，重庆市京剧团的小生演员朱福侠不舍万里，来到中国京剧院，找到叶盛兰，郑重表示要拜他为师，学习叶派小生。叶盛兰对朱十分冷淡，而朱对叶非常恭敬。


    一日，叶盛兰将朱福侠带至僻静之处，问：“我知道你是团员，你知道我是右派吗？”


    “知道。是右派我也要拜您为师！”朱福侠说着，双膝跪下。


    叶家几代经历的收徒场面还少吗？但这是叶盛兰遇到的一个意外景致，他流出热泪，也收下了这个徒弟。


    1963年，为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中国京剧院排演现代戏《红灯记》。剧中的鸠山最初决定由叶盛兰扮演。他高兴极了，立马翻阅资料和图片，访问熟悉日本风土人情的人士，认真揣摩人物心理、神态，提炼出有特点的步伐与形体动作。叶盛兰说，自己塑造的鸠山身上既要有一个外科大夫的儒雅风度，又要具备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外表漂亮，内心残忍，一个政客、军官和知识分子。所以，他想在表演中同时融入文、武小生的两种演法。但是，他的设计成了一张废纸。


    后来，不叫他演了，任务交给了叶盛长。这个打击对叶盛兰是很重、很重的。好在由弟弟接替。他便把自己的设计讲给叶盛长听。


    后来，也不叫叶盛长演了。领导说，袁世海提出要演鸠山。


    1966年“文革”开始，他自然受到冲击，而最让他接受不了的事实，是街道造反派与学校红卫兵联手，把三哥叶盛章关押在一所小学折磨四天四夜后，浮尸建国门外通惠河上。把人捞起，发现死者头盖骨上竟凿有一个大窟窿。叶盛兰闻讯，心胆俱碎。他失声痛哭，捶胸顿足。难道叶氏家族除了甘走荒寒之途，甘处困寂之境，最后还要像飞絮飘萍，无所归依吗？


    “反右”以后的日子，只要政治上有个风吹草动，叶盛兰都得小心。隔一段时间，你似乎忘了过去，于是叫你再经验一次，又再度陷在落寞孤凄的心境中。每一次新的创痕，都切在旧有的伤口上，觉得特别的痛。到了“文革”，他和叶氏家族被彻底剥夺，彻底摧毁。中国的舞台属于江青，属于样板戏。


    他一度下放到文化部所属的“红艺五七干校”（在小汤山附近）劳动。上边把已身患糖尿病的叶盛兰当成个全劳力，派他干插秧一类的活儿，他两只脚成天泡在冰冷的水田里。后来见他实在支持不了，就让他送秧。月圆月缺，日起日落，把一个华美温雅的伶人，送进了寒凉的世界。“文革”后期（1976年前后），他才返回城里。他、梁小鸾（旦行演员）、京剧名票南铁生三人常在家中相晤。南铁生这样形容他们的聚会：“我们那时俱是‘三无’人员——一无演出剧团，二无社会地位，三无私人财产。所以，也就完全放松了心态，审视过去，揣度未来，却也意趣无穷！只是失落的阴影再也挥之不去，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承受。”


    在聚会中，叶盛兰曾对身为自由职业者的票友南铁生慨然道：“你一直是个真正完全的自由职业者，一向长期不参加任何组织。回头看来，这确实是个顶好的保护伞。我呢，自幼学的是文武小生，解放后‘戏改’来了，别人说小生用小嗓唱的阴阳腔，一定要废除。又说家父是旧班社的班主，就硬把我划成右派。现在，我已委身常人之下三层了！”


    年复一年，叶盛兰青少年时期的锐气，一点点被碾磨殆尽。一个脑袋，顶着两项罪名，重露严霜之下，事事皆可成罪。能挣扎着活下去，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了，还谈得上什么艺术理想或思想抱负呢？人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风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风雨。


    那时，除了样板戏里担任角色的演员，几乎所有的京剧大牌都“没戏”了，人们常常在小茶馆、小饭馆里，可以看见叶盛兰与侯喜瑞等艺人一起聊天的情形。只有聊天，也只剩下了聊天。


    遥遥无期的思想改造，使叶盛兰患上多种疾病。在红氍毹上那样焕发青春朝气的儿郎，直落到病影幢幢的风烛残年。1978年，病重的叶盛兰需要住院。焦急万分的儿子，请求中国京剧院派车（那时尚无出租车）。车来了，叶盛兰好不容易被扶了上去。谁知走了一小段路程，司机把车停下，说：“车坏了。”孩子们又把父亲背回家。再给中国京剧院领导打电话，请求赶快另派一部车送父亲去医院。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车才缓缓而来。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依我看，人心未必都是肉长的。


    一切都晚了，叶盛兰在医院只活了一周。他对陪伴在侧的叶盛长说：“老五，小生这行可不能绝了啊。老先生们有多少东西没传下呀，就是我身上会的这点儿东西，也该给后辈留下来呀。”说着说着，他满脸都是泪。


    有一次，他在昏迷过后刚刚苏醒，便对叶盛长说：“你还记得《南界关》这出戏吗？”“我还记得上来。”“那好，等有工夫把它整理出来……”


    在用输液和输氧维系危在旦夕的生命时，他反复叮嘱外甥萧润德代自己向上级反映，请单位尽可能拨给他一间小屋子，以便自己出院后用来给学生们教戏、说戏。


    叶盛兰终于听到了死神的细碎脚步声。弥留之际，他拉着长子叶蓬的手说：“我的病，还是因为1957年的茬儿（即事儿）。”


    据吴祖光讲，文化部的一位中层领导曾在病榻前告诉他“右派改正”的事（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右派改正”的文件是在1979年），昏昏沉沉的叶盛兰听见了吗？


    吴祖光说：“那时，他已经衰弱到连面部表情都没有了。”


    1978年6月15日，他走了，带着光耀，带着屈辱。


    “道一声去好，早两泪双垂。”在叶盛兰告别仪式上，杜近芳用凄迷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死者，哭成了泪人。仪式完毕，她死死抓住缓缓移动的灵床，不让逝者归去，身子几乎拖倒在地。他们二人以表演艺术和情感生命写成的故事，有着真实的情、真实的恨。


    叶盛兰活了六十四个春秋，有声有色，有光有影，有血有泪。从坐科深造，成名创派，到急转直下，坎坷屈辱，像夜空的星斗，几无声息地划落过去。从明亮到陨灭，其间经历了长长的暗淡过程。这个暗淡过程，即使身在其中，也难以察觉。这是人生的悲剧，是时代的写照，更是中国传统艺术半个世纪由盛而衰的缩影。


    从叶盛兰和叶氏家族的命运里，我们该懂得什么是培养，什么是破碎，何谓高峰，何谓低谷，任何一门艺术的保存与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仰望悠悠苍天，我要问：他们作为人，到底活了个啥？我们作为人，活了个啥？


    1979年，中国京剧院恢复上演优秀剧目。杜近芳复排田汉的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时，向剧院领导建议：借用在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叶盛兰之子叶强。叶强一登台，观众大为吃惊：除了嗓音差一点儿，从扮相到气质，怎么看怎么像叶盛兰。这可把在台下看戏的袁世海高兴坏了。他坐不住了，马上提议剧院贴演《群英会》，由叶强扮演周瑜，他自己来演曹操。几场演下来，叶强红了，都说他是小叶盛兰。有了信心的叶强，继续苦练。不知是上天垂怜，还是英魂附体，叶强的嗓子变得又宽又亮。他成功了！叶强跑到公墓，面对父亲的骨灰倾诉自己的成功和成功背后的辛酸。


    叶强越来越像叶盛兰。随后，他更名叶少兰。我只跟着母亲看了他和杜近芳演的全本《白蛇传》，边看边抹泪，不为白娘子与许仙的动人爱情故事，而是为了那屈死的冤魂。演出结束，谢幕再三，观众不肯离去。杜近芳拉着叶少兰的手，一个劲儿地把他向前推、向前推……一时间，叶少兰红得发紫。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简直近乎疯狂。谁都明白，在无比炽热的情感里，包含着对叶盛兰的怀想与景仰。


    去者因死而远，却虽远而近。历史会记住，百姓会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