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六


    我发觉如今解除了压力我反而时常感到忧虑、忧郁和优伤，时时被通常说的“忧患意识”所笼罩。我弄不清楚这是人性的回归还是“青春期”逐渐衰退的迹象。现在我感到困扰的时候就不由得怀念过去我的胆大妄为，即使被铁丝网围住我仍要做困兽之斗。我至今还经常回味一无所有的轻松，深感有一分获得便多一分累赘，凡是我所拥有的全部是我的负担！


    自我有效地使用过手中的铁锹之后，我才发现我不但会用笔还有挥舞冷兵器的武林功夫。我以为“青春期”的乐趣并不全在对异性的倾慕，更应该包括每天都可能发现自己内在的天赋，不断有潜力转化为能力。那迷人的三角区虽然对我毫无印象，但我仍然感谢她开掘了我的冒险精神。既然我十三岁时就敢从三层楼上往下跳，到了三十三岁我除了一套劳改服便身无长物，因而也就更加乐于冒险。我之所以没有从劳改队逃跑，仅仅因为那时普通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不如。后来我多次赞扬过劳改队是当时混饭吃的最佳场所，而且犯人犯了法再无处可送，反而比一般群众安全得多。


    我感谢命运在社会的变化中总让我待在最适合我待的地方。


    写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说我砍断一个农民手指的事。后来我投入市场经济创办企业大概得益于我有这份壮士断臂的果敢，而且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也只能以这样的冲动来发泄。


    到我三十三岁那年夏天，劳改队长命令我去看水闸门。西北的初夏正是水稻小麦等作物都需浇灌的时节，因为“闹革命”，水利部门也顾不上制定用水的分配计划，黄河灌区的所有农场公社都纷纷群起抢水，哪家人多势众哪家就能独占水源。城市里武斗是为了夺权，农村中武斗是为了夺水。几个十几个生产队经常在渠口混战，为一条渠一股水排命的零星战斗此起彼伏，类似旧上海黑社会争夺地盘码头的帮派打斗。水闸，是抢水斗争的第一线，是攻防阵地的桥头堡，劳改农场几万亩农田需用的水就从．这个瓶颈淌进来，“看水闸”这个任务关系到劳改队当年全部农作物的生死存亡。临战前，队长对我做了这样的动员：


    “你比谁都壮（因为我比谁都会偷吃），又是‘二进宫’（即第二次劳改，这在社会上虽然很不光彩但在劳改队常当作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被赋予重任），我看你也不是胆小怕事之辈（说明队长很有眼光），你给我顶住！（口气像电影里的反动军官。）谁来提闸门抢水你就给我往死里打！（意思是我哪怕被打死也不能后退，并不是真把打死人的权力下放给我。）”


    队长将这个大任降到我身上，所谓“土为知己者死”，我一时间竟豪气冲天，二话没说扛上铁锹就毅然决然上了渠坝。实际上，水闸上如果没有人来抢水，“看水闸”不过就在水闸旁边一坐罢了，什么农活都不用干，会叫你轻松得无聊；平时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看水闸”等于休养。然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有人来提闸放水，那就须看你的真本事。队长不是说着玩，为抢水打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我在水闸旁的一棵柳树下坐了两天，带着一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读得津津有味。劳改队长允许我看马思列斯毛的书，只不过觉得这一长串书名叹里哆咦，指导我应该多读《为人民服务》。但这书题目虽长却是本小册子，倘若平安无事我就能在灌溉期读完。可是附近的农民却不让我潜心研究恩格斯著作，第三天半夜，月亮正升到头顶，成帮结队地来了七八个扛锹的壮小伙，黑黝黝地像堵墙似的往我面前一站。看见只有我一人躺在渠口睡觉，领头的大个子旁若无人地喊了声：“扒！”若干年后我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看到“华山论剑”一章不禁哑然失笑，当时第口上那气氛与“八大门派”在华山高峰比武竟相雷同。


    我拄着锹慢慢站起来，镇静地向他们说理。我说：“老乡，这几天还不该你们淌水，轮也该轮到我们农场了。今天你们要开闸放水，先得合出条命来，不是我的命就是你们当中哪个的命。不信？咱们就试试看！”


    老乡们七嘴八舌地谩骂，从我祖宗骂到农场的先人，好像我和农场属于同一个血统，劳改队是我天生的家园。现在叫我也无法将那些话—一复述清楚，总而言之是把我这个劳改犯不放在眼里，而他们都是贫下中农的什么什么“造反团”。


    我笑嘻嘻地说：“不管你们是啥‘造反国’，也敌不过我这个判了死刑的劳改犯。你们知道队长为啥单单挑我来看水闸？告诉你，就因为下个月我就要被拉去枪毙，今天就是叫我来送死的。死在你们手上我还能给家属挣点抚养费。来吧，今儿个夜里让你们成全了我，砍了我以后你们就放水。”


    “造反团”的农民听了一个个面面相觑，哗道：“想不到这狗日的比死人就多了口气！”咕哝了一会儿，领头的大个子摆出一副宽大为怀的架势说：“我们砍你干啥？你不要自己找死。你就待在旁边别动，你动一动我就叫你死不了也活不好！我们自己干自已的，你当作没看见就是了！”说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就抢步上前，弯下腰想提起水闸的闸门。我说：“我从来就没活好过，活着还不如干脆找死。我可跟你们打了招呼，你们不砍我我可要砍你们！我砍死一个也不能把我再枪毙一次，喂，老乡，你何必跟我一起去死？”


    领头的妹妹冷笑：“你狗日的敢？！”


    我接着说：“你看我敢不敢厂


    他又说：“你狗日的敢？！”


    我又接着说：“你看我敢不敢！”


    “你狗日的敢？！”


    “你看我敢不敢！”


    “你狗日的敢？！”


    “你看我敢不敢！”


    我俩就像狗似的对着叫，一声比一声接得紧，一声比一声响亮。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谈判。后来我才知道所有国际间外交谈判的技巧不论多复杂，其原始形式不过如此。两次世界大战与元数次局部战争，谈判返回到最原始的阶段就面临宣战。眼看我寸步不让，大个子再不跟我搭腔，连声催小伙子往上提闸门。我估量估量手中闪光怪亮的铁锹再看看小伙子的脖子，发觉那脖子比乳猪的脖子粗得多。我的眼光在他周身游移，打量在哪个部位下手最合适。我想这就是我的“青春期”发作了，胸中陡然涌起一股带血的气，催动我好像非要和女人性交一次不可地非要往什么东西上砍一下才解气，不然我的“青春期”就会受到严重挫折。黑格尔说得对，所有战争都出于领导人的欲望，并不一定是衡量现实利益的结果。


    承受着水的巨大侧压力的闸门不是轻易提得起来的，小伙子双手扳着闸门的铁把手使劲摇晃了好几次，一股细小的水流才开始滋滋地从缝隙中往外冒。我一声不吭，冷冷地略微将铁锹往上一抬，看准小伙子握着闸门的手，“咆”地闪电般期下一剁。小伙子大叫一声“妈哟”，一翻身滚进渠沟，在渠水里扑腾着“哎哨哎喀”乱喊。旁边的农民一时惊讶得愣住了：看来真碰上一个不要命的死囚犯！再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来提闸门，而小伙子的喊声却提醒他们必须赶快送他到医院。领头的大个子一边招呼其他人手忙脚乱地下渠捞起小伙子，一边扭转头猜猜地朝我吼：


    “你狗日的等着瞧！你狗日的等着瞧！”


    我收起铁锹狞笑着说：“我能跑到哪里去？我等着你，我等着你！”


    天一亮我就急忙向队长报告，队长连声夸我干得好，笑着说：“看那些狗日的再敢不敢来！”队长反过来将农民的祖孙八代臭骂了一顿。而按照当时的理论，那些农民应该是他的“阶级兄弟”，和他同一个血统。所以我一直很理解“地方保护主义”，在这种主义的支配下，根本不顾法律不顾政策不顾道理而只顾局部的眼前利益。


    我只向队长报告我用铁锹朝农民的手上“拍”了一下。其实，天蒙蒙亮时我在水渠边除了鲜红的血迹还发现一截手指。颜色青紫，像泡透的红枣一般大，没想到断指不但没有干瘪反而会自行肿胀。断面整整齐齐，中间却看不见骨头，只有针尖大一个小孔，但扭捏它还能感觉到肉里有个枣核般的硬块，那大概就是指骨了。指甲乌黑，指甲缝里还藏着从那小伙子家里带来的污垢。我拿在手里把玩了半天，还掂了掂它的分量，猜测它是哪一根手指；又像抚摸女人似地抚摸了一遍我的铁锹。它的锋利就是它的美丽。


    剁了人的一截手指，我的“青春期”才得到性发泄似的满足。这天我畅快无比，觉得升起的太阳都比往常亮。若干年后在改革中我见到许许多多不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事都会淡然一笑。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期”就是这样度过的，现在他们已经成熟并且是社会的中坚，但你怎能叫人们立即就变得正常？


    我一面读着人类的最高智慧，一面干着最野蛮的勾当，奇怪的是那时我心里毫不内疚。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种两面性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奇怪的倒应该是我在任何处境中都与社会的主流同步。


    今天写到这里我自然而然地惦念那小伙子。他比我年轻，今年顶多五十岁出头。大半辈子少了一截手指，生活上劳动上一定根不方便。他肯定会经常抚着剩下的半截手指向他的家人朋友一遍遍愤慨地诉说当时的情景。但他不知道那“狗日的”犯人的名字，不知道到哪里去报断指之仇。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住址，即便我现在愿意给予补偿也无处可寻。他那时也处在“青春期”，那次挫折也许会导致他终生冷酷狠毒或是胆怯懦弱。果真如此的话，我就损坏了一个灵魂。世界就是这样，毫不相干的东酉毫不相干的人往往会偶然碰撞，彼此改变对方。


    在我这方面，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一转变，我就经常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歉疚Ｓ我真的不像有些人那样心安理得。社会既然不再伤害我，我也尽可能以善心对待别人。我把古堡废墟建成的影视城是当地文明的窗口，我企业职工享受的待遇在当地也是最好的，为我建影视城而搬迁出去的牧民，我对他们已没有任何义务，但我仍答应只要我活着便会资助他们的教育。为了那断指的小伙子，我也应该替善良的农民做些事。可是在另一些事情上，只要一青春期”一发作，我仍然会说不想说的话，干不想干的事。


    譬如，我办的影视城有了效益以后，附近地头蛇式的个别基层干部竟然挑唆一些农民也像抢水渠似的来强占。一天清早，一帮农民雇佣军把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全部赶跑，由他们来出售门票。在市场经济初期这在全国都是常见的“无规则游戏”。我得知消息后一人驱车赶到影视城，果然看见乌鸦似的三五成群衣衫不整的人在我设计的影壁前游逛，见我到了，一只只就像谷场上偷吃谷粒的鸟雀那般用警深的小眼珠盯着我。我又感到那股带血的气往上冲，那气就是“青春期”的余热。我厉声问谁是领头的。一只乌鸦蹦出来喀皮笑脸地回答他们根本没人领头，意思是你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冷冷地一笑：“好，没人领头就是你领头，我今天就认你一个人！要法办就法办你！你看我拿着手机是干什么用的？我打个电话下去就能叫一个武装连来！”乌鸦听到“武装连”，赶紧申明他也是身不由己，人都是“上面”叫来的。我说，行！既然“上面”有人你就替我给“上面”那人带一句话：我能让这一带地方繁荣起来，我也有本事让一家人家破人亡！今天的ｒｌ票钱我不要了，赏给你们喝啤酒，明天要是我还看见你们在这里，你告诉你“上面”那个人，他家里有几口人就准备好几口棺材！谁都知道我劳改了二十年，没有啥坏点子想不出来！我冷冷地说完扭头便走，那“冷”的温度与准备砍人手指时的冰点相同。我当然叫不来武装连，更不会使任何人“家破人亡”，但我深知很多违法者并不怕执法部门，却害怕比他更强更狠的人对他采取阴险的法外手段；以毒攻毒不失为一帖疗疮的良方。地头蛇式的干部亲眼看见我把一片荒凉变成一个旅游热点，他也完全相信我有能力叫他吃了苦头还有苦难言。第二天早晨，我手下的人又照常上班，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对非法的事情必须有壮士断臂的果断，在无序的市场中我的“青春潮”就时常发作。想不到我该度“青春期”时没有“青春期”，年过花甲以后却常在“青春期”当中，或者说我度过的不正常的“青春期”正好培养了我现在善于对付不正常的事，又一起事件也能说明这点：我的影视城周边很不宁静，还有个别基层干部以家属的名义承包保护区内的土地进行蚕食，企图等影视城发展需要这一地带时他好高价转让。一天，这类“承包户”突然违背当地政府的文物保护通告，在他已失效的承包范围内挖渠植树，类似十六世纪的“跑马占地”，将我影视城外围的一面因了起来。我本来懒得去理他，取缔它勿须我动手，那是当地政府部门的职责。但他却扬言雇了几十个农民，人人手拿铁锹，谁动他种的树就砍谁。他很聪明，知道非法占领如无人敢管，慢慢就会成为既成事实而取得合法的形式，大量的国家资产就是这样流失到地头蛇手里。但他失算就失算在扬言有“手拿铁锹的农民”。我一听见有“手拿铁锹的农民”就血脉贲张，刺激出我“青春期”的内分泌，仿佛又来了一次别人手指的机会。听见这话的第二天清晨，我叫手下人开了辆推土机，我亲自坐镇指挥，不到一小时就将渠和树推得净光。我站在初升的太阳下焦灼地等待手拿铁锹的农民，如同年轻人在公园门口等待跟他约会的女友。


    有的男人喜欢和女人亲热，有的男人喜欢和男人肉搏，从我断绝“意淫”后我就变成了后一类男人。我想，“青春期”的乐趣还应该包括“与人奋斗”。多年的劳改生活没让我学会一项娱乐，我的确趣味单调生活无味，既不玩牌玩麻将，也不玩保龄球和高尔夫，好玩的玩意儿我一样也不会，只剩下两样不好玩的项目让我玩，一样是“心眼”，一样是“命”。


    归根结底，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也正在“青春期”当中，瞻前顾后冥思苦想拖拉疲沓犹豫不决畏首畏尾投鼠忌器四平八稳决不是“青春期”的风格，它需要的正是行动的斗志、特殊的活力和敢于迎接挑战的精神。


    “出水再看两腿泥”，这话说得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