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节
3个月前 作者: 叶辛
四
算虚岁,小玉三岁了。
我心挂两头,人住在瑞仁里,心却惦记着福安里。为了尽快地得到个正式的工作,我必须以未婚姑娘的身份住在瑞仁里。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我结了婚,没有人晓得我已是个女孩子的母亲。我在里弄生产组做横机,每天绕着绒线、腈纶线,摇着手柄,在“咯哒嘀哒”的横机编织声中,织出一件件统一规格的绒线衫、腈纶衫。每天的工价是一块一,做一天算一天,每月可以拿到三十来块钱。没有劳保,没有福利,低廉的劳动力。但比起插队落户当知青,那简直是天堂了。
但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福安里矫家的前楼上。小玉生活在那里,论虚岁,她是三岁,可实足年龄,她两岁还没到。她那么小,就要离开妈妈,非要同妈妈生活在两处,晚上也不能睡在一张床上。刚分开那两个星期,听婆婆说她一晚哭到亮,我听了心里就像有刀在绞着。我也失眠,身旁没有小玉陪伴着,床上像缺少什么似的。开初,我天天晚上到福安里去,逗一逗小玉,给她洗掉脏衣裳和尿布,洗净围兜,冲刷奶瓶,直到陪着她入睡,才蹑手蹑脚下床,离开矫家回瑞仁里。我不能住在福安里,我怕晚上不在家睡,惹起瑞仁里邻居和里委会干部的注意,影响我的分配。婆婆劝我,别天天晚上来了,为了让小玉习惯于离开妈妈生活,婆婆让我隔几日去看一回孩子。我心中不忍,可婆婆的话显然是对的。再说,再说晚上去福安里,我也怕瞅矫家人的脸色。
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估计就是矫楠给家里写信,叮嘱家里不要张扬我们的婚事以后吧,他们一家人对我的态度就变了。有一回,小妹矫冰在晚饭桌上,睁圆了眼睛问我:
“嫂嫂,你回了上海,把哥哥一个人扔在乡下,哥哥怎么办呢?”
平时对我那么尊重、那么客气的小妹问出这句话来,我是掂得出话中的分量的。她是在责备我呢。可我,我又能说啥呢,同她争吵嘛,我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小玉还得靠他们一家人抚养照顾,吵翻了我怎么办。我只有忍气吞声。
“怎么办,车到山前必有路嘛!”冯英华脸对着小妹,眼角却斜着我,嗓门吊得高高地说,“总不能永远过牛郎织女的生活。对吗?矫静。”
“我在想,”姐姐望也不望丈夫一眼,温顺地说,“矫楠总该想个法回来才成。”
“可哥哥凭啥回来呢?”矫光也发言了,“他不是独子,我们家就他一个在外地。难啦!”
这些话难道还需他们来说嘛。作为妻子,我想得远比他们多得多,远比他们更深沉呢。他们责备我,好像我做了什么亏心事儿。瞒着婚姻事实,瞒着我已有了女儿,仿佛我这全是为了自己似的。我还不是为了小玉,为了以后有个安定的、幸福的小家庭生活。和丈夫远隔千山万水,和女儿同在上海却非要分开住,我心里就不苦闷、就不难受吗。我比谁都烦恼啊。如果不是为了尽快得个正式工作,我真愿意带小玉回瑞仁里去住。每月有三十来块钱收入,矫楠常有些钱寄来,苦一点,母女俩经济上也撑得下去的。可不成啊,一旦让瑞仁里的人知道我已结婚,我已有了个女儿,只怕连里弄生产组也要把我辞退呢。小玉,妈妈对不起你,妈妈也是为了你呀!妈妈的心中有个三部曲。第一部,户口迁回上海;第二部,在里弄生产组混上个饭碗,干满一年;第三部,正式分配工作。要圆满地达到目的,就得瞒着我已结婚、已有孩子的真相。现在,三部已经完成了两部,眼看我就将在里弄生产组干满一年了。等我有了正式工作,捧上了铁饭碗,我再说出事实真相,生米煮成了熟饭,厂里还能把我开除么?还能不同情我们孤苦伶仃的母女俩嘛。厂里承认了我们,小玉也就能正式登上户口啦!现在,小玉在婆婆家里,上的还是临时户口,还不是道道地地的上海人哪。
要在几年前,听到这类事儿,我都会大惊失色。有时候,我也扪心自问,这些念头都是我想出来的吗,我都不敢相信。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让命运给逼的呀!是生活逼得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田地的呀!
我并不怨恨矫楠的家人,他们内心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上海滩一千多万人口,什么事儿都有。人世间千奇百怪的现象,可说是无所不包。但要找个漂亮的妙龄少女,自愿嫁给内地农村的小伙子,那是绝对找不到的。你要提一下,不给人骂声神经病,也得被骂一声“十三点”。
现在我已回到了上海,有政策规定,独生子女、多子女全在外地办回上海的知青,在里弄生产组干满一年,都能重新分配工作。这一条是要比病退回来的优越多了。在矫家人的眼里,我的身份和地位都将要有明显的变化,而矫楠,还远在贫困落后的乡下。他们担忧,随着境遇的改变和时光的流逝,我会挣脱婚姻的羁绊的。他们要这么想,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真喜欢白操心。
里弄生产组里,清一色的老阿姨、老处女、老小姐,其他话题天天翻花样,唯独逛马路、轧朋友,恋爱婚姻这个话题,像冷饭要热一样天天炒,百炒不厌。我进生产组之后,不晓得有多少人,有的拐弯抹角,有的自远而近,有的直截了当,向我提及介绍朋友的事,每一回我都是笑而不答,敷衍了事。结果弄得这帮子热心人,一个个认定了,我要等正式分配工作之后,找个更好的。我要是心猿意马,会这样么?生产组里现成就有一个,明明宁波乡下有个丈夫带着两个小孩生活着,还来上海探过亲,她却像黄花闺女一样,出去和人家逛马路、进馆子,被人撞见还若无其事哩。
尽管我能谅解矫家的人,可老要我看他们的脸色,我的心头实在也不是滋味。我听从了婆婆的劝告,不在晚上到矫家去了。好在生产组休息的是星期二,逢到休息天,我就带着小玉在矫家呆一整天,或者,干脆带她到公园里去玩个畅快。我想好了,万一碰到瑞仁里周围的人,我就说小玉是亲戚家的孩子。好在也从未遇到过。上海的人太多太多了。
这么一来,我是轻松多了。倒是苦了婆婆,她每天去邮局上班,把小玉带到邮局后门弄堂里的托儿所,下班后又带回来。晚上,她还要陪伴小玉睡觉,照料她撒尿,为小玉盖被子。是婆婆替我在尽着一个母亲的责任。
近来,生产组正为羊毛衫厂试织一批兔羊毛新产品。样品织出来了,大组长康阿姨要我坐黄鱼车把一百件新式兔羊毛衫送到厂里去检验,算我半天工。
我开心极了。兔羊毛衫送到厂里检验科,清点个数字,填张表格,拿回一张收据,至多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任务。羊毛衫厂离福安里很近,我随便找个借口,就能到矫家去,和小玉呆一下午。这个星期婆婆上早班,午后两点钟就回家了。
踏黄鱼车的“戆大阿四”力气很大,把车踏得飞一样快。黄鱼车左冲右钻,二十来分钟就到了羊毛衫厂。
把一大纸箱兔羊毛衫样品搬进检验科,我对“戆大阿四”说:
“你不要等我了。先把黄鱼车踏回工场间去吧。”
“你不回去了?”“戆大阿四”脸上有副蠢相,人们都说他神经搭错一根,有点痴呆。二十好几岁了,也没个工作。更无法上山下乡闹革命了。是他妈妈跑到街道里,央求了多少次,要求照顾,生产组才收下他来,让他专门踏黄鱼车,兼当搬运工。平心而论,他虽然有点“傻”,但从无越轨的举动,更没发过神经病。相反,对分配给他的每一件事,都一板一眼干得极其认真。待人也挺诚恳:“康阿姨关照,让我送你回家呢。”
“不用了。”我耐心给他解释,“在羊毛衫厂办完手续,我要去看一个同学,你先回去吧。”
知道他回去要把每一句话如实讲给康阿姨听,我说话很小心。
“戆大阿四”相信地走了。我去检验科办完手续,带着一张盖了章的收据,离开羊毛衫厂,就直奔福安里。
小玉已随婆婆回到家里,看见我去了,她在床上一边爬一边扬起手来,连声叫我:
“姆妈,姆妈。”
我招呼了婆婆,抱起小玉来,重重地亲了两下,小玉乐得一个劲地笑。孩子虽小,可也懂得亲妈妈了。
我放下小玉,寻找痰盂。婆婆家里没卫生设备,合家老小拉屎撒尿,用的都是马桶。马桶置放在前楼的门背后,用起来臭不说,我还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什么人突然之间闯了进来。刚坐完月子那天,我正在马桶上解大便,亭子间里在菜场开卡车的司机“大好佬”把地板踏得“咚咚”响闯进前楼来,一边进门一边问:
“你们家的秤呢?借我用一用!”
吓得我几乎惊叫起来。
此后我再也不敢在矫家用马桶了。可矫家老少,却对此司空见惯,他们坐在马桶上,有人走进门,竟然还能同人谈山海经呢。我呢,一见人坐马桶,就浑身坐立不安,只觉得满屋都是臭气,做什么事都没了灵魂。
回想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家住在十九号大院的二号楼里,楼上楼下,大小卫生设备齐全,六角形的小瓷砖铺地,洁白清爽。哦,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了。
找出痰盂,我先去把前楼大门关上,又进屋把里半间的门关上,再拉上半边窗帘,才坐下去小便。解裤子的时候,我还怕有人突然敲门哩!那样,我准定解不下来。
瑞仁里的条件虽差,房间也比矫家小,但毕竟还有公用的卫生间和浴缸呢。我一定要尽快得到工作,公开我和小玉的母女关系,让她搬去同我住在一起。绝不能让她在福安里这种环境中长大。那样,她也会不知不觉成为一个可怜的小市民的。
婆婆总是用谅解的目光瞅着我的一举一动,并不责怪我。更不会像其他几个人那样认为我看不起他们家。我解了小便,婆婆就说:
“把痰盂放床底下罢,一会儿我去倒。”
这怎么好意思呢。生小玉前前后后四五个月的日子里,先是挺着大肚子,后来是坐月子,我解在痰盂里的大小便,全都是婆婆下班后回家倒涮的。她不嫌脏,也不怕臭。家里其他人,愿意替我办更多的事,跑很远的路,但是倒痰盂,没人愿干。现在,我身体健朗,怎能还让婆婆为我做这类事。
我盖上痰盂,端着它,下楼,穿弄堂,走去倒痰盂。
从矫楠家走到弄堂口粪池,几乎要穿过大半条弄堂。每次端着痰盂走去,我总觉得弄堂里所有人的目光全刺到了自己脸上,我的脸涨红了,手脚僵笨了,眼睛也不敢朝任何人望。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虽然差不多全弄堂的人,不管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每个人都要干这件事。而我呢,由于小玉总要撒尿拉屎,倒痰盂的次数也不少了。但我仍然不能适应。简直是无法适应,永远也无法适应。每体验这么一次,我总要对自己说,日子过得快些吧,再快些吧,让我快快熬过这一年,快快分配工作,把小玉带到自己身边去。不能让她在福安里生活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