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免谈陈寅恪(五)

    劝君免谈陈寅恪：五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真正震撼我们的，也正是那八个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几乎所有人都很看重这八个字，夏中义也不例外。但他却把这八个字归到乾嘉以来的所谓“学统”里去了，并称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竟然能产生于毫无独立自由可言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且还诞育于文化钳制最烈的乾嘉时代，这本身便很可疑。就算是吧，话也不能这么说。学统，甭管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总归是“统”。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作为魂骨自然很好，但反过来把自由思想的独立精神“统”将进去，却未必是什么好事。况且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也不是什么“学统”之类的玩艺可以“统”得起来的。因为一“统”，就不自由、不独立了。什么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所谓“独立”，就是不依附，当然也不依附于什么“学统”。所谓“自由”，则不但包括怎样想，也包括想什么，还包括不想什么。也就是说，想不想，怎样想，想什么，都是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学问，也可以自由地按照那种思路去做学问，甚至我还可以不想做学问。不想做学问，也是一种自由思想，却与“学统”无涉。当然，学问家还是要做学问的，但如果不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则那个“自由思想”仍不自由。


    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学统问题，而是一个做人问题。我的观点是，学问可以不做，人却不可以不做；学统也可以不要，人格却不能不要。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陈寅恪也就多了一份理解。


    就说陈先生一再坚持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吧，是他陈寅恪反感马列主义，或者反对马列主义吗？恐怕未必。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任何不带政治偏见、有学术良知与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对它持有一种敬重的态度。但问题是，这份敬重必须是我发自内心的，而不能是别人强加于我的。事实上，早在“宣统三年”，陈寅恪就已经读过了《资本论》原文，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和阶级意识在政治斗争中的反映。就算没有这些，也不等于陈寅恪反对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结果，也体现着马克思的独立精神。不自由，不独立，哪来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资本论》是按照官方意志写的，或者申请过“国家级课题”？


    所以，肯定陈寅恪，不等于否定马克思。比方说，最为陈寅恪所痛恨反感的“审查送检”，不同样为马克思所深恶痛绝？马克思早就说过：“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他们是相通的。


    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高于一切的。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比方说，尽管有陈寅恪“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的夫子自道，友人吴宓“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的理解回护，还是有不少人对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解，认为不值得。毕竟也就是一个柳如是么！小题当然也可以大做，但再大也是“小题”，而身为“大师”和“巨匠”的陈寅恪，难道不该去建构更为体大思精的史学广厦？


    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值，梁宗岱种菜养鸡就值？梁宗岱是何许人也？他是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的异国之友，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宾。他的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就连一向崇尚高贵和浪漫的法国文化人也为之倾倒。然而他却去种菜养鸡！因为他作为外语系的“大白旗”，在1958年被劈头盖脸地痛批。他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天才教育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那好，你们不承认我“学问第一”、“教书第一”，我就来个“种菜第一”、“养鸡第一”。不让种不让养，我还有“喝酒第一”、“力气第一”（据说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七十多个）。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他妈的能怎么样！


    这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群众”的震怒，被斥为“对抗运动”的“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为陈寅恪所理解。陈寅恪是很喜欢梁宗岱的。1961年吴宓来访，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妇。余则为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和冼玉清，都是陈寅恪的相好相知。


    实际上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他体弱目盲，当然无法去种菜养鸡。但他同样可以去“不务正业”。比方说，不上课，不发表论文，不做“公认”该做的“大课题”。陈寅恪曾自谓其《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这决不是什么“自谦”或“自嘲”，而毋宁说是“自得”和“自许”，即“宁作戏笔，不入时流”。不错，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按照“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正所谓“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如是，则值；如不是，则不值。而且，对于陈寅恪、梁宗岱他们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哪怕是“著书唯剩颂红妆”，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变不了二三流。


    梁宗岱让人激赏和敬佩之处正在这里。


    陈寅恪让人震惊和敬重之处也正在这里。


    这也正是我不想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陈寅恪的原因。毕竟，学术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况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赞扬。又何况陈氏的著作中，也确实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如被林贤治指出的“没落士大夫情调”）！但陈寅恪的人格精神却是超学科、超学术、超时代的，也不光是对做学问的人有意义。学术上的是非对错远不是最重要的。正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尽管陈寅恪王国维他们的追求，距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还相去甚远，但能有此一说，便已属不易。至少，他们在尽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