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不久，我们有３３００个身体最结实的，被调到沼泽地带去排水，后来又送到鲁尔的矿井里。我也在那边一直呆到１９４４年。这时候，我们已经把德国人的脖子扭歪了，法西斯分子不再瞧不起俘虏了。有一次，我们全体做日班的给排起队来，接着一个外地来的上尉通过翻译说：谁在部队里或者战前当过司机的，向前一步走。’我们过去当过司机的七个人，就向前跨了一步。每人发到一件穿旧的工作服，由卫兵押送来到了波茨坦。到了那边，我们就给分散了。我被分配在‘托德’工作，——这是德国人的一个修建道路和防御工事的鬼机关。


    “我给一个少校衔的德国工程师开‘超级奥普尔’。嚯，真是个胖得吓坏人的法西斯分子！矮身材，大肚子，横里竖里一样宽，屁股大得像个胖婆娘。前面军服领子上挂着三层下巴，后面脖子上露出三条胖折。照我看，他的身上至少有３普特净脂肪。走起路来呼哧呼哧，好比火车头；坐下吃起东西来，那副样子真吓得死人！有时候，整天大吃大喝，从手壶里倒着白兰地。偶尔我也沾到一点光：他在路上停下来，切着香肠，干酪，又吃又喝，有时候情绪好，也扔给我一块，好像给狗吃一样。他从来不把东西交在人家手里，仿佛这样会辱没他的身份。不过，不论怎么说，比起在俘虏营里来，情况不知好多少了；我也开始逐渐恢复人样了，虽然是慢慢地，但在恢复了。


    “我把这位少校从波茨坦送到柏林，又从柏林送回波茨坦，送了两个星期的样子。后来，上级派他到接近前线的地带去修防御工事，来对付我们的部队。当时我完全忘掉了睡眠：通夜考虑着，怎样逃回祖国，逃回自己人的地方来。


    “我们来到了波洛茨克市。黎明时分，两年来我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大炮在轰隆轰隆地响。嘿，老兄，你可知道我那颗心跳成什么样吗？连我打光棍那会儿去同伊琳娜见面，都没有这样跳过！战事已经进展到波洛茨克以东１８公里的地方了。城里的德国人都变得格外凶狠，神经紧张，我那个胖子酒可喝得更多了。白天跟他—起在城外跑来跑去，他下着命令怎样修造工事，夜里他就—个人喝酒，喝得全身浮肿，连眼袋都挂下来了……


    “我想：‘嗯，可不用再等了，我的时候到了！而且不光是自己一个人跑掉，还得把我那个胖子也给带上，我们那儿用得着他！’


    “我在瓦砾场里找到一个两公斤重的砝码，把它裹在擦汽车的破布里，这样万一用得着它敲人，就不会敲出血来；又在路上拣到一段电话线；努力准备好一切必要的东西，藏在前面的座位底下。在跟德国鬼子们分手前两天，晚上我加好汽油回来，看见路上有个喝得烂醉的德国下士，双手扶着墙走着。我停下车，把他带到瓦砾场，剥下他的军服，扯下他头上的船形帽，把这些东西也都塞在座位底下，一溜烟跑了。


    “６月２９号早晨，我那个少校叫我把他送到城外，往特罗斯尼察的方向开去。他在那边领导修工事。我们出发了。少校在后面的座位上安安静静地打磕睡，我的心可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我开得很快，但一到城外就减低速度，后来停下车，跳出来，向四下里望望：后面老远的地方有两部卡车慢慢地开过来。我拿出砝码，把车门开得大一些。胖子仰靠在座位的靠背上，打着呼噜，仿佛躺在老婆的身边。嘿，我就拿起砝码朝他的左太阳穴重重地敲了一下。他的头垂下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又给了他一下，但我不想把他打死。我得把他活活的带回来，他会给我们的人讲好些情况的。我从他的手枪皮套里抽出‘巴拉贝仑’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把螺丝刀插在后座的靠背上，用电话线套住少校的脖子，再紧紧地捆在螺丝刀上。这样，在开快车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歪在一边，或者倒下来。我连忙套上德国军服，戴上船形帽，跳上汽车，一直向那炮声隆隆、战斗激烈的地方开去。


    “我在两个火力点中间冲过德国人的前沿阵地。几个冲锋枪手从掩蔽部里窜出来，我就故意减低速度，好让他们看见车上坐着少校。他们却大声叫嚷，摆动双手，表示不可以开到那儿去，我就假装不明白，踩大油门，开足８０公里。等到他们明白过来，动手用机枪向汽车扫射的时候，我可已经来到真空地带，像兔子一样兜来兜去，绕着弹坑飞跑了。


    “这时候，德国人从后面开着枪，而自己人又偏偏用冲锋枪迎面向我乱射。挡风玻璃给打穿四个地方，散热器也被子弹打坏了……不过，我抬头一看，已经来到了湖边的小树林里，我们的人向汽车跑来。我冲进树林，打开车门，倒在地上，吻着地面，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军服上佩戴着草绿色肩章——这种肩章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一他第一个向我跑来，咬牙切齿地说：‘啊哈，该死的德国佬，迷路啦？’我扒下身上的德国军装，把舱形帽扔在脚下，对他说：‘你这个好啰唆的蠢货！我的乖儿子！我是地地道道的沃罗涅日人，怎么会是德国佬呢？我被俘虏了，懂吗？快把车上那头猪解下来，拿好他的皮包，领我到你们的指挥员那儿去。’我把手枪交给了他们。中间经过好几个人的手，傍晚才来到一个上校那儿——他是师长。这以前，他们已经给我吃过东西，洗过澡，还审问过我，又给了我一套制服，因此当我到掩蔽部里去见上校的时候，我已经照规矩穿着一身军服，灵魂和肉体都干干净净了。上校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迎着我走来。他当着所有军官的面拥抱了我，说：‘谢谢你，战士，谢谢你从德国人那里带来的那份宝贵礼物，你那个少校，加上他的皮包，对我们来说，可比２０个‘舌头’更宝贵。我要请求司令部，让你得到政府的奖赏。’我听了这几句话，被他的好意大大感动了，嘴唇尽打哆嗦，不听使唤，好容易才说：‘上校同志，请把我编到步兵连去吧。’


    “上校却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连站都站不稳，怎么能打仗呢？今天我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到那边去给你治治，养养胖，然后给你一个月假期回家，等你假满回来，我们再瞧瞧，把你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吧。’


    “上校和掩蔽部里的军官，个个都亲切地跟我握手道别。我出来的时候，激动极了，因为两年来没有受到过人的待遇。嗐，再有，老兄，当我跟首长谈话的时候，我的头好一阵习惯成自然地缩在肩膀里，仿佛怕挨打一样。你瞧，在法西斯的俘虏营里把我们弄成什么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