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神

    一


    人是上苍未完成的动物，又是惟一能说梦、解梦的动物。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命之暂短和宇宙之无限构成的永恒大落差，使人类永远感叹苍茫六合的玄奥神秘；人在梦幻里构筑的七宝楼台与现实中遇到的泥淖沼泽形成的强烈大对照，也辄使人类悲叹命运是个难以挣脱的大网。于是，自人猿揖别后，人类便创造了众多的神祗，于有限内去求无限，从痛苦里去寻挣脱，在困惑中去觅超腾。


    在艰难的历史跋涉中，华夏民族不仅诞生了一长串名垂竹帛的文人、武人、哲人、圣人；也涌现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有作为的皇帝；我们极具想像力的先祖，凭借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也创造出诸如玉皇大帝、三官大帝、王母娘娘、南极仙翁、泰山老母等等不可悉数的神明。当时光老人穿越宋元明清时，赫赫神州又塑造并渐次神化出一位人上之人、帝上之帝、神上之神——关公。


    今天，毋庸开启那沉重的长满锈斑的历史大门，或信仰或敬重关公的人们，只要一闭上眼睛，面前便能幻化叠印出关公那允文允武、乃神乃圣的英姿神态。


    他那“九尺五寸”的身躯，曾使芸芸众生“仰之如日月”；他那“声如巨钟”的话语，曾使魑魅魍魉“畏之如雷霆”；两道卧蚕眉，一双丹凤眼，曾能窥见人世间的所有善与恶；八十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曾掌管着大千世界的全部罪与罚；他那有着夏的炽热、春的温暖的“面如重枣”的脸庞，曾给多少在苦海中叹息的人们送去心灵的舟与帆；这美髯公那“一尺八寸”长的二部黑胡须，也曾演绎出多少济困救贫，禳灾祛病的故事。就连为他扛刀的马前卒周仓，也是“忠义仁勇”的代表，甚至他那追风赶月的赤兔马，也是真善美的化身……


    科学乃大脑的思索，信仰是心灵的虔诚。历史老人对那些匆匆过客仅做短暂的拥抱便道别，对新来的客人也不过是虚与委蛇地道几声寒暄。然而，在汉文化圈和亚汉文化圈内，人们对关公的信仰与崇拜，竟是历千载而不衰。


    1986年，我曾两度赴香港与当地文化界人士进行学术交流。闲暇时，我在友人的陪同下穿街走巷，发现所有的商店、货栈、宾馆几乎都供奉着关公像。九十年代初，我曾到广州、深圳、福州、温州等地出游，发现一股关公热正在东南沿海的城乡潜滋暗‘长，其香火之鼎盛，崇拜者之众多，并不亚于香江。


    有两桩亲眼目睹的事儿，更令我感慨良多。


    1995年秋月的一天，我陪北京文学界的朋友登泰山，在岱顶宾馆前，恰遇马来西亚一华裔旅游团。时值正午12时，旅游团的领队从随身携带的一红木匣里，取出一尊木雕关帝像，恭恭敬敬地摆放在大理石石阶上，率众三拜九叩后，方入宾馆进餐。膳毕，又再拜关圣。经交谈，方知他们无论在家还是出外，午时两拜关公，从未辍歇。


    农历六月二十四，是关公生日。前年仲夏，我赴运城常平村关帝家庙，观看一年一度的关公圣诞大典。在大典举行的前一天，我路遇来自台湾的六十余人组成的“忏悔团”。其成员皆为六十岁以上的老翁，他们以前都曾缧绁缠身，有过刑事犯罪。距关帝家庙还有二里许，“忏悔团”便让包租的旅游车停下。下得车后，他们整衣理容，便开始了三步一拜、五步一叩的祭奠仪式。叩头时，他们前额触地，砰砰有声，不足一公里的路程，竟叩拜了一个多小时。及至关帝家庙时，几乎所有成员的额头上都凸起紫亮的血疱，并渗出殷红的鲜血。中有一年逾七十的老者，额头上虽有大疱，却没洇出血迹，他便感到这是对关圣的虔诚度还欠缺。走进关帝殿时，他遂用头猛触祭案之角，当漓漓鲜血从额头流到腮边又滴到胸襟时，他那爬满皱纹的嘴角上才溢满笑意……


    关公诞辰，通常由民间自发各自在左近的关庙祭奠。这天，常平关帝家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香客难以计数，当地的参拜者更是络绎不绝。通往运城的各条公路，都出现堵塞。关帝家庙的殿内院中，到处香火缭绕。我看到，飘飘袅袅的紫烟从祈祷者的头顶上拂过，他们似在云里雾里荡漾……


    对关公的信仰与崇拜，我们不能随意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我只是觉得，任何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对这种“烛影长悬周日月，炉烟不散汉风云”的关公现象，都不应小觑。


    近些年，有报刊披露，对“三国”烂熟于心的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谈及关羽。


    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时，毛泽东与尼氏的一段对话，很值得咀嚼。尼氏说：美国厉害，他们有原子弹。毛答：原子弹算什么，我们有关老爷的大刀。尼氏云：原子弹杀伤力很大。毛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答日：关老爷的大刀成千成万地杀人，我们不怕美国的原子弹……


    1959年，无神论者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载的故乡韶山。一日午后，毛泽东在村前走来走去，乡亲问他在找什么，他说是寻找关帝庙。并对陪同人员说，他小时候经常患病，母亲便将他带到关帝庙中，磕头烧香后，让他吃下香灰，后来他的病就好了。他还说，那时中国缺医少药，要使病情好转，很大程度上要靠精神上的支撑。当乡亲告诉他关帝庙早巳拆掉时，他喃喃地说：怎么拆了?拆它干什么……至于毛泽东从哪个角度不赞成拆关帝庙，我们很难猜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文革”前，毛泽东对百姓信仰关公，还是有着某些宽容度。


    中国百姓和旅居海外的华裔，敬仰关圣不难理喻，但外国人信奉关公则颇值得我们深思了。


    泰国的法院在开庭之前，全体法官都要面对关公像信誓旦旦，尔后方能进行司法审理。其用意在于，法官应像关公那样，吾心如秤，不可偏私。


    加拿大是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度，《圣经》中戒律有十，其一是耶和华是惟一真神，其二为教徒不得崇拜其他偶像。但近年加国警察署下达一道指令，允许华裔警察在办公室里摆放关公像。缘由是：一香港籍警察移居加国后，连破数个大案要案，既快且准，似有神助。加国警察署诘问其由，这位华裔警察回答：他每次办案前，都先要在家中祭拜关公……


    曾一度是世界风云人物的里根，在竞选总统时，曾偕夫人专程赴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华人居住区内的关帝庙中，向关公祈祷，以保佑其竞选成功，并将参拜时的录像，数度在电视台播放……


    历史是探索过去和感知未来的最明亮的眼睛。关羽生前为将、为侯；死后封王、封帝、成圣、成神。追寻关公这一从人到神的衍变轨迹，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继承，对寻找民族精神的坐标也不无裨益。


    二


    在苍生众庶面前，横亘着一道道人生的路堑。在这些路堑旁，分别赫然醒目地写着国与家、群与已、理与欲、穷与达、沉与浮、毁与誉、力与命、死与生等警示性的路标。那些能够腾越这些路堑者，就是人中豪杰，铁中铮铮；那些不能或不敢跨越者则为凡夫俗子；而避开这些路堑或绕道甚至反其向行走者，则常常会跌入深堑而不能自拔，甚至会沦为千夫所指的败类。即使英髦俊彦在其一生中，也不可能将这些人生的大路堑一一腾越，能跨越这些路堑的大半者，便可称人杰中的伟丈夫，能全部超越者，就是神样的完人了。


    寻找汉末名将真实的关羽，我们必须从他的诞生地开始。


    在常平村关帝家庙前，左右各竖有一座木构牌坊，上面分别镌刻着“灵钟鹾海”，“秀毓条山”。鹾海是指自古闻名的解州(今为运城所辖)盐池；条山是指横矗运城境内的中条山脉。运城一带，旧称“河东”；河东一域，古叫“中国”。嫘祖养蚕，黄帝大战蚩尤，后稷教民稼穑，伯乐虞坂相马，尧舜禹分别在河东一带建都……如果没有这些先祖的名字及那些颇具神秘色彩的故事，华夏民族的上古文明史，将会显得何等苍白；在关公诞生之前，河东还养育出商代名相傅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以及介子推、宫之奇、百里奚、赵盾、董狐、张仪、卫青、霍去病等灿若星列的风云人物，如果没有他们，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也绝不会有那么多有声有色的活剧。倘若关羽不是诞生在这片皇天后土上，他生命的底色，当也会缺乏应有的亮彩。


    武圣关公，太奇伟太古老了。然而，只要清醒的理智之光还在闪动，多少代人用想像的雨雾凝在关圣身上那厚重而晶亮的霜花，还是能够消融的；只要我们在历史的经经纬纬里去审慎地进行爬罗剔抉，还是能够还原出一个真真实实的关羽的。


    在旧中国，对芸芸众生来说，历史只是一张永远翻阅不完的兵燹、战乱、灾荒组成的图幅，安分守已、逆来顺受的黎庶，没有半点儿资格走进历史的册页。因关公出生寒微之家，致使当今的史家对他的身世及生日，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公元219年(建安廿四年)关羽荆州遇害时，年五十有九，已是天下无人不知晓的名将。通过他的卒岁，史人还是能推算出他生于东汉延熹三年(公元160年)。至于他生于这年的何月何日，则难考稽了。荆州及东南沿海一带定为农历五月十三，内地有的定为六月二十二或六月初二，台湾同胞则定为八月初十。历史的某些事情无独有偶。就拿中国共产党的生日而言，因共产党初创时，人少势微，且没取得合法地位，又加之党成立时军阀及特务横行，会址不得不两易其地，故而生日为哪天便没有明确记载。及至到了延安，建党元老毛泽东与董必武商定，始将党的生日定为“七，一”……


    关羽的祖考，史书上向为阙如。就连其祖辈、父辈，亦无任何记载。及至康熙十七年，解州州守王朱旦，在一篇雕章镂句的《汉前将军壮缪侯关圣帝君祖墓碑铭》中，才首次披露了关羽之太翁和严父的名讳及身世。


    此《碑铭》得以谋篇成文，甚是荒诞不经。


    王朱旦称，《碑铭》的材料来源于关公故里一书生于昌的一个梦。于昌在梦中梦见关帝授他“易碑”两个大字，并言按梦指点，他在关帝祖茔的石盘沟，发现残砖一块，上有三十字碑文。王朱旦还称，他在河北涿郡时，曾夜梦关公请他喝酒，并嘱他为自己述写生平。书生与州官的两个梦再加一块三十字的残砖，便成了王朱旦写的近千言《碑铭》之依据。至此，阙轶达一千五百年的关公家世，才有了貌似清晰的枝蔓：关羽的祖父关审，是位饱学之士，这老先生崇尚老庄，信奉道教，并以象数之学和孔孟之说推行教化。但他逢乱世而不仕，视功名利禄如过眼烟云。劳作之余，他熟读五经四书，隐居训子。关审殁后，其子关毅克缵祖学，恪守封建礼教，为父守墓三载，极尽孝道，而此时关审之孙关羽，尚未降生……


    这篇由梦幻的丝线而苦心孤诣编织出的《碑铭》，连当时极为推崇关圣的清朝廷也不敢相信。但《碑铭》中提到的关公的生辰为六月二十四，却被皇家采纳，并沿袭至今达三百余载。


    清之前，世人连关羽的祖辈和父辈的名讳和身世都不知晓，其家谱更是无从谈起。关羽成圣后的《关帝家谱》，是以关公为轴心上下左右辐射的。关龙逄乃夏朝末年夏桀的大臣，因敢于多次直谏夏桀荒淫无道、乱杀无辜，而被暴君“炮烙”残害。“关龙”乃复姓，“逄”是名字。因关龙逄墓距关羽的故里仅三十里之遥，后人便穿凿附会地将关龙逄请进关帝家庙，并当作关家始祖世代供奉。


    关于关羽年轻时的职业，也众说不一。有的说他是卖豆腐的，有的说是打铁造车的，还有的是说边读书边习武的。从不同版本的正史所提及的关羽喜读《春秋》一事看，关羽出生在一个半耕半读之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关家绝非殷实富户，且年轻时的关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则也毋庸置疑。


    西晋人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向被史学界视作研究“三国”那段历史的最权威的著作。陈寿之父曾为马谡帐下参军，马被诸葛亮所斩时，陈父亦受髡刑。故而坚定的“拥曹派”陈寿在著《三国志》时，难免不掺进个人恩怨的成分。陈寿写《武帝(曹操)传》时，不吝笔墨，极尽铺陈之能事，洋洋洒洒万余言，而在写《关羽传》时却惜墨如金，仅区区954字，且字里行间闪烁其词，语焉不详。但陈氏还是能以史家的良知，把关羽“忠义仁勇”的品格，勾勒出一个大体轮廓。


    对关羽的离家出走，《传》中仅用了“亡命奔涿郡”五字。至于关羽何以离家出走，陈氏却讳莫如深。殊不知，关羽的出走，恰恰是因了一桩不畏于天，不愧于人的英雄壮举。


    东汉末年，解州城内有一名唤吕熊的恶霸，百姓詈骂其为“熊虎员外”。吕熊勾结城中七位异姓豪富，朋比为奸，欺诈百姓。他们巧取豪夺，草菅人命，强暴妇女，无恶不为。百姓畏其势焰熏天，即使听他们在街头跺跺脚儿，双腿便也会簌簌颤抖。作为罪魁的吕熊，还是个采花大盗。他将城周围的水井悉数填塞，仅留他自家院中的深井一口。百姓欲饮活命之水，必须遣家中少女去汲取方可。而吕熊窥探于井旁，见有几分姿色者，便大发兽性。某日，有一韩姓老汉向关羽痛不欲生地哭诉，其女儿在汲水时被吕熊蹂躏。关羽闻听，眦裂发竖，于夤夜潜入吕熊之深宅大院，先挥剑将这祸首裁为两截，继而杀性大发，又将另七姓豪强歹人，斩斫殆尽。关羽归家，将除霸事禀告父母，双亲非但未加责怪，反而对此尚侠好义、扶弱抑强之举倍加夸奖。父母急令关羽逃命天涯，并速送儿媳胡氏及孙儿关平至外地亲友处避难。二老自知在劫难逃，双双坠入自家深井而亡。现关帝家庙的古塔，乃昔年当地乡亲为祭奠关公之亡父亡母，在原水井之上而建……


    关羽悯冤除霸离家出走的故事，在荆州，在涿州，在解州，有五种版本。但不论哪种版本，皆称关羽亡命奔涿郡，是仗义杀人。不论哪种版本，也丝毫没有谈到关羽杀人是因一己之仇，一人之冤，一情之念，一家之恨而进行的仇杀或情杀。


    昭善瘅恶、见义勇为，是人类心匣中弥足宝贵的珍珠。正是关羽为民挥剑之一杀，才奠定了武圣关羽人格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而在《关羽传》中这本应不可或缺的一笔，却被陈寿老先生给“贪污”了。


    真正的朋友，是另一个自己，也是一个灵魂寄托于两个或多个躯体内的自己。真正的朋友，如同嵌在自己心灵天幕上的星星，如果其中一颗陨落，就不能移来另一颗星填补他的位置。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即是对人类友情的最经典的诠释。陈寿在《三国志》为刘、关、张各写的传中，对“三结义”实在应多缀几笔。然陈寿在《先主传》和《张飞传》中只字末提三人结拜之事，在《关羽传》中也仅写有“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凡十三字。“桃园结义”虽不见诸正史，但历代史家经多方考证，加上“刘关张”结拜之地——河北涿州市的大量文化遗存却能告诉我们，“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是可信的。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斯时刘备虽是汉朝宗室之后裔，但与关、张邂逅时，早巳沦为卖草鞋织苇席的市井细民，与亡命流浪的关羽和杀猪卖肉的张飞，同处社会底层，且三人皆有救世济民之心志。再加之异姓之间拜为祸福同受、有难共当的兄弟，是中国古老的习尚，故而“刘关张”结为香火因缘，具有共同的思想根蒂和阶级基础。


    在陈寿的《关羽传》中，人们能读到这样的情节：关羽降曹后，曹操遣张辽试探关羽去留之意。关羽叹日：“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这足可表明，刘、关、张曾按民俗，举行过结拜仪式，且面对苍天立下过诸如“不求同生，但愿共死”之类的誓言。


    正史中更能印证“刘关张”曾结为金兰之好的史实是，关羽被吴杀戮后，刘备那种种反常的失态。刘备明知伐吴会使“孙、刘”联盟毁于一旦，也会为曹操篡夺汉家神器提供最佳良机。但一向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刘备，却不顾包括孔明、赵云在内诸多文臣、战将的劝阻，一意孤行。当秦宓“上陈天时必无其利”再加规劝时，向以仁厚为本的刘备，竟怒火中烧，将秦宓投进大牢……此时，刘备已在成都建蜀称帝，一国之君不顾江山社稷铤而走险御驾亲征为一员大将复仇，如果单从刘与关的君臣关系解释，于国于家于情于理于己于人都难以说通，但为以践“桃园三结义”之誓言，倒也顺理成章。


    关羽另一结拜兄弟张飞，在闻听二哥遇难后，涕泗滂沱，肝肠寸断，昼夜酗酒，怒鞭部下，在接到先主伐吴之令后，末待出征，便被帐下将张达、范疆杀死。刘备也因伐吴失败而白帝托孤……关、张、刘在短短时间内相继归天，便应了“三结义”时“但愿共死”的誓言。


    在中国，朋友为“五伦”之一。但朋友有多种多样：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供，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相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虽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也不乏政治集团的共同利益，但他们对于友情的矢志不渝，至死靡他，不仅为纷纷他人、他人纷纷的人世间，谱写了一曲千古绝唱，也是对当今那“富在深山，五眼枪赶不走扯蛋亲戚；穷在街头，三尺钩也抓不住知心朋友”之世风的莫大讥讽。


    按中国传统观念，在两军对垒时，投降是种为人不齿的叛逆行为。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抗美援朝时的战俘，也仅是得到了社会的少许宽容。人格如同一张白纸，一经生死关头的污染，便永远无法还原于以前的洁白。


    关羽降曹，按其刚烈的性格，理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当时的境况却不允许他这样做。因为刘备的两位夫人身陷曹营，需他保护，他得井下救人；在群雄竞起、天下豪杰各择其主的汉末，羽毛末丰的刘备，也不得不在各路诸侯相争的夹缝中游弋；刘也曾随曹操，附袁绍，依刘表；再说，曹操虽雄踞一方，但仍打着汉室的旗子。有史料表明，关羽降曹的条件，也相当苛刻。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即弃曹奔刘。


    历史上的曹孟德，也决非后来百姓所认知的那种老奸巨猾、口蜜腹剑、插圈弄套、嫉贤妒能之辈。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不仅广募贤能，且有着识才的目光，用才的胆魄，容才的胸襟。得到关羽这样的名将，他自会施尽一切笼络手段。陈寿《关羽传》中载，关降曹后，寸功未建，曹便将他“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当关羽于万马丛中斩颜良后，“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曹对关除了拜将封侯外，至于“礼厚”后到什么程度，“赏赐”了哪些珍物，陈寿未加胪列。“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三国演义》，却对此记述得甚是细致。曹赐关“美女十名”，“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并将吕布的宝马赤兔赠关羽为坐骑。为保护关羽那长长的美髯，曹操甚至命人以纱锦作囊……凡此种种，可谓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上马赠金，下马赐银，显然有些张大其词，但赠赤兔，赐美女，恐不为失真。良将爱战马，曹操自会阿关羽之所好；赐美女是汉代上层社会的习尚，贪色且大具诗才的曹孟德，自会更懂得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内涵。


    欲望是人类最本质的东西。就连呱呱坠地的婴儿，一睁开眼睛便知道去吸吮母亲的乳汁。在人的一生中，权势、货利、声色，常是对人诱惑力最强的浓烈的酒。然而，面对物欲，作为肉身的人，能不能有所节制和节制的程度大小，则要靠人自身理智的强弱和德性的高低。节制犹如广根丝绳，有时甚至能把人的所有珍珠般的美德都串连在一起。面对权、财、色等各种各样的诱惑，身在曹营的关羽之一言一行，一举一止，都进发出作为人杰的灼目亮彩。曹氏赠与的十名美女，他从未染指，全部用于照料两位嫂嫂；对所赐金银也一一封存。当他得知刘备下落后，义无反顾地“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陈寿《关羽传》)……


    关羽横刀跃马，征战一生，有诸多赫赫昭昭的战绩，本应写进志书，而陈寿在《关羽传》中却“偷工减料”。抑或是为让后人在读这仅有954字的《传》时，不至于味同嚼蜡，陈氏不吝笔墨，记下这样一个情节：“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日：‘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我们应钦佩陈寿写人状物的文字功力，他仅用百字便将关羽“刮骨疗毒”时的坚强与刚毅，写得呼之欲出。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这一绝妙情节进一步发酵。罗氏先是将斯时已故去十一载的神医华佗从阴曹地府中请出来，为关羽治伤。继而，又故作曲笔，这样描述：


    ……公袒下衣袍，伸臂令佗看


    视。佗曰：“此乃弩箭所伤，其中


    有乌头(按：一种剧毒性植物)之


    药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


    矣。”公曰：“用何物治之?”佗曰：


    “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惧耳。”公


    笑曰：“吾视死如归，有何惧哉?”


    佗曰：“当于静处立一标柱，上钉


    大环，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以绳


    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


    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骨上箭


    毒，用药敷之，以线缝其口，方可


    无事，但恐君侯惧耳。”公笑曰：


    “如此，容易!何用柱环?”令设酒


    席相待……


    在“两惧”与“两不惧”的对答后，罗贯中又详述了手术过程。在钢刀刮骨寒寒之声中，帐上帐下的观者皆掩面失色。而关公仍与部将马良弈棋，饮酒食肉，谈笑风生。手术毕，“……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日：‘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佗日：‘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


    意志和毅力是衡量人的灵魂大小的天平，自制力是人的德性的保障与支柱。一个没有自制力的人，很难实现其有价值的人生。关羽的“刮骨疗毒”，是在向人的意志、毅力和自制力的极限挑战!“拥曹贬刘”的陈寿也许不会想到，仅这一情节，便使关羽成了顶天立地的千载伟丈夫!


    关于关羽的英武，陈寿在《关羽传》中，仅云关羽“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又在《张飞传》中略缀一笔：“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在于禁的七军被大水所淹，大将庞德被关羽所杀，致使兵多将广的曹孟德也不得不计议迁都的事件发生后，陈寿面对三国史上这无法剜掉的一页，才不得不在《关羽传》中写下“羽威震华夏”五字。


    大树参天，不会没有偏枯的枝叶；倘若苛求人做一个完人，那么天下配活者恐怕一个也难找到。极具个性的真实的关羽，自然也有其弱点。将黄忠、赵云讥为刘备“爪牙”的陈寿，焉能不记关羽的缺陷。他在吴、蜀的一些人物传中，云“羽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在《关羽传》中，他记有这样一事：关羽闻知马超投降刘备后，致书诸葛亮，问马超才能可与谁人类比。诸葛亮回书作答，言马孟起雄烈过人，是一世之杰，但不过仅与刘邦手下的武将鲸布、彭越一样，可与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指美髯公关羽)绝伦逸群也。”关羽见此信大悦，将“绝伦逸群”的赞誉，示宾客观看。显然，关羽不仅恃勇孤傲，且尤喜听军师孔明的赞扬。最显示关羽恃才傲物性格弱点的是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求婚一事，关羽不仅不许婚，反而辱骂吴使，言“虎女焉能配犬子”。关羽粗暴的拒婚，不仅有悖于“孙刘”联盟的大局，也为关羽荆州之败埋下了祸根。难怪陈寿在《陆逊传》中，称“羽矜其骁气……”


    少犯错误是做人的准则，没有过失则是天使的梦想。一个没有半点儿缺点的人，便也失却了真实生活中的人格的魅力，只能是无血无肉的丈二金身。关羽的弱点和过失，不是人格的缺陷，在平民百姓看来，那“骄于上厚于下”的缺点，甚至还是美丽的。


    关羽“忠义仁勇”的品格，有时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敬重和嘉许。据《吴历》载，孙权袭杀关羽后，“送羽首级于曹操，以诸侯礼葬其尸骸”。还有史料表明，曹操接到关羽首级后，刻沉香木为躯，以王侯礼葬关羽于洛阳……


    综观关羽的一生，他将“群与已、国与家、理与欲、穷与达、力与命、生与死”等那些带有警示性的人生路堑，大部分都腾越了。这就为后世的文人创造一个至大至刚的人杰形象，展开了想像的空间，更为朝野上下共同建造那座至忠至义、至仁至勇的关圣神殿，提供了色彩瑰丽的“金砖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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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艺术是人类梦中的天国。文学又像是尘世向天国焚烧的一炷炷心香，袅袅紫烟能将尘世与天国氤氲在一起。理想、爱情、恩仇、美德、幸福，人类在现实中难以获取的东西，都希冀在文学和艺术中找到。


    有的人活着，但在活着人的心中死了；有的人死了，却在活着人的心里永远地活着。关羽生前，不论是在解州，在涿郡，还是在许昌，在荆州，凡他生活和征战过的地方，在黎庶百姓中都留下了乃勇乃仁乃义的品格魅力。三国是历史上最动荡不安、也是英雄迭出的年代。对于没无妄之福、却多无妄之祸的草民来说，就更容易生发出对英雄的呼唤。这种呼唤是芸芸众生精神自救的一种折射。关羽殁后，他的义举和美德便在百姓中口传舌播，门到户说，在你加一枝儿他添一叶儿的过程中，一株伟岸的英雄之树，遂也渐渐在百姓心灵的原野里兀立起来。


    南北朝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中，有诸多依据民间口传整理的三国故事。至宋代，随着口头文学的盛行，三国故事从“讲史”中剥离出来。说书人为能抓住听众，惟恐故事不离奇，不惊险，不曲折，不激昂，便对三国史实进行了大胆的编排和演义。斯时的大文豪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对于当时艺人争说三国，百姓喜听三国的情状，曾有这样的记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静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三国故事能将顽皮淘气的孩童紧紧吸引，并能随着故事的起伏，时哭时笑，时怒时喜，可见当时由群众口头流传、又经舌粲莲花的艺人加工成的三国故事，已是何等涉猎成趣，扣人心弦。


    三国以降的史籍，“拥曹贬刘”与“扬刘骂曹”，曾几经反复。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首开“拥曹”之先河，誉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年隔不久，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则为“扬刘”之滥觞，首提“帝蜀寇魏”论；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又尊曹为正统；而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里，则又回到东晋习凿齿的“寇魏帝蜀”说。自南宋至明朝，程朱理学逐渐占据儒学的正宗传承地位，故而使朱熹的《通鉴纲目》广为流播，及到清代民国，刘蜀为三国正统的观念，便一直无人敢以卵击石，以指挠沸。


    首次将民间艺人口说三国的那些单独的、片断伪故事，有头无尾地结集成文字的是《三国志平话》，此书成于元至治年间，凡8万字，虽插有图幅七十，但难称图文并茂。《平话》文字粗劣俚俗，错讹百出，读来像是为艺人说唱三国时写的提纲。《平话》也非一无是处，它毕竟让后人窥出三国故事的梗概，且关公的艺术形象亦见雏形。


    元曲是继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艺术的琦山隽峰。关汉卿、王实甫、郑光祖等元代最著名的剧作家，都写过三国戏。元杂剧中三国的曲目凡四十余种，以关羽为主角的多达12出，依次才是张飞、诸葛亮、刘备、周瑜、曹操。斯时的才子词人，好像谁都愿意为关公“拈就一管生花，万紫千红，齐向毫端吐”。关羽的同姓乡党关汉卿执元曲之牛耳，他所撰《关大王单刀会》杂剧，词句明净爽飒，珠玉纷呈，长吟短唱，庄谐杂出，读来荡气回肠，齿颊留香。他不仅借关羽的对立面孙权的岳丈乔阁老之口，详述了关羽大半生的赫赫战绩，且把“上阵处三绺美须飘，将九尺虎身摇”的关大王渲染得英武绝伦，八面威风……


    印度曾长期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这期间有人曾征问英王：假如印度与莎士比亚两者择一，你将作何选择，英王毫不迟疑地回答，莎士比亚!这里，我们对侵略者的行径且不作挞伐。要说的只是：一个国度的伟大诗人及其诗篇，是这个国度最瑰丽而珍贵的宝石；一部称得上经典的长篇小说，也常常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


    三国的那段波澜壮阔、惨烈悲怆的历史，一直在呼唤大手笔为其状摹。直至千载后的元末明初，罗贯中才从历史深处翩翩走来。我们无意将罗公与莎翁相提并论，就中国古典名著的艺术成就而言，罗贯中较之曹雪芹也稍逊一筹。但一个不可撼摇的事实是，罗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章回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历史小说。


    透过《演义》的字里行间，人们无不会得这等结论：罗贯中是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尊刘骂曹”派。但罗之尊刘，却并非完全因“正统”思想使然。


    在我读小学时，村中的关庙尚未拆除，我至今犹记得庙中的那副楹联：“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今天想来，这楹联是以关羽为轴心，既几近包括了刘氏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也颂扬了他们的仁德。罗氏的《演义》，就是力图把儒家的道德理想，寄托于“德化”的政治。才高八斗的罗氏甚至不顾作小说不能叠床架屋，理重事复之大忌，竟在《演义》中有七处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要论正统，刘表、刘璋与刘备皆为汉室苗裔。当时，表、璋仍深沐皇恩，拥兵据地，而刘玄德却是个卖草鞋的皇室宗亲之弃儿。但《演义》中的表、璋，皆被描绘成无才无德的酒囊饭袋，而刘玄德则被渲染成志存高远，德隆望尊的谦谦君子。《演义》中的“刘玄德携民渡江”，把刘备的“德”，展现得无以复加。面对曹操南下荆州重兵的围追堵截，刘氏全然不顾妻离子散，更不惧刀在其项之危，携十万百姓一道草行露宿，虽每日仅行十余里，但他仍与庶民共度鱼游釜中之险……


    罗贯中托他人之诗赞刘备日：“临难仁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


    三国时，刘玄德也确实是个有德之君。正是靠了他的德，才使神机妙算、智珠在握的诸葛卧龙甘愿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巳；也使从不服天朝管的主儿毛张飞，愿惟刘备马首是瞻；更使得骁勇无比的黄忠、马超甘心归顺，望尘而拜……


    1981年3月，被世界称作“花都”的巴黎，曾召开了一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世界级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参加的会议。会上，竟破天荒地形成了这样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二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这些当代人类的精英及风云人物，所以这样推重我们的孔老夫子，是因为在孔子那博大而精深的思想体系中，在人的修身方面，讲求“内圣外王”，力求知行统一；在人的操守方面，强调社会正义感，追求人的社会责任心。


    孔子说“君子以义为上”，又云“好仁者无以尚之”；孟子日“仁者人也”，他将“仁”与“人”直接等同；荀子云“人有气有生亦有义，故为天下贵”。儒家思想的旗旌上，最醒目的五字是：仁、义、礼、智、信，而“仁”则飘扬在这旗旌的最亮眼处，且“仁”又必须与正义连在一起招展，才能显示出人的最灼目的美德。在儒家先哲们看来，仁义的价值最为宝贵，仁义存，则人的价值在；仁义灭，则人与狗彘无异。


    文学艺术的天国与尘世之间有一座桥梁，但这桥梁不是以钢筋混凝土铺设，而是靠作家用形象思维的翅羽去载接。罗贯中显然细心披览了历代史家关于三国的史籍，也注意了民间大量说三国的口头文学，并汲取了元杂剧三国人物戏中的精粹。这位饱吮着儒家文化乳汁成长的文学巨匠，如同当今的采石工，一下钻进历史大山的胸膛，先采来花岗岩荒料，运进他那形象思维的“加工厂”，并将荒料解成条条板材，再一一磨出华美的花纹，然后去构建一座充满儒家学说氛围及色彩的文学华厦。


    《三国演义》洋洋70万言，粉墨登场的人物一千三百余。罗贯中在这千余众中簸来筛去，披沙捡金，甄选别择，鉴识辨认，最终圈定：只有他的乡党关羽，才是儒家学说最出色的实践者，才是儒家文化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莎士比亚说：“勇敢是世人公认的最大美德，有勇的人是最值得崇敬的。”又说：“感发人心的忠勇，可以使一根纺线竿变成一柄长枪。”深谙小说之道的罗贯中自会清楚，他的乡党关羽沙场遇难后，得以昭彰后世的重要因由是英武，且民间早有“关爷刀上一点红，杀退曹操百万兵”的颂词，如果不将关羽的骁勇写足，读者肯定不会“买账”。


    在《演义》中，罗氏挥动如椽之笔，挥写出了关羽万夫难敌的英姿。破黄巾，关羽一刀将程远劈为两段；拒董卓，云长温酒斩华雄；虎牢关下，三英大战吕布，使手持方天戟的天下第一勇夫，首次遇到劲敌仓皇逃遁；徐州城外诱杀车胄，关羽不过是一弹指顷；曹军寨前，云长生擒王忠，兵不血刃，仅作猿臂轻舒；斩颜良，万军丛中关羽如入无人之境；诛文丑，云长只在跷足之间；千里护嫂走单骑，关羽虽人饥马乏，但过五关斩六将皆出手得卢，一刀胜似一刀快，杀蔡阳，张飞限定三通鼓，一鼓未绝，蔡阳便匆匆登上鬼录；单刀赴会，关羽身寄狼吻，但谈笑自若，呈示出虎将的大智大勇；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怒斩庞德，展现出关羽运筹帷幄，以水代兵的儒将风范……


    为将关羽的英武描绘得颊上三毛，在三英大战吕布时，罗氏将张飞、刘备作为关羽的陪衬；斩华雄，劈颜良时，罗氏先让华、颜连斩各路诸侯几员名将、猛将后，才让关羽披挂上阵……罗氏为丰满关羽的形象，不顾史实，不惜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华雄本为孙策所诛，文丑原乃曹操所杀，蔡阳实是刘备所斩，水淹七军，史载是天泼豪雨所致……而罗氏却将这些都一古脑儿地记到了关羽的“英武簿”上。


    小说本是伟大的谎话，但这“谎话”有时比真实更见真实。人的个性里蕴含着思想，有性格魅力的人犹如天上的行星，其行为总是按其个性的轨迹运行。鞭打督邮，本乃刘备所为，罗氏将这顶高帽戴在毛张飞头上，不仅在尺寸上严丝合缝，且更能弥散出张飞个性的气味。以关羽那寒光凛凛的青龙偃月刀及他那万死不惧的个性，将三国中某些骄人的战绩嫁接关爷身上，亦完全符合关羽的性格特征。


    罗氏写关羽的英武，其手法近似国画中的泼墨大写意，在粗犷恢宏的画面里，更能显示出关羽英武的神韵。一个文章高手，必须能同操几副笔墨。作为孔老夫子忠实信徒的罗贯中，在写关羽的“仁义”时，却有着工笔画般的精勾细描。


    “桃园三结义”是《三国演义》的开篇，但刘关张三人及与他人之间的仁与义，却贯穿至这三位异姓兄弟相继去世之时。


    关羽降曹后，与曹操同还许都途中，曹欲乱关羽君臣之礼，让关与其两位嫂子共住一室，而关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至许都，曹操拨一座府第与关羽居住。关却将一宅分为两院，内院住刘备两夫人，门内派老兵十名把守，他自居外宅……读过演义的人，大凡都能记得这样两个细节：


    一日，操见关公所穿绿锦袍已旧，即度其身品，取异锦作战袍一领相赠。关公受之，穿于衣底，上仍用旧袍罩之。操笑曰：“云长何如此之俭乎?”公曰：“某非俭也。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操叹曰：“真义士也!”然口虽称羡，．心实不悦。


    …………


    忽一日，操请关公宴。临散，送公出府，见公马瘦，操曰：“公马因何而瘦?”关公曰：“贱躯颇重，马不能载，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备一马来，须臾牵至。那马身如火炭，状甚雄伟。操指曰：“公识此马否?”公曰：“莫非吕布所骑赤兔马乎?”操曰：“然也。”遂并鞍辔送与关公。关公再拜称谢。操不悦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尝下拜；今吾赠马，乃喜而再拜。何贱人而贵畜耶?”关公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操愕然而悔。


    小说的要旨是将思想隐匿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中，因此它比哲学和科学更能给人们以明确性和说服力。罗贯中用“赠袍”和“赐马”两个细节，便把关羽的“忠义”展示得酣畅淋漓。


    宽容和忍让是人格成熟的另一重要标志。宽宏大量是一种美德。


    关羽脱离曹营后，护送两位嫂嫂履险如夷赶到古城，竟遭到张飞百般误解。关羽极力辩白，甘夫人也出面为之作证，但毛张飞手中的丈八蛇矛仍舞来挥去，“义愤”难消。直至关羽斩了曹操的大将蔡阳，张飞才疑虑冰释。古人说宰相肚里可撑船，又云大将头上能跑马。至刚至烈的关羽，此时却委曲求全。罗贯中未着一个“义”字，却使“仁，义”的关羽尽得风流。灵感，从来不拜访懒惰的文人。写到此，罗氏并没有收笔，继续将关羽之“义”，向更高境界提升。当张飞命部属杀猪宰羊摆宴时，关羽却说：“兄长未到，甚酒食能充肺腑也。”次日，他不惮千里走单骑的劳顿，又径奔汝南，北走冀州，直至寻到兄长刘备，兄弟三人方“欢喜无限，连饮数日”。


    施恩图报是小人之情，有恩必报为君子之愫。《演义》中，罗氏虽将曹操写成大奸巨恶，但因曹对关有过知遇之恩，为丰满关羽“仁义”的形象，便极力渲染了关羽不顾曾在诸葛亮面前立下生死状，却在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情景。并赋诗赞日：“拼将一死酬知已，致令千秋仰义名。”


    《演义》中，黄忠是关羽遇到的惟一劲敌，长沙城外的首次交战，两人大战一百余合，胜负未分；次日再战，又杀了五六十合，仍雌雄难决。当关羽欲施拖刀计时，黄忠竟马失前蹄。面对这天赐良机，关羽如果斩了黄忠，无疑会成。为天下第一英雄。然关羽不乘人之危，让黄忠回城换马，再做力的公平竞争。正是因了关羽的义薄云天，才使得本也具有仁义品格的黄汉升也投桃报李。再做交战时，这神箭将军只射关羽头盔而不伤其额。正是英雄惜英雄，才为后来黄忠归顺刘备创造了前提……


    关羽的仁义，既感染了他的敌手，也濡染了他身边的部卒，甚至还熏染了他的战马。关羽于临沮罹难后，坚守麦城的王甫与周仓，一当即坠城而亡，一旋即自刎以终。那匹被孙权掳去的赤兔马，亦为悲悼主人，数日不食草料而死……


    一部“据正史，采小说，证文采，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概括万事(明《百川书志》)”的《三国演义》，是封建历史的百科全书。书中虽多有对妇女的轻视，也不乏对帝王将相之权力的津津乐道；因了历史的局限，书中也自然缺乏民主倾向。但它仍是迄今为止一部对中国百姓影响最大的历史小说，也是自明以还的封建统治者研究谋略与权术的必读书。


    毛宗冈批注《演义》时，说书中有“三绝”：“奸绝”曹操，“智绝”诸葛，“义绝”关羽。正是因了关羽的“至仁至义”，他便成了千百年来朝野上下尤其是平民百姓最为敬仰的人物。


    罗贯中对关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居功至伟。《演义》行世后，汉剧、川剧、蒲剧、豫剧、湘剧、徽剧、滇剧、昆剧、秦腔等中国主要地方剧种，以及后来的京剧，都以《演义》为蓝本，创作上演了大量的关公戏。于是乎，在中国辞海里又多了“关戏”这样一个名词。而以一人之名成为中国戏曲一条目者，仅关羽一人而已。于是乎，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关公的脸愈来愈红，曹操的脸愈来愈白。


    在艺术魔杖的不断变换和挥舞中，一个“忠义仁勇”的关公形象，遂也成为不朽。


    四


    运城常平村的关帝家庙，是在关羽祖宅原址上建立起来的。历经千余载的历史风雨，这里的一殿一宇，一亭一塔，一坊一碑，一砖一石，无不长满历史的苍苔。


    庙内有十大名柏，株株都有着神奇乖谲的传说。关帝殿前左右的两棵巨柏，其状之奇特更匪夷所思。左侧的古柏不仅形如昂首奋身的苍龙，且顶端有两无叶的曲枝，酷似一双倔强的龙角，峥嵘地伸向长空；右侧的巨柏，树围达四米，根部兀然突出的大根球，酷肖威武雄猛的卧虎，昂首向天而啸。由是，人们将这两棵古树，分别称为龙柏、虎柏，并衍生出是玉皇大帝派它们来守护关公的。


    在专祀关帝夫人胡氏的“娘娘殿”前，有古桑一株，乍看平平常常，细观其底部却有五根粗若碗口的根茎，各延伸一米余方扎入泥土，犹如巨龙之五个利爪；树身之上，有五根粗细相等的枝干与“五爪”对应，仿佛是人工刻意雕成。因关帝庙中供奉着关家五代人，当地百姓遂神化为“五世同堂桑”。更为玄妙的是，这古桑每岁从暮春到深秋，一直开花结果不止，这与他处桑树每年只一度花果的生长规律迥乎其异。外地的拜谒者及当地百姓，无人敢摘树上桑葚，将落地之果视作神果，不孕妇女则常拣而食之，以求子嗣不断，承延香火……


    孙权安葬关羽的陵墓，坐落在湖北当阳城郊。关陵内外，松涛呼啸，绿树葱茏，鼓楼寝殿庄严，石坊碑亭肃穆。走进这被百姓称为“神地”的关陵，人们会看到自然界无所不在的奇特灵魂。一是陵内的古树无头，传说是因关公遗骸无首的缘故；二是陵墓四周的树木皆弯曲生长，均向关陵作“躬形大礼”状，百姓称为“百龙捧圣”；三是每当晨昏，众鸟来仪，绕枝鸣唱，人们谓之“百鸟朝圣”……


    大自然是上苍的艺术。人类图腾意识的形成和造神的肇始，盖源于人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运城常平关帝家庙之龙柏、虎柏、古桑，湖北当阳关陵之“捧圣树”及“朝圣鸟”，皆是大自然的生命奇观。但这些奇观，却无一不充当着人们在神化关公时激活和扩张想像力的向导。


    中国曾是一个多神的国度，百姓信仰的神林林总总，数不胜数。神界系列充盈于三维空间：天宫、地狱和人间。


    天宫里居住着最高规格的神与仙。《封神演义》十三回中有这样的描绘：“天宫异物般般有，世上如他件件稀。金阙银銮并紫府，奇花异草暨瑶池。朝天玉兔坛边过，参天金鸟着底飞。”那是旧中国百姓心向往之的洞天福地。地狱里栖止着阎罗判官，牛头马面，阴魂幽灵，且备有刀山油锅、铡刀斧钺、木枷铁索等械具刑具。在昔时人们的心目中，那是一个阴森可怖的悲惨世界。另外还有指不胜屈的神祗游弋于人间，它们附着于万物万有之上。昔年的中国百姓，进山要拜山神，下河要拜河神，出海要拜海神，生火要祭灶神，吃米要祭米神，喝茶要祭茶神，出门要祭门神，甚至为睡觉安稳，还要祭祭炕神……最迷信的时代往往是穷凶极恶的罪行最多的时代，孤苦无援、四处碰壁的百姓，不得不请出名目繁多的神，以祈佑护。仿佛哪个小庙的神拜不到，也会大祸临头。


    在旧中国，历代的名将贤臣，死后多被百姓奉为神灵。屈原《国殇》中“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咏吟，就是对民间这种人鬼一体的信仰所作的最早注脚。铁面无私的包拯殁后，百姓将其尊为地狱中赏善罚恶的阎王，即是明证。忠义仁勇的关羽，殁后本也应加入到鬼雄的行列，但他却从没进过阴司冥府，而是在上清天堂里步步高升。


    大量的民间传说及史料表明，对关羽的信仰与神化，发轫于平民百姓。关羽麦城遇难后，有关这虎将乃系天宫青龙转世之说，便于华夏大地尤其是在荆州和解州广为流播。一条上苍派到人间的“勇加一国，敌号万人”的青龙，何以败在“碧眼小儿，黄须鼠辈”孙权的手下，百姓自会不顾史实，杜撰出一些奇异的故事去自圆其说。百姓认为，关公麦城之败，并非其不能折冲樽俎，拨云见日，而是因当时云空中有人传上帝之诏，让关氏父子返回天宫。于是关羽、关平弃却马刀，不屑再与凡夫俗子一决胜负，才躯壳被擒而魂灵归天。继而，各地百姓根据这“青龙转世说”，又衍生出一串串关老爷耕云播雨、显圣佑民的故事……


    惠特曼有言：“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旧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似乎也深谙此道，他们同时更明白，要使某种有利于巩固政权的信仰广为普及，必须将这种信仰最大程度地宗教化。


    将关羽推向神坛的第一人，乃南陈和隋时的和尚智额。


    佛教于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中国时，仅被视作一种方术。且斯时的道教徒们，竟造出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假说，对佛教进行损贬。随着佛教徒日渐增多，至南北朝，上流社会中亦多有信佛者。然佛教毕竟是舶来的宗教，欲在华夏大地扎根，必须掺糅进中国的传统文化。智额俗姓陈，其父在南梁时被封为益阳侯。这位出身簪缨之族的和尚，熟读诗书又精通佛法，使他有智慧为佛教具有中国特色找到切入点。佛教初传中国时，有诸多教义相互矛盾的宗派，但各自皆称其本经为释迦牟尼亲口所述。智额融合了各宗派之争，创立了“天台宗”。南陈光大年间，智额云游荆湘时，杜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一日，他遥望当阳玉泉山，但见山色如蓝，紫云如盖。月夜，他进得山中，见一具王者风范的美髯公立于面前，日：“吾乃汉末前将军关某，天帝命吾主此山，敢问法师何处驻足?”智额遂将愿在玉泉山建寺的想法以告。关公答日：“感师道行愿，舍此山作师道场。”智额当即对关公授五戒，并尊其为伽蓝(即僧院)护法神。智额因此僧名鹊起，南陈皇帝曾以国礼将其迎入太极殿。隋杨广在为晋王时，曾封智额为智者，他登上九五之尊后，对智额益发敬重。信仰之于信徒，从来不只是一种学问，更是一种行为，只有身体力行才有意义。杨广是中国历史上鲜有的昏君，他弑父杀兄，奸母淫嫂，横征暴敛，穷奢极欲，这种“六根皆脏”的人物，怎配与佛结缘!但智额还是凭着皇权之杖的魔力，一生督建大寺院35座。这便使关公以伽蓝护法神的身份走向全国，并在其本来威风八面的身躯上，又罩了一层明晃晃的佛光!就这样，智额大师凭借关公在百姓中早巳形成的不可撼摇的威望，大大提高了佛家的地位。


    关公作为军神形象，被列入国家祀典，始于唐高宗上元元年。斯时大唐疆域辽阔，物阜民丰，一代英主李世民留下的文治武功，余威犹存。其时与孔子文庙并峙的武庙里，主祀是姜太公，关羽仅为陪祀。且莫小视这个陪祀，它为此后关羽成为中国的武圣，作了强有力的铺垫。在唐以前历史上，猛将如云，兵家如雨。仅就汉代及三国而言，论谋关羽不及韩信，论勇关羽难敌吕布，但韩信头上长着“反骨”，而吕布则是朝秦暮楚的“三姓”(丁原、董卓、王允)家奴。盛唐皇家所以激赏关羽，自是倚重其忠义的品格。


    在华夏漫长的农耕社会里，神祗常是统治者用来控制人心的法宝。中国历来有一个得道升天的道教的天堂，和一个生死报应的佛家的地狱。道教为东汉人张陵所创，张陵俗称张天师，“天师”之位，由其子孙世袭罔替。作为舶来品的佛教，抢先将关公推向神坛，这就不能不引起“国产品”道教的酸溜溜的忌妒。道教徒们似乎一直在等待机会，想出师有名地把关公请进他们的道观。


    也算天助道教。宋真宗时期夏辽不断兴兵南侵，危及北宋朝廷。笃信道教的赵恒，不思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反在一班佞臣的撺掇下，整日装神弄鬼，靠道徒手中的拂尘去驱妖禳魔。这位说假话从不脸红的皇帝，竟伪造上天命符，把玉皇列为国家奉祀的偶像，且谎称轩辕黄帝因他“善修国政，抚育下民”而下凡，并称轩辕是赵姓始祖。他敕令“天下梵宫并建圣祖(轩辕)宝殿”，以求取得百姓对他所编造的各种谎言的认同。更为荒诞不经的是，他与第三十代道教天师张继先，心领神会一拍即合地共同臆造了中国造假史上最“杰出”的谎言——“关公大战蚩尤”。


    东汉以来，盐铁一直为朝廷所专营。关羽故里的解州盐池，向为朝廷的财政支柱。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因连岁旱魃为虐，盐池水涸，致使皇家税收锐减。解州官员不敢隐瞒，如实上奏朝廷。真宗即派大臣吕夷简到解池祭祀。吕至解州后，夜做一梦，梦见上古时被轩辕杀死的蚩尤，怒冲冲日：“吾乃蚩尤神也。奉上帝命来此主盐池，于民有功，于国有益。今朝廷崇以轩辕，立庙于天下，吾乃一世之仇也。此上不平，故竭盐池水。朝廷若能除毁轩辕之殿，吾令盐池如故。若不从，竭绝盐池，五谷不收……”吕夷简返回京都，将梦中所遇报奏真宗。时有佞臣献言，说蚩尤乃邪神，张天师足可擒之。真宗驰诏张天师进京，共议讨蚩尤事。张天师在宫中画符焚之，须臾披甲佩剑的美髯公关羽浮空而下，真宗便命关羽去战蚩尤。不几日，捷报驰来，蚩尤大，败亏输，盐池产盐如初……


    这等令人听来啼笑皆非的故事，却被写进《广见录》、《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等书中，且将关羽战蚩尤描绘得有根有蔓，极尽曲折惊险。然而，正是这“天字第一号”的谎言，关公才堂而皇之地成为道家的头号尊神。


    昏君兼杰出的书画家宋徽宗赵佶，同他的老祖宗赵恒一样痴迷道教，并自诩他是“上帝元子太霄帝君”降世，让朝臣们尊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他敕令在汴京及全国诸多城市修建道教宫观，且设道官二十六等，与朝廷官员一样领取俸禄。他不惜民财，大兴土木，运太湖石到汴京修建皇家园林，《水浒》中官逼民反的情景，便是此公“德政”的真实写照。他在位时，曾四次谥封关公：先“忠惠公”，而“崇宁真君”，而“昭烈武安王”，而“义勇武安王”。尽管赵佶这位书画大家，为关公画的帽子愈来愈高迈，越来越华贵，但关老爷的大刀似乎不屑保佑这位昏君。赵佶最终被金太宗完颜晟掳走，沦为阶下囚，封为“昏德公”，郁郁客死他乡，魂栖北疆边塞……


    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虽将汉人视做劣等族种，但对关公却推崇备至，也许是因了元世祖忽必烈尊佛尚武的缘故。


    出身卑微、既当过放牛郎也曾剃度为僧的朱元璋，可能深悉关公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他于鄱阳湖大胜陈友谅、完成实现皇帝梦的关键一役后，便精心编造出关羽率十万阴兵助他致胜的“天方夜谭”。明成祖朱棣在关羽事上的想像力，也像其父皇一样天马行空，在他御驾北征雅失里时，曾煞有介事地向三军宣称，关大王正率兵为大明军队作前导，定能所向披靡……


    朱明王朝的神器承传到神宗朱翊钧的手中时，皇权政治固有的兴衰周期率，眼看又要应验。十岁即位的神宗，成年亲政后，长年深居幽宫，只知纵情声色，不见廷臣，不理朝政，致使阉人专权，特务横行。加之天灾频仍，黎庶田园不保，庐社为墟，饿殍遍野，百姓甚至易子而食。斯时，明王朝历代“积压”下来的皇子皇孙多达十万余人，却无一愿意降低生活标准，个个仍是锦衣玉食。有这么多的巨口大张之兽，百姓哪堪重负!专制政治，向来都是力图把百姓的灵魂关进笼子，锁入地牢。为消民冤，神宗对关公采取实用主义，又将关老爷抬出，妄图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去麻醉万民的神经。他在位期间，曾三度大封关公：万历十年封关公为“协天大帝”；十八年封关公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四十二年再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同时对关羽夫人及其二子乃至周仓，也封后、封王、封公。


    清兵入关前，满人对关公的崇敬度，毫不亚于汉人。满族除将关公当神灵祭祀外，皇太极还命人将《三国演义》译成满文，作为八旗官员及将领们的必读书。史称“千古一帝”的康熙，深知满人政权要扎根中原，实现他“耕凿九壤同”的政治主张，必须将满文化融入汉文化中。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则非佛非道，乃是儒家学说。儒学历经封建时代的种种变异，早巳构成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并由此沉淀转化为一种文化形态结构。儒家毋须与佛道两家争夺关公，因关公本身就是儒家学说最忠诚的实践者。清统治者大概深悉，“大树特树”关公的忠义仁勇的形象，对巩固其政权会获得事半功倍之效。康熙在位时，巡曲阜，临解州，谒孔子，拜关庙，并御题“义炳乾坤”的匾额悬于解州关帝庙之崇宁殿上。他的儿子雍正和爱孙乾隆，也把儒家学说奉为治国之圭臬，崇孔尊关的程度，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肃清陈寿在《三国志，关羽传》中，对关公评价“不到位”所造成的“流毒”，乾隆甚至还专门降旨，对陈寿展开了“革命大批判”，诏日：“……陈寿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定论，岂得谓公……”其时，关羽已被作为武圣与文圣孔子一样，列为国家春秋两季的举国大祭，并以朝廷名义颁发统一祝文，规范大祭时的规格……


    在清政权统治中国的近三百年间，从顺治到光绪，历代皇帝曾十数度对关羽进行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年)，对关羽的封号登峰造极，可谓旷古未有。今天，当我们读着这“忠义神武灵祜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的长达26字的尊号时，在被关圣的威严压得难透一口气的同时，有谁不会感到，即将灭亡的清王朝，当时却把汉语中最珍贵、最美好同时也是最沉重的字眼，皆一古脑儿地加在了我们的关老爷身上了!


    中国朝野共奉关羽，如果说宋元是发展期，明代是盛行期，那么清代无疑是鼎盛期。在明清两朝，有一种现象颇值得我们玩味：李自成揭竿，白莲教起义、义和团举事，袍哥会暴动，他们对关老爷，或当做军神叩拜，或当做旗帜挥舞，或作为偶像去募兵买马……在朝野双方敌对的这副大棋盘上，并没有因“楚河汉界”的阻隔，而影响同拜关公的“合作”与“联动”。这种“国粹”现象，在世界史上，恐为鲜见。另有一种情状也值得我们咀嚼：自宋以还的关帝庙里，有道士主持，也有僧徒念经，作为儒家代表的政府官员，不仅参入春秋大祭，还负责协调关庙的管理……像这种三教归一的祭拜场景，在世界宗教史上，恐也是独有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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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


    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


    不肃然起敬；


    汉封侯，宋封王，明称大帝，


    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


    谓荡乎难名。


    五


    在旧中国，宗法观念、纲常伦理渗透于社会道德与生活的一切领域，任何事体都要在“礼”的框范下，分个三六九等。人死之后皆要魂归泥土葬入坟墓，但因逝者生前的身份地位不一，不仅墓的规模判若霄壤，且在称谓上也要分出贵贱尊卑。庶民之墓叫坟，王侯之墓日冢，皇帝之墓谓陵，圣人之墓称林。古时虽有不少先哲贤达被誉为兵圣、书圣、诗圣、画圣、药圣、茶圣等等，但墓被称为“林”者，仅有文圣孔子、武圣关羽。因关公又曾被封谥为帝君，故其墓还能同时以“陵”谓之。


    历代统治者，对修建孔庙向有严格规定，文庙只能建矗于县以上的城镇。因信仰关公的善男信女多如恒河沙数，这就使得当权者对关庙事极难作出硬性规定。于是，自南陈、隋朝以来，关庙逐年有加，及至明清，关公已是英名妇孺知，庙食盈寰中，香火遍天下。


    在遍布神州的大小关庙中，从建造意义及建筑规模而言，有四座最为著名。关羽殁后，有“身定当阳，头枕洛阳，魂归故里”之说。孙权以王侯礼葬关羽尸骸于当阳的墓地，后人称为关陵，当是关，公最早的庙宇之一；曹操葬关羽头颅于洛阳的墓地，关公成为武圣后便称为关林，与曲阜的孔林可堪伯仲；运城常平村的关帝家庙，原为武圣故宅，在此建庙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始建于隋的解州关帝庙，是历代皇家及大臣朝拜关公的圣地，经宋明清三朝不断扩建，其庙宇之轩昂，殿阁之雄伟，文物之珍贵，为海内外关庙之最，享有“武庙之祖”的称誉。


    打开清《京师乾隆图志》，我们会惊讶地看到，那画有关帝庙的标志密密匝匝，触目皆是。当时仅城内专祭武圣和主祀关帝的庙宇就有116座，加上京郊的关庙，不下二百余数。富丽堂皇、飞檐点金的紫禁城，是皇帝后妃、龙子龙孙居住的场所，斯时竟也设关庙四座。在这红墙禁地，身披绿袍、正襟危坐、左手捋美髯、右手持《春秋》的关帝雕像，以其凛不可犯之姿，更平添了大内中的威严。曾被称为“中国第一园”的圆明园，云飘碧空，绿溢幽径，亭轩错落，回廊曲折，假山叠翠，竹篁摇荫，喷泉溅珠，湖波潋滟……但在这样一座中西合璧、本是皇帝休闲的园林内，竟也建有六座关庙。这说明皇帝即使在游也豫也之时，亦不敢轻慢关公，以祈武圣佑其国祚……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昔年京华春秋两度大祭关圣时，从二百余座关庙中飘出的那一缕缕紫烟，会将京都的天幕濡染得朦朦胧胧，冥冥淡淡，那些真正信奉关圣信徒们的心灵，当会被那紫烟驮着、举着，悠悠忽忽地飘进他们梦寐以求的天宫瑶池……


    斯时，京都这般尊关，泱泱神州，处处也复如斯。《承德故关帝庙碑文》中记日：“关帝庙祀遍天下，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岁时展谒，典礼视文庙。”此系指官方尊关，而大量地方史志无不佐证，明清时的中国，不论是汉文化圈内还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不论是山陬溪畔，还是天涯海角，凡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几乎村村寨寨都立有关庙。《天山客话》中载：“塞外虽二三家，必有关帝庙。”


    如果说一座大的关帝庙就构成了一个小的信仰圈，那么星罗棋布于全国的关庙，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疏而不漏的关公信仰网络。


    神是早期人类蒙昧无知的产物。在旧中国，当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呈示出种种异兆、人们茫然难得其解的时候；当巨灾大祸骤降善良的茅屋无辜的村落、处于弱势群体的百姓又无法抗御的时候；当外寇入侵烧杀抢掠、统治者只顾。酒地花天、手无寸铁的百姓只能望敌兴叹的时候；命运的缰绳一直不能攥在自己手中的芸芸众生，总是请出他们心目中的神。百姓辄以神的超力，作为脆弱文化心理的支架；也辄以神的超世关怀，来慰藉破碎呻吟的灵魂。笃信关老爷乃“青龙转世”的人们，自会把悲天恤民的关公当作心目中包打天下，神力无边的偶像。


    遍览宋代以还的史乘方志，披阅明清以来的宣卷稗说，采撷轶散民间的传闻，有关关公“显圣”的记述及碑文，俯拾皆是。如果将之搜集起来编纂成册，简直可以堆成一座书山。大而言者，关圣常能降妖护国、平寇破贼、除瘟禳灾；小而云者，极富人情味的关爷更能体恤忠孝、断决疑案、掖善惩恶、示医疗疾、佐学举仕、佑人发财，甚至惠及黎庶的娘生日孩满月。


    在《解梁关帝志》中，关圣“救水厄”的记载，被描绘得神乎其神：“(明朝)隆庆年间，广平府淫雨浃旬，山水暴涨，浸入东门，城中男妇嗷号，震天动地。顷见城上云雾中，关圣一脚踢倒城门楼，橹门以填实，略无罅隙，用是雍住水头，城得不没。”


    明朝末叶，日倭屡犯我东南沿海，武圣伏倭的故事，被渲染得玄之又玄：嘉靖四十一年，倭寇狂攻福建仙游城之南门，门内有关庙，有人见关帝将城门锁住，匹马单刀与敌鏖战，倭寇辙乱旗靡，一败如水。俟守城官卒入庙祭拜时，但见关帝像汗水涔涔……同年，倭寇数度滋扰江苏太仓，太仓城内，亦有关庙。每当寇来，“城内白雾漫空，如有神护”，令倭贼杯弓蛇影，趑趄不前……而关圣于鹏城(今深圳)近海，大胜东洋船队“一役”，更被岭南百姓夸张得颊上添毫，勾魂摄魄：明时为御倭酋，鹏城设立军事城所。某年冬夜，月黑风高，一队东洋战船，从大亚湾偷袭鹏城。时鹏城军民已进入黑甜之乡，眼看日倭下船登岸，鹏城即遭血洗。忽然，立闪裂空，惊雷滚地，豪雨似瀑，梦中军民，悉被惊醒。众人仰望云端，只见赤面关公，龙盔虎靴，身跨赤兔马，左有白脸白袍白马的关平相伴，右有黑脸黑袍黑马的周仓相随，共率天兵天将，凌虚杀向倭寇船队，搅得海水呼啸，惊涛摩天。俄顷，日倭船队，帆折舟摧，葬入深海。须臾，天开云散，月朗风清，关帝驾返天宫……


    一部中国近代史，写满了华夏民族陆沉的羞耻，兵败的屈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标”，曾把轩辕子孙的尊严剥个精光；那一纸纸割地赔款的条约，曾像切菜刀般将四万万同胞的心削成碎片。面对列强残酷的洗劫、洋佬野蛮的屠戮，不甘为刀下鱼肉的中国百姓，在呼佛佛不应，唤道道不语的情状下，关圣成了他们惟一的保护神。


    在抗日战争中，关帝在全国各地显圣的传说，又不绝如缕。据传，日军团山田司令率兵进犯解州时，曾数度炮轰解州关帝庙而不能击中。山田大惑，进庙拜关帝并抽签，卜问能否渡黄河直取西安。摇出的签上竟写着：“过河不难，兵马死完。”山田怒火中烧，抽刀欲砍关帝神像，刀刚出鞘便断为两截，这日军团司令骇得魂飞魄散，刚出关帝大殿，便倒地而死……香港出版的《武圣堂集》中，载有这样一则奇闻：1942年，日空军狂炸南宁，市民妇孺，多避入天主教堂，认为日军不会轰炸外国教会。谁知教堂亦不能幸免，炸弹当空而下。市民扶老携幼，冲出教堂往市郊疏散，日军飞机追踪射杀，并向人群中空投炸弹。但枚枚炸弹皆被电杆上的霉旧电线托住，未能着地爆炸。事后，有人说其亲眼看到，日机轰炸时，当空有一红面长髯骑马的巨人，将炸弹一一双手接住……


    明末、清末、民初及抗战时期，那些难以历数的关公显圣战敌酋的故事，大都有发生的时间地点，目睹者有名有姓，有的甚至还是名人。但今日观之，我们敢断言它们无一不是当时的人们凭借想像力而杜撰的。明代倭寇偷袭鹏城时的帆折船沉，抑或是台风骤来所致；江苏太仓几度白雾弥漫免遭寇袭，大概也因气候因素。至于其他关帝显圣御敌的故事，抑或是有人故意假托虚言，来激励民众之斗志……


    关羽在抗战时期，确实也曾起到过某种特殊作用。前些年，我在沂蒙山采访时，曾同当年山东纵队的几位老敌工人员交谈，他们皆说关羽的威名厉害，是当时瓦解伪军的锐利武器。那时，我军经常印刷关公“身在曹营，夜读《春秋》，心存汉室”的图像，秘密散发，并在关公像下印有这样的对联：“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勿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汉奸和伪军也是中国人，无所不在的关公信仰也曾烙在他们的“胎记”上，这就为争取他们存在着一定的可沟通性及可趋同性。作为人，他们当中除罪大恶极者和死硬分子外，关羽的震慑力，常能唤回他们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也确有不少伪军因惧关公或投诚或反正，以求将功折罪……


    综观关公在国难当头时的“显圣史”，无疑是中华民族苦难史的一种缩影。有些传说虽然是那样荒诞不经，但它们仍不失为我们这个民族用屈辱和生命写就的一份特殊的带血的文化遗产。


    宋元明清时，在百姓心目中，关公是神格最高贵，神职最多样，神性最正派的神灵。黎庶每逢遭际疑难之事，总是敞开心灵的门扉，从各自灵魂的秘密甬道里，将关圣恭请进来。


    在长白山莽莽的原始森林里，来自汾河之畔万里为病母寻药的孝子，曾在关公的庇佑下，觅得一棵千年“双头娃娃参”；在江南水乡泽国，当肆行无忌的瘟疫就要吞噬万千生灵的时候，关圣也曾秘授“三字谶语”，让百姓贴于门户而驱走了瘟神；在京都阴森恐怖的大牢里，因抨击奸相严嵩而即将被秘密处死的忠良苗裔，也曾在关圣的搭救下，逃出虎口魔掌；在偏僻的山野，一黄卷青灯、苦读寒窗的农家学子，因将关帝塑像耳内的蜂巢清除，而深得关爷的垂怜，关夫子遂在这学子的梦中讲解《春秋》奥义，致使这学子在乡试、府试中联榜及第，殿试后又被钦定为翰林……而在神州每一个角落，恶人歹徒因丧尽天良遭关爷刀劈的传说，更是不可胜记。


    关公成了旧中国各个阶层竞相尊崇的神灵。贤臣良相敬其忠，武夫劲卒尚其勇，侠士豪杰慕其义，田夫野老敬其公，村姑慈妪崇其正……


    曩时，“商贾”并非是一个光彩的字眼儿。在百姓眼中看来，是“无商不奸”；在文人雅士的笔下，对商人的评判就更为尖刻了。曹植在《乐府诗》中云，“巢许蔑四海，商贾争一钱”；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日，“商人重利轻别离”；刘采春在《啰贡曲》中道“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假如说三国时有七步八斗之才的曹植，将视名利如浮云的巢父、许由捧到’了天上；那么中唐时的大诗人元稹在《估客乐》中，则将被利欲薰黑了心的商人贬至骨髓：“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可谁能料到，自明代以来，大义参天的关夫子，竟成了商旅们顶礼膜拜的财神爷。


    明朝以前，华夏大地作为一个诸多神灵舞蹁跹的国度，商贾们也曾供奉过两尊财神：武财神赵公明(俗称赵公元帅)，文财神比干。在《封神演义》中，赵公明是周武王的宿敌，死后方被姜子牙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此公率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位正神，专管“迎祥纳福、追逃捕亡”。但这武财神在荣登封神榜之前，曾有过剜抠不掉的“历史污点”：《搜神记》中载，赵公明是有名的瘟君，曾率疫鬼三千在人间传播瘟疫。彼“瘟神”当武财神，在百姓看来，他只配当棺材铺老板的同伙。比干是大暴君殷纣王的叔父，曾位居少师，主管过朝中财政。比干见纣王嗜杀成性、荒淫无道，曾数度冒死直谏。纣王的爱姬妲己，是个地地道道的“九尾狐狸精”，被比干视为国事日非的祸水之源。妲已装病卧榻，言只有比干的“七窍玲珑心”，方能疗她之疾。须臾离不开妲已的纣王，全不念君臣之义，叔侄之情，竟将比干的心肝剜出，当草药让妲已服食……比干虽是耿介之臣，但将之尊为文财神后，百姓却并不认同，常讥讽那些“重利轻别离”，丝毫无“邻里情”的商贾，供奉的是位“少心无肝”的残疾之神。


    自宋以来，商贾们见社会各界人士对关公的崇拜趋之若鹜，而他们尊奉的文武财神，在民众眼中却有着或“政治”或“生理”上的缺陷。商旅们在自惭形秽之余，想将关圣尊为财神，自在情理之中。但将“一剑万人敌”的武将尊为财神，实在是文不对题，神不符位，必须胪列出若干名正言顺的理由方可。能将算盘珠儿拨得噼啪啪响的商人们，当然能从历史的纸页里及民众的口碑中，剔爬出关圣能当财神的论点及论据。


    关羽当年身陷曹营时，曾将曹操给予的厚赠，记录得丁一卯二，所得俸禄的使用，也日清月结。辞曹奔刘时，关将曹赐的金银布帛悉数留下，并附有一本“收、支、转、出、存”的分毫不爽的账簿……这等弊绝风清、不饮盗泉的仁义之士，可谓天下无二。有此论据，商贾们自会理直气壮，尊神有名。


    流播于晋陕荆楚民间的那些关于关公的美丽传说，当然也不会从那一双双极善捕捉商机的灵敏的耳朵边溜走。有一则传说，不能不使商旅们喜上眉梢。关羽督荆州时，有一名唤王三的乡亲，前来拜望。“官大不藐乡邻”的关羽，设宴款待后，问王三因何来荆。王答来荆投奔关府，是想借关爷威名做点杂事儿。关羽以为王三前来“跑官”，遂正色道：“汉室弊端乃卖官鬻爵，奔走权门，关某公道直行，绝不作这等偏私之事!”王三见关爷曲解已意，忙说他身怀酿酒绝技，欲在荆开一酒店。关羽听罢，点头称妙，并助资让王三开张。分手前，关羽一再叮嘱：“荆州一地，好酒无多。尔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切记商海无涯诚作舟，贾山有路信为径。”酒店办起后，王三铭记关爷教诲，造酒时精择其料，在工序上也不惮其繁。故而所酿之酒，开坛后香飘街巷，荆民皆争购之。这时，有三五泼皮无赖，冒充关羽亲兵，来酒店索金讨酒，王三一时拿不出巨金，酒店即被砸烂。关羽闻知，派人侦缉凶手归案。嗣后，王三酒店，生意愈发兴隆。为感关爷大恩大德，王三遂将关羽像挂诸酒店正堂，一时间，荆地商家皆仿效之，关羽俨，然成了斯地商贾的保护神……


    有了这些演义和传说中所传递出的，理由和依据，将关圣尊为财神，有谁还敢置喙!


    近些年，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已成了向旅人展示昔年晋商曾创造过“富甲海内”之奇迹的窗口。看到那在中国古建筑史上堪称第一流的豪宅阔院，游人会以为晋商的发迹地是在晋中平遥一带。可当我翻阅宋明时的文献时，却明白无误地得知，晋商发祥地不在晋中，而在关羽的故里晋南运城。运城解州盐池，在宋代曾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半。皇家为确保解池盐税不“跑冒滴漏”，曾派一秉大公的包拯到解州主持盐政。明初，北部边境少数民族觊觎中原，明王朝在北疆屯兵多达86万之数。军需物资的采购曾一度落到晋商的头上。斯时北疆边关封锁，晋商的一斤盐有时能从外蒙古人手中换得一匹马，如此高额的利润，大大肥了部分晋南的商人。晋商富后为官，官后复又经商者，代有其族。官商一体，代代累富的晋南商人，为后来晋陕两地的巨商联袂登上中国商业舞台，谱写了嘹亮的序曲。清代，晋商设立“票号”，不仅一度控制了全国金融，而晋陕各地商家还组成了一个个有分有合、实力庞大的商贸集团，与我周边国家开展多边贸易。从明初至清末，晋商成为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头牌演员”，长达五百载之久，这在世界商业史上也堪称奇迹!


    晋商所以能长期“飞黄腾达”，除了精明过人外，他们一直信奉的财神爷关公，也的确时时刻刻在道义上给他们以嘉勉、激扬、规箴与警策。关公的“仁义”，是晋陕商家们抱团成伙的粘合剂；关公的“诚信”，则使晋商机智却不油滑，热情却不虚伪，重已而不排他，决不为眼前蝇头小利而掂斤播两背信弃义，这就使得鼎兴时的晋商，具有关羽大将般风度的大商家之心态。


    晋陕商贾发财之后，又在当时经济发达的一些重镇和商埠，建起座座山陕会馆。这些会馆，就像当今城市中一些银行、电力、电讯等国家垄断行业所建的大楼一样，都是在当地最能显示富有、阔绰与财大气粗的标志性建筑。这些会馆，也如同当今五星级宾馆的多功能厅一样，可派多种用场。商会既可在此议事、休闲，也可演戏酬宾，还有一个商家们不可忘却的功能，内设关帝庙，大摆其谱地拜祭关公。商家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成为财神的关圣，又涂上了一道道色彩绚丽，璀璨夺目的光环……


    连文人雅士、黎庶百姓曾嗤之以鼻的商贾，也将关爷请出当了财神，至此，我们的武圣人，也就成了一位多内涵、多外延、多角度、多方位、多功能的“全能之神”!


    六


    十年“文革”是个理性晕眩的年代，也是个既“造神”又“灭神”的年代。


    以某文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开台锣鼓，古老的中国上演的一出空前的荒诞剧拉开了帷幕。继而，风雷鼓板阵阵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变成了一个发疯的大舞台。一群群声称要主宰新世界的人们，“急急风”似的卷进城市中的大街小巷，随心所欲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封资修”。在神州的每一座村落，百姓的灶神被换成领袖像，农家的神龛上被改贴为“造反有理”之类的标语……


    在诸多关庙中，都曾镌有这样一副楹联：“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汉千古；后宣尼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关羽先岳飞而成神，后孔子而为圣。著述《春秋》的孔子与实践《春秋》的关羽，作为儒家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总代表，在誓把旧世界砸个天翻地覆的“文革”中，势必会首当其冲，其文化遗存也必会在劫难逃。但这文武两圣，在那场“造神”与“灭神”的浩劫中，遭际却有所不同。


    “文革”伊始，在孔子的故乡曲阜，来自首都的“造反干将”率全国各地红卫兵，先是怒冲冲地将孔庙中的孔子雕像及一些碑碣石坊砸了个稀里哗啦，又气呼呼地蹿进孔林，不仅将孔子墓掘地九尺，且把孔子第76代孙孔令贻之坟头刨开，撒骨扬尘……


    在关公故里解州，则是另一番景象：当来自京城和各地的红卫兵潮水般涌至关帝庙前、气冲牛斗地呼喊“砸烂封建主义最后一个堡垒”的时候，解州的红卫兵及民众，组成了一道道水泄不通的人墙，不准任何人冲进武庙，动关爷一根毫毛。这种剑拔弩张的对峙，长达46天，后接中央指令，解州关帝庙终得以保全。


    近几年，我到东南沿海一些城乡，了解关帝庙在“文革”中之遭际时得知，乡村中的小关庙与北方一样，在“文革”前就或坍塌或拆除，其庙之檩梁多在58年大炼钢铁时，被投进炉膛，付之一炬。但作为文物古迹而留存于文化名城和重要商埠的关帝庙，在“文革”中几乎没有遭到多大的冲击。


    在一场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大毁灭中，关帝庙侥幸逃脱浩劫而“硕果仅存”，武圣关羽也未像孔老夫子那样，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进行“缺席审判”、狂遭口诛笔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奇特的“文革”现象。对此，当今的文化人会有各自的“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推理和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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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心目中的关公，既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还是神化了的一尊复合型的道德雕塑。除却农耕社会中人们对这尊道德雕塑神化和迷信的成分外，关公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品格。关公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厚积淀，早已凝结在华夏历史与文明的骨髓中，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脉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化专制的刽子手们，可以让文人“挂笔”，令歌者“封喉”，可以冻结精神原野里的全部耕耘，但他们手中的屠刀，却绝不可能将国人代代薪尽火传所凝炼成的道德与文化的链环，全部斩断。


    在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人格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定式。由个人一系品行和操守构建成的“人格长城”，是黑风吹也吹不倒、浊浪冲也冲不毁的。关羽的高尚人格，虽在陈寿《三国志》中有所记述；虽在罗贯中《三国演义》及元明清大量戏曲中，有着多侧面多角度的刻画；虽还在三国以后历代诗家那汗牛充栋的诗词歌赋及楹联中，极受赞誉，但在旧中国文人雅士和平民百姓看来，对关羽这尊雕像的塑造，仍有阙如。


    昔年，国人心目中的圣人和君子，应立身、立业、立德、立言。前“三立”关羽自具之，而“立言”在武将关羽身上，却是“一大空白”。宋明清以来的文人，对关圣“立言事”，可谓费尽心思，绞尽脑汁。


    以梅兰松竹喻人格，向为中国文人的笔墨传统，那就让武圣画画竹子。画竹亦有雅俗之别，那就让武圣画风竹雨竹；画风雨竹亦有轩轾之分，那就让关夫子的风雨竹以“竹叶组字成诗”。这样，不仅可使武圣的所画之竹标新立异，亦可让关夫子跻身诗家行列。关夫子《风竹图》日：“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雨竹图》云：“大业修不然，鼎足势如许。英雄泪难禁，点点枝头雨。”据《关圣帝君圣迹图志》中载，关圣竹诗石刻，于明宣德年间，在徐州创铁佛寺地下挖得。至今，关羽竹诗碑刻在运城、荆州及山东的肥城均有遗存。关羽“风雨竹画”的来历虽众说纷纭，但198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还是将关羽作为中国竹画的鼻祖收录进去。


    山西运城博物馆藏有关羽的十二字篆书石碑四块。古碑上书有：“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关羽何时又成为书法家的，正史无记载。但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却对十二字篆书为关圣所书深信不疑，并赋《篆迹赞》诗四首，对“关圣语录”，极力推许。据传，这四句话是关羽写给儿子关平的。今天读来，人们会觉得，这与我们的开国领袖勉励青年人时的题词，异曲同工。


    中国历史上的圣人，似乎只有在哲学上有所建树，方可传之久深。周公制作礼乐，建立典章，孔子作《春秋》，述《论语》；老子有含宏万汇的五千言《道德经》，庄子有汪洋恣肆的《秋水》、《马蹄》、《逍遥游》……武圣关羽在理论上也应有自己的套数，方能昭彰后世，泽被万民。宋明清以来，伪托关公的著述，堪称累累若若。流传最广泛的有《关帝永命真经》、《忠义经十八章》等，这些或三言或四言或七言、合辙押韵、便于流传的著述，涉及国家与社会、公德与人格，是包罗万象的人生与道德的宣言。现在读来，除却其中因果报应的迷信成分、三纲五常的封建糟粕，简直可以成为当今社会公德、做人准则的普及读物。


    一国之命如一人之命。一人之命在元气，一国之命在人心。在皇权专制政治下，民众最希冀官吏具有虚堂悬镜、铁面无私、唯才是举、脂膏不润等品行。在百姓看来，作为华夏第一神的关圣，只有比具备这些品行的官吏远胜一筹，才能成为恶人的审判官，好人的保护神。文人们虽在艺术上对关羽的人格有着多侧面的塑造，但百姓仍觉有“遗珠之憾”。于是，便又杜撰出若干关圣清正廉明的故事，进一步给关圣这尊道德雕像，描金绘彩。


    关羽让“马童挂帅”的传说，在荆楚久播不衰：关羽督荆时，虽年愈五十，却仍有闻鸡起舞的习惯。一日清晨，关羽在拍马山演兵场舞刀，见有人在场上骑着一匹红马来回驰骋，定睛一看，原是关兴的马童在练骑术。关羽连观数晨，马童天天如斯，而此时的关兴却仍在军营购购大睡。不久，关羽再攻樊城，校兵点将时，关兴威风凛凛地骑于红马之上，恭候父亲点其领兵挂帅，而关羽却令关兴下马，命马童上马。马童率兵攻下樊城返荆时，关羽出城六十里，在一桥边摆酒设宴，亲为挂帅的马童接风洗尘……


    呼朋引类、沆瀣一气，任人唯亲、以售其奸，向为官场最大的腐败。关公让马童挂帅之一举，足可让关羽的官德光风霁月!


    在荆州，还留传着一则“关羽怒斩关平”的故事：荆州城外的二贤庄，有一王姓人家，孙子王鹏与祖母相依为命。一日，祖孙俩到寺院进香，归家途中，王鹏被一疾驰的战马踩死。王鹏之祖母告至县衙，县官见状告的是关平，不敢审理。老人出得县衙，正欲自尽，却被关羽一部将救起，领至关府。关羽听罢老人来由，不容分说，即令人抓得关平，绑赴法场问斩。关平在王鹏遇难时，并未骑马出行，知定是关兴所为，便甘愿替弟顶罪。张飞之子张苞得知此情，便央求王鹏之祖母刀下救人。老人情怀大恸，亲至刑场搭救关平。时关兴早毅然而出，承认己过。关羽放过关平，又斩关兴。王鹏之祖母向关羽叩头求情，言若不刀下留人，情愿撞柱而死。关羽部属也纷纷跪地乞求饶恕关兴，关羽仍不应允。恰曹军进犯，王鹏之祖母再求关羽，让关兴戴罪杀敌。关羽这才免关兴一死，并将老人接至关府，颐养天年


    百姓这些关羽为官清正、不徇私情的传说，都是将关公作为一撇一捺的“人”的骨架来塑造的。即使将关公作为神来美化时，百姓也多是以他们心目中的清官形象，去进行发酵升华的。譬如：一关庙的和尚，假关爷的名义以给关帝圣像敷金为由，搜刮贫苦百姓的钱财。关圣闻知怒不可遏，一巴掌将这和尚的嘴巴扇歪……“歪嘴和尚念错经”的掌故，即由此而来。又如：在某地关庙中，临坛的关圣曾错判民间一案，在为冤者平反昭雪之后，关帝即陷入深深自责，遂下令烧掉此处关庙，永不许再建!


    …………


    就这样，历代的文人墨客，用最精美的理想彩笔，描绘出武圣那乃文乃武、左宜右有，既立身立业、又立德立言的超世通才形象；就这样，普天下的芸芸众生，以最深情最殷切的寄托，补缺拾遗，把关公美化成上不愧天、下不怍民的万世人极的“心灵标本”。“文革”时，样板戏中那些“高大全”的一号人物，与这“心灵标本”相比，定会自愧弗如，相形见绌!


    如果说，“四人帮”对孔子的批判，是因了这老先生曾有“克已复礼”之类的言论，这就为“四人帮”无端将之引申为孔丘要恢复奴隶制度、让历史大倒退找到了“口实”；如果说，“四人帮”发动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是因了被称作“及时雨”的宋江不仅与阎婆惜曾有“男女关系”的污点，而且有出卖梁山好汉的群体利益而投降朝廷的史实，使“四人帮”有辫子可抓；那么，面对关公这尊无疵可寻、无瑕可摘的华夏民族的道德雕像，“四人帮”文化专制的屠刀，则极难找到下刀之处。


    关公的神圣雕像，早已兀立在中国百姓善良的心田里!


    可叹复可悲的是，“四人帮”发起的“造神运动”，也未能按他们罪恶的算盘而推演成功。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历史常识，那就是对活着人是万万不能奉为神灵的。这是因为人与所谓的神之间，需要有极大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方能产生“神”的神秘与朦胧。而伟人越是走近他，就越觉得他也是人。况且，最伟大的头颅也毕竟缺乏所谓神的万能智慧，愈是伟人就愈有可能犯全局性的重大过失。今天，当伟人从神坛走下后，我们这个民族，仍需要借着那尚未完全蒸发掉的血泊的镜光，去进行对于一个时代的深刻反思!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一个没有哲学巨子的民族，是一个精神瘫痪的民族；一个没有伟大英雄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生物之群。当一个民族的哲学巨子和伟大英雄仙逝之后，他们不仅把超人的哲思和高尚的品格作为弥足珍贵的遗产交给了自己的民族，同时也交给了整个世界。


    当今，孔老夫子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十大哲人”之首，这是华夏民族难得之骄傲!早在1665年，奥匈帝国于维也纳出版的世界各国地图中，在我国的版图之上，立着一位民族的精神代表人物，他就是关羽。当时维也纳出版的世界各国地图上，每个国度的版图上方，只画有一个伟人来代表其民族，足见我们的武圣关公在那时之世界，已影响广深。近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焦大卫，在研读了中国关公信仰的大量资料后说：“我尊重东方大神关羽，他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诚信，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畏艰险。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信仰是报晨的大鸟，它常在黝黑的夜里为曙光的到来而讴歌；信仰是辉煌的光波，它能引导着人类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完善。关羽的陵墓早巳松柏拱矣，关圣作为一株凝有“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却仍以其芬芳的松香长留在我们这个民族中间，并向世界四面八方的每个角落中弥散它的馨香。


    据关公研究会搜集的资料表明，目前世界上有148个国家和地区建有关帝庙。


    祖国的宝岛台湾，人口两千余万，竟有八百多万同胞系关圣信徒。台湾岛上，专祀关圣的庙宇三千余座，加上其他供有关帝神像的寺庵，多达一万四千座。台湾同胞信仰关圣之痴迷，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台北市的行天宫(即关庙)，每逢群体祭拜关圣的前几天，即使有身份的太太及小姐，为谋得担当祭拜关公时的“义务工”，亦需三更即起去排队挂号，稍一去晚，便很难排上……台湾苗栗县的恩主公庙(亦系关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兴建的，在十周年建庙庆典时，据该庙统计，关圣已收义孙义女有14万人之多……


    位居南洋群岛的马来西亚，面积虽不太大，但却设有关庙八千余座。素有花园之国美称的新加坡，城中的忠义庙，威严壮观，宛如宫阙。日本是个有神无鬼、缺乏宗教感的宗教大国，在其诸多大城市中，皆设有金碧辉煌的关帝庙。每逢大祭时，商界及企业界的巨头，分批率员工前往关庙叩拜关帝，以求部属以“桃园结义”的精神精诚团结，为他们谋得更大利润……


    本文在开篇中已描述过美国、加拿大、泰国等国家元首及政府工作人员信奉关公的情状，毋庸再赘……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关公早巳成为超时空、超民族、超国界、超信仰的“东方之神”!


    七


    康德说：设定上帝的存在是道德上的必需。


    西方有哲人又说：一颗巨大的良心就是一座庙宇。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过上千载、亿兆人美化神化的关公，既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亮铮铮、光闪闪的良心宝剑，又是华夏民族用传统文化锤炼出的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


    开国之后，随着一次次破除迷信的运动，中国农村的关庙早已荡然无存。恪守古道热肠的百姓，对关公只能作心的祭奠。改革开放后，海外的“关公热”，温化了蛰伏在国人心中的关圣情结。先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城镇，人们重新请出关公当财神；继而，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凡关羽生前留有足迹的地方，当地政府也无不以关公文化搭台，唱经济大戏。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关羽的故里运城，每年都于金秋时节举办为期七天的关公文化节。这期间，运城市内，人山人海，掎裳连袂；解州关帝庙中，履舄交错，户限为穿。大祭仿明代祭圣之规范，所用乐器有笙、管、埙、笛、筝、鼓、祝、歃、编磬、琵琶、云锣等，足具古雅乐“金、石、丝、竹、土、匏、革、木”的八音之设。祭礼所用牺牲，也按明祭旧制，采用最高大礼太牢(整牛、整猪、整羊)。祭礼程序分鸣鼓、上香、行初献礼、奠玉帛、进俎、行亚献礼、读祝文、望燎、行终献礼，另外再加上饮福酒及各类艺术表演……应该说，在被称为“武庙之祖”的解州关帝庙内，举行这等祭圣活动，不仅是对关公文化的一种开掘、弘扬和拓展，也能成为我们紧密连结海外华裔侨胞的一条无形的纽带……


    然而，令我们担忧的是，在东南沿海的一些城镇，关圣雕像已无所不在，甚至被唯利是图的商人将之放进桑拿浴、恋歌房、三陪室……这无疑是对关圣这尊民族道德雕像的最大亵渎。更有甚者，有人借百姓“崇关”的从众心理，敛钱聚财，重建关庙，大搞迷信活动……当高楼大厦已压得地球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在人满为患、寸土寸金的土地上再建庙宇，是一种对国家乃至对整个人类都不负责的行为。倘若关公真能显圣，定会重掌猛击那些“歪嘴和尚”，甚至会放火烧掉榨取民脂民膏所建起的有辱他那巨大良心的关庙!


    当今，与时俱进的中国之商品经济的列车明显提速加快。然而，某些人的道德情操却被风驰电掣的经济列车甩到了轨外。


    近日，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读罢瞠目结舌，惊怪骇异。消息称：某电视摄制组在拍的《武圣关公》连续剧中有这样的情节：三个莫须有的女子，与武圣有情感纠葛，甚至还有“私生女”。圣人也得搞腐化，把神圣的关爷写成了一个“老流氓”。对此，运城关公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孟海生，拍案而起，两度致信广播电视部，阻止了该剧的拍摄与播放。“文革”初期，孟海生系解州中学的红卫兵头目，是他率众与从全国各地涌来的红卫兵对峙了46个日日夜夜，才保全了解州关帝庙。今天，他出乎正义，又阻止了影视圈内个别人对关公的“圣头着粪”。


    我猜度，《武圣关公》的编创、人员，大概只顾迎合世俗去追逐票房价值，却对播放后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没有顾及。而最根本原因，是编创人员对关圣的历史成因，所知无多。


    明清两代，关戏备受朝野上下垂青。但朱元璋和雍正帝即位期间，唯恐优伶亵渎关圣，都曾降旨禁演关戏，“如有违者，法司拿究”。明洪武以还，清雍正以降，帝王们见关戏难罢，只得开禁。但对梨园子弟演关戏，订有诸多“天条律例”。譬如，演关戏必须用文乐、雅乐，不得用武戏所惯用的武乐、粗乐；扮演关公者必须貌端行正，演关戏前，或一月或半月不得行房事，且要素斋；演出前夕，扮关公者必须沐浴；登台之前，所有演员必须焚香齐拜关圣；演出之时，演关公者的一招一式，均不得有失君子圣人之风范。对看关戏的观众，也立有诸多规矩，君臣黎庶，谁人也得遵行。即使颐指气使的西太后那拉氏在关戏开演时，也得离坐而起，前迎几步，作恭敬状后，方可重归座席……


    前些年，台湾台北市有人为庆贺一座新影院落成，曾拍有一部关公在曹营的影片。谁知，仅因影片中有关羽与两位嫂夫人“眉来眼去”的几个镜头，便引得观众义愤填膺，血脉贲张，人们攘臂嗔目，吹唇唱吼地冲上舞台，扯碎了银幕，并纵火焚烧了影院!


    欧洲当代学者认为：宗教想像力的丧失，是20世纪人类悲剧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人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鬼神、畏圣人之言。


    “人”作为上苍未完成的动物，在自造自塑自捏的“超自然力量”的神祗面前有畏惧感，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抑制人的动物性本能和约束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人是不能“无所畏惧”的，因为在人欲物欲的诱惑面前，人的理性与自觉还相当脆弱。我们可以不信鬼神，但是人与魔鬼之间并非隔着汪洋大海，有人随时可以把心交给恶魔，甚至干脆沦为魔鬼。由“鬼”变成人常常需要一个痛苦的心路历程，而人堕落成“鬼”有时仅是一步之遥。


    科学技术的猛锐发展，已使人类进入信息文明和数字文明时代。但人类物质大厦的摩天而矗，却没有使人类的精神大楼同步茁拔。有良知的文化人，面对人性之恶自古已然、于今为烈的现状，莫不椎心泣血。


    君不见，先是一个个、后是一窝窝所谓的人民公仆，大搞权钱交易，动辄受贿几百万、几千万，而那每一张钞票里都浸透着百姓“锄禾日当午”的血汗；君不见，某些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的所谓父母官，寡廉鲜耻地拜倒在石榴裙下，二奶小妾偏房侧室列队成排，演出了一幕幕权色交易的丑剧；君不见，在某贫困地区，有的乡镇干部像吸血鬼般地向百姓猛摊硬派，甚至还出现过历代官场最骇异的丑闻，被敲骨吸髓后的百姓若交不出钱物，可用家中黄花闺女代之，去陪伴他们臭味相投的上司……


    官德失范的本质是道德的堕落。面对“红色公仆”创造的黑色幽默，我们不能不呼唤关公，希冀他快快挥起那曾怒斩过吕熊的利剑，将那些罪恶深重、民皆日杀的贪．官墨吏一一斩尽!我们同时也期望，身陷曹营时关羽那种“金银美女之赐，不足移之；偏将军汉寿亭侯之封，不足以动之”的高尚情操，能给正直的人民公仆以警策与启迪!


    君不见，当今之中国，怎一个“假”字了得!假化肥、假农药、假种子、假警察、假军官、假文凭、假论文、假记者……简直除了母亲之外，到了无处不有假的地步。君不闻，我们的消协会长在历数食品行业的“恶行”时，是何等令人心折骨惊：炸油条掺洗衣粉，做蛋糕加化肥，香油里放柴油，牛奶中加人畜尿，用氨水发豆芽，用福尔马林泡海参，用病猪肉制香肠，将防空洞里的积水当矿泉水……民以食为天，我们还敢吃什么!君不见，股票市场更是个大黑洞，去岁银广夏的黑幕被媒体揭穿，该公司两年间曾虚报利润7亿多，当庄家和公司联手把散户的钱全部吸进黑洞、靠“老鼠仓”大饱私囊后，银广夏的股价从74元狂泻到两元多(按10股送10股后计算)，他们这种食言而肥、利令智昏的行径，令多少中、小散户血本无归，使多少下岗炒股的工人雪上加霜、避坑落井!君不闻，绿茵场本是球迷激情进发的乐园，足球赛本是众目睽睽下的“文明战争”，然而，假裁判，假输赢，把公平竞争的文明战地，变成了肮脏的金钱交易所。激情无比的球迷在大跌眼镜之后，无不詈骂：我们还能相信什么，世间还有没有真玩艺儿!


    凡此种种，我们焉能不呼唤关公。关羽对经商酿酒的乡人王三那番谆谆告诫，已像暮鼓晨钟般回荡在我们心头!而那些将关公当财神爷供着的不法商家，及利欲熏心以造假暴富的“企业家”，千万莫忘中国的那句古语：举头三尺有神明!倘若再那般疯狂作假，你们这些“信奉关公”的人，难道不惧怕关爷的大刀!


    最令人堪忧的是，当某些人率先突破道德底线后，他们便像曾率三千疫鬼在人间传播瘟疫的武财神赵公明那样，造成了群体的道德沉沦，伦理失落，精神瘫痪，灵魂迷失!君不见，有多少花季女子，把美色卖给金钱，把青春押给衰老，在进行钱色交易时，简直与畜牧市场上骡马牛羊的交易没有任何区别!君不见，大西北某市一副市长，率浩浩车队行进时，一骑自行车的少年因避车而从桥上跌入深深水渠，乘车者和围观者，竟无一人下水搭救，眼睁睁静观着一个鲜活生命，成为水下冤魂!君不闻，某省某县某村，有二十余人因用未消毒的针管不幸染上艾滋病毒，这些带毒者以极为阴暗心理报复社会，竟蹿到某大城市扬言传播病毒，造成了一座城市的惊恐……


    面对这一角角陌生、冷漠、麻木、残忍及戕害他人的灵魂废墟，善良的人们岂能不深切地呼唤关公，让关公那正直、仁义、充满着善与爱的大纛，重新在人们的心灵里猎猎飞舞!


    去岁金秋十月，我参加毕运城关公文化节的开幕式后，欲乘车返京。在运城火车站前，凝视广场上那尊关公跃马握剑、双目微睁的巨型铜雕，我心潮起伏，思绪绵绵。


    我想起雨果在《临终告白》中写下的那段平凡却振聋发聩的话语：“真理、光明、正义、良心，这就是上帝。上帝如同白昼。……我的凡眼很快就要闭上了，但是我精神的明眸将一如既往地灿如朝霞。”今天，关羽的凡目已闭上了近一千八百载，但他的那双丹凤眼似乎一直在明亮地睁着。我觉得，他一直在用最纯正的目光，读着神州沧桑的变迁，读着历史的春秋，读着人间昨天的浮沉和今天的沉浮，读着文明也读着野蛮，读着血泪也读着欢笑，读着贫穷也读着富有，读着卑污也读着高尚……


    关圣的双目，将永远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醒着。


    良知的珍珠，将永远不会在中华民族大多数人的心匣中遗失……


    2002年4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