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白色的年代

    l月11日，出发广东惠阳，电影拍摄进入最后的部分。40年代的中国，中日战争爆发时期；


    浩东和碧玉相识于1937年，当时碧玉才17岁。


    1940年他们结合了热情与理想从上海。香港到达广州投身加入抗日的行列。


    初到惠阳，不知人心路途的险恶，只是天真地寻找国民党党部，却被判为“日谍”要枪决他们，此时碧玉与萧太太俱已怀孕，幸好遇到东区服务队的丘念台为他们请情。


    1941年钟浩东与李南峰到民运工作队受训，碧玉则和萧道应夫妇一同在南雄的陆军总医院服务。


    2月，他们的小孩相继出世，却因为丘念台先生希望他们五人能一起到前线的东区服务队工作，不得不将孩子送人抚养。


    19叫年3月，碧玉产下第二胎，二三个月后日军完全占领惠阳。


    1945年8月158，日本天皇终于投降。


    广东一切都已大不相同，原以为离香港近，多少会有些文化性的建筑或古物可找，但我们下榻的饭店附近，仅有一个裕华国货，再走远些，也还算有个小市场，后来又去过老街走走，我还买了一本《毛泽东兵法钢笔字帖》。


    因为米吃不习惯，菜的口味太重，再加上与台湾联络不易，潜意识的便压抑起情绪来，任性的不肯去吃饭，每天一早买面包配肉松，吃到五六天后，便觉人很虚弱。


    此时我们前往远处取景，需搭车。乘船，再走山路，带去的物品太重，请了当地的挑夫，其中还有些是妇人，看她们肩挑重物健步如飞，而自己仿如淡水鱼扔到咸水里，奄奄一息，很是羞傀，但这羞愧也只一刹时，便又死都不肯吃饭。


    拍了五六天都是走路，无止尽的走，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山上空气好，却很寒冷，我在那里认识了小女孩月华，有时陪她一起去采小野橙来卖给大家吃。


    月华那张晒得黑而坚实表情的面孔，我常常都会忆起。


    爬山数天，加上只肯吃授不吃饭，一天下山时，就莫名其妙地对林强和蓝博洲说：“好冷啊，人好不舒服，大概是露气太重了。”


    回到饭店，一个人上街找止痛药，遇到彤彤和小勤，问我，我说下腹痛，可能是生理期，结果彤彤给了我八颗“普拿疼”。


    夜晚一时多，窗口还传来摩托车声，发现自己便血，之前存的止痛药无效，腹痛如绞，再吞一颗，如此昏昏沉沉中竟吞了四颗“普拿疼”。


    早晨东哥打电话喊我，说要迟了。我勉强撑上车，车一路颠簸，我的小腹就跟着翻腾，彤彤跟大伙说是女孩的毛病，大伙就不以为意，我自己因未曾如此痛苦，也不清楚，只觉得昏沉沉得更厉害，终于痛得没了意识。


    此时拍戏，是南华医院的场景，还有数天，我们就要回台湾，旧历年快到了，时间算得非常紧张，若跟不上进度是万万不可的。


    第一次被送到中医，听了是生理痛，打了止痛针，吊了盐水，又回山上拍戏，下午开始呕吐，意识模糊中听到林强喊：“她不行了，再送一次急诊吧。”


    第二天一早诊出是肠胃炎和骨盆炎，骨盆炎是忍尿时膀胱过度燃烧引起的，医院给了一堆药，打了四个小时的点滴，东哥忧心地陪我，我才知道自己太任性了。


    既不肯吃，又不肯方便，每天忍，而且其实好想台北，整个人就有点放弃似的作践自己身体，我一直都是这样，从小，不喜欢，不接受就忍受，用自虐的方式来达到压抑的发泄，我一直都是这样坏脾气，如今停了拍摄，眼看时间不够，大伙是如何着急？


    医院开了轻度癌症止痛药，我每天5时起身，花500元人民币请医院的姑娘为我打点滴，因为手施的血管不好打，所以大都打在手背上。


    然后吃了止痛药拍戏，这期间导演都没说过什么。


    晚上回房间再打二小时点滴，三天后，手背上都是紫色的小针孔。


    l月24日，终于拍摄完毕，我们先走一批人坐小巴士到罗浮车站转香港，其余多数工作人员则搭车直接到香港机场与我们会合。


    l月24日，回到台北，快过年了。


    1946年荐与钟回到台北。8月钟浩东接掌基隆中学校长一职，上任当天，他们的第二个小孩，因发烧到脑部，死了。


    此时蒋碧玉正身怀着第三胎。


    12月，第三个儿子出世，孩子满月，他们挨了满月酒。之后，到他们家中走动的人口就渐繁了起来。


    1947年，2月底，“二·二八事变”。


    “二·二八事变”的发生其实源自台湾光复，当时的年轻人虽有素朴的社会主义思想，却也未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光复后不久陈仪就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战胜的国民党军亦未到台湾，接着物价飞涨，军人借身份之名对人民频频欺侮，于是台湾的知识青年便在不同乡县各自组成不同的治理台湾的组织。


    这段时期到“二·二八事变”的当中，基隆中学学生上街游行纪念“五四”，却受到警察、特务殴打，各地的反抗活动也涌起或屡被阻扰。


    学生反对内战，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政，要求和平的气氛越来越烈，国民政府的贪污，物价飞涨，缉捕人员的暴力也跟着高涨。


    到2月27日，国民党的“缉私”人员数人在淡水一代取缔“走私”时向一个妇女烟贩施暴，并夺走其身上所有香烟现款，引起过路群众不满，赤手空拳与其搏斗，并在晚上9时，包围了警察局，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终于暴发。


    2月28日，愤怒的人群要求全省加入与国民党政府斗争，到处罢工、罢课，这完全是对当时体制的失望，却在未来的历史中屡屡被误以为本省人欺打外省人的省籍争斗。


    下午，发布戒严，国民党到处射杀路人，宪兵队分乘卡车在铁路局前向群众猛烈扫射。


    一直到深夜，枪声都仍在四处响起。


    1947年3月，白色的年代。


    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以反苏为主提出“支持各国自由”的口号。


    国共内战炽烈，3月9日台湾宣布戒严法，屠杀仍在进行。


    1948年，钟浩东办《光明报》，为启蒙一般民众对祖国的政治认识。


    年底，大陆局势急转直下，一般都认为国民党一定会垮。


    1949年，上海失守，蒋氏父子退守台湾。


    8月，一场大逮捕展开。


    《动员临时激乱条款》强行推出，所有左翼思想的书籍。人士都严格查禁，反共体制建立。


    8月底蒋碧玉及其妹被捕，在台北青岛东路的军法处，蒋碧玉亲眼看到钟浩东身被两个难友搀扶走过押房，他身上伤痕无数，眼球黄肿，头上扎着毛巾，显然吃足了刑求的苦，这时蒋碧玉才知道港东原来早被逮捕了。


    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策划了全球性的反共大协作体系，台湾亦是其支援反共的盟友之一。


    1950年的10月14日，军法处来人通知，要蒋碧玉家人到殡仪馆领尸。


    棺材是公家的，殡仪馆却大敲竹杠，要价70O多，妹妹只好回家拿钱。


    浩东的尸身领回后，才发现棺板间夹着两封遗书，一封是给母亲的，一封则是留给蒋碧玉的。


    《动员临时条款》压抑了所有的热情，白色恐怖蔓延全岛，一直到1984年12月最后两个5O年代的终身监禁犯才在坐满34年又7个月以上的牢刑才被放出。


    回到台湾，电影到2月上旬补拍了一天戏才算正式杀青，我的舅父打电话给我，说“二·二八”的受难家属各自结合起来要求政府道歉、赔偿，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加入？”


    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阿公，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在当时被开了六枪，尸体弃人基隆河，我的母亲，我们的家族，曾经是教科书上万恶不赦的共匪。


    反共大陆是什么？台湾独立又是什么，还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借口。


    我拒绝了参加，我舅舅说他了解。


    代表国民党的李登辉先生终于正式为“二·二八事件”向国人道歉。


    电影拍完了，历史过去了，苦的苦，散的散，再追究又如何？


    拍这样的电影，不是为了仇恨或讨回什么，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形都流过血，如今连德国都统一了，只剩下个老中国和狂乱的台湾岛，拍这样背景的电影，只是为了提醒现代的我们，记取老教训，不要再互相残杀了。


    外省人也好，本省人也好，省籍原本就不重要，我们有经济能力去援助第三世界的难民或儿童，却无法将自己国土的人视为平等，难道那个年代的苦难真是虚惊一场？


    结束了电影，透过蒋和梁，我省视了这个身为叨年代的自己。


    不停的玩着媒体游戏，追逐金钱，在理想和功利问患得患失，我们的心在哪里？生命的存在到底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