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黑色阅读(4)

    “草调”散文


    ——对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杨朔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所选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计有《香山红咐、《荔枝蜜》《茶花赋》、海财等四篇。直到今日，杨朔散文仍被数百万中学语文教师作为教授作文的典范，仍被数千万的中学生虔诚地奉为写作的标本。然而，杨朔模式所造成的危害，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八股，以单调的叙事方式和单调的思维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损害着刚刚拿起笔的孩子们鲜活的心灵。


    记得我在学习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本中杨朔的《香山红叶》时，老师这样分析：文章以物喻人，用凝聚着“北京最浓的秋色”的香山红叶，喻老向导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精神面貌，从而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对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记游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明线，然而写红叶并不是记游的目的。老师反复讲杨朔的“转弯艺术”，使行文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而“卒章显志”，乃全文点睛之笔。我所在的是一所一流的重点中学，授课的是一位一流的语文老师，她讲得声情并茂，听得学生如醉如痴。到了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这些西蜀的孩子无缘到香山，笔下的题目便都是《峨嵋山绿叶》、《精城山的竹子》、《神女峰的松树》，老师夸奖说：“大家学得真快！”


    杨朔的散文是容易学的，因为它是模式化的。老师像外科大夫一样手拿解剖刀，一下子便将它们分为五个部分：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中学语文教学中最喜欢让学生“分层次”，而杨朔的文章层次最分明，环环相扣，似乎一气呵成。


    然而，对文学而言，重复、单一、模式化如同一剂致命的毒药。第一次说月亮真美的，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第二次说月亮真美的人，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第三次说月亮真美的人，则是个迂腐倡化的人。不幸的是，杨朔只会这样写作：用香山红叶来比喻老向导，用茶花来比喻孩子，用蜜蜂来比喻农民，用礁石来比喻老渔夫——他就像黔之驴一样，“技止此耳”。这样的写作是可怕的，尤其是它在被不断地作为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写作方式灌输给初学者。


    为了深入剖析杨朔散文，我引入杜撰的“单调散文”的概念。这是受文艺理论大师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而来的。巴赫金在分析阳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他认为，陀氏创作的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现实世界的多元性，要求文学世界也要具有多元性。在阳氏的小说中，平常难以相容的因素，如哲学的对话，冒险的幻意，贵族的宫殿与贫民窟的居民，令人惊讶地结合在一起，它消除了另一些写作方式的壁垒和封闭性。阳氏的小说也没有所谓的“主题”，因为他的每个主人公都有一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思想希望被人听到，被人理解，“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所以“思想就其本质上来讲是对话的”。


    与巴赫金论述的复调小说恰恰相反，在散文领域，杨朔散文是典型的“单调散文”。一是单调的叙事模式：由物及人、以物喻人。如《荔枝蜜》这篇极受推崇的典范之作，中学语文课本的“预习提示”中这样分析说：“这是一篇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记叙文，文章由荔枝蜜的香甜，联想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再由蜜蜂辛勤的采花酿蜜，联想到劳动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进行的忘我劳动，热情歌颂了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的人们的奉献精神。文章以‘我’对蜜蜂的感情变化为线索组织材料。‘我’对蜜蜂由讨厌到喜欢，又由喜欢到赞叹，再由赞叹到‘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思想感情得到升华。这个感情变化的过程，是作者对蜜蜂仔细观察和深入认识的过程，更是作者运用联想，由物及人，以事推理，从生活中提炼诗情和揭示哲理的过程。全文一线贯穿，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这样的论述几乎适用于杨朔所有的散文，只需要把蜜蜂改为别的什么东西就行了。这样的写法，中学生很容易领会，但却值得怀疑：真的诗情和哲理，不是烧死的、被线索组织起来的材料，而是散文中自由的、动态的有机成分。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流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泼的游鱼。杨朔的散文中，只有一串草绳吊着的死鱼。于是，千姿百态的行文方式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比八股还要八股的现代八股——杨朔的叙夹模式。


    二是单调的思维模式。叙述模式的单调与思维模式的单调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古代即有比兴的传统。刘辩在《文心雕龙》中有深刻的论述。杨朔的《茶花赋》标以“赋”的名称，显然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文心·连赋》曰：“赋者，铺也，铺采离文，体物写志也。”杨朔所有的文章，都是“赋”的思维方式，如钟学语文备课手删写道：“《茶花赋》的题旨是：借茶花表达歌颂祖国之意，借茶花打发热爱祖国之情；笔笔写茶花，处处赞茶花。”这是一种单线式的思维，虽然作者有意加几个“弯”，反而更加说明了它的“直”，说到底，这种思维方式使审美者和思想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绞尽脑汁的“造文者”。“造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歌颂和赞美。这种单调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活泼的思维和丰富的心灵。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它既是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其牺牲品。


    其三是单调的抒情方式，中学语文教学给人的印象是：杨朔是个善于抒情的作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杨朔所抒的不过是矫揉造作之情罢了。杨朔的（海市）写于饥荒年代，他看到的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枝野花，倚着锄站在树荫里。她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丰收的好消息。”这种抒情，很难说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就其感情的实质来说，则是无深度的，无层次感的。如果说鲁迅《野草》中的感情象一杯苦涩的浓茶，那么杨朔散文的感情则只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一元化的杨朔散文与一元化的时代相契合，所谓“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联想”、“精致的结构”，骨子里都是“九九归一”的。杨朔散文丝毫不具备巴赫金所说的“积极性”，即提问、诱发、回答、同意、或提出驳论的对话的积极性。今天的散文刊物上，这样的散文依然成千上万地被批量地制作。鲁迅开创的、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庄子》的散文传统被可耻地背叛了。直到哪年代，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我与地坛》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探索。我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内心的呼号，这是在杨朔散文中绝不可能听到的。史铁生走出了杨朔的阴影，终于汇入鲁迅的暗流。（我与地坛）的诞生暗示着：当社会意识形态向多元转型时，散文领域也开始了静悄悄的、对“革命”的反动。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征兆。杨朔模式依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在无数宣讲杨朔散文的中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把这种模式像钉子一样敲打进孩子们的大脑里。孩子们很快学会了像杨朔一样进行写作，在这种写作中，想象的能力、求异的思维、诚实的品质、自然的情感都受到残酷的压抑。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堕落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无数有文学天赋的孩子被扼杀在摇篮中，从而终身与文学绝缘。


    这一切并不全是杨朔个人的错。然而，杨朔模式至今仍是一场被当作正剧上演的喜剧，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当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写作文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受的打情之一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推心的创痛。


    王小波与往爱描写


    ——戴“有色”眼镜的吴小如先生


    最近在《文学自由谈》、《文艺报》上读到吴小如先生的一篇《奇文研卷无益王小波》，禁不住自己也想说点什么。尽管吴小如先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辈，但在真理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


    吴小如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以王小波的《情金时代》为例，书中写男女间的纯真爱情几乎没有，有的只是在各种背景、各种条件下男女做爱的细致描绘。”这究竟是王小波的罪过，还是时代的错误？在文革的浩劫中，人与人的关系全被扭曲了。写那个“黄金时代”，还写“纯真的爱情”，要么是为虎作怅，要么是虚伪矫情。王小波写性又不仅仅为写性，他站在历史的边缘，在作为历史诞生的分裂上面对文化进行探究，试图找出“人们何以扭曲”的答案。帕斯卡尔说过：“人之成为疯子竟如此不可避免，以致疯到以疯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证明自己没疯。”像《黄金时代》中的女主人公陈清扬一样，只有在认可“破鞋”的身份后，才获得性爱的权力。王小波揭示了人在弃置人性的过程中表露的真实性。显然，吴小如没有读懂，他只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读，思路自然干净利索：你描写性爱场面——你写黄色书籍——黄色书籍开卷无益。这样的推论，倘若由初识文字的人来作出，当然无可厚非。但吴老这样的博学鸿儒，也自动放弃思考的权利，为‘城见”所左右，那实在令人遗憾。


    紧接着，吴老开始定罪状了：“说得好听点，这是给年轻人在性关系上实行‘启蒙’，为人们乱搞男女关系开绿灯。说得不好听点，这样的‘天才’作品实际上是在起‘教唆’作用。”语气好像是法院的判决书，杀气腾腾；又像文革时的社论，图穷匕见，这哪里是批评家讨论问题的语气呢？


    问题可以分几个层次来分析。首先，年轻人是否在用王小波的小说在进行“性启蒙”？我想，吴老与年轻人是隔膜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隔膜。在如此隔膜的情形下，站出来充当年轻人的代言人、保护者，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就在吴先生居住的中关村的大街上，有许多的人在推销“带色”的光盘。刚打发走一个，另一个又凑上来，压低嗓音问：“要毛片吗？”可以说，有电脑的年轻人，很少没有看过毛片的。近来网络上的色情内容也如洪水泛滥。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小波的几本小说中的几段性描写算得了什么呢？年轻人们才不以为然呢。可惜吴先生宛如“不知有汉，无论槐晋”的桃源中人，对外面的世界仿佛一无所知，一看到有性描写的段落，便担心起年轻人的健康成长来。其实，看毛片的新一代青年们，比古代那些“纯洁”的祖先们要健康得多。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青年男女的生活是纯洁的，他们既没有毛片看，也没有王小波的小说读，吴老想来很欣赏。那个时期，一个上流社会家庭出身的少女，从她生下来的那天起，直到由父亲陪她去教堂，然后与丈夫同时离开婚礼的圣坛，她没有一天不是生活在经过人为把持和严密消毒的环境里的。她们的穿着要说是异常的讲究，不如说是异常的拘束：腰间紧紧束一件用鲸鱼须骨制成的紧身胸衣；脖颈上的衣领扣得又高又紧，直到下颚，卡得人几乎透不过气来；下身鼓起的肥大裙子，有如一只倒置的香槟酒杯，穿的人想要稍稍快一点移动脚步是非常困难的；精心设计的发型，高高耸起，还有摇摇晃晃、闪闪发光的珠宝头饰。这就强迫人无论是走或是坐，都得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可多动；此外，少女的全身，全部都被裹在服装里头，不但两脚是盖得严严的，两只手也始终捂在手套里，甚至在室内洗澡也要穿一身白色的长衬衣。


    除此之外，时代还通过外在的手段来控制女子。决不让她们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离开家门一步。她们读的书，不用说，都是经过检查的，就连基督教的经典，也是“节本”或“治本”《圣经》，里面涉及到人类本性爱情的“雅歌”等篇章都已删去。而且，即使是同性之间的交往，没有人在旁也是不允许的，连平时的说话、写信用语上也得竭力避开与性有关的词汇，以至可笑到连“裤子”这个词也不敢说，而用“下装”或者“难以启齿之物”来代替。这样一方面是压抑自然的性欲求，一方面是对“道德观念”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迷恋。这种社会，是否比我们生活的社会更加正常、更加高尚呢？


    古代中国，“纯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五代王凝妻李氏，丈夫卒于官，李氏携幼子负骸以归。过开封，国旅费用尽，旅舍主人不与其宿。适天喜，李氏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激日：‘戏为妇人，不能守节，此手为人所执耶！不可以此手并辱吾身。”遂引斧断其臂。开封尹闻之，厚恤李氏，而符其主人。


    高行，梁之节妇，荣于色，美于行。夫早死，不嫁。梁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日：“妇人之义，一瞧不改。老死而贪生，弃义而从利，何以为人？”乃援镜持刀割其鼻，曰：“王之求妾者，求以色耶。刑余之人，殆可释矣。”相以报王，胜之日“高行”。


    两位纯洁的女性，是不屑读王小波开卷无益的黄书的。她们可算作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痛恨“乱搞男女关系”的吴老，应当花点精力以她们的事迹为蓝本写几个剧本出来，使之传唱后世，永垂不朽。相比之下，今天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天将塌地将崩的时代，一切规矩全乱了，大街上处处可见楼搂抱抱的男女，成何体统？


    我思考的第二个层次：有没有必要替年轻人担忧？年轻人是那么容易受王小波小说“教唆”的吗？


    从大禹时代，我们便明白了一个道理：治水“堵”不如“疏”。对性的态度也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从社会的最上层一直到黎民百姓，都害怕“任何的肉体和自然”，患上痛病的青年男女不计其数。而古代中国，贞女节妇的名单背后有多少血泪呢？


    应该说，现代青年是幸福的，他们拥有了一定的自由。对性，他们也持有更朴实健康的观念。回想起20年代“性博士”张竞生探讨性问题受围攻的历史来，我认为时代不是退步了，而是大大的进步了。当时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因说“虽不是夫妻，亦可以性交，性交不等于爱情”，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直被斥为“衣冠禽兽”，不得不负发出国。如果是在今天，我相信大部分人会作冷静的思考和判断的。


    自以为是地替年轻人担忧是没有必要的。王小波没有“教唆”他们的本齐；同样，吴小如也没有对他们指手画脚的资格。鲁迅曾痛斥那些以“导师”的身份自居的人，青年的道路是青年入自己来走的，他们会选择，会尝试，会改正，会前进，不要以为痴长了些年岁，便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看的书籍、电影和喜欢的娱乐方式。“你们”与“我们”不可能一模一样，否则人类也就不可能有“进化”了。


    钱理群先生在本书的序中写道，“我常常想：为下一代人（尤其是青年入）担忧，实在是把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青年本是多变，记得80年代初，很多人都为当时某些青年喜欢戴蛤模眼镜而痛心疾首，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青年人自己也不戴了，即使有个别人戴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一要相信青年，二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我为钱理群先生的这两个基本信念而叫好，同时也想把它们转赠给吴小如先生。把人何必忧天塌呢？青年不是没有脑子的蠢货，他们自会“拿来”，并抛弃那些无益的东西。老一辈人可以给出一些善意的建议，但切忌下“必须服从”的命令。


    再把问题推进一步：作为一名知识人，应当对性、对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持怎样的态度？吴小如痛斥道：“一家出版社究竟靠什么样的畅销书来赢利、发财？一家书店究竟要把什么样的书卖给读者才算符合职业道德？”我想以同样的方式问吴老：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一个戏曲研究者，如何面对那些有性爱内容的研究对象？


    《诗经·召》就有这样的句子：‘市女怀春，吉上诱之。……舒舒脱脱兮！无感我帆兮！无使犬也吠！”末尾三句，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你慢一点，别那么猴急嘛！别拉我的裙嘛！别把狗弄得叫起来，会让别人听见的！顾颔刚曾说：“这明明是一个女人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对于异性说出的恳挚的叮嘱。”秦观名作称庭芳》有：“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牺厢记）写张生与雀鸟营幽会时，有一句“我将这钮扣儿松，把缕带地解”，梅兰芳唱的（坏女孩）中也有“小小香吻已张开，小小钮扣已松开”的歌词。《红楼梦》中则有“女儿乐”一类的打油诗。吴老是推崇《诗经》、唐诗宋词、《西厢》、《红楼》以及梅兰芳大师的，但对于这些“王小波化”的倾向如何解释呢？可惜他不是孔子，有“删诗”的资格；也不是新闻检查官，有“开天窗”的权力。


    要是对性描写没有正确的态度，那么在欣赏文学作品时便会存在严重的障碍，所谓“道学家见淫”是也。把性看作恶的、丑的，这是一种变态的观念。鲁迅先生在《寡妇主义》一文中有精辟的分析：“生活既不合自然，心态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惜，看见有些天真快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节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书：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合动着缺憾之感的。”这便是道学家的本质。高姿态是缘于“低欲望”的。


    道学家成不了文学欣赏者和批评者。道学家以“刻薄之心’现物，所见皆淫。而一名理性与情感都健康的现代知识者，最忌“泛道德主义”。在泛道德主义的立场下，所有的判断都是偏狭的。


    如果说吴小如先生以上的观点尚有一定的“合理性”——困于他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对现实失却“了解”，从而轻率的作出错误的判断；那么在文章结尾处的几句话便让我不寒而栗了。他强调说：“‘主旋律’这个词儿的内涵，并不局限于政治内容这一较小的范围之内。”言下之义是，应当把“主旋律”扩大到文化、思想、教育等一切领域。更深的一层意思是：王小波的作品在文学领域不属于弘扬真、善、美的主旋律，而是宣传假、恶、丑的逆流，因此应当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典型的张春桥、姚文元的思维：族非我类，一概扫除。


    正常的批评是允许的。但是想借助“主旋律”的旗号以及打出这面旗号的权威力量来吓唬人，却不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言行。我想起新文化运动中林琴南与蔡元培关于文言白话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论，林琴南最后黔驴技穷，使出的杀手银便是写了《荆生》、《妖梦》的小说。让“伟丈夫”来将一班“反贼”统统擒杀。而他所希望的，则是让军阀徐树锋出来主持“公道”，扫荡群魔，还我朗朗乾坤。吴先生的语气与林琴南何其相似，不管有理无理，祭起“主旋律”的翻天印，饶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也会被打得落花流水。


    但这样做不仅违反了学术规范，而且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起码人格。批评是一种工作，正如福柯所说：‘清一本书，谈论一本书是人们为自身、为自己的利益和改变自己而从事的实践。认真谈论一本人们不喜欢的书，或者试图在谈论一本人们有点喜欢过头的书时保持适当的距离，这种努力可以使某种东西从写作过渡到写作，从书本过渡到书本，从作品过渡到作品…然而批评似乎忘记了这一功能而转向政治——法律功能，即揭露政治对手、判断和判决，或者判断和颂扬某人。这是最贫乏、最枯燥的功能。”当个体的反应与机构的机制紧紧地混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批评也就消失了。《开卷无益王小波》这是一个斩钉截铁般的题目，它表明了批评者的“警察化”，批评者成为一个既定秩序的维持者，谁不遵守规则，他便吹响笛子，罚犯规者出局。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为批评者代表着“主旋律”。


    这正是我最感到痛心的地方。鲁迅说得好，“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的主人的意旨或使噱。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王小波自有他的缺点，但批评即批评，谁要狐假虎威地“鞭产”，我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尽管我是一个无甚武艺的文弱书生。总结我的想法，无非三条：性并非都是丑的，青年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批评不是扣政治帽子。所以，把人何必忧天塌呢？王小波是否开卷有益，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判断吧！


    魑魅人间


    ——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Geomeorwell），1903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30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打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50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47岁。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股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读者心惊肉跳。他将悲喜剧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极大的张力。英国人生性拘谨，但英国的讽刺文学却一枝独秀，自乔臾以下，斯威夫特、狄更斯、查米亚丁，代有才入，各领风骚。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卡，而是直接揭露语言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他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20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动物庄园》的故事发生在曼纳庄园。从前，被人豢养的禽畜行尸走肉地生活着。一天夜里，动物们在谷仓中听了雄猪老麦哲所讲的梦，仿佛听了一堂福音传道或启蒙教育课，任人宰割的动物从此认清了受人剥削、被人奴役的处境。不久他们群起暴动，赶走主人琼斯，自己当家作主，推行“动物主义”。动物庄园建立伊始，全体动物享有平等权利，开始崭新的生活。然而，正当庄园笼罩在大家庭式的温暖之中的时候，正当动物们任劳任怨，忍受委屈，迁就现实的时候，当权者却开始用新制度为自己捞取特权。猪群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的两大领袖拿破仑与斯诺鲍展开殊死搏斗。多次较量后，前者终于获胜。


    “革命”何以堕落？动物庄园里，连几个字母也学不会的鸡鸭牛羊根本不知道如何争取管理庄园的权力，把一切拱手让给“有非凡学识”的拿破仑。正如黑格尔所说：“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奥威尔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匹叫鲍克瑟的老马，他忠心耿耿地为拿破仑工作，一生中有两句名言：“我要更努力地工作”、“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他从不思考，没有疑惑，活得充实，活得愉快。他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结论。鲍克瑟年迈力竭而亡，死后却被主人卖给屠夫，以一张皮，一副骨头换取威士忌喝。拿破仑在鲍克瑟隆重的追悼会上，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鼓励家畜家禽都向死者看齐，做动物庄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范成员。


    斯奎拉是群猪中指鹿为马的宣传家。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庄园的今昔作对比，他常说的“你们没有谁希望看到琼斯卷土重来吧”这句话，成为一切异议和不满的成员头上的紧箍咒。愈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得可怕可怖，很成问题的现状逾是显得美不胜收。于是，缺乏理解能力的动物们欣然接受了实际上更加残暴的奴役。作为领导阶级的猪群把牛奶和苹果留给自己享用，而其他动物却忍受饥饿，斯奎拉的解释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你们不会把我们猪这样做看成是出自自私和特权吧？实际上我们猪根本不喜欢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厌恶它们。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健康。我们是脑力劳动者，庄园的全部管理工作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吃苹果。”动物们呆头呆脑地认可了斯奎拉的合理化解释，反而对猪群感激涕零。斯奎拉玩弄语言如同玩弄魔方与七巧板，用语言篡改过去，粉饰现在，许诺未来，把残暴和无耻置换为崇高和无私。


    一个新建的强权社会，必然需要一个“公共污水沟”，即倾泻仇恨与怨毒的场所。在权力斗争中失败、逃之夭夭的斯诺鲍恰恰充当了一个虚拟的靶子。拿破仑将斯诺鲍作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让所有成员都时刻警惕斯诺鲍的复辟。这样，动物们的视线就被转移了，革命的质变也就得以悄悄完成。凡是与斯诺鲍相关的迹象在某处出现，施暴者便抓住借口，从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搞出惊世骇俗的大案要案来。凡是自己的统治露出破绽时，便把斯诺鲍作为替罪羊，所有的过错一古脑地推到他的身上，这个假设的敌人永远也无法反驳。黑白对照，黑者愈黑、白者愈白，合理永远合理，不合理永远不合理。


    当语言的作用运用到极限时，狰狞的面目便暴露出来。九条恶犬为拿破仑开道，顺者昌逆者亡，当年制定的七戒被刷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变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最终把“动物庄园”又改为“曼纳庄园”。不存在真话，也不允许讲一句真话。一切都在不断被修改，目的就是为了磨灭动物们的记忆，让幸存者不再对暴政、非正义和公开的丑剧产生丝毫的惊奇。群猪竖起两条腿走路，在大厅里与其他庄园主举杯联欢。此时此刻，其他动物默默待在窗外，“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庄园建立之初的教条“全体兽类生而平等”下面增添了一行“但某些兽类比其他兽类更加平等”。这一行修正轻易地取缔了平等的实质，使极权主义的秘密昭然若揭。康正果先生的书评译摘了奥威尔《文学的受阻》中的一段话：“极权主义认为，历史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有待认识的东西。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专政，为了巩固这个专政，其统治阶级必须被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但事实上世间并无不犯错误的人，所以，为了让人们看到这个或那个错误似乎并不存在，或者这个或那个胜利确已取得，重新编造过去的事件就在所难免了，这样一来，每一次在政策上发生重大变化，就得相应地改变理论教条，乃至重新评价主要的历史人物。这类事情当然随处可见，但在那些任何时候都只允许有一种观点的社会中，它显然容易导致公开的弄虚作假。极权主义其实就是要求不断更改过去。既然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弥天大谎与撒点小谎同样都无关痛痒。在极权主义看来，整个历史记载都是偏颇不确切的，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说，现代物理学已证实我们视为真实的世界乃是世界的虚象，因而相信感觉便是低下庸俗。一个固步自封的极权主义社会往往要建立一种早发性痴呆症的思想体系，很多常规虽在日常生活和某些特定的科学中行之有效，但政治家、历史家却可以对其漠然视之。”


    《动物庄园》的寓意正在于此。这部作品是在奥威尔供职于BBC时利用4个月的业余时间创作的。刚开始，由于小说题材敏感、主题尖锐，竟有12家英美出版社拒印。而一旦出版，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在英美读书界获得经久不衰的好评。英国书商协会列出的二战以来最佳英文小说的名单上，《动物庄园》与《麦田的守望者》、《蝇工》等巨著并列而毫不逊色。而在另一部作品《一九八四》中，奥威尔更深刻地探究了当代社会中的权力问题。


    故事发生在1984年（即奥威尔创作此书时的30多年后）的“海洋国”。“海洋国”的统治阶级是“内党”，“内党”的领袖是“老大哥”。“老大哥”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主人公温斯顿仅仅属于“外党”，跟所有同志一样身穿清一名的蓝布工人套头衫裤。他服务的机关是“真理部”。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还有三大部：“和平部”、“仁爱部”、“富裕部”。四大机构各占据一座300米高的金字塔式建筑。建筑外边大书特书党的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咱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温斯顿担任“记录科”的科员，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温斯顿的家与所有私人居室一样，有一个无孔不入的现代化设备，叫做“电子屏幕”。每个房间右首墙上都装有这样一面长方形的金属镜子，可以视听两用，也可以发号施令，室内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受这面照妖镜的监视和支配。平时无打，电子屏幕就没完没了地播送大军进行曲、政油运动的口号、或“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胜利完成的消息。这些噪音由中央枢纽控制，个人无法关掉。


    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温斯顿却躲到角落里偷偷地记日记。记日记是大逆不道的思想罪，早晚会被“思想警察”抓入大牢中去。逮捕永远是在深更半夜，在睡梦中被惊醒后，有可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温斯顿仍然忍不住胡思乱想，在胡思乱想中探索真理。这时，他结识了女友裘丽亚。在党的眼里，恋爱是罪行，两人的幽会全是偷偷摸摸的。海洋国把性爱规定为“我们对党应尽的义务”，并且不允许离婚，温斯顿与妻子分居了10年，个人生活极其痛苦。故与裘丽亚之间，由性关系发展到爱情。另一个影响温斯顿极大的人是内党高级干部奥伯兰。奥伯兰外表看上去，是一个与温斯顿一样面目清秀的知识分子。在与奥伯兰的会面中，温斯顿被告知，对方是反党组织“兄弟会”的成员。奥伯兰传授给温斯顿兄弟会领袖高斯坦的著作《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读了这本书，温斯顿明白了近代极权政治的奥秘和海洋国立国的来龙去脉。奥伯兰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令温斯顿大为感动。


    在一次幽会中，温斯顿与女友双双被捕。在监狱里，温斯顿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最后被送到一间砌满曲磁砖的牢房里，四周的灯点得雪亮。铁门一响，狱卒又送进一个新犯人，温斯顿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恩师奥伯兰。温斯顿惊呼：“你也被捕了？”对方却狡诈地一笑。原来，奥伯兰就是“思想警察”的大头子，早在7年前就开始监视温斯顿了。这时，奥伯兰开始了拷问，几千瓦的灯光照耀得温斯顿连眼睛都睁不开，牢狱如同白昼。温斯顿这才明白奥伯兰告诉他的话：“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


    温斯顿被打得体无完肤，滚在地下死去活来。他什么都捐认出来：暗杀领袖、盗窃公款、出卖机密、散发传单、煽动暴乱、信仰宗教、谋杀发妻、当外国好细、做“兄弟会”的走狗……奥伯兰还不满意，一面控制着绞痛的电盘，一面跟温斯顿讨论权力和真理的问题。这一段对话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奥威尔的点睛之笔。温斯顿说：“宇宙间有一种精神，有一个准则，会把你们打败。”奥伯兰接着问道：“难道你不相信上帝？”温斯顿不信上帝，便回答说：“我相信‘人的精神’。”奥伯兰一阵狂笑。将温斯顿衣服剥光，让他站在三联衣镜前看自己骨瘦如柴、不成人形的身体。羞辱他说：“看看你自己的样子！看你的全身肮脏，看你脚趾间的污垢，看你腿上令人作呕的脓疮。知不知道你骚臭如山羊？可能你自己闻不出臭味来了。你看看我，我的拇指和食指可以圈住你的臂膀，折断你的颈项就像折断胡萝卜一样不费力！”奥伯兰进一步说，党的目的不仅是摧残他的肉体还要改造他的心灵。温斯顿仍然坚持久性可以克服党性，在众口一辞“二加二等于五”的世界里，他认为‘咱由即是能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此项坚持实质上即维护了爱好真理的自由。两人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上比比皆是：《圣经》中约伯的追问、《解土德》中的浮士德与魔鬼的赌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主人的独白。奥威尔的悲观胜过此前任何一位思想家，他笔下的温斯顿最后无法战胜“一零一号刑室”的恐怖，终于屈服了。他出卖女友赎出自己，恢复了健康，却成为政府里循规蹈矩的废物。他“战败”了自己，死心塌地地说“二加二等于五”，死心塌地地崇拜“老大哥”。《一九八四》的副题是“欧洲最后一个人”，奥威尔通过温斯顿的死亡表现了他自己对人类的绝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什拉玛佐夫兄弟》中曾表达过这种绝望，宗教法庭的庭长对重到人间的耶稣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民只要面包，不要什么自由，你听强调的人对善恶有选择的自由，只能增加他们的痛苦。我们天主教假你之名，实为魔鬼效力。但人民只要听话，都有面包吃，生活很安定。你再度降世，扰乱我们建立的秩序，明天就把你活活烧死。”而奥伯兰的理论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党为自己的利益而争取权力。我们对别人的利益不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专在权力。”奥威尔早年是激进主义者，一旦回头是岸，对极权主义的了解就极为深刻，在奥威尔看来，20世纪以前的极权主义仅仅是限制人性，因此天才至多被目为疯子，阳恩安耶夫斯基们仍有写作的权力；而周世纪的极权主义则直接摧毁人性，像温斯顿这样的思想者从肉体到灵魂都被消灭了。奥威尔的忧虑是深远的：“如果极权主义成为我们普遍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象自由、博爱、正义、对文学的喜好、对平等的对话、文理清晰的写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对大自然的爱、对独特的个人化行径的赏悦，以及爱国心都将归于消灭。”


    奥威尔十分关注语言体系毒化的问题。《一九八四》中的海洋国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过去的火是没有客观生命的，它仅仅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里。内党控制了所有的记录，也就同时控制了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农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己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语”为革命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因此真理部研究科雇用大批学者日以继夜地编写（新语词典》，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在《一九八四）的末尾，有一个名为“新语规律”的附录，使小说更添一分逼真的感觉，亦使盲目乐观的读者开始反思自己所操作的语言系统。


    法西斯主义为何风靡全球？群众为何逃避自由的职责？现代人的性格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生产力的解放会不会带来人类精神的解放？半个多世纪以后，奥威尔视为“未来”的“一九八四”早已为我们逾越，但奥威尔思考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过时，重读（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两本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我们看到的是人类自身的脆弱。弗洛姆的（逃离自由》与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可以看作是奥威尔两部小说最好的注释。奥威尔自己说，若不是肺病的折磨，他的小说的结尾还不至于如此悲观。诗人余光中在《致奥威尔》一诗中曾写道：“垂死的肺病患者，三十三年前J自己的喘息都已不继／就咳尽你一腔的热血。”然而，思想的力举是无穷的，尽管思想者是如此愿弱。奥威尔在思考，奥威尔的每个读者也在思考。只要有人在思考，人类就不会在“一九八四”成为一座“动物庄园”。这也许是我唯一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