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黑色阅读(1)

    黑色阅读


    阅读是我们籍以反抗人世局促的最好武器。我们的人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常常被界定为一种凝固的状态。在阴暗狭窄的舞台上，我们不得不接受现时价值观念的多重约束——渴求荣宠，恐惧屈辱，成败京怀，得大惊心。这种时候，我们不得不借助阅读来缓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压力。如果我们把自己比偷成鱼缸里的小金色，那么阅读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片浩瀚无涯的大海。在绝大多数人的阅读视野里，所选择的都是灿烂的“亮色”——金庸笔下纵横四海。快意恩仇的英雄，琼瑶书中缠绵动人。至善至纯的爱侣，梁实秋雅舍里冲淡平和、大理通达的智者闲谈，汪曾棋山水间知足常乐。情趣盎然的生活姿态……这一个又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与现实中昏暗的生活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仿佛是屋顶天窗上透下来的一缕缕“亮色”，充满梦想与迷幻的魅力。但我却放弃了“亮色”阅读的欣悦，选择了“黑色阅读”的方式，冷峻地切入现实人生——人生既已如此昏暗，何不投身于对更深沉的黑暗的阅读，使自己面临的困境相形见拙，使自己承担的苦楚轻若鸿毛。然后将失望转化为希望，将忧愤转化为高亢，不就能够水到渠成了么？


    漫长的黑色阅读的旅途，就像穿越一段一段的隧道。第一段隧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是真正用心灵拥抱黑暗的天才。1849年12月22日，他被一队士兵带到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广场执行枪决。眼睛已被蒙上；眼前是漆黑一片。士兵的子弹已经上膛，就在手指即将触动扳机的一制那，一个军官骑着快马疾驰而来，宣读了沙皇的免死手渝。此时此刻，陀氏跌倒在地，面部抽搐，口吐白沫。在这一秒钟里，他正如千年之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在死神痛苦的一吻之后，又不得不为受苦难去爱生活。黎明如夜半，人世间处处是瘟疫、战争、死亡。饥谨，“我现在明白像我这类人需要打击，命运的打击，用套余套住自己，雷声响了，我承受了一切，我将通过受苦来洗净自己。”沙皇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恶毒的惩罚却使这位精神脆弱的天才变成黑暗里的漫游者和黑暗本身的掘墓人。《白夜》，人世间可有惨白的夜色，这“启”难道不是“黑”的？我在自己的斗室里，一次次地阅读《死屋手记》、《白痴》、什拉玛佐夫死剃，让陀氏这位精神上的父亲把苦难结晶成的冰山猛地推向我，砸得我头破血流。“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2我渴望流着眼泪去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是的，无论是谁，如果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自己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妍。即使在有生之年死去，却已经获得真正的拯救。


    第二段隧道是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暗夜里一边默默地舔伤口，一边跌跌撞撞地寻找自己的光明的故事。茨威格说过：“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投入纷争的人，而是那些长时间犹豫不决的人们。那些最难决定战斗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真正的战士。”日瓦格是最伟大也最卑劣的时代里的哈姆莱特，柔弱的人固执地把同时代人都认可的光明定义为黑暗。“夜色就像千百只望远镜／一齐对准了彻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晚去我这杯苦酒吧”只有他感受到了遥远的痛苦。“我珍视你既定的意图／甘愿担当这样一个角色／但现在演出的是另一场戏／求你豁免我这一回”。只有他发现了历史错位的真相，但历史不容他缺席。“然而戏的场次已经安排好／最后的结局已经决定了／我孤零零地、渐渐沉没在假仁假义里／人生一世实在不易。”最后一句实在是透骨悲凉：哪个时代真诚、善良、崇高不被无法忍受却不得不忍受的黑暗吞没呢？


    在自传性随笔《人与一排》中，帕氏谈到了马雅可夫斯基，那位一辈子歌唱阳光、白云、鲜花、欢笑，却用手枪击穿自己头部的诗人。为什么“光明的化身”却被黑暗吞没了呢？帕氏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迫经常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言不由衷，赞美自己厌恶的东西，称颂带来不幸的东西，日复一日，对健康不会没有影响……我们的灵魂像口中的牙齿一样，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向它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马雅可夫斯基一贯真诚地拥抱光明，最后发现怀中的却是一具丑陋的腐尸时，他便再也没有生活的勇气了，“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已经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7破坏，个人结束了。”读至此处，我毛骨悚然，凛然惊出一身冷汗。思前思后，扪心自问：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宣判？


    第三段隧道是鲁迅。鲁迅自己说：“我的思想太黑暗，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真不知要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妖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倘使连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鲁迅好像是不带一点干粮饮水进沙漠的旅人，早已抱定九死而不悔的决心；又好像是播种煮过的种子的园丁，原本就不怀有收获一颗一粒的希望。他杜绝一切精神幽该，只留下在黑暗中惊心动魄的呐喊。“于浩歌狂热之际寒，于天上见深渊”。《祝福》里连彼岸世界也是黑漆漆的，《药》里的人血馒头和坟头也是黑色的。而把白昼当作黑夜的狂人，恰恰是先生的自况。美国内科名医对他说过：“如果先生是西方人，30年前就该去见上帝了。”从染上不治的肺病的那天起，鲁迅这位深味非人；司黑暗的东方哲人就昂首与黑衣的死神眈眈相向；吓得横行无忌的死神30年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怎样一种大勇！


    我习惯在夏夜最燥热的时候读鲁迅。没有一丝风，室内像个蒸笼。翻开书后，黑色的方块字一行比一行凉，如冰一般凉入骨髓里；一行比一行苦，如黄连般，要治病就得慢慢咀嚼。渐渐觉得灵魂被淘空了一般，欲笑却又无可笑，欲哭亦觉无所可哭。合书熄灯后，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一夜怕又要失眠了。在迷迷糊糊的梦中，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黑暗中，点燃一支纸烟，烟上的火花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


    第四段隧道是张爱玲。我一直无法理解，那么年轻的张爱玲，怎么写得出如此黑暗、苍凉、冷漠的故事来。这位在风衰俗怨、离散丧乱的时代中成长的女子，对人性中非神性的一面保持着冰凉的眼神。她冷冷地注视着她的土大夫家庭由盛而衰，也注视着大上海在矛盾冲突中破碎的城市历史。“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在乱世的黑暗里，没有哪个人不是千疮百孔的：爱欲幻灭了，只留下张爱玲冷冽、幽黯的文字。我喜欢感受《倾城之恋》中那在黑暗里伸出手去想握住点什么的愿望，也有勇气体验《除锁记》中那用黑色的利刃缓缓刺入人的肌肤时的残酷。还是傅雷评论得好：“梦中老是震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生的地方。一切之上，还有一双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在时代与人性的双重错乱中，人生在世，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张爱玲文学的可贵，正在于她从一个艰难时世里女子的内心感受出发，看透了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触及了人性笼罩在阴影里的那一面。


    推而广之，“黑色阅读”可以扩展到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儿叨尼古希腊戏剧中所有人物面对命运发出的呼喊。然而，正因为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我们才会一代代地祈求光明。有一次，我在画册中翻看到一厂伦勃朗的杰作《基督治病人·画面笼罩在贫穷。愁苦、微光闪烁的阴暗气氛里。衣衫褴褛的乞丐，横在手推车上的瘫子，救济院里的寡妇……到处是七穿八洞的破烂衣服，风吹雨打，颜色褪尽。生满嫖病的或残废的四肢，苍白的脸不是作停不堪就是如白痴般茫然，一大堆丑恶和病弱伤残的景象简直是人间地狱的写照。而仁慈的基督却伸出手来替穷人治病，人的光辉一直照在潮湿的城匕。我的情绪深深地沉浸在这幅画里。这幅画传达给人类的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故打，更是明暗的斗争，是快要熄火的，散乱摇晃的光线被阴暗不断吞噬的悲剧。这就是绘画艺术所能达到的极点。在这幅画中，人类发现了自己爱与美的干渴，虽然今天的我们学会了用电脑统治世界，但这两种干渴依然无时无刻不困惑着日益傲慢的我们。


    “黑色阅读”也可以移植到音乐之中——用耳朵去阅读。只可惜塞满流行音乐的现代人的耳朵，已经无法阅读出那些“黑色音乐”的高妙。贝多芬被克莱德曼置换成轻柔恬美的抒情曲，这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歪曲。真正的贝多芬像夜晚的海啸，沉郁悲伦，汪洋恣肆。贝多芬让我们不得不习惯黑夜，因为白天的美丽仅仅是短促的回忆。潮涨潮落，多少年的愤怒和黑暗都融进了《命运》里。一曲终了，我在薄薄的晨喷中仿佛看见了海岸线上伤痕累累的石头的轮廓，这就是贝多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往往是在隆冬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心灵的深处拥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同样的道理，只有贝多芬这位最丑陋的聋子才能创造出最伟大的音乐。来到那金碧辉煌的朝廷之中，一切都如过眼烟云。而在那孤独的小屋里，一条真正的道路向我们敞开。


    人生之旅宛如坐火车过秦岭，隧道一个接一个，数也数不清。在咬着牙进行的黑色阅读中，我不停地与“黑色天才”们淬然相遇；荷尔德林和他的挽歌，米开朗基罗和他十字架上的圣·彼得，莫扎特和他的安魂曲，卡夫卡和他的城堡，萨特和他的墙，海明威和他海里的老人……是的，无论古希腊悲剧里俄狄甫斯无法抗拒的罪孽，还是犹太人《圣经》中约伯撕心裂肺的呼号，都象征着人类在命运转角处的黑暗。这种黑暗，作为人类的本体而永恒存在，它不是一条能通向光明与解放的坦途，而是与生俱来的重荷。回避黑暗，我们只能可惜地“生活在别处”。


    年轻气盛说文章


    中国不是少年的国度。连写文章，少年人都比不过老年。市面上流行的散文随笔集子，十有八九是老人写的，八九十岁的老人写的。相反，二三十岁的青年的作品却十分罕见。


    按理说，最好的文章是少年人作的。本世纪写散文写得最好的，梁遇着该算一个。梁遇春最好的散文都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写的，那时他只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但他的文章几乎比所有的老师及老师的老师都写得好。“通常情侣正同博士论文一样平淡无奇，为着要得博士而写的论文同为着结婚而发生的恋爱大概是一样没有道理罢。”什么是才气？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好文章？这就是才气，这就是智慧，这就是好文章。


    我翻了好些本老人写的文章，实在觉得不怎么样。中华民族有敬老的传统，这我知道，但我更爱真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老先生们的文章，我只喜欢金克木一个人的，喜欢里面的智慧和幽默，生机和顽皮，金先生该是老顽童一流的人物，故老来仍能作好文章。其他请老就不行了，年纪一大，才思衰退，偏偏不肯承认，打肿脸充胖子，写不出来依然“硬写”。我佩服他们不服老、不偷懒的精神，但他们的文字确实让我无法卒读。


    张中行先生有不少好文章，但大多数马马虎虎。当然，先生不是张狂之辈，他给自己的文章定位为“琐话”，也就是细碎的闲话。说闲话，当然是无话也得找些来说，有两三句话，便尽量拉长聊上两三个钟头。文章水份重了，但有水份方能显出“闲适”的氛围来。张先生的文章，佳处在于平等，缺憾也在于平等。他不倚老卖老、木板着面孔教训人，使人如坐春风，如沐秋阳，这种平等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比起得理不饶人，自以为是得道圣人的韩愈来，要亲切得多。但是，文章毕竟不能等同于讲故yi，“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是什么……”这样一来，读张先生的文章眼看电视、看球赛、听音乐。打扑克没有什么两样了，都是为了消磨时光。第一流的文章，还需要有智慧的光芒，宵“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活水”——张老的文章中，这两者多多少少有些缺乏。


    旧掌故，是中国文人的拿手好戏，以致明清两代笔记泛滥成灾，简直像决口的黄河一样滔滔不绝。张中行先生阅时多、读书多、识人亦多，一回忆自然是让逝去的人与书走马灯似地登场。《负暄琐话》倒还可读，到《续话》《二话》就给人以“挤牙膏”的感觉。张先生小说的开头，最爱写那把哑哑的老胡琴’，刚一听到，还颇有韵味，听久了，老是那个调子，便让人生厌了。麦克有一段中肯的批评：“张先生的情供有三样：大老五米一德，看瓜一枚，葫芦一只，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故事，拉拉杂杂，也就敷衍成一脱好文章。”


    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倒还有几分味道，季羡林先生的文章就更等而下之了。张文如酸梅汤，季又如内开水。我并没有侮辱手老的意思，白菜萝卜各有所爱，我有不喜欢李老文章的自由，也有提出我的看法的自由，想法、学界泰斗的季老本人看，也不会怪罪下来。作为翻译家、语言学家的丰老，我是打心底里佩服的，但说到散文，我则认为，李老算不得好的散文家。


    不少人称赞李老的文章“平淡”。什么是平淡‘Z周作人的文章、俞平伯的文章，那J‘叫平淡，能让你反复咀嚼、体味。平淡不是没有味道，周作人、俞平伯的文章有回味悠长的“涩味”。相比之下，季文只能针是文从字顺而已，一张薄纸，看得到背面，背面没有什么东西。佛家有所谓“黄龙三关”之说，曰：第一境界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境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境界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第三境界与第一境界看似一样，实则有天壤之别。如果说知堂散文真是第二境界；那么季老的文章确实是第一境界。做文章与做学问不一样，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勤勉，做文章最重要的是才气，季老学问做得好，但做文章的才气明显不够。


    其他如张岱年、钟敬文、南怀道等老先生，文章与张、季老相似，没能避免遗老气、方巾气、布头气。到底是老了，虽不至于江郎才尽，也难有昔日的意气风发，这是自然规律使然，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如鲁迅，50多岁时写的大部分文章就远远不如《灯下漫笔》、《热风》的时代；如海明威，到了“写不出来”的时候，烈性汉子居然举枪自找！所以，我并不是要苛责诸位老人。我想说的是后半句话：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梁遇春和梁启超的文章？


    30岁的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纵谈人之老少，气吞长鲸，好不痛快！我引申之，人有老少，文章亦有老少。少年之文章，如烈酒，使人有拔剑所地不可一世之慨，有引吭高歌怒发冲冠之气；老年之文章，如清茶，使人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之感，有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之致。少年之文章，使人忧，使人怒，使人热血沸腾；老年之文章，使人闲，使人静，使人冷眼旁观。少年之文章是流出来的，老年之文章是挤出来的。少年之文章可舒张万物，老年之文章则无可奈何。少年之文章如‘七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老年之文章如“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少年之文章写未来之久，在幻想中纵横驰骋；老年之文章写过去之十，在回忆里昏昏欲睡。


    今日，流行老人的文章，非但不足以证明人们心理的成熟，相反倒是表现出生机的丧失。年纪轻轻的人们，自己不写好文章，却抱着老人们的坏文章读得晕头转向，实在是一大“怪现状”。在美国，新秀辈出，即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级作家索尔·贝娄，也很快就被忘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须领三五年的风骚就行了，空间反通得很，总得让新人上台吧。


    这种局面的形成，究竟怪少年，还是怪老人？也许是少年不争气，写不出绝妙好文来，所以我们的须发皆白的老先生们不得不肩着闸门。因为少年中没有人愿意接力，老人也就没办法休息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到了这样的地步，赵国焉能不亡国？


    然而，少年们并没有获得茁壮成长的广阔天地。轻狂、外露、片面、幼稚……太多的标签贴到他们的身上，就像如来佛贴在五行山上的渴语，任你孙猴子有三头六臂，也得老老实实地呆着。老人们开专栏出集子，一条龙的生产线，不费半点力气。编辑、报社、出版社蜂拥而至，把门槛都踏破。随随便便写一篇关于小猫小狗的文章，也被恭恭敬敬地捧回去放在头版头条发表。而少年们一次次投稿，如石沉大海，苦无音讯，再好的文章也被扔进废纸篓里，初出茅庐者，不屑一顾！文坛对陌生的面孔是最无情的。三番五次，血也冷了，锋芒也磨平了，人也老了，作品也发表了。


    张岱年有一番刻薄的论述；“老年读书做文字，与少年不同。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通住，皆在行墨过处，一过辄了。老年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掐不着时，只是由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现成文字挂在天上，顷刻下来，刷入纸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恶心呕吐，以后扼入齿吵出之，出亦无多，总是渣滓。”由是，我说我的文章比张中行老。季羡林老写得好，并非我不知天高地厚，乃是历史规律使然。老先生们该为之而高兴，而不会对我眈眈相向。否则，这个社会岂不在退化之中？这也不是任何一位老先生愿意看到的情形吧？“无边落水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世界方有希望！


    姜不一定是老的辣，只不过人们没有尝过嫩姜罢了。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必是少年文章群星灿烂的时代，如初唐有神童王勃，一篇《础王阁赋》，哪个老人敢与争锋？“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纯是少年人的眼光，少年人的豪气！相反，一个没有生气的时代，必是老年文章汗牛充栋的时代，如清代有80岁的老诗翁乾隆，千首万首，全是豆腐丝（诗）萝l、丝（诗），哪一句能流传后世？


    李敖26岁时写下轰动一时的《老年人和棒子》，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他说：“上了年纪的人未尝不想进步，可怜的是，他们的胃口已经不能使他们消化那引起青春的果实了，他们只能‘反刍’肚子里头那点存货，以‘老马之智可用也’的自负，整天贩卖那些发了霉的古董。他们即使能够诲人不倦，可是他们却不想想被诲的后生早已‘受困’了，他们说后生可畏，其实真正可畏的不是后生而是老生那些轰炸式的常谈！”我才24岁，比李敖更年轻，却没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愧对我的青春！李敖又说：“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破船一样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意做执鞭之士的。”我想，像金克木这样人老心不老的前辈，我们举双手欢迎他到我们年轻人的圈子里来，至于像梁武帝萧衍、英皇伊丽莎白这样的老人，我若是昭明太子、查尔斯王子，一定要打起反旗来——谁让你们如此恋栈？人寿几何、青春几何！


    李大别说：“青春者，人生之王老。”然而，今日之青年，哪有一分王者气象，个个像沉默的羔羊。即使有一二架遇着辈，也淹没在群羊的“阵阵”声里。谁能驱动这群羊？谁能打破这铁幕？李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对那些老不成器不晓水的老爷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诩，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很真正崭新的樟子！”


    朋友们，放大胆子，敞开心灵，结晶智慧，拿起笔来写少年的文章，从我的这篇文章开始！


    晚年悲懂


    1996年12月13日，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曹禹逝世了。他的晚年是祥和平．净的，却又是激荡起伏的。他看见了许多个物，一些人的面孔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灵感就像胡地八月的狂风，时时来侵袭他空旷的心灵，但再也没有干树万树梨花开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痛功的。


    曹禹始终是个青年，始终是那个在清华园里琅琅读书的青年，是剧本中那些生命在燃烧的青年。然而，他不得不接受衰老、接受日发、接受腿脚的不灵便。精神的年轻与躯体的衰老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的女儿万方悦，“我们对爸爸也有一套，烦心的、不顺的k情不和他说，尽可能说些有趣的。带劲儿的十，我说找儿干踢球了，喜欢和女同学来往…然而我渐渐发现，计物本身并没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于青春，在于乐观，而我爸爸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之后，想：那又怎么样呢‘Z他无法满足。”


    他怎样才能满足呢？对于作家来说，只有创作才能令他满足。曹禹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安眠药能让他放松吗？吃了安眠药后，种种潜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多少次地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书，反复说要写，写真实的人。有一次深夜里他连声叫女儿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那时，他的身子软绵绵的，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但他的灵魂一定曾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找不干。”如实却是：晚年曹禹的创作出现了18年巨大的空白，令人困惑也令人惋惜的空白。晚年的思想，如同秋叶绚烂且静美。许多第一流的作家，往往将写作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出现创作上的飞跃和升华。曹禹本该如此，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不能提笔。“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呀！真的，我真想一死f火！”他是怎样忘情地想着“地狱天堂”般的舞台和驰骋于上的伟大演员阿，但他再也登不上舞台了。


    晚年，他与传记作者田本相谈起“王佐断臂”的故事，王佐为了让陆文龙从金兀术的阵营里反正，断臂以求信任。曹禹动情地说：“明白了，人也残废厂，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20世纪的中国不是艺术家的温床，即使是天才，也无法置身于中国的“灾难”之外，你能与现实获得距离感么？你能拥有“自己的园地”么？不能。企图“半瓣花上说人情”的周作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汉奸；而能够正视“淋漓的鲜血、惨淡的人生”的鲁迅，晚年也免不了偏狭和神经质。更何况本非强者的曹禹呢？曹禹是个过分善良、过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的软弱。正如钱理群先生在《位小舞台之间》一书中所剖析的：“他太爱护自己，更确切地说，他怜悯自己，也就无力战胜自己。”


    也许软弱是人的本性，不然为何帕斯卡尔把人比作会思想的芦苇呢？芦苇在狂风之后能挺立起来，人呢？受到摧残、受到压抑、被虚伪所包围、被日常经验所支配的人呢？万方这样写道：“他总对我说，小方子，人老了，真是没意思。他持续不断的悲哀感染着我，使我难过。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躯体的牢笼里，再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了，他的思想成了苍白、稀薄、不断飘散而去的雾，由于他抓不住什么东西，他懊丧极了，以至于他不再想去抓住什么了。”真正的晚年沉浸在挫败感之中，而不是满足感之中。像曹禹这样辉煌过的大师，也不能摆脱挫败感的纠缠。这种心理，并非“得陇望蜀”、“此山望见彼山高”所能概括，树下还有很深很深的根系。这种挫败、这种痛苦，已经内化为一种性格。融在血肉里，剔也剔除不去。那么稀薄的一点，却把人折腾得够呛。


    曹禹笔下有一系列软弱的人物：《雷雨》中的周萍，《原野》中的焦大星，《日出》中的方达生，《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家》中的觉新……时代的膻变、文化的压迫、心灵的焦灼、理想的苍白，使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中，多少有曹禹自己的影子。最后两年，他一点点地放弃痛苦，放弃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这种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是蚕无法破茧而出的瞬间所说的实在话。曹禹渴望当一名普通教师，但他能满足随遇而安的欣然么？他充当的是另一种教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太沉重了。他说：“钱钟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曹禹当年在清华与钱钟书一起并称一龙一虎，他对钱钟书的赞赏、羡慕是耐人寻味的。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禹更加软弱；就生存智慧而言，钱钟书“游世”的技巧比曹禹更加高明。是不是这些，让曹禹丧失了本来不多的自信？


    衰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有的人进入老年，迟钝了，麻木了。而曹禹则不同，他不停地提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尼尔，他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的差距，而衰老让这种差距无法弥补和缩短。托尔斯泰是他晚年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托尔斯泰走了”，是踉“苏格拉底死了”一样令人揪心的命题，它像冰山一样横亘在曹禹面前。一谈起托翁，曹禹便不能自己：“他三十几年的痛苦、他像农民一样活着，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大吃、能吃极了，82岁呀，吃一大碗生菜。他出走了，他30年前就想走，没走成。安娜说你一走我就自杀，他不想跨过她的死尸走路。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刚才还希望普通、平凡，现在却又期望伟大、崇高，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怜的老人被悬置在空中。


    托尔斯泰不是“想”成就能成的。“就曹禹，还想当托尔斯泰？”这绝非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他受得广上帝对现代约伯的严酷惩罚么？受不了，他自己知道。“我要成托尔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厂，我把你们的债还了就走……”这只能是个梦。我觉得，曹禹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北京人》，《北京人》里最生动的人物应该是曾文清。曾大清就像笼中的鸟一样，何尝不想飞？可是，翅膀太重，“飞不动了”。这四个字是悲剧的最高境界。艺术家都是有些先见之明的，“飞不动广’岂不是曹高对自己晚年的预感？结局被他不幸言中，他的生命在他的人物里，他的人物在他的生命里，只有艺术家才有这分敏感，只有艺术家才有这种智慧。在清华大学宁；净的图书馆里，他铺开稿纸，工工整整地写下《雷雨》两个字，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四川长江边的小江轮上，他点着油灯，一幕一幕地写《家》，江水拍打着船舶。多少年过去了，除了遗憾之外，还收获些什么呢？


    历史是无法责怪的，因为历史无法选择。性格也是无法责怪的，因为性格同样无法改变。究竟是曹禹欠我们些什么，还是我们久他更多？他的局限之于他的成功，就像硬币的两面。在这生存的体论中，我们不必纠缠于合理或不合理，更不要可笑地提出诸多假设。曹禹就是曹禹。他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是曹禹，他晚年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潮水般的悲情。杜鹃声声，他分不清足梦或是现实。“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该走了。”这是戏剧大师最后留给世界的话。


    而人生，终究不像戏剧一样，能由戏剧大师随意调度。那么，无论结局如何，接受它吧。


    玩物丧志


    中国除了人多，就是书多。于是，读书人也多。像孔子式的“韦编三绝”者亦多，像杜甫式的“读书破万卷”者亦多，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多如牛毛的勤奋的读书人而进步。


    我最反感的是两句古话，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二是“学而优则仕”。前者是原始时代变性的遗留，以为知识是具有神性的，因此掌握知识的人也就像祭司、巫婆一样具有神性，高于一般人。中国民间有“惜字纸”的习俗，看到地上有写着文字的纸，赶紧虔诚地抬起来，放到炉子里烧掉，千万不能让它被污染了。后者更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致命伤，秦桧、严嵩、阮大诚都是读书读得不错的人，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门倒是敲开了，可也敲出于古骂名来。可见，读书与当官是两码事。读书不见得能够“改造人性”。读书多的人，仍然可能是昏蛋和意猪。


    长辈指责后辈，特别是对那些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之徒，常常用“玩物丧志”四个字，我却认为，“玩物丧志”倒还情有可看，而“玩物丧志”则罪不可赦，直可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是“玩知丧志”，陶然自得，乐在其中的。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却还没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挥刀自宫——他们的知识全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他们以这样的知识，被朝廷纳入“博学鸿儒”科的罗网之中。


    我曾看到卖兰州拉面的大师傅的绝技——面团在他们的手中理中拍拉，比肩丁解牛还要游刃有余。面团在他们手中服服贴贴的，想变成什么形状就变成什么形状。我想，中国读书人玩弄知识的情状就跟大师傅揉面团差不多，揉来读去还是那一小块面团，却能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中国的知识谱系就像面团——从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坚硬的质地。这堆面团从古代揉到今天，从今天还要揉到未来。一开口便是孔子曰、朱子曰、马克思日、德里达日……唯有“我”缺席了。既然是“玩”，那么知识就像电子游戏中的图像，全在“我”的控制之下，而“我”是要处于屏幕之外的，倘若“我”加入进去了，那还叫什么游戏呢‘Z偏偏有那么一两个傻子，要到屏幕中去，要将生命与知识融为一体，这不破坏了游戏规则？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将被罚下场去——如陈寅格，只好哀叹“晚岁为诗久所头”了。


    中国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中国人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我在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时，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周作人是20世纪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和学者，他所读的书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绝不过分。《知堂回忆录》的最后，知堂不无自豪地总结自己一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希腊神话、日本排句、英国文学、民间歌谣、人类学、性心理学……一共犬牙交错的数十个领域。陈平原先生曾说，今天的学者能在一个领域内赶上周作人就相当不错了。然而，周作人智商之高、读书之博，并没有阻止他落水当汉奸。1938年8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说他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增飘然一枚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然而，周作人还是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


    胡适高估了周作人，他哪里是“智者”，不过是玩弄知识的游戏者罢了。他的变节不是偶然的，与他读书、求知、作文与做人的方式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周作人当教育督办，当得兢兢业业，在报纸上写《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宣称要对意志薄弱的学生进行“思想管制”。他喊了几十年“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当日军在沦陷区实行三光政策时，周作人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


    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液里。许多中国文人身上都有周作人气，知识仅仅是一种格调，一种情趣，一种摆设，一杯茶，一件书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他们不是通过知识洞察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面具。认为自己拥有知识，便拥有了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权力，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加梁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远离尘嚣的。”爱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书实。”中国读书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二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今天，学者文人们为贫困或受轻蔑而愤愤不平。我想，与其毫无意义地跟别人赌气，不如老老实实地想想：我在做些什么‘Z那些难以为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有几篇不是为了混稿费、混职称而拼凑出来的垃圾？许多教授已然蜕变得跟卡内提的杰作《迷惆》中的老学者差不多了：终日生活在由抽象的知识建构的世界里，喃喃自语。通晓几种语言文字，写下满书架的著作，却被女佣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女佣成了主人，他被赶到大街上。有一次，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在学界地位如泰山的教授问我：“回家坐火车没有过去那么挤吧？”我感谢他的关心，却对他真空包装式的生活感到悲哀：他真不知道中国春节时有几千万民工运动在铁路动脉上？他真的对外面的生活隔膜到了这样的程度？知识让他丧失了获得那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常识的信息的能力。


    爱默生是个背着十字架的学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光炬，他说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则p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挨饿、恐怖。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这是不是一记警钟呢？